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冬天的雪，冰雪凋零，情也凋零，纵使万物也动容！
（一）
女性人生的冬季，苦乐参半，苦中有乐，乐亦如苦。
元旦刚过，我把我那三十多米住房无偿地交还报社，把十几箱书籍和行李交给铁路托运，桌椅花盆都送给邻居。只拿着调转手续，踏着厚厚的积雪启程了。
本以为一个在京的大单位，人员素质一定很高，工作环境也应该错不了，我只要努力工作，把自己的智慧和能力都投入那家报社就行了，别的尽可以不管。
可是，我错了，而且还是大错特错，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错得这辈子都没法再挽回。
这一点当然不能怪林子明，因为连我都没想到情况会那么复杂，他远在国外又怎能了解？
这家报社挂靠在一家很大的财经部门。社长兼总编辑杨昊就是林子明的大学同学，也有知青经历。他是河南人，中等个儿，脸色暗红。
我去报到那天，在走廊里先后遇到几个年轻人，都很客气地跟我打招呼：
“你好！”
“你好！”
还是北京人礼貌啊！我暗自高兴地往里走。
社长办公室有四个人正在聊什么，三个人三十多岁的样子，只有社长杨昊年龄大一些。他听说我来了，急忙站起来和我握手，热情地说道：“欢迎、欢迎！我们早就盼着你来了。”接着他又对那三人说，“她就是我说过的何予平。”
“你好！”
……
跟在走廊一样，都很有礼貌。
“听说你是主任记者，我们全报社可就你一个，一定要帮我们把报纸办好啊。”
“我会努力的。”
“你看人家多谦虚，哪像你们，一个个的本事不大还净夸海口。”
“那是啊，谁叫你不让我们也当主任记者呢？”
“别着急啊……来，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想当主任记者的就是总编室主任孙志，这位是二版主任郭景坤，这位是三版主任刘东。还有谁？对了，我们还有一位副社长叫王艳丽，她家有事今天没来。其他人过几天你就都认识了。”
他说话很礼貌，但也很随便，其他人跟他也都不见外，完全不像我原来的报社那么严肃认真。
“好了，你们先都回去干活吧，我得跟何予平单独谈谈。”
“走啊走啊，你也想留下‘单独谈谈’啊？”
孙志假装用力地推着刘东往外走，可是刘东却似走非走地扒着门框不撒手：“x！我倒是想留下，可是人家社长也不跟我谈啊？”
他们的礼貌瞬间不见了。
“哎，嘴上又没有没把门的了？”杨昊只有这句话还严肃一点，他们几个这才打打闹闹地出去了。
“让你见笑了，我们这就这样，都没大没小的，随便惯了……”说着，杨昊指着一个很旧的长沙发说，“你请坐吧，条件差一点，以后会好的。”他随手又挪走一把三条腿的破木椅，说：“这帮小子一到我这来开会就带把破椅子跟我哭穷。嘿嘿！不过，我们确实没有几把像样的椅子。你看，现在也没给你找到宿舍，暂时只能将就着住我这办公室了。食堂就在隔壁招待所，等一会儿找人帮你换点饭票，先安顿下来。”
“谢谢！”
“不客气！”
接下来，我们聊了一会儿林子明，听口气杨昊对林子明似乎很佩服。
然后，他从办公桌上拿起一张报纸递给我说：“这就是我们办的报纸。”
“哦，《华夏财经报》。”
“报名大了一点，暂时的，正准备改个合适的名字，你也可以帮着考虑考虑。我还想问问你：如果把这张报纸交给你办，你打算把它办成什么样？”
“当然是要努力办成一流的报纸了。”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太好了，就想听你说这样的话。我们这却没人有这打算……”这时，他可能觉得说多了，突然停了下来。又问我，“对了，我还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看看你是想当副总编、总编室主任，还是二版主任？”
“别，我刚来，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给我点时间，让我先把以前的报纸都看一看吧。”
“那当然。不过，我们正要调整人员，最好能先把你的位置定下来。副总编一直空位，孙志想当。再就是二版主任郭景坤马上调走，又空出一个位置……”
我感觉到他这人表面大咧咧，但却粗中有细，因为他说这些话时一直暗自打量我。
“是不是二版没人争啊？”
“是的，要不你暂时先当二版主任？”
看来我退一步是对的，杨昊在搞平衡。于是我又说：“有没有职务不要紧，我先学学吧，以前虽然也报道过财经，但不这么专业。”
“哦，很好！就这么定，你先看报纸。”他伸手打开一个柜门说，“我们的报纸都在这，你随便看。但是，我还有一个要求：看完后从你的角度提提意见，或拟出一些报道题目来怎么样？只要是财经方面的就行。”
“好的，我尽量。”
那天，杨昊对我的“考核”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之后，他带我去了二版编辑室，郭景坤客气地指着一张空桌子对我说：“刚才见过了，以后你就坐那吧，小孔回山西一直没回来，估计不会再来了。”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小孔是何许人，也没多问，只是感觉这里好像一点章法都没有似的，让人摸不着头脑。
“我就知道会让你来二版，因为过几天我一走这个位置就空了。副总编位置王艳丽想安排孙志。孙志到报社来跟我前后脚，好几年了却没见他写过一篇稿子，可又总以‘老人儿’自居，挖空心思想当副总编。前几天听说要从京外调一个主任记者来，他就担心这个位置飞了，拍着桌子喊‘别看我没干过新闻，可是搞新闻我谁也不服！’他以为副总编的位置非他莫属。可是，他又对总编室不撒手，写不出来稿子还想身兼二职，太贪了。贪什么呢，这里的猫腻可多了。基层来送稿子的都带着礼品，还请吃、请喝，孙志一天三顿酒不离桌。本系统在各地都有机构，下面这些机构在这请了回去能报销，所以在这吃吃喝喝太小事一桩了。关键是好多稿子后面还都有‘这个’……”他搓着两个手指头，做了一个点钱的动作。又说，“哎，我看了都心慌，可人家却乐呵呵地收了，十分坦然。所以，你想这报纸质量能提高吗？得，不说了，一言难尽，时间一长你就知道了。杨昊原来也想让你来当副总编，却又谁都不能得罪。这里的人际关系呀，平衡起来还真难。”
郭景坤丝毫忌讳都没有，竟对我这个陌生人滔滔不绝地描绘起报社领导层的人际关系来了，我很惊讶，心想：兴许他与孙志关系不睦吧？
报到的第一天晚上，我在报社周围看了看，才知道报社那破旧的小二楼是临时租用的，食堂与办公楼隔着一个很大的院落，中间约有十分钟的路程。之前借调的人员都投亲靠友，原单位给报宿费的都住招待所，只有我一个人住办公室。
我拿起拖把想擦擦地，竟然在木板床下发现三四个东倒西歪的啤酒瓶子，还有几只脏碗，碗里的剩菜都长了绿毛。两个烟灰缸里满满的烟蒂都湿漉漉的，散发出呛人的气味。我只好找来一把铁锹把它们扫起来，一起扔进了水房里的大垃圾筐里。
办公室晚上暖气不热，也没地方打热水。一张单人木板床上只有一套单薄的被褥，夜里很冷，冻得我当时就感冒了。那时又没有多少钱，想买个棉套都不敢。而且一到半夜就停电，走廊黑洞洞的，哪都不敢去。心想：也许再过一些日子就好了。杨昊不是说“暂时在这办公”、“暂时住办公室”吗？我刚来，已经给人家添麻烦了，不能再提别的要求。
第二天一早，走廊里依旧是一片“你好！”的互相问候声。
二版编辑随丽来后也先到我办公室问了一声：“您好！何主任。郭主任还没来哪？我去给您打壶热水吧？”
“谢谢你，我已经打回来了。”
“噢，再过一会儿就没有了，还得等半天。所以，我还寻思早点来帮您打水呢。”
“不用，我住这，顺便就打了。”
“以后您需要什么一定跟我说，我家在这，很方便。”
“好的。”
据郭景坤介绍：随丽调入本系统后，在机关待了一年多，喜欢当记者，就到报社来了。
郭景坤来后，见我一边咳嗽、一边认真地翻阅《华夏财经报》。就说：“嗨，不用那么认真，连杨昊自己都不仔细看。”
“是吗？”
“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这也是我要走的原因之一。”
“哦。”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也就不再讲话。
可是，最糟糕的还是我接连看了五六天报纸，几乎把三年来的报纸都翻看了一遍，竟没找到新闻感觉。
因为大多数报道和标题都不像新闻，不是整版整版的领导讲话、文件摘编、会议纪要，就是连篇累牍的表扬稿，甚至要闻版上还发大幅的漫画……很多“本报讯”也都不是消息，其语法和文字之混乱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每一篇文字的下面还都堂而皇之地署着“本报记者”的头衔。
那天，放下报纸，我不由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不知道这报纸该怎么办？甚至不知道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
但是这一切我都不能对林子明说，我只能告诉他“我在《华夏财经报》上班了，杨昊很热情”等等。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一个人漫步在报社周围昏暗的路灯下，想着明天该怎么跟杨昊说自己对报纸的看法。
不能如实说，因为没法用真正的报纸标准来衡量它，可也不能说它好。对此，我还真犯难了。算了，不如干脆先拟选题吧，说选题也可以从正面来指出报纸的不足，这样就不会那么直截了当、那么尖锐了。
于是，我马上回屋，列出了六十多个题目，其新闻性和可读性都很强。
本想这样凑合，不料杨昊也没再问我对报纸的看法，拿过我写的题目，刚看了几个，就连声叫起“好”来。
“好！好！真好！……”
说着，他还拿着题目跑去老顾问办公室，接着又去了总编室……不大工夫，报社仅有的是几个办公室就传遍了这件事。老顾问还特意来到我办公室夸我：“好久没见到这么像样的新闻题目了，真不错，你是怎么想到的？还没开始工作就能……”
我本想说“没费多大劲儿”，可又觉得这话有不谦之嫌，只好说：“其实谁都能提出来。”
“好啊，要办好报纸，就需要这样的思维、这样的人。”
“老师，我还得多向您学习呢。”
“不行了，我以前在《经济时报》工作时还行。调这来也三四年了，明年就退休了。”
说到这，他看了看门外，又小声说：“我不该跟你说这话，但是……嗨，算了，以后你自己多留心吧，这种报纸不好办……”
看到他欲言又止，我也不知该说什么了。
这时走廊里传来纷纷攘攘的声音。老顾问走出去看了看回头对我说：“哦，杨社长把那些题目张贴在总编室的墙上了，叫编辑记者们都去看呢。”
听他这么说，我反而不好意思出去了，只好又坐了下来。只听人们议论纷纷：“谁呀？这是……”
“让我看看，谁写的？”
“说是新来那人……”
“人家可是主任记者呀，还能列不出好题目！”
“那是当然！报社能有这样的人才像报社。”
“不过，这题目在咱这可能行不通……”
“为什么？”
“那还不明白？上面给咱钱办报，是要办给员工看的。这些社会性很强的报道上面能通过吗……”
“可是，杨社长和老顾问都说‘好’了。”
“那就看怎么发了？”
“你说的啥意思？”
“我是说呀，要是隔三差五地发一篇也不是不行。”
……
听到大家的议论，我才明白：这份报纸是办给内部基层单位看的。
可我却依旧在想：也不妨拿出一部分版面报道社会普遍关注的财经问题呀？
不大工夫，小随又来了。她见郭景坤不在，就站在门口对我说：“何主任，您比哪个主任都厉害！真的，连老顾问都为您叫好呢……”
看着她那机灵的样子，我真想把这里的年轻人都带起来，让他们尽快成为真正的记者。
我单纯得一门心思想办好报纸，却不知道杨昊他们并非这样想，他们并不想把报纸办得多出色。眼下不过做做表面文章，拿我做样子，提振一下报纸，好向上面伸手要经费，发文件要求下面订报纸、做广告。同时他也知道，不管我有多大本事，最后也跑不出他的手心。所以他不担心。
“好，从明天开始，二版就交给你安排了。你列的题目大家都说好，你可以直接派人去采访。”杨昊走进办公室对我说。
“那些稿件采回来能发吗？”
“当然能！”他可能意识到我听见大家的议论了，又说，“别听他们瞎说，能不能发稿，我说了算，你说了也算。”
听他这么说，我心里很高兴，以为只要社长支持，就没问题了。于是又问：“那些题目不完全是我们二版的，也涉及到其他三个版……”
“哦，我还忘了，那得开个会，把题目布置下去，让大家都动起来。”
说完他就走了出去，好像真的很重视。过了不大工夫，杨昊又转身来问我：“如果先组织一次采访的话，你看哪篇合适？”
我想了一下说：“那就采访银行怎么样？银行与百姓接触最多。”
“写什么呢？”
“是这样，听说因为竞争意识不一样，每天下班前，有的银行网点早早就打烊谢客了，有的还把顾客推到别家银行去办业务，而有的银行网点却在加班加点接待顾客、吸收存款……”
“哦，不错，就定这一篇！明天咱就把人马都撒出去，六个城区，抽十几个人同时去。各家银行都看看，就写见闻，好坏都写。你来执笔怎么样？”
“行，我试试。”
“不用跟我客气。”
那天，我们的采访很有收获，大家兴致勃勃地介绍各自的所见所闻。我把这些材料收集整理后，写了一篇一千八百字的纪实：《京城银行网店打烊前见闻》，写得有点绘声绘色，大家看了后都很高兴，说：
“这才叫新闻呢！”
“如果都采写这样的报道，我们才像记者！”
“那，咱这报纸也有人爱看了。”
杨昊也很得意地拿着报纸在各办公室走来走去。
可是，很快就传来了不同的声音。只听杨昊在总编室生气地说：“嘿，银行老袁头儿，都快退休了火气还这么大？刚才给我来电话说：咱在报纸上公开批他们没到下班时间就关门。还说如果咱们报纸再批他，他们银行以后就不订咱们报纸了。看来还动他不得了？谁让你不把网点办好呢？”
“那是啊，你以为办网点像记者上下嘴唇一碰那么容易呀？”孙志反驳道。
“要你这么说，以后这类稿子还不能发表了？”
“就是不能发！谁还不会弄这些花样呀？那得看上什么报纸……”
没想到，这篇报道还成了一盆冷水，淋得杨昊再也不想提这事儿了。
又过去三天，副社长王艳丽终于现身了。
这人个头不高，瓜子脸，挺白净，但长相有点刁，嗓门也大，可谓地道的北京式家庭妇女。听说只有高中毕业，也下过乡，返城那年侥幸赶上财经部门招工了。现在她只是副处级，官儿虽然不大，但是好像她谁都敢管，待人接物完全是一副农村妇女队长的派头。那天早上她人刚进来，就挨个办公室批评人。
“都干什么呢？我没来这几天，你们是不是也没来？”
“没、没有，王社长，俺们哪敢呢？”
“不敢最好，要让我知道你们谁擅自离岗，看我咋收拾你！”
后面的话没听清，只听“咣当！”一声门被关上了。于是她又推开另一个房门：“谁在这呢？啊，你们应该三个人，怎么只有你俩呢？”
“哦，是王社长。刘伟上厕所去了，我去给你找他？”
“你小子，扯淡是不？”
“王社长，您真有劲儿，打得我头好痛……”
“不打你不知我厉害。”
“你好！”
“你好！”
……
走廊里，文明和不文明的声音混杂在一起，不知哪个更真实？
“哟，你是？我咋没见过？”她“咣当！”一声推开我的房门，径直走进来问道。
“我是何予平，您是？”
她不屑于回答似的又问：“何予平是谁呀？是来找人的吗？怎么，这应该是郭景坤的办公室呀。”
看她这架势，我已经猜到她就是副社长王艳丽了。看来她是明知故问，或许想给我来个下马威吧？我可不敢把关系搞僵。
我不再讲话，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我才离开几天，这里就乱了套……”
她见我不再理她，便气呼呼地走了出去。
紧接着就听到社长办公室那边传来她的吵嚷声。
这时，随丽进来了。
“何主任，我忘了告诉你，别理她，她快走了。她自己找的上边，要求去机关工作。”
“是吗？”
“她最没水平，一篇稿子都没写过，就会咋呼……”
这时走廊里又传来两个人的议论声：
“王社长怎么了？”
“不知道。”
“是不是担心自己的位置被人抢了……”
“别乱说，当心……”
“嗨，快回屋吧，孙主任来了。”
“提篮小卖哎……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我，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
走廊里传来一位男士扯着嗓门唱京剧的声音，而且似乎故意改词串调儿。
“孙主任来了？”
“呵呵，孙主任唱得真棒！”
“嘿嘿，瞎唱。”
“孙志，你过来！”王艳丽喊道。
“是，是，我马上就去！”孙志大声答应完，又小声嘀咕道，“x！我还没打开房门呢就喊我，干吗呀这么急？”
接着就是一阵“咚！咚！咚！”的声音。
随丽打开门向外张望了一下，回过头来说：“真逗！孙主任故意用力跺脚，还‘呼哧、呼哧’地大喘气。这点路还不到五米呢，他就爱弄景儿。您听……”
“呼、呼……快累死我了，一听见领导喊赶紧跑来了。x！什、什么事儿？”
“你小子，装得还挺像，咋嘴上又没把门的了……”杨昊嗔怪道。
“你们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我到现在还没吃饭呢！”
“又怎么了？”王艳丽问道。
“还不是给人家娘仨做完饭就被撵了出来！”
“得了，你……”
“真的，哪像你们呀，吃饱喝得，啥心不操……”
“行了，别扯你家那些破事儿了。快说说，说说咱这报纸倒是想咋办？要是一定要采写这些不着边儿的稿件，上边儿不拨经费我可不再舍着脸去要了，谁爱要谁要去。上面要是让报纸自负盈亏……”
王艳丽一边说一边用脚“咣当！”一声把房门关上了。
走廊里又传来议论声：
“王社长生气了！”
“是吗？”
“因为啥？”
“不知道……”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就听到孙志在走廊里大声喊道：“开会！开会！领导发话了，让各部门主任马上到总编室开会！”停了一下又喊道，“别忘了自带椅子。”
我找了一把稍微结实一点的木椅，提着去了总编室。
总编室空间很小，七八个人挤了挤才勉强坐下，后来的经理部经理只好坐在门口。
这时，不知是谁用脚从孙志的办公桌底下踢出来四五个啤酒瓶子和两只脏碗。
“嗨，真脏！都有臭味了，还不扔？”一位女士忙掏出手绢捂着鼻子说。
“谁说有臭味？”孙志反驳道。
“你闻闻？”
“啊？你说这碗啊？这是哪个小狗吃完了不拿走陷害我？”
“得了吧，谁还不知道，就是你自己吃的。”
“行，就算是我吃的，可也不光我自己呀。”
说完，孙志开门喊道：“小窦，过来，把碗扔出去！”
“还有酒瓶子呢？”
“嘿嘿，咋还有酒瓶子呢？”
“还装？”
“这可别扔，还得留着换啤酒呢。”
“呵呵呵……”
“说什么呢？”杨昊走进来看见了酒瓶子，“啊？又是孙志，怎么哪屋都有你的酒瓶子？”
“嘿！咋都冲我来了？也有你的分儿啊，前晚打完牌你没在这吃啊？谁不认账是小狗！”
“好了，好了，快开会吧。”
“好，先开会！好长时间没开会了，今天正好艳丽也来了，有几件事儿跟大家通报一声。”杨昊说到这，先征求了一下王艳丽的意见，“艳丽，要不要你先说？”
“干吗我先说呀？我又不是社长！”
“嘿嘿！那就我来说。有三件事儿：一是艳丽被要去机关办公室工作了，管宣传，以后就要直接管咱们报社了，我这里先表示祝贺！”
杨昊说完带头鼓掌，大家也跟着鼓掌。有人轻声议论道：“看吧，我早就听说了。”
“都注意听，我接着说第二件事儿：暂时由咱们经理部经理姜远航接替艳丽的工作，主管报社财务和印刷、发行。这件事儿也得祝贺！”大家又跟着杨昊鼓掌。
“呵呵，我咋说来的？你还不信。”
“信！信！真服了你了，消息就是灵。”
“这第三件事儿，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了，那就是二版郭景坤调走，由新来的何予平担任二版主任。大家欢迎！”说完他又带头鼓掌。
掌声刚刚停下，孙志闭着眼睛得意地坐那又大声鼓起掌来，还很有节奏：“呱呱呱！呱呱呱！……”
大家惊奇地看着他，有人还“哈哈！”直乐。
“人家都停了，你还鼓？”杨昊说。
“那不是还得欢送吗？”孙志仍旧闭着眼睛不在乎地答道。
“嗨，郭景坤不在这，你鼓掌他也听不见。”杨昊又说。
“那也得欢送啊，我是打心里欢送他！心多诚啊，你还不表扬我？”
“嘿嘿！还想让我表扬？”杨昊笑道。
王艳丽也很高兴地抬脚踢了孙志一下，调情似的说：“就你爱说真话！”
孙志这才睁开他胖脸上的那双大眼睛，嬉皮笑脸地回应道：“看吧，连俺姐都说俺了不是？这年头就是不能说真话，说真话谁都不爱听……”
这时，我身边通联部主任小声说：“嗨，他的对手好不容易走了，他能不高兴吗？”
“那是啊……”四版主任接话道。
“啪！啪！”杨昊无奈地拍了拍手，这才说：“还有一件事，各位回去安排一下，今晚我请全体人员吃饭，连祝贺带欢送，再加上欢迎，都有了。”杨昊话音还没落，大家又鼓起掌。
“哈哈哈！”
“不过，我请吃饭，可得经理部给报销啊！”
“哈哈哈！”
“再就是大家得把活儿给我安排好了，吃饭时少喝点酒，回来还得准备明天出报呢。”
“放心吧，喝多少酒也耽误不了报纸！”孙志拍着胸脯说。
那天，杨昊特意找了一家离单位稍远一点的好饭店，可是全报社的人都到齐了，王艳丽还没到。
“哎，艳丽咋还没到？”杨昊问司机。
“那个、王社长说她有车，不用我去接。”
“那就再等等。”
报社头头脑脑的坐一桌，没有职务的坐另一边两张大桌。几桌人一边说说笑笑一边等，又过了半个小时，王艳丽还没到。
“杨社长，人家问咱们要不要先点菜？”
“先点啊？那就点吧，等艳丽来了想吃什么菜再给她加两个。”
一刻钟后，菜陆续端来了。虽说都饿了，却谁也没动筷，都坐那干看着。
“小窦，你再给艳丽打个电话问问。”杨昊吩咐经理部一个小伙子。
“我刚才打时，机关那边就已经下班了。现在都六点半了，更不会有人了。”
“她说把一点东西送过去就来，这都过去两个钟点了咋还没来？”
“该不会回家了吧？”
“不会呀？她跟我说去机关的，再等等吧。”杨昊似乎不敢不等。
大家虽然都没有耐心了，但也只能等着。这时，孙志忍不住了，拿起两瓶啤酒一碰，“啪！啪！”两声，瓶盖就都掉下来了。
“来，先喝口啤酒总可以吧？没动筷儿就不算没等啊。”说着，只听“咕咚、咕咚……”一瓶酒就下去了一半。
“来，谁想喝？”
孙志个头虽然不高，但是大腹便便的肚子里很能装啤酒。他一边喝，一边想找人捧场。有两个借调来的人想捧孙志，可是又瞄了瞄杨昊，没敢吱声。
又过了一会儿，杨昊可能觉得太没面子了，也拿起酒瓶子倒了一杯，说：“都等一两个钟头了，艳丽可能有事儿来不了了，咱们边吃边等吧，开餐！”
“哈哈哈！”
一阵哄堂大笑之后，人们马上行动起来：开酒瓶、递杯子、挪椅子、喊叫服务员。
“小姐，过来！”
“小姐，瓶起子呢，打开这一瓶……”
“要瓶起子还找小姐，给你，接着！”孙志从自己的钥匙链上取下瓶起子扔了过去。
……
“好，我先说两句……”
杨昊刚想说什么，却被叫喊声淹没了。
“嘘——！”
“安静！安静！”
“好，我先说两句，大家可能都知道了，今天的饭局内容比较丰富……”
杨昊又把“祝贺、欢送加欢迎”这套嗑说了一遍，举起酒杯与孙志、郭景坤和我碰了一下，一饮而尽。
孙志却把酒瓶子往桌上一放，矫情地说道：“哎，我说大社长，酒没下肚就醉了？”
“怎么了？”
“你跟他俩碰杯没错，可你干什么跟我碰啊？我既没提拔，又不走，更不是新来的……”
“嗨，你代表艳丽呀！”
“那就更不对了，我怎么能代表领导呢？”孙志就是要在全报社人面前显示：他根本没把杨昊放在眼里。
“嗨，那就是希望你也早点被提拔呗。”
“这可是你说的。”
“是啊，当然我说的。”
“行！就冲你这句话，我干了。”
“咕咚、咕咚……”只见他一瓶啤酒一饮而尽，扔掉空瓶子就喊：“小姐，拿酒来！”
“哎呀，爷，酒在这哪！”小窦急忙给他开酒瓶，小声说道。
“你倒是慢点喝呀，又没人和你抢。”杨昊半挖苦半劝地也说了一句。
“女人才小口小口地喝酒呢！”
“呵呵呵……”孙志又把大家逗笑了。可是他还没耍够，开了一瓶酒喝了两口，又唱了起来：“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他一边唱，还一边摇头晃脑地“里格里格里格朗”地伴奏。
“呵呵呵……”
这时，吃的、喝的、叫好的、拍手的，几个酒桌顿时乱了起来。
没想到，就在这时，王艳丽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她怒气冲冲地站在那里，既不说话也不离开，单看杨昊如何向她解释。
“哎呀，艳丽，你咋才来呢？我们一直在等你……”
刚才还喧嚣的酒桌顿时一片哑然，都愣愣地看着王艳丽。
王艳丽圆睁怒目，一声不吭。
“不信，你问大家，我们等你快两钟头了，说谎是小狗……”
“真的，快过来坐吧。你看，你的座位一直空着，酒杯也在这，筷子没人动……”
王艳丽瞪着两只大眼，依旧一声不吭。只有那不可一世的目光从眼镜后面射出来，原本就恶叨叨的她，此时更令人畏惧了，我都不敢直视。
“快，我先自罚一杯……”
“不行啊？不行的话，我自罚第二杯……”
“还不行？好，我自罚第三杯……”
尽管杨昊想方设法给王艳丽垫台阶，可是王艳丽就是不给面子。杨昊只好向其他几个人使了一下眼色。于是有人机灵地过去夺杨昊的酒杯，也有人前去拉王艳丽入座，又递筷子又端杯。
“真的王社长，杨社长一直不让我们动筷子，非要等你不可！”
“快坐下吧，王社长，你一定饿了吧……”
杨昊无奈，只好又动员孙志：“快帮我一把吧？”
孙志这才摆够了谱，走过去说：“得了，还是我来吧，我姐就听我的。”然后又拉着王艳丽的胳膊说，“对吧？姐，小弟这厢一直空着杯子等姐呢。”
“得了吧，我刚走你就跟他们穿一条裤子……”
“哎呀，冤枉啊！小弟一直都是跟姐穿一条裤子的……”
“呵呵呵……”
大家被王艳丽闹得都不知该如何是好了，直到这时才笑出声来。可是，王艳丽虽然入座了，却依旧不依不饶：“好，都谁空着杯子等我呢？告诉你们，我喝一杯，等我的得喝两杯。”
“行，我带头。”杨昊终于找到了台阶下。
这时，经理部主任带着三四个部门负责人，一起拿着酒围在王艳丽身边比拼。在座的人有叫“好”的，还有喊“加油”的，真是看热闹不怕事儿大。
本以为王艳丽三杯酒下肚就消停了，可是正相反，她放下酒杯竟然放声大哭起来。
“太欺负人了，我这前脚还没迈出门槛，后脚就被人踩了。好在我也是报社的元老，没功劳还没苦劳吗？说是为我饯行，却不等我，竟拿残羹剩饭打发我呀……”
她还越哭越伤心，越伤心话越多，到后来都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了，估计有些话也不太好明说。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知所措地看着杨昊。
杨昊只好连连摆手，示意大家快点吃，吃完离开。
“你们也先回去吧。”也许杨昊不愿意进一步暴露“家丑”吧，想把主任们也打发走。
不大工夫，饭桌上就只剩下了杨昊、孙志、姜远航、刘东、小窦等七八个人。
我们站在酒店门口，只见杨昊端着酒杯不断自罚：“艳丽，我这可是自罚第八杯了。”
小窦走过去把酒瓶子从杨昊手里夺过来，说：“杨社长，您不能再喝了。”
“谁说不能？拿酒来，我要喝到艳丽高兴才行。是吧？艳丽。”
“小窦，你少管闲事儿！”王艳丽擤了一把鼻涕，边擦边说。
“谁说杨社长不能喝？我陪着。”孙志说着又拿来一瓶白酒，递给杨昊。
“艳丽，我喝白的行不？咱仨一块喝，喝完我给你唱歌？”
“喝！不喝醉了你是不能说真话。”王艳丽又抹了一把眼泪。
“好，听艳丽的。叫小姐换小酒杯。”说完杨昊拿起小酒杯，又自斟自饮道：“第五杯、第六杯、第七杯……咋又没酒了？拿酒……来！”
……
面对此情此景，我不想再看下去，回头就走了。
路上，杨昊的无奈和王艳丽的“泼妇”形象又浮现眼前，再次削减了我的信心。我失望地走着，身后不时传来人们的议论声，尤其是那些被王艳丽骂过的人更敢说话了：“真能撒泼，野蛮、无赖！”
“瞎矫情呗。”
“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呀？”
“不知道。”
“杨社长咋那么怕她呢？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人家手里？”
“要有什么把柄她早说出来了，估计是知道点什么，却又没有真凭实据。尤其是财务那块，听说还办了一个半公半私的公司。”
“是做对外贸易的吧？”
“嘘！小声点。”
……
第二天，太阳刚出来，人们就来上班了，走廊里照例响起一阵儿互致问候声：
“你好！”
“你好！”
……
杨昊一声“你好”之后便匆匆走过，对昨天的事儿只字不提。一切都烟消云散，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只有随丽还想试探我的看法，她开门问道：“何主任，昨天让你见笑了吧？这儿就这样，没几个真正的记者，乱着呢。不像你原来的报社吧？”
我抬头看了看她。她快步走过来，又说：“何主任，王艳丽这么闹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听说她怀疑杨昊私下搞外贸……可是，”她不断地回头回脑，既想说，又担心被人听见。
“我这也是听别人说的。还有，王艳丽跟上面管人事的‘二把手’关系不一般，所以才被要到办公室去了……孙志跟王艳丽也有瓜葛……”
“小随，咱能不说这些吗？”
“噢，对不起，我是怕你不了解这里，所以才……”
那天，通联部主任赵莹也跟我说，这里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太多了，都见怪不怪了。
我暗自想道：不去管它，多干少说，办好报纸。
第二天，我本想把自己对二版的改革思路向杨昊汇报一下，希望能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最好他能给点建议。
可是他好像还在想着别事儿，不太关心似的看着我。我刚刚说完，他就想把我打发走：“行，我都了解了，你就大胆干吧。”
“您能给我们一点意见或建议吗？”
“没有，你说的都挺好，直接安排吧。”
“那如果我们把上面的会议消息改成新闻稿，总编室能通过吗？”
“什么会议消息？”
这时我才知道，我刚才白说那么多了，他根本就没听进去。
“我是说，以后所有的会议消息都想改成新闻稿件。”
“行，去办吧。”
我无奈地走出他的办公室，自己又反复掂量了一下想好的改革思路，决定先在部门内部讨论一下，然后试行。
会上，我先谈了自己对版面的认识和安排，强调了提高版面质量问题，强调了版面的新闻性和思想性。
我说：“虽说咱们办的是行业报，但它首先是报纸，作为报纸最重要的就是新闻性。所谓新闻性，不单指街头巷尾那些‘狗咬人’还是‘人咬狗’的新鲜事儿。新闻的内容很宽泛，即使对本报那些特定的读者群来说，行业里的新闻也多得很。比如：从报道内容上说，上面每年都要开会部署一年的工作，提出很多新的政策措施，其中究竟哪些政策是新的，新在什么地方，与之前的政策区别在哪，应该如何解读和理解？领导是怎么说的，基层员工是怎么想的，应该怎么贯彻落实，贯彻落实好的单位‘好’在哪，等等。不能笼而统之地把领导讲话拿来，加上一个‘本报讯’就当作新闻刊登。”
“的确，俺们原来都是这么发稿，根本没想是不是新闻，以为一开会就是新闻呢。”小随抢先说。
“好，都想一想，一会儿都谈谈自己的认识，我接着往下说。从报道形式上讲，作为报纸来说当然是消息最常见。有人说‘会议消息一发，这方面就没有什么新闻可写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同一个内容并不是只能写一条消息，变换一下角度就能写出不同的消息来。就拿会议来说，刚才咱们已经说到的那些，就不仅仅只是一条会议消息了。除了消息之外，再就是‘言论’了。言论也有许多种，既可以用‘编者按’把消息的重点点出来，也可以用‘短评’做一点分析或说明，如果有重要问题需要阐述，还可以写‘评论员文章’或‘社论’。当然还有‘记者述评’、‘综述’，等等。此外，‘专访’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新闻体裁，写法也有很多种，也很灵活，以后咱们可以在一起慢慢探讨。”
那天，我还说了通讯、调查报告、专栏、简讯、电话采访、基层来信、问答等等。大家好像第一次听说一样，听得很认真，记录也很认真，还不时地要求我“慢点说”。
接下来我重点讲了对版面安排的设想。
我说：“就整体而言，因为是行业报，版面安排只能突出行业内容。但是，并不是说一点都不能改变。比如，在突出行业内容的同时，也可以拿出五分之一左右的版面作为‘自留地’开发使用，可以刊登一点其他财经部门的新闻或客户的需求、建议之类，供本系统借鉴参考。在具体安排上，之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整版整版的大块头文章或通讯，顶多加几条表扬稿或简讯，据说多数还都是‘关系稿’，因此也就没有多少新闻可言。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现状。每块版面都要突出编辑思想，要看到编辑的独到匠心，编辑要在几个重点位置的稿件安排上多下功夫。比如：一定要有头题，而且头题一定要有很强的新闻性。还要有‘二题’。版面的‘左上’、‘右上’和‘右下’这几个重点区域要发重头稿件，不能对付……”
我也说到了“关系稿”。
“‘关系稿’不是不能发，要看怎么发。作为编辑或记者，一要尽可能挖掘、补充其新闻性，二是新闻性差的就发简讯，三是尽量隔三差五地照顾关系，而不能连篇累牍、没完没了……”
那天我说得比较多，还好，大家都很愿意听，没人厌烦，甚至还要求我再多讲一点。
“哎呀，真没想到办报纸还有这么多学问。”
“何主任，我算是这里的老人了，从来没有人这么讲过。向来都是只要把稿件改一改、减少点错别字、别开天窗就行。如果报纸能像您说的这么办，我觉得那才像报纸样，我们的脸上也会有光。”
“那是啊，估计总编室孙志他们也都不明白。”
“那，杨社长呢？杨社长、王社长他们从来没提过这样的要求。”
我不想招惹是非，赶紧制止道：“打住！打住！咱今天只谈咱们二版的问题，讨论一下这么办行不行，不要涉及其他人。好不好？”
“好，我们明白。”
……
那天大家热情很高，会议气氛非常好。大家谈了很多，也提了一些建议和意见。我们建立了部内责任制，并分了工。大家一致要求我严格把关，要求我对他们经常培训。我说：“只要大家愿意学，我没的说。”
经过认真准备，我们改革后的第一块版面出来之后，报社和机关都震惊了：“哦，真不错！”
“比第一版都强！”
“强多了！”
“那还是要闻版呢，这回可被人家比下去了……”
部内人员听着大家的议论，都兴奋得不得了：“何主任，你听！”
“嘘，小点声，咱们自己可不要说什么。”
“知道，知道。”
大家互相转告，互相叮嘱。
很明显，报纸的质量好坏，虽然与编辑记者的认识和水平有很大关系，但是关键还在于领导，在于领导的思想认识和决心，在于办报宗旨，当然也在于队伍培训，不能总是糊涂神、糊涂庙地对付着过。
杨昊刚一拿到报纸就来到我们办公室，第一次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我，说：“好，很好！可以作为样报，让各版面都改一改。”我感觉到他这次说的话是由衷的。
过了一个多小时，杨昊又来了，没敲门，进来后又退回半步，说：“哦，对不起，我一着急，就忘了敲门。”
“没关系，请进吧。”我站起来说道。
“你坐，你坐。我刚才走了几个屋，大家都一致赞扬你们的版面办得好。机关办公室也来电话了，说‘大家看到后都认为，报纸能办到这样就不错了’。不过，也有人认为‘二版可以这么办，其他版却不行’。还有人说‘得看看基层读者的反映再说’。但是，不管怎样，我支持你，我和老顾问支持你。”
他最后这句话似乎告诉我不能过于乐观。
临走，他又说：“抽时间帮我琢磨琢磨其他版面怎么改。”
“我不好介入吧？”
“想好了只对我一个人说。”
“我考虑考虑。”
“不用考虑，这事儿就交给你了。”
“我们先办一段时间再说？”
“也好。”
杨昊突然来了热情，我反倒不敢相信他了，怕他只有三分钟热情。就在我疑惑地看着杨昊时，随丽可能听到了杨昊的声音，走进来说：“杨社长，得表扬我们吧？尤其得好好表扬表扬我们何主任。”
“那是当然，过会儿我就开会。”
“不要表扬，能让我们办下去就行。”我说得很诚恳。
“那是当然……”
不过，杨昊还真的召集部门主任开了会，并特意安排老顾问做点评。会上，老顾问高兴地指着我们的版面对大家说：“杨社长让我说我就说。依我看，这样的‘消息’才叫‘消息’，大家看，这标题简明扼要：‘南阳落实政策不打折扣’、‘江苏春季增赢三成’。通讯也短小精悍，且生动活泼：‘春耕时节看农贷’、‘走，支农去！’其动感性都很强。还有这篇‘编者按语’更是点到为止，而且深刻有力：‘一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道出了几十万员工的心里话。上面只有为生产着想，政策在基层才能落地扎根。基层心里有政策，有钱才往生产上投，钱才能用在刀刃上。上下用‘心’交朋友，促产增盈都不愁。’”
“确实生动！”
“真不错，不过也不容易呀。”
“那是，得下功夫才行。”
“好，通联部和四版主任刚才的议论我很赞成，让我们继续听顾问点评。”杨昊插话道。
“我接着说。这块版还刊登了十五条‘简讯’，我就不一一念了。这版共发稿二十六篇，比之前增加三倍还多，信息量很大。而且消息、通讯、言论、专栏、简讯等常用体裁基本都有，同时还别开生面地刊登了‘编辑电话访基层’，编辑一个电话，便把千里之外的情况尽收眼底，既见其人，又闻其声，还体现了新闻的时效性。这样的新闻好不好？当然好！谁都愿意看。”
老顾问听见有人议论，稍微停了一下，又说：“此外，我们再看看版面上这只有七八百字的‘自留地’，也就是新开辟的专栏‘石与玉’都刊登了什么？刊登了五条其他部门的好做法给我们借鉴，我们没想到、也没做到的，人家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受到了社会欢迎。这样的经营信息很有价值，我们系统不仅不嫉妒，而且从上到下都喜欢……”
老顾问点评完版面之后，通联部主任赵莹抢着说：“在咱们报纸这可谓别开生面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出色的版面，今天一上班就接到记者站和通讯员好几个电话，都叫‘好’哪。都希望我向领导转告他们的想法，说是如果报纸能这样办下去，广告和发行肯定能上去……”
“我也同意赵莹的意见，我们四版的人也有懂新闻的，看了也都说‘好’，说咱们行业报能办到这个水平相当不错了。人家何主任真是动了心思，刚来不久就大胆改革，而且一步到位，我真得好好向人家学习。还有人家之前提出的六十个题目，那才叫新闻呢……”
“对了，程志玲不提我还忘说了。”老顾问又把话题接了过去，“这些题目虽然没有实施，但是反映了何予平的新闻功底，这需要很强的新闻敏感性，而我们目前所缺少的恰恰就是新闻敏感。当然，这需要锻炼，也需要培养，我希望报社今后能够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我完全同意顾问的意见，总编室更要加强对编辑的培养……”杨昊的话还没说完，早就不耐烦的孙志不高兴了，阴阳怪气地接了一句：“我——也——同——意——”
说着，他又扭歪着他那胖胖的南瓜脸，故意大声打了一个哈欠，眯起大眼睛看着大家，逗得大家爆出一阵笑声。本来很严肃、认真的会议气氛被破坏了。可是他还不放过，继续给杨昊出难题：“可是，杨社长，你让我培养编辑，谁来培养我呢？”
“呵呵呵……”
孙志虽然稍胖一点，但是个头不高，不至于把椅子坐坏了。可是，他故意用力往后一靠，只听“咔嚓”一声，他坐的那张椅子靠背上断了一根木头，而他并没有摔着，“嗖”的一声立马站起身来，这下子他可更有话说了。
“你看吧，别说‘培养’了，连可靠的‘座椅’都没有，还能被人培养吗？依我看，在这里干活就不能有新闻敏感。幸亏我不敏感，否则座椅坏了这条消息上了头版，再加个‘编者按’，如实点评点评，上头还不得灭了我……”
“哈哈哈……”
他见目的已经达到，这才说了一句正题：“好了，从明天开始，我带头先接受杨社长的培训，这总可以吧？要不，杨社长，您把我送到北大学几天？”
“哈哈哈……”
“杨社长，也把我送去吧，孙志还懂得‘新闻敏感’，我连啥叫‘敏感’都不懂。”
“呵呵呵……”
透过笑声，我看到说这话的是三版副主任刘东，细高个，几根头发立在秃头上，趿拉着鞋片，脏兮兮的，一副痞子相。听说他虽然是招聘来的，对领导却一点都不惧，经常喝得醉醺醺的躺在办公桌上睡大觉。因为喝酒总叫着王艳丽，还曾引起孙志的嫉妒。他与孙志本来不和，可是在喝酒、出洋相捣乱和哗众取宠这一点上，他俩可总不忘一唱一和，配合相当默契。
“哎，说什么呢？走题了。”杨昊可能看我表情严肃，只好说了这么一句。
老顾问早就见怪不怪了，也严肃地坐那，什么话都不说。
“杨社长，现在讨论什么？是讨论如何办好版面，还是讨论培训的事儿？”通联部主任赵莹是一个正直的人，估计她是以这种明知故问的方式在提醒杨昊。
“当然是讨论版面了，都说说各版的打算。谁先说？”杨昊扫了大家一眼，发现已没的选择了。
“嗨，这不除了人家二版，就是你们要闻版和三版了吗？”
“报告杨社长，还有四版呢。”孙志说。
“是啊，要不然四版先说吧？”刘东急忙附和。
“我们四版又不是新闻版，还是新闻版先说吧。”
“嗨，谁先说都一样。我看不如这样吧，请何予平‘抛砖引玉’，说说她是怎么考虑的？”杨昊无奈地说。
“杨社长，应该是抛‘玉’引‘砖’吧？”赵莹纠正道。
“哈哈！”
“对，掌嘴，是我说走嘴了。抛‘玉’引‘砖’。何主任，要不就请您开导开导我？”
“没有什么，我真的没有更多想法，以前怎么做现在还怎么做就是了。”因为眼前的场面不仅让我失望，更叫我扫兴，尤其是杨昊的模棱两可，叫我无话可说。
杨昊听了我的话先是一愣，静了一会儿才缓过神儿来。他知道孙志和刘东不会顺着改革的思路说的，弄不好还会捣乱，只好点别人了。
“要不，就请一版和三版的两位助手说一说？”
“二版改得确实好，我们怎么改得听我们主任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呵，都有现成的话了。”杨昊想来想去实在没辙了，“不过，何主任说得也对，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不同的人，培养了不同的能力，也养成了不同的工作方式。这个环境是我造成的，看来，还是得我先说了。那好，我要求你们总编室和三版回去后立马改革，先增加消息，尤其是头题稿，一定要有分量，不能对付……”
“我们要闻版头题够有分量的了，那可都是上面的声音啊。”孙志狡辩道。
“好，孙志要说，那就你来说。”
“别、别、别，还是社长说吧。”
“就是不上钩，是吧？”杨昊半开玩笑地说。
“那是，别说拿话敲打我，就是拿棍子打我也不上钩。”孙志又半闭起他的眼睛，斜视着杨昊说。
“再就是要加大信息量，每个版至少要发十几条以上……”
“我们现在就是十几条啊？”
“我说的是正常稿件，没说简讯，我也懂一点新闻，别见空子就钻。”
“谁让你不说清楚呢？”
“再就是语言要精练一点，讲究一点，别到处都是错别字，读者不是说‘看咱们的报纸迷眼睛’吗？的确得下下功夫了。”
“那是读者的眼睛太大了……”
“还有你们三版，不能天天发一大篇一大篇的科技理论稿，可也不能天天发、发……对了，你们发的那叫什么来着？”
“问答？”
“不是，就是那……”
“专访？”
“也不是……”
“啊，我知道，你说的是‘知识讲座’吧？”
“对，就是那‘讲座’，是不是把人家讲师的教案拿来当新闻稿发了？废物利用啊？”
“讲师的教案也不是‘废物’啊！”
“那也不能算是新闻稿啊？再说还得付给人家稿酬不是？”
“嗨，这事儿我来解释。也就是那一段时间发了几期，这还是托朋友找人弄到的教案，人家根本就不愿意上咱们的报纸。再说，我们部门的人都是从下面借调来的，都不懂科技，采访多难呀。不像人家二版，都懂财经。”
“哎，这你就不对了，二版主任也不是从财经部门来的啊，再说随丽以前也没在银财经部门干过，郑新又是学政法的。”
“对，人家也是近半数的人都与财经不沾边儿呀？你还有什么说的？”
“行，你说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你回去组织大家好好设计一下版面，凭你刘东的能力一点都不难。”
杨昊习惯这样搞平衡，“先打一巴掌，再给个甜枣吃”，弄得谁都不三不四的没脾气。
刘东终于无言以对，这时掏出红塔山香烟，扔给杨昊和孙志一人一支，又拿打火机都给点着了。三个人一人吐出一大口烟雾，呛得赵莹第一个咳嗽起来。程志玲也赶紧掏出手绢，捂着嘴巴嘟囔着：“哎呀，真烦人！快点开会吧。要么让我接着说，说完我好走？”
“行啊，快点，听四版程主任的。”
“我们四版跟别的版不一样……”
“不能同日而语？”
“那倒不是，我的意思是……”
“是办得比谁都好？”
“孙志你别捣乱！”
“我是说啊，我们四版大部分都是员工的习作，长的习作一期发一小部分，还可以搞个连载。可是习作中的诗歌就不行了，一期发几行，下期接着发？还有‘故事会’，讲一半就不讲了？”
“那才好呢，吊人胃口，下期肯定还找报纸看。”
“孙志，要不你替我说吧？”
“别呀，我可是认真听着呢，要不也接不上你的话呀？”
“得了，都听程主任说。”杨昊发话了。
“但是，这话还得说回来，人家二版改得就是好。我们也讨论过了，可以先从‘员工之家’那个版面改起，加大信息量，加强时效性，争取让员工多在版面上说说心里话，也好配合新闻版，使报纸整体形成合力。”
“这就对了，并不是不能改，每块版面都有改革的余地，大家要发动编辑记者动脑筋……”
那天的讨论就这样结束了，依旧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我回到办公室，听见我们部门隔壁房间议论声很大，就走了过去。
“哎呀，何主任回来了。”随丽站起来给我让座。
“别客气，你坐吧。”我说。
“何主任，我们刚才在走廊都听见了，正在这议论呢，孙志和刘东净耍贫嘴，不说真格的，是吧？”
“何主任，您可别跟他们生气。他们根本就不是来办报纸的，再说……”
“算了，我不会生气的。不管怎样，大伙对咱们版还是肯定的。所以，一定要按照咱们的设计把版面办好。”
“放心吧，我们都把下一期的稿件编好了，正想拿给您呢。”
我回到办公室不大工夫，随丽也来了。她进屋看我好像真的没生气，就趴在我的办公桌上小声说道：“何主任，不是我多嘴，咱们报社的真实情况可能没人给您说。刚才郑新还说应该告诉您知道呢。您只当是我们一片好心就是了……”
从她的话里我才知道：原来这报社的正式员工都是从机关过来的，而且大部分都是机关各部门不愿意要的人，因为没地儿安排，就都有条件地打发到这来了。也正是因为要替机关养活这部分人，所以条件之一就是由上面提供办报经费。来这的人觉得杨昊愿意要自己，所以都很听杨昊的话，杨昊随心所欲也就没人注意了。
“而且，杨昊也觉得只要听话就好，所以他想提拔谁就提拔谁，为了让上面认可下令，他就去人事部门疏通关系，不然就找主管领导。我还听说从京外调您来，也是他找了一把手说的话。”
“是吗？”
“还有，行业报的优势就是不管报纸办得好坏，发行和广告都不成问题，因为都是系统内的事儿，只要上面一句话就行。何况下面也希望多发点表扬自己的稿件给上面看，出点钱算什么……”
“哦，这么说表扬稿还得发？”
“是啊，哪个单位发稿少了都不高兴，何况这里还有个人关系稿。您想，下面给通讯员发稿任务，为了完成任务，通讯员只好花钱来打点……”
“看来这就是不愿意改革的关键？”
“可能是吧？尤其是要闻版，因为当领导的往往只看第一版……”随丽想了一下又急忙说道，“啊，这些话您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那，借调人员呢？”
“他们就更听话了，都愿意来上面镀镀金，而且跟上面搞好关系说不定还能调到北京来。再说刘东他们这些聘用的，杨昊指哪打哪，办点出格的事儿谁也管不着。这就看出杨昊的活分来了。”
听随丽这么说，我才确定杨昊调我来真是给他装饰门面的，他并不想彻底改革报纸。
可是，不久我们就收到许多基层读者来信，一致称赞我们二版办得好，有的还把信写给了上面的领导。
这次领导还真重视了，派人来调研，可惜派来的人竟是王艳丽和她的一个处员。王艳丽充分利用了这次调研机会，把孙志提为副总编。不过，她的手段不太光明。
那时候，恰好杨昊出国去了。一天，报社临时负责人姜远航突然在走廊里大声喊道：“各部门主任马上到总编室开紧急会议！”
“什么会？这么急。”
“不知道。”
“可能是杨社长回来了吧？”
“不会呀？不是说后天才回来吗？”
“走吧，别忘了拿着椅子。”
大家拿着椅子刚走过来，姜远航又喊道：“不用带椅子，只有几句话，说完就散会。”
“怪了，倒是什么事儿？”
“快，人来齐没有？”姜远航喊完，又一个个地数了起来，“一版、二版、三版、四版、经理部、办公室、发行，好了，七个部门，加我八个。人都来了，我就说一说。刚才接到王艳丽电话，说上面的‘二老板同意让孙志担任报社副总编辑’。这是原话，就这一句，让我马上传达。好了，传达完毕，散会！”
姜远航虽然宣布“散会”，可是大家都目瞪口呆地站那不走，不断向姜远航发问：“哎，我咋没听明白？这是任命啊，还是个人意见？”
“不知道，王艳丽没说。”
“从哪天开始呀？”
“不知道，人家说的我都传达了。”
“那，总编室主任谁当啊？”
“不是说了吗‘不知道’。”
“那杨社长知道吗？”
“杨社长在国外呢，不清楚他知不知道。”
大家奇怪地看着孙志，发现他第一次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地无话可说。
“算了，快走吧，这还不明白？！”
“得，咱这简单，一个电话就解决问题。”
我跟在大家身后离开总编室。不到一分钟，消息就传遍了全社，编辑记者们更是议论纷纷。
小随立即来到我的办公室，说：“何主任，咱这报社净怪事儿吧？大伙都说了，哪有这么任命的？既不来人也没有文件，何况杨社长还不在家。这叫什么‘先斩后奏’，管你同不同意呢？”
“上面‘二老板’是谁呀？”
“‘二老板’？啊，您不知道，咱这不像机关那边对领导都称呼职务。咱这随意，都是大老板、二老板的那么叫，要么就是一把手、二把手，大头儿、二头儿，或者叫大掌柜儿、二掌柜儿……有时候也在前边加上姓或名。咱这就归‘二老板’管，他叫杨晓升，刚四十多岁，好色，整天嘻嘻哈哈的，谁也不怕他。他老爹官更大，虽然退休了，但是背景很厉害，所以他也不把官当官做。孙志没法靠前，又一篇稿没写过，二老板根本不知道他这个人，所以只能靠王艳丽。而且……”小随怕被别人听见，压低了声音说：
“而且，这二老板每次到下边去，王艳丽都主动给他安排下面的美妹……听说，王艳丽还在机关那边给二老板拉皮条，有一个女孩就是二老板看中的，刚二十多岁……要不，王艳丽咋能被调回机关？……”
听她这话之后，我更加失望了，甚至有种一落千丈的感觉。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这二老板还算好的呢，只好色。有的可是钱、色样样都敢沾。”说完，她又补充道，“这可是头等秘密。不过……机关那边也都知道，您只要别说是我说的就行。”
第三天杨昊就回来了。只见他气呼呼的，铁青着脸从总编室走出来。
“杨社长回来了？”
“嗯。”
“这回杨社长可真生气了，听说还在电话里骂了王艳丽几句。”
“那有什么用？人家说是二老板同意的。”
“可真逗！”
又过了两天，杨昊给我借了一处他同事的房子，只有一居室，因为媳妇在国外，所以房子一直闲着。虽然远一些，但我还是很高兴，也许杨昊想以此给我一点安慰吧？
“何主任，”他总是这么称呼我，“你们二版再增加几个人吧，几个都行，借调还是招聘，由你说了算，定下来告诉我一声就行。不然，像你们这么努力，有点太累了。”
他见我用疑惑的眼光看着他，又补充了一句：“我相信你，我怕我对不住你们。”
我见他说的是真的，就与大家商量，从基层来信中选出两位对报纸很有见地的人，借调过来了。
他俩都住招待所，回单位报销，报社一点负担都没有。而且，这两个人真的很好，不仅人品好，诚实，能独立工作，而且责任心也很强，只是借调期限不能超过一年。
几天后，杨昊又对我说：“两个不够吧？我再给你安排一个，他叫钱斌，也是从基层来的。他如果不好好干，你就告诉我打发他回去。”
这个钱斌，还真不敢恭维。
他西装革履，一副大款派头，对上点头哈腰，一味奉承迎合，但人前人后的行为却大相径庭。
见到靓妹他就送一些小东西去讨好，而对其他人却不屑一顾。因此，说他什么的都有，但是杨昊却听而不闻。
关键是这个钱斌胆儿特大，刚来那会儿一个人住在办公室，总是趁下班后把大麻袋里还没拆封的“稿件”统统倒在桌子上，像邮局分拣信封一样，“刷！刷！刷！”动作迅速，地址熟悉的扔在桌子上，不熟悉的统统扔到垃圾箱里，根本不看内容。被我们发现后，曾说过他几句，他只解释说“反正稿子太多了也用不了，你们不想扔掉我就再捡回来”。
他当着我们的面把那些稿子拿回去后，撕掉信封后又扔了。之后仍然连信封也不拆就扔稿。
一天早上，小随对我说：“何主任，您来看看，我们又从垃圾箱里捡回好多没拆封的来搞。”
“是吗？”
我走过去一看，果然，几十篇来稿都未拆封。
“怎么还这样？这可是原则问题，我再找他谈谈。”
他故伎重演，又一如既往地点头哈腰，急忙认错：“我以为用不了，就只留了一部分。是我不对，下不为例。”
但是，私底下他却对人说：“什么‘原则问题’，不就是几篇稿子吗？小题大做！”
之后，钱斌虽然有所收敛，但是又在版面上做起了手脚，竟敢擅自撤换稿件。一次轮到他排版时，他私下安排了熟人的一篇大通讯，整版都被破坏了。杨昊见到报纸后知道是钱斌干的，先来安慰我两句，然后去找钱斌大骂了他一顿。
“你怎敢擅自换稿，好好的版面被你糟蹋成这样！你到底还想不想在这干？不好好干今天就走人！”
“我错了，我错了，以后不敢了……”
后来，他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这么干了，却又在编稿上动手脚，对陌生人的稿件大笔一挥，从头删到尾，只留二三百字。而对熟人的稿件却只字不动，从头留到尾，篇篇千字以上，连字、句错了都不改。
杨昊得知后，再次当着我们的面痛骂了他一顿。他依旧不顶撞反驳，显得十分乖巧，唯唯诺诺地满口称：“是！是！是！”
可是，之后他交给我的稿件还都跟以前一样。而杨昊则连问也不问了。为什么呢？有人对我说：“钱斌从基层贷款做买卖，是杨社长同意的。”
“哦？”我不禁大失所望，“看来杨昊是不会让钱斌走人了。”
但是无论如何，我也不能亲手破坏我们的版面。为了给杨昊面子，钱斌编的稿子又不能一篇不发，没办法，我只好多花点时间再仔细处理一下，就这样我是还把钱斌给得罪了。
我从基层借调来的小许和小胡跟钱斌一个办公室，他们对我说：“何主任，以后你也别再费工夫了。你不知道，钱斌拿过报纸，一看他编的稿子字数少了很多，就骂骂咧咧地把报纸扔到地上，还在上面踩踏了好几脚，又往上面吐唾沫，又骂娘。”
“他还给基层打电话说：‘你们的稿子我可是原封不动交上去的，可是都被何予平给删了。你们打电话给杨社长吧，只有杨社长能管她……”
“钱斌的电话太多了，整天跟下面扯买卖，吵得我们都没法编稿了。何主任，能给我俩换一间办公室吗？”
“换哪呢？”
“不然，我俩就在大办公室挤一挤吧，总比跟他在一个屋强。”
我想了想，估计钱斌之所以这样肆无忌惮，一是有杨昊做后盾，二是可能也想把别人挤走吧，他自己一个办公室不是更方便吗？但我不想让借调来的人难过，只是担心杨昊会不同意，不料他却高兴地说：“好啊，别让下面来的人没法工作，都离开钱斌，让他一个人在那折腾吧。”
我把小许和小胡安排在大屋，就让小随搬到我这屋来了。因为只有小随是正式员工，我也想培养培养她。不过她新闻敏感性不强，又不肯钻研，进步很慢。
不久，钱斌就在我们办公室的附近又租了两间屋子，携妻带女、还有丈母娘一起搬进了北京。
那天，我们正在讨论稿件，钱斌开门对我说：“能请两个兄弟出去帮我搬一下家具吗？中午我请他们去饭店。”
钱斌总是这样，每次要麻烦别人时，总是把他的小恩小惠挂在嘴上。
“你们谁愿意去？”我问道。
五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答话。
“你自己说，你想让谁去？”
“我就这么没人缘吗？还是下面来的俩兄弟去吧？”
小许和小胡只好勉为其难。第二天，小许对我说：“钱斌真有钱，买了最贵的冰箱和彩电。”
小胡则说：“钱斌办公桌上还扔着一个十万元的存折呢，不知是否想试探我们。要不是我提醒他收起来，丢了说不定还会怀疑我俩呢。”
可是，他却故意毫不在乎地笑笑说：“谁想要就拿去，不就是几万块钱吗！”
从那开始，杨昊、孙志、刘东、姜远航等人就经常在钱斌家吃吃喝喝。
一天，他们喝完酒，醉醺醺地坐在杨昊办公室打牌，起初还听到他们嘻嘻哈哈的，后来杨昊突然大声喊道：“孙志！孙志！”
当时我们办公室我和小许、小胡三人正在核稿，小许听到喊声奇怪地问小胡：“是不是孙总不舒服了？”
“不会吧？”
“要不你过去问问？”
小许去了一会儿，回来后笑笑说：“孙总牌不好，总是输，就借口上厕所溜回家去了。”
“是吗？还有这事儿。”小胡不解地说。
“是啊，杨社长在电话里说孙总‘从尿道溜了’，还骂他‘流氓！’孙总不在乎地说‘就流氓了，你把我咋着吧？谁让你们净抓好牌了？’呵呵，他们挺有意思……”
“呵呵呵……”小胡也笑了。
不久就风闻钱斌从基层借贷上百万。
“他借那么多钱干什么？”我奇怪地问。
“说是来京做生意，为基层谋利益。”小随说。
“那时候我还没弄明白，其实钱斌、孙志，甚至杨昊他们根本就看不起我，认为像我这么认真办报纸的人太少、也太傻了。孙志公开说我‘还把办报纸当日子过了？’在他们看来，只有拼命赚钱才是真格的，只有吃喝玩乐才是人生的真谛。”
这是我第一次把真实想法写信告诉了林子明，信里流露出失望和无奈的情绪。林子明回信说：“我已经有所察觉了，看来是我错了，把你调入一个行业报社，没想到这样不正规，人员这样混乱，很对不起你。怎么办？实在不行，你就换个单位吧。”
可是我能换哪呢？一没有熟人，二也不想辜负调我之人，更不想让林子明从中为难、得罪朋友难做人。
于是，我又写信安慰他说：“也许以后会改变的，不至于总这样下去吧……”
其实，我没想到：我和他们之间根本就是价值观不同，是两个世界的人。我更没想到：到头来，我们谁也改造不了谁，何况社会风气如此。我白白努力了那么多年、期盼了那么久！
后来，他们更变本加厉了。
不久，杨昊来了一个大动作，决定购入微机，把录入、排版和校对的活儿都从一家承包公司那收回来自己做，每天只把清样片子送印刷厂印报纸。
为此他又聘用了一些人进行录入和校对。可惜，直到这时报社仍然没有建立编前会制度，每天刊发哪些稿子、发多少字、发在什么位置，要闻版全由孙志一个人说了算，其他版则由各部门自己定。而且报社编辑出版程序也一塌糊涂。
孙志一再说：“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不要在原稿上改稿，咱们现在有微机录入了，先录入，你们在小样上改，改后再出一遍小样就是了。”
“那不是浪费吗？”
“哎？这么大个报社，浪费这么点算什么？听我的！”
于是每天都出两遍小样，有时候甚至还要出两遍大样，因为孙志喜欢在大样上改动，比其他报社多出两道工序。为什么？
“大样比小样清楚。小样字太小，我看不见。”他说。
其实主要原因是：杨昊、孙志他们喜欢很多人陪着彻夜饮酒、打牌，边打牌边审稿、签字，还可以拿加班费。
因此，每天下班后，孙志都要把一些编辑、尤其是微机录入和校对人员留下来，有时候部门主任也要陪着加夜班。
那是一天下午四点多钟，孙志照例在走廊大声喊道：“今天每个部门留俩编辑！”
“我们部不用留了吧？稿子都编好了。”我问道。
“那也不行，你能保证你们的稿件不需要改动吗？”
“应该没问题。”
“那也不行，万一……对了，今天何主任恐怕也得留下来加班。”
“怎么了？”
“今天要闻版有你们二版记者采写的稿件。”
“不是编好了吗？”
“可是我还没看呢！如果有问题还得何主任亲自动笔改呀！”
我知道他要等大样打好后再审稿。其实对我来说加夜班没问题，我只是不喜欢他们在办公室吃吃喝喝、打打闹闹，不玩儿到半夜不审稿。但又没办法，我只好留下来陪着。
六点半，孙志又喊道：“加班的去吃饭了。”
“今天去哪？”有人问。
“老地方。”
“还是剁椒鱼头呀？”
“不喜欢哪？”
“太辣了。”
“辣，才刺激呢，我就好那口。”
“走吧，何主任，一起去吧？”孙志知道我吃过了，故意来催我。
“哦，我吃过了。”
“得了吧，你在哪吃的？”
“我买了方便面。”
“嘿！方便面？何主任真节约呀。”
八点半，杨昊、孙志他们醉醺醺地回来了，手里还提着几瓶啤酒。
“都放那，跟你们说：今天谁输了罚谁喝。”孙志说。
“罚谁呀，还不够你一个人喝的呢。我说多带几瓶嘛，你不干，看都罚没了你喝啥？”杨昊说着一屁股坐沙发上，拿起扑克牌就喊，“快，第一拨谁先来？”
“别急呀，我得让他们微机先录稿不是。”
“你就磨蹭吧，让编辑们先来……”几个编辑都被叫过去，两副牌合在一起八个人玩，大家都围坐在杨昊身边开始抓牌。
九点半，第一遍小样出来了。
“都来拿小样了！”微机组长小白大声喊道。
我去拿回我们二版的小样看了一下，把录错了的字、句和标点符号改正过来，就给微机送回去了。
“何主任，只有你们二版的稿子是先编后录，第二遍小样就省事儿了。别的部门，嗨，第二遍小样可难录了。”小白皱着眉头说。
“别说小样了，总编室的稿子第二遍大样还有那么多改动呢！”小熊不高兴地补充道。
“嗨，那不是孙总改的嘛……”
“他们现在还打牌，咱啥时候才能下班啊？我住得可远了，十一点以后就没公交车了。”
“再出一遍小样你就先走，我和小花她俩在这录大样。”
……
我们的第二遍小样只有几个错字，到第一遍大样时只有两个标点错了。
“不用给我们出第二遍大样了。”我对小白说。
“不行，何主任、孙总不让，他说‘哪一遍也不能省’。”
“真教条，这不是难为人吗？”我这样想着，就去杨昊办公室找孙志。
“孙总，我们那篇上要闻版的稿子需要改吗？”
“哈哈哈，杨社长，别看你牌好，牌好咋样？还是输给我了吧！这就叫‘能个儿’！喝酒吧，你……”孙志把手中牌往桌子上用力一甩，拿起啤酒瓶子，眼睛盯着杨昊，根本没理我。
“孙总？”我只好又喊了一声。
“喊你呢，孙总。”杨昊接过啤酒瓶子用力捅了孙志一下。
“啊？捅我干啥？”孙志故意不理睬我。
“在这呢，何主任找你，往哪看呢？”
“哦，何主任来了？”这时他才转过身来，故意做给杨昊看，“对不起，何主任，不知你来了。要不，你来玩两把，我歇歇。不过你可得防着杨社长，他净偷牌。”
“谁偷牌了？你让大伙说，我今天偷牌了吗？咱今天改邪归正，一张都没偷……”
他们整个人都陷在牌局中，根本不想报纸的事儿。
“算了呗，你，那张梅花九咋在你屁股底下找到了？”
“那是它自己跑来的。”
“呵呵呵……”几个编辑这时也忘形地笑了起来。
杨昊说完，这才提了一句报纸：“你快点吧，人家问你稿子呢？”
“孙总，我来问问你说的那篇稿子，就是小许和小胡他俩今天采写的那篇会议稿，你不是说需要改吗？”
“哎哟，你看，我都被杨社长给气糊涂了。”孙志拍着脑门子又说，“小窦，快去把大样拿来我看看……”
只见他一目十行地看了一下，说：“就这样吧，哪有错我亲自改就行了，不用劳动你了。”说完放下大样，“快，还能玩一把，过一会儿就得干活去了。”
这时已经十一点半了，我想到之前我们的编辑被孙志留下打牌，一玩玩到凌晨三四点钟，睡到第二天中午才来上班的事儿，于是赶紧回屋告诉借调来的小许和小胡：“快，孙总说你俩写的稿子不用改了，回去睡觉吧，记得明天按时来上班。”
“没问题，何老师，您一个人敢回去吗？我俩去送你吧？”
“不用了，我今天就住这吧，你俩走了我就睡觉。”
“可是，这也没床啊？”
“不要紧，就在桌子上睡就行，反正夏天也不冷，你俩快走吧！”
“哎，咱俩走吧，不然何老师也不能睡觉……”他俩叹着气，无奈地走了出去。
（二）
不久，听说机关那边反映报纸版面之间的差别太大了，无论内容、形式，还是版面的思想性，要闻版都落后于二版，上面已有微词。加之上面“一把手”又换了人，新来的“一把手”比较重视报纸，要求杨昊加强管理。杨昊向我们传达了上面的指示，提出要对报纸进行改革。但是，究竟怎么改呢？他没有说，也没要求大家提建议或进行讨论。听说，只有杨昊、孙志和姜远航他们三个人有时候在一起戗戗这事儿。
又过了一段时间，孙志来把我叫了过去：“何主任，杨社长叫你去他办公室。”
“哦，叫我，什么事儿？”
“说不好，你、还是直接问他吧。”
“什么事儿，这么神秘？”
我走进杨昊办公室，他客气地站了起来：“请坐，这屋里烟味太大了，这帮小子也不听我的，总在这抽烟……”
我知道杨昊不是推卸，而是一种自嘲。
“我们三个刚才又仔细商量了一下，认为你办报纸还是很有一套的，因此想把报纸交给你来做，你可以彻底改一改。”
“您指什么说的？”
“具体说就是成立一个大总编室，由你来当总编室主任，负责整个报纸，也就是一二三四版都归你指挥，也包括微机录入和校对，这方面的人员和工作程序都由你来选择和管理。当然稿件的采编和组版工作你只管一二版就行，三四版还让他们自己组稿，多了你忙不过来。”
“呵，变动这么大？我可没想到。”
终于要改版了，惊喜之余我不免又有点担心，既担心其真实性，又担心编辑队伍。
杨昊看出了我的心思，于是说道：“你没想到完全可以理解，连我自己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动作。不过，既然上面让改，不改也不行，虽然咱这阻力挺大，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做说服工作，现在他们几个终于想通了。”
“我怕我胜任不了啊。”
“嗨，你就别再谦虚了，你的能力大家都看到了。林子明前些日子来信还骂了我一通，说我埋没了人才。我知道我对不住你，你来之后一直没有发挥你的能力。但是这次不一样了，这也是我说服他们为你争取到的最佳位置。因为让孙志干他又不干……”他可能觉得这句话说走嘴了，立即扭转了话题，“其实，大家都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当然也想听听你的意见。我的想法是你自己选俩副手，分别帮你看一二版的稿子。原来的编辑基本不动，不足的部分你可以从社会上招聘。”
“既然三四版的两个主任在家，就让他们……”
“对了，三版的刘东安排他去干别的，副主任留家组版，四版还是主任在家组版。对你来说他们都是副主任，都做你的助手。反正你一个人也忙不过来，他俩对原来的内容又熟悉。”
杨昊就是这样，随意性很强，说话办事经常毫无章法，想怎样就怎样。
“那，您认为一二版选谁合适？”我问。
“还是你来选吧，你选谁我都支持。”
“真的吗？”
“当然。”
我认真想了一下，觉得只有赵莹还不错，其他还真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
“能让赵莹到总编室来吗？主要负责一版，让随丽临时负责二版？”
“哦，赵莹？赵莹、赵莹……”
杨昊这样念叨了好几遍，可见出乎他的意料。那么他一定是想让孙志原来的助手周啸继续当这个副主任了？我这样默默地想着，幸亏我提出赵莹。
“赵莹得负责通联部工作。换个人行不行？”
“您想换谁？只要不是周啸就行。”
“我就是想让周啸做你的副手。报社只有他是新闻专业毕业，这个人少数民族，只是性情有点怪。”
“他虽然学的是新闻，却不想干新闻。都说他‘晚来早走，怪话满口，吊儿郎当，整天忽悠’。听说都换了好几个新闻单位了，终于在这落下脚。我担心他不好好合作。”
我本想说“担心他整天只想做买卖赚钱，闲下来就打牌、喝酒，把小青年都带坏了”。但又怕杨昊对这话敏感。
只见杨昊的目光透过眼镜在紧紧盯着我，估计他知道我要说什么，可是我却没有说，他没法反驳，只好不提此事。
“他是有点调皮捣蛋儿，不过……我是担心别人都不懂新闻啊。”
“不懂不要紧，只要有责任心又肯学习，我愿意把他们带起来，比如随丽进步就挺大，能独立处理稿件了。”
“那倒是。怎么办好呢？……这样吧，你说说你不想要的还有谁？”
“您让我再仔细想想行吗？因为这事儿来得太突然，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刚才说的也都是临时想到的。”
“哦，那倒也是，那就明天再谈。”
“不过，您刚才说‘让刘东去干别的’，能问问是干什么吗？还有孙志，他负责什么？谁在清样上签字？”
“你看，你不问我还忘了，是这样，暂时先由我签字，稳定下来之后就由你签字……”
“我恐怕不行吧？”
“行！怎么不行？你当然能签字了。论起来我还不如你呢，你是科班，干的又是职业新闻，我也就是整体上负责一下罢了。至于孙志、刘东，他们要出去调研，说是在这待太久了，脑瓜都生锈了，出去换换脑筋。孙志还想到下面去给通讯员办班、讲讲课，提高来稿质量。这也是好事儿，所以我都同意了。我也嘱咐他们了，‘别干出格的事儿，别给我捅娄子就行。’这里只好辛苦你了，在家搞改革，提高报纸质量。以后有机会，你也可以带一些人出去调研、讲课。”
第二天，杨昊又把我找去，除了周啸，我没再提不要别人。可是杨昊却坚持要把周啸留在总编室，他甚至用略带央求的语气说道：“你暂时先留下他，不让他给你当助手，只做一般编辑，也算给他一点教训。因为他不想出去，家里可能有点事儿。刘东他俩也不想带他，嫌他‘不好摆弄’，最初这段时间我在家看着他。还有，钱斌在这也闹够了，想让他去广告部。对了，还忘了告诉你，报社准备成立广告部，人员都定了。你不是要赵莹吗？我答应，通联部那边安排个临时负责人。”
杨昊东一耙子西一扫帚的算是都点到了。但是，钱斌并没有去广告部，因为他如果离开编辑部就没法再“以稿谋私”了。
“算了，”我想，“小事儿上就让一步吧。”
孙志他们也不帮着杨昊伪装，而且得了便易还卖乖似的到处炫耀：“这回俺可不用回家当奴隶了，也当一回老子。弟兄们，愿意跟我去的可早点来报名啊！我这条路线可是走海边儿，一路观光、游山玩水不说，讲课嘛……”他两指打了一个响声，又说，“刘东不行，他走的是西线，‘长征路’，多苦呀。高山峻岭、大漠荒原的，除了狼连个人影都不见。谁也别跟他去呀，告诉你们，后悔可来不及！”
“孙志，你就糟践我吧。东线那些海边城市我都去得不爱去了，西线你去过吗？你等着眼馋吧……”
他俩打打闹闹，说说笑笑，对编辑们来说这无疑是在涣散军心，而我又不能说什么，只能干听着。
当我把改革方案拿给杨昊看时，他第一次这么认真地仔细翻看着。还扶着眼镜大声念道：“‘报纸定位于宣传财经方针政策、提高财经工作水平、支持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群众生活……’哦，不错。”
他从沙发上坐回办公桌前，看着我说：“你也请坐。看来我还真得好好看看，上面问时我也有话说，我们以前没这么明确提过，嘿嘿……”他拿笔在纸上记下了什么。
“‘每块版面都要突出思想性，要有重点稿件，要配发言论……’好，现在的编辑能写言论吗？”
“我准备边办报纸，边培训编辑的编稿和写作能力。隔日组织一次评报，由每个编辑轮流主持，把自己认为好的稿件提出来讨论，从标题、导语到正文，说明好在哪差在哪。同时还准备给编辑提供编写言论的机会和版面，比如在要闻版开辟‘编辑部专线’、‘编读往来’、‘电话访谈’等专栏，这里面消息、通讯、问答、言论，什么文体都可以发，文字也可多可少。这样一来不仅编辑好做，基层也爱读，时效性又强，可以搞得生动一点。”
杨昊眼镜后面的目光里闪过一丝笑容，又念道：“‘建立每天上午的编前会审稿制度，集中审核第二天见报的所有稿件。编辑必须在原稿上改稿，涂改太多的要誊清再录入。第二天见报的稿件必须经部门负责人签字后方可上编前会讨论。编前会审核同意的稿件，会后马上交微机录入、校对，确保下班前出清样并签字送片。’这个规定好是好，能做到吗？”
“努力吧，不管怎样都必须做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一遍小样和一遍大样，否则太浪费人力、物力了。”
其实，当时涌现在我心里的话是：“不能因为一些人吃喝玩乐，就加大编辑和录入、校对人员的工作量，破坏正常的工作秩序。”但是，这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杨昊和孙志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说。
“‘要闻版由赵莹负责，二版暂时由随丽负责，这两块版的重要稿件由总编室主任把关后再上编前会。三版和四版由两个部门自己组稿，部门主任签字后在编前会上统一审定。’这个规定挺好，有集中又有民主，可以充分发挥大家的智慧和力量。”
“杨社长，下面一条我虽然提出来了，但是……”
“‘除临时需要撤换稿件外，每天五点半准时下班。不设夜班，取消夜餐。上班时间不得在办公室打牌、饮酒……’啊，这是在说我吧？……不过，也该说。”说到这，杨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您能明白，这一点并不是单指某个人说的。我也想过，如果不这样明确提出来，有些风气就没法纠正和扭转。如果不行……”
“不，不，没啥‘不行’的。他们都了解我，以前是随便惯了，以后上面要求严了，不改也不行啊。就这样吧，我看挺好，我支持你，你就撒手大胆干吧。”说完，他又调侃了一句，“有句话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们这是‘借将千日’，‘用将及时’。对吧？这回我也好向林子明交代了。”
他虽然这样说，但似乎并不是特别高兴。
后来才听人说：杨昊并不想在报纸上花费这么多精力，但是他又怕报纸办不好，不好交差。所以，这也是他的无奈之举。至于他提林子明，那也不过顺口提到而已，因为他并不那么看重友情。
而我对此却全然没有想到，我只以为他是在搞平衡。
我当时很高兴。因为不管怎么说，杨昊这一关通过了，我的心里也就踏实多了。我想：终于能够好好办报纸了，这可是我来这里的初衷啊！
因此，从第二天开始，我就带领大家全心全意投入到报纸的改革、创新工作中。
那一天，可以说在那个报社开了先河。从编辑到录入、校对，再到出版程序、规章制度，以及作息时间，等等，经过大家认真的讨论修改后，都一一改头换面，整个报纸的运作开始走向正规。
编辑记者的精神面貌和各版面的面孔也都焕然一新。走廊里除了一如既往的问候声“你好！”之外，没有人再打打闹闹。大家喜笑颜开，加快了工作节奏，赵莹她们感慨地对我说：“予平，咱这报社终于像个报社的样子了！”
因为有五个借调人员到期，加之孙志和刘东又带走四个人，杨昊同意我从社会上招聘十个人。广告一出，还真有许多报名者。
“要不要从办公室找两个人帮你组织考试？”杨昊见我忙，就问道。
“不用了，我不想走过场，不想考他们的字词句章知识。只要是大专毕业生，文字功底基本够用就行。否则，即使字词句章得一百分，没有责任心和合作精神也不行。所以我想跟他们面谈，决定是否录用。”
杨昊听我这样说，惊奇地看着我，觉得很新鲜。
我先看了报名者的简历和他以前写的稿件，从中初步挑选了一些人，然后利用下班后和礼拜天的时间逐个面谈。我的谈话很简单，先聊几句他对媒体的认知，认可他的表达能力之后便说：“我们的招聘条件很简单，只有两条，一是要有很强的责任心，能够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二是要有虚心学习和合作精神，不能自以为是。如果你认为你具备这两条，那好，下礼拜一你就来上班。否则，就不要来了。因为使用三个月后发现你不具备这两条，还是不能录用，反倒耽误你。”
见我这样开诚布公，应聘者个个都不相信似的问道：
“不考试呀？以后也不考我们了吗？”
“当然了，这次面谈就是考试。”
“啊，那可太好了，真是先进的管理模式。我明白了，谢谢您！”
……
就这样，我只用了三个晚上和一个礼拜天就把事情搞定了。礼拜一那天一下子来了十二个人，我正在给他们安排工作时，又有一个小伙子拿着一张报纸站在门口。
赵莹从外面进来时问他：“请问你找谁？”
“我找……我是来应聘的，楼下的人让我来找何主任。”
“予平，又一个来应聘的，要找你。”
“哦……”
我开门一看，只见一个傻大黑粗的小伙子笑嘻嘻地站那，乍一看还以为是来应聘清洁工的呢。就说：“你到经理部问一下吧，他们或许能录用你。”
“他们让我来找何主任，哦，我是来应聘编辑记者的，我手里这一个整版的稿件就是我写的。呵呵，我叫一二三。”
“叫‘一二三’？是笔名吗？你好像没报名吧？”
“没有，我今天就是来毛遂自荐的，这是我的身份证。”
“哦，你叫依尔山。口音这么重，西北人？”
“哦，哦，差不多吧，叫我‘一二三’也行，反正就是个代号。”
“呵呵，有点意思。”我想。
“我们录用人可是有条件的……”
“这我知道，我知道。说实在的，我就是冲着您那两个条件来的，您那两条可比考试的分量重多了。没有哪个单位提这样的条件，我就是对这样的报纸有信心。”
嗨，没想到还碰上这么一个“知音”，虽然其貌不扬。
“这样吧，现在我没时间看你写的文章……”
“何老师，我给您留下，您看完通知我，我再来一趟也行。”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今天既然来了，不妨先进去听一听，也了解了解我们这。你这报纸先放我这，我看看再说。”
“哦，那可太好了！我来对了，我来对了，谢谢！谢谢您！”
就是这个“一二三”在报纸的改革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他既有能力，又敢做敢当。
为了提高报纸质量，我几乎把业余时间都用来研究和编发稿件上了。
一天，我在挑剩的来稿中偶然发现了两条重要线索：一是淮北一个金融机构营业所有意刁难储户取款，竟千方百计弄来四编织袋硬币支付四千元存款，储户气愤地雇人抬走。二是江南大川财经部门自揭家丑，发动全辖干部员工给领导班子提意见，进行全面整顿。我看到这样好的稿件，眼前顿时一亮，好像发现了金子一样。可是这种好稿，却不知是谁给废弃了。赵莹对我说：“这周是周啸负责分稿。”
“哦，算了，不点他名了，就事论事吧。”
我把这两篇来稿拿给大家看。我没提责任心问题，只说道：“这次我就不讲是谁了，不过，这么好的稿件都被丢弃了，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大家对财经报道还不熟，不知道新闻要点在哪；二是新闻敏感性不强。挑选稿件，就像去商店购物一样，心中有数才能买到你最需要的商品……”
接下来，我简单讲了一下这两篇稿子的重要性。
我说：“我已经和赵莹商量过了，要闻版编辑依尔山和小许明天就去淮北，调查刁难储户一事。大川财经部门这一篇我下午在这大办公室进行电话采访，希望大家都能听一听，然后咱们一起商量这篇报道怎么弄，希望大家把手里的活儿早点做完。”
我不知道淮北那篇稿子涉及钱斌的家乡，散会后他很不高兴地来找我说：“何主任，基层这样的事儿很多，不能都作为新闻来报道吧？”
“是吗，你这样认为啊？可是正因为多，才应该抓一个典型来教育大家呀。”
“那能不能从别的地方抓典型？”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抓这个典型？”
“不为什么，我、我想给他们求个情。”
“哦，这恐怕不行。你想啊，大家都来自全国各地，如果谁都想给自己的熟人求情，那咱们就一个典型也抓不到了。”
听我这样说，他犹豫了一下，没再说什么就出去了。
“何主任，钱斌找杨社长去了，我们还去采访吗？”依尔山来问我。
“当然要去采访了。”
“‘一二三’，你不要顾虑那么多，该咋采访就咋采访。”赵莹说。
“好的，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准备。”
那天下午我用电话对江南大川财经部门进行采访，让一二版的编辑都能听到采访对话，目的就是为了做个样子，帮助大家提高采访和写作能力。
还好，大家很兴奋，中午都没休息，早早就把当天的稿件编好交上来了。于是，我们立即一起分析研究了电话采访到的内容。我说：“……上面提出要把今年作为‘管理年’来抓。像大川这样把县级领导班子建设作为加强管理的重要环节来抓，对存在的问题不掩饰、不偏袒，如实通报全辖，并提出普遍性的要求。这种重实际、不护短、向前看的做法，很有教育意义，值得大力提倡。对咱们报纸来说，这是一个重要新闻线索，一定要抓住不放，这个选题完全可以组织一组连续报道。”
“啊？这个题材这么重要啊？”新来的要闻版编辑小杨说。
“说重要就重要，说不重要也不重要，以前这样的稿子也不是没见过。”负责这周分稿的周啸满不在乎地说道，可是他看到大家不满地看着他时，马上又改口道，“啊，我不是说何主任说的不对了，我的意思是……同一个问题就看你怎么看了。我检讨，我没把这篇稿子留下是我的疏忽。不过，何主任，我分稿时咋没看见淮北那篇稿子呢？”
“那是今早我扫地时捡到的，就扔进废稿里了。”小李说完向钱斌那边瞄了一眼。
“看我干什么，又不是我扔的。”
“我又没说是你扔的，可我就是在你桌底下捡到的。”
“算了，这事儿就说到这。以后分完的稿件先别扔，都拿给我再看一遍。咱们要爱惜通讯员的心血，再说咱们办报纸，稿源很重要，就像粮食一样……好了，时间不多了，咱们先说这个选题吧。”
“就是，何主任，您不是规定不加夜班吗？下班后加班是不是也得加夜餐啊？”周啸坐不住了，阴阳怪气地问我。
“夜餐肯定加不了，咱这也不算是加夜班。不过，谁如果有事儿或者饿了，可以先走。”
周啸听我这么说，不走就好像他是有意捣乱，于是慢悠悠地站起来说：“那就对不住了，我今天真的有事儿，先走一步了。”
“现在还没到下班时间呢。”赵莹提醒他。
“哦，”他看了看手表说，“也是，还有二十分钟，我心里光惦记那事儿了。那就再坐会儿，到点再走。”
“呵呵呵……”有几个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好了，抓紧时间说正题。”
“予平，我认为这个选题非你亲自抓不可，可以再找两个人配合你，作为一个专题组。”赵莹说。
“我也这么认为，何主任活儿太多了，大家都分担一下。”随丽附和道。
“何主任，能让我参加这个组吗？”
“我也想参加，好多学一点东西。”
“要几个人？也算上我行不行？”
“好了，好了。”我看到在座的除了周啸和钱斌，其他人都抢着举手。
“好吧，我同意赵莹和随丽的意见，想参加的都参加。既然大家都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了，那么今天晚上我回去先写一条消息，再配上一篇短评，发稿后看看反响，根据情况再做追踪报道。具体题目和人员到时现定。”
“好……”大家异口同声地喊道。
“赵莹、随丽你俩还有没有要说的？”
她俩都摇了摇头。
“好，今天就到这，散会！”
“呵呵，还不到五点半呢！”
“还差三分钟。”
那天晚上，我连夜赶写了消息《大川敢揭短》和短评《公开整顿需要胆识》。把“大川对九个基层班子考核结果公布于众”这件事刊登在一版头题位置。
“消息”中例举了九个班子存在的十个共性问题，比如正副职之间不团结、内部管理松懈、费用控制不严、扭亏增盈措施不力、领导干部作风漂浮、决策不按程序、忙于应酬，以及群众观念差，等等。
“短评”则指出：
“基层是财经机构的主体，基层管理的好坏，决定了全系统的前途和命运。大川正是看清了这一点，才能够高瞻远瞩，敲响警钟，十个问题一针见血，切中要害。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基层建设，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而且有利于挽救一批干部，使他们不至于在下坡路上滑得太远。自我剖析需要胆识和魄力，解决问题更需要胆识和魄力。现在问题提出来了，下一步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欢迎大家对此发表见解，更欢迎大川各级干部和员工来信谈谈看法。”
我想通过“短评”的引导，把这篇文章做大做好。
结果不出我所料，先是上面有了反映。杨昊高兴地告诉我：“这篇报道把大老板惊动了，他让秘书来电话，要对报道公开说几句话。你去采访一下吧。”
大老板的表态一见报，下面就更坐不住了。几天之内，全系统各级领导纷纷发表意见，大川党委还派人来报社与我们进行了面谈，他们说：“感谢报社的关心，报道促使我们加大了解决问题的力度，一定会把这次领导班子的整顿工作进行到底。”
他们还带来了所辖九家机构的改进措施和一些具体情况，以及一些员工的意见和看法。
其他同级部门也陆续来稿表态。
一时间，总编室的编辑们可有点应接不暇了，除了必须得完成自己正常的编稿工作外，每个人都先后介入这组报道，有的打电话进一步了解情况，有的写消息，有的写综述，有的写“编前”或“编后”等言论。总编室所有编辑、记者都成为专题组成员，忙得不亦乐乎。看得出来，每个人脸上都挂着得意的笑容，即使周啸和钱斌也不敢讲怪话了，不得不配合。
这组报道在十几天时间里共发稿三十多篇。
报道中间，正好依尔山和小许对淮北那个金融营业所刁难储户的问题也已调查清楚，写了调查报告和评论《决不允许刁难储户》，并报道了对领导干部的责任追究和处分。
这组报道与大川的报道同时刊发在要闻版重要位置。
一个是整顿领导班子加强管理的正面报道，一个是班子不团结影响了经营管理的负面报道，从正反两方面强调了同一个主题：要搞好经营管理，就必须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两稿互相呼应，相得益彰。这些报道顿时成为大家关心的事情，每天一上班都争相阅读报纸。
“太好了，何主任，啥时候还领着我们搞这样的报道？”报道结束那天，小辛和几个招聘来的编辑拿着报纸围着我问。
“大家一起找线索，肯定还会有的。”我说。
“我还没过瘾呢，再找两个吧。”依尔山也笑眯眯地走过来。
看到他，我突然想起评报的事，就半开玩笑似的对依尔山喊了一句口令：“‘一二三’，向右——转！”
依尔山没摸着头脑，机械地向右转了一步，碰到了桌子，于是又退回去原地转了一圈，这才莫名其妙地问我：“啊？往哪转？”
“呵呵呵……”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跟你开玩笑呢，还当真了。”赵莹笑道，然后又问我，“予平，咱们是不是得评评报了？”
“是啊，刚才我就是让依尔山看看右边贴着的那张‘评报要求’。这一阵儿总算忙过去了，咱们得好好评评报了。”我说，“就从今天开始怎么样？把咱们制定的‘评报’活动也搞起来，来一个良好开端。”
“那还得你领这个头啊。”赵莹又说。
“好吧，今天就我先开头。接下来排个队，每个人都当主持人。按咱们的计划每周一次，大家轮流主持评报活动。”
“那好啊！”赵莹说。
“好呀，好呀，这回又能学到新东西了。”大家听了都挺高兴。
“何主任之后就是我，我有话说，都等不及了。”依尔山坦言道。
“那好呀，要不你先开头？”我问他。
“不不不，还是何主任开头好。”
我略微想了一下，觉得还是定个基调好，因为大家水平参差不齐，觉悟也高低不一，评报纸是为了提高新闻业务能力，不能引起矛盾纠纷。
“那好，今天我先主持，之后自己报名，根据报名顺序排队怎么样？”
“好，就这么定了。”赵莹和随丽都表示同意。
“那我排第二个。”依尔山可能感受良多，有点急不可耐了。
“行，‘一二三’排第二个。”赵莹说。
那天下午利用下班前的两个小时，我们组织了第一次评报活动。
“我今天选择的版面是上周一的要闻版。这块版的突出特点是正反两方面典型对比鲜明，新闻性很强，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是我安排的版面，我不想突出我个人。而且当时最急于解决的是制作标题、改写导语、写好编者按语的问题，并办好专栏。
“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是评论标题的制作、消息导语的改写，还有如何及时捕捉灵感写好‘编者按语’，以及下力气办好新开辟的‘编辑部专线’这个专栏。我的原则是只讲业务不讲人，也就是只说新闻写作方面的好与差，供大家参考借鉴，有不同意见可以当面争论，但是不点个人名字，不谈能力高低。好不好？”
“好！”
“请看短评的标题‘决不允许刁难储户’，它有这样几个特点。大家都知道与储户直接关联的是营业所，毫无疑问，这个标题的特点之一是事件主体明确。二是问题性质清晰，‘刁难’是批评式、否定式。三是领导态度鲜明，报纸是领导机关的喉舌，一个‘不允许’，立场不言自明。四是语气铿锵有力，突出体现在标题里的‘决’字上。五是文字简明扼要，总共八个字，不拖泥带水。”接着我还举了一个差的例子做了对比。
说到这，我又强调了一下：“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谁有不同意见可以说。”
我看到大家都在做记录，没人吱声，于是又说：“下面我接着说消息《闽南稳健经营》的导语：‘当许多财经部门正忙于整顿秩序，为保支付而愁眉不展的时候，闽南却以逸待劳。这里不仅经营秩序有条不紊，支付资金以超进度投入专户，而且还拿出更多精力为当地经济发展而运筹帷幄。’大家看，这条近千字的消息，概括了当前财经机构普遍存在的很多问题，也点出了这家机构的种种优势及其成因，但是导语却只有八十几个字，内涵很丰富……”我除了讲它的简练、高度概括之外，着重分析了其对比写法。
没想到杨昊推开门进来了，他找了个位置坐下来，示意他是来听讲的，叫我不要停。
“大家鼓掌欢迎杨社长，感谢社长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我支持你们，就是在支持我自己。”
“呵呵……”
“说到编者按语，这条消息的按语就很好。请小辛读一下。”
“请看闽南机构的营运大账：支付从无困难现象，备付率始终全省第一，收购从无白条问题。他们之所以能如此潇洒度日，主要得益于他们的稳健经营，稳健带来协调，稳健促进开拓。在资金来源上，他们眼睛向内不向外、向下不向上，始终把管好资金放在第一位，以丰补歉，不超负荷，他们尝到了甜头。”
“这篇按语好在哪？我认为主要好在编辑及时捕捉到了编稿中激发出来的新闻灵感，并组织了恰当的语言把它表述出来。这就是写好编者按语的关键，当然还可以写得更精粹一点。我们有时候该配发按语的时候却没配发，为什么？一是没写过，不敢动笔写；二是没及时捉住新闻灵感写不出来。再就是多数缺乏一股精气神儿，或者说一种激情。言为心声，作品靠激情打动读者，没有激情的作者写不出动人的作品。什么是激情？那就是编辑在编稿中受到启发、受到鼓励之后萌动出的那种感受，到了不吐不快、不得不说的时候。一个编辑，当他在编稿中到了‘不得不’说点什么的时候，那就是最适合写‘编者按语’或者‘评论’的时候。我这话不知大家是否同意？这是我的感受。”
杨昊听我这样说，不停地点头。
“谁都没有反驳我，并不能说明我说的都对。不要紧，给大家一个思考时间，等我说完最后一条，大家可以针对我说的四个问题一起发表意见。最后说说‘编辑部专线’这个栏目。大家看到的这块版面上的这个栏目就不能说很好。”
事先我已与编辑谈过，她同意我拿她的这篇习作做例子。
“这位编辑也下了很大功夫，做出了努力，文字也不错。问题在于‘专线’不专，不精当、不独到，新闻性不强，太泛泛了。这个专栏是特意给编辑们捕捉新闻用的，也是为了弥补编辑没时间出去采访的遗憾，或者发现什么问题想向基层了解时就用它。但是，大家没有用好它。我看了几期，有的还不错，但是多数缺乏新闻性，主题不突出，不知道编辑为什么急于打这通电话？刚才说到‘编者按语’是编辑到了不吐不快时才能写好，而‘编辑部专线’则是编辑到了不得不打这通电话、不得不与基层沟通交流时才拨通电话。同样道理，一个编辑，当他到了‘不得不’做什么的时候，那也是他最适合在这个专栏里说话的时候。不知该写什么，不知该怎么写的时候，一定要多问、多商量，千万不能凑合，那会毁了这个专栏，也有悖于我们开设它的初衷……”
“哗哗哗……”杨昊带头鼓起掌来。
“谢谢！”
接下来，我让大家充分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发言很踊跃。尤其是依尔山，来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对问题看得很准，而且直言不讳，他还从新闻理论角度谈了一些看法，很受大家欢迎。
……
会后，杨昊第一次毫不掩饰地对我说：“你讲得真的很好，我都被感动了。绝不像有些‘小子’说的那样‘不是为了培养编辑，不过是想表现自己’。”
“嗨，您不说我也能想到，就让他们说吧。”
我想：反正这里一直暗流涌动。于是又说：“不过我不是为了他们办报纸。看到这些年轻人这么好学，都想早点成为真正的编辑记者，我还是很愿意帮助他们的。”
“这样你太累了，不要急于一时，慢慢来，总会提高的。”
“以后，评报这事儿我想交给依尔山来抓，刚才您也听见了，他还是有一些真知灼见的。我当听众，可能更便于大家充分发表意见。”
我把这个想法与赵莹、随丽商量之后，就将评报活动交给了依尔山。
“依尔山，评报活动可交给你了，每周四下午两小时，具体内容和谁主持你和大家商量好了，告诉我们就行，我们都按时参加。”
他接连抓了两次，没少动脑筋想办法，大家都说很好，搞得还真有声有色。
不久，就传来了孙志和王艳丽一起在海滨城市办班讲“新闻写作”的消息，消息中还夹杂着一些“艳闻”。说他俩在宾馆公开要两间屋，可是夜里却同居一室，因为天天喝醉早晨不按时起床，几次都被服务员发现了。起初还以为他俩是夫妇呢，反映给领导后才知道是非法同居。
杨昊得知后一直置若罔闻。不料这事儿很快被上面的“一把手”知道了，“一把手”让主管报社的“二把手”过问一下。“二把手”太了解给他拉皮条的王艳丽了，便一再袒护包庇，还把杨昊叫去训了几句。杨昊垂头丧气地回来立即传达了“二把手”的要求：“上面说了，叫报社‘多宣传好人好事儿，不要听信小道消息，更不得制造绯闻，谁要不好好干就走人，不然报纸就别办了。’……”
大家听了都哑口无言，有的还直吐舌头。
可是，按下葫芦起来瓢，孙志的妻子得知后又跑来报社大闹了一场。她是川妹，长得小巧玲珑，听说孙志刚当兵不久就和她搞上了，部队只好让他提前退伍。孙志是河南人，退伍后没回老家，在当地混了好几年，最后又带着老婆孩子来京帮一个战友办杂志，结果没办成，就被杨昊弄来办报纸了。孙志一直想要男孩儿，可他老婆却一下子生了两个女孩儿。因此两人总吵架，孙志就开始在外边鬼混。
这时只听他妻子又哭又骂：“你是他的领导，我不找你找哪个？你再不管，我就去上面找你们大领导……”
“别，别，我又没说不管，只是得问清楚……”
“还问啥子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前年跟你们那个白姗珊在一起鬼混，去年又在酒桌上当众摸李玲……年底又……还天天叫王艳丽‘姐’、‘姐’的，啥个‘姐’呀？‘窑姐’吧？……”
“姑奶奶，你别说了行不行？这些都是没影儿……”
“咋个没影儿？他自己都承认了，叫我离婚，可是我们那俩孩子咋办？他自己干肮脏事儿，还到处给我们娘仨泼脏水，说是我们不让他回家。我们娘仨天天盼他回家都盼不着哟……”
她不时冒出四川话来，语气又忽高忽低的，听得不太清楚。
“得，得，你可不要再说了……”
不知杨昊怎么劝的，那女人的声音渐渐小了许多，只有哭声还不断传来。
“好，好，我答应您，马上去看看。您先回家，明天，明天我就去把孙志给您找回来……”
三天后，杨昊回来了。我去见他，请示派记者外出采访一事。他情绪十分低落，根本没过问采访内容，只是叮嘱：
“不要派男女记者同去一处，明白吗？”
“不会的，我们派出四个人，俩男生一组去三湘，俩女生一组去淮南，分别采访……”
“行，行，我同意了，你去安排吧。”
我刚走出门，他又喊道：“对了，你先给下面打个电话，安排住宿时……”他想了一下，很快又摆摆手说道，“算了，算了，说不清，干脆别说了。”
我退出房门，暗自笑了一下，觉得很滑稽。
“依尔山，你和小胡去淮南调查收购资金问题。这个题目专业性强，有一定难度，你俩一定要带上那些基层‘来信’，把咱们根据来信中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逐个弄清楚。一定要严肃认真，实事求是。涉及政府办公厅、财政、粮食、银行以及当地有关部门和农户，都要走访一下。遇到问题时马上来电话商量。”
“稿子回来写，还是在那写？”
“能在那写最好，拿不准的问题还可以找找他们。”
“体裁呢，写调查报告还是……”
“要把各部门的情况都放在一篇调查报告里，可能太拥挤了，也说不清。从群众‘来信’中看，各部门各有说辞，也各有特点，因此还是一个部门写一篇好。但是光写具体情况也不行，还要有记者的感受和思考，提出几条有参考价值的建议才行。体裁和题目不妨先定为‘就淮南夏收资金问题的调查思考之一、二、三，需要思考几篇就写几篇。”
“啊？又用上我的名字‘一二三’了？”
“哦，权且‘借用’一下吧……好了，明天走，你俩去准备吧，把小辛她俩叫来。”
小辛她俩一脸愁容地坐在我面前。
“怎么了？这么不开心。”
“这题目太大了，咋写呀？”
“你俩先坐下，咱们慢慢说。这个题目比起依尔山他俩那个可就容易了，专业性不强，又是正面报道。前几天下面来的人不是介绍过了吗，‘三湘千军万马保增盈’情况相当不错。我听了之后挺有激情的，只是抽不出身自己去。你俩以前也都写过通讯，不会难住你俩。只是万事开头难，我已经大体上理出了一个思路，给你们开个头，算是参考吧，别受这个约束。”
“那可太好了。”她俩有点兴奋。
“我初步考虑了一下，可以分几篇来写，每一篇一个小标题，再加一个副题。他们不是说原来曾疑虑重重吗，那么第一篇标题就可以叫‘从疑虑中奋起’，副题叫‘三湘千军万马保增盈特写之一’。他们说‘没有钱的机构不是好机构’，第二篇就叫‘有钱才有地位’，副题就是‘特写之二’了。至于第三篇、第四篇的标题，你们可以根据采访到的情况自己定，像他们说的再来一篇‘临江大决战’之类的也行。具体写作时，不妨往报告文学方面靠一靠，用文学的语言来写这组特写，可能更生动、更形象。你们走后，我再看看他们带来的材料，想给全文加个‘前言’、‘后记’什么的，一来说说大背景，二来强调一下现实意义，三还想以此为榜样，点一点其他地方。当然，一切都得根据你们采访的情况而定，这只是一个初步设想，对你们来说也算是抛砖引玉吧，但愿有点作用。”
“不是‘有点作用’，简直就是太好了，我们正犯愁从哪写起呢……”
她俩的脸上顿时充满笑容。
安排好他们走后，我又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
那天晚上，我突然听在机关工作的一个邻居说：“湘北发生了一起恶性事件，粮食企业挪用粮食收购资金引起打人事件。”
我立即找公用电话打给杨昊：“听说这事中央电视台也知道了，咱们是不是得早点报道呀？”
“你等我问问上边，怎么也得明天再说了。”
第二天一上班杨昊就对我说：“我请示上边了，既然央视都介入了，咱们行业报也马上派人去吧。”
“可是，编辑部人手太紧张了，一下子抽不出人来，我先通过电话采访一下，看情况再说行不行？”
杨昊点头表示同意，又自言自语地说道：“要是都这样一门儿心思办报纸就好了，可他们净给我惹麻烦……”
我莫名其妙地听着，不知他说的是谁，也没多问。
回到办公室我就拨通了湘北的电话，可是对方却说“情况比较复杂，几句话说不清”。无奈，我只好让小许把手头工作放下去采访，因为只剩下他还能够独立采访了。
安排完小许采访，赵莹对我说：“你这忙报纸忙得脚打后脑勺，可是人家在外边闲得喝大酒，听说还喝醉住院了。”
“谁呀？”
“你还没听说呀？杨社长把孙志接回来后，就让他称病在家处理家庭矛盾，说是还下了命令‘不许离婚’。王艳丽呢，听说又去了川贵高原和刘东一起。他们先在四川就被‘五粮液’灌醉了，王艳丽还住进了医院。这不，刚出院没几天又去了贵州。贵州更厉害，那可是‘茅台’之乡啊，能不喝吗？结果还真的又被‘茅台’酒灌晕了，听说昨天又被送到医院去了。”
“哦，还有这事儿？他俩不是都挺能喝的吗？”
“那也架不住喝得多呀。以前王艳丽就和孙志在新疆喝醉过，还在那出了丑，要不大伙咋都知道他俩关系不一般呢。还有哪，听说这回呀，他们每到一处都特受‘欢迎’，下面的人捧场大摆酒宴。可是他们前脚走，后面就有人告状。正赶上咱们的‘大老板’去四川考察，听说这事儿很生气，立即让秘书给杨社长打来电话：让他快去领人。其实，‘大老板’只知道四川的事儿，还不知道贵州的呢。”
“真的？”我吃惊地放下手里的稿子，不相信似的看着赵莹。
“当然是真的了，谁像咱们这么傻呵呵地只知道办报纸啊？”
“我说杨社长刚才怎么磨磨唧唧地说‘净惹麻烦呢’？”
“没错，指定就是说这事儿哪……”
我愣了愣神儿，又急忙低下头去看稿子。可是，忽然间有点不那么专注了。
刚来那会儿，先是听郭景坤说起过一些事儿，还以为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呢。不久又听随丽在我面前唠叨这些闲言碎语，我仍旧不信，也不想掺和，就阻止了她，还叮嘱她“只有把心沉下来，才能提高采编能力”。打那时起她就很少跟我说这些，而是静下心来办报纸了。现在赵莹也这么说，而且他们说的还是真的，不由我不信。想到这，我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的。
我想：来到这里之后，虽然陆续知道这家媒体不正规，管理人员也不专业，编辑记者队伍水准又低得可怜，我的那种执着的事业心已经很受冲击了。可是，我还是相信：只要自己努力把报纸办好，上面总会肯定的。毕竟谁也不想长期制造废品和垃圾。没想到，接下来，报社接二连三的陋习和丑闻，与我们的努力奋斗总是不可抗拒地搅和在一起，不仅严重影响着我们煞费苦心培训出来的采编队伍，而且也在渐渐地消磨着我的毅力和斗志。我觉得有时候我都快要撑不住了，我的那股子信仰和事业心正在一点一点地被消磨、被蚕食。我不由得朦朦胧胧地担心起来：万一撑不住了怎么办？
想到这，我又定了定神儿：不行！不能让别人看出这种情绪，不能自毁队伍。
第二天小许就把写好的消息传了回来，我立即配写了评论员文章《必须严惩凶手》，指出：
“这一粮食企业公然违背国务院‘专户资金专用’原则，明目张胆地挤占挪用，一计不成便再生一计，达不到目的就兴师问‘罪’，甚至大动干戈。气焰如此嚣张，谁还敢执行国家政令！这一事件说明当前在收购资金问题上，监管与反监管的矛盾还比较大，敢于逃避甚至公开对抗监管者还大有人在。对这样的企业法人，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必须一起追究，决不能姑息迁就。”
次日一起见报后，深得上面赞许，并列为深度报道，之后一连发稿六期，年底还获得了上面的奖励。央视在我们之后也做出了报道。
这组深度报道还没结束，依尔山和小胡就完成采访任务回来了。
“何主任，”依尔山把厚厚的一摞稿子放在我的面前，兴奋地说，“这是我俩写的稿件，都经过相关部门审核过了。”
“快坐下再说。”
我高兴地拿起稿件就看了起来：之一：不打白条必须深化改革。之二：粮食部门困难重重。之三：银行的责任与困扰。之四：政府方面力不从心。之五：出路何在众说纷纭。
“哦，不错。”我一边看，一边听他俩介绍采访情况，还与他俩就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
“刚才说到的几处，你俩再琢磨一下。”
“要改吗？”
“要改。不过不用大改，刚才都已经说到了。标题方面，《就淮南收购资金不打白条问题的调查思考》可作为这组报道的总标题。标题下面我想写上几句话。因为你俩走后，我一直在考虑白条子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找了一些资料，因此就写了几句。”
我拿出一页纸念了一下。
“主要想说‘收购农副产品不打白条，已成为几年来屡禁不止的老大难。它不仅违背了商品—货币交换这一市场经济法则，而且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影响了党和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今年决不允许打白条。这一决心应该说受到社会普遍欢迎。那么，今年是否能够做到坚决不打白条呢？’我想这样交代一下，接下来就进入你俩写的‘收购前夕，记者走访了……’。”
“好的。”他俩答应着。
我又说：“下面再加上这样几句话：‘走访的结果得出了一个令人忧虑的结论，就是现行经济体制不改变，不打白条难！这也是各部门的共同感觉，根据何在？恐怕不仅仅是思想认识问题，其直接原因是资金，根源是体制。记者感到来自这两方面的情绪火辣辣的，直呛人肺管子。’接下来再说你俩写的‘连日来，记者所到之处……’”
“哦，这话太有分量了。”依尔山深沉地点头说。
“是啊，这话可以说是这组文章的灵魂。”小胡理解得更深刻一些。
“何主任，跟您在一起，真能学到不少东西。”
“也是你们启发了我。……接下来咱就分篇刊发，每天发一篇，都上要闻版。我看各篇的小标题可以做主标题，‘调查思考之一’、‘调查思考之二’……做副标题。你们看行不行？”
“行，行，行，没说的。”
“不过，每一篇改完之后，您能再给提高提高吗？”依尔山又问我。
“您一定再好好改改呀！”小胡也说。
“我会根据情况处理的，你俩放心吧。”
接着小辛她俩也回来了。写了一个初稿，我看完后，又找她俩来一起商量着做了一些改动，还在《三湘千军万马保增盈》的大标题下加了一个“前言”：
“曾经哺育过毛泽东、***、贺龙等若干风云人物的三湘大地，如今正经受着经济变革的严峻考验。这里，政治遗迹太重了，以至于在经济特区林立的今天，这里竟被人们戏称为‘政治特区’。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人们无所措手足，碰撞了好几年，还是找不到感觉，难于当好弄潮人。……”
她俩看后很受感动，说：“何主任，您怎么总是这么有激情呢？思路也宽，看得也透，语言又这么生动有力，我俩怎么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你俩写得也不错，只是阅历还浅一些。以后多看看、多练练，多积淀一些，很快就能超过我。”
这两组稿子按计划见报了，上下反映都很好。办公室主管副主任特意给我来电话说：“今年的报纸才像报纸，很有看头，贴近工作、贴近员工、贴近实际，成为财经工作的又一块阵地。现在人人关心报纸，个个阅读报纸，与之前比各方面变化都太大了，好像不是以前那张报纸了。很多报道都很及时，也很深刻，既给领导当了参谋，又给基层当了向导，办得真是越来越好了。一定要继续努力啊！”
还有的读者来信也说：
“报纸不再像以前那样，整版整版‘报告’和‘讲话’，跟看文件没两样。现在才是报纸，是一份真正的报纸。领导和员工都能通过记者的笔在上面讲话、吐露心声，我们都愿意看这样的报纸，谢谢你们办得这么有特色！”
编辑们听到这些鼓励的话，个个脸上都带着笑容，信心更足了。
杨昊被叫到贵州去只待了两天就回来了，情绪更加低落，低着头进来出去，话也很少，对上下都那么喜欢的这份报纸一点兴趣都没有。
据说王艳丽也和他一起回来了。没想到她回来后不仅没挨批评，反倒被提半格，调到人事部科干处当了处长，这是她给“二把手”拉皮条得到奖赏，也是“二把手”调走之前办得最匆忙的一件事。
而刘东他们几个人不愿意回来，一定要继续“采风”，就从那去了西藏、新疆。
“唉，王艳丽真有命，不服不行啊！”赵莹一边编稿，一边对我说，“咱这‘二把手’还真讲义气，临走还不忘‘红娘’。”
“她也没法继续在办公室干了，听说那的人都不得意她。”小随说。
“她这可是因祸得福啊，还被提了半格。”
“嗨，我还听说咱这‘一把手’得知王艳丽、刘东他们到处吃喝玩乐，很生气，说‘这叫什么调研，立即给我取消！’你知道他们要调研什么吗？”赵莹问我。
“不知道。”
“我这也纳闷呢。估计又是酒后即兴发挥，刘东就擅于弄景儿，领导认可了就是成绩，领导不认可时就装傻呗，他还真是本性难移呀。可是那个王艳丽咋也跟着胡闹？”
“现在看是胡闹，之前说不定还挺得意呢？”
“哦，对了，听你这么一说，我忽然想起来，有一天我无意中听杨社长在电话里跟王艳丽说‘二老板同意你去川贵调研，当然可以发整版了’。我本想问你来着，可是看你那么忙，后来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这么说，是二老板同意王艳丽去的，而大老板却又给叫停了？”
“看来是这样。”
“上面也莫衷一是，真够乱的。王艳丽手里有令箭，刘东当然就更敢胡闹了。”
“那是啊，他又不是正式员工，巴不得拼命挥霍咱们的钱财呢。他自己都说‘反正又不能把我开除到地球外边去’！”
“那是啊，我说这几个非正式员工胆儿咋这么大？！”
又过了几天，孙志突然上班来了。
那天，他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也兴许他因为王艳丽去了人事部而得意吧，人还没走进办公楼，就扯着嗓门儿吼起了京剧《沙家浜》：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遇皇军追得我晕头转向，多亏了阿庆嫂，她叫我水缸里面把身藏。她那里提壶续水、面不改色、无事一样。骗走了东洋军，我才躲过大难一场。似这样救命之恩终生难忘，俺胡某讲义气终当报偿。”
“孙总好！”
“你好！”
“孙总上班了？”
“上班。”
“好了吗？”
“没好也得上班不是？谁让咱命不好呀！”
“适才听得司令讲，阿庆嫂真是不寻常，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焉能够舍己救人不慌张……”
“孙总唱得真棒！”
“哈哈，棒吧？我就好这口……哎，都九点钟了，杨社长咋还没到？他说要出差，让我回来坐镇，可他小子到现在还不着面……”
不大工夫，我就接到杨昊的电话：“孙总上班了吗？”
“刚才听见他的声音了。”我如实地回答。
“我昨天跟他说了，我要出去一段时间，让他在家盯着，有拿不准的事情时你就跟他商量。”
“哦，知道了。”心想：反正你在家和他在家都一样，谁也不看稿，也不参加编前会，只是最后在清样上签个名。
“对了，还有件事儿，我想把钱斌带着，他的活儿就让别人代劳吧。”
“好吧。”
我想：你最好把周啸也带着，大伙都说“他跟哪个编辑也合不来，整天好像谁都欠他一样”。赵莹更是常说“钱斌和周啸编的稿子跟没编一样”。而我宁可少个干活的，也不愿多个捣乱的。
不料，孙志虽然不看稿，却隔三差五就给我们送来一大摞基层稿件，有的是他酒后醉醺醺地拿给我的，也有直接寄给他的。估计他看也没看，就在每篇稿上都批示道：
“此稿有内容，发一版二题。”
“此稿很好，一版右上角。”
“此稿很重要，尽快上一版。”
“此稿可发二版头题。”
“此稿保留一千字，做二版重点发。”
“此稿可发。”
……
诸如此类，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更不要说通过编前会讨论了。大家都把这种交给个人的稿件叫作“带响的”。
起初他拿给我时还捎带着叮嘱一句：“都是基层通讯员写的，我看了，都挺好，上面有我的意见。你再看看，照顾照顾，快点发。”
后来干脆连这话也不说了，就一个字：“发！”
为了取得共识，我看完后又让赵莹、随丽看了一下，然后在一起商量：“你俩觉得怎么样？”
“这种‘带响的’稿子能用吗？连自然来稿都不如，肯定是他办班时许愿了吧？”
“我看八成是，要不咋这么多？一星期就二十多篇，还都做批示，版面光他这些‘关系稿’也发不过来，还咋提高报纸质量？”
“咱先不说这稿件的来路，就其质量而言，‘头题’、‘重点’可能都不够，但也不能不发。杨社长又不在家，咱没人可以商量，又不能要求孙总拿到编前会上讨论。我还真挺为难的，你俩说咋办？”
“不好办，稿子不发，可是这个人咱又得罪不起。”赵莹直言。
随丽一听就生气了：“不然就不给他发，等他说话时咱再说明不发的理由。要不我来说，我不怕得罪他。”
“嗨，我不能把矛盾推给你俩。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先从中挑几篇稍微有点内容的，你俩安排编辑编一下，嘱咐尽量多留点字数，位置呢也尽量往上提一提，发出来之后再说。”
“那以后咋办？他还不得更欺负咱们呢？”随丽还是不想发。
“我也担心这一点。”赵莹附和道。
“只能先试一试了，走一步说一步吧。”我无奈地说。
孙志拿来的第一批稿子按照我的安排基本上都发了，只是有几篇实在拿不上台面的凑合着发了简讯。还好，他没有说什么，我的心也就放下一点了。只是编辑那有点怨气：“啥破稿子都让咱们编发，还副总编辑呢？一点都不为报纸质量着想。”
据分析这话是被周啸传达给孙志的。因为他经常不上班去学开车，大家就没注意，可偏偏编辑说这话那天周啸在办公室。
一天孙志突然来找我说：“听说有些编辑不好好编稿？怪话连篇，不愿意干就走人，我给你借调几个现成的。”
我一听他说给我“借调”，不由得担心起来，赶紧回应道：“没有不好好干的啊，不用借调。”
他见我态度这么坚决，也就没再坚持：“那好吧，不行时再说，不过让他们都给我老实一点，别怪我不客气。”
“不知道孙总这话从哪说起？”
“算了，我就奇怪，我的报纸我还不能发几篇稿子了？”
“啊，这事儿啊，编辑没说什么，你拿来那些不是都发出去了吗？”
“嘿嘿……”看他那意思，潜台词就是“谁敢不给我发？”只是说不出口罢了。
那之后，凡是孙志拿来的稿子，我都指定小辛负责编辑，编好后直接交我签字，并一再叮嘱她说：“能多留字数的多留，不好的编简讯，实在不行的也别弄丢了，留着等他找时由我退给他。”
“哟，您的工作可真难做呀！”
只是这样一来，我们的版面真可谓“泾渭分明”了。大家看了都很不高兴。有人甚至说：“就好像白米饭中掺了许多沙子一样。在那么多好稿、还有那些费劲儿弄的选题中，夹杂着一些充数的烂洋芋，叫人恶心。”
不久，孙志把我叫去他的办公室，又拿出一摞稿件，还从中抽出一篇大稿对我说：“这个好好给发一下。”
然后，他拉开抽屉，拿出一摞钱来给我：“这是人家的一片心意。”
这还真吓了我一跳，忙推给他说：“不行，不行，这钱我可不能要。”
“我也说不要了，可是人家硬塞到我抽屉里了，我当时都没发现，人家走了才看到，你说咋办吧？”
“我也不知道咋办？您退给他们吧。”
“嘿，咋退呀？人都走了。”
“稿子我可以安排，但是这钱说什么我也不能要。”
“清高是吧？我也想清高……”听他说出这样的话，我生气地扔下钱，关上门就走了出来。
事后，孙志再也没拿钱来，只是经常听他阴阳怪气儿地骂道：“瓜子里还真有臭虫，没想到啥人都有，不爱钱？我才不信呢！没钱吃什么……”
“这人可有点怪啊？基层来人叫她吃饭不去，给东西不拿，给钱也不要。我咋理解不了呢？我这人不一样，明着说：就是爱钱。钱这玩意儿多好啊，有了钱，要啥就有啥。”
“真是怪物，还把办报纸当成过日子了？”
……
听到这些话，我当时只是一笑而过，心想：没办法，价值观不同。
虽然我没收钱，却更不能不安排他的关系稿了。当时这还真成了一件棘手的事儿，每次都不得不费心安排。
除了这件事儿之外，我就继续沉入一些重大选题的组织策划中。找到选题后，那天还特意组织大家一起进行了讨论。我说：“经过这几个月的采编工作，大家都有很大提高。只是有人反映编辑工作太沉闷了，想出去采访。我觉得这想法很好，因此打算支持你们走出去。只是时间不能长了，还得以编稿为主。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
“真的让我们去采访了？”
“真的。今天咱们就在一起把我挑选出来的选题逐个议一议，弄明白后，两人一组拿一个选题出去采访。”
“哦，太好了。”
“咱俩一组。”
“我想和小辛一组。”
……
“都别急，议完选题就安排。暂时没有选题的先留在家编稿，每天都有这么多来稿，好题目随时都有。”
“我不着急，我都出去好几次了，让他们先去好了。”
“我也去过，不着急。”
“我着急，我要先去。”
“好了。这回每个人都能出去，主要是根据题目的大小和难易来确定人选，以能胜任为主。”
“好，我同意！”
很有意思，大家毫无顾忌，思想也都很活跃。
“好，第一个选题就是关于农村金融秩序的问题，根据一些基层来信反映，这个问题目前十分突出，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了……”
讨论了一会儿之后，不少人都觉得有难度，因此就决定让赵莹带一名编辑负责这个选题。
“最好能写‘记者述评’，题目可以叫‘对扰乱农村金融秩序的行为不能熟视无睹’之类，你们视具体情况决定就好，题目可以改变。但是文中一定要指出：农村金融秩序混乱的症结所在，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和办法，这话也可以让权威部门来说。”
“第二个选题是曾经‘粮多钱少打白条’的现象如今在富阳被颠倒过来，变成了‘钱多粮少’，政府拿着钱买不到粮食，今年的收购任务有可能完不成。”
我让小田把一封基层来信念了一遍后，有人问我：“这个选题写什么好啊？”
“写‘记者见闻’会比较顺手一点，主要是要有预见性。要从采访到的情况中提出问题，指出‘粮食产出倒挂才是农民缺乏种粮积极性的根本原因’，说明这个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甚至会严重影响今后的农业生产。看看谁愿意去采访？”
“让我去行不行？我想试一试。”随丽说。
“当然行了，没问题，你再找一个编辑一起去。”
“我也不能找大手笔啊，就让小田和我去吧。”
……
那天，我们还安排依尔山、小许、小胡和小辛及其他编辑分别注意研究五六个已经初见端倪的选题，成型一个采访一个。
依尔山提出：“我还想继续关注淮北和皖西的粮食收购问题，把年初做的那篇文章做完，给那组‘记者调查思考’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好，这个想法很好，就这么定下来。”
我从报纸上看到：“云南禄劝县是全国重点贫困县，可是竟十年未向农民打白条，以致当地农民竟不知‘白条’为何物。”我感到很新奇，经过电话了解后，就利用礼拜天一个人夜航到云南，一天时间就采写了“见闻”《禄劝今秋依然未打白条》，文中重点采写了不打白条的原因，得益于各部门坚定的党性原则，也得益于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没想到社会反响很好，还被那家报纸做了转载。
不久，赵莹、随丽她们就都陆续完成采访任务，高高兴兴地回来了。赵莹见我还是埋头看稿，就说：“予平，你别这么拼了。”
“那我干什么呀？”
“忙忙你自己的事儿啊，你看我们回来都有个家。可你呢？整天在办公室……”
“就是，自打来了之后，就没见你想想自己的事儿。俺们都比你小，心里暗暗替你着急，可又不知该怎么说。”随丽也说。
“就是啊，俺们能不能帮帮你啊？说说你的条件？”
“谢谢！等忙过这一段时间的，我一定请你们帮忙！”
“你国外那个同学好长时间没来信了吧？”
“可不是吗，上次我给他写信到现在半年多了，一直没回信，也不知又忙什么去了？”
“嗨，太远了，真不方便。”
接下来就把赵莹、随丽她们采回来的稿子都在要闻版上刊发了。
此外还又安排人采写了“专访农户”《不能愧对农民》、就支持地方经济发展问题采写的“专访省长”《中西乡企发展新思路》等一系列重头报道。因为时效性强，又都是深度报道，有时一天就得发两篇，要闻版发不下，只能一版转二版，即使这样大家也都很高兴。
那时，新上任的这位“一把手”还真想解决机关的懒散作风，接连召开了十几次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认真查摆问题，分析思想根源，自觉对号入座，机关的气奋顿时紧张起来。
“咱们报纸得跟上去，把这股整顿之风尽快吹到基层去，使全系统上下拧成一股绳，形成一种氛围。”那天从上面开会回来，我在编辑部会议上说。
“我们仨刚才商量了一下，想在要闻版再开一个专栏，叫‘改革与发展·领导访谈’。”我又说道。
大家默默地点点头看着我，流露出一种渴望的眼神。我理解，那是对新闻工作的特有情怀，是对新选题的一种渴望。
“跟以前一样，一会儿就公布选题，每个人都将参与这些选题的采访和写作。因此，大家要做好准备，把手头的稿子尽快编好。我刚才又去参加了一次领导班子座谈会，感触很深，今天我先写第一篇，题目就叫‘良好的开端’。稿子里有这次改革的信息，我把开头念一下，希望大家能从中找到感觉。”
“呱呱呱……”大伙鼓起掌来。
“乍寒还暖的京华大地，秋风悄悄染红了枝头。10月16日，开了近一天的领导班子会议还在紧张进行。如果把大小会议都算上，记不清这是第几次了。为了带领百万员工推进改革，新一届党组上任以来，紧锣密鼓，未雨绸缪。每一个会议都有一个重要议题，几次会议连贯有序，步步深入，展示了新一届领导班子锐意进取的风姿，也给人以莫大的鼓舞和力量。记得在第一次机关职工大会上，首脑机关的‘军容风纪’就受到了严肃的检阅，人们松弛了很久的心弦被重新拉紧。紧接着，召开了处以上干部大会，把机关机构、人事改革课题摆到了每个人面前。接下来是全国性会议，改革和发展重大举措纷纷出台……好久没有这么认真操练了，人们紧张而又兴奋，那感觉，记忆犹新……”
念到这，我停了下来，不料大家还在静静地听着，看来是真的沉进去了。我很高兴：“下面的还没来得及写呢。”
“哈哈哈……”
“我们还正等着听呢。”
“行不行？”我问道。
“行——！”
“何主任可是用文学语言写新闻呢，多生动啊！”赵莹说。
“就是。要搁我，顶多写个消息或纪实。”随丽也说。
“那多枯燥啊，这也是咱们应该学习的地方。”
“都夸得我不好意思了，其实，只要有激情，写啥都行。好了，下面我就公布选题，谁想采写就举手。”
“太好了！”
“快给我笔，记一下。”
“先说‘改革与发展·领导访谈’这个专栏，打算搞连载，每周三篇，发到年底，大约能发三十篇稿。要求是：在突出重点的前提下，不仅每位被访者要有独到的品位，每篇稿子的写作上也要别具一格，有特色才行。字数上不强求，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看看谁想参与？”
“我！”
“好，依尔山一个。”
“还有我。”
“哦，小许。”
“我也报名。”
“还有我。”
“我……”
我一看，全都举起手来，热情还真是高涨。
“好，赵莹、小随，大家跟咱们的想法一样，都想参与。那就都去练练笔，也磨练磨练思路，这是个机会。那就这么定了，每人先写一篇，接下来再重头轮。其他选题，我们仨研究一下，明天再说。”
……
那又是一次集中练兵，到年底仅新开的专栏就发稿三十三篇，大家拿着报纸脸上洋溢着笑容，一副很有成就感的样子。
我和赵莹、小随看到大家高兴的样子，心里也都很知足。
“新年又有新任务，这个专栏到此该收尾了。可是不能虎头蛇尾，发个述评算收尾语吧。”
“那还得你写了。”赵莹说。
“行吧。”
那天晚上我写了一篇千余字的述评：“雄心不已，再塑丰碑”，分别从“困难与机遇”、“观念与定位”、“起步与推进”三个方面，对“改革与发展·领导访谈”专栏中的人物和报道进行了综合分析与评价，第二天一早我拿给赵莹。
“你看看，如果行就在一版安排吧。”
赵莹边看边念：“时势造英雄，改革出人才。对于曾为中国经济发展塑造过丰碑的财经部门来说，多年与国民经济同风雨、共荣辱，几番含辛茹苦，终于迎来了改革的春天。置身改革的大潮，百万大军才思涌动，一大批人才脱颖而出，这里刊登的数十位领导就是这批人中的一部分。面对困难，面对机遇和挑战，他们高瞻远瞩，雄心勃发，一展风姿。紧紧围绕改革与发展这个思路，本专栏开办三个月来，载文三十三篇……”
“哎？咋还不署您的名字啊？何主任，写得多好啊，我给你署上名字吧。”
“算了，如果我都署名就太多了，到处都是我的名字。”
“那怕啥？您写的述评和评论一类的稿子都不署名字，有时连消息、通讯也不署名，只署‘本报记者’，很多编辑记者看了不理解，觉得惋惜呢。”
“嗨……”
我俩正说着，小随、依尔山、小田、小辛听到议论也都过来了，问我为啥不署名？
“署不署都一样。”我说。
“那可不一样。”
“那太不一样了，也让上面知道报社有一位这么能写的大记者。”
“是啊，报纸上天天都有您写的稿子，还都很有分量。”
“有时候还不止一篇呢。”
“那是啊，今天就有三篇是何主任写的。”
“嗨，要搁我，咋也得把自己的名字先署上。”
“这就叫‘曾经沧海难为水’呀。”
“哎，‘一二三’，你说的啥意思啊？”
“这都不懂？何主任是大记者，都在大报上发表过那么多文章了，还能把这种小报当回事儿了。”
“哦……”
“对了，何主任，你再说说还有什么选题呗？”依尔山迫不及待地问我。
“好，我这就说。咱们都到大屋去开会，继续布置选题。”
“开会了，开会了。”赵莹喊道。
“现在我再说说其他选题，都是暂定题目，我慢点说，大家可以记一下。一是《有力的保证》，写一篇记者述评，内容是关于全系统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文中要集中写领导班子如何讲政治、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二是落实上面关于‘搬文山·填会海’的要求，去陕北采写当地如何集中财力办大事，还想配发一篇评论《这一步非走不可》。三是《如何理解新年工作主线》，需要到机关各主要业务部门采访一下老总，请他们谈谈如何理解和落实‘调整·改革·提高’这条工作主线。这一篇最好把访谈和见闻结合起来写，生动活泼一点。四是……”
那天布置了八个选题，让大家提前准备，予以关注，选题分配十分顺利。只是没给钱斌和周啸布置任务，因为他俩都挺长时间不到办公室来了。
“周啸不上班，私自去学开车好个月，你不跟杨社长说呀？”赵莹问我。
“算了，他应该比咱们清楚，何况还有孙总跟着。”
“随丽说她跟杨社长说了。”
“是吗？杨社长咋说？”
“他说‘随他便，不捣乱就行’。”
“看吧，跟咱们想的一样。”
“还真是了，头一回跟咱们想到一块去了。呵呵……”
可是，礼拜六那天，杨昊突然来了热情，还带着钱斌和周啸一起来见我：
“何主任，我今天把他俩都找回来了，一起交给你。”
我听了一愣：“我没说要找他们呀？”
“是，你没说。可是这俩小子不好好上班去学车，连个招呼也不打，我看我再不管不行了。”
“那就听社长的吧。”
其实我还真不想让他俩来，我怕他俩瞎搅和，影响大家的工作热情。
“对了，我还有件事儿跟你说，明天，你和我一起带几个编辑记者出去集体采访。”
“什么？您是指什么说的？”
“啊，明天去一趟海滨，早晨早一点走，晚上贪黑儿回来，我已经让他们安排车接送了，不耽误礼拜一上班。”
“采访什么？”
“你到我办公室，这事儿我得单独和你说。”
原来海滨的“一把手”易敏生是杨昊郑州的高中同学，现在要调来当“二把手”了。来之前想利用报纸把自己好好包装一下，贴贴金。杨昊也觉得以后在上面有了靠山，就想趁机给他捧捧场。于是突发奇想，准备拿出两个整版宣传易敏生“大搞改革”的事迹。
我只能服从了，按照杨昊的要求做了布置。第二天，我和赵莹、随丽带着十多个编辑记者一起去了海滨市。
易敏生一见杨昊，还来了一个拥抱礼。
“老同学，在这很辛苦吧？”杨昊问。
“嗨，几次让秘书打电话叫你来玩儿，你都没来。……其实，在这，也辛苦、也……不辛苦，”易敏生突然口吃起来，“反正也……干了，也玩儿了，吃呀喝的……什么都没耽误。”
“哈、哈、哈……”两人都会心地大笑起来。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总编室主任何予平，她俩是副主任赵莹和随丽。”
因为隔着一些桌子，我们只能说声：“您好！”
“啊，你们好！”
“我给你带来的这十几个编辑、记者，都是报社的干将，一会儿就让他们先听你讲讲，然后分头采访。报纸把后天的一二版都留出来了，全发你搞改革的稿子。你看行不行？”
“那当然好了。”
他很不客气，而且已经做好准备，满面春风地坐那侃侃而谈，一点河南口音都没有。
“……老机构简政放权、新机构改革创新、跨行政区机构与国际接轨，这三种模式我已变为现实。天上有我们的名字，地上有我们的客户。抓形象，抓机制，抓业务，我们的实力不断壮大。不得了啊，这几招在这里可谓举足轻重……”
他虽然说得很动人，但是他人给我们的直觉却不怎么样，有点流气，很善于钻营的样子。因此，我无论如何也激动不起来，但又必须得写。怎么办？我还第一次这么犯难呢！
临回来时，已经喝醉了的杨昊有点站不稳，小车司机扶着他站那把话说完：“何予平，”他似乎第一次称呼我的名字，“我让你负全……责。知道吗？这两个版你要负全……责。就是从写稿、到……编稿、排版、签字，你都要负全责。我不要别人插手……不要。明白吗？出了问题……我可找你算……账。啊，不，不是算账，算……什么账啊？是找你说话，你得给我说清楚！”
看到他那副不知怎么形容的样子，我连连答应：“知道了，你快上车吧，我们全体加夜班赶稿子，明天都能赶出来。如果不放心，明天下午你来审一下，后天一定见报。”
“还有啊，那篇评论你一定要写好，要有声有色、绘声绘色……”
“知道了。”
我坐上车后，先与赵莹商量要闻版的通栏大标题，之后又与随丽商量二版的安排。接下来就一直在琢磨这个通栏标题下面的“前言”和这篇评论。想了半天，脑瓜里只蹦出来这样几句话：
“历史上曾有‘政要度假村’美誉的海滨，如今已经变成改革开放的前沿，商品经济的摇篮。秋高气爽，一场改革大潮正在这里悄然涌动。日前记者前来采访时，清晰地听到了人们投身改革、迎接挑战、勇往直前的脚步声……”
下面就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了。“算了，回去歇歇再琢磨吧，别累坏了，你看人家可能都到家睡着了。”赵莹担心地对我说。
……
经过一天一夜的努力，那次报道任务总算完成了，杨昊拿着报纸兴冲冲地给易敏生打电话：“怎么样？啊？报纸还没到您那……到了以后您看看。我觉得挺好，这边的反响也很好……”
兴许杨昊被我们连续作战的精神所感动，那次回来后，他竟主动提出：“何主任，你也出去走走吧，找个题目去采访，也放松一下。”
“真的？”
“当然！我什么时候骗你了？就是有时候说的没兑现，那也不算骗呀，你说是不是？”
“那谁在家看稿啊？”
“我替你总行吧？你看，我虽然没写过报道，可是我也懂新闻。这一篇稿，”他指着报纸上的一条消息说，“这就是消息，‘本报讯’，是新闻，对吧？”
我听了有点哭笑不得，但又不能不答应。只是觉得自己出去“放松”，赵莹、随丽和编辑们就得多受累了。
但我还是去了。我决定自己去采写那篇企业文化的稿子，那是在一次会议上听说的线索，说是豫皖交界处一个市级机构企业文化建设十分突出，在当地、在全系统都堪称一流。因为每个人手里都有选题，我就一个人出发了。
那次采访，我真的很受震撼。那里的企业文化建设搞得太好了，有理念，有行动，有成果，完全是一副现代企业的样子。
我边采访边思考，临回来时稿子已经被他们审查通过了。那是一篇近万字的报告文学，题目就叫《独立中原》，以“企业形象塑造写真”做副题。
还写了“题记”：“企业文化是一门崭新的管理科学，它为改善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思路。”全文立了五个小标题：“徘徊街头的你还犹豫什么”、“这不是神话”、“当事业来办”、“以人为本”、“形象也是财富”。
我先拿给杨昊看，对他说：“太长了，我想回来再删掉一些文字。”
“不要删，都留着。”此外，他二话没说，提笔在稿子上批了几个字：
“一版头题发两千字，下转二版整版（带标题）。”
杨昊的大度，我没感到意外。可是就连已经学完车、开始上班的孙志看到后也笑嘻嘻的，什么都没说，我还真有点奇怪了。
他们这么平静，平静得让我不习惯：突然没人捣乱了，还是那个报社吗？
果真，那天赵莹对我说：“你没在这些天，这里又开始‘群魔乱舞’了。”
“是吗？”
“你想呢，孙志、刘东、钱斌、周啸……一个个的都回来了，哪个是省油的灯啊。”说完，她悄悄看了我一眼，又说：
“还有一件更惊人的事儿呢。”
“什么事儿？”
“杨昊和孙志都受到新上任的‘二把手’表扬了。”
“是吗？”
当时我也没去多想，易敏生表扬杨昊，情理之中的事儿。至于表扬孙志，我却不知道为什么。
“你不知道吧？你在家定的那些选题都陆续发出来了，反映都不错。这一年报纸不是越办越好吗，机关那边几乎有口皆碑，办公室就来电话让总结一下。那天杨昊没在办公室，电话又打到了孙志那屋。孙志可能早就听到点风声了，一直在琢磨这事儿，直到中午在酒桌上才把电话的事儿告诉杨昊，还说他要亲自总结。你也知道，杨昊巴不得省点心，也没问清楚就同意了。结果，孙志趁你不在家，就来把你当初设计的改革方案要走了。我还纳闷儿：他怎么突然对这事儿感兴趣了？结果，他把你的改革方案一字不漏地照抄一遍，包括编前会、版面思想性，以及出版管理程序、采编规则等等，统统说成是他抓的，给办公室打了一个‘总结报告’。”
“是吗？”
“当然了，我们都看到办公室转来的那篇‘总结报告’了。还说他‘是在杨昊的领导下’完成的，把咱们设计的选题挑领导喜欢的举了很多例子。”
“那杨昊呢？杨昊……”
“杨昊还不是顺水推舟？我们找他时，他说‘也没仔细看，还以为孙总在表扬你们呢’。听我们这么一说，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又正赶上上面正在抓改革，你想这不就成了典型了吗。王艳丽他们科技干部处还来考查过，可能要提拔孙志吧？嗨，你要是早点写份总结报上去就好了。”
“咱写给谁看呀？再说咱的改革方案杨昊早就看过了。”
“可也是……”
“摘桃子？真无耻！”
在这样的污泥浊水中奋斗，我那点信心和意志本来就已经被消磨殆尽了，但这次还是头一次被激怒，被彻底激怒了。
“你啊，应该早就意识到这一点，这里本来就没有黑与白，更没有‘对不对’这一说。”
“我去找杨昊！”
“还找什么呀？我和随丽都跟他说过了，咱们总编室的编辑、记者也都向王艳丽反映过了。可是，有什么用呢？人家也听了，也记了，回去咋汇报就是人家的事儿了。这不很明显吗？到头来受表扬的还是人家孙志啊！嘴小的永远争不过嘴大的，要不他咋那么得意呢！”
“不给他干了！”
“不干，去哪呀？咱们的编辑们也都气愤地嚷嚷‘不干了’，可是到哪还不是都一样……”
那天，气得我也没听她说完就走了。因为没地方可去，我孤零零地站在一棵大树下，心里七上八下地乱极了。看着那些已经干枯的枝条和树叶，还有那“吱吱”叫的小麻雀，因为觅不到食儿吃而跳来跳去的，顿时感觉自己好像也和小麻雀一样可怜了……
“予平！予平！”赵莹来找我，“回去吧，在这站着，孙志看见不是更高兴吗……”
“我……”
“走吧，别生气了，本来就已经很累了，再生气……啊，听我的，回去吧。”
仔细想想也是，我来这里拼命干，原本也没想立功受奖，只是想发挥自己的能力，办出一张好报纸来，带出一支好的编辑、记者队伍来，让大家都能在一个好的工作环境里舒心地工作。没想到这里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罢了！
想到这，心情又平静了许多。
第二天我还是照常上了班，照常发稿。
杨昊见了我也格外客气。我知道他心中有愧，也不想多跟他说什么。他反倒更不自然了，那天在走廊里见到我时，竟对我脱口说道：“何主任，是我对不起你。我应该早点表扬你的改革，也应该早点报给上面。可是……你也知道，这里的风气就这样，我一表扬谁，这帮小子就会针对谁闹事儿。所以……”
“算了，我不想听这些。”说完，我扭头就走。
不久，孙志的正处长任命令就下来了，而我还是离开报社后才被任命的。
据说，此事以前孙志曾与杨昊达成协议：“如果任命何予平当正处长，必须先任命孙志，反正何予平的级别不能高过孙志。”
否则，孙志说：“就不行！我就去揭发你。”
杨昊起初还坚持：“我什么事儿也没有，不怕你揭发。”
但是，孙志却说：“‘没有’我也揭发，我说‘有’它就‘有’。”
孙志的这一流氓手段还真把杨昊给吓唬住了。
因此，杨昊虽曾几次对我许愿说：“凭你的能力，我一定会让你坐上副总位置。”
当时，我听了也只是笑笑而已。因为孙志在机关的口碑实在太差了，杨昊根本平衡不下来，他提拔不了孙志，就只能压制我了。
但是，我也没把当官当回事儿，只要求允许我申报正高级记者，他立即同意了，还亲自行文上报“二把手”批准。
年底前，经***等四个权威部门联合组成的“全国新闻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我凭着自己二十多年来的数百篇获奖新闻作品，一举拿下正高级记者职称，而且是以高票获得通过，没有人反对。很快我就拿到了由***签发的高级记者证书，心里也算得到了些许安慰。
所幸策划的那些选题也一篇都没落下，全部写出来、刊发出去了，也算我对得起跟我一起奋斗的编辑、记者们，毕竟我也帮助他们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当然，我也对得起子明和杨昊了。
临近年底，我突然被借去机关办公室，负责策划实施本系统“成立二十周年”对外宣传报道，要求“一定要把中央级一些新闻媒体的记者请来采访，并在那些媒体上把表扬本系统的稿件刊登出去，指定其中必须有一篇‘一把手’的理论文章。同时还要求在央视和很有权威性的一些报纸上刊登广告”。
我走后，我聘用的十几位编辑、记者也都一个没留地纷纷离去，有的去了央视，有的去了《经济时报》、《京华日报》，还有的去了其他财经媒体。赵莹和随丽因为是正式员工，只能暂时留下来。
这张报纸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就此翻过，再也没有现身。
（三）
组织实施本系统“成立二十周年”对中央各媒体的报道，对我来说可比办报纸容易多了，轻车熟路。
没用几天工夫，我就提交了一份真正的宣传报道计划。其中主要是新闻报道，我列出了近七十个选题。因为情况熟，这些选题真的很打人，而且也充分考虑到了中央媒体的发稿要求。其次是设计了两份媒体广告和一份路牌广告。同时也对基层如何配合做好宣传报道提出了要求，并列出了一些典型，要求写好这些典型，争取上中央媒体。
计划提交后，办公室很重视，立即报给主管领导“二把手”，还拿到党委会上进行了讨论，又让我在会上做了简单说明。
机关党委会议室长长的会议桌正面，总是提前摆放好七位党委成员的座位牌。为了对缺席者一目了然，还特意给二十几个部门老总也制作了座位牌，按主次分列党委两边和对面。而党办的几位秘书、记录人员和我们记者则坐在两端没有座位牌的地方。
其实，之前我曾以记者身份参加过多次党委会。这种会议理应十分严肃认真的，但是也经常见到党委成员之间说笑、打闹，甚至扯闲篇的现象。尤其是在担任书记的“一把手”到会之前那一刻，五六位副手经常说些有失身份的话。这次也不例外，因为“一把手”去欧洲了，主持会议的“二把”也学着端架子，不到时间不上场。这时刚进来的“三把手”就问已经坐在那里的“四把手”：“咱们‘老大’走七八天了吧？”
“我刚下飞机就来了，还没来及问呢。”
“那还不回去歇歇。在下边儿觉不足吧，看你脸色就知道。”
“在上边儿觉更不足……”
“哈哈哈……”可能不是什么好话，在场的男性都大笑起来。
“哎，说点正经的，都这把年纪了，是不是上下都累呀？”
“那得问咱们‘老大’了。”
“‘老大’去国外更累……”
“哈哈哈……”又是一阵笑声。
“说什么呢？这么热闹？”刚回机关担任“二把手”的易敏生进来了。
“说这觉啊总睡不够。”
“我也是觉不足呀……”
“哈哈哈……”大家又笑了起来。
“好了，咱说正经的。老大不在，我只能勉为其难了。”说着，易敏生故意用手扶了扶“一把手”的座位牌。
“你就坐那呗？”“三把手”说。
“那哪行，这玩笑可开不得。”
说完，他俨然正人君子似的在自己的座牌前坐下了。我看着他的动作，暗自好笑。
会议最后一个议题才是“成立二十周年”的宣传报道问题。
轮到我在会上说的时候，易敏生还特意把我叫到前排一个空位上：“你过来坐吧，坐这前面说，听的清楚。”
我只好坐过去。因为大家手里还都没拿到这份签报，易敏生又说道：“这个宣传方案我看过了，还不错。一会儿再给大家说一说，谁有什么意见也提一下。”然后又对我说，“你可以挑重点，说慢点。”
很多部门老总我都采访过，他们也在报纸上看到过我写的报道，因此我说完之后，大家的评价都很高。有人干脆说：“没问题，何予平把报纸都办得那么好，搞这种宣传方案还不是小菜一碟，我都同意了。”
“我也同意，只是在短时间内要做这么多工作，量太大了，一个人忙不过来吧？再给她配个人吧？”
“我看，路牌广告还可以多做点。比如在机场路收费站那，立上两块大广告牌，把咱们的企业理念好好设计一下，宣传出去。”
“我同意这个方案。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除了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外，是否也可以组织中央媒体的记者到基层采访典型呀？”
“哦，这个建议好，方案里提到的那几个典型干脆让记者自己去采写，他们写跟咱们自己写可不一样啊，还能加深他们的印象。”
“还有一点，涉及业务宣传的部分，是不是也请有关业务部门配合一下？”
……
“这样一来，工作量就更大了。小何回去再琢磨一下，人手不够就提出来，让办公室解决。”易敏生一本正经地做了小结。
这次党委会对这个方案的议论层次也挺高，有见解，又认真，当时我很受感动。就这样，我的奋斗热情很轻易地又被重新点燃了。
因为这份计划实施起来工作量的确太大了，办公室就抽出小纪与我配合。小纪是小伙子，三十多岁，文字和人品都不错，啥事儿都能商量，那段时间工作还算顺利。
为了充分发挥小纪的作用，圆满完成任务，我决定和小纪分工合作。
“小纪，新闻报道和广告虽然都是宣传，但是两者性质不同，操作起来区别也很大。你看咱俩怎么分工好？”
“我听您的，您是领导。”
“别呀，看看你喜欢或擅长什么？”
“要不，我就以广告为主？说实在的，我觉得广告好做，也不用自己策划，找个广告公司招标就行。新闻报道嘛，我没写过新闻稿，也不善于和记者打交道，挺打怵的。您都是高级记者了，还是您来负责新闻报道吧。”
“那好吧，需要调整时随时商量。”
“不过，广告这块您也不能撒手，得帮我把关呀。”
“不要紧，你弄好了以后拿不准的我帮你看看，报给领导审批同意后再操作就是了。”
“那得给领导打签报吧？”
“是啊，一事一报，批下来哪个就办哪个。”
“得嘞，我知道怎么办了。”
我根据党委会讨论，又对方案做了调整，重新打了一份签报。近七十篇稿件，领导重点圈了三十六篇，其他可以不作为重点。广告也做了调整。为了避开费用问题，我们要求领导安排专人负责广告经费。新闻报道这块，根据记者要求，不安排餐饮，特殊情况下也只给一点车马费或误餐费。签报批准后，我俩又仔细商量了一次，就分头开始工作了。
以中央四大新闻媒体为主，我又联系了几家主流媒体，都是负责财经报道的。与他们在一起工作还真是一拍即合。商量好后，我负责提供成型的新闻稿件，他们负责上报纸刊登。
两个月后，中央十几家主流媒体都陆续把一些稿件刊登出去了，机关反映很好。基层也照学不误，先后报上来一些好材料，有的还直接来找我，帮他们把一些媒体的记者请去基层采访。
一时间，京城一条比较重要的街道两旁，还有机场高速路上也分别立起了醒目的业务宣传广告牌，还在央视做了半分钟关于业务工作的短片，本系统一时间名声大噪。
领导和员工们无论在路上、在电视里，还是在报纸上都见到了自己的业务和形象，也都喜滋滋的，议论声不断。
尤其是“一把手”，一次他十分高兴地对我说：“很好！”并问我，“《财经报》不是还有一个整版要做吗，什么时候？听说还要我的照片，不上我的个人照片行不行？”
“稿件我都准备好，也报给办公室批准了。《财经报》那边说您的照片很重要，而且还要您亲自签名。秘书说您明天就出国，来不及照相了，您看……”
“是啊，来不及照相了，让秘书找张以前的照片行不行？”
“只要您认为行就行，不过可能还得您签上名字。”
“还要签名啊……一会儿我抽空签一个，你等电话吧。”
我都等到下班了，也没有接到电话，只好打给秘书问一下。结果接连打了三次电话，秘书都说：“再等等。”
“再等等。”
因为不知道是因为没找到照片，还是尚未签名？我只好查阅之前的一些资料。突然发现一个刊物上有他的照片和签名，还挺年轻的，经秘书同意就拿去给他本人看。
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竟先看到了一地的纸团。他正在那一笔一画地写自己的名字，很是认真的样子。桌子上还有两张他刚写完的名字，似乎都不满意，而他越想写端正就越写不端正。没想到，这样的高官也为写不好方块字而苦恼。
我赶紧装作没看地上，径直走过去问道：“这是您以前的照片和签名，就用这个行不行？”
“这个行吗？”他拿过去看了一眼，“如果行就用这个吧。”这时他的脸已经红了。
“好的。”
我接过照片，急忙走了出来。
不久，央视的节目要开播了，记者要我安排“一把手”上镜讲话。我知道“一把手”不喜欢面对镜头说话，只好写好稿子，再用大号字打印出来，让记者拿着，“一把手”越过镜头念。尽管这样还是念错了，他有点不好意思，想了一会儿只好直言不讳地说：“不行，我一看见记者的脸就想笑。”
“那咋办？要不，我用稿子挡住我的脸？”记者说。
“行，不妨试试。”
结果，还真顺利通过了。
这样的事情经过几次之后，“一把手”也有了经验，他幽默地开玩笑说：“没想到，这次宣传报道最受益的还是我了。”
就是这样一位踏实的改革家，不久就被调走了。他调走之前办了一件叫人意外的事儿：安排人接管了报社。
很快，我也被任命为新闻处处长，留在办公室继续负责对中央媒体的宣传报道工作，小纪被提为副处长，我俩继续合作，一干就是五年。其间真是长了很多“见识”，尤其是当我直面机关高层的腐化堕落时，深恶痛绝之余，也不断消磨着我的信念。
“一把手”走后，“二把手”易敏生正式主持全系统工作，临时兼管纪检委。杨昊立即被易敏生提拔为一个经营部门的总经理，是一个新成立的局级单位。
杨昊上任前还摆了一桌高档酒席，宴请了他最想请的十几个人，主要是请易敏生，还有易敏生得意的两个副总经理、四个处长，都是美妹。没想到，杨昊还请了我。
不过，那次酒宴还真让我作呕，那场景令我目瞪口呆，几次想离开都不得脱身。
易敏生看到在座的多是他自己的人，叫来的美妹也是彼此没有醋意的那几位，心想杨昊这小子还真会办事儿，便越发得意，于是本性再次暴露。
只见他脱去外套，秘书刚要去接，却被身边的女副总抢先接住。她先习惯地给易敏生弾掉肩上的头皮屑，又温柔地抖了抖衣裳，连帽子一起挂了起来，在座的无不心照不宣地看着。
起初，易敏生还端着架子，等到大家都向他敬了一轮酒之后，他也按捺不住了，高兴地指着茅台酒说：“都满上，都满上，今天谁不满上可别怪我再醉了……”
这话可能有弦外之音吧，只见大家都笑了起来：“哈哈哈……”
“我说的可是真的，谁不喝醉，谁今天就得照顾我哟。”
虽然他这句话的声音很小，而且几乎是贴着给他挂衣裳的那位女副总的耳朵说的，但是大伙还是听见了：“呵呵呵……”
“好，我先干第一个。今天一口一个，挨着轮。”
那位女副总是江苏人，慢悠悠地端起酒杯，撒娇似的问道：“我分两次干行不行呀？”
“哎？你们可都听见了，我让她干一次，她却主动要干两次……”
他们故意把干杯的干念成干活的干。
“哈哈哈……”
“那我吃口菜再干行不行呀？”
“她说她要吃口菜再干？行吧？吃点东西再干才有劲儿嘛。”
“哈哈哈……”
“哎，她啦啦了。”有人嬉皮笑脸地揭发道。
“啦啦了？女的啦啦一点没事儿，男的可不行，啊，男的一啦啦就完了……”
“哈哈哈……”
这位女副总虽说把酒都喝了，但却一定要另一位女副总也干一杯。
“没说的，我一定干！”她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
接下来就是那几位女处长了，本事都很大。她们不是自己一个人喝，而是端着杯子走到易敏生面前，碰一下杯子：“您喝一小口就行。”
“那你可得都干了？”
“行，我都干。”
接着又上去一位女处长，与易敏生碰杯之后，还要秘书给他俩照相。
“照一个？那就照一个。”易敏生半推半就地搂着她的肩膀合了个影。
这下可好了，其他几位女士见状一拥而上，都拿着杯子与易敏生碰杯，有的还与他喝起了交杯酒。有的自己连干三杯，秘书见状急忙前去劝阻：“好了，领导不能再喝了。”
“谁说我不能？没事儿，啊，今天没事儿。喝！”他推开秘书，一饮而尽。
“啊，还有谁？都上来……”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何况喝了两杯酒已经有点头晕了，于是我第二次悄悄拿包要走，又被杨昊拽住了：“别呀……”
几位平时还装腔作势的女处长，这时也顾不得面子了，嘻嘻哈哈地围着易敏生，喝完酒，又彼此头挨头地合影，接连照了好几张才回座位。
易敏生高兴极了，乐呵呵地坐那看着，突然喊道：“杨昊，你今天可没喝到位呀……”
“是，我再喝两个。”
“两个可不行。你说吧，就你那个叫‘钱’、‘钱’什么来着？”
“您是说钱斌？”
“对，就是钱斌，那可是弄人家基层上百万呀，没全还给人家，被人家举报余款贪污了。我可是在文上签‘阅’字了，你去平衡平衡吧，别再折腾了。”
“谢谢。”
杨昊好像刚刚才知道似的，他可能与此事有什么牵连，本来还一脸惊慌的表情终于烟消云散。
因为他知道这个“阅”字学问可大了，“阅”如同以前皇帝批文“留中不发”的意思。说明领导看过了，没失职，但也不想查办。而领导想查办的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纪律问题，也会在文件上批“严肃查处”四字，以示法纪严明。
“我喝三个行不行？”这边杨昊假装钱斌与自己没关系，还在讨价还价。
“三个也不行。你想啊，还有你们那个叫孙志的，你说你沾黄就别再沾赌啊、毒的，可是他啥都敢沾，还天天沾。”
这时他小声说道：“这‘毒’只是咱内部传闻，警局还没有证据。”
然后又放大声音说：“这下好了，和客户在酒店酗酒赌博，夜不归宿，搂着一个美妹，被扫黄的抓个正着，刑事拘留。按咱们的规定一犯刑事就得除名呀。那天他跑到我那跪下了，哭哭啼啼要求我给他保留公职。我一看他那操蛋样，算了，网开一面，留职停薪吧。”
据说，这报社被别人接管后，孙志因为不能再胡作非为了，整天闷闷不乐，王艳丽就找人把他安排在一个业务部门当了处长。可是，他本性不改，因为与客户接触多更加经常酗酒、赌博，夜不归宿。这一次因为情节过于恶劣才被拘留的。于是王艳丽给他出“招”去找易敏生求情，因为留着公职可以养老呀。
“谢谢领导，领导让我喝几个我就喝几个……”杨昊不再讲条件了。
“这还差不多。”
接着，又是新一轮酒杯大比拼，“叮叮咣咣”的碰杯声此起彼伏，男男女女，说笑打闹声直往耳朵里钻，想躲也躲不开……
这时，地毯上已经到处都洒满了酒，满屋子都是熏人的烟酒气息。一箱茅台所剩无几，酒桌上杯盘狼藉。可是，易敏生很快就要被扶正了，所以兴致仍然很高。杨昊只好又起身叫服务员加酒、加菜。
我乘机拿包离开了那里，快到家时，接到杨昊打来的电话：“何主任，你在哪呢？”
“我快到家了。”
“你也不够意思呀，下这么大雪，要走也让我找个车送送你呀。”
……
可是，易敏生没有想到被扶正后，迎接他的竟是机关里三个部室被纪检部门查抄，正副总五人和两个处长被带走了，其中一位正总还进了监狱。不久，“三把手”和“四把手”也先后被“双规”。
机关顿时一片哗然，三十多层办公大楼里黯然失色，人们往日里趾高气扬的派头也不见了。大家处处谨慎小心，连在食堂吃饭时的说笑声都悄然消失，更不用说为了打牌，每天不到点就提前去食堂吃饭，下午都上班了还不离开牌桌。真可谓正面教育远不如负面教育作用大呀。
只有一位借调干部自触霉头。他依然不管不顾地一上班就上网炒股票，一年之内也确实没少赚，这次却被举报了。举报不久又得以解脱，因为易敏生得知后竟说：“算了，咱再自查自纠，机关里就暗无天日了。”
由于这个干部很擅于钻营，在人事部门做足了功课，不久反被正式调入，还当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副处长。
此后不久，易敏生又以提振机关士气为由，把他的“亲信”全都提拔重用。因为苦乐不均，赏罚不明，这件事儿在机关内外反响都很大，可是他本人却毫发未损。
不仅如此，那年“两会”之前，易敏生还把我叫去谈了一个多小时。我第一次见他在下属面前那么谦卑：
“这几次新闻发布会你组织得都很好，尤其年前人民大会堂那两次，在社会上已有赞誉……你提议要定期搞新闻发布活动，这事我也在考虑，等时机成熟了就着手办。”
听他跟我说这些，我不禁感到奇怪：“一把手”怎么想起表扬我了？
“还有就是，马上要开‘两会’了。你也知道，我刚上任时就遇到了旧案集中曝光，这一空前未有的‘利空’对咱们打击很大。而人家别的机构‘利好’不断，这对咱们全系统影响都很大。所以，这次‘两会’，无论如何都要设法挽回面子，提振人气儿。”
听到这，我才明白：可能是要我加大新闻宣传力度吧？
“这回，你一定要千方百计挖掘一些好题目，把咱们的业务、员工的精神面貌、企业文化，还有政治夜校那个典型都好好宣传一下。看看还有什么，你琢磨琢磨，打个签报给我，我批了你就组织实施，花点钱也不要紧。等我把这个意思再跟老蒋说一声。”
老蒋是我们办公室的主任，按理应该先跟他说。为什么直接跟我说呢？我还在画问号时，他又说：“如果挑两个正面典型好好写一写，通过媒体的‘内参’发到上面去，不知行不行？”
我知道他说的这家媒体影响力很大，只是让人家发“内参”可不太容易。就说：“他们的‘内参’好像多数都是报道问题的。”
“跟他们商量一下，只有发‘内参’，才能让上面直接看到咱们的成绩呀。”
“好吧，我去问问。”
“最重要的是，别出批评报道。之前你报上来的那十几起‘案子’不知现在怎么样了？有的不是已经被媒体抓住了吗？一定要想尽办法劝阻，千万不能再公开曝光了，否则咱们就是雪上加霜了。对今后的负面影响也会很大，弄不好几年都翻不过身来。”
我第一次看到他这么严肃认真，看来是真的着急了。可是没想到，他最想说的“大头”还在后头。
“还有，你也知道，人家几家都有人被选到上面去，都能为本系统说上话。可是咱们在上面没人，有事儿也递不上话。今年的‘两会’正赶上换届，这个机会不能再错过去了。无论如何都不能正面宣传不足，而反面宣传却被参会人员抓住做文章。所以，这次一定要加大正面宣传力度，把那些批评性报道摁住……”
说到这，他的眼睛里好像闪过一缕森严的目光，既像是渴求，又带有肃杀之气，我不禁感到一阵战栗。
我已经什么都明白了，没想到这么一位大人物，竟然需要我帮他往上爬，说得这么露骨，而且似乎不帮还不行。
也许他觉得自己的话有点忘形了，于是站起来给我倒了一杯茶水，说：“喝吧，这是好茶。”
“谢谢！”
“当然，也不要勉强，尽力而为就好，不过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他停顿了一下又说，“看看，看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也直言吧。”
之前他提拔亲信时就有一位老总对我说过“早就该提拔你了，怎么还没轮上？快去找找呀！”
这时我突然又想到了这句话，也许换了别人就直言了，可是我不行，我说不出口。尤其是想到他把这么秘密的心事儿都对我说了，我是谁呀？不过人家手下的一个员工而已，能信任自己就不错了，不能不自量力。
想到这，突然间我还真有点临危受命的感觉。觉得“一把手”如此看重自己，我可不能讨价还价，不能不仗义。这时与生俱来的那种侠肝义胆、那股豪爽劲儿又占了上风，反而觉得一定要忠心耿耿地把事情办好！
虽然我是女性，但是我的诚实忠勇却被易敏生看出来了，他乐呵呵地又说道：“好了，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吧，遇到困难就直接告诉我。”
回去后，我立即草拟了一分签报，列出了十二个正面报道题目和急需劝阻的十个批评性报道，并提出了可行性建议。易敏生很快便批复了四个大字：“可行，速办！”
接下来就紧锣密鼓地组织实施。
正面报道要在中央几家主流媒体上集中发稿虽然也不容易，但是凭多年的交情，再加上给他们把新闻稿准备妥当，突出新闻性，各媒体还是很照顾的。
接连跑下来八九家媒体后，还剩两家主要媒体，因为事先都在电话里讲清楚了，所以当我把稿子送去时，他们也都很客气。一位记者说：
“我就愿意和何处长打交道，几家财经机构的处长，只有你是记者出身，懂新闻，写的稿子拿来基本就能用，有改动也不大。不像有些人，把总结报告、领导讲话删一删就当新闻稿给我们，你想我们哪有时间处理那个呀？”
另一家媒体记者拿过稿子，跟我握握手说：“好，放这吧，我抽空就安排。你看我多忙？今天不跟你多聊了，合作愉快！”
最后只剩一家最难啃的“骨头”。其实也不是人家不照顾，只是我们要求太高了。无奈，我只好求助于蒋主任了。
“好吧，今天我亲自出马，一定要把他拿下！”
我们煞费苦心地选了一家高级会所，蒋主任提前到那并亲自点菜。
“他们来几位？”他问我。
“两位。”
“那，这十个菜够了。”
“吃不了吧？”
“少了不好看，十个，咱‘实心实意’请他们，他们也要‘实心实意’给咱办事儿才行。”
“哦，原来主任是有寓意的。”
“不要怕花钱，到时候看看他们喜欢什么咱再点。对了，他们喜欢茅台还是五粮液？”
“我还真不知道，等会儿问问吧。”
“那就把两种酒都摆上，先各拿两瓶，再上一瓶法国红酒。”
“他俩好像都吸烟？”
“没问题，红塔山先来一条，走时烟酒再都给他们带上点。”
这边安排妥当后，我看时间差不多了，就出去在指定地点把他们接来了。
“这是我们蒋主任。”
“这两位是……”
我一一做了介绍。
“来了？欢迎啊！今天要辛苦两位了，也没去单位接你们。”
“这样好啊，你要是让何处长去单位接我俩影响反倒不好，好多人都认识她。”
……
寒暄过后，就开始用餐了，两位记者终究喝不过蒋主任，连连摆手说：“不行了，不能再喝了。”
“那就再上几个菜，小何，你去看看。”
“不要了，菜也不要了，吃不了浪费呀。”
我正犹豫间，蒋主任喊道：“快去呀，听我的。”
我刚出去，蒋主任不放心似的又追了过去：“我来点。”
……
两个小时过后，终于结束了，他们跟用餐之前说的一样：“尽量吧，我俩回去商量商量，尽量办。”
蒋主任对我说：“虽然前后两次说的话相同，但是吃了人家嘴软，这回咱可以放心了。”
后来我才听说：那一顿饭竟花掉了上万元。
不久，那篇稿人家还是想办法给发了一部分。当记者来电话让我去取清样时还友好地提醒我：“何处长，吃饭时才知道你早就评上高级记者了，怎么到现在还没聘任呢？不聘任就不给兑现待遇呀，你怎么不主动找找他们？”
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还有“聘任”这一说。可是因为还得劝阻批评报道，就把这事儿搁下了。
劝阻批评报道就不那么容易了。
因为之前我曾搞过大量批评报道，深知批评报道的意义和作用，不仅记者有机会获得好新闻奖，而且反映问题的人还指望媒体主持公道。再说，记者要抓一个像样的批评报道也不容易，因此都不愿意轻易撒手。
由于被媒体逮住的那十几个案子大多发生在基层，我只好请相关业务部门出人配合。我们一起先后跑了几个地方，把情况弄清后，除了要求基层尽快纠正错误、改进工作外，还得跑来跑去地劝阻媒体。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多数媒体都表示了理解。
“既然你们领导都亲自来承认错误，也要求基层改进了，那我们就先放一放吧。但是，你们必须尽快解决问题，而且不能让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那段日子，我觉得很难过，不是我的错，却要我低三下四地到处求情。有一次在央视，一位熟悉的记者见了我就说：
“何处长，啊，是不是应该叫你何‘队长’呀？”
“开我玩笑呢？”
“不是啊，你看，你来我们这，不是在前门点‘火’，让我们表扬你们，就是走后门灭‘火’，有问题不让曝光。你说你不是消防队长是什么？”
“呵呵呵……”屋里正在忙着的记者们都笑了起来，我难过得顿时脸就红了。
“不要紧，跟你开玩笑呢。”
还有一次，我在央视的“焦点访谈”节目组等了整整一上午，都没见到我要找的那位记者。中午吃饭时记者们都陆续离开了，只有一位记者还在那等我走后好锁门，可是她又不好意思赶我走。我只好自觉地站起来说：“不好意思，您锁上门吧，我去走廊等她。”
“我劝你还是别等了。你想啊，她都把手机和包包放这桌上了，说明她就在这楼里边，可能正在哪屋做节目呢，明摆着就是要发这个稿子。你还等什么？”
我一听，心里就上火了。但又不能跟这位记者掰扯这事儿，只好说道：“是吗？谢谢你如实地告诉我，那我就先回去了。她如果回来，不管怎样，都请您转告她给我回个电话行吗？”
“行呀，这没问题，我一定告诉她。”
我难过地含着眼泪上了电梯。没想到满电梯里都是知名的节目主持人，有位熟悉的看见我在流泪，还问我：“这不是何予平吗？怎么了？”
“没事儿。”
“嗨，别问了，准是又来为你们单位灭火吧？”
“呵呵，您这工作不容易呀……”
不过，第二天，我还真接到了我找的那位记者的电话：“我会守信用给你回电话，但是不等于我同意撤稿。明着跟你说吧，你找谁都没用，这稿我已经做成节目，明后天就播了。”
“能不能再等等，等我去见了你之后，咱们好好谈谈再说？”
“谈也没用，你也不要给我送东西，我不会收的。”
“你看，这个……这么办好不好？我现在就去，你给我两分钟，两分钟就行，我只说几句话就走，不会耽误你更多时间。”
她沉默了一下，才说：“你实在要来就来吧，到我办公室，有话当着大家的面说。”
“好，好，谢谢您，我马上过去。”
我虽然知道她不会收任何东西，但是还是很感谢她愿意见我，因为我很尊重这样的记者，也想结识她，当然也想让她把里面几句最关键的话改一改。
那次，她看到我跟她一样也是一个诚实认真的人，就给了一点面子，说：“算了，看你这么文静又忠于职守，我就给你一点空间吧，我同意改一改。但是这个节目还得播出，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你回去就跟你们领导说这是我说的：‘咱俩只能各事其主。’”
还有一次，因为一笔外汇，我们的营业部门没有及时与客户沟通，对个人造成了一定损失，而且态度又不好。客户很气愤，就把这事儿告知青年报。青年报正准备公开曝光时，我去青年报做了工作，又通知我们营业部门立即改正。青年报领导同意撤稿，可是那位记者不服，就把这事儿弄到一家影响更大的媒体发出来了。幸好我们营业部上门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把问题彻底解决了，这才得到客户谅解。客户又要求那家媒体做了一个补偿性报道，才算是把坏影响降到了最低。
……
那几个月，我按时把所有工作都做了，也都如实汇报给易敏生。他担心的这点障碍扫清了，不久他还真的一路高歌，平步青云。
之后，也许他想给我一点补偿，提拔我当副主任。不料这事儿有人跟我谈过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下文，因为蒋主任不同意。
为什么呢？
有人说我可能“功高盖主”了。还有人说：“你应该早点做做老蒋的工作呀！”
可是，这些我根本就没想到，我以为只要努力工作，组织上就会看得见。那天，小纪听我说这话，就坦诚地对我说：“何处长，你咋比我还傻呢？你一定不小心得罪了老蒋吧？”
听小纪这么说，我突然想起，那期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内容是“强强联手支持经济发展”。我按要求把中央主流媒体的记者都请去了。
会上，主持人说央视的记者要公开提问并录像，正在台上准备发布新闻的易敏生想提前做好准备，在镜头前表现出色一点，不输给别人，就让秘书到会场后面来通知我。
“你去问记者提什么问题，叮嘱记者录像后给咱们看一下。”
蒋主任听见后就对我说：“小何，你去问问清楚，回来先告诉我。”
“好的。”
问完后我先向蒋主任汇报了，他没等我说完就说：“好了，我知道该怎么说了。”
他亲自去告诉了易敏生。可是，不知为什么，易敏生又让秘书把我叫去重新说了一遍。我也不知道我俩说的有什么不同？难道蒋主任加上了他自己的想法？
会后易敏生看完记者的录像对记者说：“好，好，就这么播吧。”
然后又不满意地对蒋主任说：“老蒋啊，幸亏我又问了问小何，要不这回就出笑话了。”
“出什么差错了吗？”在回来的路上我问蒋主任。
可是他只生气地“哼！”了一声，什么话也没说。
究竟哪出错了？他为什么迁怒于我？我不得而知。仅此一次似乎有点冲突，但责不在我呀！那以后，蒋主任对我虽然没有公开说什么，但是凭我的直觉：他并没有释怀。
忙过这段时间之后，我终于可以坐下来喘喘气了。小纪就催促我说：“何处长，这会儿不那么忙了，还不快找一找你的职称问题啊？”
“我也想找一找，可是从哪找起呢？”
我当记者二三十年了，其间曾经帮助那么多人落实政策，从没犯怵过。可是如今轮到我自己了，却感到十分为难。
“是不是应该先看看文件怎么规定的？”
他一句话提醒我，我立即找来了一本相关《文件汇编》。那里的政策规定还真明确：评上之后就应该予以聘任。
看来是应该打一份报告了，可是这报告该怎么写呢？我想，我的职称问题档案里应该有，组织上也应该知道，我只要简单写明自己的要求，并提示一下相关政策规定就行了。于是，我立即写了一份“请求落实高级职称聘任政策的报告”，交给蒋主任。蒋主任看了看说：“你应该直接报给人事吧？”
我又把报告送到人事部。人事部综合处的人说：“你应该交给科干处呀？”
我拿到科干处，一个年轻人拿过去看了看说：“哦，我们处长有事出去了，你放这吧，回头我交给她。”
我想我的情况属实，政策又有明确规定，落实应该没问题，就高兴地走了。
第二天，第三天……一连好几天都没动静。
不会这么快，人家手里有很多待办的事情，咋会一拿到我的材料就动手办呢？等着吧，我想。
可是都过了两周了还没动静，是不是应该去问问呀？我来到科干处，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还真犯怵敲门。但是没办法，敲吧。
“进来！”一位副处长头也不抬地坐那打电脑。
“我想问问两周前我送来的那份请求报告……”下面的话我不知该怎么说了。
“什么‘请求报告’？”他仍旧没有转过头来。
“就是关于落实我的职称聘任政策的……”
“没听说呀？你交给谁了？”
“就是一位……”我简单描绘了一下那位年轻人的样子。这时他才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说：“哦，原来是何处长呀？”他仍旧没放下鼠标，又说，“他呀，他出去了办事儿了，等他回来我问问吧。”说完又去打电脑。
这时又进去一位业务部门的副总，这位副处长一见，急忙站起来说：
“您请坐。”还毕恭毕敬地拉过一把椅子，又倒了一杯水。
“我来你们这找一个材料。”
“好的，我这就给您办。”
副处长笑嘻嘻地说完，又迅速转向我说：“你先回去吧，我这还有事儿。”
“那我什么时候再来？”
他好像没听见一样，理也不理我，急忙点头哈腰地转向那位副总……
我只好走出来，心想：看人下菜碟儿！什么高级职称都不如一个官职，还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看到那位副处长对副总卑躬屈膝的样子，我进一步明白了什么叫“官本位”，以前只以为奖金多、吃小灶、用公车是当官的特权，原来精神待遇也不同啊。在这种只认官、不讲科学技术的单位，技术职称不过是虚拟的一个词儿而已。
转眼又过去一周，还没有说法，我决定再去问问。
恰好，王艳丽在那。她见到我去了，明知故问地说：“你有什么事儿？”
“我来问问关于我职称的事儿。”
“职称什么事儿？”她漫不经心地转过头去打电脑。
“三周前我送来一份报告，要求落实我的高级职称政策。”
“高级职称有什么政策？我咋没听说。”
她态度十分冷漠，似乎故意折磨我。“无赖！”我心里暗想。
“国家有规定，评上之后就应该聘任呀。”
“谁规定的？谁规定的你去找谁呀！”
“可我是这的员工啊，规定哪单位的人由哪聘任。”
这时，她才放下鼠标，冷冷地看着我说：“你的要求太高了，咱这‘一把手’还不是正高呢，你就想要正高？”
“可是，我也是按照规定程序办的呀。”
“什么程序？”
“自己申请、领导批准上报，经过正式评审通过的……”
“哪个领导批准的？不就是杨昊吗？”
“他是代表本单位推荐，你们人事部说‘必须主管领导批准’，当时的主管领导也批准了，我有他批文的复印件。”
我只好再从头说一遍。这时她没词儿了，想了想又继续耍无赖：“那是‘当时’，现在不行！”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你问得太多了，难道我们怎么工作还要一一向你报告不成？”
好像要打架似的，又露出她那副泼妇的样子。我只好强忍着怒气继续问道：“那你给我一个结论吧。”
“不是说了吗？‘一把手’还没聘正高呢。”
“这算什么结论？我只问我自己的。”
“嘿嘿……你还真听不懂啊？‘一把手’都不是，能轮到你吗？你呀，更别想了。”
“这叫什么逻辑？我谁也不比，国家既然有政策，就应该落实政策。文件上并没有说哪个单位‘一把手’不是正高，那个单位的员工就不能是正高！”
她见我这么理直气壮，顿时理屈词穷，便狗急跳墙似的，从一摞纸堆里找出我的那份报告，往我面前一扔，说：“给你，我该说的都说了，你爱找谁就找誰去！”
“岂有此理！”我拿起报告就走。可是我能找谁去呢？
“哎，没想到这么复杂……”
我想来想去，实在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多次去找人事部总经理。因为谁都知道，组织人事部是一个充满诡秘的地方，这里谁都轻易不敢涉足。
不料总经理却十分圆滑地一再推托说：“我太忙了，没有时间啊。”
后来又说：“这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不该归我管。”
再后来就说：“这种事儿都是处里认为需要我们解决时，才报给我们解决的。你这事儿，科干处就不同意，你说我能隔着他们处理吗？”
我顿时愣在那里，没想到落实政策这么难！
“怎么办？”
小纪说：“找主管领导吧，他总不会也这么不讲理吧？”
这事儿没提起来之前我也没多想，可是一旦提起来了，又遇到这么多不讲理的事儿，好像面对一种挑战一样，还真有点不甘心。于是我就大着胆子去找了主管领导“二把手”。之前他任部门总经理时我曾报道过他，也许这个缘故，他还比较客气。就翻了翻我写的申述材料，又简单问了几句，然后说：“这么办吧，这材料人事部门不是都看过了吗？你先拿回去，我这材料多，弄丢了不好。这事儿呢，肯定应该解决。好不容易评上正高，咱们全系统还没有第二个吧？你去问问，如果和你同一批被评上的人都聘用了，你来告诉我，我就聘用你。”
“谢谢！谢谢您！”
我压根儿没想到他会这么痛快，因此再也找不到合适的词儿，说完这两句就高兴地走了。
我还真认真地询问了很多人，结果真的就我一人没被聘用。我立即去向“二把手”说明了情况。他说：“那好，我找他们，让他们给你办。”
压力解除了，于是我又兴高采烈地投入工作。那天，蒋主任对我说：“小何，国际合作部历总想请你去帮助他们写一个材料。你去问问，抽时间帮他们写写吧。”
“好的，我这就去问。”
“历总，听说您找我？”
“哦，来，来，快过来，何处长。你看，我们这就缺你这么个人，一写材料就是总结呀报告的，一点也不生动。党委要树我们当典型，还让我在大会上讲一讲。可是，你看看，这样的总结谁还愿意听呀？这两天我都快愁死了，让他们改了两三遍了，还是这个样。”
说着，她给我倒了一杯咖啡，让我立马坐那看材料。
“有两三万字吧？”
“就是呀，又长又没味儿。”
我看了一部分就感到那材料的确太枯燥乏味了。
“历总，我也不一定能写好，不过我可以试一试。您希望我什么时候给您写完？”
“越快越好呀！下星期全机关就要开大会了，也就五天吧，有点太赶了是吗？”
“那现在能安排采访吗？是这样，您要是让我就现有材料改写，可能比较难。但是这材料里有些数字之类的东西还可以用，这里说到的人物我得一个一个跟他们谈。他们说起来肯定很生动，我从中就能受到启发，找到感觉，这样才能把材料重新写一遍。您看行不行？”
“啊？那可太好了，我现在就让他们安排人。”
那天下午就开始采访，二十个人，谈了整整两天加一个夜晚。采访过程中，我真的很受感动，激情不断涌出。我感到这里还真是一个先进集体，工作氛围很像外企，值得好好写一写。
于是，我立即打开电脑就写。只用了一天一夜我就写完了，我没有睡觉，也不觉得困，自己又看了一遍之后，大清早我就用电邮发给了历总，打电话通知了她。
她乐得什么似的，说了一连串的问号和感叹号：“啊？写完了？这么快？都发我邮箱里了？我昨晚咋忘了把电脑拿回来？……我不吃早饭了！现在就去办公室！看完我就给你回电话！”
历总很快就给回电话说：“太好了！你写得真是太生动了，连我自己都被感动了，我的处长们也都说‘好’呢……”
那天她在大会上念的也很生动，人们使劲儿给她鼓掌，因为我也坐在会场前面，只听易敏生不断发出感慨：“说得好，‘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没错，‘走出国门，也是外企，而且有资格做一个响当当的外企！’”
之后又问道：“这材料是谁写的？不错呀！”
坐在易敏生旁边的人事部孙总回应道：“那天她可说要找何予平写。”
正是这个材料，不仅使国际合作部的先进事迹得以传播，也为他们总经理的再次升职助了一臂之力。同时，我的名声在机关里也再次响起。会后很多人议论：
“何处长文笔真好！”
“倒是人家高级记者，就是不一样。”
“你说咱咋就不会写呢？还有云南那个材料，太水了一点，要不也请何处长帮忙？”
接下来还真有好几个人来找我帮忙，能做的我都做了，大伙都挺高兴。
紧接着，人事部孙总也对他们的一位处长说：“我看，咱们人事部门的那个材料也让何予平给改一改吧。”
可是孙总只给我两天时间，让我把一个近三万字的总结报告改成通讯，里面多是人事理论学习问题。
“孙总，能安排我采访有关人员吗？”
她绷着脸说：“不行啊，没有时间了。”
我想可能因为他们的工作秘密太多了，不方便采访。可是，不采访就写通讯，我还真犯难了，当了几十年的记者，写了百余万字的稿子，从来没有人这么为难我。
可孙总还自以为是地说：“我也懂通讯，以前我也写过通讯，只是现在没有时间弄这个了，只好请你来帮这个忙。”
“帮忙没问题，也是我应该做的。只是不采访就写，恐怕写不出来呀。”
“试试看吧。”
“外行。”我这样想着，但又不能反驳她，只能回去想办法了。
“何处长，这可是个机会呀，你给他们写好了，你的职称问题说不定就能解决了。”
小纪这么说，蒋主任也这么说。
我想：不采访，没有实际感受，见不到人物的言语、表情和心声，更不了解他们面对困难时的种种心理活动，就感动不了我。我没有激情就写不出好的通讯，何况还让我就现有的总结报告改成生动的通讯？三万字，我看一遍就得半天时间，别说改了。
“小纪，你说这怎么可能？”
“可也是，真难为人呢。”
“把总结改成通讯不可能，再改也只是一个总结。你说写这总结的那位处长会怎么想？算了吧。”
那天，我连夜反复看了那份总结，想从中得到点启发或感觉，但是没有，我激动不起来。想来想去，实在没办法，决定不给他们改写。于是只写了两页纸的文字，应该算是一篇通讯的“引言”吧？我的用意是：写通讯得这个样子，得用通讯语言来写人物、事迹和他们的情感世界，那才能生动。但是因为没有这方面的材料，就只能写这么两页了。
我拿给孙总看时，她看了看，不高兴地说：“这和原来那稿子也衔接不上啊，前面是通讯，后面是总结……”这回她似乎真的看明白了。
至于我的职称问题，我没问，她也一个字都没说。
不久，“二把手”就让我去他那里，他遗憾地对我说：“我本以为这事能办成，可是还真不行。人事部门坚持说‘没有先例’。”
“为什么一定得有先例呀？按政策办不就行了吗？”
他没有回答我，反而轻松地说道：“不如你就把它当作一个荣誉看吧，有这么个荣誉也不错，很多人连这个荣誉还没有呢。”
“那可不一样啊。”
“那是不一样。要不，你再去问问敏生？他说话比我有分量。”
没办法，我只好又找了易敏生。他很客气地让我把前后经过都说了一遍，然后说：“这么难？不会吧？再说了，人事部门说我还不是正高，这是托词吧，我要那个干什么？”
他想了一下又说：“我知道了，我先问问看。你回去等等吧，也别着急，好饭不怕晚。”
又过了几天，他对我说：“我还真没给你说下来，人家人事部门很坚持，一定要我拿出‘先例’不可。我上哪去给他们找‘先例’呀？”
没想到，这么一个很明确的政策问题，我从下找到上，本系统内都找到头了还是解决不了。
我估计这事儿与王艳丽关系很大，因为她一直没被提拔，更没拿到高级职称之类。她又在这么一个岗位上管这事儿，能让我超过她吗？正如小纪所说：“他们自己得不到的也不想给别人。”
之后，我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遇到中央媒体的记者小刘，她是专管这方面报道的，她比我小八九岁，爱说爱笑。得知这事儿后爽快地对我说：“嗨，你咋不早说呀？这事儿就归我管。把材料拿给我，你等着，我去给你找主管部门。”
我把材料交给她之后，她想了想又说：“这样吧，不如你跟我一起去，你自己去说还能说清楚，要不我还得看材料。”
不料，那天，就是在那个主管部门，这事儿彻底泡汤了。
那位主管部门的领导一见到我们，就高兴地站起来，亲切地和我俩握手，又拉着小刘的手一直把她拉到沙发上坐下。热情地说道：“找我就对了，这事儿就归我管。”
原来，这位领导很风流，一见到小刘亲自来找他办私事，就动了邪念，而我却没想到这一层。
因此，我本来还想向那位领导详细汇报一下整个经过，并进一步询问一下有关政策。不料他却轻松地说道：“不用说这些了，都不用，你们来了就行了。”
听他这么说，本来很敏感的我，当时却没弄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接着他又解释道：“多大个事儿呀，还得你们亲自来一趟？打个电话不就解决了。再说，你们早点来找呀，早来找早就解决了。”
我俩听了都很高兴，没想到这位领导这么好说话。我们就坐那又聊了好一会儿，他还不放我们走。当时我都不好意思了，因为怕打扰他的工作，就带着歉意说道：“领导那么忙，我们太打扰了吧？”
“不会，不会，再坐会儿。”
“要不让何予平请咱们吃饭去吧？”小刘试探地问道。
“不用，不用，要吃也是我请你俩，哪能让美妹请客呀？不过，今天下午我还有会。下次吧，下次我请你俩来。”他想了一下，又说，“小何要是忙就先走。我这正想找刘记者呢，商量报道我们培训的事儿。”
我以为是真的呢，就起身诚挚地又说了声：
“真的很谢谢您！”
“没关系，这是我分内的事儿，你回去等好消息吧。”
回来的路上，我不敢相信似的想：这事儿太顺利了，真的吗？
当我仔细又回忆了一下全过程后，突然觉得不对劲儿。尤其是那位领导那色迷迷的眼神儿，还有他抓着小刘的手不放……
不行，我宁可不办，也不能让小刘为了我受欺负。于是第二天一上班我就给小刘打电话，担心地问道：
“小刘，昨天辛苦你了。你怎么样？没……没事儿吧？”
“嗨，我这正想跟你说呢，看来办不成了……”
“没关系，你别……”
“我没事儿。不过昨天碰上个王八蛋，好不容易逃跑了……”接着她就在电话中气愤地跟我说了那位领导的恶劣行径。
就此，关于我的职称一事儿再也没人提起。
可是，这件事上却再次给了我沉重一击，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种种说辞和做法，像一把利剑一样刺伤了我单纯、善良的心灵。
我本以为那些人都会像我一样正直诚实、认真负责，因此才抱着那么大的希望跑来跑去地要求落实政策。没想到社会这么复杂，他们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为所欲为，冠冕堂皇地推来推去，刚刚给了我希望，转过身来却又残酷地把希望夺走，伤害了别人还不以为意。政策在他们手中成了一杆摇摆不定的小旗子，权力也变成了带血的狼牙棒。
正是那么多的想不到和意外，在我的内心深处又划上了许多伤口，使我受到了重创和惊吓。我感到一切都变得陌生起来。
世界在进步，可是这些人却在开倒车，喊着“前进！”往下坡路上走，明明是公仆，却牛头马面；明明是阳光明媚的春天，却四面凄风苦雨、冷若冰霜。
我突然感到世界好可怕，阵阵恐怖和不安向我袭来，可怕的令人颤抖！我的意志、理想、精神、信仰，无一不再次被摧残、被削减、被蹂躏、被践踏。
我守候了一生的那个信念开始动摇……
社会如此纷纭复杂，令我那单纯善良的心灵无法理解。如同之初我刚来到这个世界时一样，一切重新变回陌生。
（四）
又在忙碌中度过了一个春节。想到自己马上就要退休了，这样的工作以后想做也没的做了时，就更加兢兢业业了。
同时，心里也不免感到些许的空虚和不安。
毕竟忙碌惯了，毕竟几十年来心里都只有工作，毕竟只有在工作中才感到快乐和满足。工作、事业、荣誉、友谊，几乎是我人生的全部。
退休，就意味着工作——我的生活主体就此终结或消失。
退休后我做什么呢？
那一天，要我填报一份简历时，我偶然打开书柜，又看到了存放许久的那些学生证、毕业证、记者证、主任记者资格证、高级记者资格证，还有几十本大大小小、金字闪闪的获奖证书。
没错，这就是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我的记忆，我的价值。
退休那几天正赶上“两会”。在首都北京，这可是一段特殊的日子。记得刚来北京时，对“两会”那种曾经有过的庄严、神圣感，如今多少有点淡漠了。
那天一早起来，我又习惯地按时出了门。没有地方可去，只想围着天安门、故宫转上一天。因为早就想这么做了，只是一直没能抽出时间。
不料，原本已经杨花飞絮的京城，突然之间变了脸。刚走出不远，天空就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鹅毛大雪。
那雪可真叫大呀，先是没了鞋底，接着遮盖了脚面，瞬间又陷了脚踝。可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往前走，不想回头。
大片大片的雪花，落到脸上睁不开眼，落在地上看不清路，落在前面看不到车。那景致，似乎真有点“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样子。
已经初春时节，如此大雪纷纷！晶莹剔透的大雪花飘飘洒洒飞来，顿时间铺天盖地，好不壮观。
我忽然想起年轻时有一年“五一”放假，我也是无地可去，就一个人沿着松花江畔的小路走去。飞快地走着，走了一程又一程，走得汗流满面，就到江边捧水洗了一下脸。然后，站起身来举目远望。这时，身后忽然传来一个声音：“回去吧，不要想不开！”
当时我还想：笑话！说谁呢？
可是，没想到类似场景又在晚年重现。只是连说这话的人都没有了，可见人心早已不古。
毕竟节气到了，这场雪不管多大，也只存留了半天多，灿烂的阳光一露头，大雪就无处藏身，很快消融殆尽。冰凉的雪水四处流淌，好像又到了夏天一样。我回到家时，脚上的鞋已经透进了水。
这场大雪虽然不期而至，但却洗去了树枝上的尘埃，刷净了马路边的积垢，也荡涤了人们心头的疲惫。
可是，因为整天无事可做，我突然觉得这场大雪也凋零了我这一生的所有：意志突然薄弱了……
仅仅几天之隔，整个身心似乎都一落千丈，眼前空空荡荡、一无所有。
曾经朝气蓬勃、斗志昂扬、总是满怀希望和理想的那个何予平哪去了？连我自己也说不清。
尤其是很快就爆发了“非典”，更叫我无处可去了。我去机关时，蒋主任对我说：“不要来了……”
因为机关工作基本停摆了，除极少数人轮流到办公室值班外，多数人都迫不得已地被关在自己的家里，以减少因互相接触而被感染的机会。机关大门警戒森严，外人一律不得入内。内部值班人员进门要查验体温，互相见面不打招呼、不握手、不说笑、不出差、不开会，连传阅文件都少了很多。所有电梯的按键上都贴着随时准备更换的塑料薄膜，梯内张贴着白纸黑字的“乘电梯、戴口罩、不讲话”。各楼层办公室内都毫无声息，餐厅里排大队的现象不见了，只有稀稀拉拉的十几个人无奈地在那里用午餐。
路上蜂拥的车辆、行人罕见了，班车以从未有过的速度把我们送回家。小区里往日出出入入的车辆都好多天停在那里不动了，散步的老人、玩耍的孩子全都关在自己家的居室内。除了树叶在变绿、桃花在开放、小草在长高之外，小区里真是死一般的寂静。面对自己早已盼望见到的绿树鲜花，我突然觉得它们来的不是时候，不禁有些黯然神伤，那么可爱的世界怎么突然之间会变得如此凶险可怕！
我的心几乎沉到了谷底。找不到人倾诉，只能一个人躲在屋子里，想东想西，想来想去，什么事也做不下去，只好给林子明写信。我说：
……做人不能太认真、太拼命了。现在，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无助。我孤独一生，没有组织家庭，没有孝敬父母，一辈子都为工作拼命。像我这样一个只知道从工作中寻找成就感的人，当工作不再需要我，当应该归属我的政策待遇被执行政策的人阉割了的时候，当我上无老、下无小，没有任何牵挂和惦记的时候，当我完全可以为自己活着的时候，真正的孤独到来了。现在我才明白，人的精神支柱这么脆弱，脆弱得不堪一击！我忘了，工作应该、也只能是生活的一部分，永远不可能是生活的全部。
我还把我后悔的情绪也吐露给他。我说：
我守候了一生的那份事业、那份亲情、爱情和友情、那份荣誉、那份信仰，得而复失。它们来了又去了，到头来一切都如梦幻一般。只不过是一场自然之梦，一场人生最美丽的梦想而已。希望你能吸取我的教训，善待自己，对晚年早做安排。可不要像我这样：把工作和生活的位置弄颠倒了，一辈子都在工作里寻找生活和快乐……
可是他并没有回信，而且算算已经好久没有他的音信了。
“没收到我的信？也好，免得刺激他。”我想。可是，我就是开心不起来，而且经常感到紧张不安。
几天后，一位朋友给我引荐了一位专家。当这位专家得知我“不觉得饿，把饭当成药吃时”，她愤怒了：“你怎么可以把饭当药吃？”说着，她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语气缓和了，“你知道吗？我们人类接受暗示的能力很强，要善于暗示自己好的东西，善于从自己生活、工作的环境里观察、体验那些善良美好的东西，你就会得到美好的东西。吃饭细嚼慢咽不仅有助于消化，而且由于吃法不一样，吸收的营养也不一样，食物对人体的作用也不一样。比如当你吃一个馒头时，你如果想到小麦里有阳光的能量、有雨露的滋润、有农民的爱心……你就会吃得很香甜，你的胃里就会觉得很舒服，你的精神气儿就会很足。这就如同你多欣赏文学、美术、音乐等美的东西，你就得到了美，你多与开朗愉快而又能干的人接触，你就会受影响而愉悦、富于活力。反之，如果……”
“如果我能看到馒头里有阳光，那我首先得有好胃口，得愿意吃饭。”我很较真儿似的发驳着，但我心里还是觉得专家说得很有道理，我反驳只是想知道得更多一点，使她说的这个道理基础更扎实一些，更令我信服，也许真的能让我觉得生活很美好。
“你说得很对。有没有胃口不仅和食物、和对食物的认识有关系，而且也与人的心情有关系，但是它们之间又是互为因果的。因此，在你的心情完全好转之前，首先也要好好吃饭，为自己的精神好转打下物质基础。”
我无话可说了，接受了她的说法，而且日后对我影响颇大。只要我不是特别难受，只要我还能活动，我就努力吃饭，努力咀嚼、吸收食物里的“阳光、雨露和爱心”。
为了解决睡眠问题，她让我半躺在一张长椅上，戴上耳机听音乐。
“不要紧张，尽量放松自己。如果哪块儿不舒服，可以稍微动一下。”
我按照她的要求，尽量想一些轻松的事情。记得以前乘坐飞机时，在空中时而见到厚厚的云层聚集起来，时而又有淡淡的云团飞过；时而蓝天碧野、海阔天高，时而又越过一望无际的层峦叠嶂、群山峻岭……有一次，我竟为居住在湖南大山深处的人们发起愁来：他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深山老林呢？可是当我走下飞机、真正置身大山深处的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生活在群山原野中独有的乐趣。为什么一定要走出大山呢？我真傻。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也会有那么幼稚、无知的想法。于是，我又想到了小时候去姐姐家过暑假。姐姐家住在一个林场，几十里的路程既要坐车、又要乘船，一路上看不尽美丽的湖光山色。尤其是湖那边接近原始森林处，盛开着一片片红色、黄色、蓝色的小花儿，许多花蝴蝶在上面飞来飞去，我和两个同学追着蝴蝶，一路说说笑笑……
不知不觉中我竟进入半睡眠状态。
……
不久，有人转交给我一部手机，以及两块电池和充电器。没有任何说明，只留下一张便条，上面写着这部手机的电话号码和“祝您愉快！”字样。
此后几乎每天都有人往这部手机上面发短信：
不要担心，也不要寻找我们。我们是你的朋友，我们永远都在你的身边。
你不应该悲观！因为你是靠自己的力量已一步一步艰难地走过来的，不像那些有靠山的人。因此你不可以再软弱，眼下这一关一定要度过！让我们来帮助你。
我想要昙花永不凋谢，我想要冬天阳光灿烂，我想要流星永不消失，我更想要看短信的人永远开心。
一老农向往北京天安门久矣，但只在宣传画上见过。几年后终有缘一见，却大失所望：假货！怎么不发光呢！
删除昨天的烦恼，选择今天的快乐，设置明天的幸福，存储永远的爱心，取消世间的仇恨，粘贴美丽的心情。
……
所有短信都没有署名，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曾试图拨打这个电话，想知道对方是谁？为什么愿意帮助我？我甚至不相信世界上还会有这么好的人。可是这个号码不是关机，就是没有人接听。显然发信息的人目前还不想和我对话。但是不管怎么说，都让我觉得有朋友真好！
可是，一想起不久前见到的那些可怕的面孔，还是有点紧张不安。有一天专家见到我时，果断地对我说：“不要回忆不好的事情，因为回忆会使大脑皮层重新兴奋，把信号通过中枢神经向下传递，这也叫‘暗示’，也是下意识的。我不知道您平时是怎样对付回忆的？”
“我努力不去想它，尽力去想一些令我愉快的事情。实在不行时我就想您是怎么跟我说的，尽可能用您那轻松活泼的形象和话语去抵抗不好的回忆，我把这叫作‘转移、嫁接法’，不知对不对？”
“不对，这样做不行。因为在我们身上的伤疤未痊愈之前，你什么时候碰到它都会有疼痛感。对不好问题的回忆就同触动这伤疤一样，在您的紧张不安完全消退之前，对不愉快的感受和记忆不可能忘记，但是不要抗拒它。因为你越抗拒痛苦，就等于你特别看重痛苦，痛苦的力量反倒会越大。要淡化它，轻松地对待它，它也就不那么强烈了。比如您想：‘疼就疼一点呗，不就是一点伤疤嘛，都快要好了。’这样想，您的疼痛感就会减弱。如果您能够再进一步想：‘我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我了，我已经在好转。’这样一想，痛苦可能就会进一步减轻。”
她接了一个电话之后又说：“您把痛苦的记忆，与您抗拒痛苦所产生的反作用，以及您之前心理上的弱势这三股力量拧到了一起。您想，这样的回忆对您的打击该有多大。这就是‘大我’和‘小我’在进行自我辩论。当‘大我’说服了‘小我’时，您就会觉得轻松一些；否则‘小我’会继续与‘大我’争斗下去。”
我听了之后觉得自己瞬间明白了许多道理。如果总是把各种方面力量拧在一起，一加一再加一就可能大于三。反之，如果把拧在一起的各种反面力量分拆开来，三减一再减一就会小于一。我自己应该努力使那种痛苦的感觉逐渐消退下去。
回家的路上，想起专家说的“人不能太刚烈了，要多点韧性，多留点余地，佼佼者易折”等语重心长的话，心里轻松了许多，就唱起了凤飞飞的《海鸥爱我》：
穿过大海，吻着波滔，你把方向告诉我，我的心有了寄托，从此我就不寂寞。穿过大海，吻着波滔，每天你都来看我，海鸥呀因为有你，我的生活多快乐。
这几句歌词我已经反复唱过很多次了，就是喜欢唱它，觉得它表达了一种特殊的情怀，唱着它我就能勇敢地走下去。
……
后来，虽然我已不愿意再回忆那段日子，不敢再去品味其中的苦涩和折磨。但是我依然很感谢那位专家，感谢她孜孜不倦地塑造着健康的躯体和灵魂。
可是，孤独的日子一长，那种渴望亲人、渴望友情、渴望得到关怀和照顾的情绪却越来越浓烈了。我多么想找个人说说话，找个人一起买菜、做饭、看电视，这个人哪怕是小孩，是邻居，是保姆。这种渴望无止无休，犹如春苗渴望雨露一样，成为生之力量。
于是我开始后悔，后悔自己没有过正常人的生活，没有家庭、没有孩子、没有亲人，没有了正常的思维和理智，让生活失于偏颇、变得畸形。
于是我又后悔当初没有听从娘的劝告，后悔没有领养一个孩子，以至于无人可以惦记，心里空落落的不踏实。而且这种对亲情的眷恋与渴望与日俱增。
无奈之下，我只好去社区参加健身活动、唱歌、聊天。
开始阅读经络书籍，学习自我保健。
去喂食流浪猫，给门前的草地浇水、移植花木。
去给过往行人指路，希望看到一个笑脸，听到一声“谢谢！”
……
后来贺小玲夫妇来了，来给女儿看孩子，我们又重拾儿时的友谊，并且开始寻找柴秀文、李志成……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聆听了净空法师讲解《金刚经》，那感觉真的很好，他让我平静下来，心情轻松了好多，觉得天开地阔了。
于是我也想让更多的人学习《金刚经》，尤其想让社区那些百无聊赖的老人家聆听《金刚经》，平静快乐地安度晚年。
于是我拿出了一些积蓄，准备制作一千只mp3，录上《金刚经》讲义，送给他们。可是，当我飞到深圳找公司制作时，他们竟对我说“音响质量无保障”。谈了几家公司都是如此，不仅十分扫兴，无功而返。
之后不久，我就收到了子明的一封信，看来我之前的信他都没有收到。
这封信来自美国。他说一年前他就开始做访问学者了，先后去过非洲、澳洲和南北美洲。因为地址和时间都不能确定，没法与我通信。
“我本应早点写信告诉你的，可是一想到我给你推荐了一个糟糕的工作，使你的信心一点一点地被剥离，我就悔愧不已，日夜惦念不安。因此，我这一路不断想起这事，想来想去，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故写信征求你的意见。我想回国陪伴你左右，与你一起回首那些逝去的岁月，相守晚年，尽享黄昏那依然灿烂的时光。不知你以为如何？我不日即离开这里，希望尽快回信，地址如封面。”
这封信让我十分感动，没想到我还有一个这样忠实的老朋友，从小到大、到老，他对我都一直不离不弃，关怀有加，我怎能不高兴呢？
可是静下来仔细想想，那些年我还能对他有所帮助时，都没走出这一步。如今，自己无能为力了，甚至成了累赘，难道还要增加他的负担不成？
不能，这样做太自私了。子明是一片好心，但是我不能利用他的好心，何况他心目中的我可能还是几十年前的我。他不知道如今我已老了许多，也变了许多。如果他知道了这些万一失望怎么办？
不能，我不能答应，我不能拖累他。
于是我立即回信，婉拒了他的好意。并把我受益于《金刚经》的事告诉了他。
信中，我的语气比较坚决，因为我不想让他看出我的犹豫，不想让他做出只利于我的决定。
信寄出后那天夜里，我十分坦然地入睡了，还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人相伴相随，像杨雨生？像林子明？一个清爽、谦和的文化人。可是，梦醒时分，身边依旧空无一人，依旧冷冷清清。
我不禁暗想：奇怪！十几年来，这个梦境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了，难道日后还会变成现实？
几天后，子明突然出现在我的眼前，手里提着一只大箱子，笑呵呵地对我说：“高兴吧？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
“你怎么回来了？带的什么？怎么没提前说一声？”
“缘分，真是缘分！收到你的信时，净空大法师正在美国讲经，他身边的人对我说‘新加坡居士林制作了法师讲解《金刚经》光盘，正在向信众赠送’。于是我立即飞到新加坡。你看，这就是那光盘，全部二百多张。你一定高兴吧？”
“哎哟，这可太好了！我正想找一些分送身边的人呢！就是……就是太辛苦你了！”
“没关系呀，能让你高兴我得意还来不及呢！”
“快进屋吧，留下吃午饭。前几天看了你的信……”
我本想说“其实我很想留住你，但又怕……”一犹豫，竟脱口说出：“对不起，又让你失望了……”
这句话直接刺激到他那敏感的神经，他已经抬脚想进来了，听我这样说，又停了下来。
“不进去了吧，我怕我一进去就不想出来了。因为……我不能久留。你看，下午的航班，我得直飞慕尼黑。”接着又微微思索道，“我会永远尊重你的选择……”
他说不下去了，放下箱子时，我看到一滴眼泪掉在地上。然后，他紧紧握着我的双手不放，我第一次看见他眼里闪着泪光的样子，竟那么温和而又美丽。
“不然，你就……”
“不用了，我不喜欢勉强你……”
说着，他再也忍不住，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他急忙放下我的手，转身说着一句双关语：“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便迅速离去。
凝视着他那渐行渐远的壮实背影，就在这一瞬间，我突然萌生一种冲动，很想跑上去拉住他。可是，真的来不及了。
车来了，他拉开车门坐上去。就这样，他第一次头也没回地走了。
“什么时候再回来？”
我喊道，听不见回答，可我还是不甘心地站在那里难过地说着：“子明，这辈子我可能都要欠你这份感情了……”
当我再往他去的那条路上瞭望时，车子已经没了踪影。
我心里顿时有种一落千丈的感觉：连子明都离我而去了。
子明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自始至终都深深牵挂着我的人，几十年来一往情深，矢志不渝，而我却辜负了他。
又过去几天，子明来信了。
看完信我才知道，子明真的刚刚收到我这一两年来写给他的所有书信。他先是道歉，然后说：
……因为地址不固定没办法与你通信。但是这次看到你的信，竟好像隔了一个世纪一样，你变了，变得陌生了，令我不安！这不像你！太不像你了！予平，我真后悔呀，给你送光盘时怎么就没有多问一声，没有多留一天，也没有下决心把你带出来或者我留下……
接下来，他又平静下来，语气平和地帮我分析了一些不正确的想法。他说：
……不要说你的一切都没了，理想、信仰、事业、荣誉、亲情，他们都在你的心里牢牢地扎下了根，想忘都忘不掉。只是这根扎得太深了，坏情绪遮住了你的视线，你没有发现或者说不愿意发现它们而已。换句话说，你的收获比谁都多，比谁都丰富多彩，因为你收获了奋斗的全过程。从出生到长大，你经历了艰苦拼搏，付出了汗水和心血，也积淀了厚实的修养和才能，对生活和社会有了独到的认识和体会，懂得了什么是人生。何况，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努力改造了环境，反过来也激发了你的创造力，唤醒了你的潜能，提高了你的实践能力……这一过程难道还不够丰盛吗？这一过程还会周而复始吗？不会了，它永远都不会重新来过，更不能复制和替代，而且谁也拿不走，它只属于你。想一想，这不就是收获吗？这一点，没有这个经历的人永远都不会懂……
信的末尾写道：
……我会一如既往地看着你，关心你，随时可以回去，只要你一句话。所以，即使你什么都没剩下，起码你还有我！在这一点上我连你都不如，对不对？你呀，真是一个别样女子！你已经拥有了一个别样的人生，好好珍藏吧，予平，它只属于你！
看完子明的信，我心里很长时间没法平静，他把我分析到家了。没想到我从小就在他面前逞能，到头来还得被他搀扶着走。而他这一搀扶又很重要，使我想到：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就得走到底，无论它多苦、多难。
于是，我终于又重新拿起笔来，开始写小说，让无休无止的情感忘我地在笔下流淌，让压在心底的声音无拘无束地喷发。当找不到可以停靠的岸边时，当写作一发而不可收拾时，我又找回了那种奋斗的愉悦和满足。
我在书中写道：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之后，虽然我已不再去考虑什么信仰和梦想，但是，一写起人生的奋斗轨迹时，我依然动情。
记得有人说过：让虚无包容人生，让遗憾留住美丽，让美丽串起回忆，我愿与梦想擦肩而过，就像风没吹过，我没来过……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2013年9月29日动笔
2014年5月23日完稿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