到农村去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后不久，八月十三日又在上海发动侵略。八月十四日起，连续几天，轰炸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在我们中央大学的校园里和宿舍边落了不少重磅炸弹。我们这群满怀救国热忱，努力学习科学，迷信工业救国的大学生，再也无法学习下去了。在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号召下，我们八、九个大学生组织了一个农村服务团，决定到南京郊区去做农村工作。
工作团的第一次会是在男生宿舍的会客室里召开的。这时候正好发了空袭警报。从窗口望出去，眼见一群一群的敌机飞了过去，接着听到象打雷一样的一片轰隆声，远处升起了烟柱和火花。我看到在窗口边坐着一位女同学，个子不高，圆圆的脸，蓄着显然是才剪短了的头发。使我印象深刻的是她那大而明亮的眼睛，能够说话的眼睛。经过互相介绍，我知道她名叫刘蕙馨，是机械系的学生。哦，机械系那唯一的一个女学生，原来就是她！那时候女同学都不愿意读工学院，但是听说比我高一年级里有一位女同学，不听学校的规劝，坚持要读机械系。有一个星期天，我和同班两个同学正在机械制图教室里补画被指导老师打了大红×退回重画的机械图。在大教室的那一头，还有另外一位女同学也在那里绘图。她偶尔走过来，看了一眼我那打着大红×的废图，又溜了一眼我正在改画的图，抿嘴笑了。我知道她是高年级的，可能发现我又在什么地方画错了吧。我检查了一下，没有发现。我用困窘的眼神望着她，她就落落大方地在我的新图上指出我的错误了，并且拿起铅笔替我改了一下。我没有意思对她表示道谢，也没有问她的姓名。今天却在这里又碰见了，原来她也是进步学生呢。
这时日本飞机还在轰炸，我劝她退到墙后边来，以免窗外落下炸弹，弹片从窗口飞进来伤人。她却若无其事地坚持坐在窗口，还用愤怒的眼光回过头去望着飞过去的敌机。我知道她的胸中正在燃烧着仇恨的火焰。
在讨论我们农村服务团计划的时候，我问她：“密司刘，你的意见怎样呢？”
“我提议”，她用一口流利的南京话说了，“以后我们再不要那么叫密司脱张，密司李了，叫老张、小李不是很好吗？”
她的主张马上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以后大家就以老张、小李互相称呼了。显然这种称呼更富于革命色彩，而以密司脱和密司互相称呼无疑是带着殖民地的烙印的。
我们已经讨论了农村服务团的工作地点，决定到郊区的晓庄去。那里是教育家陶行知和他的信徒们长期办过学的地方，农民觉悟可能高一些，工作方便些。但是一讨论到我们将来的出路时，却议论纷纷了。这时候上海战事吃紧，日本军队肯定是要向南京前进的，日寇进犯南京时，我们该怎么办呢？有人主张向后方撤退，有人主张退往江北偏僻乡下去坚持工作，有人却主张哪里也不去，就地发动农民，展开游击战。当我再问刘蕙馨：“小刘，你的意见呢？”她却说出一个大家认为较好的意见来，她说：“日本人打来了，往哪里退？在这郊区就地坚持游击，显然办不到。不如发动农民，等日寇打过来了，我们撤到大茅山区里打游击去。”
这事就这么定了。
第一课
我们在晓庄小学校里安顿下来了，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吃饭问题。我们为了表现自己是真正革命的知识分子，当然不能设想下乡去作农民工作却请农民来替我们做饭、洗衣服、跑腿，因此决定分班轮流做饭。第一班就轮到了我和小刘。小刘在厨房烧火，我去打水。
我提一个水桶到水井边去，那里已经有一个农民在打水，我在旁边等着。我看他把放在井边的吊桶放进井里去，捏住绳头一抖，就打了一满桶水。然后提出井口，倒进水桶，一下又打好另外一桶。我也学他那样，把吊桶放进井里去，也捏住绳头一抖。可怪，那吊桶浮在水面上摇摇摆摆，就是不倒进水里去。打不起水来，我真是不相信自己连这点本事都没有。又耐心地把吊桶扯过来拉过去，搞了好久，还是打不起水来。我不得不为自己的无能而惭愧。我不打水了，回去找小刘研究。她是学机械工程的，大概比我有能耐些吧。
我回到学校厨房门口，一股浓烟从门口冒出来，十分呛人。我冒着烟进去，看到小刘正伏身在灶门口吹火。听她自言自语地在说：“这鬼湿柴！”哦，原来她也面临了困难。灶里只管冒烟，却着不起火来，吹也吹不着。
她听到我的声音，把头抬起来，我一看，怎么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她的脸上流着汗水，被烟灰涂成花脸了。但还一本正经地坚持在灶门口吹火，一副不把火吹着誓不罢休的样子。
我问：“怎么啦？”
“这鬼湿柴，老吹不着火。”她说。
“让我来试试。”我说罢，跪在灶门口，对半明半灭的柴禾努力吹气，居然吹燃起来了。这当然不是因为我是学化学工程的，比她更懂得燃烧，而是我的气力比她大一些，一鼓作气，吹着了火。
她问我：“你打的水呢？”
我说：“没有打回来。”
“笨蛋”，她率直地批评，“走，去看看。”
我们加了柴火，把火架好，她把脸上的灰擦了，和我一起走到井边去。我又把吊桶的绳头捏在手里摆了几下，还是不行。
她以为学过机械工程，总比我高明一些，把绳头接过去，也照样摆来摆去。她的机械知识看来也帮不了她的忙，和我一样，吊桶就是不听她的指挥。搞了一阵，一桶水也没有打起来。我们对于不听话的吊桶简直感到愤怒了。
这时有一个农妇来打水，她微笑着看我们的表演，她说：“让我来。”她接过绳头，轻轻地猛然一抖，那吊桶就服服贴贴地倾倒在水里，一桶水马上打起来了。对于她这神奇地一抖，我们两个简直惊叹了起来。
小刘马上向这位农村妇女请教，起初还是拉不翻吊桶。在这位妇女的指导下，反复试验，我们终于也打起一桶水来。
我提起水桶回厨房，在路上高兴地说：“我们到社会大学来，今天上了第一课。”
小刘却一点高兴的神色也没有，她望着天空，默默地叹气，轻声说：
“唉，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到底有什么用呢？”
生活的道路
晓庄的夏天，夜晚是很美的。当小学校周围的树木和池塘都沉睡在星空之下，池塘的蛙群和草丛里的夏虫在互相唱和着。晚风吹来，赶走了白天的热浪，我们这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到简直是在过着一种牧歌式的生活。
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坐在小操场的树林边乘凉。一天，我指着从天空划过去的流星，引用《诗经》的一句诗对小刘说。“那就是‘七月流火’。”
小刘是我们这个小集体里最活跃的分子，老是那么笑容满面，无忧无虑，不知疲倦地跑来跑去。才来几天，大家都说她象一团火，流到哪里，哪里就能听到她那尖细的嗓门，又说又笑。于是我们给她取一个诨名叫“流火”。她非常喜欢这个诨名。从此，她就用这个名字来作她的笔名，经常在壁报上写文章。
她说：“七月流火，好极了，我就是那个‘流火’。象它一样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光明的事业，即使在黑暗的夜空泯灭了，我也甘心。”我们在凉爽的夜风中，无拘无束地闲谈着。从最严肃的人生哲理到文学艺术的欣赏，从各人过去的生活道路到将来的生活理想。又是“流火”流在前面，她给我们摆谈她过去的生活和思想。
小刘的老家在苏北淮安县，她从小在南京长大。从小学、中学直到读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系，真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生活平淡无奇。但凡是在二十世纪初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生活过来的人，谁不为自己国家遭受内忧外患，日见沉沦而悲叹？有一点血性的人谁不想奋发图强，拯救国家于危亡？小刘和当时许多学生知识分子一样，在内心里是不平静的。她说在小学的时候，曾经和小同学一起旅行到南京下关，眼见江面上停泊的外国军舰，挂着花旗的、膏药旗的在那里耀武扬威，炮口正直直对着祖国的首都，她心里感到悲哀、愤慨。她在中学的时候；曾经在南京中山大道上看到外国人坐在黄包车上，不断用皮鞋踢着车夫的背脊骨，催他快跑，以之取乐。她怀着极大的耻辱和愤恨，也十分苦恼，努力找寻着自己生活的道路和救国救民的道路。在这个时代又几乎总是碰到一些好心的老师，苦口婆心地教导学生，说中国之所以贫弱，受人欺凌，都是由于中国的工业落后，没有坚甲利兵。救国之道就是学日本的“民治维新”，振兴实业，就是学习工科。小刘在中学也正是受这些好心的老师的劝导，发奋学习数理化，立志投考工科大学。她果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系。那时候的女同学一般是不读工学院的，认为太辛苦了。当她入学时，好心的学校当局劝她改读理科，她坚持不干。就是要读工科，将来要成为一个机械工程师。去造机器，发展工业，造飞机枪炮，加强国防。她入学后也的确称得上是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她以能有大展雄图的一天而满怀希望，也为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国土日日沦丧而忧心如焚，但也许她来不及当工程师，就已经变成亡国奴了。
这时候，“一二九”学生运动象野火一样在全国燃烧起来，也烧到了国民党统治十分严密的南京。她不能理解为什么大学生在教育部的和平请愿却受到宪兵警察的无情镇压。而且无端被诬蔑说是受了北平南下的共产党的煽动而请愿的。共产党这几个字第一次跳进她的心中。她想：共产党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么得学生之心呢？为什么共产党的主张正是人民的主张呢？为什么这个南京的政府这么害怕共产党，害怕学生呢？一连串的问号闯进她的脑子，却得不到答案。她想，还是把这些决不想去沾惹的“政治”放开吧，把学习工科当作惟一的大事，她坚信只有工业才能救国。
可是在一次学校的返校节的晚会上，她的迷梦却被打得粉碎。在那个晚会上，大家要毕业出去就了业的老大哥谈谈他们以工业知识为国家报效的情况。老大哥们几乎无例外都表示失望。他们说他们抱着满腔热忱，想在祖国的振兴工业的豪迈事业中大显一下身手，结果都被兜头泼了凉水。有的说，他被分配到国民党政府的高级经济机关，大家都认为这是最幸运的了，可是，并没有机会去参与兴办工业的大计，只能在办公室里作点抄抄写写的工作。政府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委员会，比如资源委员会等等，其实不过是装点门面，或者出卖国家资源，向外国佬借些钱来打内战罢了。有的同学说，他是直接分配到工厂里去工作，起初十分兴奋，以为这一下可有发挥自己才干的机会了。但是，干了一阵，他们才知道，他们的工作其实不过是给资本家当监工，去帮助资本家残酷地剥削工人。这些号称国货工厂的老板，其实不过是外国资本家的买办，特别是日本资本的买办。他们工厂的任务就是把日本的成品或半成品买进来，加以改头换面，贴上“完全国货”的招牌，冒充国货去骗中国人的钱，他们提取一点佣金罢了。另外的毕业同学说得更惨，有的想约几个热心人来办个机械厂，做点国计民生需要的机器，谁知不是给半官半商的大资本吃掉了，就是在沉重的捐税重担下负债累累，想苟延残喘也不可得。至于政府以各种名目强迫征用，那是赤裸裸的没收。结果只好宣告破产，自己落入失业军的队伍里去。还有的毕业老大哥干脆就找不到工作，真是报国无门，一毕业就失业，惶惶然四处奔走，想求一饱也不可得。
小刘第一次听到这些骇人听闻的消息，她神经的弦几乎要绷断了。她想：男同学出去还不免去做高级办公室里的“摆设”，女的呢，肯定要去做受人凌辱的“高级花瓶”了。最多也不过是去给资本家当帮凶，或者去帮助帝国主义吮吸中国人的血汗。她完全失望了。“工业救国”竟然成了恶毒的嘲笑，一切好梦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她被无情地引进了一条死胡同里去，再也找不到出路了。“唉，祖国呀，我的母亲，你将往何处去？青年哟，你的出路在哪里？”
这个同乐晚会一点欢乐也没有，有的同学悄悄地哭了起来，有的不知从哪里弄来两瓶酒，在那里麻醉自己，有的在如痴如狂地哼着悲凉的调子。小刘也哭了。
从此以后，小刘一看桌上那些砖头样的外文教科书就头疼。对于她精心制作，挂在墙上，供自己欣赏的机械图，也毫无兴趣看它一眼了。她开始和一些进步同学往来，借来上海出版的那些讨论救国之道的杂志，讨论青年修养的小册子，发狂地读了起来。她想从这些书里去找寻答案，去寻找出路。她到底模糊地认识到，现在根本不是什么工业救国，国货救国，读书救国的时候，更不是那些混帐的什么读经救国、做水陆道场救国、以至踢毽子、打太极拳、放风筝救国的时候。不打倒一天一天深入国土的日本侵略军，求得民族的解放，根本谈不上发展祖国的工业。但是南京的这个政府却一边和日本帝国主义唱“敦睦邦交”、“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调子，另一方面，又在调兵遣将，大叫“要攘外，先安内”。把内战打得火热，不消灭共产党誓不罢休。这哪里有一点抗战救国的样子？
小刘不光是读进步书籍，和进步同学们讨论救国之道，讨论青年之路，而且也参加了抗日的集会和游行。受到了宪兵、警察、特务的皮鞭、棍棒、水龙头的反面教育。她觉醒了，毅然向她认为是路的地方大步走去，不管是荆棘丛生的地方，不管是刀山火海，她决心走下去！于是她参加了我们组织的农村服务团。
小刘自我介绍后，几个同学都不约而同地说：“我走过的生活道路和小刘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也正是这样，重新来寻找自己的前进道路。
我们从能读到的可怜的一点进步书籍中，知道一个知识分子要救国只有革命，而革命只有走进工农群众中才有可能。我们都是怀抱着真诚的救国和革命的愿望到晓庄来的。而且我们还从书本上知道了工人阶级是最坚定的革命阶级，因此我们更渴望走进工人阶级的行列中去。晓庄没有工厂，但是在小山后有一个采石场。那里有成百的采石工人，因此我们决定首先到采石场去做工作。
禁烟
我们首先准备宣传材料，决定办一张流动壁报。大家都热心地从报纸上和杂志上找了一些时事讲话之类的抗日宣传材料，分头加以改写。我因为喜欢写点文章，由我写综合时事报道。小刘也是一个热心人，负责编排和版面，她画出一张花花绿绿的漂亮版面来。那时候我抽烟不少，因为写文章，似乎就认为该学一个作家的派头，用香烟来激发灵感。而现在我负责写文章，理应抽得更多了。一屋子烟味，把小刘熏得不能忍受了。她一伸手就把我刁在嘴上的香烟拔掉了，丢在地上踏灭了，咕噜着：“臭规矩，我就不信你不抽烟，就写不出文章来！”
我真想发作，但是忍了。才来几天，大家对我们这位严厉的“管家婆”有点害怕了。她负责管理着全团的生活，准时起床、早操、唱歌、早学习、自不必说要照规定的办，午觉也是不准多睡的。我除开有几分怕她外，还搀合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我喜欢这样心直口快的人，喜欢她那种有几分苛刻的严格纪律，喜欢她那种认真得有些过分的性格。我甚至更喜欢她闯进我的私生活的圈子里来，把我“管”了起来，她对我说：
“我认为抽烟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将来要去打游击，过极其艰苦的生活，没有条件让你吞云吐雾了，我看还是戒了吧。”
我居然就赞成了。于是她就从我的抽屉里和口袋里把香烟和火柴搜了出来，当我的面在地上踏个粉碎。我当时也表示同意，可是还没有过两个钟头，我的烟瘾就发了。一时还忍耐住了，吃罢午饭没有抽烟，简直是受不了了。我又偷偷跑出去在村头小店里买了一包烟和一合火柴。在路上过了瘾，回来午睡时把烟藏在枕头下，小刘没有发觉。我便这样靠上厕所或单独出外的时候偷偷过瘾，自以为很得计的。
但是过两天，我吃罢午饭，想去厕所抽烟，在枕下一摸，香烟不见了。我正在翻，小刘来了，装住不明白地问：“该午睡了，磨蹭什么？”
我能说什么？只好睡下了，她又问：“你不是有饭后上厕所的习惯吗？今天为什么免了？”
我完全明白是她把我的香烟搜去了，怪不好意思的，只是望着她傻笑。
“你看，这是你正在找的东西吧。”她从背后伸出手来，正捏住那包香烟和火柴。说着把香烟丢在地上用脚踏得粉碎，很严厉地对我说：“连戒烟的决心都下不了，还革什么命！”
这一句话对我刺激很大，真的在她的监督下，我把多年的抽烟习惯也改掉了。她后来还对我说过一句安慰话：“等抗战胜利了，我一定买一包好烟来，让你抽个够！”
采石场
我们郑重其事地举着花花绿绿的壁报，出发到小山后的采石场去了。在小山谷里响有一片锤石子的丁当声，有几百个工人顶着毒太阳在那里埋着头锤石子。有精壮的青年，也有老头和小孩，还有面黄肌瘦的女人。看起来那是十分沉重的劳动。
我们把壁报张贴起来，并且开始了我们的抗日宣传。说实在的，我们都是作了充分准备的，讲稿都背得烂熟。我还考虑到日本飞机轰炸厉害，专门加了防空防毒知识。
可是我们讲了一阵，并没有受到工人的注意。他们只顾埋头锤石子，偶尔才抬起头来，象看希奇似的看我们一眼。我们的精彩讲演都淹没进丁当声的海洋中去了，连水泡也没见一个，真是太叫人伤心了。
我们拖着疲乏的身体回来了，一路上都沉默着。往常，晚饭后，在金色的夕阳中，从那小树林边通常要升起小刘那缎子一样明亮的歌声，今天也听不到了。我看到她独自一人，闷坐在小窗前。我不能约她去田野间散步了，无可奈何地陪着她。
这时走来了老周——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以秘密共产党员的身份派到我们团里来工作的。老周对小刘开玩笑说：“怎么了，我们的‘流火’发了潮，点不着了？”
小刘说：“我真不理解，难道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吗？”
老周说：“他们是中国的工人阶级，他们正忍受着残酷的剥削，而资本家和把头却赚取高额利润，难道还不是工人阶级？他们倒是不知道你们到底是什么阶级。看你们这一身学生打扮，看你们讲演那个神情和腔调，他们倒有理由怀疑你们不过是从老板那里来的少爷、小姐，大概是吃饱了饭，没有地方消遣，到采石场寻开心来的吧。”
小刘听了十分吃惊地张着大眼望着老周，我感到有几分冤枉，辩解地说：“可是我们是去认真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的呀。”
老周说：“你们口口声声说救国，他们倒要问：救国，救什么人的国？救资本家和把头的那个国吗？他们会以为你们是老板派来的，在抗日救国的名义下，要他们拚命多锤石子哩。”
这一下把我们都弄得哑口无言了。
晚上，我们把今天失败的宣传进行了检讨：再不要在工人阶级面前摆出“救世主”的面孔了，下决心改换自己；再不要以“教员”自居，摆出去“施舍”知识的架子了。首先和工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痛苦。
我们脱下了学生装，穿上工装和一般服装，也不带花花绿绿的壁报，又到采石场去了。我们再不作那种文诌诌的讲演，而是分头到工人堆里去，和他们一样顶着毒太阳锤石子。起初虽然还得不到他们的信任，可是他们到底发现，这只是一群没有歹意的学生，也不是老板和把头派来玩什么花样的。我们开始了解他们的痛苦生活。他们在极恶劣的条件下，终年四季在这山沟里锤石子，却过着奴隶的日子。吃了上顿无下顿，许多人背着永世还不清的阎王债，连一点起码的人的待遇，人的尊严也没有。永无尽头的、屈辱的、饥饿的日子，老头死了，年轻人接上去。年轻人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在这里磨蚀了，孩子们又长起来，接替他们。许多不过十岁左右的孩子，已经是有三、四年工龄的锤石子工人了。每天太阳从东边升起，一直干到太阳从西边落下，月亮上来，才拖着精疲力竭的身子，回到那山边象灰色的菌丛一样的草棚里去。蜷在破板床上，把自己瘦弱的身子一任喝血的臭虫和蚊子饱餐一顿。第二天又回到采石场上，在丁当声中把自己的生命一点一滴消磨掉。到头来，压榨干了的一把骨头，被抛到那茅草棚外边的杂草丛生的、这儿那儿点缀着新土堆的坟场里去。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来到世界上，又无声无息地被抛出世界外去了。
这一天，我们在采石场上没有宣传任何抗日救国的大道理，而是在毒太阳下流了不少汗水，回来后，都说过了一个最有意思的日子。最兴奋的要算小刘，她在傍晚和我一块儿散步时对我说：“我才明白我们的知识是多么贫乏呀，还叫什么知识分子呢！”她又搬出她那知识分子的悲观论来了，又接着说：“工人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们对他们没有表示任何同情，没有对他们有任何帮助，却去向他们宣传努力生产，抗日救国，这不是在帮老板和把头压榨他们吗？这不是对我们这种知识分子最大的讽刺吗？”
我说：“我想起来了，古代有个皇帝看到穷人没稀粥吃，他倒问穷人：‘何不食糜？’穷人连稀饭都吃不起，还问他们为什么不吃肉末子，这皇帝真是太荒唐了。这里的打石子工人正在资本家和把头的重压下，喘不过气来，我们却去劝他们拚命地打石子，还拿出抗日救国的大帽子来，我们也真是荒唐得差不多了。”
“荒唐，荒唐，知识分子的荒唐！”小刘痛心地说。
我们以后隔几天到采石场去一回，对他们的痛苦生活有了进一步了解。我们发现他们之中害疟疾的很多，又发现他们的光腿由于没有防护的东西，被打飞起来的石子打伤了，又无钱医治。许多人的腿都溃烂了，流着血脓，苍蝇在啃，小蛆在爬，他们竟没有驱赶苍蝇的时间。我们把带来的药膏都拿去帮助他们，还特地去城里买一些奎宁丸回来，给他们治疟疾。小刘她们几位女同学，不怕脏不怕臭，常常去替伤腿的工人用开水洗净伤口，敷上油膏。
这一下工人们对我们另眼看待了，我们一去，就把我们围起来，或拉到茅草房里去休息，什么话都肯说了。他们还主动地问起日本人打过来的事情，并且问该怎么办。我们为他们办了一个夜课学校。虽然他们一天打石子，够累的了，并且要翻过一个小山梁子，他们还是愿意来上夜校。因为我们在夜校里讲的课不光是宣传抗日，还讲到他们受剥削的情况，工人求解放的道理。当我们把资本家和把头把他们打的石子运到城里卖高价，他们得到的只是应该得的一小半时，他们群情激昂了。说资本家和把头太狠毒了，要起来和他们斗争，不能再这样受欺压了。他们问：“可不可以要求资本家提高石子收方的价格；可不可以要求改善医药卫生条件，工作防护措施，发草帽，发护腿布和鞋子？”
我们说：“为什么不可以？”他们高兴极了。
于是我们鼓动他们组织起来，选出代表来。我们替他们写了苦况的申诉和要求的条件，去找资本家交涉。不答应就要不干了，准备把打好的石子自己运出去卖。资本家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了一些条件。斗争初步胜利，对工人是极大的鼓舞。到我们这里来玩的工人多起来。他们主动问我们日本人打来了怎么办。当我们说上山打游击时，许多青年工人都高兴得很，愿意和我们一块上山打游击去。
我们在晓庄做了两个月工作，到底动员了一些工人和附近的农民，愿意在日本人打过来后到大茅山打游击去，我们十分高兴。小刘自然是其中最高兴的一个，她已不只一次对我描绘将来打游击的战斗生活了。
但是她的这个理想并没有能够实现。
日本军队在上海突破后，以极快的速度向南京前进，国民党的军队几乎没有怎么抵抗就溃退了，南京的形势紧张了，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本来都决心上大茅山的，可是到我们团里来工作的惟一的共产党员老周，到梅园新村去请示回来传达说：以我们这么几个毫无军事知识和政治斗争经验的人，单独上大茅山去，是干不出什么来的。大茅山隔南京太近，也不是一个好打游击的地方，要我们赶快撤退到武汉去再说。
这简直象是兜头泼了一瓢冷水，但是冷静地讨论起来，又不能不承认梅园新村来的指示是正确的。只好收拾行装，准备离开南京，坐船到武汉去。我和小刘本来是上大茅山的积极分子，也不得不同意。因为老周已经和我们谈了话，要吸收我们入党，更应该服从党的安排。
最使我们难堪的是，怎么和那些打石子的青年工人去说呢？正在这时候，他们主动来找我们来了，说资本家和把头跑走了，买石子的人也没有了，打石子的活儿搞不下去了，他们大半是江北农村来的人，都要回江北农村去了。并且说，他们回农村去，将来也要在那里参加游击队打日本的。
我们听了非常高兴，总算有一个交代了。
南京快沦陷的前几天，我们终于坐上了轮船，在敌机的追击轰炸中，向武汉进发。
七里坪
到了武汉，何去何从，成为我们这群青年的难题。中央大学这时已搬到重庆沙坪坝，在武汉设有办事处，每个愿意到重庆的学生都可以去登记，由他们负责运送到重庆去。许多同学走了，办事处还来人动员我们走，我们团里有的人也走了，小刘很不以为然，对我说：“革命呀，打游击呀！说得多起劲，要丢那顶知识分子的学士帽子就不干了。”
小刘和我听说鄂豫皖边区要办一个党的训练班，将来是去敌后打游击的，我们马上找老周介绍到安仁里去找董必武老。到了那里，见到了董老。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一个革命元老，工作忙得不得了，却这么热情接待两个普通的青年。我们回来后老说不完，这和国民党那些当官的多么不一样呀。
我们拿着董老亲笔写的介绍信，步行几百里，到了黄安的七里坪。在一个破祠堂里见到了训练班的负责人方毅同志。他也是那么热情，和我们新来的学生随便拉话，并且要我们叫他“老方”。
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学校，没有教室，没有教材，甚至找不到谁是教员。但是一个月来的学习，却使我们学到了在大学里永远学习不到的东西。说实在的，这一群青年其实不过是被抗日的浪潮卷进来的。除开有一股子热情要打日本外，其他什么革命、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一点也不懂的。在这个训练班里有四门课程：一门是《党的建设》、一门是《游击战术》、一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门是《唯物辩证法》，门门是新鲜的，过去没有听说过的。更叫我们惊奇的是根本不象在大学或中学里那样，有教员在堂上讲，学生在下面听。只是让我们读一读从延安送过来的几本小册子，然后分组讨论。这些小册子中讲的道理现在看来是一般的常识，但是那个时候读起来却十分新鲜。当小册子轮到我和小刘读的时候，我们捧着那本油光纸里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油墨味的小本子，如获至宝。我们努力辨认那些模糊不清的油印字，象读天书一般感到神秘而庄严。
从《党的建设》中我们才知道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才知道共产党不光是要抗日，还要在全世界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当时还不是翻译成叫“按需分配”）。更叫我们奇怪的是党内还存在着什么斗争，而且很激烈的样子。
我们还知道批评和自我批评是非常重要的斗争武器，并且边学习边实践，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在学习小组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彼此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包括藏在自己心里没有说出来的想法，都可以说出来，然后大家来分析。虽说这群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说话容易犯片面性和绝对化的毛病，因而有时作出不够实事求是的分析，使被批评的人难以接受，争得面红耳赤，但终归还是作出了比较正确的结论。大家觉得心更相近了，比兄弟姐妹还亲些。这才体会到什么叫“同志”的关系。
最叫我们感觉有兴趣的是《游击战术》。因为大家都知道将来要去敌后打游击，这门课就显得十分重要，甚至是生死攸关的了。更重要的是***同志来给我们作辅导报告。他对我们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讲到太原之战、南京之战、敌人的迂回战术如何叫国民党吃了大亏，他要我们一点也不用惊惶。敌人沿交通线急进，只不过占领了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在他后方留下了大量空白。敌人前进，我们也向敌人后方前进，在那里去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游击战，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他讲这样一些大的抗日战略观念后，还具体地给我们讲了一些打游击的办法。如“十六个字”怎么打法，两个拳头不如一个拳头打人有力量，什么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歼灭战办法，什么打圈子，麻雀战等等。我们听到这些，真是感到新鲜极了，但是我们无法进行实践，只是每天一大早起来，上完早操，就去练习爬山。大家争着往大别山顶跑，看谁最早爬到山顶。我们穿过松林，越过丛莽，透过横山腰绕着的雾带，终于到达山顶。向东方望去，一片雾海中屹立着雄峰，镀满才升起的朝阳的金光，令人心旷神怡，不约而同地高唱起战歌来。小刘是女同志，个子不大，但是她从来不示弱，争着和我们爬山。她总是在女同志中领先。她站在山顶悬岩边的石头上，晨风吹拂着她的短发，她昂头前望，十分气概。至今我还留下深刻的记忆。
我们并不是天天蜷在这个破祠堂里，看书讨论。领导号召我们要走出去，到群众中去，学会做群众工作。我们曾经和那里的红军游击队联欢，又趁春节在七里坪搞抗日宣传，还到附近的贫苦农民家里去串门。
小刘在晓庄做群众工作的经验用上了。她在和士兵联欢，或者和去农家串门中，都比较活跃。她一到贫农家里，见妇女干活她就抓住帮忙干，很快就和那些妇女熟悉起来，挨肩擦背有说有笑。有的同志说她真象一团火，到了哪里就把哪里点燃起来，我说：“她的外号本来叫‘流火’呀。”
生活，你考验我吧
我们想到敌人后方去打游击的想法没有如愿以偿，分配到了陶铸同志主持的汤池训练班，受合作社训练。准备结业后派到农村去，通过办农村合作社去做农民工作。农民工作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工作，要革命，要打游击，不发动和组织农民是一事无成的。
我们到了汤池还不到半个月，陶铸同志通知我，省委调我到武汉去做工人工作。我不得不和小刘分手了。那时候我们的感情已经很好，真有几分难解难分。可是她鼓励我去武汉，并且为我有机会到工人阶级中去接受锻炼而高兴。
走的头一天晚上，我们在训练班附近一条小溪边的柳树下坐下，谈了很久很久。我们互相鼓励，其实是她说的最多。她说：“从现在起，我们开始了新的生命，我以一个新兵参加到革命行列里来，决心接受任何锻炼和考验。”我知道她已经走完了漫长的寻找生活道路的过程，从一个单纯的工业救国论者站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旗帜下来，下决心踏上新的征途了。
我有几分难过地说：“这么劳燕分飞，我们的事怎么办呢？”
她张着明亮的大眼睛对我说：“该克服小资产阶级那种难舍难分的情绪了。命运把我们拉到一起，命运又把我们分开，也许将来有一天，命运也会把我们从天南地北赶到一起来的。但是不管怎样，你可以相信我会忠于我们在南京晓庄月光下的誓言……”
我拿着陶铸同志写的介绍信到武汉去省委组织部找部长钱瑛同志，在那里办了入党手续后就分配到汉口职工区委去做工人工作。不多久，我收到小刘来信，要我祝贺她也入了党，并且被分配到鄂西山区农村去工作，不久就要出发了。
后来我不断收到她从山区的来信，知道她在那里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她正在接受严峻的考验。她说，生活习惯不同。吃玉米南瓜饭还可以下咽，没有蔬菜，很少吃到盐，辣椒成为惟一可口的下饭菜，叫她真受不了，拉了肚子。这还没有什么，她是江苏人，在语言方面的隔阂，又造成她接近群众的困难，这却叫她恼火。后来她写信来说，生活的困难，语言的隔阂，她都克服了。她不会学那些知识分子遇难而退，当逃兵，她相信能在贫苦农民中扎下根来。她说：“这才是一个知识分子接受锻炼和考验的时刻。在训练班的讨论会上说了多少豪言壮语，在红旗下举手宣誓时说得多么坚决，都是无济于事的，生活才是最严峻的鉴定人。”最后她以坚定的口吻说：“来吧，严峻的生活，考验我吧！”
后来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没有收到她的信，非常着急。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从鄂西来武汉的同志，他是做党的工作的，我问起小刘来，才知道他们在山区正经历着严重的斗争。小刘是好样的，他们是以办农村合作社的合法身份到农村去的，因为他们带得有办合作社的基金，起初颇受地方的当权派人物，地主和士绅的“欢迎”。当然，并不是欢迎他们这些满嘴“抗日”名词的青年，而是欢迎他们带来的办合作社的这笔基金。巴不得把这些基金马上拿到他们手里去，作为他们放高利贷的本钱，帮助他们向贫苦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小刘他们坚决给予抵制，下到农民中去，把贫苦农民组织到合作社里来。选举自己的理事会，管理基金，解决生产困难。这当然就冒犯了这些当权派。于是威胁利诱，派流氓威胁农民不准接近办合作社的人，甚至打黑枪，什么花样都使尽了。
小刘他们却不动摇，坚持到农民家里去，并把那些最觉悟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在这穷乡僻壤建立起党支部，穷苦农民就依靠这些支部，和地主豪绅们进行巧妙的斗争。这些事情说起来真是动人心弦的，但是老收不到小刘的信，却使我担心。我知道山区的那些土霸王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我终于收到她的来信，不是向我叙述她在山区的斗争生活，而是向我宣告：她已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被“欢送”出境了。但是她说：“我爱这些山区，我爱这些朴实的农民，甚至我更爱向我逼来的无穷的困难和危险！”
最叫我难受的是她在信末写道：“为了工作方便，我已化装改扮成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从地上钻到地下，从合法走向非法。因此我不能不断绝和你的通信联系了，我不便投信，我也没有地址收你的信。这当然只是暂时的，不过，也许有一天，我要把血流在这贫瘠土地上，你不要伤心。你没有权利伤心，只有权利战斗。”
从此以后，有半年多再也没有收到她的来信了，她的命运如何，象一块老大的石头悬在我的心上。
生离？死别？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们从武汉撤退到了襄樊。我在鄂北农村工作了几个月，一九三九年五月，敌人向襄樊进攻，我们又撤退到了谷城和老河口，我一直在动荡的生活中，小刘的消息更是渺茫。
有一天早上，我突然见到了钱瑛同志。我是她吸收入党又在武汉领导我工作的，她是鄂西党的总负责人。我见到她时高兴得不得了，我可以从她那里打听小刘的消息了，我才喊一声：“钱大姐”，正要开口问小刘怎么样了，她却先说了话：
“小刘来了，你没有见到吗？”
“呵？”我简直发呆了，这真是喜出望外呀。
我马上跑到城边一个村子里找到了小刘，还是那么满面笑容，还是那么亮的眼睛，我们见了面，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可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却象一声霹雳落到我的头上，她说：“我要回苏北去了。”
“什么？”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回苏北，回我的老家淮安，我在山里呆不住了，钱大姐把我带出来，到了这里。大姐要到竹沟中原局去，要我和她一路去，我从那里回到苏北老家打游击去。”她是那么冷静，好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一般。对我来说，她的冷静简直就是残酷！一股冷水从头淋到脚。
“那怎么行？”我惊叫起来。
组织决定，她的决心，终于使事情无可挽救，一见面便成了相别。
她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在田野的一棵树下话别，也许是由于一种革命的矫情，她始终表现那么冷静、淡漠。对我不表示依依惜别之情。几乎使我忍耐不住，想把她狠狠地拥抱起来，咬她一顿。但是我终于发现她是在用多么大的毅力克制自己，不叫感情爆发出来。她的额头上冒了汗，她充满着泪水的眼睛在月光下闪光。她内心的激情是掩饰不住的。
她终于倒在我的怀里，用战栗的语言说了：“我这次去了，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可能再见！过去我们相约的抗战不胜利决不结婚的那些话，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要说的是，这次回到苏北，要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厮杀，我是抱着把自己的鲜血洒在故乡土地上的决心的，也许……”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我打断她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看到胜利的。”
“但愿这样”，她微笑着说，忽然，她的面孔变得严峻起来，说：“假如我等不到胜利的到来，只希望你在胜利后，到我的坟头上来献一束鲜花，告诉我，我们胜利了……”
“你说什么呀？”我们拥抱着，月白、风清，远远升起朦胧的夜雾，这世界上好像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夜深了，她站起来和我告别，又是那么冷静、无情，象和一个普通的同志告别一样，握一下手就转身走了。我望着她以矫健的步伐坚定地走去，消失在月色下的小路上了……我感觉还有好多事情没有问她，还有好多话没有对她说……
“坐机关”
小刘和一批同志一起步行到河南竹沟去，由于竹沟事变发生了，她没有去得成苏北，又折回来了。立即被分配到鄂西另一个山区去主持一个地下党县委的工作。她回到鄂北，出发到鄂西去，路过谷城。我那时在老河口，也是做地下党的领导工作，她遵守党的纪律，没有来找我，也一直没有给我写信。我还以为她已经回到苏北，正在战场驰骋呢。
一九三九年七月，我奉调到鄂西特委去作地下党工作，在宜昌找到钱大姐，向她报到。一见面她劈头给我一句：“小刘和你一块去，她‘坐机关’，你们结婚吧。”
“什么？小刘？小刘在哪里？”真叫我发愣了。
“她在远安乡下，调她去了，来不及的话你先去恩施，她随后就来。”钱大姐说。
呵，这真是喜出望外呀！万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相见了，而且今后要在一起工作了，要不是在老上级钱大姐的面前，我多么想唱歌哟。
我到了恩施，把鄂西特委的工作接过来，东奔西跑，够忙的了，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在恩施城边一间普通老百姓的房间里，小刘终于出现在我面前，我的高兴劲是不用说的，但是她并不显得很高兴的样子，对我说：
“我在当阳，远安一带干得正带劲呢，谁知又调动了，而且是来帮你‘坐机关’！”
“‘坐机关’也是革命工作嘛！”我说。
“这还用你来教训我吗？”她笑着，然而严肃地说。
“命运把我们分开，你去天涯，我在海角，受尽人的世颠簸，命运今天又把我们拉到一块，享受一生难忘的欢乐……”我高兴地哼了起来。
“哟，想不到你还是一个假诗人呢！”她揶揄我。其实她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话，从她那兴奋得发红的脸上的圆酒窝越来越圆，我看得出来。
我们把破房子收拾起来，擦洗桌椅，糊好窗纸。我们只有一条冷似铁的被子和一条毯子，只好在床上铺上厚厚的稻草，没有枕头，用几本书盖上几件衣服，铺上一条毛巾，也就行了。我们出去买了一套成家立业的锅碗瓢盆回来，又在街头买了柴米油盐，还带回几斤罗卜和白菜。为了给我们自己贺喜，专门去买了一斤肉回来，和罗卜熬一锅汤，炒一盘肉丝白菜，就可以饱餐一顿了。晚上，桐油灯很暗，我特意去买了一对小蜡烛回来点上，新房便大放光明了。虽然只有我们两人，没有一个客人，我们还是热热闹闹的自得其乐地结了婚。
为这样别致的婚礼增添光彩的是我们俩费了几个夜晚，终于凑成了一首我们祝贺自己的诗：《我们结婚了》，至今我还能背出来：
我们结婚了，
在一个阴湿的破屋子里。
我们没有去请教阴阳先生，
却选了一个大吉大利的日子，
人民革命斗争蓬勃发展的日子。
我们没有去找算命先生，
却合了一副最好的“八字”，
“永远为祖国为人民”。
我们结婚了，
在一个阴湿的破屋子里。
我们找到了主婚人，
可不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
而是我们生死皈依的革命理论。
我们也找到了证婚人，
可不是名望亲戚或社会名人，
而是我们的共同遭遇和斗争。
我们也找到了介绍人，
可不是说得天花乱坠的媒婆，
而是我们的休戚相关的命运。
我们还请来了两位客人：
一位是小麻雀，
在房檐上为我们奏结婚进行曲，
一位是小蜘蛛，
在窗口上为我们编织漂亮的窗帘。
我们结婚了，
在一个阴湿的破屋子里。
我们不是在做买卖，
没有双方的收入和支出，
用不着“立此存照”的证书。
我们不必登报要求社会承认，
这个社会本身我们就不承认。
我们并不害怕法律来否定，
我们藐视这法律不值一文。
我们不会离婚，
除了谁做了战场上的逃兵。
我们不会分离，
直到我们该永远分离的时候。
为了适应“坐机关”的需要，小刘把自己改扮成为一个家庭妇女。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服，做针线活儿，还要和左邻右舍的家庭妇女交往，摆些无聊的家常，听些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话，说些米贵柴涨的家务事。只有到了晚上，她才关起门来，补偿白天浪费了的时间，拚命阅读革命书籍。把自己旺盛的精力转向秘密工作，她组织交通站，编制密语密码，收发秘密文件……
那个日子一定要来
她从一个非常活跃的群众工作积极分子转变为一个“坐机关”的家庭妇女，忍受别人叫她“太太”，是经过一个十分苦恼的过程的。依靠了她严厉的组织纪律性终于战胜了苦恼，安下心来完成“坐机关”的任务。但是就是在这种单纯琐碎的工作中，总不能停止她对于火热斗争的向往，她常常对我摆谈她在农村工作那段生活。
她说，转入作地下党的工作后，她扮成一个无知无识的农村妇女，在乡下奔走。每天在深山大岭里走动，风里来，雨里去，和贫苦农民同吃同住，一块劳动，真正是同呼吸，共命运。生活虽然困苦，工作虽然繁忙，精神却是愉快的，心情是舒畅的。工作上每一点进展。都标志着她自我改造的进步。她说，她是做了工作，却更多地受到了教育。她不忘记在那山林农家夜晚的小组会上，听到了农村中千奇百怪的压迫和剥削，听到了农民对于地主豪绅的刻骨仇恨，听到了农民对于将来的美好希望和种种巧妙斗争办法。听到了他们对于曾经在那一带过路的红二方面军的怀念和向往。她说她曾从农民的简单明了的语言中，体会到革命的深刻道理。许多农民对她说：“那个日子一定要来！”“那个日子”的涵义就是红二方面军路过，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农民当家做主，穷人扬眉吐气的日子。这是山区农民的雷打不垮，火烧不灭的信念。当然也是她坚强的斗争信条。她告诉我说，她永远不能忘记那些风雨之夕，在农家里给农民举行入党宣誓的光景。她看到在暗淡的桐油灯下那些朴实和毅勇的农民面孔，看到他们那高高举起紧握着的拳头，就不能不激动万分。当他们跟她念入党誓词，一同小声唱“……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的时候，她说她真是不禁泪流满面了，这是幸福的眼泪，这是她一生最高的享受……
但是说到后来，又回到她谈话的主题。她对我说：“坐机关’我服从组织，没意见。但是我还有用不完的精力和时间，不可以让我也出去‘跑工作’吗？看你忙得够呛，我不可分担一点劳累吗？”
我们研究了一下，决定她除开“坐机关”，担任特委对南方局的交通外，还担任特委的妇女部长。她跑起妇女工作来，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每天出去，晚上才回来，一回来又是学习。不是看重庆出的进步杂志和《新华日报》，就是编写密码工作通讯，总要搞到深夜才就寝。
她象获得解放一样，精神爽快得多了。有一回她从外面回来，情不自禁哼起“快乐的心随着歌声跳荡”的歌子来，还手舞足蹈的。我禁止她：“当心外人听到了！”她才醒悟过来，伸一伸舌头，不敢再唱了，可是她说：“我每天出去，看到山后高岩上那块红色石壁，象一面红旗。我看到几匹苍鹰从五峰山松林背后冲了出来，飞向天边。我还看到几匹野马，迎着朝阳，在那崎岖的山道上奔驰，我兴奋得不得了，很想唱起来。我要象一匹苍鹰，尽情地在天空翱翔，呼唤战斗，或者象一匹野马，尽情地在山道上驰骋，该多好呀。”
“吙，原来你也变成了浪漫主义诗人了。”我也挖苦她一句。
她在我的背上擂了一拳头，然而笑了。
得赶快做！
不愉快的事又来袭扰小刘，她怀孕了。这是她尽力想避免而没有避免得了的事，她感到苦恼。这时她还不得不履行作为我们和南方局之间的交通员的职责，怀着孩子，长途跋涉，到重庆南方局去汇报工作，并且带领南方局的钱瑛同志到恩施来检查工作。一路上她要负责钱大姐的安全，还要用种种秘密方法带回紧要的文件。劳累，担心把她折磨瘦了，但她还是那么愉快。因为出色的完成了任务，又经受住了异外的考验，她眉宇间带着骄傲与自豪。原来她去重庆时，知道她的家已经搬到了重庆海棠溪，她三次从海棠溪经过到黄角桠去，本想回家看望老母亲和弟妹，但是她怕落进家庭感情的牢笼里去，终于忍住了。我取笑说：“你这倒是三过其门而不入呀。”她笑一笑说：“这证明我的感情还是经得起考验的，我是在考验自己哩。”
我们人手不够，工作更忙。她怀着孩子，既要把繁重的家务劳动承担起来，又要把机关工作管理得有条不紊，保证机关的安全。还要出去领导党的秘密组织，真是够忙的了。表面看来，她一点也不感到疲倦，好像愈做愈有精神，其实是非常劳累的。有一次，她到七十里外的屯堡女中去接头，我以为一定要第二天才能回来，谁知当天深夜就回来了。一天跑一百四十里，中间还要找人接头谈话，我的天！她进门的时候还是那么虎虎有生气，笑容满面，但是明显看出她是累坏了。果然她因积劳成疾，躺下了。在病中我责怪她不自量力，怀了孕却去走长路，她在床上拉着我的手说：
“原谅我吧，我也知道不对，但是我总想多做一点事。我知道我们现在从事的是一种光荣而危险的事业，说不定什么时候会落入虎口，再也做不成了，得赶快做！”
我说：“你想到哪里去了！”
她紧紧抓住我的手，更严肃地说：“真的，似乎我有一种预感，但是并不是出于恐惧。我近来常常想到，假如我被捕了，该怎么办？那时候你一定很难过吧，但是你不用难过，我会按一个共产党员那样去行事的。”
我听她说些不吉利的话，很不舒服，我说：“算了吧，说这些干什么？”
她却更严肃了，说：“不，我觉得我们是应该想到这些事情的。也许我们终于会再也不能相见了，只希望你在胜利后，到我的墓前献一束花，告诉我，‘那个日子’果然到来了……”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说：“你又谈起去苏北前说的那些话，我想的只是活着斗争，没有想到死，你说这些，倒象一个浪漫诗人……”
她摇摇头，笑了一下，原谅我不理解她的心情。
我并不相信命运和预兆，但是小刘的这些话却果然成为谶语。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后不久，由于一个叛徒的出卖，小刘和特委书记何功伟同志一起被捕入狱。当时我下乡巡视工作去了。解放后，从提审特务的口供里知道，当特务破门而入时，小刘已经在屋里匆匆地烧毁了一切文件，她从容地抱起生下来还不满一个月的小女儿，和何功伟同志一起，走向监狱。走向新的战斗岗位，象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那样。
严峻的考验
小刘入狱时，生孩子还没有满月，身体还没有康复。孩子拖累很大，狱里的生活又艰苦。这还是小事，主要是她面临着严重的酷刑。敌人抓住了何功伟和小刘后，国民党要人陈诚和反共专家朱怀冰亲自策划。决定对付的办法是一软一硬，分别对待。他们以为何功伟这样的硬汉子，对他使用酷刑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和他斗智，用软功夫把他软化下来。至于小刘，他们却以为她是一个“女流之辈”，又是拖着奶娃的妈妈，只要硬压就可以把她压垮，就可以突破“缺口”。于是各种刑法落到小刘的身上来。
敌人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小刘虽然是一个女的，又刚生过孩子，弱点似乎很多，但是敌人没有估计到小刘首先是一个铁铮铮的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早已有了精神准备的共产党员。百般刑法没有从肉体上压垮，她在精神上变得更为坚强起来。敌人甚至采取最卑劣的“野外审讯”，用假枪毙来威胁她，想叫她精神崩溃。可是仍然没有能够动她分毫。一个人抱定了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的确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损她一根毫发的。
敌人在没有办法中，就在小刘是一个刚生孩子的母亲上做文章。这个孩子本来先天不足，生下来还不满月就捉到监狱里来了。小刘的身体不好，奶水不足，曾要求特务准许她买饼干和奶粉给小孩吃。这不仅都被特务拒绝了，而且提醒了他们，故意为难这个孩子。他们把小刘和孩子关进一个谷仓里，除开破仓板透进来一点微弱的光线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使一个初生的婴儿永远见不到阳光，企图这样来要挟小刘。小刘回答他们的是绝食斗争。为给小孩开一个小窗户而绝食斗争。在她绝食斗争中，卑鄙的敌人一反常态，故意用油煎蛋饭来代替平常给她的一碗盐水臭米饭。小刘连看也不看一眼。绝食斗争得到了同狱难友的支持，终于胜利了。解放后，当时住在小刘仓顶楼上的一个出狱难友告诉我说，他们在楼上从楼板缝望下去，当敌人不得不在仓板上开一个小窗子的时候，仓里突然大放光明。小刘抱着孩子走到窗口，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她了望着明净的天空，让孩子晒了一晒太阳，小刘是多么高兴呀。
敌人当然是不甘心失败的，常常威胁着要弄死小孩。小刘当然是十分疼爱我们的小女儿的。她在那样困难的环境中，还是无微不至的抚育着小女儿，把自己的鲜血凝成的一点淡奶水喂养着她，要她活下去。为了叫孩子不致在严冬冻坏，宁肯自己捱冻，把自己的破衣服用来给女儿改做冬衣。我在外边也曾经写了一封信给特务机关，并且附寄了一百元钱，说明是专给孩子用的，如不照办，将来要清算他们。后来证明，这也不过是我的愚蠢的幻想，敌人是巴不得搞死这个革命后代的。
但是小刘也并不溺爱自己的小女儿。住在楼顶上的同狱难友后来告诉我，他们知道小刘是很爱她的孩子的，但是有一天他们发现，小刘把小孩用布条绑在椅子上，一任小孩痛哭，她就是不理。他们问小刘：“这是干什么？”小刘回答说：“我要叫她锻炼，将来长大了还准备去坐牢。”
特别使同狱同志感动的是，当小刘受酷刑昏过去了，被特务拖回来，扔进谷仓的时候，住在楼顶上的难友从楼板缝望下去，看到小刘过了好久，终于苏醒过来了。她听到孩子在床上哭，猛然抬起头来，她想去抱孩子，可是她身受重伤，在地板上爬不起来。想从地板上挪到床边的力气也没有了。她伸开双手，一步一步挪过去，可是伸开的手又落下去了，再也挪不动了。过了一阵，小刘聚积了自己剩下的最后一点力量，在地板上使劲地爬呀爬，终于爬近床前，挣扎着坐起来了。她抱起小女儿，拉开她那带血的衣服，把干瘪的奶头塞进小女儿的嘴里去。女儿不哭了，小刘高兴了，但是当小女儿用力吸奶时，小刘却支持不住，昏过去了。可是她的手还紧紧地抱住女儿不放，让女儿能够吸住她的奶头。楼上的难友看到这种景象，都哭了起来。泪水从板缝滴了下去，小刘知道了，冷静地说：“这里不是哭的地方，也不是流眼泪的地方呵！”
敌人发现小刘是如此地爱她的小女儿，以为在她身上找到了一个大弱点，竟然想用打死小孩来威胁她。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对于一个母亲来说，的确是严峻的考验。小刘在这严重的考验关头，毫不犹豫地作了抉择。在作一个革命战士还是一个慈爱的母亲，两不相容的时候，她坚定地要作一个革命战士。她宁肯牺牲自己心疼的小女儿来保持革命的气节。当然可以想象，当敌人威胁着打死她女儿的时候，她毅然掉头不顾，那种母亲的痛苦也是可想而知的。敌人的这种诡计并没有得逞，他们不敢打死小孩。他们知道真的这么办了。只能使小刘更坚定，更无挂虑，更会向他们展开猛烈的斗争。
诀别
何功伟同志在狱里是被隔离起来的，可是他的政治影响，他的斗争事迹，特别是他那夜半的歌声，感动了许多难友，激励他们起来和敌人进行斗争。小刘于是义不容辞地成为狱中斗争的组织领导者。小刘明白，向她冲击来的头几场风暴，终于被抵挡过去了，在最厉害的或者说最后一次冲击——把她置于死地——还没有到来之前，她必须抓紧时间工作。
她组织了狱中支部，领导难友学习革命气节道德提纲；抵制敌人进行的“青年训练班”讲演；鼓舞难友们的斗志，稳定动摇分子。工作的确是很多的。还不只此，听说她还接收在狱外已经培养成熟的妇女入党。她明白她和何功伟同志是迟早会牺牲的，她希望有更多的人参加革命斗争，正如她过去所说的：“得赶快做！”
她明知道她是出不去的，她学过的工科知识是用不上了，但是还在百忙中带头学习化学和英文。要青年难友抓紧时间学习将来有用的知识，以便出狱后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祖国的光明前途。
她还在狱中考核自己的队伍，把党员在狱中的表现记了下来，托一个释放出狱的青年带了出去，要他交到南方局去。
我在外面一直没有得到小刘更多的消息，后来从出狱青年的口中才听到了一些。但是使我最难过的是，我从一位出狱女难友的信中得知，小刘在牺牲前是给我写过一封诀别信的，托她带出狱来，寄到我的老家去。但是这位女同志后来写信来向我做检讨，她说由于出狱时搜查得紧，她害怕，就烧掉了，她告诉了我信的大概内容。
哎，真是千古遗憾，我没有能读到她的诀别信！不过从告诉我的大概内容中，我几乎有把握把这封已经烧掉的诀别信复写出来。因为在她没有入狱前，我们曾戏言身后事，她就告诉过我。她说，如果她入狱了，将给我写一封诀别信出来，当时，当作游戏笔墨，她真的写了一封诀别信表示了她视死如归的决心。我现在还依稀记起大概有这样的段落：
……我的“最后的时刻”快要到来了，也许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流完最后一滴血，离开这个世界了。
……父母给我身体，党给我灵魂，工农给我斗争意志和力量，你给我爱情。然而我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扫除更多的敌人，就要离开你们而去了。
……我这一生并没有做出轰轰烈烈的事，只要做了这么一件事，把我的热血洒向我们的红旗，我就引为最大的光荣。
……遗憾的是，我没有来得及和你并肩看到“那个日子”的到来。“那个日子”该是多美呀。我相信“那个日子”终必到来，你不忘记雪莱的两句诗：“如果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那个日子”到来了，我希望你抱一束鲜花，走向我的墓地，告诉我，“那个日子”到来了！“你会听到墓木萧萧，墓草青青，那就是我的声音，我的颜色……你没有权利在我的墓前为我痛哭，是的，你没有这个权利。你该站起来，向我告别，去工作，去战斗，去天涯海角追捕敌人，把他们一个不留地送上断头台。”
……在这死亡的深谷里，我终于悟出一点道理来，请记住我的话：
“能恨才能爱，敢杀才敢生。能恨能爱，敢杀敢生，才能革命，才敢革命！”
我相信，在小刘给我的诀别信中，一定有这样一些段落。因为这样一些思想早已凝聚在她的脑子里了。最后那几句富于哲理的诗句，她还曾经写出来，贴在我们的卧室的墙上，作为我们互相勉励的话。
永生
敌人使用一切威胁利诱的手段，都没有得逞，用凶残的刑法也没有把小刘压垮，甚至用屠杀孩子的卑鄙手段，也丝毫没有能够动摇小刘坚强的革命意志。他们对这样一个普通的女共产党员毫无办法，不得不使出他们的最后一招——屠杀。特务在陈诚的特许下，把小刘和何功伟同志一起拉出去枪毙。
小刘早已料到这个日子的到来，她庆幸她能终其一生得到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她到底走完了一个共产党人伟大人格的铸造全过程。她在红旗面前没有什么值得惭愧的，她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使敌人丧胆。最重要的是她终于征服了死亡，得到了永生。
临刑的那天大清早晨，她亲昵地抱起她的小宝贝，给女儿喂了最后一口奶，然后坦然地抱着女儿，踏着庄严的步伐，走向刑场。她并不为自己的牺牲而难过，她担心的是她的女儿，还不满一岁的孩子将要落进怎样一种命运里去呢？在走向刑场的路上，她问特务：“你们打算把孩子怎么办？”
毫无人性的特务对她说：“哼，共产党，还要孩子吗？”说罢便凶恶地把孩子从她的怀里夺过去了，一个母亲在这样的场合有怎样的感受呢？也许要扑过去抓住孩子痛哭吧？不，小刘并没有这样，她知道这是最后的严峻考验关头。她爱孩子，巴不得这孩子能活下去，正是为了孩子们能活下去，活得很好，她才把自己献给革命事业的。但是在这样的关头，她无法考虑了，她不能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母亲的软弱，而要象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昂头向前。她转过身去，象一个共产党人那样，走向刑场去了。
小刘和何功伟同志坚实地站在可爱的祖国的大地上，望着东方灿烂的黎明，倒下去了。
小刘和何功伟同志死了，不，他们没有死，他们得到永生了。
三十八年过去了，我应出版社之约，来写纪念刘蕙馨烈士的文章，真是百感交集。我能告慰于蕙馨烈士的是，我并没有背弃我们的共同理想，我和无数其他的同志一起，继续举起她用鲜血染得更加鲜丽的红旗，奋勇前进。我们终于胜利了。“那个日子”真的到来了！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蕙馨烈士，解放后不久，就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找到了何功伟同志和蕙馨同志的遗骨，迁葬在恩施五峰山上，立碑植树，供千秋万世的后人的凭吊和景仰。蕙馨同志死而有知，可以瞑目了。
特别值得告慰于蕙馨同志的是：她临刑遗下的不满一岁，从此下落不明的女儿，在我寻找二十年之后，在党的关怀和公安部门的努力下，终于找到了。一九六〇年“五一”劳动节的前夕，我和我们的女儿在北京团了圆。她当时被特务夺过去丢掉了，为一对好心的工人夫妇捡去收养，长大成了人。后在北京工业学院学习，而且不期而然的继承了她妈妈的遗志，学的机械。现在她在人民解放军里做技术工作，准备力量，去狠狠打击敌人。
我找到我们的女儿以后，父女二人，携手漫步在天安门广场。我们走向天安门前，依傍在白玉栏杆上，看红旗在高高的旗杆上迎风飘扬，革命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在碑下成群的“红领巾”在载歌载舞，真是不禁涕泪横流。在泪眼模糊中，我分明看到蕙馨同志象那块巨大的碑石一样，挺立面前，正望着这一切欢乐的景象，望着她的女儿在微笑呢。
197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