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手的时代，时代的鼓手
三十五年过去了，可是他的形象还是这么活鲜鲜地留在我脑子里，仿佛是昨天的事。
闻一多教授风尘仆仆地从老远的昆明乡下下马村步行进城，到西南联合大学给中国文学系的学生上《唐诗》来了。
他的个儿不很高，有几分清瘦的身子装在那宽大的褪了色的蓝布大褂里，潇洒自如。他的脸说不上红润，可也并不显得阴暗晦气，象当时在落难中的许多知识分子那样。他那过早脱去头发的脑门在阳光下闪亮，配上深邃而充满智慧的眼神，一望而知是一个很有修养的学者。他的胡子不茂密，可是长得很长，大概留的年代不短了。他的手里攥着一个特大的蓝布口袋，这个口袋似乎和他在这个世界上是同时存在的，那里面盛着他多年的心血和打开中国古代文化的钥匙。他从容不迫地向新校舍里东南角上一间破旧的泥坯草房走去。他抬头望着人，却并不和人打招呼，或者他还在梦幻中和屈原、庄子、杜甫这些古人一起神游吧。
他走进教室，在小讲桌前坐下来。他把老怀表摸出来放在桌上。时间还不到，他摸出他黑亮的烟斗来点上，吸起烟来。选《唐诗》这门课的本来只有十来八个学生，可是教室里早已坐无虚设，有的就坐在窗台上，有的站在后边，连窗外也站了一些人，旁听的比选课的多了几倍。我是选《唐诗》的，来迟了一步，也只好站在后边了。
他又看了一看他那老表，正在怀疑他这个老伙计的可靠性时，上课的钟声响了。他立刻从大书袋里摸出讲稿来，开始讲课。其实他并不照本宣科，往往是不看稿子，越讲越远，越讲越自在，用那充满激情的调子，诗意般的言语，给我们讲杜甫的“三吏”、“三别”，用生动的形象展示在你的眼前，把你带到古代的社会里去，让你去看看石壕吏怎么夜晚捉人，让你看看新婚的丈夫来不及和妻子告别就被拉上战场，……但是他并不是想把我们拉回古代，把我们带进故字纸堆里去，象当时中文系里许多教授干的那样，引诱你钻进去，用一字的考证获得学术上的稀有荣誉，叫你在蜗壳里自我满足。他却用历代人民的悲惨遭遇来引出对于今天现实的留心，他愤愤地说：“杜甫描写的是一千多年前的事情，你们仔细张开眼看看，这却是写的眼前抗战时期的事。比唐肃宗那时更卑鄙更无耻。”于是他讲一件国民党军队拉壮丁的事。他说着说着站起来叫：这样无法无天，还成什么国家？这是什么“国军”？这是土匪，比土匪还土匪！
我们坐在下面的，都知道他又回忆起他的不愉快的往事了。他曾经在校门外眼见国民党的军官，用绳索捆绑骨瘦如柴的“壮丁”，一路上眼见“壮丁”不断倒毙，或者索性被当场打死，还剥去衣服。闻一多为此当场抗议，几乎搞得那些人下不了台。
这是在讲唐诗吗？有的教授也许认为不是的。但在这教室里听讲的学生却认为是讲了最好的唐诗。听的人越来越多，窗户外都拥不下了，他说过：“我不能想象一个人在历史里看不出诗来，而还能懂诗。”
诗人哟，你的胸里埋藏着多少就要猛烈地燃烧起来的火种呀！……
然而他今天却真正给我们讲起历史的诗来。他说他在编一本《现代诗抄》。朱自清教授给他一本田间作的诗，就是田间在抗战初期和在解放区写的那些激昂的诗，有的人称之为“楼梯诗”。他说几年没有看新诗了。乍一看，吓了一跳。他想，这叫诗吗？再看，才恍然大悟。他说：“这不仅是诗，而且是擂鼓的声音。”
于是他擂起鼓来。他亲自朗诵一首田间的长诗《多一些粮食》：
我们
要赶快鼓励自己的心
到地里去！
要地里
长出麦子，
要地里
长出小米，
拿这东西
当做
持久战的武器。
（多一些！
多一些！）
多点粮食，
就多点胜利。
他朗诵得真好，那么激昂而有节拍，就象一声声的鼓点，就象为配合解放区军民在英勇前进的步伐而敲的鼓点。念到后来，他越更激昂了，象一头雄狮抖动着头发和胡子，大声地吼了起来：
“呵枪！呵刀！呵祖国！呵人民！……”
他极力称赞这样的诗，他说这样的诗是时代的鼓声，这样的诗人是时代的鼓手。他兴奋地用一连串的形容词来赞美这样的诗：“沉着的”，“庄严的”，“雄壮的”，“勇敢的”，“浑厚的”，“猛烈的”，“刚毅的”，“激动的”，“粗犷的”，“急躁的”，“横蛮的”，“倔强的”，“男性的”……
然后他慨乎言之：“我们的民族正走到我们历史的转捩点，我们要一鼓作气渡过这个危机，完成独立建国的大业。”他大声呼吁：“这是一个多么需要鼓手的时代呀！我们要有更多的这样的时代的鼓手！”
我们听他朗诵田间的诗，也跟着激动起来。在我们的面前，分明站着一个兴奋得面孔发红，每一根头发、胡子的末梢都在战抖的鼓手，在奋力地擂着战鼓，鼓舞着人们踏着他敲起的鼓点子前进。他的每一句朗诵的诗，他的每一句激昂的话，才真正都是沉着、庄严、雄壮、勇敢、浑厚、猛烈、刚毅、激动、粗犷、倔强、男性的。他才真正是一个鼓手，一个时代的鼓手！
他以后还给我们念过和讲过田间的和解放区的诗，他甚至设想在这样一种环境和气氛下来念：在一个现代化的剧院里，开始光线很暗，慢慢地明亮起来，越来越亮，最后发出了红光，这时剧院里的温度也由冷而热，以至使人出汗了……于是有鼓声响起来，由轻而重，而达到震人耳膜了……然后舞台上有人由远而近，人越变越大，最后在人们面前只出现一个大的人头了……然后这人开始朗诵，鼓声伴奏，强弱相间，咚咚，咚咚，咚咚咚！……
闻一多站在我们面前朗诵，不可能有人为他设置那样理想的场所，制造那样的气氛，然而经他这么一描绘，用鼓点似的声音，由远而近，由弱而强，由轻而重地念起来，马上把我们也带进那样诗意的境界里去了。
最后，他把我们从诗境里唤了回来，回到理性的课堂上，他侃侃而谈，给我们分析诗的发展历史。他说，《诗经》中的许多诗和《楚辞》，本来都是“人民的歌声”，可是后来宫廷强奸了诗，成为靡靡之音，就堕落了。他说，新诗起初也有些质朴的，健康的，甚至是鼓手的声音，可是后来也堕落成为靡靡之音了，诗人们爱去追求“弦外之音”，要做到“绕梁三日”。他评论解放区的诗就大不相同了，称赞这种诗朴质、真诚、干脆、简短、坚实，象一声声的鼓点。他说：“是单调吗？是单调的，这里头没有什么‘弦外之音’，没有什么‘绕梁三日’的韵味，没有什么花头，没有什么技巧，只是一句句朴质真诚的话，简单坚实的句子，就是一声声的鼓点。单调，但是响亮而沉重，打入你的耳中，打在你的心上。你说这不是诗？因为你的耳朵太熟悉于‘弦外之音’，你的耳朵太软弱了。”
他评论那些刻意求工，讲究风雅的诗和画，他认为那是在粉饰太平，掩盖血腥。他大声说：“血腥与风雅是一而二，二而一罢了。”他庄严地宣告：“记住我的话，最后裁判的日子必然到来，到那时，你们的风雅就是你们的罪状！”
后来，他担任了西南联大进步同学组织的“新诗社”的导师，他宣称要“在联大，在昆明，对那些鸳鸯蝴蝶派，客观超然派，哲理派，新月派，呵，还有什么特务色情派，都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并且发誓要把新诗社办成全新的“新诗社”。但是到底怎么个“新”法，怎么才能办得“全新”，他还是在探索之中。
我们在下面坐着的学生中，有共产党员，还有进步分子。下来以后，我们议论。从这些激动人心，别开生面的讲课中，闻一多，这个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诗人，眼看从故字纸堆里爬了出来，想要反戈一击，造历史的反了。他想要随着时代的步伐，踏着群众的鼓点前进了，但是他还远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他还在独自摸索之中。
从庄子到屈原
闻一多这个号称“何妨一下楼主”，潜心于中国文史研究，治学谨严，卓有成就的学者，看起来现在也爬出了故字纸堆，想走下楼来，从那个用美国的金元为他构筑的象牙之塔里钻出来，走到现实生活里来了。这就说明，这个最高学府里的一大批不问政治的“生活逃遁者”们也开始觉醒了。特别是闻一多，他曾是一个“新月派”的诗人，把自己的热情强制冷却下来，或者更恰当地说，把自己的热情埋藏在内心的底层，走进中国浩如烟海的文史象牙塔里去，一见庄子，便为之“倾倒、醉心、发狂”。因为他曾经在庄子身上发现了自己。他在苦闷的年代里，他从庄子的放荡形骸之外的性格和他那“独步千古”的文彩中去寻求“藉慰”。他说到庄子这个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士大夫——的悲哀，不正是说他自己这个在内忧外患、祸结连年中讨生活的诗人的悲哀吗？他曾经说过，在庄子的时代，士大夫这个阶层很惨，假如你不去作统治者的走狗，成为帮凶，而偏又有思想，有个性，有灵魂的话，只好装傻，叫做“佯狂”。用装傻来排遣苦闷，用装傻来躲开政治，并在心理上，以藐视政治为清高。在精神上极度饥渴的士大夫，便只好为涸辄之鱼，“相濡以湿”。闻一多对于庄子的理解，不也正是对于自己，对于当时西南联大那一大群士大夫的理解吗？他认为庄子这些“士”尽管厌恶这个社会，却感到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于是为求心理上安慰和精神上的平静，尽量减少世俗的牵连，发展那种虚无和狂放的思想。这也不正有几分是闻一多的“夫子自道”吗？看起来这位把自己内心炽烈的火焰埋藏起来的诗人，在用故字纸堆砌起来的象牙塔里也并不是心境平静的。他想尽量把自己关在楼上，埋身于学术之中，而他的心却常常难免跑到楼下，他的热情常常难免燃烧起来。正如他后来批判庄子的那样：“这完全是自欺，是逃避！一个人能陶醉在幻想中固然很美，却也够惨了。人，总是在现实生活中，怎么逃避得了呢？”是的，他也不能逃避了，要走下楼来，置身于现实生活之中了，他胸中的火就要燃烧了。
闻一多把自己的诗人的热情一下寄托在古代诗人屈原的身上去了。他公开否认别人拖他下水，想借他的大名硬把屈原评定为“文学弄臣”的说法，他把“人民诗人”的桂冠戴在屈原的头上。他说：“屈原通过《离骚》，借名为正则字灵均的一个‘神仙中人’的口，说出自己的心事来。于是个人的身世，国家的命运，变成哀怨和愤怒，火浆似地喷向听众，炙灼着，燃烧着千百人的心。”他又说：“屈原这个‘奴隶’不但重新站起来做了‘人’，而且做了‘人’的导师。”是的，闻一多所要求于自己的，正是想做自己时代的儿子，作一个觉醒的奴隶，想在自己的身上发掘出“人”来，而且要求做“人”的“导师”。渴望自己也象屈原一样作为“自己时代的儿子”。
但是到底怎样做“时代的儿子”，奴隶怎样求解放，到底要发掘一个什么样的“人”来，闻一多正在向往着，摸索着。他一时还没有找到答案。他由崇拜庄子到鄙视庄子；由轻视屈原到崇敬屈原，模拟屈原；从楼上故字纸堆里走下楼来，把自己冷却了的诗人的心重新燃烧起来，怀着“道路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心情，要走到哪里去呢？
摆在闻一多面前有许多路可以走，比如作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比如走上第三条道路等等。但是我们希望于他的是走进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我们相信，当时只要他肯走下楼来，只要他回到“奴隶”的生活中来，面对血淋淋的现实和惨淡的人生，答案总是可以找得到的。——这便是当时的党组织和他的进步的学生们对这位老师的看法。但这不是一下就成的，需要党的引导和帮助。于是党组织告诉我说：“你作为他的一个学生，又在大学里作党的工作，应该多接近他。”
我就是这样开始和闻一多老师接触起来。
“小手工业者”的悲哀
上完了《唐诗》课，我陪闻老师回昆华中学他的家里去。我们在联大外宽大的马路上沿着白杨树走了过去。白杨树发出萧萧的悲鸣。在快到西站的地方，忽然又发现了一个青年的尸体，腰上穿着一件短得实在不能再短的草绿色短裤，仰卧着躺在沟边，骨瘦如柴，两个眼睛暴突着，两支枯藤般的手向天空高举着，好像是在对天抗议。一个“壮丁”又倒毙了，或者被打死了，最后的一件上衣也被剥去，掀在路边沟里。可以说这是这一带的“城市风景线”，已经引不起更多的人的注意了。
但是闻先生走过那里，情不自禁地站住了，看了一下。他的眼里到底是怜悯，还是愤恨？也许什么也不是，只是木然地望了一下，就走了过去。难道说他是这么地无情吗？不，我们在《唐诗》课听他讲杜甫的“三吏”、“三别”，他愤慨地控诉如今政府拉壮丁，比一千多年前唐肃宗时还不知残酷多少倍。他那冒火的眼睛是令人难忘的。这样的情景太多了，他还能说什么呢？
我们走过去十几步，他对我说：“呵，那青年农民的双手，是可以叫大地变色的双手呀，他却死于沟壑了。中国农民就是这样遭罪的。”
我回答说：“不，不是中国的农民，只是蒋管区的农民，落入这样悲惨的命运里去。在北方的农民，在‘那一边’的农民却大不同了。”
他没有说话，注意地看了我一眼。
我边走边告诉他，他有几个侄儿侄女是我在湖北时的好朋友。他很有兴味地看我一眼说：“他们不是到那一边去了吗？”他也说起“那一边”这个代词来。
我点头说：“是的。”
他过一会说：“我读了那一边来的书，谈新文化的。”
我知道他正在读的是我们翻印的《新民主主义论》，我乘机问他：“你看怎样呢？”
他点头说：“很有道理。”
我们走进昆华中学，走过操场，走到操场角的那个小楼上去。他为了取得两间房子和每月一石米的报酬，接受他的学生给他匀出来的几个钟头的国文课，在昆华中学作一名兼职国文教员。他并不认为这样就把他的名教授的资格降低了。
我们走上小楼，一进屋子，他放下书包，便说：“我这是为石米折腰，不如陶渊明了。”我说：“这是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怎么说是‘折腰’呢？”
他习惯地坐到窗口小桌边，又操刀刻起他的图章来，一面刻一面和我闲谈着，他说：“我是一个‘小手工业者’，多少精力，多少时间，都从我这手指间溜掉了。但是我不想去向达官贵人们乞讨，我自食其力。但是我并不愉快……”他没有再说下去。我理解他的心情。
抗战几年，联大的教授们生活每况愈下，大多数人真如他们自己形容的“抱残守缺”（抱着残书，守着缺口的饭碗），在昆明不冷不热的天气里，讲些不痛不痒的学术，过着不死不活的日子，望着若明若暗的前程，不知道命运将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闻一多作为一个名大学的名教授，象其他一些并不比他更出名的教授一样，本来有许多过好日子的机会。有的教授出了一点名，比如傅斯年之流，就到国民党政府当官去了；有的去卖身投靠，从教授变成党棍子，比如陈雪屏之流，专门去研究如何对学生进行欺骗和感化，如何打击陷害进步学生那一套“学问”去了；有的在发起向***这个独夫民贼“献九鼎”；有的哲学家在得意地为***的“应帝王”写了皇皇的哲学巨著，歌功颂德；有的为时新的法西斯主义制造什么“力的哲学”、“权力政治”之类的理论；有的专门组织一个“战国策”派，甘心去当这个“战国”时代的“策士”；有的专搞特务色情文学，排演《野玫瑰》这样的剧本，为法西斯张目；有的外表上道貌岸然，骨子里却眼望重庆，一心以为国民党“参政员”的帽子将要飞来，写些小骂大帮忙的文章，凡此等等，都可以得到党国青睐，过上高等华人的生活。至于那些既学又商，参加去仰光“跑单帮”赚钱的商业投机集团，那更是过着人上人的生活了。
但是闻一多却不齿于这些人。他一家八口过着知识分子的清贫生活，宁肯在中学兼课，自食其力，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宁肯去为人刻图章卖钱，也决不向那些当权者乞讨。于是他在几个朋友的鼓动之下，在昆明街上挂上了“闻一多治印”的牌子，收刻图章。这样不必俯仰由人，而且看来又算“雅事”。
闻一多学识渊博，诗书画印，无不谙熟，加上他早年学艺术，中年攻古文，对于甲骨、金石、篆刻一类的功夫，造诣很深，要刻几方典雅方正的图章，是游刃有余的。而且他在这方寸之地，布局构图，别具匠心，刀法的遒劲，更是难得。在篆刻中正如他的诗、画和文章一样，章法谨严而又恃肆汪洋，在小小的方寸上也可见他那洋溢的热情，却并不失于放荡的性格。作为艺术，这可算是上乘了。但是闻一多并无意从事这种艺术创造，而是靠这个卖钱，以补经济上的困难，叫爱人的病能够得到治疗，孩子们能够吃饱肚皮，使一家免除冻馁之虞而已。他的时间本来可以多用来研究中国文化，他有许多成竹在胸的著述，需要动笔，然而不能。为了活命，不得不从事这样的“小手工业”，真叫斯文扫地。这可算是国民党地区知识分子的悲剧了。
他刻图章是雅事，但来刻的都是俗人。一般有知识修养的人，一天凄凄惶惶不可终日，哪有余钱玩弄风雅，托闻先生刻几方图章呢？来刻图章的大半是那些腰缠万贯，而又慕闻大师之名，想用大师精致的篆刻，来证明自己的高雅，洗一洗俗气，而且奉送高额的“润利”，可以凭精巧的图章，提高自己的身价。“你看，这小小的图章，值多少金子哩。”这却苦了闻一多。不刻吧，没有这额外收入，而且你挂着牌子，人家按“润例”付钱，真是“规规矩矩和你做生意”，你能拒绝吗？闻一多明知这些脑满肠肥的人哪里懂得什么艺术，但是他却从来不苟且，每一方都精雕细刻。他的苦衷是，不向达官贵人乞讨了，却不得不乞灵于那些钱袋，他仍然感觉这是精神上的屈辱。
最使他难堪的是国民党的党棍，云南省主席李宗黄，也想攀附风雅，送来一方大象牙和丰厚的润金，要他刻一方图章，当然也有“联络感情”的意思。闻一多收到后，愤然把象牙图章和钱都退了回去。他怎能把自己的艺术，高价出卖给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呢？
有时他愤然丢了雕刀，然而终于又把雕刀捡起来，埋头于苦雨孤灯之下，漏夜搞他的“小手工业”。他不明白，是什么力量叫他陷入这样的精神折磨？而这正是我想要向他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大有作为的人，却是穷愁潦倒，难道真是杜甫说的“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吗？要怎样才能免于作精神奴隶的命运呢？为什么那么多人啼饥号寒，终不免转死沟壑呢？
对老师我应该尊敬，我不能摆起说教者的面孔，替他回答问题，我只想以向老师请教的态度，提出问题。
他也并不回答，只是蹙眉望着我，继而又低头搞他的手工业了。
“何妨一下楼主”下楼来了
“‘何妨一下楼主’今天要下楼了。”这是一九四四年五月三日下午，一些消息灵通的联大同学的议论。而且许多同学为此都挤到联大新教舍南区十号教室去，想一睹这位潜心研究，从不下楼的闻大师的丰彩。历史系和社会系今晚上在那里举办“五四”二十五周年座谈会，不仅有如象著名的政治系教授张奚若和历史系教授雷海宗这些人物参加，还有中文系闻一多教授也被邀参加。他们都是当年在北京参加过“五四”运动的。
“五四”这个节日本来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传统节日，可是国民党硬要把三月二十九日作为他们的青年节，而不准中国青年在五月四日纪念自己为民主和科学而斗争的光辉节日。特别是“皖南事变”后，“五四”更是冷落了。今天是“五四”纪念节日复苏的日子，所以不到天黑，十号教室已经坐得满满的，临时加了一些条凳也不够坐，窗台上也坐满了人，连门外和窗口外也有许多同学在那里引颈翘望。
历史系系会那位矮矮的主席宣布开会后，会场空气十分活跃。张奚若是联大久已闻名的进步教授。他首先回顾了“五四”运动的情景，并联系到今天的感想，提出了民主和科学仍然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这给大家提起精神来。但是一位自称“五四”当年参加火烧赵家楼的教授上去吹嘘自己的“英雄”业绩，接着又按他是一个国民党标准党员的应有的规格胡说一通，这就把会场空气败坏了。然而这不过是叫人听了乏味罢了。一等那位著名历史学家、历史系主任上去大放厥词后，简直叫人愤慨了。他说他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学生运动的，他说学生的天职就是读书，如果学生不读书，闹得越凶，就证明这个国家越更不幸了。这样的妙论当然马上得到在场的三青团分子的拥护，高声叫嚷“×先生说的对”，“拥护×先生”。这自然引来正直的同学的嘘声，于是会场秩序就乱了起来，系会主席维持秩序说：“今晚上的会是自由参加的，不愿参加的可以自由走，不要妨碍别人开会。”学校的国民党、三青团的要人本来是听到“五四”两个字就会神经衰弱的，所以叫那些三青团分子今晚上来参加晚会，本来就负有破坏晚会的使命，于是他们乘机起哄：“走咯，开啥子会哟。”但是当主席宣布：“我们的会还要开下去”后，大多数同学都安静下来，那些故意嚷着挤出去的三青团分子走了。大家说，这些“狗”跑了，秩序反而好了。
“现在请闻一多教授讲话”，主席宣布说，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闻一多坐在上首，迟疑了一下，还是站了起来，向四周望一下，他才讲起来。他说：
“你们都知道我没有参加过这样的会，也不会在这样的会上讲话，我只是想到青年中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我这样埋在故字纸堆的人是没有发言权的。如果一定要说，也是以被审判者的心情来说话的。”
接着他说到当年“五四”运动的任务是要民主和科学，可是他说：“靠‘五四’起家的人物都去当官去了，反民主去了。或者埋头学术研究去了。但是这些研究到底有什么用？想一想几年来的生活，看一看政治的腐败所给人民的痛苦，有良心的人应该作何感想？……”
闻一多激动起来，听的学生们也激动起来，长时间的鼓掌，鼓励了他更加放开来讲话。他说：
“说学生耽误学业去过问政治，就是国家的‘不幸’，我要问问：为什么要发生这种‘不幸’的事情呢？”他望一望刚才发出这番宏论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并且笑一笑说：“我不懂历史，但是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没有民主！有人说青年人幼稚，容易冲动。这有什么不好呢？要不‘幼稚’，当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幼稚’并不可耻，尤其是在启蒙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冲动才能发生力量……今天青年人的思想，也许要比中年人老年人清楚得多，理智得多哩。”
他进一步阐述：“过去我总以为国家大事专门有人去管，无需自己去问，长期脱离现实，但是一二十年来和古董打交道，现在却有人在复古了。孔家店要我们好好当奴才，好好服从老爷们的反动统治，不是有人在叫‘读经尊孔’，有人在搞‘献九鼎’、‘应帝王’吗？现在是民国，还要我们退到封建朝代去吗？”于是他振臂一呼：
“我要重喊打倒孔家店！我相信我有资格说这句话……我在故字纸堆里钻了很久很久，消蚀了我多少生命，我总算摸到一点底细，其中有些精华，但也有许多糟粕，我总算认识了那些反动糟粕的毒害，而这些货色正是那些人要提倡的东西！”
最后他号召：“同学们，现在大家又提出‘五四’要民主、要科学的口号，我愿意和你们联合起来，里应外合，彻底打倒孔家店，摧毁那些毒害我们民族的思想。”
讲得真好呀。散会以后，许多同学还不能平静，围着闻一多，沿着校园外的公路，踏着从高大白杨树缝筛落满地的月光，送他回去。
许多进步同学都为今天的晚会成功而高兴，说闻一多不仅下楼来了，而且走到群众里来了。
光明在望
“五四”的晚上，还是在南区十号这个教室里，中文系又举行晚会，讨论“五四”以来的文艺，请了好几位教授讲话。这个会由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教授主持，闻一多教授也参加。具体组织却是由中文系学生会主席齐亮和我们一批进步同学在办。我们没有料到专讲文艺也来了这么多的同学，比昨晚上来的人还要多，当然比昨天晚上来的“狗”也多得多，教室里实在容不下，只好请讲话的人站得高一些，声音大一些，以便站在窗外的同学也可以听得到。
但是有的教授讲话声音小，外边的人在叫“大声些”，这时，那些也许早已奉命来捣乱的三青团分子，便趁机起哄，大喊大叫，乱糟糟的，大家更听不清楚了。
忽然，他们把电线割断，电灯灭了。怎么办呢？我们研究，决不能听任他们破坏，这个会一定要进行下去。可是主持会议的系主任罗常培却说算了，今晚上的会结束了。这一下激怒了闻一多，他主张在黑暗中也要把会开到底。我们商量，拉到图书馆大阅览室去开，那里地方大，灯又很亮。闻一多表示可以，可是罗常培还是不干。闻一多有点激动，和罗常培扯了两句，罗常培更不高兴，以为有损他这个系主任的尊严，他硬宣布散会。
散会后，罗常培气冲冲地走了，闻一多也不高兴地回去了。大家也十分懊恼，开了这么个不成功的晚会。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会一定还要开，有这么多同学要参加，这是好事。我们一定要准备好，开一个更大的“五四”文艺晚会。
不过，这个会还一定要由系主任罗常培来主持，闻一多也一定要请来参加才好。罗常培和闻一多之间有一点意见了，怎么办呢？他们两个只要有一个不参加，就不宜开。于是第二天我们分头去做工作。
闻一多的工作比较好做。我和齐亮去找他，给他说，这明明是“他们”（这两个字不用解释，他就明白是指的什么）有意的破坏。决不能叫他们这么快意，一定要冲破牢笼，一扫联大的沉闷空气，把“五四”的传统发扬起来，把联大民主的旗帜举起来。他马上表示同意，但是他说：“罗先生生气了，他还愿意来参加吗？他不来参加，我也不好来参加了。”
是这样，罗常培当时思想本来比较差一些，何况第二天就有人在散布谣言。罗常培还受到国民党教授的“好意”劝告。再加那天晚上闻一多说了几句扫罗常培面子的话。如果作为中文系系主任的罗常培不出来主持，作为只是一个教授的闻一多，当然不好出来主持。后来我大胆地对闻一多说：“要罗先生出来，除非闻先生你亲自上门去请他，同时解释一下昨天晚上的误会。”
我没有想到闻一多一下就答应了，而且很天真地说：“马上就去。”
我说，最好和我们系的负责同学一起去找罗先生说，并且我们还要商量一下怎么个开法。于是我告辞出来，又和齐亮一起去找罗常培，动以师生之情，说中文系开的这个会不过是讨论文艺问题，如果开不成，中文系太没面子了。我又说闻先生准备登门请教，商量继续开晚会的办法。罗常培经过我们疏通，特别是听说闻一多要登门请教，更不好不答应。于是第二天晚上，我们和闻一多一起去罗常培家里找他。甚至没有经过什么解释，他们二人就说合了。闻一多说，中文系要开一个更大的晚会，比历史系开的还大，比昨晚上开的也大，并且多请几位教授来作报告。我们提出我们的想法，罗常培到底同意了。齐亮说：一切具体的事由同学去办，只要他们按时到会主持就行了。闻一多要罗常培主持，罗常培却推闻一多主持，后来商定他们二人主持，由他们二人发请帖请教授，并由他们二人在民主墙上出通告。
下来后，我们写了请帖，除原来的外，又增加了几位作家和诗人。我记得一共是请了十位，现在记得的除罗常培、闻一多外，还有朱自清、沈从文、游国恩、卞之琳、李广田等，这个阵容很不错，很有号召力。我们决定扩大在新教舍的大广场上举行。除了安电灯，还借来煤气灯，这就再也不怕破坏了。前两天我们就用罗常培、闻一多二人联名出了一个大红纸的大幅通告贴在民主墙上。这一下不特轰动了联大，而且外校也轰动，大家都要来参加。
五月七日晚七点钟，联大新教舍的广场上分外热闹，还不到黄昏，就黑压压地坐满一地，据估计有三千人。电灯、汽灯同亮，更加上这晚上天气晴朗，月光特别好。我们组织了一些纠察队在四周巡查，预防特务和三青团分子捣乱。
一个一个教授、作家和诗人上台去各抒高见，谈的虽说都是文艺，但都没有离开一个民主和自由的中心主题。全场几千人，一连坐了三个多钟头，鸦雀无声。明明看到有些三青团分子来了，估计他们大半也是奉有使命的，结果却谁也不敢吭一声。
这个“五四”文艺晚会不仅在联大，也可以说在昆明，是空前的，甚至在蒋管区开这样大的会也没有听说。它冲破几年来的沉闷空气，把昆明的学生运动开始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闻一多最后的一段讲话，特别精彩，他说：
“我们的会开得很成功。朋友们，你们看（他指着从云中钻出的月亮），月亮升起来了，黑暗过去了，光明在望。但是乌云还等在旁边，随时会把月亮盖住！我们要特别注意，记住我们这个晚会是怎样被人阴谋破坏的！当然，不用害怕，破坏了，我们还要来，事实上，我们来了一个比‘五四’晚上大了许多倍的大会。（他兴奋地笑起来）这大概是那些‘人’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吧。朋友们，‘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我们还要努力！我们还要科学，要民主。要冲破孔家店，要打倒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
闻一多象一支火炬燃烧起来了，光明在望了。
闹一闹何妨？
自从“五四”文艺晚会冲开了国民党所设置的藩篱后，联大和其他几个大学都比较活跃起来，民主墙上的壁报真如雨后春笋，琳琅满目。各种政治见解，学术观点的小集团都去那里占一块地盘，登台表演。甚至国民党的特务也要搞什么“宣传对宣传”，在那里办了一张《森工》壁报。大概找不到人执笔，只好剪报来贴。谁知剪报的小特务不当心，把特务机关的“调查统计局”字样也没有剪尽，就贴了出来。叫大家在上面用红笔打了许多问号和批了很有水平的话，有一条批语引用鲁迅的话：“凡事需要研究，才能明白。”然后打一个箭头到“调查统计局”几个字上去，这种造谣诬蔑的壁报恰恰成了很好的反面教员，起了正面的动员作用。
当时联大的学生自治会是由三青团把持着，学生没有一个统一发号施令的组织。各壁报联合组织了一个“壁报协会”，成为群众拥护的“司令部”了，凡“壁报协会”所号召的事，群众都积极参加，从非法变成合法，大学的训导长也莫可奈何了。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昆明，要参观联大。壁报协会办了一个英文壁报，揭露国民党法西斯面目，呼吁民主抗战。因为时间紧，请教师帮忙，大家怕事，不肯参加。可是一请闻一多，他不仅热心参加，并且亲自去拉教师来帮忙。这张一丈多高的壁报一贴出去，轰动全校，同学都纷纷在上面签名支持。虽然这不过是一个幼稚的行动，但是闻一多进一步想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倾向，看得更清楚了。
“七七”到了。为了纪念抗战七周年，壁报协会联合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语专科学校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时事报告晚会，请了十来个政治经济方面的教授。这是“皖南事变”后，昆明第一次公开讨论政治的晚会。消息传出，全市决定来参加的人很多，国民党省党部吓坏了，给云大校长施加压力，不准开会。可是民心所向，谁能阻止？不到天黑，云大致公堂里里外外早已挤满了人，党棍子想来禁止已经办不到了。因此他们要求只谈学术，不谈政治。主持晚会的同学回答：“在这里讲话的都是教授，言责自负，你们国民党不是说有个什么‘言论自由’吗？你们连教授讲话也要禁止吗？”
特务被将了一军，没词了。于是文的不行来武的。开会前开来了一队宪警，说是奉命来“维持会场秩序”的。一下全场大哗，要求维持最高学府的尊严，宪警退出学校去。云大的特务训导长怕事情闹大，不好收拾，好说歹说，把宪警送走，会议才得以开始。教授们讲的并不是都精彩，有的教授如邵循正，讲的声音低，很多人听不清。可是大家都珍惜这个会议，即使听不清，也忍耐着，保持鸦静秩序。
我们事前已经通知了闻一多。请他来参加，他说这个会是讨论政治经济的，他没有发言权。但是他愿意作为一个听众来参加。他悄悄地在人群里挤进来，准备随便找个座位坐下。可是同学发现了他，把他让到前排来坐上。几个钟头他一直耐心地听着。在晚会进行中间，许多条子飞到主席台上来，要求闻一多讲话。他却推辞，写了一张条子给主席说：“我对政治经济毫无研究，我是来听来学的，不要让我浪费大家的时间。”于是大家才不勉强他了。
可是这时云大那位著名数学家兼校长上台去大谈数学。他说数学不管多复杂，都可以按规律演算出来。随便改变公式，就会错得一踏糊涂。他企图从数学理论来证明“变”会带来“乱”。结论是国家大事要听从政府指挥，不要乱变。这一下把大家惹得生气了，嘘嘘之声四处发出，他只好草草收场。
忽然闻一多站了起来，要求发言。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很激动，甚至是很生气地走上台去。他说：“今天晚会的布告写得很清楚，是时事报告晚会，我对政治经济懂得太少，所以特来向诸位有研究的先生请教的。但是看得很清楚，有人并不喜欢这个会，不赞成谈政治，据说那不是我们教书人的事情。”
他停了一下继续说：“我的修养非常不好，说话容易得罪人，好在大家都是老同事，老朋友，既然意见不同，可以提出来讨论。”他把眼光扫了一下那位数学家，就不客气地驳斥起来：
“深奥的数学理论，我们许多人虽然不懂，这哪里值得炫耀？又哪里值得吓唬人？今天在坐的谁没搞过十年二十年研究？谁不想安心研究？但是可能吗？我这一、二十年的生命都埋葬在古书古文字中，究竟有什么用？究竟为了什么人？不说研究条件，连起码的人的生活都没有保障，怎么能再做那自命清高，脱离实际的研究？”
闻一多激昂起来，在灯光下脸色发红，那胡须也怒张起来，他大声说：
“国家糟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出来说话，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管，还有谁管？有人怕青年‘闹事’，我以为闹闹何妨？‘五四’是我们学生闹起来的，‘一二九’也是学生闹起来的，请问有什么害处？现在我们还要闹，有人自己不敢闹，还反对别人闹，真是可耻的自私！”
这时那位数学家沉不住气了，在旁边嘀咕：“闻先生，你误解我了，你太误解我了。”
闻一多理直气壮地回答：“没有。云大当局是这样，联大当局也是这样，胆小怕事，还要逢迎，这就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态度！”
在满场的鼓掌声和欢呼声中，晚会结束了。
公道话
闻一多才冲出传统的学术界为他编织的精致的牢笼，才下楼来作了几声应有的呻吟，才在群众中呼吸一点自由的新鲜空气，就不能容于那些“高等华人”了。有的人在为他婉惜，认为他“还是老老实实搞学问的好”，连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也以老友身份劝告他：“一多，要适可而止呀！”还有一些号称闻一多的好朋友，现在已经从教授转化为国民党在学校的党棍子如陈雪屏之流，当了国民党区分部主任或大学训导长的人，表面对闻一多拉拢，背地里却布置特务和三青团分子进行监视和破坏，并且造谣中伤，散布流言：“闻一多想出风头，赶时髦。”“别听闻一多那一套，他还不是肚子饿得发慌，才变得这么偏激！”有的特务学生背地叫他“闻疯子”。
有一次，他对我们说到这些流言，却并不生气，他说：“那些从来就吃得很饱的先生们爱怎么说就让他们说吧，因为我挨过饿，所以我懂得那些没有挨饿的先生们不懂得的事情。因为我现在吃得饱一点了，所以有力气来说这些偏激的话了。国家糟踏到这步田地，人民痛苦到最后一滴血都要被榨光，自己再不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便是可耻的自私。”
他说着说着，把他的手工业工具雕刀“当”地一声扔在台子上了。愤愤地说：“他们是怎么吃得饱饱的，我不知道！我现在吃得饱一点，是靠我的这把雕刀！”
我本来是想和他谈谈，大学里有一大批处于中间状态的教授教员，是我们的团结对象，而不是我们批判的对象，那天晚上云大那个数学家兼校长就是这样的人。甚至云大和联大当局也和省党部是不同的，要讲分寸，不能只求一时痛快。但是一来听他对那些“吃得饱饱的”知识分子的怕事自私思想表示愤慨，我就不好说了，只得告辞。
第二天我又去找他，转弯抹角地谈到象云大那位数学家这样的人在联大也不少，要怎么对待才好，我说：“这些人都是好人。”
闻一多说：“好人，就是这些好人爱挡道。”
我停了一下说：“闻先生，作为你的学生，要向你请教。对这些挡道的好人是一脚把他们踢出道外去呢，还是把他们拉进来和我们一道前进呢？”
他突然用思索的眼睛盯住我，不发一言。
于是我乘机告诉他：“听说你去参加一个座谈会，一进门看到你那位为土财主写墓志铭的老朋友也在坐，你脸色一变，立刻车转身要走，好容易才把你劝住了。有这样的事吗？”
他说：“我就是看不惯这样的人。”
我说：“这种知识分子在品格上是不怎么好的，但是在政治上要不坏的话，我们也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
闻一多开始思索了。他也觉得近来有些苦恼，他说他太容易激动，有时急躁，和老朋友有时也说僵了，伤了感情，有些在学术上常来往的同事、同学也疏远起来了。看起来他对于自己作为一个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瞧不起思想落后的知识分子，并且表现出某些偏激情绪，是有所觉察了。
于是我们又进一步谈到他发表的讲演和文章。他在他的文章中猛烈地抨击了专制独裁，政治腐败，攻击那些发国难财的投机商，造成贫富悬殊越来越大，他认为这个国家痼疾很深，已经危机四伏。他说：“一部分人忍受剥削，在饥饿中牲畜似地沉默，另一部分却在舒适中兴高采烈地粉饰太平，这不知是肺结核患者脸上的红晕呢，还是将死前的回光反照？”
他希望这样大声疾呼，惊醒那些醉生梦死的人，起来挽救民族的危亡。这当然是好的。可是他发出了民族已经麻木，国事已不可为的慨叹，却是不可取的，因为他没有机会看到另一个中国。有一次，他又对我表示他的愤慨和叹息后，我委婉地说：“你大概不会忘记在中国，一面是荒淫与无耻，一面却在庄严地工作吧，中国其实还有另一个大有希望的地区，另一个中国。就是在我们这里，也有一股巨大潜流，就要爆发出来的吧？”
他点一下头，说：“我相信，可惜那边的情况我知道得太少了，要能去亲眼看看，该多好呢？”
我说：“我相信会有这个机会的。”
他问起我认识的他的几个侄儿的情况，他知道他们正在“那边”战斗，他很高兴。过了一会，他意味深长地说：“他们比我幸福多了，少走多少弯路。”
天真和莽撞
闻一多的正直、坦率和天真是很有名的。有人说他真象一块玉石，玲珑剔透，晶莹闪光，而且宁碎不折，但他决不是白璧无瑕。他是一个诚心向往革命，走着曲折改造道路的知识分子。他在斗争中和我们一样，还不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差错，但是可贵的是，当他不理解时，他坚持错误，一说清楚，他就马上放弃他的见解，立刻改正。没有政客作风和市侩习气，这就是他的尊贵之处。至于他那强烈的正义感和他那诗人的气质揉在一起，在斗争中总是那么疾恶如仇，义无返顾，那么勇猛坚定，一往直前，他那火一般的语言，那么富于煽动性，使人猛醒、惊起，并且去战斗，这都是可贵的。但是有时他却也表现太天真，显得有些莽撞，甚至失策。有两件事我一直没有忘记。
国民党为了改造他那腐败得不可救药的军队，为将来的反共内战积点本钱，组织了青年军，诱骗一批天真的青年去参加什么“青年军”，给他们当高级炮灰。他们把青年军送到印度去训练，进行现代化的装备，却根本不用来抗日。联大的青年学生，他们以为质量最高，很想动员一些学生去参军。于是在训导长主持下开了一个动员会，还请了一些教授去参加动员，那位有名的哲学家上台去流了不少假眼泪，激昂慷慨地说他要年轻二十年，也一定要报名参军。不知道怎么的，训导长以老朋友的面子把闻一多也拉去了。闻一多一时冲动，在会上作了一个煽动性的讲话。号召：“有血性的青年，从军去。”当场就有一些同学报了名。
会后我们才知道了，我赶到他家里去问他：“你怎么到他们这样的会上去讲话呢？你知道有的同学是听了你的话才去报名的吗？”
他一下愣了，说：“鼓励青年为改造国民党军队，为取得抗日最后胜利而参军，有什么不好呢？”
“你以为他们真要把这支青年军用来抗日吗？你以为用这一批知识分子就可以改造好腐败不堪的国民党军队吗？”我反问他。
他问：“不用来抗日，用来干什么？”
“打内战，反共。”
“他们才开始组织青年军，你怎么就断定他们用来打内战呢？他们那天当众宣布，这支新军就是为了抗日战争最后反攻而组织的嘛。”他不理解地问。
“国民党处心积虑要消灭共产党，这是尽人皆知的。***说过，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他宁可失地千里，生灵涂炭，也不肯把他的老本钱胡宗南的精锐大军拿出来抗日，却紧紧围住陕甘宁边区。你想他愿意把全新美式装备的青年军用来抗日吗？国民党的漂亮言辞我们是听得够多的了，他们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我冷静地说服他。
“但是这是美国给装备的，不抗日美国肯答应吗？”
我没有想到他对于美国竟然存在着这么不切实际的幻想。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昆明时，他那么积极地帮助学生编给美国副总统和美国记者看的英文壁报，就不奇怪了。我还是轻言细语地解释：
“美国又何爱于共产党呢？而且装备到了国民党手里，美国也管不着了。”
他沉默了，正在思索。
我补了一句：“你想国民党、三青团那么积极干的事情，会是好事吗？值得你去支持吗？”
“哦，我没有想到。书生，书生气。”他自己责备自己：“那么怎么办？我在民主墙上发个声明吗？”
我又为闻先生的直率而好笑了，我说：“用不着了，我们已经做了补救，进步分子不会去上当的，壁报马上就会出来。”
另外一件事情是，那年夏天，国民党嫡系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想拉拢知识界的代表人物，请了十几位名教授，在他的军部举行所谓时事座谈会。闻一多也去了。会上烟茶酒饭，招待十分周到。邱清泉假情假义，颇有点开明的样子，请教授们指教。有的教授在那里歌功颂德，闻一多听得有些不耐烦。邱清泉看看这位胡子教授，请他上坐，要求指教。闻一多便不客气地“指教”起来，他说：
“听军部几位的讲话，知道一点军事情况。现在看来军事上也很不妙，这样继续拖延怎么得了，抗战前途不堪设想，我看现在只有一条出路，就是革命！”
顿时全场哑然，军长大人们弄得啼笑皆非。这件事不几天就传开了，说闻一多跑到五军军部里去喊革命，真是了得。
有一天，我到闻一多家里去要一个刊物的稿子，我把这个传闻问他，他说：
“我就是把革命喊到他们军部里去了，军队不革命，改造不好。”他说罢笑了起来，似乎对他自己的胆量还有几分欣赏的样子。
我却为他的天真和冒失而好笑。我说：“你以为他们是可以接受革命性的改造吗？闻先生，你的琴声是很动听的，可惜是对牛弹琴，没有用处。”
他又那么冷冷地看着我。我更直截了当说：“我们以为他们是不可救药的，你却以为他们是可以救药的吗？我们看他们只能被打倒，你却以为他们是可以改恶从善的吗？”
他听了，没有说话，沉默一下，忽然说：“照你这么说，我简直天真得可笑了。”
平心而论，我倒是同意他自己下的结论的，本来嘛，要刽子手放下屠刀，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呀。但是我没有再说话。
不过放两个爆竹
国民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抗战七年，和坚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闹磨擦七年；在它的大后方坚持反共政策，实行法西斯专政，政治极端腐败，弄得民不聊生。他们总以为可以和日寇长期默契，共同反共，一心龟缩“观战”，坐待抗战胜利，实行全面反共内战，根本没有打算抗日了。所以，当日寇想挽救太平洋上战争的失利，决心打通南北通路，向河南、湖北、广西进军时，如入无人之境，腐败的国民党军望风披靡，几十天内，失地千里，造成了有名的湘、桂、黔大溃退。敌人一面向贵阳方面进逼，一面从滇西向昆明方向前进，到处兵慌马乱，无数人民流离逃亡，弄得全国震惊，群情激愤。反观昆明仍然是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这就不能不在昆明的知识分子以至地方势力中激起极大的愤怒。当时见到闻一多，他更是义愤填膺。说：“国事闹到这步田地，我们再不说话，还待何时？”
当时云南省工委决定，为了进一步推动民主运动，积极扩大民主统一战线，除开同民主同盟联合发动知识分子外，还把统一战线扩大到云南地方势力中去。于是抓住国民党的双十国庆机会和十二月的云南护国纪念日，把民主运动从学校推向社会，一个群众大会接着一个群众大会，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地掀了起来。闻一多把自己完全投入到这样的民主运动高潮中去了，他始终置身于斗争风暴的漩涡中心。这时他几乎是每会必到，每会都象鼓手一样擂起他的战鼓，激励大家奋勇斗争。越是在斗争中，他也越是愿意和进步青年接近，凡是请他写宣言、传单以及报刊文章的，他都应承，并且彻夜开车写出来交卷。
十月十日在昆华女中大操场上召开了一个有云南各界人士参加的纪念会。这个会由李公朴、闻一多和吴晗等人还有云南地方代表人物主持。虽然国民党省党部事先百般威胁，散布谣言，明令警告各校校长和工厂厂长，不准学生和工人参加，然而还是有五千多人参加大会。在会场中，国民党特务混在人群中，暗放大型爆竹，声震会场，并大叫：“放手榴弹了！”企图引起群众惊慌走避，破坏大会进行。但是群众并未惊散，会议也没有中断。相反地更激起群众的义愤，自动组织起纠察队来。当特务再度捣乱，就当场把他们捉住，并且把他们赶出会场；其他特务见势不妙，也逃之夭夭。这一来会议更开得有声有色了。
在会上除开教授之外，还请云南地方代表讲话，一致痛悼国家失地千里，痛斥国民党独裁反动，号召团结一致，要求民主，坚决抗日，李公朴会场掌握得很好，闻一多和其他在台上的人都镇定自若。特别是闻一多，是那么沉着，无所畏惧，他站起来，除开自己讲了话，还代表大会宣读了由他加工的大会宣言。他用他那诗人的激情，念出那铿锵的文词来：
“外则强寇深入，二十余省沦于敌手，三亿以上人民变为奴隶。内则政专于一党，权操于一人，人心涣散，举国沸腾。先人苦心缔造之民国，国既不成国家，民更不是主人，瞻念前途，不寒而栗！”
这个大会第一次接受了当时我们党中央提出来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口号，在大会宣言中明确宣布，挽救危亡之道是：“立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身体、言论、集会、结社、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改革财政经济政策，停止通货膨胀，减轻人民负担，提高士兵待遇，平均分配全国军队的装备与供应”等等。这后一句实际上就是要求给八路军、新四军以平等待遇。
闻一多最后振臂高呼：“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西南！”
会后我到他家里去玩，他很兴奋的样子，对于群众情绪的镇定，捉住特务，特别满意。他说：“他们叫得那么凶，也不过是放两个爆竹罢了。”说罢哈哈笑了起来。我也笑了，但是我轻轻加了一句：“不过他们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
袁世凯还没有死
转眼十二月廿五日到来，这是云南地方势力引为特别光荣的“护国纪念日”，因此开会纪念。云南地方势力的上层人士也可能参加进来，更可扩大统一战线。果然在云南大学大操场上参加集会的五六千人中，除学生外，还有工人、公务人员、职业青年、市民以至军官，还有当年护国元老和其他民主人士。
会议讲话的人多，开得很长，下面还有大示威游行，情绪略有松散，可是当闻一多站到台前，几句话就把群众情绪鼓动起来了。
他问：“三十年了，居然国家还象三十年前一样，难道袁世凯还没有死吗？”
群众轰然大笑起来，齐声说：“没有死！”
连坐在台上的护国元老也笑了。
闻一多回头对他们说：
“你们比我清楚，你们知道怎样对付袁世凯！护国起义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民主必须打倒独裁！三十年后，我们所要的依然是民主，要打倒独裁！有广大人民的支持，就能打倒袁世凯！”
台下一片掌声和怒吼声。
于是游行队伍出发了。这是空前的一次群众游行，闻一多和几位教授走在游行的前头，他是那么沉着和坦然地走在最前头，微笑着，飘着美须。一些社会进步人士也参加进来了。经过昆明闹市，一些市民也参加进来，最有意思的是有些本地军警，有意地随行两侧，进行保护，使国民党特务无法捣乱。
队伍越来越长，闻一多回头看看，十分高兴，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用他的诗的语言朗诵道：
“你们看，我们的队伍这么长，这是人民的力量。
因为是人民的力量，所以是伟大的，谁也不敢抵挡。
这是时代的洪流，它要冲垮一切拦在路上的障碍！
一九四四年就要过去了，我们要更好地迎接一九四五年。
让那些嫉妒我们，害怕我们的人发抖吧！”
组织起来的争论
昆明的学生运动，在几年的积蓄力量之后，经过“五四”晚会的初试锋芒，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在联大、云大出现了各种壁报，各种读书会，各种学术团体，各种文艺体育团体；举行各种报告会，学术讨论会，演戏，唱歌，画画，诗朗诵，体育表演，以至办伙食团，组织郊游，都成为团结群众，争取民主进步的机会。这样的思想不仅扩散到进步的教师中去，中学的教员和学生中去，也扩散到工厂和四乡县城里去。在学校里，不仅使系会、级会等合法组织活动起来，而且几经斗争，把学生自治会也一个一个从三青团的把持下争取到进步学生的手里来，成为民主运动的发号施令机构。如火如荼的群众民主活动，使许多青年迅速革命化起来，他们迫切要求组织起来，要求建立直接由共产党领导的秘密青年组织。当时党的组织也深感群众运动前进了，组织工作大大落后，于是决定建立一个党的外围的进步青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以在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为奋斗目标，组织起来后第一本学习的书就是***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
但是在建立这个青年组织的过程中，党和民主同盟——或者更准确地说，和民主同盟的右翼发生了矛盾。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谁来领导这个青年组织的问题。
当时民主同盟中有一批人有一种错觉，以为昆明的学生运动是他们掀起来的，平常出头露面的头面人物如吴晗、闻一多等也都是民主同盟的成员，这个民主青年同盟理应由民主同盟来领导。
实际情况当然不完全是那么一回事。昆明的学生运动是我们党团结和依靠广大群众，执行了党中央“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根本方针，执行了南方局“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教导，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埋伏下来的和从其他地区转移到昆明来的一些党员，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长期细致地进行团结教育工作，广交朋友，从生活斗争到政治斗争，从分散到集中，从隐蔽到公开，从非法到合法，采取有理、有利、有节，团结进步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孤立顽固分子一整套策略，在全国民主运动的推动下，在民主同盟的有力配合下，一步一步工作了几年，才形成了今天民主运动这样高涨的局面的。在群众活动中以及民主青年同盟中的骨干，不是党员就是明确接受党的领导的进步青年，他们强烈要求党的直接领导。要把他们置于民主同盟的领导之下，是既不合乎实际，也是行不通的。
但是那时民主同盟中确有个别人是怀着某些个人政治目的来参加昆明民主运动的。他们想把民主青年同盟置于民主同盟的领导之下，而且用这种观点来影响闻一多。闻一多没有任何个人政治目的，就是要求民主和革命，这一点我们是清楚的。但是他并不清楚党和民主同盟右翼之间的某些分歧。
有一次，我专门去找他，就这个问题和他进行了比较坦率和自由的讨论。我告诉他：“民主青年同盟这个青年组织，不是民主同盟的青年组织，而是民主青年的同盟组织（简称‘民青’），是由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虽说开始民盟曾经参与过。”
他不以为然地问：“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争这个领导权？”
我说：“领导权不是谁可以争得的，是在斗争中群众公认，逐步形成的。我们从来不想争。”
他没有再说什么。我知道，他在民主同盟里已经听到有人发了一些什么议论了。那些人公开发表的论点，他是知道的。现在又听到我们的论点，他是会去思考并且作出判断来的。我们并不想强制他接受什么观点。
民主同盟在昆明的民主运动中是我们党的朋友和同盟军，但是朋友之间有时也难免发生争论，特别是民主同盟中有右翼的存在，这种争论不仅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党不能使群众的政治倾向模糊起来。甚至为了要争取民主同盟的左翼更革命化，有时有必要和他们的右翼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但是在这种斗争的过程中，闻一多在民主同盟内部不可能不听到民盟右翼的不满议论，而且他也不可能不受到这些议论的影响，甚至他不能不承受来自右翼的某些压力，因为早已有人在诽谤，说他是共产党的尾巴了。但是闻一多并不害怕这些诽谤，他不理解的事可以和我们争论，但是一当他理解了，他就乐于接受，甚至公开说“乐于做正确的尾巴。”
我至今还记得一次和闻一多的争论。有一次大会的传单上有一串口号。这些口号本来是事先经协商定下来的。并且由学联主席齐亮拿到地下印刷所去印刷。清样送给民盟某负责人去看时，他竟把上面一条口号“国民党三青团特务退出学校”改为“一切党派退出学校”了。齐亮是一个党员，他把改了的清样拿来给我看，我们把那个口号改了回来。
但是这却引起民主同盟中一些人嚷嚷，表示不愉快，甚至也影响了闻一多。我去看他时，他劈头就给我一句：“你们为什么擅自把口号改了？”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我回答说：“这口号不是我们擅自改的，是民主同盟里有人改的，我们不过改了回来。我们认为‘一切党团退出学校’这个口号是不妥当的。”
他有点不高兴地说：“我们说的一切党团退出学校，谁不知道指的就是国民党三青团？”
我回答说：“一切党团退出学校，这‘一切’自然也包括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共产党能退出学校吗？民主同盟能退出学校吗？”
“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在学校都是秘密的，当然不包括在内。”他转述了我们已经听到的民主同盟中有人说的这么一个奇怪的道理。
我说：“民主同盟表面上是秘密的，可是谁不知道你和吴晗先生是民主同盟盟员？别人要请你闻先生退出学校去，你怎么办呢？”我这一句话把他问住了。他发愣地看着我。我又继续说：
“至于说共产党现在在学校虽然还是秘密的，但是将来胜利了，在学校里可是要公开的哟！”
他说：“将来，那是什么时候了，想那么远干什么？”
我说：“这并不远。那时候如果有人来问我们：你们某年某月不是同意一切党团退出学校吗？现在你们共产党为什么在学校里公开活动，而不退出呢？我们怎么回答呢？共产党说话能不算数吗？”
我这样一说，他才开始理解了，说：“我没有想得那么远。”他再也不责备我们把口号改回来的事了。
但是后来就有人骂闻一多，说他做了“共产党的尾巴”。他毫不在乎，他认为只要合乎道理就不能老抱偏见。他就是这样一个率直天真，不怀成见的人。
这在昆明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的会上表现得最明显，也越更使人对于闻一多的纯洁、朴质和天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鲁迅对，我们错了！
十月十八日快到来了，这是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日，昆明文艺界决定要开一次纪念晚会。这也是为了更进一步推动民主运动。可是在筹备这个纪念会的时候，关于请不请闻一多来参加和讲话的问题感到为难。有的人说闻一多曾经是“新月派”写“豆腐干诗”的诗人，而“新月派”曾是鲁迅深恶痛绝，屡加斥责过的。闻一多现在对鲁迅看法怎样呢？他愿不愿到会讲话呢？但是更多的人认为，这个纪念会实质上也是昆明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如果闻一多不参加，那带来的影响会是破坏性的，所以决定先找闻一多商量一下。结果出乎意料，闻一多毫不犹豫地表示要参加，并且愿意讲话。他还去动员一些大学里搞文艺的先生来参加。我们都高兴，他能来参加这样一个进步的文艺集会，会使文艺界的民主运动向前推动一步。
十月十八日晚上，在云南大学致公堂里灯光明亮，说是请的是昆明文艺界人士参加，结果各方面来的人都不少，坐得满满的。通道上也坐满了人，闻一多进来都有点通不过了。
在会上有几位对鲁迅有研究的人作了鲁迅介绍，接着闻一多怀着激情，站起来讲了不长的话。他说：
“有些人死了，尽管闹得十分排场，过了没有几天，就悄悄地随着时间一道消逝了，很快被人遗忘了；有的人死去，尽管生前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但时间越过的久，形象却越加光辉，他的名声却越来越伟大。我们大家都会同意，鲁迅是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一位光辉伟大的人物，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家。”
全场热烈地鼓掌。我们没有想到这位过去参加过和鲁迅作过对的“新月派”的诗人，会对鲁迅作出这么高的评价。
接着他赞扬鲁迅曾是被“通缉”的“罪犯”，但是鲁迅无所畏惧，本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勇敢、坚决做他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在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学习鲁迅就要先学习他的高尚的人格。闻一多的这些话大家都相信是出自肺腑的，他本人就是正在学习鲁迅精神，在民主运动的最前线，勇猛坚定，冲锋陷阵。
但是引起全场最热烈掌声的是闻一多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中，在鲁迅的遗像面前，进行知识分子的自我解剖。他说“反对鲁迅的还有一种自命清高的人，就象我自己这样的一批人。”于是他讲他们在北京的自称“京派”的人，如何瞧不起鲁迅这样他们称之为“海派”的人。他说到这里，忽然转过头去，望着墙上挂的鲁迅的像，鞠了一躬，然后说：
“现在我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错了！当鲁迅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都还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那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致于这样了。”
大家对于闻一多这样坦率的自我批评精神，怎不报以热烈的欢呼和掌声呢？
他接着现身说法，劝导到会的文化界的知识分子，而且明明是指的大学里的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他说：“骂过鲁迅或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是做了帮闲帮凶。如今，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实在感到痛心！”
他的一席话无异是给在昆明聚居最多的“京派”人物一个当头棒喝。最后他以激昂的调子结束了他的精彩讲话：
“现在，不是有人在说什么闻某某在搞政治了，在和搞政治的人来往啦。以为这样就把人吓住，不敢搞了，不敢来往了。可是时代不同了，我们有了鲁迅这样的好榜样，还怕什么？”
“闻疯子”
是的，闻一多正象当年鲁迅一样，什么也不怕。他不理睬在大学里那些在背地里嘁嘁喳喳的“清高”人物们的讽刺和谩骂，不畏惧国民党特务给他放出的种种谣言，正如当年他们说鲁迅拿卢布这一类的谣言，还加上恐吓。甚至无聊到把闻一多和吴晗改名为“闻一多夫”和“吴晗斯基”。他义正辞严地反击了大学里御用的学者们当面诋毁的谰言。他忍受中学解聘和特务破坏他的“小手工业”的招牌，给他生活带来的威胁。他不理睬国民党的文化刽子手禁止登载他的文章的禁令。他还是象一头勇猛的狮子，怒吼着向着他认为正确的方向，义无返顾地奋勇前进。
在大学里，那些当权者奉了当局之命，解除了他在清华大学教授会议里的书记职务，并且放出要把他解聘的谣言，一直散布到重庆去。他在昆华中学语文教员的兼差被解除了，使他丧失了一个月一石米、特别是两间住房的待遇。他为人刻图章的“小手工业”挂在街上的收件吊牌，也被特务破坏了。以为这样就可以使他落入饥寒交迫的境地。
在昆明社会上暗地流传着嘁嘁喳喳的谣言，说闻一多是政治上投机，说他爱“出风头”，甚至说他是“神经病”，叫他“闻疯子”。国民党省党部的报刊图书审查委员会故意刁难，扣留或乱删他的稿子，警告报刊不准登他的文章，要剥夺他的发言权。使他不能不学鲁迅那样用曲笔，甚至改名发表。
有一次真叫他火了。听说在清华大学一次会上，有一位专为捧***，撰写“应帝王”之类的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清华大学的权贵人物当面问他：“有人说，你们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尾巴。为什么要当尾巴？”
在坐的教授有的莞尔而笑，以为这一下把闻一多将了军了。闻一多却义正辞严地说：“谁的意见正确，我们就支持谁。如果说这就叫做‘当尾巴’，我们就是共产党的尾巴。共产党做得对嘛！有头就有尾，当尾巴又怎么样？难道自命清高而又向当局逢迎献媚，反倒是光彩体面的吗？”
闻一多的反问象一把锋利的刀子，把这位年青时代就留着长须，装得道貌岸然的御用哲学家的灵魂进行了无情的解剖，使四座哑然，“哲学家”也沉默了。
这时，不仅国民党特务，御用学者骂闻一多是共产党的“尾巴”，连民主同盟内部也有人在背地里议论，说闻一多已经“三变”，不知道他还要变到哪里去。那意思是很明显的，说闻一多变得过于激烈了，只剩下没有明说“闻一多变成共产党的尾巴”这一句话。这从自己阵营内部来的诋毁，他感到最痛心，他真也有鲁迅说的要“横着站”这样一种苦恼。但是当他和火热的青年一接触，和革命真理一接触，他又仍然是那么生气勃勃，无所顾忌了。
云南当时的党组织明白，闻一多正在由旧民主转向新民主，从个人民主转向人民民主的行列，从单纯走向成熟。这样的苦恼和考验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从外面来昆明作统战工作的和在民主同盟中工作的党员教授，和他有更密切的接触，使民主同盟掌握在真正的左派手里。我们这些青年，作为他的学生，自然也应有更多的接触，对他表示更积极的支持。
我为拿《大路》的稿子到他家里去了。他的家从昆华中学小楼上搬到西仓坡联大宿舍里来，和吴晗恰好是门对门，房子虽不大，家具也可怜，但他只要有一桌，一椅，一个台灯，再加上一把加固了的躺椅，也就心满意足了。这里比在昆华中学要安全得多，无须常常要学生陪送他回昆华中学去了，和吴晗门对门，有更多的机会交换意见。我也是常常到了他那里，出来以后，又到吴晗那里去坐一会的。
我才坐下随便谈了几句，就说到外边的谣言。我以为他或者会感到丧气，或者会感到愤怒吧。不，他反倒变得更冷静了。他把文章给了我，我才发现他的桌上不是正在写作的学术著作，而是正在写着的政论性和文艺性的文章，而且不只一篇。他不是听了谣言和恐吓感到担忧，感到愤慨，也不是潜心于他曾经醉心的古文学研究，也不是为了挣糊口之资的“小手工业”而忙碌，而是在深夜里埋头苦干，为报刊写稿子，向旧社会投出一支一支锋利的投枪。那么沉着、冷静和勤奋，大有“不管他们，走自己的路”的气概。我除开对他表示尊敬，还能说什么呢？
我临行前告诉他外面咒骂他是“疯子”的话，他从他那戴着眼镜的边上望我一眼说：“这个社会，我要是没有找到正确的大路，是会发疯的。”
在热恋中
一九四五年到来了。
太平洋上的逐岛争夺战打得火热，战火一天天烧向日本本土，我解放区已经实行全面反攻，解放了大片的土地和亿万人民，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是注定的了。在蒋管区却仍然是一片混乱。国民党在坐等胜利的到来。并且积极准备直接转为反共内战。但是民主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地在蒋管区遍地燃烧起来，昆明联大作为一个“民主堡垒”，更是一片热烈的战斗气氛。满墙的大字报和一块一块的壁报，琳琅满目，各种民主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街头了。各种政治性的报告会、讨论会几乎是连轴转。剧艺社在演新戏，新诗社在朗诵新诗，阳光美术社在画进步画，高声唱歌咏队在纵情歌唱，悠悠体育会在开运动会，甚至郊外旅行也成为民主运动的场所。而决定性的一着是经过了三年的积蓄力量，进行逐班、逐系、逐年级的争夺，最后进行学生自治会的竞选，三青团被击败了，进步青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齐亮当了自治会的主席。从此有更合法的机构发号施令，进行更有组织的民主战斗了。
闻一多就是在这样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熔炉中锻炼得更坚强，更勇敢了。他和群众更靠得近，和党联系得更加紧密。和各方面民主人士往来更多了。他变得更年轻了，他不知疲倦地参加学生们举办的壁报，讲演，唱歌，演戏，绘画，诗朗诵，出版刊物等等活动中去，甚至联大学生组织的石林旅行团他也参加了，和同学们一起长途跋涉，在石林和旅途中观看同学们的歌唱、跳舞和诗歌朗诵活动。他在一块大石头上坐着，满足地微笑着，抽着斗烟，容光焕发，至今留下了一张最能表现他的精神状态的不朽的照片。什么老朋友“善意”的“忠告”，什么不敢见天日的小人在背地施放的冷箭，什么无耻特务向他发出的恐吓信，什么同一阵营的野心政客骂他“左”得可爱，“变”得太快，他都毫不在乎，就象他微笑着咬着的烟斗升起的烟子，都风云流散了。他说既然认定了路，就勇猛地向前走去。他现在正处在如他自己说的那样：“在热恋中”。他对我倾吐他对党的深厚感情和对解放区的向往。
人民诗人
如火如荼的革命群众运动点燃了他的心灵的火种，同时也给了他一把锋利的手术刀，他亲自用来解剖他那知识分子的灵魂，解剖他所接触到的知识分子的灵魂，也解剖了从古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他从自己的觉醒，愈是看到联大那些知识分子的真面目。他研究起中国的“士”来，研究那些秉承孔老二儒家衣钵的中国士大夫阶级，从而也就研究了在这个汹汹洪流的时代里的这一群知识分子。研究在他身边的这些道貌岸然的，不偏不倚的，潜心学问的，以及“终日驰东走，不见所问津”的政客和御用学者们的面目。他在几篇文章里，鞭辟入里地说这样一种皈依孔老二的儒家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做人也做鬼的人”。不过是“帮凶”和“偷儿”！他说：“一个儒家作了几任‘官’，捞得肥肥的，然后撒开腿就跑，跑到一所别墅或山庄里，变成一个什么居士，便是道家了。”这不是那些以清高自命，清静自持的眼前一些知识分子的写照吗？他在《关于儒、道、土匪》一文中斥儒家是偷儿，道家是骗子，墨家是土匪。他说讲起穷凶极恶的程度来，土匪不如偷儿，偷儿不如骗子。那便是“墨不如儒，儒不如道。”他认为“三者之中，其实土匪最老实，所以也最好防备。从历史上看来，土匪的前身墨家，动机也最光明。”他忽然言外有意地加了几句：“如今不但在国内，偷儿、骗子在儒道的旗帜下，天天‘剿匪’，连国外的人士也随声附和地口诛笔伐，这实在欠公允。”——这是他在一九四四年春发表的文章，把联大的以及中国蒋管区的知识分子的灵魂作了精彩的解剖。
他在古代知识分子中只欣赏一个人，那就是屈原。他指出：“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无宁是孤高与激烈”，“一个孤高激烈的奴隶，决不是一个好的奴隶，却正是一个好的‘人’。”所以他把“人民诗人”的桂冠送给屈原。他说屈原虽与楚王同姓，却早已打落下来成为一个宫廷弄臣的伶官，在身份上是人民的。他说：“在《离骚》中无情地暴露了统治阶层的罪行，严正地宣判了他们的罪状。”“用人民的形式，喊出了人民的愤怒。”他又说：“历史决定暴风雨的时代必然到来，屈原一再的给这时代执行了‘催生’的任务。”
屈原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人民的诗人，在暴风雨的时代里，屈原的道路，是一切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这也是闻一多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时代的鼓手，自己选择定了并且亲身走下去的道路，直到他倒向血泊，为人民而牺牲。
“天洗兵”
一九四五年的“五四”又来了。昆明的大中学生和民主战士纷纷要求举行一个空前规模的“五四纪念周”活动。我们向上级党请示，得到同意，但是告诉我们，民主运动如果不扩大到工农群众中去，是难以持久的。因此在“五四纪念周”里要多接待昆明各界人士特别是工人和职业青年来联大过这个节日。并且告诉我们，希特勒马上要垮台，日本也不久要垮台了。我们要准备动员更多的知识青年到解放区去工作，同时动员更多的青年准备下乡去，在那里扎根；只要***一打内战，我们就要在乡下展开游击战，建立根据地。
从“五一”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音乐晚会开始，差不多每天都有群众活动，除开联大、云大、中法大、英专校的学生教员参加外，还有许多中学的老师（其中很多本来就是联大、云大、中法大学的同学）、学生、职员、工人来参加。“到联大过节去”，已经成为昆明流行的口号。五月三日晚上在联大饭堂举行的“五四青年座谈会”最热闹。在会上除开学生、教授讲话，还有中学生和工人讲话。大家都一致提出要建立昆明学联，领导民主运动（会后马上就建立起来了。齐亮又是众望所归，当选为昆明学联主席）。
在“五四纪念周”的活动中，闻一多表现得最积极，他几乎是每会必到，每到必讲话，而每一次讲话总是以他那特有的诗人般的激情把大家心中的火点燃起来，越烧越旺，会场沸腾起来。他对群众作了很好的鼓动，他自己也在群众的热潮中得到教育和鼓舞。
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这个纪念周却是十分恐惧，又深恶痛绝。他们知道一个星期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抵得上平时的十年工作，将有成百上千的群众涌入到进步政治斗争的行列里来。所以他们千方百计要破坏。事先国民党省党部发出密令，不准工厂商店的职工和中学生去联大过节。不准报纸刊登活动消息，但是联大趁此出版了《联大通讯》，发了《五四特刊》，由参加活动的群众带回去传播，连重庆也传去了。国民党连这样的下策也使出来，由联大训导处宣布，昆明三大电影院免费招待联大学生看美国电影。学生们也进行巧妙的斗争，扬言“盛情”难却，于是大家去把戏票领了回来，然后集中起来，拿去送给抗战士兵，或邀请贫民去看戏，以表示慰问。反动派弄巧成拙，只好捏着鼻子受了。
这时候，几个大学里的国民党、三青团已经很臭了，谁要被发现是三青团分子就认为是最可耻的事。过去在学校招摇过市的很神气的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现在都反而转入地下了。特务已经无法利用这些人物来进行捣乱，他们不得不乔装打扮，混进学校里侦察、破坏了。
记得“五三”的晚上，在联大的饭堂里开了规模很大的“座谈会”。许多教授出席讲话，闻一多也来了，但是最精彩的是政治系教授张奚若的讲话。在这个会上，张奚若教授大讲红的比黑的好，公开斥骂国民党是黑匪。他说他只参加过***的同盟会，从来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国民党硬说他是国民党员，是对他最大的侮辱，并且扬言要登报声明。这叫大家听了，都连声叫好。但是在拥挤的人群最后面忽然出现了几个穿皮卡克、戴黑眼镜的人。有一个人还牵着一条狼犬。他们以为用这样的架式，可以吓唬一些怕事的人，但是谁也不理会他们。我们在各个角落布置好的纠察队早把那些混进来的“特别客人”看住了，只要他们捣乱，就揪出去。对这几个很显眼的“特别人物”，更是引起大家的注意。我们的纠察队员故意走过他们身边，指着他们带来的狼犬说：“哼！狗也来了！”这一下，引来许多人的视线，盯住他们，并且为这一句双关语大笑起来。接着嘘声四起，这几个家伙感到众怒难犯，只好夹起尾巴溜走了。
“五四纪念周”的高潮是五月四日下午的示威游行。先是在云大操场开大会，到的特别多，情绪也特别热烈。闻一多也参加大会来了。大会正要开始，忽然天下起骤雨来，许多人都争着找地方避雨，周围墙角树下站满了人，有的在向外边走。主席台下的操场中间，人反而少了。我们看了很着急，齐亮主席在台上叫大家不要动，站好队，但是效果也不很好。我请求闻先生上台去号召一下，闻一多马上站起来，走到台上，冒着大雨，向正在四散躲雨的人群说：
“同学们，我给你们讲一个古代的故事。周武王决定起义，要去打倒暴君纣王，出兵的那一天，正象今天一样，忽然下起大雨来，许多大臣觉得不吉利，劝周武王改期。这时管占卜的人出来啦，说这不是坏事，这是‘天洗兵’，是天老爷帮忙来啦，把兵器上的灰尘洗得干干净净，打击敌人更有力量啦。”
他全然不顾他的衣服湿透了，连眼镜上也沾满雨珠，看不清了。他把手一扬，大声地说：“我们今天也正碰上了这个机会，这也是‘天洗兵’，不怯懦的人回来，勇敢的人走近来！”
群众在他的号召下，都不顾风吹雨打，又回到操场中雨地里来站着了。这是群众对他的信任，不愿意在他这个勇敢者的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表露自己是一个怯懦的人。
一会雨停了，大会开始。只举行简单的会，就整队出发游行，从青云街直到近日楼，然后又绕回云大，闻一多和几位教授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列。“立即结束国民党独裁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取消特务组织！”……口号声响彻街巷。传单象雪片洒向各方，万人空巷都出来站在街旁观看，有的马上在游行群众的欢迎之下，参加进行列里来。在近日楼，闻一多回头望去，正义路被队伍摆满了，何止万人，他高兴地笑了。
队伍回到云大操场，闻一多又站到台上去，他讲话从来是没有事先准备稿子的。今天他兴奋极了，一下不知说什么好；他站在台口望着大家，不说一句话。大家都知道，诗人的脑子里正在酝酿新的诗篇，静静地等待着。他开始说了：
“五四过去二十六年了，我们大半个中国还在受苦受难（他再也不说我们全中国了，因为他近来读到的解放区的报道和书刊更多了，他知道还有一个民主自由的小半个新中国），我们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还是要民主！——他的声音越来越大——没有民主不能救中国！没有民主不能救人民！”
他进一步说到现在的时代和“五四”的时代不同，要求的民主也不是过去那样的民主。他没有明说，但是谁也听得出来，现在我们要的是新民主。最后他说：“今天大会的胜利，证明我们的要求是正确的，是受到人民拥护的，但是要记住，反对人民的人并没有睡觉，我们不能麻痹，不能自满，我们要更好地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何去何从？
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的黄昏，锣鼓震耳，鞭炮齐鸣，卖号外的被人们层层包围起来，大街小巷一片喧腾。人们几乎都出来了。陌生人互相拥抱，帽子飞向天空。许多馆子的门打开，到处听到开酒瓶的砰砰声音，用酒瓶相碰的丁当声音，一把一把钞票摸出来放在柜台上，大叫着：“酒！酒！”
“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千百万人千百万次地欢呼着这一句话。一片狂欢笼罩了昆明城。
我和一些朋友上街去参加狂欢，回到一个朋友家里和一些朋友也举杯庆祝，高谈阔论，也着实地欢喜一阵子。但是到了深夜，爆竹声稀少了，喝醉了酒的头脑慢慢醒过来了，我和几位朋友谈着谈着，不知道怎的，忽然有一种“众人欲笑我欲哭，众人欢乐我心愁”的味道涌上心头。
果然第二天，云南工委的老吴同志就来找我们，和我们谈了一席话。这真是发热头脑的一副清凉剂，醉眼矇眬中的一碗醒酒汤。他说的大意是：国民党坐等到胜利了，他们虽然还有许多困难，但是他们是不惜把国家出卖给新的主子美帝国主义的。他们会马上把中国人民浸入内战的血泊里去。这些月来，昆明的“中央军”很神气，特务也特别猖狂，看来要出现逆流。因此，遵照南方局的指示，我们要迅速动员一批同学到解放区去。还要动员更多的同学下乡，在那些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方扎下根来，准备武装游击战争。
老吴对我说：“根据情报，特务很注意齐亮和你们这批运动骨干。因此党组织决定你们马上疏散到滇南去，作党的工作。”
我和几个朋友“七七”晚上的预感应验了。在爆竹声中隐伏着枪炮的声音，在革命的征途上还要出现多少斑斑血迹。
我对老吴说：“闻一多那里怎么办？”
老吴说：“还有许多同志和他有往来的，你走前可以去看看他。”
“七七”那天晚上，我就在想：闻一多这位激情的诗人一定沉浸在欢乐的漩涡里了，这几天我没有功夫去看望他。现在我决定离开昆明了，走以前我一定要去看望这位老师。
果然是这样，我进了他的屋里，使我大为吃惊。他把他的长须刮掉了，看来年轻得多，由于心情很好，显得容光焕发。我惊奇地望着他的下巴，他摸了一下笑着说：“我履行诺言，抗战一胜利，就刮胡子。”他的确是这么想的，以为抗战胜利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他自满自足地微笑着看着周围的一切，他弄弄这个，摸摸那个，那种情绪马上使我回想起他在《唐诗》课堂上讲授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蓟北》时的情景来。杜甫当时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情景，不都在今日诗人闻一多的身上反映出来了吗？
我们寒暄几句，他就说他终于盼到回乡的日子，想很快从巴峡穿巫峡，先回湖北老家去看看，然后回到清华大学去。
我不想去破坏诗人的美丽的幻想，只说现在交通很困难，恐怕不是一时都走得了的，回北平可不是简单的事。
他于是提到几月以前的旧事。他说美国驻昆明公使馆有人来看望他，还有美国记者也来访问过他。美国有个大学希望他到那里去开讲座。
这件事我早知道了，而且也不只闻一多一个人。如我们中文系的主任罗常培先生也是被邀请去美国讲学，还有哲学系的和别的系的教授也被邀请去美国讲学。
当时我们很不理解为什么美国对于昆明这一批教授有这么大的兴趣，后来才知道是美国的“深谋远虑”，他们眼见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人民面前是太臭了，充当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也不够格了，要依靠这样一些人来抵挡共产主义的狂流，已经是没有希望的了。因此他们除开拚命扶植国民党反动派之外，还拉拢一批大学教授之流的知识分子，希望有朝一日，改革国民党的腐败政权，让这些人来登台表演，以收换汤不换药之效。而且他们对扶植象胡适之，傅斯年之流的露骨反共右派教授，也是兴趣不大的了，因为这些人物身上的金光，已经在中国人民面前剥蚀殆尽了，没有多少骗人的价值了。他们需要的是那种对于国民党表示不满，然而对于共产党也抱超然独立态度的那种中间势力，即后来美国的艾奇逊所称道的那种“民主个人主义者”。希望他们组织起来，形成势力，叫中国走第三条路线。这就是美国希望用以“拯救”中国免于“赤*”的灵丹妙药。这样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在当时昆明联大的教授中，是可以找到一批的。就是民主同盟的队伍里也不是没有理想的候选人。甚至表现激烈，有号召力，然而缺乏政治经验、比较单纯的知识分子如闻一多，美国的谋士们也不是不想拉一把的。这样的“激进分子”、“危险人物”居然也受到美国新闻处的赏识，常常派记者来采访，并且大概认为这样在群众中很有影响和号召力的知识分子，才是他们猎取的最好的对象呢。
这当然是后来的分析，当时我们并不理解，只是觉得在昆明的许多美国人在积极地和一些教授交往，并且在物质上愿意给一些方便。而这些教授发起言来，著起文章来，却老是有“各打二百板子”的味道，既攻击国民党，又骂共产党，表示他们那种公允平正的态度。好似只有他们才是超然于党派之外，中国的救国良方都在他们的葫芦里。这样的中间面目，在当时昆明学生中也是有一些欺骗作用的。而且的确出现了“第三条路线”的说法。
这时民主同盟中也应运而生地出现这种拥护“第三条路线”的人物，比如一位著名人物竟然公开说出这样的话：“现在我们民盟有些人图一时之痛快，说话不够分寸，以至有人公开嘲弄我们，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尾巴’。我想民盟的方针应是周旋于两大党之间，不宜轻于偏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代表国共两党之外的广大人士说话，也才能得到美国朋友的同情和支持。”
我们当时对这样一些道貌岸然的人物如何进行恰如其分的斗争，本来是最感困难的事，而美国涌入的许多刊物又鼓吹这样一种论调，更助长了“第三条路线”的气焰。他们要拉一批教授到美国去讲学，显然是抱着某种目的的。
当然，他们想拉走象闻一多这样已经深深卷进民主运动潮流中去的教授，只是妄想。他并没有照美国那些说客所希望的那样，支持民盟中右翼人物的议论，要求居于两大党之外，得到美国“朋友”的同情和支持。相反的他从自己几年参加的政治斗争中，从他紧密联系的学生中，得到新的信念，他不得不和民盟中他的那位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分道扬镳了。他和他的老朋友公开争论起来。他说：“我们应该有原则，有是非，问题不在是‘国’是‘共’，而在于谁是谁非，我们不是做买卖的经纪人，为了在两大党之间讨点便宜。象内战这样的问题，难道不分清是非，各打五十大板吗？我可不管别有用心的人怎么奚落，不管美国人高不高兴。”他最后义正辞严地说：“如果说，这么做就算是‘共产党的尾巴’，那么做做这样的‘尾巴’也好。这样不算是耻辱！如果有人‘宁为鸡首’，我倒乐于做这个‘牛后’的！”
这样鲜明的立场，哪里有希望把闻一多拉进“第三条路线”里去呢？但是那些“美国朋友”似乎并不死心，还要尽力拉他，先从学术上引导他，把他拉到美国去，脱离这红色的影响圈再说。而且也并非毫无效果，在闻一多的思想上也引起过一些矛盾。他当时对于到哪里去，有些拿不定主意，到美国讲学，回北平清华大学教书，或者到解放区去？到美国讲学是美国的希望，给他送来了聘书，国民党也十分讨厌这个“刺儿头”，把他撵到美国去最好，清华大学则风闻有不再聘他的传说。到解放区去，他和吴晗不是没有议论过，和我也谈起过。原来是提出“向往延安，想去看看”，后来是想到华北解放区去。我们当时还是希望他回清华去，继续和回北平的联大同学在一起斗争，那时要去华北解放区也比较好办。
这也是当时组织上的看法，我向他透露了。他最后表示还是回清华去好。他跟我说，他还梦想着不久天下太平了，他可以重新投入到他的学术研究中去。他说他还有多少学术研究要展开，还有多少学术腹稿要写成著作呀。
最后我向他告别，说齐亮、许寿谔、李晓和我都要下乡去了。他知道这是党组织的意思，没有说什么，只是问是不是常常回来，希望回昆明时，一定要去看望他。我便告辞出来了。
烈士的血不会白流
我和几位昆明学生运动的骨干下乡去了。在那高山峻岭里，在那密林中，扎下根子来。在农村中建立了党组织，在贫苦青年知识分子中建立了“民青”组织，我们和昆明还是息息相通。我们去后不久，就出现了十月二日的昆明兵变，地方势力头子龙云被***绑走了，他的部队被中央军赶走了，他的省政权被国民党接收了。军警林立，特务横行，昆明的民主运动进入了一个更为艰苦的斗争阶段。但是使我们高兴的是，回到昆明听一些朋友摆谈他们的斗争时，说到闻一多，他仍然是一头猛狮，他的怒吼，使敌人丧胆。
他们谈到十一月廿五日在联大开的反内战群众大会。起初国民党的云南省党部特务头子查宗藩自称是“王老百姓”，强要上台去发言。群众揭开他的特务面目，被轰下台去后，敌人就来武的了。他们把联大四面包围起来，用重机枪向会场上空不停地扫射。会场开始有点浮动时，闻一多突然出现在台上，在枪炮声中，他象一个铁石巨人挺立在那里。“不要动，坐下来！”“勇敢的人，不要怕！”于是大家都坚定地坐了下来，怒潮般的口号：“我们反对内战！”“我们反对内战！”压住了机枪声。
会议仍然在密集的机枪声中照常进行，闻一多最后讲了话。他怒吼：“威胁和平的枪声，就在我们头顶！发动内战的人，就在我们身边，而且闯进会场，公开向我们挑战。我们决不能容忍这样的暴行，我们要抗议，我们要把反内战的工作坚决进行下去！”
于是会议在一片歌声中结束，唱的是流行的歌曲《你这个坏东西！》：
“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
这件枪打会场的事在第二天的专门放屁的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却变成了“西郊匪警，昨夜枪声”的报导了，把教授、学生、工人、市民都说成是“匪”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如火如荼的短兵相接的斗争不可避免地暴发了。
接着就是昆明学校大罢课，便是“一二一”昆明惨案。
国民党用青年的鲜血来祭他们打内战的黑旗了！
当时我在乡下，没有直接参加，可是各种报刊的报导，特别是《联大通讯》、《罢委会通讯》和朋友们的来信，使我们在另一条战线上准备战斗的同志都知道昆明战友们的苦斗和血战，总是听到闻一多一直站在斗争前列的喜讯，当然不能不为他的安全担心。
国民党采取硬压的办法，制造了潘琰、李鲁连、张华昌、于再被杀害的四烈士血案，没有把民主运动压下去，相反的是火上加油，民主运动不仅在昆明，而且在蒋管区都暴发开来，形成了真正的“第二条战线”。他们又把傅斯年这种坠落的教授请到昆明来作“猫哭老鼠”的表演，也没有效果。杀人的刽子手关麟征亲自带着棺材到联大四烈士灵堂来致祭，只引来群众叫他“把棺材抬回去装自己”的一片嘲笑，不得不落荒而逃。最后***不得不假惺惺地“撤职查办”云南的军政首脑来收场。
一个月的激烈斗争，比十年的平时工作还富有成效。大量的群众迅速地革命化起来，觉悟提高了，大批的人加入了“民青”组织，成为自觉的民主战士，其中许多人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颗一颗的革命火种，撒向四方。正如闻一多亲手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上说的那样：
“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历史写下了最新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如果愿望不能立即实现的话，那么就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广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倦的人都振作起来，而每一个反动者战栗地倒下去！”
“四烈士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昆明的以至整个蒋管区的民主运动，配合着解放区的主力斗争，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摇摇欲坠的蒋介石王朝。
烈士墓前的演说
这时候，党组织认为我们几个下乡的比较熟悉昆明的情况，又把我和另外一个同志从乡下调回昆明来暂时帮助一段时间的工作。
我很高兴回到战友们的行列中来，但是我再不能公开露面，不能到前线去参加战斗，只好住在同志们的家里，作个参谋。
二月十七日在四烈士灵堂前面草坪上——这是一块多么有意义的战场呀——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抗议重庆‘二一〇’血案，坚持严惩‘一二一’祸首大会”。发表了大会宣言，接着上街游行。使我们高兴的是，现在参加大会和上街游行的，再不是过去的三千五千人、最多时六千人，而动辄超过万人了。还有一点特别是，国民党特务公开出来捣乱已经不见了，他们转入到秘密活动中去了。
这时，我悄悄地去看望一下闻一多老师。他很惊异地看着我，但是他知道我是从乡下回来的，他也懂得秘密工作纪律，并不问我在什么乡下，干些什么。他也知道我一定会知道“一二一”惨案的经过，没有多谈。他更沉着了，不过还是那么毫无顾忌，无所畏惧的样子，我倒是有几分担心的。
三月十七日昆明学联决定为四烈士发殡安葬。我以能参加“一二一”运动的最后一幕而高兴。群众更是情绪激昂，因为这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民主活动，也许是一场更加严重的斗争。党组织、民青和学联都已有领导斗争的经验，作了周密的布置，一定要形成一个更大的示威游行，同时也准备对付敌人的血腥镇压。当时遭受国民党中央压迫的云南地方势力也暗地给民主运动以同情和支持。国民党深知除了枪杆子和特务外，是没有力量的，在青年中，在市民中都是十分孤立的。虽然他们动员了御用“民众团体”登报声明要罢市抗议，军警头一天挨户警告：“学生出殡，不准出来看”，还是无济于事。出殡这天，不仅人山人海，市民都聚集在街头观看，而且许多人直接参加到送殡的行列里来，使队伍越走越长。还有昆明各界人士有意地在这里那里路口，摆上香案，念读祭文，焚香送灵。
早晨八时，送葬队伍出发了，有纠察队和护灵队先导，打着“一二一惨案烈士殡仪”的横幅，横幅下抬着“自由钟”，钟声响着，引导大家默默地前进。没有往常那样喊口号，贴标语，散传单，用沉默表示最大的抗议，用声震天地的挽歌和凄婉哀痛的祭文来激发大家深挚的悼念，代替愤怒的控诉。
闻一多和其他十几个教授都参加了主席团，走在前面。他们不顾疲劳，坚持着几乎走遍了昆明的大街，走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回到联大内为四烈士修好的墓地，走到闻一多亲自用小篆写的“四烈士之墓”的面前。
在上面写着“一二一四烈士公葬殡仪典礼”的松柏牌坊下，闻一多站在那里主持祭礼。晚风吹来，吹动他那破旧的长衫，一片晚霞洒落在他的衰发上，他悲痛地然而是豪壮地读了他的悼词：
“四烈士永远安息在民主堡垒里了。我们活着的，道路还远，工作还多。杀死烈士的凶手还没有惩办，今天我们在这里是许下诺言了：我们一定要为死者复仇，要追捕凶手，我们这一代一定要追还这笔血债，追到天涯海角。我们这一辈子追不到，下一代还要继续追，……血债是一定要用血来偿还的。”
一个人倒下去，千百万人继起
我参加“四烈士”的送葬行列后，匆匆下乡了，没有再去看望闻一多。谁知道听他这一次墓前的讲演竟是我最后一次听他讲话。七月我调回四川，本想路过昆明，一定去向我的老师告辞，谁知我赶到昆明，闻先生被国民党特务卑鄙地杀害了。我只来得及到他那寒伧的灵堂去默默悼念一回。
一九四六年六月，全国的形势逆转，***公开发动内战，在蒋管区愈发实行血腥的法西斯镇压。在昆明，由于联大结束，北大、清华、南开复校，搬回北方，五、六、七月间老师学生分期走了，民主势力大大削弱。国民党特务下决心向还没有来得及走的列在黑名单上的教授和学生开刀了。列在黑名单上的第一个是民盟的李公朴，第二个就是闻一多。
七月十一日雨夜，李公朴在青云街下公共汽车时，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暗杀了他。这位一生为中国的民主而到处奔波的革命战士，终于不容于国民党，在美国最新发明的无声手枪下倒下了，昆明笼罩在白色恐怖中，一些民主教授不得不躲进美国公使馆里去避难。
但是闻一多没有去，党组织和他的许多学生劝他躲一躲。准备把他秘密转移出去，他也不听。不是他不知道自己的危险处境，名列黑名单，他是早已知道的，他撕掉一大把恐吓信就是明证。可是他作为一个铁铮铮的老人，又是一个十分重义气和感情的人，他说李先生尸骨未寒，我们这些朋友不去料理后事，怎么对得起死者？怎么去激励生者？反动派岂不更得意？他记住李公朴生前对他说过的话：“既然从事民主运动，就要抱着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的决心。”他终于抱着跨出门去不再回来的决心，去参加李公朴的追悼大会。这是李公朴遇刺后第四天的事。
我在乡下听到李公朴遇刺的事，心里很着急。我有一种预感，下一个目标将是闻一多。我知道这位老师虽然比我们年岁大，但是是一个刚直不阿，心怀天真的人。因此我很想赶回昆明去，一定要去尽一个学生的责任，劝告他，并且尽力为他安排脱逃之计。但是我因为是调离云南到四川，所以乡下还有许多事要交代，不可能马上回昆明。等我回到昆明时，闻一多在七月十五日傍晚在西仓坡联大宿舍门口遇刺的消息已经传遍昆明。我只得到一点机会，偷偷地向他那简陋的灵堂去向他默一回哀，便匆匆离去。
闻一多被杀后，昆明的白色恐怖更严重了。连灵堂布置也比较冷落，没有很多人守灵。布置去守灵的吴国珩和高彤生回来告诉我，挽联也不很多。我们几个去买些纸来，在小高家里写起挽联来，一个人写了十几幅，拿去挂上，我最后用大纸写了八个大字：“哲人其萎，我复何言？”
真的，我还能说什么呢？沉默！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炸。我不惜把自己当作一个点着引线的炸弹，冲向敌人，为无数死者复仇，也为我的老师闻一多复仇！
在离开昆明前夕，我趁没有人的黄昏时候，到联大四烈士墓前告别，出来在民主墙上看到大字报上的残片在晚风中沙沙飘响，使我象凭吊一个古战场一样，想念着那些战死的烈士，颇有几分知识分子的伤感。我从自己的头脑中猛烈地摔掉这种不该有的感情，毅然穿过城墙豁口，走过府甬道，向民主周刊社瞥了一眼，走到西仓坡联大宿舍门外，我不能准确判断哪里是闻先生倒下去的地方，但是在薄明中，我似乎看到地上有一片闪着红光的珍珠。
我回来后，又把朋友记下来的闻一多最后的一篇演讲稿读了又读。这是一篇火一般的檄文，一篇掷地有声的檄文！我们可以化为泥土，闻一多可以死去，但是这篇宣告黑暗的破产，光明的诞生的檄文是不朽的。
我现在来写回忆闻一多先生的文章，应该把他被杀前一个钟头讲的一篇话摘下来，作为结束。从这篇讲演中，我们至今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闻一多永远是那么大无畏地站在台上，用诗人的火焰般的语言，去点亮青年们的心。
他的声音响了：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发生了历史上最卑鄙、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要遭这样的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文章，用嘴说说话。他所说的，所写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笔，有嘴，有理由拿出来讲呵！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偷偷摸摸地杀？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李先生？
“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花案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呵！无耻呵！
“这是国民党的无耻，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曾在昆明长期从事民主运动，现在又回到昆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李先生的光荣！也是昆明人民的光荣！
“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年轻的一代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又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象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都发生在昆明，这是昆明无限的光荣。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这些无耻的东西，却造谣诬蔑。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个想法？他们的心是怎样长的？其实也很简单，他们这样疯狂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呵！在害怕呵！
“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能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打死几个，就可以把人民吓倒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民主战士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
“反动派以为暗杀恐怖会使从事民主运动的人少，以为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大得很，多得很！看，今天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
“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存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是都在人民的面前倒下去了吗？***，你这么猖狂，这么反动，翻开历史看看，你还站得住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
“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看，光明就在我们面前，正象李先生临终时说的，‘天快亮了！’现在正是黎明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李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李先生赔上了这条生命，我们一定要换来一个代价，……我们有这个信心！也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
“‘一二一’运动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象‘护国起义’，近的象‘一二一’运动，这些都是属于人民的，我们一定要发扬这光荣的传统。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他们看见联大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特务们，你们错了！你们看，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绝不让你们横行下去！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人倒下去，可看到千百万个继起的！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青年，必须完成这个任务！
“争取民主和平是要付代价的，我们绝不怕牺牲！我们每个人都要象李先生一样的，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
197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