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小房里，六条大汉严密地看守着一个身长不过一米五，体重不过九十斤，年近七十，气虚体弱的老大姐，在她的头上扣着“走资派”、“叛徒”的帽子，向她身上倾倒诬蔑的脏水，不准辩解，无处申诉。她积愤成疾，卧床不起。屈辱和忿懑一点一滴地啃蚀着她的生命，直到最后一息，就象一支红烛滴完了最后一颗红泪，被一阵黑风吹灭了，化为灰烬。没有亲人来哭她，没有朋友来向她告别，甚至她的遗体没有覆盖上党旗，就被送进火葬场去了。骨灰盒不准进八宝山，随意弃置，凄凉、冷落……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党内有名的刚直不阿、铁面无私的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同志几年前的遭遇！
一九七二年，我刚被“解放”，就到北京来寻找我这位引路人和老上级。可是四处打听，毫无下落。这样一位在中国的革命中曾经轰轰烈烈战斗过，曾经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爱人和孩子都奉献给革命的老大姐，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后来从间接又间接的消息中得知，我们的老大姐已于一九七三年含冤而死了。但是她的骨灰盒放在哪里，也不知道，我，还有她的许多朋友和老下级想为她一洒同情之泪的地方也找不到了。真是“南窗种得弥天恨，何处冤魂哭钱瑛？”
我想问：孰使为之，孰令致之？我问沉沉大地，没有回答，我问莽莽宇宙，没有回答。是谁，到底是谁，使我们这位在党内很有威望的老大姐含冤而死？不是没有人知道，是没有人敢说。一声霹雳从天落，十月东风扫地来，“***”垮台了，我才能喊出这是***、“四人帮”干的！现在我才得到机会来北京哭大姐，我才有机会用自己的秃笔来写点回忆大姐的文字。
女高音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一个女高音从破祠堂里的火堆边升起，飞入夜空，到处飘荡。
那是在一九三八年的一月，湖北省委在鄂豫皖边区七里坪的一个深山破祠堂里办的党训班快要结束了。我们这一群满怀抗日热情可是什么也不懂的青年，在近两个月的学习中，才懂得一点中国革命的根本道理，懂得一点党的知识，从远道来讲课的***同志那里，懂得一点抗战形势和战略战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在大厅里烧起熊熊篝火，几十个人随便围火坐着，训练班的负责人方毅同志带来一个身材矮小、大约三十岁年纪的大姐，向我们介绍说，她就是湖北省委的组织部长钱瑛同志，要我们都叫她钱大姐，并且说她曾去苏联学习过，又长期蹲过国民党的监狱，出来才不过几个月。
钱大姐对我们说些什么，早已不记得了。但是我却记得，她在我们的鼓掌欢迎下，给我们唱了一支《国际歌》。我们都知道这是革命者的歌。钱大姐虽然不是一个歌手，但是我们听起来，唱得真好。她昂着头，晶亮的眼睛望着前方，那么坚定而富于感情，就象眼见着在南京雨花台和上海龙华的那些烈士们拖着铁链走向刑场时唱的一样。我相信她正想着那些烈士们，或者象她在监狱里随时准备着这么唱一样。
因为听说她去过苏联，大家欢迎她用俄文唱《国际歌》，她唱了几句，然后我们大家都和着唱起《国际歌》来，是那样的慨慷激昂，那声音乘着火光，飞出祠堂，飘进夜空，飞到远方去了：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在以后的几天，钱瑛找许多学员谈话，这是她作为组织部长的份内事。她也和我谈过话，问我今后的去向，我和其他许多青年一样，都向往着去打游击，到敌人后方去，她笑一笑说：“各方面都需要人，由组织分配吧。”
引路人
一九三八年二月底我到汉口，见到了钱大姐。她分配我到汉口职工区委，要我到汽车司机工会去工作，给我的任务是很快在那里发展一个可靠的司机入党。她特别嘱咐我，没有党员司机给***副主席开车，不放心。我在汽车司机工会工作了一个月，到底发展了一个司机成为党员。钱大姐见我完成了任务，很高兴，便介绍那位司机同志到办事处去了。
汉口职工区委又叫我到颐中烟厂去做工人工作。我在工厂附近办了一个职工夜校，我从工人口里第一次听到外国资本家骇人听闻的压迫和剥削，与其说是我在对工人进行教育，还不如说工人在教育我。我有空的时候去看望钱大姐，她总是热情地问我的工作情况，并且告诫我，要脱下学生装，穿上工人服，放下学生架子，常到工人家里去访问，交朋友。我说我也想去访问，但是他们不喜欢我去，说他们的屋里黑洞洞的，头都抬不起来，钱大姐说：“这样，你更要去，越是受苦深的工人，越要去交朋友。”
我果然脱下学生装，买了一套工人服来穿上，想方设法到工人家里去访问，我才第一次看到工人家里的穷困景象，棚子又矮又黑，孩子多，病人多，的确是挣扎在死亡线上。贫民窟旁边，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富豪家修起许多豪华别墅，成为鲜明对比，这又给我上了一堂阶级教育课。钱大姐见我肯深入到工人中去，并且向她诉说工人的受苦而表示愤慨，她以我这个知识分子党员正在改造自己，摸索前进，而表示高兴。但是在这时却由于我的思想简单，捅了一个漏子。
由于物价上涨，工人叫苦连天，在我们办的夜课学校里学习的一批工人积极分子酝酿要涨工钱，不然就“搁生活”——罢工。他们去串连一下，就象在干柴上投上几颗火星，大家情绪激昂，但是外国资本家和中国的买办哪里肯干，以开除代表相威胁。工人们气忿已极，都叫喊“把生活给他搁下。”首先在印刷厂罢了工，这一下惊动了国民党市党部，说共产党答应不罢工的，为什么罢了工？党内也有同志责备我是尾巴主义。钱大姐把我找去了，我是准备去挨批评的，但是见了她，她仔细地询问了情况，一点责备我的意思都没有。还说这是工人的觉悟提高了，敢于和资本家斗争，肯定了我的工作成绩。但是也指出我没有经验，轻易让工人使用罢工这个斗争手段。她说：不能只看到少数先进分子的要求就同意罢工，烟厂大半是计件工资，一天不干，就没有工钱。又因女工很多，坚持起来比较困难，搞不好罢工可能失败，就会给工人工作带来困难。钱大姐这么一分析，我豁然开朗，知道我的简单幼稚，将给工作带来损失。我问钱大姐怎么办？她出点子说，可以答应市政府社会科的意见，先行复工。但是有条件，一是资方要出面谈判按照物价提高工资，改善工人生活的问题；二是罢工期间的工资要照发；三是不得开除代表。
我一下开了窍，说服工人先复工，再谈判，结果工人工资福利都有一点不大的改善。这样一来，我们办的夜校实际上成为工会的办事地方，夜校的积极分子实际上成为工人代表了，以后工人参加武汉的各种抗日活动也多起来了。
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做工人工作，出了漏子，钱大姐不是责备我，而是又批评又鼓励，又出点子，使我增强了信心。钱大姐那种可亲可敬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一下树立起来，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那么耐心教育，那么温暖。从此我把她看作给我引路的好大姐了。
服从党
一九三八年秋武汉沦陷前，领导叫我动员一些工人到平汉铁路南段打游击去。我想这下我一定可以一块去敌后打游击了。谁知钱大姐要我和一批同志撤退到鄂北襄樊去。到了襄樊不久，我被派到枣阳农村去作开辟工作。我工作不几个月，建立了县委。钱大姐有一天告诉我说：“你不是想到敌后打游击吗？这下行了，跟我上大洪山去吧。”原来她要去任鄂中区党委书记，枣阳县委划归鄂中了。我跟钱大姐上了大洪山，让我参加了鄂中特委，准备打游击。但是不到一个月，钱大姐又告诉我，她被调到湘鄂西区党委工作，决定调我到恩施鄂西特委去工作。说实在的，不让我去打游击，我有点不高兴，况且在国民党地区工作，又危险又憋气，更不想去。钱大姐马上看了出来，严肃地批评了我：“一个党员哪能凭个人兴趣办事？叫到哪里，就到哪里，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到最危险最困难的地方去工作，才是好同志。”
我在鄂西担任特委书记工作了大半年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九四〇年夏天，钱大姐那时已在南方局作组织工作，她不顾长途跋涉和危险，专门从重庆到恩施来检查工作。她和我们一起挤住在一个农民家里。她和我的爱人小刘睡在一个床上，臭虫很多，睡得不好。我的身份是一个失业教员，每天粗茶淡饭，她和我们一起过着清贫日子，我们觉得很是过意不去，她却安之若素。她说：“这总比过去坐牢舒服得多了。”她给我们讲过去坐牢，臭虫多得来不及捏死，舀碗水来淹，一捉就是半碗。又说吃的霉米饭，挑出的砂子装了一口袋。她借此向我们进行革命气节道德的教育，讲雨花台牺牲的烈士多么英勇，这些对于后来小刘被捕入狱，坚持斗争，英勇牺牲，无疑是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钱大姐在特委会上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的政策，并且宣布新来的何彬同志担任特委书记。临回重庆以前，她给我和小刘谈了一次话，她说了两件事：一件是我改作第二把手，绝不是因为我过去工作不好，而是为了重点转向农村工作，要我去南路开展活动，准备武装斗争。应该服从组织分配，不计较名誉地位。我感觉，钱大姐无论说什么，不管说得多么简单，总有一股异样的力量，使你不能不欣然同意她的主张，绝无思想包袱可背。第二件事是她对小刘说，准备调她担任南方局对湘鄂西一带组织的交通员。她说交通员是上下级的纽带，十分重要，也十分危险，要随时准备牺牲。小刘也欣然同意了，并且随即跟钱大姐去重庆，第一次担任交通，用很机密的办法带回来一些中央的指示文件。
回娘家
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了，反共高潮达到顶点，由于叛徒的出卖，何彬和小刘连同她刚生下的孩子一起被捕入狱，我和特委的小王同志把组织疏散后，到南方局去汇报。
那时重庆形势很紧张，随时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南方局当时设在红岩村，在敌特的严密包围和监视之中。钱大姐知道我到了，怕我人生地不熟，自己瞎闯上红岩村，被敌人拦住抓去。她派老蔡下山来找到我，详细告诉我怎样上山进红岩村。老蔡画了一张路线图给我看，叫我不要迷失了方向，落进敌人陷井里去。老蔡和我约了口号，叫我第二天天黑后上去。大姐告诉他说还不放心，还叫上过山的小何白天领我到红岩村对面的山上看一看路径。钱大姐对于同志的安全如此关心，如此仔细地安排，使我感动得要掉泪。
第二天天黑时候，我上山去。一路比较顺利，但是快到大门前，却把我搞糊涂了，走到竹篱笆的后面去了，我着急地从篱笆退转来，不当心把竹篱笆碰响了，马上听到楼上有警铃响起来，接着听到许多人在楼上跑。我退回来到底找到了大门，顺石梯子走上去，看到楼上的灯光，我真是想哭，到底到了家了。
我进传达室刚坐下，有两位警卫同志来问我，我说了口号，他们马上说：“钱大姐在等你呢！”他们叫我从一个秘密小门进去。才上二楼，就看到钱大姐迎面走来。她和我一握手就责备我：“怎么搞的？先教了你，还是摸错了，我们以为发生大事了。”的确是这样，我看到走道里有几个警卫同志手里已经拿着手枪戒备了。
我只是负疚地笑了一下，钱大姐再没有说什么，引我进了她的房间，让我坐下来，默默地给我倒一杯水，却不发话。真是难堪的沉默呀！我象回到娘家，坐在亲娘的面前一样，有多少话想说呀，但是我又从何说起呢？当然我首先应该报告的是我们那里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报告何彬同志和我的爱人小刘，还有不满一月的女儿落进敌人的虎口里去了。但是我才张开嘴叫一声：“大姐！”她就用手势阻止我说下去，她用悲痛的眼神望着我，轻轻地说：“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
我没有说下去，可是看到她那种伤悼又很柔和的眼神，我却止不住热泪盈眶。这不是因为想起自己的战友和爱人的被捕，而是看到她那象亲娘一般的眼神，我简直想扑到她胸前放声哭一场。但是我强忍住了，赶忙用手巾擦去我的眼泪。我没有权利在她面前流泪。因为我知道她的爱人在十年以前被捕后，在南京雨花台牺牲了，我为什么用自己懦弱的眼泪去刺激她呢？她似乎理解了我，只沉静地说：“你今晚上早点去休息吧，明天我们再谈。”
第二天，钱大姐先给我看一些文件，再和我谈。她是那么严肃而又认真地和我检查我们出事的原因和善后的处理。何彬同志这个她一直器重的同志被捕了，难道她不难过吗？但是在检查工作时，她还是毫不含糊地批评何彬同志，说他对当前的白色恐怖警惕性不高，犯了错误（后来何彬同志通过他的父亲辗转送诀别信到南方局，也检讨了自己的不慎）。当我说我们准备汇报后马上回去时，她又严肃地批评了我：“你以为牺牲得还不够吗？”于是她给我解释：“根据中央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的精神，不仅你们特委的人要转移，下面的骨干也要全部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埋伏起来，没有暴露的基层组织可以当作根子埋在那里，将来时机一来，自然会发芽展枝，开花结果的。”
“那么我们总要回去安排一下，才出来嘛。”我说。
她说：“我们另外派人去安排，不要你们回去。”
以后的几天中，她和我研究我的转移问题，我提出来：“我在湖北和四川都呆不住了，让我去延安学习吧！”
她当然理解，谁不想回延安去学习，但是她说：“国民党地区也需要人坚持工作，你是本地人，又熟悉地下工作，还是留下吧，不过你埋伏的地方要远一些才好。”
钱大姐这样说，我再也没说的了，难道我能在她面前表示怕危险吗？她又迟疑一会，才对我说：“老实告诉你吧，大何和小刘是出不来了，这个思想准备你有没有？”
我的确没有这么想过，我沉默着。她说：“所以大何的爱人小许和孩子在你家里，你要千方百计保证他们的安全。”
我肯定地点一下头。
几天的谈话和学习，使我心地开阔，对于暂时的黑暗有了足够的认识，对于晴朗的明天有了充分的信心。我决定下山去。
过去在白区工作的负责同志上山来，总要见一见***同志的。这回上山来，我知道刚在皖南事变后不久，***同志面对严重的斗争，日理万机，虽然我也想见他一面，但是不抱希望。钱大姐却说：“周副主席虽忙，你走前还是答应见你一下。”我高兴极了。
钱大姐和我详细研究下山的办法，准备找警卫同志带我从后山一条秘密小路走到红岩边，攀藤附葛而下，是可靠的。一切都准备好了，钱大姐才带我到***同志办公室里去。我和***同志握手见面后，***同志问了一下情况。我不想耽误他的宝贵时间，起身告辞。他问我怎么下山，钱大姐说已经安排好了，从后山下去。***同志却说：“现在紧张了，那样不太保险，还是坐我的车出去吧。”于是叫来警卫员，作了交代，护送我下山，坐他的小汽车走。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甚至连向他说了感谢话没有，也忘记了，甚至我怎么向钱大姐告别的也记不起来，就随着两位警卫同志下山，坐上小汽车，迅猛地向沙坪坝开去。在特务坐的吉普车还没有赶上来时，我们在沙磁公路拐弯多的地方，猛然停住车，我跳下车钻进路旁坟堆里去了。我们的汽车开到磁器口转一下又回去了，特务汽车白跟着跑了一趟。
我回到家里，遵照钱大姐的指示，把小许和小孩转移到更远的川西边远乡下。后来钱大姐为策万全，写信通知我，叫小许带小孩到重庆，转送回延安去。我呢，也按照钱大姐的意见，转移到遥远的昆明去了。
苦口良药
我和钱大姐分手后，很多年没见到。我在昆明搞了几年学生运动。一九四五年发生国民党特务枪杀学生的“一二一”惨案后，昆明学校大罢课一个月，僵持不下。云南工委派了两位同志去重庆，见到了钱大姐。她听取了汇报，对于昆明学生运动，给以肯定和鼓励。但是她严肃批评了我们的斗争口号提得不够策略，长期僵持，有可能坚持不下去，导致失败。叫我们迅速复课，退兵一战后，转入长期斗争。
后来我在香港见到钱大姐，她还严肃地问道：“你们斗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一时没回答出来，她继续问：“难道斗争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吗？难道斗争只是为了出口气，损一下国民党吗？”
一连串的问题，叫我摸不着头脑，她解释说：“我们斗争总是有目的的，那就是广大群众通过运动，不断提高觉悟，日益革命化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党团组织和进步团体，准备投入新的斗争。如果你们搞垮了，自己队伍散了，群众泄气了，敌人乘机高压，不要说不能扩大党的影响，扩大党的组织，连现有组织和士气也保不住，谁还愿意来参加组织呢？所以要随时注意有理、有利、有节和适可而止这些原则。仗要一个一个地打嘛。”
这些道理听起来似乎简单，却真是叫人开窍。但是钱大姐从来不满足于我们一般的分析，她却总要我们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来认识问题。我怎么也不能忘记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去香港，钱大姐给我整一个月风的那些日子。那次整得真疼，但是那收获却使我终生受益，使我后来少犯多少错误。
我们在川康一带一连搞了三次武装暴动都失败了，我们不得不把准备搞的第四次暴动停下来，进行总结。我们的看法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差，群众发动不够，同时我们缺乏武装和军事指挥人员，对敌人的凶残估计不足，特别是对那些“地头蛇”地主武装的潜在势力估计不足，还有时机选择得不对，外面统战工作配合得也不好等等。我决定到香港去向我们的上级汇报，那时领导我们的上级还是钱大姐，她已经从上海搬到香港。我到香港去把我们讨论的结果向她汇报了，分析得似乎有条有理的。
钱大姐还是那个老习惯，只是让你汇报，她一支接着一支地抽香烟，把眼睛眯起来，专心一意地听你讲，她不记笔记，也不插一句话，除非是有些情况她要你再详细补充，要形象和数字，以至一些我们认为毫不重要的细节，她抓住问个不完。汇报听完了，她也不马上分析或回答问题，叫你放开来休息两天，再来谈。
过了两天她来了，她首先一般地回顾了我们的工作，对于我们在十分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依靠群众，坚持斗争，取得的成绩充分肯定。接着她就分析我们三次武装暴动失败的原因，也同意了我们的看法。但是她却说：“一次失败了，你们再搞一次，这一次失败了，你们还要来一次。这是为什么？是一种什么思想阻碍你们认识问题？是一种什么思想使你们老撞南墙，死不回头？”我实在回答不出来，就这么搞了半个月，酝酿、回忆、分析，老想不通，最后她严肃地给我指出：“最根本的是你们对地下党的任务还不明确，对于搞武装暴动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清楚。我们地下党是为了配合老区的党而活动的，我们搞武装暴动的目的是为了配合解放区战场，牵制敌人的，不需要你们独立解放川康，自己打出一个江山来。因此，地下党的存在，对敌人就是一种威胁，可以说你们在白区的存在就是胜利。武装斗争只要能拖住敌人，就是配合了老区的斗争。因此不能把自己有限的一点力量拿去和敌人拚命。然而你们就这么搞，思想根源在那里？”
这一番地下是配合地上，武装斗争是牵制敌人的道理，的确使我大开脑筋。我承认过去认识不太清楚。钱大姐抓住不放，说：“不是不太清楚，是很不清楚。为什么认识很不清楚呢？”最后她毫不含糊地戳到我们的痛处，她说：“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把自己灵魂深处的自由王国打开来看看，你们无外乎是想自己打出一个江山来，拉起一支队伍来，以便解放后，论功行赏，排班坐交椅吧？”
这几句话太刺激人了，实在难以接受，我说：“我们哪里想争坐什么交椅？我自己早就下定决心去掉脑袋的嘛。”
“你就是真掉了脑袋，还是这个道理，我还要批评你，甚至处分你！不好好改造世界观，没有不撞南墙的。”她十分严厉地补充说：“同志，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我们没有权利去浪费党的财富，包括我们的生命！”
就这么搞了一个月。钱大姐和我争论，严厉的批判，苦口婆心的开导，举了好多过去的事例，说明主观良好的愿望却带来亡党掉头的失败，我终于折服了。我提高到改造世界观的高度去认识错误。最后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现在严厉地批评你，也许你难过，但是这么批评你，可以使你在解放后少犯多少错误。”
的确是这样，解放后过了几年，我在北京见到钱大姐，她知道我和老区的同志在一起工作得不错，满意地说：“你现在明白了吗？”
我笑着点头，还补充一句：“可是那时你把我整得好痛哟。”
她笑了一笑，又补充说：“有几个地区没有这么整，那里同志后来犯了一些错误了。革命可不能有入股分红的潜在思想呀。”她给我说的这些话，真是足够我一生受用的了。
在这一个月里，开起会来，她一点也不含糊，盯得好紧，有时我思想不通，批得我流泪，她还是一点也不让步，狠狠批，非叫你深刻认识不可。可是开完会下来，她就随便和我闲谈别的事，晚上叫我把情绪放松些，有时买些东西来打打牙祭，有时要我陪她打扑克。有一天，她问到我：“小刘牺牲这么多年了，你年轻，不再找对象吗？”
我告诉她：“已经有一个对象，叫小王，在成都搞学生运动。我正想请求批准我们结婚呢。”她很仔细地询问小王的情况，马上高兴地说：“好，我批准。”
第二天，她拿来一条呢毯交给我说：“我没有别的东西送你们，送这条旧毯子给你们吧。”她又拿出一个小金戒指来给我说：“你把这戒指带回去给小王，说是我给她的，作个纪念，遇到急难，也可以换成钱。”
钱大姐就是这样，在原则问题上，毫不让步，但是对于干部却是平易近人，在生活上关怀备至。使你感到非常温暖，亲切，不得不想：“真是一个好大姐。”
易水寒
在香港整风一个月，我要回去了。钱大姐给我准备传达的提纲，又和我约了在各种情况下使用的通信地址和联络口号，我发愁记不清楚，想用什么办法记下来，但是她不准，要我下功夫背下来。她领导那么多地方，要记那么多的人和事，要约那么多地址和口号，她却从来不用文字记录下来，单凭脑子记。她的记忆力应该说不会比我好，可是她记得一清二楚。她说：“就看你认真不认真。”有一篇中央发来的关于形势的长文章，我实在背不下来，她又教我用什么办法偷偷寄回去。
我要走了，钱大姐亲自送我，分手的时候她带我到一家菜馆去吃饭，叫一个什么海味，贵得出奇，她说：“我也从来没吃过，我们尝一回吧。”这海味我吃起来并不可口，但是那人情味道却是很长。我们都不会喝酒，她还要了两杯葡萄酒来。在吃的当中，钱大姐对我说：“四川是敌人的特务窝子，川东出了毛病，可能牵过来，老实说，你这次回去是冒着很大危险的，你自己想过这些吗？”我点一下头。她举杯为我送行，我忽然真的有一种“易水寒”的感情，对钱大姐说：“你放心吧，就是我回不来，我绝不会给党丢脸。大姐，那时你照顾一下小王吧。”
她点一下头，接着说：“我们决定调她来上学习班了。”
我们走出菜馆分了手，我走得老远了，回头看去，她还在那里望着我。
忽然，她又叫我，我走转去，她对我说：“你回去一定要告诉老卜，要他马上转移到农村去，马上！他要不转移，就是他不被捕，我也要狠狠批评他的。”
这件事她已经给我说过不止一次。川东的叛徒认识我们特委的老卜，敌人很可能正在阴谋策划从老卜这个线索打开破坏川康地下党的门路，老卜呆在成都，有很大危险。后来事实证明钱大姐的判断是多么准确，我回成都对老卜传达了，再三劝他，他还是不愿意马上下乡，结果他被捕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和损失。
一九四九年一月，川康特委遭到特务破坏，我在成都做了一个月的疏散工作，三月再到香港去汇报。钱大姐狠狠批了我一顿，除开说我不敢坚持原则，同不正确的领导同志斗争外，还责备我疏散下面的同志不彻底，特别不满意我们还在成都、重庆组织群众向敌人进行反击。
“难道你又忘了教训，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那里斗，斗！难道真的斗争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吗？”她又这么批评我。
她接着给我分析，全国解放已成定局，没有多少大仗可打了，再过几个月，解放大军要向西南进军，几乎可以说走过去就解放了，地下党的迫切任务就是保存现有力量，不受破坏，准备迎接解放。现在要办的是如何阻止敌人破坏，如何对敌人策反，如何收集资料，准备接管。现在再也不需要我们在敌我力量悬殊下，在敌人狗急跳墙的形势下，还去和敌人作拚命斗争。她反复说：“形势变了，任务也该跟着变，不知道你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到哪里去了。”
因此她认为我们已经作的疏散安排是不保险的，必须把主要骨干都撤出来，将来随大军回去。她马上派了一位交通员同志坐飞机去重庆，向留下的负责同志传达，再撤退一批暴露了的骨干到香港，从那里转到北平去。没有暴露的同志留下来，改变斗争方式，转到迎接解放工作上去。她特别嘱咐，组织马上停止发展，以免敌特和投机分子混入。事后证明，钱大姐这样的布置是十分妥当的，我们固守老一套作法，而且想泄一时之忿，去向敌人反攻，肯定会带来损失，那时候真不知道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搞到哪里去呢？
艰难的岗位
解放以后，我和钱大姐不在一起工作，只是我每次到北京，总要去看望她。她对我们这些老下级十分亲热，常常自己出钱去办几个菜来吃，一面吃一面询问当地的情况，她其实是在作调查研究。她更多的是问到过去地下党同志们的表现，她为进步快的同志们高兴，也为跌筋斗的同志们惋惜。我总不能忘记她叫我们要有过关的思想准备，她说民主革命这一关是走过来了，虽说有些同志是拖泥带水走过来的，现在又面临社会主义这一个大关，更不好过了。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自我改造的严重任务，不要畏首畏尾，也不要满不在乎，总之不要掉队，少跌交子。这些好像是随便的闲谈，却使我受益不浅。
我和钱大姐相识二十多年，她从来不肯和我们谈她年轻时代的斗争生活。《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因为创作，搜集素材，要我带他们去看望钱大姐，这样她才简略地谈一谈她的过去，我才知道她是在第一次大革命那些动荡的年代里经受过严峻的考验。南昌起义时她在九江，广州暴动时她在黄埔，后来党中央送她去苏联学习，在那里和王明一伙进行过斗争。回国后曾经在洪湖带赤卫队打过仗，后来在上海被捕，押往南京坐过牢，在狱里和帅大姐、夏大姐一起领导过多次绝食斗争，直到抗战开始，才被***从监狱里接出来。就是她谈的时候，也不大谈她自己，而多是以她的事作引子，谈黄励这样一些革命烈士，谈贺龙这样一些英雄，谈帅大姐这样的坚强战士。
她也不大谈解放后她做了一些什么工作。我知道她是站在一条非常重要的灭资兴无的战线上——党的监察战线上，这是一条斗争非常艰苦的战线。不仅要扑灭“苍蝇”，而且要打击“老虎”，甚至有时要面对某些蜕化变质的“大人物”，那些阴谋家、野心家，那些窃国大盗。她作为一个监察战线上的指挥员，要抱定不惜以身殉职的决心才能敢于斗争。我过去读过一点历史，我知道许多监察御史，谏议大夫的下场，但是也知道如包拯、海瑞这样一些“青天”人物的刚强，他们的斗争从来不是轻松的。过去任何历史时期当然不能与今天比，今天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有了党的正确领导，有了觉悟的人民的支持，但是要没有一批敢于坚持党性原则、敢于摸老虎屁股、刚直不阿，铁面无私的监察战士，也是搞不好的。搞不好就只能是奉命打苍蝇，违心纵老虎，粉饰太平，得过且过，甚至办出“窃勾者诛，窃国者侯”的颠倒事情来。我和钱大姐闲谈过多次，我知道她了然于她的崇高职责，也清楚斗争的困难，而她确是鞠躬尽瘁，不负于一个党的监察战士的称号的。她曾经处理过几件大的案子，扳倒过炙手可热的“封疆大吏”，改正了是非颠倒、敌我混淆的局面，为成千的沉冤莫辩的同志平反昭雪，从而维护了党的原则，为促进那些地区和部门的工作做出了贡献。当然这不是轻松的事。有一回，我笑着问她：“传说***称赞你铁面无私，是我们的‘包公’。还听说有两个省的群众说你是‘女青天’，有这样的事吗？”她没有回答，而且明显地不喜欢我在她面前说这样的话。但是过了一阵，她还是不无几分感慨地对我说：“过去我曾经抱定必死的决心去和敌人进行斗争，现在我还是这样，不过斗争比那时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了。”
这几句话就使我完全理解她的处境和她的心情了，她是有以身殉职的决心的，她预见到阴谋家、野心家对她是痛恨的。
向前看
文化大革命开始，***、“四人帮”一得势，她就遭殃了。有的气势汹汹地叫嚣：“哼，监察到老子的头上来了！”先是鼓动无知的青年对她“造反”，继而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她监禁起来。她因遭受残酷斗争，多吃了几片眠尔通来安神，竟然成为她“畏罪自杀”的依据。她在敌人法庭上承认是共产党员，坚持斗争，竟然成为她叛变的铁证。是非颠倒，以至于此！
她因为积愤成疾，不得不送医院救治。然而对这么一个本来手无缚鸡之力，而今又身染重病的老太婆，竟然如临大敌，把她放在医院顶楼上一间十平方米的病房里，连窗户也钉死。大灯泡的高灯日夜亮着，被六条大汉日夜轮流看守，门口站一个还不行，在她的病床旁还站一个，不许任何人去看她。连医院的党委书记也不行，不准任何人和她谈话。除开她对医院党委副书记，她的晚辈说“向前看”三个字外，她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以沉默表示最大的愤怒。这样的戒备森严，真好像她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似的。直到今天，医院的同志还说在他们那里这是空前未有的。这样的恶劣待遇，一直到她咽了最后一口气。连她死了还有人一再询问医院，她的尸体会不会遗失，似乎还怕她会爬起来跑了似的。这是“***”的虚弱，然而正是钱瑛同志的光荣。
“四人帮”粉碎以后，中央及时清理了钱大姐的冤案，为她昭雪平反，重新作了结论，并且把弃置在一般公墓的骨灰盒找了回来，放进八宝山，为她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送了花圈，由邓颖超同志主持追悼会，许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负责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她的生前友好和新的监察战线的战士们，都去为她同声一哭。我在四川，没有赶来。但是今年清明节我和几位友人特地到八宝山去看望钱大姐，在她的骨灰盒前献上一束鲜花。使我安然的是，一面鲜艳的党旗终于覆在她的骨灰盒上，钱大姐死而有知，可以瞑目了。
当时我真是感慨万端，默念着：有的人活着，其实是死了，有的人死了，却永远活着，活在人民的心中，活在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里。钱大姐是没有死的，我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