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夏天的雨，雨落水起，润物无声，无数生命徜徉其中！

（一）

女性人生的夏季，就像山桃花一样，朝气蓬勃，鲜活而又绚丽。

我去的那个团之前是农场。

走下火车，又换乘大型柴油汽车，一路呼啸奔驰，我们的心情也越发激昂澎湃了。尤其当那像大海一样宽阔无垠的湖面突然出现在眼前时，我们都惊呆了，歌声顿时停了下来，有人惊呼：“哟，那是哪？是大海吗？”

“不，那是兴凯湖。”来学校招人的农场干部老赵说。

“那就是兴凯湖？真是太美了！”

“哎，同学们，快看，那就是兴凯湖！”有人兴奋地喊道。

“兴凯湖对面不就是苏联吗？”我问老赵。

“是啊，我们要去的地方离苏联很近，在中苏边界，所以要‘屯垦戍边’啊！”

同学们听说之后更是惊喜若狂，若不是坐在车上，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奔跑过去。

“兴凯湖看着很近，其实离这还有几十里地哪。”说着，老赵又指指前方，“你们再往前看……”

我们顺着老赵所指的方向看去，起初没看见什么。

“看那山……”

“哦，远处乌云下面，影影绰绰、连绵不断地横亘着一些山脉。”

“那山就是苏联的的领土。”

“啊？这么近？”同学们又惊异起来。

“那发给我们枪吗？”

“能让我们打仗吗？”

……

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个没完。

“这个得到时候再说……”老赵跟几个对枪感兴趣的同学聊了起来。

而我却被那一望无际、辽阔平坦的原野所深深吸引。

北国虽已春末，但是冬天似乎还没走远，我们穿着发的军绿色棉装坐在飞跑的汽车上，春风裹着寒意直往脸上刮，我用帽子捂着脸极目远望。

阳光透过云层洒向那无边无际的原野，反射出一条条利剑似的光辉。被大自然反复雕琢过的冰雪宛若疲倦的游龙巨蟒，匍匐在辽阔的原野上，似乎不断翻滚着与我们擦肩而过，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纵横交错的高压线串起一根根高耸的电杆，犹如一个巨人正在丈量大地。一排排高大整齐的树木迎风耸立，不时挥起他的臂膀热烈欢迎我们青年学子的到来。树下一条条“玉带”正闪闪发光，把大地切割成巨大的方阵。

“那‘闪闪发光’的是什么呀？”我疑惑不解地看了半天，只好又问老赵。

“是水渠啊，平原地带全靠水渠进行灌溉和排涝了。你们看到的只是干渠，因为支渠还没建成，如果支渠也全部建成，那么水渠成网，这里就旱涝保收了。”说着，他又指指前方，“你们看，水渠南面那一大片房子就是我们要去的团部。顺着水渠往北，那一条大马路拐弯处就是你们连队所在地。”

“啊，那不是快要到了吗？”

同学们又兴奋起来，有人甚至想站起来。

“不行不行，太危险了，都坐好。看着不远，咋也得再走半小时才能到。”老赵急忙阻止道。

兴奋之余，我们又安静地坐了下来，重新放飞思绪。我想：这就是我们要磨练意志、贡献青春的地方。这里比我想象的还要开阔、还要整齐。只是有点冷清，有点偏远，好像真的到了天涯海角……我们将在这里待多久？还能上大学吗？以后想家怎么办？

一时间各种思绪错综复杂。想着想着，我突然觉得这些想法已经毫无意义。因为我们是响应***的号召，来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挥手我前进！这才是我们当代青年学生应有的本色。

不由得内心里又充满激情，心想：一定要在这里大干一番，让那些说我们是为了吃馒头而来的人羞愧去吧！于是我马上掏出《***语录》，带头唱道：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

汽车一直开到连队，老职工中很多不适合留在反修前哨的已被迁往内地，少数留下来的早就给我们腾出了宿舍，都是砖房。而他们自己却住进了土坯房，连部也是土坯房。

安顿好之后，我们首先在连部挂上了“军垦一连”的旗帜，以显示我们对“军”字的情有独钟。因为那时候兵团还没有正式成立，大队知青也还没有到来，全师只有我们这个城市的五所学校率先来了这么一支小“部队”，总共不过百余人。

连长和指导员都是之前的军转干部，他们已来农场多年了，对我们这些喜欢意气用事的中学生也就见怪不怪，让我们先高兴几天再说。

全连共三个排、十二个班，我被指派担任一排排长。

那是到达连队的第二天，在空旷简陋的大礼堂召开了全连大会。经过一天的休整，旅途疲劳早就烟消雨散，同学们正群情激奋。阵阵热烈掌声之后，指导员先带领大家学习了几条“最高指示”，同学们都挥着《***语录》，大声背诵：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接下来又连续唱了几首革命歌曲：

“大海航行靠舵手……”

“团结就是力量……”

……

足足过了半个多小时，指导员看看大家的热情宣泄得差不多了，这才宣布：“现在开始开会！”

连长念了几条***语录之后，首先宣布了连队的编制机构，宣布了制度纪律，宣布了班、排长名单和战士名单。又介绍了连队相关人员和连队的环境、生产、生活等等。最后说：“以后大家就不能再以‘同学’相称了，而应该以‘战士’相称。”

没等连长说完，大家就禁不住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这正是大家所期盼的。接下来又是歌声不断，掌声不断。

就在这时，崔忠浩站起来喊着几个来自朝鲜族中学造反团的男生，一起跑到前面跳起了“忠”字舞。他们一边跳一边唱，不仅跳得歪歪扭扭，而且还嘻嘻哈哈的，很不严肃，好像闹着玩一样。于是在座的战士忍不住了，有的大声喊道：“下来！下来！……”

也有人“妈”、“妈”的，骂出了脏字。

还有几个汉族男生跑上去往下拉扯崔忠浩他们。

场面一片混乱，眼看就要打起来了，我担心地站起来，因为崔忠浩就是我们一排一班的战士。

“王大力！”我喊着一班长，想一起前去劝说崔忠浩归队。

可是崔忠浩却伸手把我们扒拉开，操着不太流畅的汉语反驳道：“跳‘忠’字舞，谁敢反对？谁反对、就是反***！”

“不是不让你跳舞，等开完会再跳……”

“不行，我的、现在要跳。”崔忠浩一点不听劝。

“太不像话了……”王大力也不耐烦了。

“妈的，咱们去把他拉下来！”我们排几个男生大声喊着要到台上来，我赶紧向他们摆手制止。

指导员和连长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对我们这些来自“文革”第一线的学生能忍则忍。但是现在也有点忍不住了，他们一起走过来，先让台上其他人都回到座位上，然后又耐心地对崔忠浩说：“好的，你跳得很好，等开完大会，你也教教我们跳‘忠’字舞。好不好？现在咱们是不是应该先开会呀？”

可是崔忠浩就是不听：“我没跳完，还要跳。”

“打他！打他！……”几个汉族男生气愤地站起来大声喊道，有人还把一本书扔过来打他。

崔忠浩见有人真要打他，这才不跳了。可是他并不想回座位，站在那里寻找扔书的人，摆出一副要打架的样子。

我赶紧捡起那本书，走到崔忠浩身边，说：“别找了，这书是扔给我的。”

“是的，这书一会儿开会要用。”指导员也帮我解释，并对崔忠浩说，“你还是回去坐下吧，开完会我找你一起跳。”

崔忠浩半信半疑地看了看指导员，舞兴也没了，这才很不情愿地回到座位上。

“妈的，就你捣乱……”坐在他身边的男生生气地骂了他一句。

指导员赶紧摆摆手，大声喊道：“好了！好了！请大家都坐好！请大家都坐好！”

我们几个班、排长见状也一起鼓掌，想用掌声帮着指导员维持一下秩序。还好，总算能听见指导员的声音了。

“同学们从今天起就是兵团的战士了。下面，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部队打胜仗靠的是什么？”

“纪律！”我们几个班、排长想了一下，不约而同地一起答道。

“对，部队要打胜仗，靠的是纪律，而且是铁的纪律！***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中曾说：‘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还没等指导员念完***语录，我们几个班排长就已经克制不住情绪，为了壮壮军威，于是带头喊道：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在我们的带动下，全连战士也一起大声喊起了革命口号：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对！***教导我们说：‘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还教导我们说：‘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还说：‘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我们都是奉***的重要指示来这里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现在已经编进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因此，我们必须继承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必须加强纪律性，努力把连队建设成是一支战无不胜的革命队伍。尤其当前，美帝、苏修……”

指导员非常了解我们，关键时候，只有***的话才具有绝对权威，才有强大的说服力。于是，指导员乘机给我们上了一堂形势教育课，既讲了国内外形势，也讲了组建生产建设兵团的重大意义，又重申了一遍连队的制度和纪律。

听着听着，大家的情绪由亢奋渐渐转为安静而凝重。

想想刚才的情景，我突然觉得作为一个排长，要是想带着大家干好活，现在必须先摸清大家的思想基础、兴趣爱好甚至家庭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使大家团结一致，遵守纪律才行。否则，战斗力就将被无政府主义消磨掉。

会后指导员、连长又单独召集我们班排长开了会，就连队纪律问题讨论如何解决。

我觉得崔忠浩是我们一排的战士，我有责任先做好他的思想工作。于是我先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我说：“连队这一百多人来自五所学校，‘文革’一年多来深受各种思潮影响，来之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培训和教育，很容易借机泛滥。因此在进入劳动之前，是不是应该先进行一下组织纪律教育培训，以利于统一思想，团结一致。我希望能拿出两天的时间，组织大家专门学习***关于纪律问题的论述，然后结合实际写学习心得。最好能在连部院子里建立一个大一点的宣传栏，把全连战士的学习心得全部张贴到宣传栏里。这样既可以让大家互相交流思想认识，增进彼此的了解，又能够利用宣传栏互相监督。”说到这，我想起了指导员要崔忠浩教跳“忠”字舞的话，于是又说道，“为了把坏事变为好事，希望能够趁这个机会调动崔忠浩的积极性，再找几个人和他一起担任连队宣传员。他身上有了责任，有利于他严格约束自己，我和王大力班长一起负责提高他的思想认识，帮助他写好学习心得，因为这比单纯地批评他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我以为自己没提“造反派”、“保皇派”等一些带有刺激性的字眼，大家会容易接受一些。没想到，却遭到了二排排长胡林的坚决反对。

“我不同意一排长的意见，她的建议太软弱无力、太女人气，也太偏袒他们排的战士了。我认为：不论是谁，犯了错误就得严肃批评。上台跳舞的还有我们排的尹成根，我一定好好修理修理他。***曾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同志的背叛。尤其像崔忠浩这样在学校只知道造反、目无组织纪律的人，更得狠狠批评，让他在大会上做深刻检讨。以他做反面教材教育大家：兵团是军队编制，不能随便造反，不能任由无政府主义泛滥……”

“‘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同志的背叛’，这句话是***说的吗？”我排一班长王大力小声问二班长。

二班长宋吉贤只是苦笑了一下，没做回答。

他俩本想发言支持我的意见，但是还有一位排长没发言呢，班长不能抢先。

会议刚开始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几个班排长也互相对视，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只是一涉及到造反派的问题，话就不那么好说了。指导员和连长看了看大家，决定在具体做法上让大家讨论一下。

“好，一排长和二排长都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说得也都很明白，看来也都动了脑筋。接下来看看谁还有别的意见没有？”指导员挨个看了一眼，又说，“如果没有，那么大家就他俩的看法讨论一下。因为在座的都是班排长，战士们怎么做都得靠大家，所以得先统一咱们这些人的意见。三排长，你说说，你有什么想法？”

“我、我觉得他俩都说的很全面了，我没有补充。不过，对崔忠浩这样的人，光教育行不行？可如果光批评呢，行不行？因为他跟咱们人就是不一样，不那么开窍。而且、而且一犯起驴脾气来谁的话也听不进去，比驴还驴！”

“哈！哈！哈！”

三排长蒋志光后面的话把大家都逗乐了，大家都知道他说的“咱们人”指的是朝鲜族和汉族的区别。

“就是，还让这样的人当宣传员，那不让全连都沾上驴性了！”二排长又顺势说了一句。

说到民族问题就复杂了，于是指导员决定往正路上引一引。

“好了，好了。看来问题的核心就是要不要严肃批评，三位排长都说完了，班长呢？也谈谈你们的看法。”

“我说。”王大力早就憋不住了，坐在那一个劲儿地翻看《***语录》，“***教导我们：‘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绝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我坚决支持我们排长的意见。”

“我也支持我们排长的意见。因为***还说过：‘共产党员对于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幡然改进，弃旧图新。’这里，首先崔忠浩不是敌人。其次，还没对他进行教育，怎么就能断定他不可救药？”

二班长宋吉贤刚说完，就响起了掌声，我也鼓了掌，而且我看到连长、指导员和三排长、还有几个班长也都鼓了掌。

就剩下二排长和他们排的两个班长、三排一个班长没有鼓掌。

于是指导员又让大家再多议论一会儿：“都说说，人多智慧多，力量大，大家都说说。”

因为当时互相间并没有矛盾，只是认识上有分歧，因此也不顾忌，发言都很踊跃。

听了大家的发言，我也很受启发，觉得他们对崔忠浩的做法生气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也很看不惯崔忠浩的胡闹，我决定退让一步。但是，我又怕单纯批评他会把他推到反面，以后就更不好教育了，而且像他这样的战士也不止一个。

于是选择了一条最有说服力的最高指示。那时候想要说服谁都得打出***这面红旗，如同“言必称希腊”一样。我又说道：“遵照***的教导：‘共产党员对待落后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说实话，我也不了解崔忠浩，只是觉得大家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到一个革命大家庭，互相之间都是兄弟姐妹，需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遇到问题先做思想工作。”我本想说“不能他造咱的反，咱也造他的反”。但又怕这话会刺激二排长，便停了一下，只说道，“因此，我们只是希望连里能给我们排一个机会，让我们尝试帮助他改正错误。如果事实证明我的意见是错误的，我愿意在全连大会上做检讨。当然，二排长认为他当连队宣传员不妥也不无道理，那就不让他在连里当。他若肯承认错误，我们先在排里使用，目的只是想调动他的积极性，往正道上引一引。”

我说完，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陆续响起了掌声，二排长左右看了一下，就差自己没鼓掌了，虽然不太情愿，但最后还是轻轻拍了几下手。我很高兴地向二排长点了点头，表示感谢他能理解我们，给我们这个机会。

会后，指导员单独找我谈了一次话，肯定了我的思想认识，希望我能把崔忠浩的工作做好，也希望我能与二排长搞好关系。

“放心吧，指导员，我一定会努力。”

我明白指导员在担心什么，这群带着形形色色思潮的学生的确不好带，既不成熟，又很任性，搞不好就会出乱子。

我先把我们排四位班长找到一起，仔细商量了一下，决定先让崔忠浩教全排跳“忠”字舞，让他先从正面考虑问题，避免产生抵触情绪。

结果他很高兴。其实大家都会跳，尤其是女生班，跳得比崔忠浩好多了，只是为了鼓励他而已。

没想到，当他看到女生们跳得那么优美时，自己竟不好意思了。结结巴巴地对我说：“排、排长，我不教了，看她们跳得比我好，我、我得学学吧。”

于是三班长孔丽杰和四班长巩玉红领着十几个女生把他围了起来，一边跳一边帮他纠正动作，两个男生班则围在外面唱歌助阵。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

……

那天晚上，就像组织篝火晚会一样，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在宿舍门前唱了一支又一支，吸引别的排来了不少人，后来指导员和连长闻讯后也来了，全连一起跳了起来。这时只听指导员大声喊道：“崔忠浩，你到中间来跳啊！”

“不！不！”他难为情地连连摆手，“叫、她去！”他一边往后退，一边指着孔丽杰说。

在大家的真诚和能力面前，崔忠浩服软了。

第二天我单独找他谈了话，但仍没涉及那天他不守纪律的事，我想让他自己说。

“听说你跟着奶奶和姐姐一起生活？”

“妈妈不在了，爸爸不要我，找女人跑了。奶奶带姐姐和我。后、后来奶奶病了，我饿、饿，去捡东西吃……”他的话我明白，只是他总爱说脏字，几乎一口一个，我没法纠正他，怕一纠正他就不往下说了。

“那时你几岁？”

“五岁、半吧？”

“还不到六岁？”

他点点头。

原来，崔忠浩的家境很苦，母亲去世后，父亲跟别的女人走了，把他姐弟俩扔给了奶奶，身患残疾的奶奶在福利厂干活供姐弟俩上学，姐姐只比他大两岁。这次他报名下乡，就是为了能把姐姐留下来照顾奶奶……

“不知道姐姐找到工作没？奶奶好点没？”

说着、说着，他竟悄悄地抹起了眼泪，我很受感动。为了能有共同语言，我也简单说了自己的苦难家史。然后说道：“你很懂事儿，也很孝顺啊。”

“我、不懂事儿，奶奶也说我不懂，长大了还不懂。所以、所以那天我才跳舞的。”我静静地听着，他终于说到正题了，让他说下去，说明白了以后才能改正。

“我后悔，跳完舞就后悔了，我错了，不应该犯纪律。我、向你检讨……”

为了引导他认识再深刻一点，我先给他举了黄继光和董存瑞这两个正面例子，然后又问他：“如果他俩不守纪律，结果会怎样？”

“都牺牲。”他很明白。

“他们为什么宁可牺牲自己，也要遵守纪律？”

“因为、因为、他们不想战友牺牲、要打胜仗。”说到这，他可能不那么压抑了，脏字也少了。

“你说得很好！可是，我有一点不明白：那天你为什么要喊几个人一起跑到前面跳？”

“因、因、因……”

“如果你不想跟我说，可以不说。”

“不，想说，不过是秘密，你得保密。”他认真地看着我。

“一定！”我点点头说。

“因为尹成根跟我说‘连长也是当权派，咱不能让当权派管着，更不能让汉人管。谁要管咱们、咱就造反’。所以，开会前说好一起上去跳‘忠’字舞，他们谁也不敢反对，这才能给你们下马、威。”

“那，你现在怎么看这件事儿？”

“我知道，无政府主义、是错的。太随便了，我坏毛病多，在学校因为无政府也挨过批评……”

“你想没想过自己为什么要来兵团？”

接下来我启发他回忆了来兵团的初衷，和他一起分析了其中最简单的道理，让他自己说：“我不是要来造反，是要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这是***的号召。***派很多人来领导兵团，连长、指导员他们都是。就像黄继光、董存瑞一样，我是战士，必须服从连长的领导，这样大家才能一致，才能打胜仗。”

其实他很明白，说得也很好，而且，说着说着自己还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我写检讨，好好写，大会的批评。”

“你把你刚才谈的认识好好写写吧，对你、对大家都会有帮助的，你一定也愿意帮助别人吧？”

“愿意。”

“可是，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我说这话是想趁机改改他的坏毛病。

“什么？”他听了一愣，吃惊地看着我。

“希望你以后说话不要带脏字。我知道你们男生都习惯了，可这里是兵团，咱们都已经是兵团战士了，如果战士说话都带脏字……”

“改，改，现在、马上改！”他不好意思地摸摸自己瘦小的脑袋瓜。

其实他很单纯，因此容易听信别人的话，何况尹成根他俩都刚读初中二年级，还不太懂事儿。

我决定不把尹成根怂恿崔忠浩的话对二排长说，好好带带崔忠浩，说不定客观上对尹成根也能有所帮助呢。如果说了，对二排长无疑火上浇油，弄不好再出什么纰漏就糟了。

之后，我把这次谈话向指导员做了汇报和请示，得到了充分肯定。

崔忠浩的检讨先在他们班里宣读，得到好评。他本人又要求在排里宣读，也受到好评。他很兴奋，希望拿到全连大会上去读，我说：“马上就要办宣传栏了，到时候张贴到宣传栏里，让大家都来监督你不是更好吗？”

“什么时候办？我也办。”

“好啊，正想让你负责咱们排的宣传栏呢。”

他听了之后摸着瘦小的脑袋瓜，歪着头又笑了起来。

可能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吧，他长得的确太瘦弱了。我很同情他，就想：等发给我们工资了，我给他奶奶寄点钱去，让他把自己的工资都留下多吃点饭吧。

正在这时，文书跑来通知我们班排长去连队开会。两个议题：一是让我汇报崔忠浩的情况；二是宣布营里的决定：同意我们的建议，把学习教育时间再延长两天，一定要取得成效，为今后的工作打好基础。马上动手制作宣传栏，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把原来废弃的篮球场地修一修，把文体活动都搞起来，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

“啊！太好了！”我们的建议都被采纳了，真是太高兴了，于是禁不住又蹦又跳、又鼓掌又叫好。

我想：这回可好了，大家业余生活内容多了，就不会想家，也不会再出什么歪门邪道了。

分工之后，由我负责宣传栏，我很高兴。决定砌一个坚固的水泥墙做宣传栏。我们弄来了一些砖和水泥灰，王大力和宋吉贤两个班负责和泥、砌墙。可是，那墙还真不好砌，弄了半天也没弄出个样子来，反倒弄得身上脸上都是泥。尤其崔忠浩，小脸本来不大，这下子都看不见眼睛了。

二排长胡林看我们把墙砌得歪歪扭扭，就走过来，说：“一排长，这样不行，都推倒重砌吧。”

“好不容易弄这样，再推倒……”

“我会砌墙，我来帮你们，让他们给我递砖、递泥就行。”

“那可太好了。”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不知胡林是认可了我的思维方式，还是想尽释前嫌？

胡林个头高高大大，长相挺威风，也读高二，不过不是我们学校的。

那天幸亏他出手，不到中午宣传墙就砌好了。我十分诚恳而又友好地对他说：“谢谢！”其中也含有可以信赖之意。

我选了四名宣传员，我们排两名：三班长孔丽杰和崔忠浩，二排和三排各出一名。崔忠浩第一次受到重视，乐得他当场又跳起了“忠”字舞。

“崔忠浩，还不去洗洗你的脸？你的眼睛都没了。不信，你自己摸摸？”胡林友好地跟他开了个玩笑。

不料崔忠浩真的用手去摸眼睛，手上的水泥又都糊到眼睛上去了。

“哈！哈！哈！”战士们指着崔忠浩笑得前仰后合。

“……”崔忠浩的脏字刚要出口，见我看着他，就吐了一下舌头，改口说了声：“谢谢排长！”用衣袖擦着眼睛乖乖地跑开洗脸去了。

看着隔阂变成了和谐、敌对变得友好，感动得我都快要流出眼泪了。心想：自己没有白努力，***思想教育工作的威力真是巨大无比呀！

不久连里就给我们发了第一个月的工资，扣掉八块钱伙食费，每人还剩十五元。我按照之前向崔忠浩要来的地址，把十五元钱以崔忠浩的名义寄给了他奶奶。

一天晚饭后，王大力来找我：“排长，崔忠浩家里来信说收到了他寄的钱。可是他却说自己没寄。是你给寄的吧？”

我赶紧把王大力拉出屋外：“走，到外面再说。”

“我们班都在猜测，估计是你寄的。所以，崔忠浩要把钱还给你。”

“别，别，不是我寄的……”我在汇款单留言上还写了“不用回信”四个字，怎么……我不知该怎样解释。

“排长，你就不用解释了，一定是你。”这时孔丽杰、巩玉红她们几个女生也出来嚷道，“排长，其实你家里比谁都困难，你就别寄了。要不，俺们把钱给你家寄去？”

“哎！哎！那可不行！你们先进屋去，回头再跟你们说。”

这时崔忠浩也跑来了：“排长，谢谢！我有钱，还给你。”

我本以为悄悄地就过去了，没想到大家一下子就猜到了，看来没法再解释了，我只好说：“算了，算了，下不为例。”

可是崔忠浩没听懂：“下次还寄？那我也给你家寄。”

“不是，这回就算了，以后我不寄就是了。”

“这次的还你。”他把钱硬塞到我手里。

“不行，你把这钱拿回去，以后我就不寄了。”

王大力也劝他：“算了，崔忠浩，这回就听排长的吧，你把钱拿回去，以后自己往家里寄吧。”

回到屋里，孔丽杰、巩玉红又把我数落了一顿：“排长，你还给别人寄钱，咱们这些人就数你穷了。你看俺们都有箱子装衣裳，你没有箱子不说，就一个白包袱皮包着两件内衣，别的什么都没有。你要是再给别人寄钱，俺们就都给你寄。”

“好，好，我说不过你们，你们人多势众，我不寄了。”

“这还差不多。要不，俺们心里可难受了……”

“唉，你还真要抹眼泪啊？”

孔丽杰难过地把脸转了过去，接着“噗嗤！”一声又笑了，原来她看到小朱、小梁她俩把手里的钱放错了地方，都放到对方的箱子里去了。

“你们拿钱要干什么呀？”我问她们。

“班长说……”

“不许说！”孔丽杰马上制止道。

“怎么了？有什么秘密？”

原来孔丽杰让全班一人捐一块钱给我。

“不行！绝对不行！我可不缺钱。”

其实，我家里一直很困难，读高中又享受助学金，大家都知道。可是，当我写信问家里要不要我把钱寄回去时，娘却回信说：“千万不要把钱寄回来，你自己缺东少西的，该买点啥就买吧。要不就把钱攒起来，留着以后自己用，家里以后也帮不了你了。”

而我却觉得衣服够穿就行了，兵团吃的住的都比之前强多了，心里很知足。我认为这一切都是党给的，如果家里也不要我的钱，那么就应该把以后挣的钱都交给党。孔丽杰家里比较富裕，因此也赞成我的看法，于是我俩一起找到指导员汇报了我们的想法。

指导员可能觉得我们太幼稚了，但又不能反对，只是笑笑说：“你们想好了吗？”

“想好了！”我俩异口同声。

“可是，你们把钱交上来总得有个名目呀？”

我俩想了一会儿，试探着问道：“就算党费吧。”

“可你们还没入党呢。”

孔丽杰看着我，我说：“就算预交党费吧，以后月月交。”

指导员没有赞扬我们，可也拿我们没办法，只好无奈地说道：“那就先存在连里吧，以后再说。”

“只要指导员收下就行了，以后咱就月月交。”我俩出了连部，还美滋滋地互相鼓励着。

不久就下达了中央的“六一八”批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文件传达后，全连一片欢腾，锣鼓喧天，我们都为自己能够正式进入解放军序列而兴奋不已。刚成立不久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把他们排练的节目全都搬上了舞台，有的甚至还在排练中，拿着台词就演了起来。还朗诵了我临时凑合的两首小诗。

一首叫《6.18批示刻心上》：

抡起手中镐，

钢枪贴胸膛，

歌声嘹亮战鼓急，

我为革命来站岗。

汗水浇沃土，

忠骨筑铜墙，

“6.18批示”刻心上，

战士永远不迷航。

另一首《打靶》：

哪里是靶？

分明是侵略者的贼脑瓜，

他正横眉立目

用谎言欺瞒本国人民，

又把战火烧向亚非拉！

这哪里是靶？

看那狰狞的血齿獠牙，

就知道他

吞噬过多少越南兄弟，

奴役着大小多少国家！

这不是靶，

这是吃人的魔鬼在窥探，

这是杜勒斯的幽灵在挣扎，

他在北美洲张牙舞爪，

他在莫斯科称王称霸。

瞄准他，

狠狠地打，

满腔仇恨喷火花。

不打倒帝修反不罢休，

不解放亚非拉不下马！

本来就爱激动的这些年轻人，连里刚刚庆祝完、班里又庆祝。孔丽杰她们都央求我给写诗朗诵，我也手痒，拿笔又写了起来。写了一首朗诵诗，还编了一个“短剧”，把美帝苏修都编排进去，现编现演，连说带唱，那一夜几乎彻夜未眠。

紧接着，营长就走马上任了，他是现役军人，四五十岁。为了加强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又给我们派来了一位军转干部，年轻、秀气，叫许春亮，任副指导员。

白天劳动、军训，夜间站岗，一切都按部就班了。

毕竟刚离开学校，喜欢正规化，多半是因为喜欢那荣誉。而一旦严格要求，开始紧张而又艰苦的兵团生活后，高兴之余难免不适应，出问题。

那天，连长带领我们学完最高指示，就给我们布置了任务，他说：“我们连的主要任务是挖水渠。因为这里沼泽地面积很大，不下雨正好，下雨就涝。干渠你们来之前基本上都挖好了，就差支渠还没成型。我们必须把干渠和支渠挖成网，才能保证既能抗旱，又能排涝。”

接着发工具，第二天就开始干活了。

去干活的路上大家还很兴奋，扛着锹镐，排着整齐的队伍，沿着已经修好的土路走去，一路上歌声不断：“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是大家最爱唱的歌，什么时候都先唱它。

接下来就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了一支又一支。

“好了，让大家歇歇吧，一会儿该渴了。”我对宣传队长任志玲说。

“排长，啥时候给送水来？”

“怎么，你渴了？”

“早晨起来准备说‘快板儿’，忘了喝水了。”说着她就“咳、咳、咳”地咳嗽了几声，还用手捏着嗓子，不太舒服的样子。

“看吧，咱们谁都没有水壶……”我心里想：记着，以后咋也得买几个水壶给大家带着。又问她：“那咋办？”

“没事儿，一会儿就不渴了。”

说着“不渴了”，可她还是又干咳了几声跑开了。

又走了十几分钟，终于到达劳动现场。这里离连部大约四五公里的样子，刚栽上不久的小杨树才吐出几片嫩叶，跟我们这些战士一样柔弱，迎着微风轻轻摆动。

我迎着微风，做了一点小小的鼓动：“同志们：我们要遵照***的教导，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在这些树旁开沟挖渠。‘让高山低头，叫困难让路，把荒野变成米粮川’是我们的气概！‘水渠成网、树影婆娑、流水淙淙的美景’是我们的蓝图。今天，我们一定要亲手把这美好的蓝图画在大地上！大家说好不好？”

“好！”大家更加兴奋了。

根据各班人数的多少，我先给分好地段。然后各班又不论大小个儿，分给每人一米长的距离。

第一天干活，大家都很高兴，二话不说，拿起工具就干了起来。

一些男生把上衣脱下来往地上一扔，挥锹铲土。

我那一米在女生班挨着个头最小的吴玉华。吴玉华体质很弱，我想必要时我应该帮帮她。她看我挨着她，本来还有点担心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排长，你挨着我可太好了。”

“我也愿意挨着你，咱俩也别分谁的了，合在一起干吧。”

“啊？那可太好了。”

“排长，那你咋不挨着我呢？”旁边的女生故意这么说。

“下次，下次我就挨着你，到时候你可不许不高兴。”

“不会，谁都愿意挨着你……”

说说笑笑的，不大工夫地表上面的杂草和浮土就都清理干净了。

可是冰雪刚刚融化，太阳只把上面的水分晒干了，越往下挖土越黏，粘在锹上甩也甩不掉。大伙儿就用手往下扣，结果弄得手上、脸上、衣裳上都是泥土。

而且，因为是未开发的土地，地面上的植物经过风吹雪打都已干枯了，但是多年的植物根子却都埋藏在土里，错综复杂，彼此纠缠不清，一锹下去，往往铲也铲不断。

我以为这回镐头可派上用场了，就说：“用镐头刨吧。”

可是我们带来的都是尖镐，准备刨石头和硬土的，砍树根儿却使不上劲儿。有些树根儿很粗壮，砍了半天只脱了皮，里面的硬心儿很有韧劲儿，根本弄不断。记得昨天连长好像还叮嘱我们“带几把平镐好刨树根儿”，可是我们却没理会，自以为是地认为尖镐更好刨。

有些根儿一蹿还蹿出好几米远，根下面的土都掏空了，可是那些根儿还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似乎在跟我们较劲儿。大家看着它们，都哭笑不得。

“还真有点‘剪不断，理还乱’的意思。不行，这太耽误进度了，孔丽杰，巩玉红，让大伙儿先歇一会儿，咱们去看看男生那边是怎么弄的。”

男生也一样，只是进度深一些，但是树根儿还都横在下面。崔忠浩见我们去了，就坐在上面说：“排长，我有秋千打了。”

“排长，你看这咋办？”宋吉贤和王大力也都走过来问我。

“这是个问题，咱们研究一下，也让大伙儿想想办法。”

“用火烧行不行？”

“那么湿，能点着火吗？”

“我看只能用锯锯了。”

“可是没有锯呀！”

“派个人回连里去找吧，要不白耽误工夫，早晚都得弄下来。”

“那倒是……”

“可是连里如果没有锯咋办？还能给咱们去买呀？再说也没地儿买去。”

“我看就用铁锹砍，把锹磨得快一点。”二班长宋吉贤拿起锹在一块大石头上蹭了起来。其他人也找石头磨铁锹。

可是谈何容易，细根费点劲儿能砍断了，那些粗根儿一锹砍下去，它马上毫发无损地反弹上来。

“算了，粗的先放着，晚上问问连长有没有办法，先把土挖出来吧。”我说。

“排长，我渴了，啥时候送水来呀？”

“我也渴了，早就想喝水了。”

“排长……”

一听到有人喊渴，似乎一下子提醒了大家，这才都想起了渴的问题。其实我也渴了，可是……

“为什么还没送水来呢？咱们走的时候说水烧开了马上就送来的呀？”我往连队的方向张望，可是连个人影也没有。

“该不是走错地方了吧？”

“不会吧？”

“没办法，只能再等等了。”

这工夫大家可能也都歇得差不多了，于是又都挥起铁锹铲起土来。

我掏出纸和笔，把刚才见到的编了一小段数来宝，交给任志玲和吴玉华。

“先看看，一会儿给大家说一说。”

“太好了，排长，一听数来宝快板就忘了渴了。”

她俩速度还真快，不大工夫就响起了竹板声：

竹板打，走向前，夸夸咱们四个班。

二班长宋吉贤，个头不高肯钻研，

磨锹砍根儿不怕难，不是愚公敢移山！

王大力力气大，挥汗如雨把土挖，

一锹能挖半尺深，自己挖完帮别人！

孔丽杰好班长，带领全班往前闯，

力气不大志气大，一个不落人人夸！

四班长巩玉红，两手起泡不嫌疼。

带领全班拼命干，个个都像大英雄！

丁向阳，挑大梁，谁有困难都帮忙，

……

战士个个都能干，男女各撑半边天！

她俩夸了一个又一个，连崔忠浩也被夸到了。你一句我一句，大家听得兴高采烈，越干越来劲儿，那情景真令人欣慰。

“咋不夸咱们排长呢？”有人问她俩。

“这是排长写的稿子。”任志玲说完又干咳了两声。

我突然想起任志玲在来的路上就喊口渴了，这会儿还让她说数来宝，太不体谅她了。赶紧喊她：“任志玲，看把你渴的，快歇歇吧……”

因为第一天干活，大家都很兴奋，唱着歌一路走来，干了这半天活又出了很多汗，这时大家都渴了，却不能及时补水，我很自责。

听说有些男生趁上厕所时到附近小水沟找水喝。我就去问王大力：“能不能让大家都喝点？”

“不行！”他摇着头说，“那水很脏，女生不能喝。”

“那你们也别喝了，喝坏肚子就麻烦了。”

还好，一刻钟后送饭的车来了。

“开饭了！开饭了！”车上的人喊了起来。

“好了，同志们，吃饭吧。”我喊大家，接着又问送饭的，“有没有水啊？”

“有一桶。”

“就一桶啊？”

“怎么？不够啊？你们不是挑走了两桶吗？”

原来邢志国早就把水挑走了，只是不知挑哪去了。听说只有一桶水，谁都不好意思先喝。每个人领了自己的那份包子，看着水桶咽口水。

我只好拿起一个小碗，说：“排成一队，每人半小碗水，先润润嗓子吧。”

每个人都很自觉，虽然只有头几个人喝了半小碗，后来的都不到半小碗，有人看了看水桶干脆不喝走开了，却没有人抱怨，也没有人借题发挥。这反倒让我难过，当我强迫任志玲和吴玉华喝下最后一点水时，水桶就干了。

那天连里特意给我们做了包子，很香，就是有点咸。饭后，大家躺在太阳底下午休，头上流着汗，嗓子里干得冒烟。没办法，我只好也去那个大家当厕所用的小水沟，捧了一点浑浊的水尝了尝。

“呸！”喝完赶紧吐了一口，“这水这么臭，还真不能让大家喝。”

还好，不大工夫，邢志国终于把水送来了。原来他真的走错了地方，把水送到方向相反的二排去了。二排路远，折腾了半天，只好又回连里挑了两桶送这来。

看到大家渴成这样，他难过地哭了。

“都怪我，没跟你交代明白，明天再加一个人和你一起送水。”我忙安慰他。

那天下午，有了水喝，又明白怎么干了，进度比上午快多了。不过很多人手上都磨起了泡，还有人累得走不动道了。

我也很累，但是，我心里更难过。收工时，我站在队伍面前总结，第一句话就是：“我检讨，让大家渴了一上午……”

“没事儿，没事儿……”队伍里有人替我说话。

“不管怎样，都是我的错……”我心里真是这样想的，如果能找到惩罚自己的办法，我情愿受罚。接下来我总结了几个特点，表扬了一些人。大家都乐呵呵地，一路唱着歌：“日落西山红霞飞……”

回连后，我先去连里问明白了如何砍那树根儿，连长说：“只能用平镐砍，你们多带几把平镐，把那平镐在石头上多磨几下。”

这时，副指导员许春亮看着我说：“这样吧，明天我跟你们排去，我在部队干过砍树跟儿的活。”

“也好，让副指导员教教你们。可能就靠近马路那一段地里有树根，再往里延伸就是烂泥塘了，不会有树根，不过可能会出水。”

听连长这么说，我知道接下来的活儿会更加辛苦。于是马上找到卫生员弄了一点药棉和碘酒，回排里帮大家处理手上的泡。

女生心细不用我，用针挑破水泡后，拽下一根头发丝儿穿进泡里，泡里的水顺着发丝儿就流出来了，涂上点碘酒免得发炎。但是男生得帮忙，我挨着班教他们如何挑泡，回到宿舍时已经九点钟了。

“排长，就你没洗脚了，快洗洗睡觉吧，夜里还得起来查岗呢。”说着，孔丽杰揭开扣着的水盆，伸手试了试，嗔怪道，“看吧，给你留的热水早都凉了。”

“没事儿，你快睡吧。”

不料，那天大家太累了，我查岗时，发现一班岗位没人，二班站岗的丁向阳睡着了，三班换岗时喊了半天，好不容易把小朱喊醒，可她接着又睡着了。只有四班没漏岗。

我喊醒丁向阳后，又回宿舍喊小朱，但没法去男生宿舍喊人，只好在一班顶岗。好在王大力是一点钟的岗，他看见我在那，这才明白前两岗都没人。

“明天可以说说情况，但不要批评他们。我想，也就头几天感到累，过几天适应了就好了。所以，是不是头几天自愿报名站岗，让身体好的先站，弱一点的排在后面？”

王大力同意我的意见，其他三个班也都这么办了。结果第二天查岗时，没再发生漏岗的问题。

也许大家没有因为漏岗而挨批评吧，第二天干活时表现都很出色，在副指导员面前很给我面子。

那天，副指导员跟我们一起到了工地之后，他一看就笑了，说：“和我估摸的一样，难怪你们砍不下来。”说着，他挥起铁镐给大家做了示范。

别看他文弱，力气还真大，对准一根不算细的树根儿，贴着土一镐砍下去，那树根就乖乖地断了一半。大家见了都鼓起掌来。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其实道理很简单，你们把土都掏空了，树根一旦腾空就有了反弹的空间，你给它多少力，它就会还你多少力，砍不断的。它可不会向你们示弱，它也要争取生存。”说到这，他抬头看了看我，问道，“一排长，接下来应该怎么说？应该把这叫什么？也叫‘大自然的法则’对吗？所以，砍树跟儿时一定要贴着土砍。”

听了副指导员的话，我突然想起那天在连部开会时，连长详细分析了今后的劳动任务，并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并让大家讨论。我小声对身边的孔丽杰说了一句“也要尊重‘大自然的法则’，才能不受大自然的惩罚”。当时我发现副指导员听见这句话时，还微笑着看了我一眼，只是没想到他还记得。我被他这一问，多少改变了认为他只是“大兵”的那种看法，觉得他还挺善于思考问题的，于是对他多了一点尊重。

那天，在副指导员的带领下，几乎用了整整一上午的时间，树根才被一个个拦腰斩断。

“光剩下土就好挖多了。”他说。

“还是副指导员办法多。”大家对他比之前也都显得近一些了。

但是，大家手上磨起的泡却越来越多了。有人手疼得都不敢握锹把，女生则用手绢把手裹了起来，忍着疼痛干活，就这样又坚持了两三天。

那几天，我发动大家都写表扬稿，我也写了两篇快板书，孔丽杰带着任志玲和吴玉华轮流到各班念表扬稿或说快板。崔忠浩则自愿给大家跳朝鲜舞，虽然不那么规范，尤其是崔忠浩累得里倒歪斜的还跳，大家看了都鼓掌鼓励他，这多少给大家带来一点轻松和快乐。

劳动场地的地质情况正如连长所说，接近烂泥塘地段后，树根不见了，但是地下水却不断往外渗。

大部分人都没有多余的鞋可以替换，为了晚上能有双干净的鞋穿，很多男生都光着脚干活。我看到有的女生也想逞强，赶紧制止：“不行，你俩现在不能光脚，太凉了会肚子疼的。”我对两个来例假的女生说。

“那就穿着鞋吧，我还得两天才能过去。”

“我还得三天呢。”

第二天早晨，我提过一桶热水，浇在大伙干活穿的湿鞋上说：“好了，大家趁鞋还热乎快穿上吧。”

“哎，这办法挺好，排长你咋想到的？”

“记着，以后鞋不干就用热水烫了再穿，免得闹毛病，咱女生不比男生。”

话虽这样说，可我还是叮嘱男生们也这样做。

“不要犯懒，打桶热水也不费劲儿，免得着了凉以后腿抽筋。”

“谢谢排长！”

我毕竟比他们大一点，这是我所能想到的。但是对手上的泡却没办法，几乎所有人手上都磨起了泡，而且水泡、血泡经泥水一泡，都沤得发白了。

一天我见到小胖和小梁躲在一边，拿纸一边往下擦手上磨出的血，一边悄悄地喊“疼”，小胖还流了眼泪。

见此情景，我心里也很难过。估计还有人、甚至男生中也有人喊疼，叫苦，只是没让我看见而已。

我想：也许这就是与工农兵结合、向工农兵学习的必经之路吧？看来，每个人都一样，都必须过好这一关。因为我也一样，我手上的泡也都接二连三地磨出了血。

想到这里，我觉得不能再回避现实了，应该让大家正视困难，得明明白白地告诉大家：起血泡没关系，这一关我们必须得过，谁也跑不掉！如果这时候学学最高指示，咬咬牙，唱唱歌，或许能把疼痛降到最低，这也是磨练革命意志的最好时机。

那年代，最高指示是绝对权威，此外大家最崇尚的就是英烈们说过的话，在人们心中这两大信念坚不可摧。于是我决定用最高指示和英烈遗言给大家鼓鼓劲儿。大家都坐那休息时，我手握着沾满血迹的铁锹把，站在大家面前喊道：“同志们，都看看自己的手，起水泡的请举右手，起血泡的请举左手，没起泡的请站起来。”

起先大家没弄明白我的意思，可能怕挨批评吧，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犹犹豫豫地一个跟着一个，慢慢地先举起了右手，接着又陆续举起了左手。结果，没有一个人站起来。

那时候的青年人既单纯又真实，很快就都举起了双手，然后面带诚实的神情注视着我。

“这就对了，大家的手上既有水泡，又有血泡。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排全体战士都是好样的！大家都在拼命劳动，都在努力奋斗，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扎根边疆，准备打仗！水泡算什么，血泡又算得了什么？我们是***的兵团战士，是堂堂正正的英雄好汉，美帝苏修都不怕，还怕这点皮肉之苦吗？***教导我们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这点苦我们受得了。对不对呀同志们？”

“对！”

“能不能承受？”

“能！”

……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我突然想起《革命烈士诗抄》中陈然的这首诗，就背诵了几句。大家也都很熟悉，就随我一起背诵起来：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

接着，我又带领大家一起背诵革命烈士周文雍的诗：

头可断，肢可折，

革命精神不可灭。

志士头颅为党落，

好汉身躯为群裂。

“好！”我说，“大家背得很好。数不尽的革命先驱为祖国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我们还怕这点困难吗？”

“不怕！”

“不怕！”

“不怕！”

大家齐声喊道。

“英雄欧阳海有一句名言，叫什么‘如果需要……’”我启发大家说。

“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对了，正是这样。我们常说‘要继承革命烈士的遗志，踏着革命烈士的足迹前进！’我们还说‘要向英雄欧阳海学习，学习他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怎么学？什么时候学？还需要等以后再学吗？”

“不需要！”

“是的，学英雄不能等，要时时刻刻学，认认真真学。要像革命先烈那样，像英雄那样，越是困难的时候越应该磨练自己的革命意志，打造永不屈服的灵魂……”

平时不管什么事儿我总是先和四位班长商量，因为沟通得多，所以经常心照不宣。加上那时候大家的私心都很少，关键时候总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因此，四位班长和我几乎总是心有灵犀，他们顿时理解了我的用意，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王大力马上接过我的话说：“困难是弹簧，看你强不强，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大伙说对不对？”

“对！”

这时宋吉贤也说：“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困难，藐视它才能不怕它；但也要在战术上重视困难，重视它才能利用它来改造世界。”

“说得好不好？”我问大家。

“好！”

“说得好！说得太好了！”我带头用掌声鼓励他俩，大家也都随我鼓起掌来。

我向孔丽杰点点头，她马上站起来指挥大家斗志昂扬地唱起了***语录歌：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

之后，大家又齐声喊道：

“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

“去争取胜利！”

虽然没来得及商量，但是这场临时动议的简单誓师会没想到非常默契，效果还非常好。顿时，好像每个人都长大了一样，怯懦、软弱、痛苦，都被风吹得一干二净。大家真如同上了战场一样，面对困难，就像面对敌人“带血的刺刀”，没有人再叫苦、喊疼，大家都咬紧牙关，强忍着手上的伤痛，埋头干起活来。

接下来的日子，任务虽然更加艰苦了，但是，我们也有了经验，重要的是大家的意志逐渐变得坚强起来了。

在大家的心里，叫苦喊累是一种耻辱，夜里不能按时起来站岗丢人，在工地自己的活干完了不去帮助别人不算兵团战士。因此，互助互让渐渐成为一种习惯、一种风气、一种行动，为全排战士所认可。

一天劳动休息时，我看到一班战士都围着王大力，就走了过去。只听王大力说：“排长说过这种风气是咱们的光荣传统，到什么时候都不能丢。”

“那当然，谁要是丢了咱门排的传统，我，第一个不答应。”崔忠浩一着急就爱口吃的毛病也改多了，没想到他的汉语进步得这么快。

“为什么你是第一个？”有人反问他。

“因为、因为、因为我们的血和泪不能白流。”他的手不由自主地往衣裳上蹭了蹭。

“这我知道。不过血泡一磨破了，你就往衣裳上抹，想留作纪念吧？”

“不是，衣裳都、都洗干净了。”

“那你拿什么证明自己呢？”

“拿、拿、铁锹就是证明，沟渠就是证明。”说着，他抬起头看着远处，又搜刮出两个词儿，“还有、还有大地和流水证明。”没想到这两个词儿用的还真不错。

“呵，忠浩今非昔比呀，都会作诗了，汉语比我还厉害。”

“呀、呀……”

“嗨，你还不好意思了？”

“说什么呢？这么热闹？”我问道。

“啊，排长，我们在这戗戗咱们的排风呢。我们想在下一期宣传栏里宣传树立良好风气。你说行不行？”王大力站了起来。

哦，对了，下一期排里的宣传栏轮到一班负责，而崔忠浩还任宣传员。

“这主意好啊！连里很快就要开展忆苦思甜教育了，如果能结合进行，对咱们的思想作风建设肯定很有帮助。”

“看吧，我说什么来着，排长肯定支持。”

“好，我也写一篇稿子，题目就叫……”我想支持王大力，就得与他取得共识，便问道，“你说叫什么题目好？”

“‘把思想作风建设放在第一位’行不行？”

“好，太好了，指导员他们看了肯定高兴。”

于是又定了几篇稿子，并当场议了议怎么写，为的是让大家都参与其中。得到认可和重视的这些青年人又都兴奋起来。邢志国小声对王大力说：“要知道排长来教咱们写，我也写一篇，这个月我的任务就完成了。”

“行啊，”王大力鼓励道，“也定你一篇。”

“那我也写一篇？”马云龙的爸爸是军官，听说给他布置过许多任务。

“好，也算你一个。”

“大力，你看可不可以这样办？全班开个座谈会，整理出一个座谈会记录，把每个人的话挑主要的都写上。”

“对！”

“啊，太好了！还是排长办法多。”

负责连队宣传工作的副指导员听说后，还特意把我叫到连里去汇报。他对我说连里很重视，连队的思想作风建设是当务之急，也是忆苦思甜教育的目的之一，所以让我们带个头，一定要把这期宣传栏办好。

开会那天，副指导员和我们排的班长、宣传员也都参加了，并请他们谈了自己的想法。王大力做了讨论记录，我给他做了修改，又一起对那期宣传栏的内容一一把关，结果收效很好。不仅连里反响很大，我排、尤其是一班战士个个都美滋滋的，感到很光荣。

不久，忆苦思甜教育活动就开始了。

连里开动员大会那天，指导员还特意表扬了我们办的那期专栏，特别点到了我写的《把思想作风建设放在第一位》那篇稿子。可惜，那时候我们驻地的蚊子太多了。因为它们来自涝洼地，个个都又野又大，在会场里飞来飞去，“嗡嗡嗡”的叫声响成一片，甚至淹没了指导员的讲话声。

“拿些蒿子来点着熏一熏吧。”连长对文书说。

可是，因为蒿子的烟太大了，没把蚊子熏走，还把我们都呛出了眼泪。蚊子继续在我们面前猖狂地飞来飞去，用手往脸上一抹就能抹死好几个。二排长胡林和我们排的王大力他们则干脆伸出胳膊，看着蚊子一个个落上去，再绷紧肌肉，把挣扎着想飞走的蚊子一个个拿下来，扔到火里，恨恨地说道：“去！和美帝、苏修一起见鬼去吧！”

还有当地特有的“小咬”，不大工夫就把我们的脸沿着发际咬出一片疙瘩，很痒很痒。我的脸和手都抓破了，一点完整的皮肤都没有。

“与疼痛相比，我更怕痒痒。”任志玲带着痛苦的表情，一边挠痒痒一边说。

“我也是，我恨蚊子小咬比恨美帝苏修还甚！”孔丽杰也说。

“哎，仔细想想，那是因为它们每天都让咱们奇痒无比。”我也痛恨蚊子。

按照连里的布置，我们都从家里要来了自己的家史，一一拿到会上去念，最感人的就是二排长胡林、三排苗卫东和我们排崔忠浩，还有我的家史。

我没想到胡林家史竟跟我家一样，也那么苦大仇深，他好像因此而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崔忠浩的家史材料是我写信向他姐姐要来的。他姐姐知道弟弟进步了特别高兴，特意找人帮着写了家史。崔忠浩可能第一次看到那么真实的家史，没等读完就已经热泪盈眶。

这些家史真的都很真实，充满了亲人的血和泪。很多人台上念着念着就泣不成声，台下也跟着哭了起来。会场一片肃穆，气氛异常凝重，还不时响起阵阵口号：

“不忘过去苦！”

“牢记今日甜！”

“屯垦戍边！”

“打倒帝修反！”

……

因为大家的情绪都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所以蚊子再多、再咬，也没有人吱声，大家都默默忍着难忍的痒痒，觉得现在比旧社会不知好过多少倍哪。

因此，当我们拿到忆苦饭：一人一个掺有稻糠和野菜的窝窝头时，几乎没怎么咀嚼，几口就把它吞下去了。

但是也有个别人只掰下一点放进嘴里，把一大半都悄悄揣进了兜里。我排小胖也这样，她只啃了一点点，想把剩下的往兜里揣，可是怎么也揣不进去，就想悄悄地把它扔掉，正在这时被胡林发现了。胡林向我指了指小胖，我赶紧走过去，说：“小胖，你咋能扔忆苦饭呢？”

小胖脸红了，吞吞吐吐地说：“我，我，嗓子疼。”

说着，她转过身来往嘴里塞那忆苦饭。可是，她真的吃不下去，“哇！”的一声，差一点引起呕吐。为了避免骚动，我忙对孔丽杰说：“小胖感冒了，你带她去喝点水吧。”

会后讨论时，虽然我们谁也没有指责小胖，但是她真的如我所想：痛哭流涕地做了检讨。

这时，我似乎才真切地感到：是什么使我们亲如兄弟姐妹？真的是阶级愁、民族恨，没有比阶级仇恨更具有凝聚力、感染力和号召力的了。

接连几天，因为下雨不能出工，我们都留在宿舍里学习***著作。学的最多的就是“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也不用照着念，每一篇大家都能背下来。其中的一些段落，如数家珍一样，还不时地被拿来引用。不仅大事儿用，小事儿也用，还真管用。

一天宋吉贤对我说：“排长，老三篇都能背下来了，学点别的吧。”

“学什么呢？”

“学***席诗词吧。听说三十多首你都能背下来，你领大伙学学，再给讲讲，说不定咱们还能排练几个节目呢？”

“我同意！我早就想说了，现在正好有空了。”孔丽杰马上表态。

“大力，你呢？”

“我也同意，也让宣传队任志玲她们教大伙唱几首主席诗词歌。”

“那好，我马上去跟连里汇报。”

结果连里很支持我们，副指导员还一定要来参加，我也不好拒绝。不过，他见我蹚着泥水去连里，黄胶鞋和裤脚都湿透了，就说：“一排长，你等一下再走。”说着他从箱子里拿出一双水靴子，“你穿上这双鞋走吧。”

“那你呢？”

“这是一双新的，我还有一双旧的。”他又从办公桌底下拿出一双水靴穿上了。

我很感动，但是犹豫着没穿。

“咋不穿呢？”

“大伙都没有，我自己穿……”

“那你就拿回去，尤其是你们女生上个厕所什么的，谁出门谁就穿，男生打光脚也没事儿。”他还挺体贴我们。

的确，女生班只有任志玲和小胖有低腰水靴，鞋号都很小，下雨天上厕所大家只穿一双公用烂鞋蹚泥水，回来还得洗脚。早就想给大家买一双了，只是没机会出去。

“那就借用这一天吧。”

“别呀，没看天天下雨吗。放你那吧，你先替我保管还不行？”

他见我不穿，又说：“快点吧，还不穿上，换鞋还要我回避吗？”

“可我这脚上都是泥呀！等回去洗了脚再穿吧，要不把靴子弄脏了别人就没法穿了。”

“也好，那你就拿回去再穿，在我这你也没法洗脚。”

我挑了两首最能鼓劲儿的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清平乐·六盘山》。因为我带着袖珍版《***诗词》，那里边不仅有注释、历史背景，还有照片和***手书等珍贵资料，这样讲起来更准确一点。

那两天，我们不仅学习了***诗词，而且还把诗词排练成集体朗诵和演唱两个节目，随时准备演出，大家都很高兴。

那天晚上天气就开始放晴了，连里开会布置第二天的劳动任务时，二排长胡林把板凳挪到我身边，还递给我一大碗白开水，说：“先润润嗓子，抽空也教教我们主席诗词呗？大家看你们学的那么起劲儿都眼红了。”

“不会吧？”他说得我不好意思起来，挪了挪凳子，给他让出点地方来。

“你看，我一靠近你，你还躲开了。”

“不是，我怕地方小，你坐不下。”

“哎，开玩笑呢。不过，我刚才说的可是真的。你知道我，我干活还行，让我讲什么诗啊词的，我就蒙了，头比那诗词还大。”

“哈！哈！哈！”

他的话把连长他们都逗乐了。

胡林，很像个北方男子汉，个头很大，虽然不那么文雅，但是很直爽，也偶尔来点幽默，时间长了大家对他的印象都挺好。

“看把二排长急的，一会儿头更大了，一排长就答应了吧？”三排长蒋志光总是不失时机地挤对胡林。

“我给讲个情吧，何予平的诗词讲得真不错，抽空给他们讲讲吧。”

没想到副指导员把我给出卖了。他笑眯眯地看着我，好像我是他的什么人，而且第一次直呼我的名字，之前都是“一排长”、“一排长”的。

“来来，我也替二排长求求情。”三排长蒋志光边说，边提起水壶又往我的碗里加了点热水。

“好好好，我答应就是了，否则好像我摆架子似的。”这时我看了一眼胡林，可他正偷着乐呢，“哎？你是跟我说笑话吧？”

“不，不，我是说真的。好了，我严肃一点：请一排长何予平给我们二排讲主席诗词，大家鼓掌欢迎！”他正经八百地鼓起掌来，没想到竟然还有人也跟着鼓掌，其中就有王大力。

“你看，连你们王大力都支持我们。”

王大力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你可得公道一点，给二排讲完，可别忘了我们三排啊？给我们讲一首就行，我们也排一个诗词节目。”蒋志光也凑了上来。

我只能照办了。不过也好，连里顿时出现一阵儿***诗词热。无论宣传栏还是节日演出，都突出了***诗词。在劳动工地也背诗词，我觉得比单背语录好多了，能给大家增加一点文学修养也是一件好事儿。

虽然来兵团刚刚几个月，但是，经过各种磨练，大家都渐渐长大了。尤其是经过忆苦思甜活动和思想作风教育之后，连队的风气又好了很多，那种忽左忽右的情绪、那种扎根边疆还不太稳定的心态似乎都有了很大转变。

我们排更是这样，大家很团结，干什么都热火朝天的，不用单独做思想工作。所以，刚进入天气最热的八月，我们排就比二排和三排提前六天完成了挖渠任务。指导员和连长高兴地带着全连的班、排长到我们的工地检查，站在我们排那面高高飘扬的红旗下面，连长当场表扬我们说：“只要有了顽强的革命意志，没有什么是不能做到的。就像一排这样，不到三个月就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挖渠任务，这是我们所没有料到的。你们无愧为第一批兵团战士，无愧为工农兵子弟，大家应该好好向你们学习！”

几乎所有的人听了都报以最热烈的掌声。那是发自内心的掌声，因为他肯定的不仅仅是我们一个排，而是我们第一批到这里来的知识青年。

接下来，连里就让我们排去抢运小麦，那时正是雨季。

小麦都被老职工收割好，一垛一垛，整齐地码放在地里。只是因为人手不够，没有按时运回来。结果被雨水一泡，小麦都生了芽，几捆小麦的麦芽长在一起，很难撕扯开来。往往得几个男生一起用力拉拽，才能把它们分解开。而且，要把它们运到地边，必须得在泥水里走来走去，费劲儿不说，挺长时间才搬运一垛，劳动效率很低。

“连长，这样的麦子弄回来也没法吃了，还要它吗？”晚上，我去连部时困惑地问道。

“那也得弄回来，晒干了留作饲料。再说，放在地里明年咋种地呀！”

一连干了十几天，雨下了又停，停了又下，地里始终没有干过。

可是我们穿的黄胶鞋都经不起在泥水里反复折腾，很多人的鞋都坏了，只好去买新的。我因为钱都上交了，所以鞋穿破了就自己用针线缝起来再穿。

一天晚上收工后，当我把脚从泥里拔出来时，又把右脚的鞋底撕开了，只有脚后跟儿还连着。我有点舍不得扔掉，就那么穿着站在全排面前总结当天的劳动。

“哈哈哈！”

“哈哈！”

一开始是男生笑，接着女生也捂着嘴笑了起来。

我奇怪地问道：

“怎么了？”

“排长，还问我们‘怎么了？’看看你那鞋……”孔丽杰指着我的右脚说。

我低头一看，“噗嗤！”一声，自己也乐了。原来掉了一大半的那只鞋底没在脚底下，而是撇在两只脚之间，上面全是泥水。何况我还挽着一条沾满泥水的裤腿，另一条裤腿也磨破了。那样子真的不像平日里那个爱整洁的我了。

其实，我一般都是把自己弄整齐一点再总结的。可是，那天因为收工稍微晚了一会儿，不敢再耽搁了。因为每天只要一到五点钟，蚊子就会准时张牙舞爪地从天边向我们扑来，我们都无奈地把那叫作“下凡”。那可是黑压压的一大片呀，“嗡嗡嗡”地呼叫着一起扑到我们的头上、身上，想躲都躲不掉。然后还会尾随着我们飞到驻地，那可是最糟糕的事情。

于是，我只好把那只鞋脱了下来拿着，想回去洗干净了再缝上。

“排长，扔了吧？”

“不，缝一缝还能穿。”

大家看我真的舍不得扔掉，反倒不乐了，可能心里都有点难过吧。

“没关系，干这活儿穿什么都一样。”我忙安慰大家。

……

眼看不远处的半空中已经开始黑乎乎的一大片了，而且像乌云一样越来越近，那就是成群结队的蚊子在向我们扑来。于是，我三言两语说完就让大家往回跑。我拿着一大把蒿草留在后边“断后”，就是把尾随上来的蚊子轰散。

“排长，你快走吧，把蒿子交给我。”巩玉红说。

“算了，还是给我吧，我个儿高。”王大力一把夺过了我手中的蒿草。这时，崔忠浩也拿着蒿草来了。

“好吧，那今天就你俩‘断后’了，可快一点跟上来呀！”

“放心吧……”

不久，我们连就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

那是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湛蓝湛蓝的天空，太阳已经不像中午那么烤人了，晒在院子里的被褥和上午洗过的衣物也都干得差不多了。

我们几个女生正在折叠已经晒干了的衣服。

“小朱，你的裤子在这呢。”小胖喊道。

“那我的背心哪去了？咋也找不到了。”

“这呢，小胖，递给她。”我说。

正在这时，突然听见一种像哭喊一样的声音自远而近。

“谁？”

“咋好像是哭声？”

“怎么了？”

我们不约而同地站在那里仔细听辨。

“是，是哭声，好像是崔忠浩？”小朱说。

我也听出来了，的确是他，不由得吓了一跳，赶紧从晒衣场里钻出来，跑到马路上。

“排、排、排长，尹成根、他、他……”崔忠浩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慢慢说，尹成根怎么了？”

“他、他、都怨我……”

“你在说什么呢，一会儿他一会儿你的？到底怎么了？”小朱也跑过来问道。

“我把他弄上来了，在干渠那……”说着，他回头指指上午大家洗衣裳的主渠干。

我感到事情不好：“是不是他掉水里了……？”

崔忠浩点点头。

糟了，直觉告诉我：出大事儿了。我让小朱带着崔忠浩快去找二排长胡林，自己则跑去了连里。

当大家都赶到主渠干那时，已经什么都来不及了。崔忠浩跪在尹成根身边的地上，捶胸顿足地哭着，大家怎么劝他也听不进去。

原来那天中午因为太热了，崔忠浩想去游泳，可是班里的人上午洗完衣裳也都顺便洗了澡。所以中午吃完饭都想好好睡一觉。崔忠浩上午给他奶奶写信没去洗衣裳，所以只好去找尹成根。尹成根也喜欢游泳，而且水性不错，还喜欢去深水区。本来连里明令禁止去那一段深水区的，可是因为那天干渠那只有他俩，就没约束自己。据说崔忠浩本不想去深水区，因为他的水性不如尹成根。可是尹成根却说：“怕什么？太浅没意思，你不去我自己去。”崔钟浩就犹犹豫豫地跟在他的后边。

“再说，我都陪你来了，你还不跟我去？”

崔忠浩一想也是：“去就去，反正也没人看见。”

崔忠浩第一个跳下了水。尹成根一着急，一个猛子扎下去，好半天没动静。崔忠浩露出头来的时候还开玩笑说：“哎！净吹牛，咋不出来了？用不用我去救你呀？”

说完他又往前游了一段。当他再回头看时，还没见尹成根的影子，这才有点着急了。

可是，他等了好半天都没见到尹成根。当他在水里摸到尹成根时，他已经不能动了。崔忠浩好不容易把他拖到岸上，给他往外控水，又嘴对嘴地给他往外吸水。可是，一切没用了。

那天出了这种事儿，大家心情不好，就忽略了崔忠浩的情绪变化，以为他只是难过，所以才一言不发，过几天就会好的，因此也没与他多谈谈。

晚上，班排长会议开到很晚，我和孔丽杰回到宿舍刚睡着不久，就听见外边有人喊我。

“哎，听见了，这就出去。”我答应着穿上衣裳就出去了。

“排长，崔忠浩到现在还没有回来。”王大力着急地对我说。

“去哪了？”

“不知道。班里说他晚饭前出去一直没回来，饭还给他留着呢。”

“他能去哪呢，找没找这周围？”

“出去四个人找，都回来了，说‘哪都没有’。”

“哎？这可怪了，晚饭也没吃？”

“用不用报告连里？”

“先不用吧？咱再分头找找，说不定他太痛苦了……”

“那，他会不会想不开？”

“啊？不会吧？可别……”

但是这句话还是提醒了我，马上意识到：说不定他又去了深水区。

“走，快去深水区看看！”

我们五六个人一起飞快地跑到那，可是因为没有月亮，又没有手电筒，远远地什么也看不见。

“没有啊，排长。他如果在这，咋也能看见啊？”

“崔忠浩！”

“崔忠浩！”

“崔忠浩，你在哪呢？”

大家一起喊了起来。

没有人回答。

“走，再往前走走，去他俩游泳那。”直觉告诉我：他一定在那！

“排长，你看，干渠边儿好像有个黑乎乎的东西？”

“没错，是有一个……快！跑过去看看。”

不出我所料，崔忠浩躺在那里，已经不省人事。

“排长，他好像喝酒了？是喝醉了吧？”

当跑去时，看到地上两个空酒瓶子，崔忠浩紧闭着眼睛躺在渠干边，酒气熏天。

“好了，找到就好了。你们轮流先把他背回去再说。”直到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回连的路上，王大力对我说：“排长，你说崔忠浩是不是想用酒祭奠尹成根呢？”

“一定是。朝鲜族人爱喝酒，来兵团后又不允许喝酒。崔忠浩心里难过，又找不到合适的办法表达，可能就想起了酒。他把自己灌醉了，多半也是为了忘记痛苦。”

“怎么办呢？”

“得好好跟他谈谈了，这段时间以为他稳定了，也就忽略了对他的思想工作。”

“都怪我……”王大力低着头，难过地说。

“谁也不怪，这段时间咱们都很忙。但是，现在看是得好好总结一下了，看看还有些什么问题是被忽略的，马上动手抓起来，可别再出问题了。”

“那，排长，崔忠浩是不是还由你跟他谈？还是你对问题分析得透彻。”

“也好，我先谈谈。不过，这回帮他梳理好情绪、减轻痛苦之后，可不能再像上次他跳舞那样宽容了，该批评就得批评，而且一定要他公开检讨。这回他可是犯了多条纪律，既违反了连里关于游泳的规定，又不请假擅自外出，而且还饮酒……”

还好，经过这几个月的劳动锻炼和思想教育，崔忠浩真的进步了。

我找他谈话时，先让他回忆了与尹成根在一起的日子，当他倾诉了自己的痛惜之情后，又启发他重新认识来兵团的目的和尹成根对他的希望。这时他才告诉我他为什喝酒：“尹成根父母总吵架，每次来信他看了都很难过，几次要我陪他去喝酒，我都劝他不要违反纪律。没想到……所以，那天我就去买了酒，陪他喝了再让他走。”说着，他又哭了起来。

这样，我只跟他谈了两次，他就心里很清楚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而且，他主动说：“为了让尹成根安心，我一定要深刻检讨，要在全连大会上检讨。”

我觉得他终于有所觉悟了，就进一步引导他说：“不过，你得明白，大会检讨，不是让你难堪，而是要通过这件事，让所有的人都记住这血的教训，记住违反纪律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明白。”

我与几个班长研究之后决定：就在尹成根的追悼会上，让崔忠浩做深刻检查。连里也同意了。

那天，大会开得很成功。因为除了因崔忠浩的检查是会前确定的，我们几个班排长的检讨都是即兴发言，也是我带的头。

会前我已经想到了自己也有责任，因为崔忠浩是我们排的战士，我也应该公开认错。但并没有向连里明确要求，因为我怕这件事牵扯到太多的人，尤其不希望牵扯到二排的人。

可是，追悼会上大家心里都很难过，不少人都低头哭了起来。

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举手要求发言。指导员同意后，我也走到前面做了认真深刻的检讨。我说：“大家乘坐同一辆车来到这里，竟这么早就先少了一个，而且是非正常减员，是我们当排长的没协助连里管理好队伍造成的。我有责任，我没有及时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因此我心里非常难过……***教导我们说：‘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为了不让这类事情再次发生，我宣誓：今后一定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把每一个战士都当作兄弟姐妹，加倍关心和爱护。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在屯垦戍边的大道上勇往直前！”

我本想说说生命的珍贵，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拿生命开玩笑之类的话，又觉得这话太有个人色彩了，于是就此打住，“我宣誓”之类的话也就顺口而出，反倒得到一阵掌声。

我刚说到这里，王大力就走了上来，他说：“这事儿与排长无关，都是我的疏忽，是我过分依赖排长才造成了思想工作上的漏洞，我应该做深刻检讨……”

二排长胡林和尹成根的班长也都坐不住了，他俩一起走到前边，先给全连敬了个礼，然后胡林声音低沉地说道：“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不起尹成根，也对不起我们的连队……”他说不下去了。我第一次看到胡林痛哭，没想到那么高大的男子汉胡林内心世界也很脆弱。

他的发言把大家再次带入悲痛之中。

于是，主持会议的副指导员走到前边，说：“按分工，我负责战士的思想教育工作，所以我也应该检讨。我来连队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每个战士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接下来，他翻开***语录本，大声念道：“‘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还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今天，我们无缘无故地失去了一个战友，不能不令人深感痛惜。我们一定要牢记这件事的教训，化悲痛为力量。大家说对不对啊？”

“对！”

会场气氛有所好转，大家一起唱响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接着，指导员和连长都对大家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从会场出来，胡林静悄悄地走近我，说：“一排长，谢谢，谢谢你！”

我奇怪地问道：“为什么？”

“是你带头发言，让我当众说出了心里那些痛悔的话，这几天都快把我憋坏了。”

“哦！现在好点吗？”

“好多了。谢谢！”

他好像除了“谢谢”不会说别的，我安慰了他两句。他正要离开时，副指导员从我们身边走过，满脸疑问地看着我俩，似乎有话说，可又什么都没说回头就走了。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每当胡林和我说话时，副指导员总要走过来看看。然而胡林一看见他过来，即使没有话也要和我多说两句。因此，胡林又对我说：“其实我对尹成根一直都不太友好，总爱批评他。现在他走了，我反倒难过了，后悔应该对他好一点才对。像你对崔忠浩做得就很好。可是，我没那耐心。哎，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看来以后对谁都不应该过分严格了，可是不严格又怕出事儿，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他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不光是你，我也有这种感觉。我们谁都没有预判能力，只有出了事儿才能从中吸取教训，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吧。只是以后说话时注意拿捏一下分寸，有人说要‘慢半拍’，留点余地，可能会好一点。可是那也得修养到那分儿上，像我们这样的急性子要做到还真不容易。”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他，就胡乱说了这些。他反倒赞许道：“嗨，就是你说的这句话，就是修养不够，不光是脾气秉性问题。我明白了，以后不能只在自己的性格上找借口，必须加强个人修养，像共产党员那样加强修养。看来我还真得好好学学***这方面的论述了。”

其实，我们都想到了***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但是当时不能说。于是我就想到了***关于认识论的话。

“***曾经说过：‘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

我还没说完，他就笑着拍了拍额头说：“太难了，光这么听着就觉得头都大了。哎，予平，以后有时间你多给我讲讲呗。”他竟然脱口而出直呼我的名字了。

我也微笑着说：“其实我也是一知半解，不过，咱们可以一起学，集思广益，你有些话也很令人深思呢。”

“真的吗？我咋不知道。”他又不好意思挠了挠头顶说，“有时候我想，自己都二十好几了，又下乡来到这里，再学恐怕也没用了。是吧？”

“不对。记得一位封建思想家曾说过：‘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说的就是他自己修养的过程，他也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圣人’。世界上可能没有天生的圣人吧。”我没敢提孔子的名字，又说道，“有时我也想，咱们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排长都这么难做。你想，他们当连长、指导员的，再或者他们上面那些领导，要做好工作该多不容易呀。所以我们必须把最底层的工作做好。如果每一个基层工作都做好了，或许整个事业才能好起来吧。”

……

那天我们聊的还真不少，也是第一次跟他说那么多话。他虽然没有打断我的话，也愿意听我说，但是讨论不起来，很多东西他好像都不熟悉，我不免感到遗憾。他使我想起了林子明，如果和林子明讨论这样的问题，他会说个没完。可是，胡林不像林子明那样爱思考。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副指导员把我叫到连部，从他床下拿出一个纸口袋，递给我说：“给你。”

我奇怪地看着他，问道：“什么？又是水靴呀？”

“什么水靴呀，那双你都还给我了，我还给你再去买一双呀？那不是自找不痛快吗。是两个苹果。”

“啊？你咋给我苹果？这不是资产阶级……”

“嘘……”他示意门外，并压低了声音制止我往下说。

“这是团部我的一个战友给的，我没舍得吃，给你拿回来了。”

“真的？那我也不能吃啊！再说，再说……”

“‘再说’啥？快别说了，趁现在没人，你在这先吃一个吧。好久没看见苹果了吧？你们女孩子就应该多吃水果。”

听他这么说，我顿时脸红了。其实，他对我的这种格外关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是我不愿意往那方面多想，也不希望向那方面发展，因此才早早地就把那双水靴还给了他。尤其是每当他看见胡林与我说话时，总是特别关注，我都没有放在心上。可是，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指导员，我真的不能要。”我只好认真起来，“战士们连糖都不让吃，你想我能偷偷地吃苹果吗？我们知青跟你们军转干部毕竟不一样，这你是知道的。我不能带头违反纪律，更不能表里……”

“算了，还要给我上政治课啊？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因为你为连队付出太多了，所以，我只是想关心关心你。”说着，他的脸也红了。

我怕我的话会让他难堪，更不想把那层窗户纸捅破，只好若无其事地把话又往回收了一下：“指导员，大家都知道你最关心我们战士，说你‘才比我们大几岁，就像我们的哥哥一样’，最了解我们的想法，因此平时跟你说话才最随便。你可一定要给我们当个好哥哥呀！”我这样说也算是定位吧，因为他也不像林子明那么深刻，但也不像杨雨生那么单纯。

“那是当然！我本来就是你们的哥哥。”他也就顺势儿下了台阶。

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天，我竟收到了贺小玲和林子明两个人的来信，而且是同一天收到的。小玲告诉我，是她去我家找到了我的通信地址，因为子明也想要我的地址。原来他们县一中的同学都去了附近的农村集体插队，住在同一个村子里，条件还不错，能经常回家，而且都很想我。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去。

林子明则在信里写道：

“光阴荏苒，天各一方。是天意？是人意？来路漫漫，何时再见？在学堂？在田边？……”末尾还说：“常联系啊，不会忘了我吧？”

看了他的信，我感觉到了他那份难言的惆怅，好像他就站在面前一样真实，不免有点牵挂。

他们的来信我反复看了几遍，又想起了许多往事，想起了自己的成长过程。孔丽杰在一边偷偷笑我：“哟，看排长多专注啊，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来信。”

我这才把信收了起来。说：“得了，你们三天两头就有信，我可是好几个月才有一封哪，多珍贵呀。”

“那倒是。不过，不是家里来的吧？”她笑眯眯地但却友好地看着我说，把其他人也都给吸引过来了。

“是初中同学，也是朋友，是永远的朋友。”

“哦，能做你的朋友，还是‘永远的’，肯定也跟你一样啊。我们不知……”

“当然，你们早就是我的朋友了，而且是最重要的朋友，咱们可是患难与共啊！还不满意？”说着，我就去抓她的痒痒，她乐得直往大伙儿身后躲。

“满意，满意！谁不满意？快说！”

这时，也有人去抓她的痒痒，但也有人来抓我的痒痒。大伙儿嘻嘻哈哈地滚作一团，很久没这么放松了，我们在宿舍打打闹闹地玩了一会儿，巩玉红就来叫我们：“开晚饭了。哟，看你们跟排长住一个宿舍多好呀，真叫人羡慕。”

“羡慕，你也来呀？”

“来就来。”说着她也上来抓我们的痒痒。

“哈哈哈……”

不久，我们连队又来了新成员，是上海知青，都是初中生，我们排分到四个，一个班一个。

“一个班一个，他们会感到陌生的。”我不无担心地对四个班长说，“指导员和连长都让咱们一定要特别关心他们，让他们尽快跟大家熟悉起来，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知道吗？”

“哦，知——道——了！”孔丽杰拉着长腔说。

“怎么了，你？”

“啊？问我哪？”她吃惊地抬起头来反问道。

“不问你问谁呢？”宋吉贤说。

“啊？”她一时还没转过弯来。

“哈哈哈！”王大力也笑了起来。

“是啊。”我说。

“啊，对不起，我思想溜号了。我想起咱们刚来那会儿……咱们是大队人马，他们是散兵游勇。”

“所以才要格外关照他们。”

“是！排长，我知道了，放心吧！”孔丽杰又严肃地大声说道。

那天，各班都开了简单的欢迎会，都学习了***的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之后，还即兴表演了几个文艺节目，看到他们脸上有了笑容，我才放下心来。

晚上，孔丽杰又帮新来的上海知青柯婷婷打饭，打洗脚水，还帮她挂好了蚊帐。柯婷婷有点感动，就拿出几块糖果来分给大家。

“哦，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孔丽杰赶紧把糖果收起来还给柯婷婷。

柯婷婷睁大美丽的双眼大惑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不值什么的，我这里还有呢。”

这是她所想到的，可是她不知道当时因为受极“左”思想的影响，连队是不许吃糖果的。

“咱这有纪律……”

听孔丽杰这么说，我怕她吓着新来的知青，赶紧接过话来说道：“咱这有很多规定，今天你先休息，明天再慢慢跟你说。”

柯婷婷虽然听了我的话，但是，看起来她心里却不服。只见她先剥开一块糖放进自己嘴里，然后又剥开一块递给她身边的小胖。

“你吃，不就是一块糖嘛。”

孔丽杰见状刚想制止，我忙对孔丽杰摇了摇头，小声说：“算了，当作没看见吧。”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小胖把孔丽杰拉到一边，拿着一张纸给她看。

“这是……”

“是柯婷婷写的。你看，她不光说她‘不喜欢这里，很想家’，还污蔑咱们是‘两面派’，说咱们‘表面革命，说得好听，其实都有私心，只是不敢公开’。”

孔丽杰一看是柯婷婷写给她妈妈的信，急忙问道：“你从哪拿的？”

“就在她褥子底下，我帮她整理床铺时看到的。”

“这开头不是写着‘亲爱的妈咪’吗？是给她妈写的信呀。你咋能偷看人家的信呢？快！快放回去！”

“那她污蔑咱们，就不管了？”

“先放回去，千万别跟别人说。”

孔丽杰把这事儿告诉了我，我觉得这事儿可不太好处理。

“虽说小胖是无意中看见的，但应该立即放下，不要再看，更不应该把信拿出来。柯婷婷如果知道了，可能认为是偷看她的家信，这可是不允许的。说不定她还会对兵团、对咱们产生更多的误解，甚至产生对立情绪。这事儿不能再扩大了，想想该怎么解决吧？”

“那可咋办呀？排长，是不是捅大娄子了？她会不会背着行李走人啊？”

“那倒不至于。但是，跟不跟柯婷婷说呢？等她发现时再说，她会不谅解的。可是，主动告诉她，她就能理解吗？恐怕也得生气。这事儿还真有点难办。”

“你都觉得难办，我就更不知该咋办了。”孔丽杰想了一会儿，又说，“用不用问问指导员他们咋办好啊？”

“那会不会小题大做呢？”

“可也是……”

本来我们应该找找法律依据的，可是那时候哪有法呀，最高指示就是唯一的法。

正在这时，王大力和宋吉贤也来了。宋吉贤说：“排长，咱排那四个上海知青坐在干渠上一边吃点心，还一边说咱们知青的坏话……”

“什么时候？”

“就现在，我们班丁向阳在那洗衣裳看见的，回来跟我说，我就找大力一起来了。其实，大力也知道，他们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刚来那几天就有人看见过，不过听不懂他们说的上海话，他们一见到咱们说话声就小了。丁向阳说听他们骂骂咧咧的，说咱们东北知青‘伪装革命’什么的。”

“嗨，这我还真没想到，他们的抵触情绪会这么大。你们男生有人惹着他们了吗？”

“没有啊！”他俩一起回答道。

“女生这边也有点情况，不知那两个排的上海知青怎么样？”

“也不怎么样，听说他们给家里写信说：黑龙江人野蛮，脏，像猪一样能吃，不洗脚就睡觉……”

我一想：看来这事儿还不是个例，估计连里也知道了，不如去连里问问再说。

“这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不管怎样都不能激化矛盾。这样吧，你们先都不要说什么，等我去连里看看再说，千万别把事情弄大了。”

我到连部时，胡林和蒋志光也都在那，好像谈论的也是这事儿。

“正好，说曹操，曹操就到。”副指导员见我也去了，还搬过一把椅子给我坐。

“指导员偏心，我俩来咋没人给搬椅子呢？”胡林故意难为副指导员。

“因为你不是女生嘛，这还看不出来？”蒋志光话里有话地说。

“啊，明白了，明天我也变成女生。”

“那好啊，你要能变成女生，我就天天给你搬椅子。”副指导员说着还看了我一眼。

“那可不敢当，你还不把我宠坏了？”胡林反驳时也看了我一眼。

“哈哈哈！”大家都笑了起来。

我只是微笑了一下，说：“商量正事儿呗？”

“好，咱们说正事儿吧，估计予平也是也为上海知青的事儿来的。指导员和连长都去团里开会了，不过前几天就有人向他们反映上海知青的事。他俩的意见是：一定要把这事儿看淡一点，千万不能激化矛盾。听说哈尔滨来的知青和刚分去的上海知青都动起手了，再加上派别情绪作祟，有的还打破了头，出了流血事件。咱们连可千万不能发生这种事儿，咱这上海知青虽然不多，可是万一他们串联起来咋办？所以，指导员和连长让我告诉你们好好学习毛著，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大家又议论了一会儿，胡林说：“看来这事儿还挺大的，我还真没当回事儿！”

“嗨，打不起来就行呗。”蒋志光不在意地说。

“如果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那四个班长还等我回去商量这事儿咋办呢。”

“好，好，今天就到这，有什么情况你们随时来反映。”

回去后，我立即向四个班长说明了连里的意见，又一起重温了***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经过认真商量后，我们提出了六个字，即：“尊重、交流、感化”。

我说：“公开发生的事儿不要掩盖，要公开处理，可以组织一个小小的座谈会，公开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他们对连队建设出主意。再交流一下各自的想法，互相交心，在此基础上用实际行动感化他们。个别问题个别处理，把三班的事儿当作一次意外来对待，既符合实际，也有助于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在不行的话，再想别的办法解决。”

会后，我又单独跟孔丽杰商量了一下柯婷婷的事儿。她生气地说：“也太不像话啦，咋也得批一批她。”

“那可不行！”

“为什么？那就不管她了？”

“不是不管，得看怎么管。批是管，正确引导也是管。既然是人民内部矛盾，就不要把她推到对立面上。”

“那她说的也不对呀？不了解情况就乱说。”

“也正因为她不了解情况，因此第一印象才不够准确，只是直觉而已。加之她对新环境又陌生，也比较敏感。但是，她说的毕竟是她的心里话。谁没有心里话？谁没有小秘密？谁没有个性？咱都有，都藏在心里不说出来，那为什么不许她有！这时候如果一批她，她有了对立情绪，影响就会扩大，就等于对她的说法推波助澜。你说对不对？”

“哦！那就把咱发现这事儿也隐瞒起来？”

“善意的隐瞒对谁都好，咱们的目的也的确是好的。不过，这件事儿提醒咱们，有必要在战士中进行一点法律常识教育。可是，说实在的，我对法律常识也不懂，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那么一点。信的内容就不要提了，谁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不可能都打开来晒太阳的。咱们尽量教育大家提高思想认识吧。”

“那可得你来说，我连说什么都不知道。”孔丽杰还是有点担心。

“班会，还是得你先说，我做补充吧。事不宜迟，今晚就开一个小小的班会，就说是要求大家搞好内务整理吧。”

我又跟小胖谈了一会儿，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了她，让她以后注意，不能私下看别人写的东西，包括信件和日记之类。

会上，我们都只讲了搞好内务的事。说这段时间劳动太累，疏忽了内务，等等。然后给大家提出了具体要求，顺便说道：“要把自己写的日记、书信之类东西放好，不要放在铺位上，免得值日生整理铺位时给拿出来乱放。同时，也要求值日生发现谁乱放东西，一定要通知本人自己整理，不要随便挪动，因为书信、日记是个人的隐私，法律是不许别人随便看的。”

柯婷婷很敏感，我刚说到这里，她马上掀开自己的褥子看了看，自言自语道：“啊？我的信好像被人动过了。”

孔丽杰马上解释道：“早上我领值日生整理内务时，帮你归了归堆儿，还想告诉你找个地方把它们放好呢。”

事情虽然到此基本告一段落，但是，柯婷婷还是很警觉地观察了一段时间，直到没看出任何人对她信中的内容做出反应时，这件棘手的事儿才算过去了。

直到后来，柯婷婷了解了大家，知道大家都跟她一样，除了还不够成熟之外，没有谁是两面派，而且她和小胖还成了要好的朋友。她在一次学习毛著的会上发言，主动说出了自己信中的内容，这事儿才真的了结了。

排里那次座谈会开得也很好，上海知青看到我们没有什么事儿对他们隐瞒，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尤其男生班的个人卫生问题，还真有了很大的改进。

看到大家一天比一天长大了，也成熟了，我们真的都很开心。

也许那就是一个讲共性的时代，只有共性才光荣。任何时候都要求大同存小异，求大我存小我，求共性存个性。只要是为大家所承认的共性化的东西，咋说咋有理。但却一点要不得个性，每个人都必须把个性隐藏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突出个性，否则就要被说成是个人主义了。

不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康庄大道，在全国形成规模。奔向农村，奔向边疆，一场震撼二十世纪、长达二十多年的百余万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高潮出现了。

那是1968年年末，一场罕见的暴风雪刚刚过去，我们就接到了上级“重要通知”：晚八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要播出***的重要最新指示。

于是，晚饭后我们都带着自己的队伍，踏着刚从没人深的积雪中开出来的羊肠小道，顶着刺骨的寒风，早早来到连队礼堂，等着听广播。

虽然天气格外寒冷，但是年轻人的心依然十分火热。那时候，不管多么疲劳，也不管严寒还是酷暑，即使冻得瑟瑟发抖，也没有人敢喊一个“冷”字，更没有安静的时候。

那天，大家依然如故，整齐地坐在连队那铁炉里冒着呛人浓烟的大礼堂里，不断地高唱革命歌曲：

“东方红，太阳升……”

“太阳最红，***最亲……”

“敬祝***万寿无疆……”

唱了一首又一首。

“一排来一个，一排来一个！”二排长胡林带头叫我们唱歌。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我们唱完就拉二排唱：

“该谁唱了？”

“二排！”

“二排，来一个！”喊完就一起鼓掌。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

二排刚唱完，三排又拉我们唱。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

接着，胡林示意我排和他们一起拉三排唱。

“三排，来一个！三排，来一个！三排不唱行不行？”

“不行！”

也不管三排是不是正在准备，就又喊道：

“三排，快点唱，扭扭捏捏不像样！”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这样拉歌，拉了一圈又一圈，这时，宣传队任志玲走到前边指挥全连一起唱起来：

“红太阳照边疆……”

“万岁***……”

“为人民服服务……”

“纪念白求恩……”

“愚公移山……”

“老三篇最容易学，但是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

……

那时候的歌曲还真多，大家不知疲劳，也从不厌倦。直到指导员站在前面大声喊：“静一静！请大家静一静！”会场这才安静下来。

我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前面，神情庄重地等待着广播喇叭里播出***的最新指示。

晚八点整，电台播音员的洪亮声音响起，整个礼堂顿时鸦雀无声，人们都屏息聆听***那决定数百万青年学生命运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顿时，礼堂里欢呼声雷动，鼓掌声和敲锣打鼓声响成一片，好久没见到这种疯狂的场面了。

人们举起了事先准备好的***画像，还有刚写的最新指示的语录牌，挥动“红宝书”，最热烈地欢呼***最新指示的发表。在震撼夜空的欢呼声中，在欢腾的海洋里，我也很激动，感到了我们及早上山下乡的正确和光荣，因此满怀豪情地提笔写了一篇集体诗朗诵：

最高指示传到边疆，

前进路上灿烂辉煌，

亲爱的战友们：

请挽起手、挺起胸、心向北京：

——致敬！致敬！致敬！

屯垦戍边是我们的理想，

反帝反修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有最高指示做灵魂，

任何困苦、任何艰险、任何考验，我们都

——不怕！不怕！不怕！

我们是新一代的知识青年，

我们是钢筋铁骨塑造的兵团战士，

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未来，

我们庄严宣誓：

我们宣誓！我们宣誓！我们宣誓！

我们要用双手建设钢铁边防，

我们要用智慧让祖国更加富强。

只要***一声令下，

我们随时准备奉献——

美好青春！满腔热血！全部力量！

请相信我们吧，亲爱的祖国！

请支持我们吧，亲爱的人民！

请考验我们吧，亲爱的党！

我们永远是您的忠实儿女，

我们永远做祖国的坚固栋梁！

写好后，立即找人抄写了几份，大家拿着诗稿，匆匆忙忙地上台就演了起来，会场爆发出阵阵热烈的掌声。

接着，孔丽杰又把我之前写的那首“赠战友”也拿来，我又稍微改了一下，就交给她们排练去了。

军歌嘹亮，

鼓乐震四方，

喜看你跃上舞台，

英姿飒爽。

苍茫暮色中有劲松挺立，

纷飞炮火里看红旗飘扬，

勇敢的海燕迎着暴风雨展翅，

***的战士胸有朝阳。

富士山下罢工的怒吼在你耳边回响，

湄公河畔反美的战火燃烧着你的胸膛，

赤道战鼓奏响战斗的舞蹈旋律，

乌苏里江反修的怒涛使你的歌声更加慷慨激昂。

雄壮的歌舞激荡着五洲四海，

战斗的豪情迎来了百花齐放，

用战士的歌喉歌唱革命、歌唱党，

把矫健的舞步献给人民、献给边疆。

……

那一晚，几乎彻夜未眠。

大喇叭里不时播出全国人民热烈欢呼庆祝的盛况：最高指示如同在熊熊燃烧的烈火上浇了油，顿时爆发为燎原大火。所有机关、单位、学校、街道的群众立即集合上街游行。从城市到城镇、到农村，广大人民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纷纷冒着严寒和风雪敲锣打鼓，游行庆祝，全国上下一片欢腾。

连队大礼堂的火炉也不再冒烟，而是越烧越旺了。大家情绪高昂，又唱又跳，挖空心思地几乎把所有的节目都搬出来演了一遍。

睡觉时已经凌晨两点多了。但是，我躺在炕上还是难以入睡。仔细想想，高兴归高兴，光荣归光荣，可也隐隐感到：似乎上大学又遥遥无期了，因此不免有点怅惘。

（二）

正在这时，我被选为连队活学活用***著作积极分子。

一天收工时，文书让我去连部。

指导员见我去了，从抽屉里拿出我写的“学习***著作总结”，递给我说：“予平，上面要的是讲用稿，你写的这个太平淡、太实在了。不是让你光写总结，不要光写自己咋学咋做的，而是写自己咋活学活用的，一定要在那个‘活’字上下功夫。要把自己的所作所为上纲上线认识才行，上升到落实最高指示这一高度，上升到青年学生的世界观改造，上升到要不要扎根边疆这个重要问题上来写。”说到这，他又问连长，“连长，你说呢？”

“是啊，予平，指导员说得对。我看还要带点感情色彩才行，不光要写你做到的，还要写你想到的，写你思想上的深刻认识才能感动人哪。”

副指导员在一边，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又看看指导员和连长，好像有话要说。

“春亮，也说说你的意见。”

“我以前看他们写的学习雷锋事迹材料，也都是使劲儿往大了说。做的不多，又都是小事儿，但是认识却很高，都说自己是遵循了***的教导，在世界观的改造上下了功夫，像雷锋一样成为***的好战士。”说着，他又问指导员，“要不，我帮予平弄？让她再改改，然后我帮她把关。”

“那好啊！连长你说呢？”

“行啊。团里是不是让快点报上去啊？”

“大后天报上去。明天予平就不要出工了，和春亮一起在家写讲用稿吧。”

“不用吧，我今、明两个晚上就能写出来，后天拿给连里把关，不耽误明天干活。”

“得了吧，万一弄不出来就耽误大事儿了，咱连可就你一个。”副指导员好像很想和我一起写稿子。

其实，指导员和连长的要求我都明白，不过是拔拔高、润润色，把普通的事儿讲得不普通或动听一点罢了。我只是不想那么写，因为我觉得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换了别人也会这么做。

但是，我又不能不给副指导员面子。再说，因为三个连领导都只有初中文化，因此我不想在他们面前过多地表现自己，不想让他们觉得我多有文化、写作能力多高似的。

为了不耽误上报，当天晚上大家都睡下以后，我一个人坐在火炉边改写稿子，中间还出去两趟查岗。快到两点钟时，稿子就改好了。我想，天一亮我就先给副指导员送去，让他自己在家把关，不妥的地方晚上回来我再改。

可是，当我把稿子送去时，副指导员说什么也不让我出工：“那可不行，你不在家，我一个人可没法给你改。”

“我都改得差不多了。”

“那是你自己说的。万一哪点不行，我还上工地去找你呀？”

“要不你先看看，下午我早点回来？”

“算了吧，工地的活重要还是这事儿重要？指导员要是批评我没把事儿办好怎么办？”

“好吧，你看完没问题了我再出工也行。”

他轻轻地“哼！”了一声，偷偷地笑着。

我大概也能猜到他的用意，就是想多和我在一起聊聊。可是，我好像没什么兴趣。

大家都出工后，我又按时来到连部，副指导员已经把连部办公室拾掇得干干净净，还打来了开水，准备了一个杯子。因为平时我们来开会都是用大饭碗喝水的，估计这个杯子是他个人用的。只是没拿出苹果之类，他可能也不想再做我不高兴的事儿了。

“指导员，那就开始呗，你先看稿子，觉得哪儿不合适，我马上改。”

“行啊，不过，你先坐下，站着的客人不好答对。”

他事儿还挺多，我只好心不在焉地坐了下来，等着他看稿子。

可是，他还磨磨蹭蹭的，又给我倒水，又去关门，又往火炉里添煤，又拿出墨水来让我往钢笔里吸。然后，他站那想了想，又转身回他住的那间屋子里拿来一个棉坐垫，让我垫到椅子上。我都一一照办了，可是他还不看稿。

“别着急，再稍等一会儿，我还没来得及上厕所呢。”说着，他披上军大衣就出去了。

“嗨！”

过了好几分钟他才回来：“外边真冷啊，今天你们排还是去运送粪肥吧？”

“嗯。”我点头答应。心想：我也不催促你了，看你还有多少花样？

“嗨，你咋一到我这话就不多，不像在排里那么爱讲话？”

我不想接他的话，怕他越扯越远，只好说：“指导员，咱们先看稿子呗，下午我还想去干活呢。”

“好，好，看稿子。”

说着，他就拿起我的稿子来，看了半天，第一页还没看完。我有点不踏实了：是不是哪块又不行？我看了看他的表情，似乎又不太像，那为什么还不翻页？

正在我纳闷儿的时候，他终于说话了：“你这字不太好认啊，我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这几个字念啥？”说着，他拿着稿子凑到我跟前，指给我看。

我一看，嗨！他刚看到第五行。

“咋这样呢？不至于吧？”我一着急就把想到的话说了出去。

“咋‘不至于’，你过来看，这个字念啥？”

“那是最高指示的‘高’啊！”

“‘高’字哪有这么写的？”他一边说，一边还用手在桌子上写着“高”字。

“是写连了一点，因为夜里光太暗了。不过，能顺下来呀。我本想你看完我抄一遍再上报的。”

“你看，啊，还有这个、这个、下面这一行也还有一个字……”

我明白了，他这是故意耽误时间。

“算了，是我写得不够清楚。这样吧，我念给你听，听到不对的地方我马上改。这样还快一点。”

“不能光想快，质量第一呀。”

我叹了一口气，不想再跟他闲扯，就干脆念起稿子来。可是刚念到第一页的下面他就叫停了：“停，你刚才念的什么？我没听明白。”

“刚才？哦，一蹴而就……”

“啥意思？”

“大概就是‘一出溜就到了’，形容‘快’的意思。”

“还有一句……”

“哦，我知道了，是‘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中的‘跬’吧？”

“那是啥意思啊？”

“就是半步的意思，古人行走举足一次为跬，举足两次为步，就是得一步半步的积累才能到达千里那么远。”

“太不好理解了，谁能听懂啊？”

“嗨，算了，都删掉吧，反正也无关紧要。”

“哎，你咋都划了？”

“没事，我接着念了。”

为了不耽误时间，下面引用的典故和理论我干脆省略不念了，反正不再抄上就行了。

“哎，咋没有那些听不懂的东西了？”

“没有行不行？”

他可能没弄明白我说的啥意思，犹豫了一下，说：“你不是故意都删了吧？”

“有没有都行，总不能叫别人听不懂啊？”

……

这样，他又挑了几处毛病之后，当我念到“狠批‘私’字一闪念”时，他又叫停了。

“你咋说了三次‘狠批私字一闪念’呢？你哪有那么多私心呀？说一次就行了。”

“好，我知道了，就留一次。”

就这样，折腾到快中午时，我说：“指导员，你看这么办行不行？我都念一遍了，如果你没有别的意见，今晚我按照你的意思重新抄一遍，明天一早我就给你送来。你审后再交上去。”

我以为他一定会答应，可是他却说：“那可不行，那太不确定了。我看你好像有的地方没念，下午我得再看一遍稿子，确定了哪要哪不要后，你再抄。”

我真有点无奈，又不好反驳他。他看了一下手表说：“好了，开午饭了，你在这改稿。我去打饭，你也在这吃，这样不耽误时间。”

他想的还真周到，其实不过是想多留我一会儿。

我很快就吃完了饭，刚要去洗碗，被他抢了过去：“这点活我来干，你还是改稿子吧。”说完又给我倒了一杯热水，还往火炉里添了两铲煤。

“冷不冷？冷可说话，我箱子里还有毛衣呢，你要不要套在里面？”

“不要，我一点都不冷。”

“那是我妹妹给我织的毛衣。我妈也会织，就是没工夫，她和我爸爸、我弟弟天天下地干活，不让我妹妹去帮忙。说是‘女孩子在家待不了几年，这些粗活就别让她干了’。所以我妹妹一放了学，就给我织毛衣，我妈看了也挺高兴。”

他也不管我爱不爱听，一边拾掇火炉，一边介绍起他的家庭情况来了。

“我家生活挺好的，在我们那村算是数一数二的了，劳动力多不说，家里也没啥负担，每年都能积攒一些。所以，我还没考虑个人问题呢，我妈就都给我准备好了……”

我真有点烦了，不想听他说这些，就打断了他的话。

“指导员，说正事儿呗？该删的我都删了，那些你听着不顺耳的也都划掉了，又添了几句话，你再看看行不行？如果行，我就拿回去抄了，反正今天下午也不能去工地了，抄完我就给你送回来。”

他看我不喜欢听他家的事儿，也不强求，可能是怕我会反感吧。

“好，听你的，我就是好说话，什么时候都尊重同志，尤其是女同志。”

可能是我写得太草了，他和我核对后又看了一遍，很快就下午四点了，我真是万般无奈。他也看出了我的心思，就顺从地说道：“好了，好了，还有一页就看完了。别着急，着急该急出痱子来了。别看是冬天，心急也会起痱子的。”

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嗨，亏他还有心思幽默。

他看我笑了，挺高兴。

“咋的？冬天真会起痱子。我在部队……”

“指导员，求求你，能不再讲你的部队吗？一会儿，连队就收工回来了。”

又过了一会儿，他真的看完了。想了想后认真地对我说：“你写的还真好，我真服你了，文化人和我们大老粗就是不一样。前一遍理论有点多，也不好懂，现在好了，通俗了。这叫什么？叫……”说着，他拿笔在稿子的背面写下几个字：“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啊？不是‘识别’，是……”

“‘识别’了几天，不对吗？我这就是看了两天才看明白……”他见我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不敢再说下去了。

我知道不能取笑他，于是收敛起笑容，漫不经心地说道：“指导员，不是‘识别’，那句话应该是‘士别’，原话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说到这，他不由得愣愣地看着我，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我想：算了，他不知道也很正常，我也是从书上看到的。他要是有机会多读点书也不会不知道。于是又给他做了一点解释：“那是三国时代东吴的吕蒙，本是个武夫，可是在孙权的开导下读了一些书。过了一段时间后，鲁肃再见到他时，以为他依旧‘有勇无谋’呢，不料交谈中却发现他的谈吐已经很有学识了。这句话是指别人已有进步，就当另眼相看。”

“哦，哦，我还真是头一回听说呢！又跟你学到一些东西。以后要是有机会多跟你学点，说不定我也能赶上你呢？你信不信？”

“信，信，只要努力，谁都会长知识。”

“要不你拿回去抄也行，不过明天早晨一定给我送来啊！”

我答应着，拿起稿子就走。回宿舍的路上，脑瓜里不时跳出这一天的一个又一个场景。心想：浪费了一整天，这个副指导虽然是个好人，白净清爽，人品、性情都不错。只是太肤浅了，不像林子明那么深刻、有知识，也不如杨雨生那么单纯可爱。

“嗨，”我摇了摇头，暗想：“琢磨这些干什么，反正我又不准备在这扎根儿，我还想上大学呢！”

回到宿舍，我刚抄写了半页，战士们就收工回来了。远远就听见他们唱着“打靶归来”的歌曲，接着就是嘻嘻哈哈、“噼里啪啦”放置工具的声音。小胖第一个开门进屋。

“啊！排长在这写稿呢！”

“啊，排长，有人找你。”柯婷婷对我说。

“谁呀？谁找我？”

“他叫，那个……”

“排长，二排长胡林找你，找你两次呢。问你‘上哪去了？’我说在连部弄稿子呢。他又问‘跟谁在一块弄呢？’我说可能是副指导员吧？然后，他没吱声就走了。下午又问我：‘你们排长还没来呀？’看他那样子可能是找你有事儿吧。”孔丽杰一五一十地学给我听。

我也以为胡林找我有什么事儿呢，于是放下笔就去了二排。

“你们排长在吗？”我问一个提着桶要去打水的战士。

“在！”说着，他回头就喊，“排长，一排长来找你！”

胡林一边往棉衣袖子里伸胳膊，一边答应着往外走。

“你今天找我了？”我问道。

“啊，是、是我找你来的。”他伸上袖子后把我拉到路边。然后回头看了看，问我，“你今天咋没出工呢？”

“哎，连里让我把那个讲用稿改出来报到团里。我本想拿回来夜里改，可是……”

“可是，副指导员不让你拿，还要和你一起改，对吧？我一猜就是这么回事儿。”

听他这么说，我不好再说别的，就问道：“那你找我……？”

“啊，我找你没别的事儿，没别的事儿，就是、就是……”他好像有什么话不好说似的，不断地往别处张望着。我很少见他说话这么不痛快。

“究竟？”

“啊，算了，没事儿，你别往心里去。真的没事儿，我就是、就是没见着你有点担心……”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可我对他更没往那方面想过。

“行了，见着就行了，你快回去弄材料去吧。”说到这，他脸红红的回头就走了。

为了不让副指导员第二天还把我留下，我让孔丽杰帮我打回晚饭，一边吃一边急忙抄稿。还好，总算赶在连队熄灯之前抄完了。我拿着稿子一路小跑送到连队，副指导员没在那，我交给文书，叮嘱他一定今晚交给副指导员，并让他转告：“我已经都改好了，明天就不过来了。”

不久，我就出席了全团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后又到一些连队去讲用。紧接着又出席了兵团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去兵团总部开会那天，雪下得很大，雪下还有很厚的积雪，我们乘坐的汽车一走就打滑，基本上是进二退一地往前挪动。

这下我可惨了，本来就爱晕车，加上这一段时间白天劳动、夜里查岗，结果晕车晕得更厉害了。车一退我就晕，一个劲儿呕吐，把黄疸水都吐出来了也止不住。同车的人都很同情我，有的递给我水，有人帮我捶背，可都不管用。

“我、我、我不去了，行、行不行？”晕得我连话都说不完整了。

团部去的领队虽然也同情我，但却没法答应：“不去可不行，我没法向团里交代呀！不过，你晕得也太厉害了，还有二十多里路呢！”

我一听还有这么远，就更害怕了。

“那我、下车、走着去，行、不行？”

“这大雪封地，又是荒郊野外的，你可没法走。再坚持一下，说不定前面的路就好走了。”

我坚持着、吐着……渐渐发起烧来，心想：再也不坐汽车了。

好不容易坚持下了汽车，又上了火车，可是高烧却没退。

到达兵团总部时，我已经坚持不住了，被直接送到兵团总部医院住了两天院。

第三天，我才去参加大会。只听兵团副司令员在讲话中气愤地说道：“我们打日本鬼子那时候，作战计划中都是计划消灭多少敌人、缴获多少武器弹药。从来没有计划被敌人打死多少战友、丢掉多少武器的。可是现在，我们有的连队、甚至有的营和团，在生产计划中竟然计划减产多少粮食、亏损多少财政……”

听着内涵这么深刻的讲话，我也很激动，都不觉得身体虚弱了，很想马上回到连队去，领着排里的战士们大战“三九”寒天。

可是，大会结束后我们又被派到下乡前的城市去做巡回报告。

下乡后又重新回到元江市，我感到一切都不一样了，虽然此时到处还都贴着大字报。

这时，我最想看到的就是我的母校：元江市一中不知怎样了？

没想到，我的第一场报告会就被安排在我的母校。

那天，我受到了母校最隆重的欢迎。我穿着军绿色的棉装，还戴着一顶军绿色棉帽，来到母校。

听说是本校学生来讲用，全校师生都在校门前列队，敲锣打鼓地欢迎我。我又看到了那些曾经那么熟悉的面孔，心里想：我没有辜负母校的教育和培养，我给母校争了光。

学校领导在欢迎词中也是这么说的，而且还简单介绍了我在学校时的出色表现。大家听了都一个劲儿地鼓掌，我也很激动。我讲述了自己在兵团所受到的锻炼，也说了自己的进步和提高。我说：“是***指引我们走上山下乡的道路，事实证明：这是一条光辉的道路，走这条路使我们感到光荣和自豪！”

我也说道：“我感谢母校，也感谢我的老师和同学。因为正是学校和老师给予我的教育和知识，才使我能够适应边疆的艰苦，才能在屯垦戍边中努力奋斗。”

其中，我还简单地介绍了报名时发生的那个小插曲。

“我还记得，报名去兵团时，班里曾有人讽刺我们‘去农场是为了吃馒头’。可是，事实证明……”

这时，我清楚地听见坐在前排的一位校领导气愤地说：“荒唐！”

那次报告会对母校开展上山下乡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晚上，学校领导和老师去招待所看望我时，特意说了会后同学们积极报名下乡的情况。

第二场报告会上，我意外地遇见了我们班的“瘸马”，就是他说我们“去农场是为了吃馒头”。

他没有下乡，而是千方百计地留在了城里，并在那个学校当了老师。在欢迎我的人群中我发现了他。他一看是我，目光一愣想溜走，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只好又回转身，尴尬地对从他面前走过的我笑了笑。

为了不再刺激他，我在报告中没有再提“馒头”两个字，完全正面地介绍了自己到兵团之后的情况。我看见他在听，也跟大家一起鼓掌，只是每当我往他那边看时他就低下头。我希望我介绍的情况对他能有所触动，只是不知道此时的他内心作何感想，不知是不是也为当时的过激言辞而难过？

一连做了十几场报告，临走，领队说：“回来一趟不容易，给你一天假，你可以回家看看。”

“是吗，可以回家？那可太好了！”

可是，说完之后我突然想到：“讲用”途中回家？不好吧？排里好几个战士家里有事儿都没回过家，像崔忠浩的奶奶病重他都没回家……

想到这，我突然决定去看望崔忠浩的奶奶。领队无奈地点了点头说：“予平啊予平……”

我拿出那个月省下的伙食费，给崔忠浩的奶奶买了点心和糖果，走了两三个小时才找到他家。

我先向他奶奶、姐姐简单汇报了他的进步和优点，说他比刚去时胖一点了，思想也进步了，很想念他的奶奶和姐姐，等等。他奶奶听了很高兴，一边抹眼泪，一边紧紧拉着我的手，用不太熟练的汉语，颤巍巍地说了一些感谢的话。然后就是恳求我一定要好好帮助崔忠浩，让他快点进步，快点长大。

他的姐姐倒很开朗，说了一些他以前的情况，也说了他脾气急之类，希望我多帮助他。

我们聊了一会儿之后，我就站起身来，说：“请你们放心，我会把崔忠浩当作自己的弟弟一样……”

那天我又给排里的战士买了一些***像章和新出版的***诗词，买了一双水靴。拿着剩下的一点钱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下决心买了一斤糖块，悄悄放进水靴里带回了连队。我想：大伙都很久没吃糖了，就让他们吃一块吧，出了问题我负责。

当天晚上我就上了火车。

回到连队时，孔丽杰第一个看见我，竟拉着我的手不放下，好像怕我再走了一样。接着女生们全都欢呼着跳了起来。

当我把糖果分给大家时，好几个人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也包括柯婷婷。

“保密啊！”

“记着，一定要保密！”

她们互相嘱咐着。

可是，就在那天夜里，小胖含着糖的嘴角被老鼠咬坏了。

“我看看，小胖，都流血了，一定很疼吧？”

“可疼了。”听我这么一问小胖更忍不住了。

“咱们宿舍怎么会有老鼠呢？”

大家听了这句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人回答我。这时，孔丽杰可能怕我再问吧，就对我使了个眼色。我知道这里又有故事了。

“哦，那赶紧领小胖去找卫生员给上点药吧。记住，一定要告诉卫生员是老鼠咬的，让她给好好处理一下，可能得消毒。”

没想到，这点小事儿却给我惹了大麻烦。

连队卫生员是二中老高三的学生，有点“特”。她看了看小胖，漫不经心问道：“嘴角咋破了？自己咬的？”

“要是自己咬的就好了。”孔丽杰说。

“那是谁咬的？”

“是老鼠。”

“啊？哪来的老鼠？”卫生员惊呼道，停下正在拿棉球的手。

“我也不知道。”小胖没往下说。

“老鼠咬的可不得了。你嘴上有什么呀，老鼠咋会去咬你？”

“我含着糖睡着了。”

“瞧你，又是老鼠、又是糖的。你们一排可是连里的先进呀，咋有这么多违纪的事儿？”

孔丽杰她俩一听，觉得事情要弄大，就赶紧央求道：“你先给她上点药吧，明天就好了。我们宿舍也都撒了老鼠药了。”

“上药？老鼠咬的上什么药啊？没听说有的连队被老鼠咬的战士得了‘出血热’，都有生命危险了。”

“啊？”卫生员这话可把小胖她俩吓坏了。

“那咋办呀？”小胖差一点就哭了。

“我说的不是这家里的老鼠，是那野地里的老鼠。”卫生员可能觉得自己不该乱说话吧，于是又把话头收了收：“在家也不得不防啊！万一是野地里跑来的可咋整？”

孔丽杰她俩一听，不得不如实说了：“是这宿舍的老鼠，不大点，因为老鼠屎很小。柯婷婷带来的饼干盒那天忘了盖盖儿，里边就有了老鼠屎，她只好把饼干都扔了。”

“因为宿舍里发现老鼠，柯婷婷都不敢睡觉了。我们还埋怨她，说都是因为她带饼干才招了老鼠，所以那天又吵了起来……”小胖又补充说。

孔丽杰赶紧拉她的衣角制止她。

“嗨，你们这个先进排还真热闹……是不是一会儿也不离开排长的视线啊？”

小胖知道自己说走嘴了，急忙解释：“不是，不是，这和排长没关系。排长对我们可好了，既讲原则，又爱惜我们，这回开会回来还给我们买了……”

“小胖，”真是欲盖弥彰，孔丽杰只好再次制止她，“快点上了药，咱还得回去吃饭、出工呢！”

“还买了糖给你们吃，所以你才被老鼠咬了。对不对？我一猜就是这么回事儿。”

正在这时，孔丽杰回头看见门口还站着两个三排的来取药的战士。从她俩的表情上，孔丽杰感到前面的话她俩可能都听见了。感觉不太妙，回来后就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

“排长，你说卫生员咋那么爱挑事儿呢？以前听别人说她，我还不信，今天我可信了。”

“你俩可不许跟着说。其实卫生员说得也不全错，我买糖时也想到自己违纪了，但又不忍心不给你们买。不要紧，我检讨就是了。”

果然，当天出工回来我去连里说明情况时，指导员和连长他们就都知道了。指导员说：

“你来得正好，正要通知你们班排长来开会呢，你就别回去了。说一说糖的事儿是怎么回事儿？”

我一五一十地做了汇报，也承认了错误，并要求连里进行公开批评、处分。

“予平，当了先进可不能骄傲啊！”指导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还看了我一眼。

可我觉得自己并没有骄傲，我的这种想法可能写到脸上了。只听指导员又说：“不严格遵守连队纪律就是骄傲啊。你想想，如果不骄傲，任何时候肯定都会以连队纪律为重，而不是以同情心或其他什么为重，而把连队纪律放在一边……”

指导员和连长先后都说了我几句，既是批评，也是提醒，更是关心和爱护。我无言以对，心服口服。

“当然，批评是免不了的，也为了给全连一个警示。但是处分就不必了，一会儿在班排长会上说说，你也谈谈自己的想法就行了。大会上只说事儿不点名，否则会被记入档案的，因为大会批评就成一种处分了，我们也要把握分寸的。”

“就是，没那么严重。”副指导员这才吐了一口气，随声附和道。

看到连领导这么关心和爱护我，我反倒更加自责了。

不大工夫，班排长们就陆续到齐了。

三排长蒋志光看我在那，似乎感觉到我挨了批评，就拿出***语录认真地问我：“一排长，你对***语录最熟。我记得***他老人家好像说过‘关心和爱护战士是咱们当干部的责任，应该表扬才对’。你给战士买两块糖也是一种关心和爱护呀？连里的纪律是‘不得自己买糖果等零食吃’，可并没说不许排长给战士买两块糖吃啊？你帮我找找那条语录，我得为你据理力争。”

我赶紧摇了摇头。因为我觉得他话里有话，连讽刺带挖苦，真真假假都有了。心里不禁有说不出的难过。

这时胡林拍了一下蒋志光的肩膀说道：“哎，老兄，有话不妨直说，别拐弯儿抹角的。”

“没有，我是真想帮忙的，只可惜我找不到那条语录。”

可是副指导员还当了真，急忙问蒋志光：“真有那语录吗，快告诉我：在哪？”

“哈哈哈！”大家哄堂大笑。

“你们笑什么呀？”他不解地看着大家。

“哈哈哈！”大家又笑了。

围绕我给战士买糖对不对的问题，指导员要求大家议一议。没想到，会议刚开始大家就争论了起来。三排两个班长先发了言：“我看就不对。咱来这么久了，谁敢吃糖啊？班里战士今早在卫生员那听说后，回去就跟大伙说了，没有人说这是对的。”

“我们班也是，吃早饭时光议论这事儿了。因为上海知青带来了糖果，我没让大伙吃，所以谁也没敢要。不就是怕犯纪律吗？”

“是吧？我也这么认为。因为连队毕竟有纪律呀。如果认为这是对的，那就不如干脆取消这条纪律。如果还承认这条纪律的话，那明摆着买糖就是错的。”蒋志光对他们的班长做了肯定。

“那你刚才咋还说要为一排长据理力争呢？你究竟那句话是真的？”胡林不放过他。

“我进屋看到一排长挺紧张的，就开了个玩笑，想让她放松一下。”

“依我看，这事儿还真得好好研究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全连战士现在都在议论这件事儿。事儿本身不大，但能让大家这么关注，就说明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据我所知，在部队也没有说战士吃糖就是违反纪律的。家属去部队探亲哪有不带点糖啊果的，怎么在兵团就成了违纪呢？我不知道定这条纪律时是咋想的？但如果不符合实际或已经过时了就应该取消。”胡林说。

“我同意我们排长的意见。我看这条纪律有点‘左’，不科学，应该改一改。以前我们班女生肚子疼时去找卫生员，卫生员就说‘咱连里也不让吃糖，可是他们男人不知道，女孩子来例假喝点红糖水才能活血’。她还说‘女子百日无糖不利于健康’。虽然她说的是红糖，但是听我妈说‘长期不吃糖，不管男女，对肝脏都不好’。”

“是吗？还有这一说？”副指导员听得津津有味。

“我补充几句。”孔丽杰看了我一眼说，“首先，我同意二排长和他们班长的意见，因为我认为他们说的是对的。上海知青一来就带来了糖果，他们吃不犯纪律，为什么我们吃就犯纪律？纪律是给所有人制定的，不应该只对老战士。所以我也认为这条纪律应该改一改。”

“我也同意孔丽杰的意见。”巩玉红立即接茬儿说，“大家不应该只听说我们排长买了几块糖就说她违纪了。其实，我们排长是真的关心我们。她用她仅有的那点钱，先给我们买了一些新出的***像章，还有四本新版***诗词，分给我们四个班。她还特意给我们女生买了一双水靴子，下雨天上厕所时公用。她买糖是因为她看到小胖她们对上海知青的糖眼馋，所以就狠狠心买了。她跟我说‘我违反了纪律，得准备检讨了’。难道……”

我急忙拉了一下她的衣角，示意她不要再说了。

“好，我也说几句。我知道，女生一人分了两块糖，因为女生爱吃糖。我们男生一人只分了一块，但大家还都很高兴。那天排长一边给我们分糖，一边还向我们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犯了纪律，就买了一点点，只为给你们解解馋，等有机会回家时再吃吧。’我听她说这话时，心里一阵儿酸酸的……”宋吉贤眼里闪着泪光说。

“这我可没听说，一排长还给你们买了水靴子？怪不得把我的水靴子还给我了……”副指导员也抢着插话。可刚说到这就停下了，好像知道自己多言了，还吐了一下舌头。

接下来，王大力以及其他没发言的班长都谈了自己的看法，而且把焦点基本上都集中到要不要保留这条纪律上了。

正在这时，听见外面有人敲门。王大力从窗户那往外看了一下，站起来说：“指导员，我们班崔忠浩来找我，我出去一下？”

他出去后从崔忠浩手里拿过一封信看了看，就进来了。然后把那封信交给了副指导员，副指导员看后又交到指导员手上。

大家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们。只见指导员抬起头来说道：“好，我给大家念一段。这是一排战士崔忠浩家里来的信，信上说：‘你们的排长来开会时特意来家里看望奶奶，还买了蛋糕和苹果。奶奶就像见到了你一样，高兴得流下了眼泪，拉着她的手不放下。奶奶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她很惦记你，说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你了。奶奶说这话时哭了，我也哭了。你们排长安慰奶奶说：‘放心吧奶奶，崔忠浩一定能回来，你一定能见到他的。’忠浩，奶奶让我告诉你，一定要听你们排长的话，在那好好学习，好好劳动，跟汉族同学好好相处。千万不要再犯倔脾气了，改改你那些毛病，好早点进步。’”

念到这，指导员抬起头来，看着我说：“一排长，听团政治处说，会后给你一天时间让你回家看看，你没回去，说要去看望一个同学。就是去崔忠浩家吧？”

我点了点头，说：“那是我应该做的。”

“好吧，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上都清楚了，一排长的想法大家也都明白了。现在的问题就是那条纪律要不要改？看看谁还有不同的意见？”

……

好半天，都没有人再说话，几个人端着大碗，“哧溜、哧溜”在喝热水。

“指导员，依我看，不如今天就先到这。纪律的制定，都是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变了，修订纪律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儿。但是，得向营里和团里打报告才行。比如以后如果允许家长来探亲了，能不让人家带糖果吗？”连长打破了沉默。

“是啊！”

“就是！”

“啊？连长，啥时候能让家长来啊？”

“我说的是‘以后’……”

又议论了一会儿就散会了。

之后，指导员把班排长会上的情况向全连简单做了通报，大家知道了所有情况之后，议论声也就消失了。但是，谁也不敢妄下结论说这条纪律“左”，似乎都想让时间去见证。

我呢，在大家的一片议论声中，虽然也晃了晃，但是没倒下去。经历了这个过程之后，我似乎从中悟到了一点什么，那就是不能当先进，当了先进就成了众矢之的。但是这种感悟很快就被我抛到脑后去了。

在这种小事儿上当时可以大做文章，但是有些大事儿反倒不能大做文章，只不过不能阻止大家在心里暗做文章。

不久，上级就来人把二排和三排的两个战士调走了，一个去部队当了兵，另一个随父母去了国外大使馆，因为他们的家长都是军人。

他们是在夜里被一辆汽车悄悄接走的，看到的人很少。第二天战士们只是传说了一下，连里也没做任何解释，只说是上级有命令。

人员调动本来不算大事儿，但是在当时那种特殊环境里，这件事儿在大家的心里却像扔了一颗炸弹一样，人们无法平静了。

“原来是可以走的？”

“有门子就能走。”

“那得多大的门子呀？”

“没门子就在这待着吧。”

……

话是不假，但毕竟冰封的大地有点解冻了，不禁使我们扎根边疆的心也有所松动。我也好像又从中看到了一点上大学的希望。

冬天刚刚过去，就开始整理农田、准备种地了。

我门排的任务是在水田里干活，需要先挖土培稻田埂子。接下来就是施肥、放水、平整土地、准备插秧。

这回崔忠浩可有用武之地了。因为我们谁都没干过稻田里的活，连里的老职工已经很少，很多技术活都忙不过来，所以给我们派来的一个老职工也只是讲讲、做做示范，然后就去忙他的活去了。

“这个，我的会。”崔忠浩自告奋勇，“我很小干过，在老家，跟着姑姑下地。”

原来他小学是在农村度过的，因为他奶奶残疾带不了他和他姐姐两个人，他姑姑就把他接到农村去了。等他考上中学后，才把他送回他奶奶身边，因为农村没有中学。

别看他身材不高，但是稻田里的活儿几乎全会，而且来兵团后他身体也渐渐壮实起来了。只见他拿起铁锹，满满地铲了一锹土，把锹一翻，整锹土就全都扣在田埂上了。几锹下来，就把他看准的那块低洼处填得满满的。之后，他又用铁锹使劲儿拍了拍田埂子的两面，说：“要拍实它，放水才不会塌陷。还要修整齐才好看。这段儿粗、那段儿细的不行。”

“嗨，忠浩可以给咱们当技术员了。”王大力高兴地说。

“是啊，你倒提醒了我，咱们就让崔忠浩指导咱们修水田吧？”我的话音刚落，大家就鼓起掌来：“好！”

“那就这么定了，崔忠浩，就不分给你地段了，全排的技术活都由你指导，你多跑着点，一定要指导到位，确保咱排顺利完成任务。”

“是！排长，我的知道！”

“哈哈哈！真逗，一着急就又说起母语来了。”

这话被崔忠浩听见后，他又郑重其事地重新说道：“是！排长，我、知道了，一定、完成任务！”

“这小子……”

那些天，还真把崔忠浩忙坏了。一大片地，他从东跑到西，又从西跑到东，刚教过的地方不放心，就再跑去看看。关键是他在哪都自己动手做示范，不教会不撒手。小胖和柯婷婷几个女生力气小，既铲不了一大锹土，又翻不到田埂子上，往往要撒掉一些，只好再撮起来倒上。

崔忠浩最不放心的也是这一点，就急忙跑过去，说：“这不行！这样的土太松了，拍不实的，一来水就冲垮了。”说着他就一锹一锹地铲个没完。

“忠浩，快过来，看看拐角这块怎么弄？”

“快去吧，那边喊你哪。”小胖也催促他。

“来的，来的！”

“忠浩，先来这边看看。我这段刚才还好好的，这一会儿工夫咋又塌了？”

“你的再等一等，大力那边等半天了。”

“我的不等了，快点吧。”有人学他说话。

……

那几天，崔忠浩还真成了香饽饽，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经常满头大汗，也顾不得擦，用袖子抹一抹就算了。有一次汗竟流到眼睛里，都辣出了眼泪，他还笑笑说：“不是哭，不是眼泪，是……”

“不是眼泪是什么？”宋吉贤逗他。

“是，是眼泪，可是、不是哭的眼泪……”他还真有点掰扯不清了，结果又把大家逗笑了。

“照顾照顾的，照顾照顾的……”那几天，崔忠浩走到哪都这么念叨着。

“‘照顾照顾的’，你要‘照顾’谁呀？是我吗？”邢志国拿他打趣道。

“不是你的，是、是……”

“是谁呀？”

“女战士的。”

“哈哈哈！”

“她们力气没的。”

“又来了不是，一着急就来母语。”

工地的气氛很活跃，唱歌、说快板，把崔忠浩编成故事讲，大家的心情都很好，也就不觉得那么累了。

不到一星期，我们就把那块稻田埂子全部弄完了，远远看去，就像在一张很大很大的纸上画满了“田”字方格，整齐美观，连老职工来看了都说好：“不错，的确不错，没想到你们还挺有本事。”

“多亏了崔忠浩这小子，要不然我们还真弄不好。”宋吉贤拍着崔忠浩的肩膀说道。

崔忠浩被大家夸得不好意思了，连忙摆摆手：“不是我的，是大家努力。”

“哈哈哈！”

接下来就是施肥，这活不难，只要肯出力、不嫌脏就行。

春天风很大，经常把粪土刮起来落到人们的头上、脸上。孔丽杰、巩玉红带领女生用头巾把头发包得严严的，免得每天回去都得排队打热水洗头发，很麻烦。

施完肥后，连长对我说：“明天用不用再给你们派一个老职工过去，教你们怎么放水，可别把好不容修好的田埂子都冲塌了。”

“崔忠浩不是会吗？”副指导员问道。

“万一这里的要求和他知道的不一样呢？”

“也是，要不我也跟你们一起去放水吧？”

我没吱声，因为那不是我该回答的问题。

“行啊，你跟一排去看看也好。”连长答应了，“稻田里的活以前你也没干过吧？”

“没有，我家那都是旱田。”

水渠开闸放水还挺有意思的，男生都争抢着去开闸门，可是女生就不敢靠前了。

“排长，我们还是在地里等着水流过来吧。不过得让崔忠浩告诉我们怎么把水分开？”

“好，等老职工跟崔忠浩交代完了，就让他过去。”

“忠浩，女生那边的让你去。”邢志国又逗崔忠浩。

“呀？我的这边先看看。”

“呵呵！”

从干渠闸门那往下来，战士们一个挨一个站在水渠两边，静静地等着老职工走过来帮着王大力和宋吉贤他俩打开闸门。

就在这时候，王大力跟已经混熟了的副指导员开了个玩笑：“指导员，你快下令啊？”

“啊？这还得下令啊？”

“你没听说有个顺口溜叫什么来着……”

“领导一句话，敢让山趴下。”邢志国抢先说道。

“领导一声吼，敢叫水倒流！”接着王大力班的几个战士一起说道。

“嗨！大力，看我一会儿不把你扔进水里才怪！”副指导员脸红红的，拿起锹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哈哈哈！”

我也笑了，不知道他们从哪学来的这俏皮话。

老职工跟崔忠浩交代完后，走过来对王大力和宋吉贤他俩说道：“准备好，咱们现在就开闸放水！”

……

“啊，水来了！水来了！”

看到清澈的渠水“哗哗哗”地从闸口放出来，直奔水稻田边的小水渠，大家乐得呼喊着鼓起掌来，接着又都跟着流水向前跑去。

崔忠浩站在小水渠那指挥大家，用铁锹把流水一点一点地引进每块稻田池子里。

“水的不能太多，让土和粪泡一泡，地平整好了再多多放水。”他不厌其烦地挨个儿嘱咐，跑来跑去地把这话说了一遍又一遍。

我对崔忠浩说：“不要累着，撑不住了就休息一会儿。”

“没有的，很好，我能干。”

“你的汉语最近怎么又退步了？”

“没有的，着急就忘了，我的改。”

“你看，什么‘你的’、‘我的’，把那个‘的’字去掉就好一点。”

他歪着头想了一会儿，笑了：“明白，明白。”

副指导员也听见了我们的对话，补充说：“这是习惯，越不注意越容易习惯，一着急不知怎么说好了还会口吃。我在部队时一个朝鲜族战士，我们天天纠正他，他就习惯说汉语了。”

我们正说着，突然听见柯婷婷大声惊呼：“哎呀！快来人啊！”

我们都急忙跑了过去。

“啊！不怕，这是鲇鱼。”

崔忠浩说着，举起铁锹就砍了下去，喷出一股鲜血，刚好溅到低下头去看的副指导员脸上。

“哎呀，都溅到我脸上了。”他掏出手绢一擦，“咋是血呀？”

“对不起，指导员，我没看见你的。”崔忠浩急忙道歉。

柯婷婷等几个女生见状也不害怕了，都捂着嘴偷偷地乐。

这时我才看清，那是一条很大很黑的鲇鱼。

“哎呀！”我本想说：“多可惜呀，把它放到水里让它走吧。”可是，我没往下说，我怕我的话会让崔忠浩心里难过。

“这水里鱼很多，指导员，抓鱼给食堂的行吗？”崔忠浩问。

“那得问问连长。”

“这鱼三四斤，扔了可惜，开了它……”说着，崔忠浩又拿起铁锹，在鱼的腹部一划，冒出来一大堆鱼子。

“饭盒的，饭盒的，快拿来。”

“多脏啊！”柯婷婷说。

“不脏的，装回去放在火炉上，一会儿就熟了，很香的。”崔忠浩说完又想起了什么，“啊，放点盐，我以前干过。”

那条鱼子装了两饭盒，给女生一饭盒，副指导员一饭盒。

“指导员，这回没白来吧？”我头一次打趣他。

“什么‘没白来’，就这个呀？”

我看见孔丽杰正笑呵呵地看着我，就学崔忠浩的样子举起铁锹又砍下去。孔丽杰马上心有灵犀地说道：“是啊，指导员，你这回可是‘一举两得’呀！”

“得了，还说呢，你看我这脸，都花了吧？”他还没听明白。

“所以才说你是‘一举两得’呢！脸上和饭盒里都没空着。”我说。

“哈哈哈！”听到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好啊，你们竟拿我开心……”

那鱼子真的很香，女生班一人一点，连柯婷婷都跟着吃了。

那些日子，崔忠浩的单纯和善良感动了许多人，他跟大家的关系也近了很多，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隔山隔水的了。

直到插秧结束，连队才给我们几天时间休整。

这次劳动总结时，指导员和连长都来了。他们带着满意的表情听着大家的发言，最后连长高兴地说道：“老职工几次跟我说，你们干得真不错。没想到，新来的学生竟会干水田的活。你们包了水田，他们十几个老职工才腾出手来干完了果园里的活儿。要不然，今年水田和果园这两个地方他们无论如何也忙不过来。老职工还说：那个叫崔忠浩的战士对水田的活很熟，也肯出力，没少挨累，应该表扬。我和指导员也商量了一下，建议你们在评比中考虑这一点。”

大家听了连长的话都鼓起掌来，尤其是王大力和小胖，别人都停止了，他俩还在鼓掌。我估计，王大力是在为自己班有这样的战士感到骄傲。那小胖呢，一定是崔忠浩没少帮她干活，她是被感动了。

果然没出我所料，散会后，小胖特意对我说：“排长，这回选先进时一定别落了崔忠浩啊！我举双手赞成他。因为他不光帮我，女生这边他都没少帮，中午不休息也来教我们插秧，这你都知道的。”

“小胖，放心，这一点大家都看见了。”

“其实，小胖以前最看不上崔忠浩，这回还真改变了。前几天我看她还帮崔忠浩把农田鞋刷洗干净了，晾在稻田埂子上。”孔丽杰悄悄对我说。

“哦，是吗？那天我看见她中午在晾晒一双鞋，还不知道那是崔忠浩的。可是，那双鞋好像不大呀？”

“崔忠浩的脚也不大呀！”

崔忠浩顺利地当上了先进，把他乐得当晚就给他奶奶写信报告了这事儿。

听王大力说：“他还在信里说，一定要告诉他的姑姑，是他的姑姑强迫他去插秧，才学会了那些农活。那时一累了还埋怨姑姑，现在才知道姑姑是为了他好。”

休整那几天，按照连里要求，我们把落下的军训课也补上了。因为稻田里的活儿时间性强，那两个排都按计划进行了军训，只差我们了。

那天，大家一听说军训，嘴都乐开了花。尤其是男战士，早就盼着打靶了，女生虽说也想拿枪，可就是有点害怕。尽管如此，经过几天休整，大家精神头都很足。

营里给我们派来了一个现役军人，一切都归他指挥。仅仅三四天时间，就完成了所有科目，只不过加了两个夜班，因为大家都觉得夜间急行军很过瘾。

最后那天下午，我们还乘兴排练了两个新节目，准备“七一”庆祝活动时向党献礼。

那些日子，因为所有节目都是自编自演，所以都有了一点文艺细胞。于是王大力和宋吉贤他俩就合编了一个小品：“打倒美帝苏修”。挺有意思，男生班基本全上场了，因为谁也不想只当观众。尤其是王大力和崔忠浩，他俩竟自愿扮演美帝苏修，那模样还真有点像。

另一个节目是孔丽杰和巩玉红要求我给她们写的诗朗诵。她俩说：“男生都要有节目了，咱女生咋办？不能落后呀。”

“那好吧，我就写一篇‘练兵场上’吧。”其实军训那几天，我被大家的激情感染，早就想写一点什么了。

集合——似闪电，

前进——齐刷刷，

冲锋——赛蛟龙，

突刺——杀！杀！杀！

练兵场上——

军号哒哒，

兵团战士——

容光焕发。

再打一个十环，

又砍倒一个活靶，

“屯垦戍边”号召震四海，

手榴弹遍地冒火花。

生产战线突击手，

练兵场上当行家，

建设祖国保边防，

战旗一挥呼啦啦！

那年秋天，老天爷还真给我们面子，迎来了我们到那的第一个大丰收，而且水田和玉米又是我们战士亲手耕种的。只有小麦是机耕，但是拖拉机手中也有我们战士。因此，大家别提多开心了，看着黄澄澄的稻谷，闻着田间散发出来的阵阵谷香，到了收工时间还不想集合往回走。

因为没有山，大片、大片的庄稼地尽收眼底。与在家时见到的农村区别可太大了，不仅整齐平坦，而且恢弘开阔。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大”。大片的土地，大片的庄稼，大片大片的丰收景象，令人心旷神怡。

我们连的麦田北边就是我们耕种的水稻田，南边是我们的玉米地，玉米地紧挨着我们连的老职工宿舍。西边是沼泽地延伸进来的一个菱形角，这个菱形角的西边是二连的大片麦田，西南面则是还没开发的大片沼泽地。沼泽地里长满了芦苇，那一望无际的芦苇穗迎风飘呀、飘呀，白里透黄，很像美丽的童话世界，不能不叫人充满遐想。

那几天，我们排被安排在麦田里干活。望着那已经成熟的大片小麦，乐得我们几乎都跳了起来。

我们的任务主要是等收割机把麦穗割走之后，我们再把麦秆割下来，一堆一堆地集中后点火烧掉它。因此好好看着那火才是最重要的，必须等火彻底熄灭了才能走人。

看着那收割机没有割净的和掉在地上麦穗，大家都很心疼。于是，柯婷婷和小胖俩人就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捡拾那些被遗失的麦穗。

她俩很认真地一个一个捡，不大工夫就捡了一小堆儿，然后脱下外衣兜着。我走到那时看了一眼：真不错，大部分没有麦秆，只剩下颗粒饱满的穗头了。

收工时，柯婷婷问我：“排长，地里还有呢，我和小胖能在这再捡一点再回去吗？”

“明天再捡吧，不然这么一大片地里就剩下你俩，不安全呀。”

“明天不是要点火烧那些麦秆吗？那就会把麦穗也烧了，多可惜呀。”

“可是你俩捡回去打算做什么呢？”

“我想把它晾干了，搓下麦粒，回家时带一点给妈咪看看。”

“要不，在水房那炉子里一烤，就爆成米花儿了，可香了，比馒头都香。昨天我们就吃了。”小胖又补充道。

“哦，我说昨天咋看见你嘴上黑黑的，原来是吃烤麦穗吃的……”

小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又说：“真的，排长，不信今天再烤一点你也尝尝。”

哎，我想，她们毕竟还小，这里又不许吃零食，时间长了难免嘴馋。可是，那也不能留在地里。

“还是明天再捡吧，咱排得集体行动啊！”

“小胖！”

这时我听见一个声音从后面传来，回头一看，原来是崔忠浩跑了过来。

“小胖，给、给你。”说着，他气喘吁吁地从口袋里往外掏。原来他也捡了好多麦穗，都揣在自己的衣裳兜里。看来还是特意给小胖她们捡的。

“这回可不少了，崔忠浩真好！”柯婷婷乐得忙把那些麦穗收拾起来，包在衣裳里。

那天晚上她们还真给我留了一把爆米花儿，看着她们手上和嘴上都留下了黑灰，一个个还笑呵呵的，我也挺高兴。

“好，明天我也帮你们捡麦穗。”我说。

“也给崔钟浩他们送一点去吧？”柯婷婷对小胖说。

“给他他也不一定能要。等明天捡多了，再给他们男生吧。”小胖边吃边说。

第二天，午休时大家都加入了捡麦穗的行列。为了能让大家休息一下，下午好点火焚烧麦秆，我只给他们半个小时时间。不过，这半个小时也比昨天捡得多多了。

“好了，好了，可不少了。别捡了，再捡就拿不了了。”柯婷婷和小胖都知足地对大伙儿说。

接下来，我们也开始焚烧麦秆了。还好，那天风不大。但是我还是一再嘱咐各班班长：“一定要做到应烧尽烧，有火不离人，火灭再走人。反复检查，连一点火星也不能留！”

这可能是大家最愿意干的活了，点燃了麦秸，也点燃了大家的童年。

“噼里啪啦！”

“噼噼、啪啪……”

冒出火苗的麦秸堆里不时传出爆米花儿的声响，像音乐一样动听。大家乐着、忙着，还不时把那些没割净的麦穗从燃烧的火里抢救出来。

看着那一串串麦粒爆出的白色米花儿，大家嘻嘻哈哈地，也不管烫不烫，就往嘴里塞。弄得嘴上、脸上、眉毛头发上都灰涛涛，还乐不可支。

“可得看好火呀！”

我嘱咐着她们，又去看别的火堆。

为了不发生意外，我和几个班长反复商量，最后决定用我们的水桶去沼泽地里取水把余火浇灭，否则没办法放心收工走人。

即便这样，最后一天还是发生了火灾。

虽然那火灾并不是发生在我们连的地块里，但是这一点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接到连里紧急命令时已经快半夜了，大家都很紧张，也有点害怕。

指导员先领着男战士一起背诵了***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然后，连长下令：

“各排把身体不适的留下，其他随我出发。”

这时，只听王大力喊道：“崔忠浩，你留下！”

“不！”

“连长，崔忠浩感冒了，还在咳嗽。”

“没感冒，我、好了！”崔忠浩说这话时还捂着嘴，发出“咕、咕……”的声响，把咳嗽声压到最低。

“留下！留下！”连长来不及再说别的，带着队伍直奔火场。

王大力一把抓住崔忠浩，用力推出了队伍。可是崔忠浩又尾随着队伍跑去了。

我们女战士由副指导员带队随后出发。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明知火烧人，偏向火海冲！”

这就是那个年代大家一致的信念，我们一边向前跑嘴里还不停地喊着。

那火场远看就在我门连队的麦田那，我不仅感到十分担心，恨不能马上跑到那。

那天有风，夜里风虽不算大，但火苗也一蹿就蹿出很高，而且早已连成一大片，分不清是麦地、玉米地、还是芦苇荡了，更别说是不是我们连队的地块了。

还没到达火场，老远就感觉到热浪袭人。可是当我们跑到火场才发现火场太大了，根本没法下手灭火，连团里派来的救火车都派不上用场，只能来回运水。

火势连成片，把黑夜照得通明。从各连调来的人马没法统一指挥，火光里只见一队队战士拿着铁锹、水桶，有往西边跑的，也有往东边跑的。还有一些人不停地从沼泽地里取水，我们就加入了取水的行列。因为白天我们取过水，路径熟，所以很快就把我们连麦田里仅剩下的几垛麦秸都泼上了水。

这时我才发现，这火不是来自我们连的麦田，因为延伸进来的那一段沼泽地芦苇正在燃烧。估计那火不是来自芦苇就是来自芦苇南边二连的麦田，这时我的心才稍微踏实了一点。

可是，火借偏南风正在向偏北方向蔓延，烧完芦苇将很快烧向我们连的玉米和水稻，紧挨着连队老职工宿舍。

“快！打火道！”

“打火道！”

……

一时间，这个命令在灭火的人群里传来传去。可是，我们第一次灭火，不知道该怎样“打火道”。

“割芦苇。快！拿刀割芦苇，把芦苇割光了，火就烧不过来了。”

“快，谁那还有镰刀，都拿来，给男生送去！女生马上往玉米地和稻田运水！”

我就带着女生跑向沼泽地取水运往玉米地。

这时沼泽地的芦苇已经烧去了一半。在那里割芦苇是迎着火头，不仅大火烤人，而且浓烟呛得人们都喘不过气来，万一大火烧过来了而人还没来得及离开，那就出不来了。但是男生们一个个都奋不顾身地下到沼泽地里割芦苇。

“快！一排两个班随我去中间打火道，二三排在我们两边。”连长命令道。

我一看，中间火势最猛，而且中间水也最深。看着他们迎着火势往前冲，我顿时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觉。

“连长，如果大火烧过来了，你们可早点撤出来呀！”

也不知道连长听见我说的这句话没有，只见他一步上去就把崔忠浩给拽了出来。

“去！你去两边，不要去中间！”

不料崔忠浩趁天黑连长说话时又钻了进去，而且是火势最猛的那一段。

“注意：打火道时，一定要踩塔头墩，千万别滑下来……”

连长大声嘱咐着，可是现场很乱，“噼里啪啦”的着火声混杂着人们的喊叫声，根本听不清，一点办法都没有。

……

副指导员见我一副不安的样子，就说：“在沼泽地里打火道，泥水时深时浅，速度很慢。泥水里那种叫作‘塔头墩’的东西往往连成片，踩在上面水虽然浅一点，但是很滑。如果滑下来，就会陷进深水里，弄不好还会越陷越深，那就麻烦了。”

他本想安慰我，可是我听后反而更紧张了。

“战士们都不知道这些，还单凭一股热情哪里危险往哪里冲，可咋办呢？”

“没办法，快去运水吧。”

我只好带着女生离开那里，跑去运水。

……

一个多小时后，火道终于打成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着大火被消灭在沼泽地里，离地边也就二十几米远，不仅保住了我们的玉米和水稻，更重要的是保住了我们连队的宿舍和营房，大家都高兴得欢呼起来。现场喊叫声和口哨声顿时响成一片。

“快！清点人数，清点人数！”

只见不少男生又累又饿得都躺在地上，他们的脸已经被烟熏火燎得认不出谁是谁了，女生就去端水让他们洗脸。

“不洗，不洗，先歇歇……”他们拒绝道，累得谁也不想爬起来。

“看不清，就点名吧，看看还差谁？点到的不用站起来，答应一声就行。”说着，我就从一班开始点名。

“王大力？”

“到！”

“马云龙？”

“到！”

“邢志国？”

“到！”

“崔忠浩？”

“崔忠浩？”

“崔忠浩？”

没听见回答，我对孔丽杰说：“记住，崔忠浩不在。看看还差谁？点完名一起找。”

……

结果，少三名男生。

王大力和宋吉贤听说缺三名男生，吓了一跳，爬起来就跑去沼泽地边上找人。我也跑了过去。

“崔忠浩？”

“丁向阳？”

“梁玉明？”

……

大家大声喊着他们的名字。

指导员听说我们排少了三名战士，也跑去帮着找。结果在沼泽地边上先找到了丁向阳，他陷在泥水里拔不出脚来了。

“不要动，你越动就会越往下陷……”说完，连长看看身边没有能利用的东西，又说，“大家脱下几条裤子吧，连接起来，一头扔给他，把他拽上来。”

……

这办法还不错，丁向阳被拉上来了，可是崔忠浩和梁玉明呢？

大家又分头去找，很快在三排那找到了梁玉明，他累晕了，跑错了地方，躺在三排那睡着了。

“只差崔忠浩了，快点找吧……”我有点不祥的感觉，因为各排的人员都集中得差不多了。

“崔忠浩？”

“崔忠浩？”

“崔忠浩？”

……

现场呼叫声响成一片，却没人答应。我们只好又把人分成三队，大家分头去找，结果还是没有。

指导员和连长把我们排男生都找到一起，交流了一下情况后，觉得不好。只听连长说：“估计崔忠浩很可能还在沼泽地里。有一段防火道割得很快，我看都快到二十米了，就喊那个战士：‘不要再往前割了，火头快烧过来了！差不多就撤吧！’可是他却说‘再割一点儿！’这个人如果不是你们，那就是崔忠浩了。”

连长说到这，难过地低下了头。

“但愿他能坚持到现在……一排长带一部分人留下，其他人由副指导员带队回连待命！”

我们留下来的人站在沼泽地边上，几乎不眨眼睛地向里边张望着。都希望自己能够第一眼就看见崔忠浩在水里站着的样子，看见他还像往日那样笑呵呵地说着什么。小胖更是挤在我们中间，一动不动地看着里边。

天渐渐放亮了，渐渐能看见一些被烧焦的芦苇漂浮在水面上，也渐渐能看见露出水面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塔头墩”了，可就是不见崔忠浩的影子。

这时，只听连长喊道：

“都过来！都过来！你们往那里看！那……我手指的地方，防火道最深处，在水面上……”

“啊！好像有一个人头？……”王大力不敢再往下说了。

“是，一定是……”

“崔忠浩？”

“崔忠浩？”

……

大家都冲着那里使劲儿喊，可就是没有应答声。我的心都快坠落下去了，想尝试着走进去拉他出来。小胖也想和我一起去。

“不行，一排长，你可不能去！谁也不能下去！都必须按我的命令行事！”连长忙制止我们说。

“再等等，天再亮一点，如果确定那就是崔忠浩，咱们再想办法把他拉出来，只要他还……”指导员是想说“他还活着”，这也是我们最想说的话。

天亮了，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就是崔忠浩！”

“是，没错，就是……”

“可是他怎么不动弹呢？”小胖说这话时都快哭出声来了。

只见泥水已经没到了崔忠浩的脖子，只有他的头还露在水面上，没有任何动静。

……

连里马上运来了木桩和木板，并找来了最有经验的老职工，借助水里的塔头墩搭成一条木板桥，还不到八点钟就把崔忠浩弄上来了。可是，据医生判断：大约五六个小时前他就已经停止呼吸了。

连里顿时哭声一片。

接下来那几天几乎成了全连最悲哀的日子。虽说连里出了英雄，虽说连里出了烈士，虽说连队因此壮举而出了名、成了先进，可是，那代价太大了！那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可是大家都不敢这么说，都把这悲哀藏在心里，表面上还得骄傲，还得引以为豪，还得配合团里的宣传干事介绍崔忠浩的先进事迹。

而我则是最悲哀的一个了。我有口难言，因为心里苦森森的，嘴里也就说不出那些美丽、豪迈的词汇。

尤其是当崔忠浩的姐姐来到连队时，我竟比她哭得还厉害：“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照顾好你弟弟……”

“不，是你把他培养成先进……”

“是的，没错。可是，如果他不是先进，你就还有弟弟。如果他不是先进，你奶奶也……”一想到崔忠浩的奶奶那颤巍巍、满眼热泪的样子，我说不下去了，她也哭了。

尤其是崔忠浩的姐姐看到小胖她们宣誓“一定会继承崔忠浩的遗志……”时，她的脸上还带着些许笑容。可我知道：她的心和我一样，一定也在流泪。

当时我不断在深深地自责：为什么要让他当先进？当先进就得牺牲吗？究竟“先进”重要还是生命重要？如果他不是先进，他就不会挣扎着一定要去打防火道，也不会坚持去火势最猛烈的地方，更不会“明知火烧人偏向火海冲”了。哎，……都怪我！

不久，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本来是我盼望已久、追求已久的一大愿望，大家也都纷纷向我祝贺，可是，一想到有人牺牲，我就兴奋不起来。

那年冬天过得也不平静，一件又一件事情接连不断地发生。一些新的知青不断从上海、杭州、哈尔滨等地被分配到这里。我们要接待他们，要带领他们学习***著作，还要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要让新老知青处好关系。

还没等平静下来，连里又接到了上级的命令：师部机械厂和团里的汽车连都在扩大，需要从我们连队抽调一部分人过去。

这对大家来说可是天上掉馅儿饼了，人们的嘴上都乐开了花，渴望着馅儿饼能掉到自己头上。

可是，大家心里也都明白：连里不会让那些先进和听话的人走。

于是，蒋志光和他的一个班被调去机械连，胡林也带着一个班去了汽车连。我们排一个人也没走。大家虽然表面上还很高兴，说：“多好啊，咱们还能在一起。”

但是我知道，这话是苦涩的。其实大家心里都发毛了，只是不敢表白而已。表白了，就等于说自己不愿意扎根边疆，那可是莫大的罪过。

因为两个排长要走了，于是王大力被提拔为二排排长，宋吉贤当了三排排长，都配备了一名副排长。孔丽杰给我当了副排长，巩玉红去食堂当了上士。

于是我就找到连里，想让孔丽杰接替我当一排排长。可是连长却说：“这事儿别急，还有机会。”我也弄不清他说的是啥意思，只好如实跟孔丽杰说了。

孔丽杰并没想这么多：“排长，你可别走！我可不要当什么排长。”

那天晚上，胡林走前还特意找我说：“予平，我要走了，很想跟你聊一聊。”

“走是好事儿，我还没来得及祝贺你呢！”

“还祝贺什么呀，能留在这其实也挺好。”

“真的吗？”

“当然。我有几句话一直没跟你明说，我、我、本想、和你一块留在这，或者你和我一起都离开这。可是，可是我没能力办到。你不怪我吧？”他的声音很小，我都有点听不清楚。说着，他还低下了头。

虽然没听清，但是我也并不想多问，只是高兴地说：“不会，我为你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怪你！”

“真的吗？那就好。不过，我一直想问问你……”他又抬起头来，“我，前些日子就想问了，可是，……现在、其实现在再问也没什么意义了。算了……”他吞吞吐吐地欲言又止，以前他说话可不这么不痛快。

不过，从平时他对我的态度上，我大概知道他要问我什么。他不敢明说，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绝对不许谈恋爱的。我想，你留在这我都没动心，如今你要走了，而且是去好地方，我怎么能见好就上呢？放心吧，我不会给你出难题的。

这话虽然是真的，我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口，我不想让他带着遗憾的心情离开，还是让他高高兴兴地走吧。于是我说：“谢谢你，谢谢你一直支持我、帮助我。我很高兴在这认识你，当然更高兴你能有更好的前途。”

“真的吗？”他听我这么说，似乎松了一口气，慢慢抬起头来看着我。这时我才发现：刚刚二十三岁的他都长出连鬓胡须了，配上他那高大的身材，还是很有男子汉气概的。

“如果以后，你也有机会离开这里，希望你能告诉我。”

“一定！一定会告诉你。”

我虽然这样答应着，但是心里却想：没那必要了，因为我还想上大学呢。你走了，也许我会轻松一点，起码不至于一见到你我就紧张。

“副指导员会高兴我离开这的……听说他还跟连长推荐我去汽车连当排长。”听他说这话，似乎还想试探我什么。

“是吗？我咋没听说呢？”

“千真万确，指导员告诉我的。”

“哦！不过，对我来说你走不走好像和他都没有关系。”

“那就好……”

他没有任何遗憾地离开了这里。临走，全连都在路边给他们送行，许多人都流了泪。只见他最后一个走过来，把一个行李一只手扔到车上，然后抬腿一跃就跳了上去。上车后他不断地回头张望，然后把目光停在了我这里。我也冲他摆了摆手，汽车就开动了。只见他还不时地回头张望。我又摆了摆手，喊道：“一路平安！”

第三天晚上，副指导员把我叫到了连部。先看了看我的表情，似乎想看出一点什么，可是没有。于是他高兴地说道：“找你来没别的事情，指导员和连长去团里开会前，让我了解一下战士们现在的思想状况。是不是有点不稳定啊？”

“那是肯定的。大家都是一起来的，一下子走了这么多人，又来了一些新人，连我都有点那个了。”

“‘那个’是哪个？不过，你可不能动心。你没看见你们排一个人都没走吗？我们把胡林都放了，也没敢动你们。你知道为什么吗？”他紧盯着我说。

“不知道。”

“不知道吧？就因为你们是连里的根。再说，这新来的还得全靠你们带呢！”

又说了几句话，我就想走。

“别啊，正事儿还没说呢。”

“啊，你是问我们排战士的思想情况吧？还好，都经历了这多事儿了，多少都有一些思想准备。只是心里不太平静，这完全可以理解，过几天就会好起来。”

我给他举了几个例子之后，他又问道：“小胖怎么样？听说崔忠浩那事儿对她打击挺大的……”

“小胖跟崔忠浩一样，都没妈，谁给点温暖就感动得不得了。现在，她已经觉得自己曾经有一个英雄做朋友，骄傲得不得了呢……”

接着，他又问了孔丽杰、任志玲、柯婷婷等人的情况。正说话间，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

“谁呢？”副指导员说着拿起了听筒。

“啊，指导员，是我，我正在向一排长了解战士的……”

“先不说这个了，有个急事儿，我先跟你说两句……”我刚听到这里，副指导员就捂着话筒转过身去，好像不想让我听见。

“那我先走了……”于是，我对着他的背影打了个招呼，就走出去了。

刚走出十几步远，就听见副指导员在后边喊我：“予平！予平！你回来！”

“怎么了？”

“快点，指导员让你自己听电话。”

我见他说这话时脸色发白，心里不禁一阵儿紧张，几步就跑进了连部。我拿起电话：“指导员，我是何予平，您是找我吗？”

“是，就是你。我刚才跟春亮说了几句，大概意思他都知道了。你现在马上就到团里来报到……”

原来是团政治处宣传股调我去当干事，而且当天晚上就得乘火车去兵团总部。先在那里集中，参加一个地方的大型文艺创作活动。据说这事儿团里已经跟连里讲过两次了，可是连里就是不想放我走。因为上面催得急，不能再拖了，团政委只好下了命令。

……

不用说，这事儿无论在我、还是在排里、尤其是在女生班我们都感到很意外，甚至都没来得及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我就拿起仅有的一个小行李，在战士们疑惑而又依恋的泪光中，急匆匆地离开了那个我再也没有回去过的“军垦一连”。

后来，林子明给我寄来一封信。信中谈到下乡问题时还引用了一段话：

“有人讲知青下乡毁了一代人，也有人用少数知青的经历来渲染知青的悲惨。实际上，只有当年的大多数知青们最有发言权。如果不带偏见地来看待***当年的指示，就要承认***的指示是正确的。当年的知青们因为有了在农村的锻炼，大多在后来的人生路上变得更坚强、更能干事业。”

而我在回信中却对他说：

“虽然我也不知道你说的这段话出自哪里，但是，我知道，这话只说对了一部分。因为：‘悲惨’虽然说不上，但是，如果我们高中毕业就能直接上大学，对社会的贡献肯定会更大，很多人的人生也会更精彩。”

（三）

那次出去搞创作回来后，我就被留在了团部。我们团部离县城很近，离我们的连队却很远。

不久，使我没想到的事儿又出现了。

一天中午，我正在办公室偷偷看末代皇帝溥仪写的《我的前半生》，十六开手抄本，很漂亮的蝇头小楷，是办公室老张悄悄给我弄来的。他还弄来一本瞿秋白写的《多余的话》，“可不能公开呀！”他一再叮嘱我说。因此，我不敢在宿舍看，更不敢上班时间看，只能一个人私下阅读，看得很入迷。

突然，我听见轻轻的敲门声。吓得我忙把书藏到抽屉里，顺手拿起一张报纸，假装阅读着。

“进来！”我头也没抬地喊道。

门开了，似乎人走进来，但却站在那里不动了。为了装得像一点，我还是没抬头，继续翻看报纸。

“何予平！”

“啊！是叫我吗？”我仍没抬头。

“我是……杨雨生，你还记得吗？”

“啊？杨雨生，他在哪？”

抬头一看，我愣住了。是杨雨生，就是那个杨雨生！我曾经想起过的杨雨生。

“你，怎么来了？”我忙给他搬椅子，倒水。

“来看看你。以前听说你在这里的一个连队，因为太远了没去看你。现在你调到县城附近，可太好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我一直都知道你在哪。”

他的回答令我无话可说。

这时我才发现：同学时期的杨雨生，已经比之前成熟、也更阳刚了。不知为什么，我一见到他心里就高兴。虽然他不善言辞，也没有多少知识。但是，他透明、纯朴，无论什么时候跟他说话、办事，都会觉得轻松，而且可靠。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他说他得回去上班了，他是骑自行车过来的，如果我愿意的话，以后他会常来。

“怎么会不愿意呢？只要我在这，你什么时候来都行。”

原来他是今年刚从省粮食学校毕业，被分配到这个县粮库工作的。他爸爸本想让他回老家工作，可是那里不缺人。他若一定要回去，他爸爸就得提前退休。没办法，他只好服从分配，学校说来这里也算是支援边疆建设了。

之后不久，我又收到了林子明的来信。信上说：他已经入学三个多月了，虽然是工农兵学员，但是能够上大学，他已经非常知足了。

“那当然，如果我也能上大学，不管什么学校，我都知足！”我回信给他说。

“别急，你会有好运的。真的，我有预感。”

……

就这样，我们之间的信件虽然话语不多，而且跟以前一样多是探讨学术问题，但是你来我往的最少两个月一封，也算是聊天了。

又是一个星期天，我在办公室里看完林子明的来信，他在来信中又提及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一些观点，我不能完全同意，就提笔给他回信。这时，杨雨生来了，手里还提着一只装得鼓鼓溜溜的蓝色套袖。

“你来了，快进来！”

“你礼拜天也不休息呀？”

“休息和不休息都一样，反正都没别的事情做，在办公室看点什么、写点什么反倒自在。”

“那倒是。你还跟以前一样，就是喜欢忙公家的事儿。”

“不忙公家的事儿，咱自己也没什么好忙的啊！不过今天不是忙公事，是在给林子明写回信。林子明，你还记得吗？”

“记得。那时候他看不起我这个淘气包子，还经常挖苦我。”说着，他苦笑了一下，“不过，想起来也挺好玩的，那正是一个淘气的年龄。”

“真的，今天要是让你淘气，你也不会了。儿时的回忆往往是最美好的。”

“你还是那么、那么……”他好像不知该怎么表达了。

“你是想说我还那么爱咬文嚼字的吧？”

“也不是，我想说你的思想还是那么深刻，一说什么就能说到点子上。可我就不行，大老粗一个。”

“你有你的长项，单纯、透明，给人一种可爱而又安全的感觉。”

“是吗，你真是这么想的？那可太好了，我没白来找你。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林子明常给你来信吗？”

“只是最近他上了大学给我来过两封，在连队时只来过一封，也就几句话，好像挺悲观的。说是常联系，可是又一直没再来信。”

“哦，是吗？其实我也早想给你写信来着，只是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看我的信？”

“怎么不愿意看？这几年老同学的来信我都留着呢，闲下来看一看，往事历历在目，挺亲切的。”

“可也是。不过……哎，算了。”他似乎还想问点什么却没问。我大概能猜出他的心思，于是就很坦荡地说道：“林子明啊，就对哲学和时政感兴趣。以前这样，现在又读哲学系，更是张嘴马列、闭嘴黑格尔的，我都说不过他。可他又爱跟我探讨这些，他说因为我不抓他的小辫子。”

说着，我就拿起了林子明的信说：“你听，我给你读一段：‘要不咋说他批判了康德的不可知论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肯定自然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时间、空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人能够认识客观世界；对宗教神学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但他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的唯物主义依然是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这一点，我现在也不否认了。不过……”

读到这，我看了一眼杨雨生，只见他满脸的“不可知论”。我有点失望，只好打住不读了。

“嗨，你可能对这不感兴趣，不念它了，咱还是说点别的吧。”

于是他又有话说了：“你现在每天都弄这些理论呀？”

“不，不是。我呀，啥都弄。领导交给我报道任务，我就去采访。让我参加写剧本，我就跟他们一起闭门造车。我自己的时间，就写点我喜欢的诗歌、散文和小小说什么的。只有给林子明写信时才弄这理论。”

“哦，这么多内容啊。上次我来就看你好像挺累的，所以……”

他一边说，一边打开套袖往桌子上倒，“所以，我就给你带来几个苹果……”

“嗨，你留着自己吃啊，我这啥也不缺。再说，你又挣不了几个钱，可千万别给我买东西。你不知道，我们这现在可能还不许随便吃零食呢，说那是资产阶级思想。”

“是吗？那，我错了……”

说这话时他脸红红的，有点难为情，还有点手足无措，不知是都倒出来好还是再装起来好。

这时，门开了，老张走进来。

“哦，予平来客人了？”

“老同学。”

说着，我拿起两个苹果递给老张：“我这老同学可实在了，我一说咱这不让吃苹果，他都不敢往外倒了。给你两个，拿给孩子。”

“谢谢你的同学。”老张接过苹果又说，“以前是不让吃，尤其是你们刚来那会儿。现在好了，也没有人再反对了。”

“是吗？那可好了，都倒出来，也就二斤苹果。”杨雨生顿时乐了起来。那是一种自信而又纯朴的笑，好像他还是儿时帮我生火炉的那个男生。

“嗨，老张，我是想让我同学以后不要给我买东西了。”

“哦，你看，我还真以为你不知道呢。”接着他又说，“不过，我得告诉你这个老同学，予平在这生活可节俭了，从不乱花钱，在食堂用餐总是买最便宜的饭菜……”

杨雨生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

那天，送走杨雨生，我就坐下来给林子明回信。我在信中简单谈了自己对费尔巴哈的一些认知。但是，我从杨雨生的表情上感到：似乎我和林子明都离生活太远了。于是，我第一次对子明说了另外的话。

“子明：你现在是专攻理论了，所以你对国内外这些‘大家’们研究得比较深。而我显然落后你一大截。虽说文学创作也离不开哲学，但是毕竟不一样，不需要那么高深的理论做基础，只要用哲学进行合理的思辨就行。所以，我已经不管费尔巴哈怎么想了……”

接下来，我还告诉他：“杨雨生也在这个县城工作，他还是那么单纯、朴实，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不像理论那么‘虚无缥缈’。”

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用了“虚无缥缈”这个词，而且，我的看法以及提到杨雨生，估计都是对林子明的挑战。信寄出后，我就有点后悔，没来得及仔细斟酌，林子明一定要与我进行一场口舌大战了。

我很快就收到了林子明的回信。他说我“把他气坏了”，使他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对“牛”弹琴感觉。还说我“见异思迁”，自愿“高台跳水，不把凤凰变成乌鸡不罢休”。并质问我“怎么变得这么快，是杨雨生那个小子的魔力吗？”以及令他“不敢相信这就是他眼中的那个何予平”，等等。

这在我预料之中，我也确实想给林子明泼点冷水，因为长时间以来我就觉得他太偏执了，我为他担心。

所以，我看完他的信只微微笑了一下，没太往心里去。不料，此后很久都没再收到他的来信。

那段时间，之前我们连队的副指导员许春亮和排长胡林先后都来找过我，都说是顺路来看看。谈话间，除了说些恭维的话语之外，他俩都没再流露之前的那份热情，我们之间似乎有了距离。虽然我还是我，我也从来没明确给过他们幻想。但是，他们没忘记我，还在关心我，我还是很高兴。

快过年时，杨雨生又来找我。这次，他在我的办公室坐了很长时间。我们一起聊家乡，聊过去的老师和同学，他似乎都记得很清楚，能说出很多人的过去和现在。

话匣子打开后，他说话也就自然了许多。之后，他主动说了很多他家里的事儿，说他爸爸上了年纪，家里很多事情还得自己动手去做。妹妹又在县城，也工作两三年了，还没找对象，等等。

直到最后，他才说到他爸爸是如何惦记儿女的婚事，他今年已经二十五六岁了，家里希望他能在他妹妹之前成家。

“我想，如果在这成家，就把我爸爸接过来。所以这个春节我得回家看看，跟爸爸商量一下。你这个春节回家吗？”

这时，我已明确感到他是想知道我的想法。但他很爱面子，所以话到嘴边却没有说出来，只是期待地看着我。

我不知怎样说才能不伤着他。我虽然喜欢他，但在内心里又不是那种喜欢，总觉得他缺少一点什么，没有林子明深厚。加上我又真不甘心就这样放弃自己的上学梦。因此，在情感问题上第一次感到如此纠结。

沉默了一会儿，还是我打破了寂静。

“嗨，我今年也二十六岁了，家里也来信问过这事儿。团里推荐了三名工农兵学员上大学，都没轮到我，政治处说得先把名额给连队。为此我还真闹了一点小情绪，也挨了股长的批评。不过，我还是不愿意放弃上大学。”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咱们都快三十了。”

“是啊，所以我都不敢回家了，就怕回去后挨说。再说，我们这五个人得轮流走，我想让他们先回去，毕竟我离家最近。我们这老张都三年没回老家了，他妈早就来信让他回家过个年。那两个知青都是上海的，一起回去还有个伴儿。我和北京的小李春节还有宣传任务，所以可能得在节后回去了。”

“哦，我还以为能和你一起回去呢！”

……

那天，我终于下决心把真实想法都说了出来，估计他也听明白了。所以，等我回家时没有见到他。

后来听说他决定在老家结婚了，对象是他妹妹的一个同学。这样可以在家照顾他爸爸，等他爸爸一退休他就可以调回去工作了。

就这样，我儿时心目中一个可爱的男孩儿，在我心目中也依存了好多年，瞬间就成了一个永远的影子。

那年回家过年，也没有见到林子明。听说年前他就回去了，也问过我，可是没过初五就走了，说是去了他二妈家。

不久，林子明大学还没毕业就去了国外。他说他在国内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进行坦诚交流的朋友，于是一狠心决定远走他乡。

没想到，我本来没太往心里去的这两件事儿几乎同时发生，加上曾经那么友好的副指导员和胡林也都渐行渐远，对我的影响还真挺大。

曾经觉得那么安全、那么充实，前后左右几乎都是朋友的我，突然间朋友都不见了，只剩下我自己，心里不禁有些空落落的不是滋味。

“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我一再给自己加油。

那时毕竟年轻，希望也没有破灭，所以很快就又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何况，当时在宣传报道和文学创作上我已经小有成绩了。有剧本、有诗集、有新闻汇编，还有一些小小说。虽然都不是正式出版物，但有些都在报刊上发表过，因此也很受人艳羡。

不久，我又被借调到师部工作，还是搞宣传报道。

一次去连队采访，偶然遇到了师副政委，他以前曾是我们的团政委，就是他下令把我调到了团政治处当了宣传干事。

“哎，你不是那个何予平吗？”

“是！政委，您好！”我急忙敬礼。

“嗨，一年多没见，你这是……”

我简单汇报了这次的任务后，他略微思考了一下，然后微笑着点了点头，说：“晚上吧，晚饭后你去我那，有两句话说。”

“好的，政委！”

没想到，就是政委的那“两句话”，一下子改变了我的命运。

原来有一个师范学校的读书名额，是中专，师部学校的老师都是多年的老知青，也都在那安了家，所以没人愿意去。

“走吧，”政委见我似乎还没弄明白，于是直截了当地说道，“你不是很想上大学吗？你在兵团干得确实不错，但是，干得好不一定就能上大学呀！兵团知青多，可是上学的名额却不多。地方就不一样了，机会总比兵团多。先去读两年中师，有机会再上大学。继续努力，一定有前途！”

政委就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话语不多，却再真实不过了。

我立即站起来，因为戴着军帽，所以又给政委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按照政委的叮嘱马上办了相关手续。

临走，我把政委说的“继续努力，一定有前途”这句话也打进背包里，背着沉甸甸的期望，离开了兵团。

那年，我虚岁二十七。

（四）

那所师范学校就在我读高中的地方——元江市，我的家乡。

这次重返家乡，真是意外中的意外。

我们几个老高中的学生，入学后都插班从二年级读起，因此不到一年就毕业了。我没去当老师，被报社要去当了记者，从此开始了新闻职业生涯。

这是我最乐于从事的工作，因此工作非常、非常地投入。单位离家虽然很近，但却很少回家，节假日几乎都用来采访或写稿。

最让我头痛的就是婚姻问题。我本想干几年，事业上打下一点基础再考虑，如今却天天都被摆在桌面上说。

可能也是因为年龄大了，加之形象上也引人注目的缘故，介绍人不断，甚至有些通讯员也毛遂自荐地来约我看电影、逛公园、郊游，都被我明确谢绝了。

最有意思的是一个大工厂名叫李云峰的通讯员，以为他比我小三岁、形象又体面，因此就很勇敢地来追我。

起初我没太注意，照例把收到的通讯员稿件看一遍，不能用的都放一边儿。可是很快就发现有个通讯员三两天就送一篇稿件来，却没有一篇能用的。

部门主任对我说：“像这样勤奋的通讯员，可以叫他来单独指导一下，免得挫伤积极性。”

我按照主任说的办了。

于是他就以改稿为名接连不断地来找我。

有一个星期六，他又来了，竟一下拿来四篇稿，还给我带了糖果。我只接过了稿件，看了看说：“小李，糖果我可不要，你得带回去。这几篇稿子都是同一个内容，你为什么要写四篇呢？”

“我想让你看看哪篇能用就改哪篇。”

我突然想起有人曾说他是“绣花枕头”，才知道他是真的不开窍。但是为了不伤着他，我还是耐心地给他解释了一下什么叫新闻，然后告诉他：“这四篇都是写职工夜校的事儿，这种事儿报纸上都报道过，已经没有新闻性了。不过从你们又开办了分校、人数也明显增加角度可以改一条简讯发。”

还没等我说完，他就高兴起来：“我就说嘛，总有一篇能用的。”

看来他仍然没开窍，我哭笑不得，只好说：“你把分校和人员数量填上，就可以回去了。”

“啊？那，我还买了电影票呢，今晚演……”

“那你就快去看电影吧。”

“别啊，我买的是咱俩的票。”

“我也没答应啊。再说……”再说什么好呢？我想了一下，只好顺口编了，“再说，我今晚还要去看望一个同学。”

“明天再去看同学呗，明天正好礼拜天。”

“不行啊，她今晚就要坐火车回兵团了。”

“啊，啊，那，那这电影票……”

“所以啊，快去退了吧。”

说到这，我觉得还是断了他的念想好，于是又补上一句：“不过，以后可千万不要给我买电影票了，我从来不和别人一起看电影的。还有这糖果你也拿着，以后如果你再买东西来，我就不给你改稿子了。”

“这……”他拿着糖果和电影票站在那，似懂非懂、犹犹豫豫地看着我。

“好了，快走吧！”我只好再次下逐客令了。

“走吧，走吧，何编辑都跟你说明白了。”部主任也只好起身拍拍他的肩膀，开门让他出去了。

“哈哈哈！”屋里的几个编辑都笑了起来。

“予平，还是快点找一个朋友吧，不然像这样的都来烦你，你可咋办啊？”对面桌小肖同情地对我说。

“是啊，是啊！”部主任也在劝我。

不久，这个朋友出现了。

我也没想到，他竟然就是我高中的同学，那个要带我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袁克雄。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是因为他姐姐反对，他才放弃去新疆的。

我们下乡到兵团以后一直没有直接联系，几年前他也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现在刚刚毕业，被分配到矿区工作。

一天， 高中的一个同学突然来找我，对我提起了他。说：“他姐姐和我在一个单位工作，说他父母都记得你，印象挺好的。让我来问问你现在个人问题怎么样了？如果还没有对象，想给你们说和说和。”

“是吗？都毕业这么多年了，她的父母对我还有印象？我只记得发展他入团时好像见过他的父母一次，别的就想不起来了。”

聊了一会儿之后，我说：“他父母印象好不好，不能代表他呀。”

“那当然。他们肯定都商量好了的。他如果不同意，他姐姐也不会让我来找你。”

“那倒也是。”我说，“我对他在学校那时候的印象还不错，我们都是同一个文学小组的，他人也文文静静的，经常在一起讨论一些问题。不过，现在什么样可就不知道了。你就这么对他姐姐说：他本人如果也有这意思，就来找我，我们可以聊一聊。”

我之所以想考虑他，主要还是我的大学梦已经遥遥无期。再说，他给我的印象还不错。

那之后，他的妹妹因为工作单位离我们报社很近，自报家门地来找过我五六次，总是夸我。并说：“我哥哥正在办毕业手续，这几天就回来。”

我知道，她是代表他家来的，意思是让我再等等，不要考虑别人。

不久，他果然回来了，而且主动上门约见我，那样子高高兴兴、有说有笑的。还跟高中的时候差不多，只能说更成熟一些了。

他明确说他还没考虑个人问题，于是我就同意处处看了。可是他说，他恐怕没有时间和我见面交往，因为他还得去新单位报到，那是一个大煤矿。

“那怎么办？”

“嗨，其实处不处都一样，互相之间也不是不熟悉。我家又着急，我去报到后也不能马上就回来。如果你没别的意见，我看我走之前就把事儿办了吧？”

“难道你就不想多了解了解我吗？”其实，我是想再了解了解他。可是，这话又不好直说。

“那，你是对我不放心了？”

他这样一反问，我倒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了。

就这样，我决定结婚了。那年，我三十岁。

他家定下日子之后，因为日期太近。我说：“我得回家商量商量。”

爹早就不在了。当我把这事告诉了娘之后，娘非常高兴。只是简单地问了一下他家的情况之后，就说：“只要人好就行。别的咱不图，就图对你好，能好好过日子。”

娘高兴得一时竟忘了该干什么了，在地上转悠了半天，才问我：“你也知道，咱这家里没啥给你的。我以前让你买两床被面，也不知你买了没有？要是买了，我就去买几斤棉花来给你絮两床被褥。”

“买了，我带回来了。”

我把被面和褥面拿给娘，那还是我在兵团时托同宿舍小李在北京买的。娘看了看，说：“你看多好，还是北京的东西好，在这可买不着这么好的东西。放家吧，等我买了棉花就给你做上，送你那天就一块带去了。”

那天晚上，娘又给了我三十块钱。说：“没有多少，你拿去。以前不是买了一个人造革的箱子吗？再买一个，就是一对儿。上人家去，也好看一点。”

“不用，娘，你又没有钱，不用给我了。需要啥，我挣钱现买就行。”

“给你你就拿着。你不拿，我这心里不好受。”娘说不下去了。

听娘这么说，我心里也一阵酸酸的，眼泪差一点掉下来。

“拿着，快放包里吧。”

“嗯。”我只好先拿着了。心想：等以后挣钱再给娘吧。

一周后，我又回来，娘已经把被褥都做好了。娘高兴地对我说：“挺好啊，供销社还来长绒棉了。都多少年没见着了，我一下子买了十斤，絮了两床被褥。还给你另外买了三十尺白布，拿回去做被衬。”接着，娘又嘱咐我说，“被衬，现用现做就行。”

“娘，那得花不少钱吧？”

“长绒棉是贵一点。可那东西好啊，做棉衣裳才好呢，穿着暖和。”

我想，买这些东西又得花娘好几十块钱。娘没有钱，一定是跟谁借的。可是，娘好像只有这样才高兴。

那天，大姐和几个嫂子一家给了我一样东西，总共两幅褥单、两对枕套、一个锅。有一对枕套上面还有被雨水淋过的痕迹，我当然不能说“不好”。

大姐把我拉到一边，担心地问我：“他家怎么样啊？可别找太穷的人家呀，咱家可过够穷日子了。”

我说：“不会的，大姐。他家还行吧。再说我自己有工作，也不靠他家。”

“哦，那就行。”

大嫂悄悄跟我说：“你这是大事儿啊，可也没啥给你的，就这一个铝锅，你拿着吧。你大哥也不在家，他要是在家，还能好好帮你张罗张罗。”

“没事儿，这就挺好。”

我知道，她说这话除了为自己开脱之外，不过是想说其他几个哥哥都不管我而已。

从家走的那天早上，大姐和四个嫂子都乘火车送我到市里。

临出门时，娘端着一盆清水。看着我走出大门后，把那盆清水泼到我身后的大道上。我只听娘对站在旁边的邻居说：“这就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啊。再回来时，就是人家的人了。”

我知道，娘说这句话时的心情，一定是既高兴、又难过。娘高兴闺女终于出嫁了，当然不希望把闺女再收回来。但是，毕竟是自己养大的闺女，以后成了人家的人，娘还是有点舍不得。

我心里也很难过。但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只能默默忍着。

那天，家里来送我的人都回去后，袁克雄突然不高兴起来。只听他跟他家里人说：“她家带的东西不多，来的人可不少。”

其实，我家来送我的人总共也就五个人，在他家吃了一顿饭、加上往返火车票，他家给每个人花了不到十块钱，他就不满意了。后来我才知道：他这只不过是借口而已。

“算了，别计较这个。”他爸爸急忙制止他。

我听了，有点不高兴，但还是忍住了。心想：我什么都没跟你家要，连家具都没做一样，你怎么不说呢？

“你家来的人，只有你大姐是个好人。”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问他。

他没再说话，但是他的态度却变得很冷淡。问他，他只说：“因为办毕业手续等问题，心情很乱。”再问别的，他又不肯讲。

我因为工作忙，也没有请假，还照样天天上班。晚上回到他家时，他们都已吃过晚饭。

一连几天，他的父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十几口人都聚在他父母那十几平米小屋的炕上，好像在议论什么。只在锅里给我留下一点饭菜，我端出来，端到自己的那个七八平米的小屋去吃。对此，我没有计较。

可是，他对我的冷淡，以及他家人天天在一起悄悄地谈论，却使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了有点不对头。

刚过了五六天，他突然提出要走。说：“报到的日期已经过了，我必须回去上班。”

他家谁也没再留他。

即使这样，我也没太往心里去。因为那个年代，年轻人都很要强，把好好工作看得非常重要。所以，我也表示能够理解。何况，我也很忙。

可是，他走了之后，先后给他家来了三封信，却没给我写一封。对此，我真的很不理解，也很不满意。

他家里人、尤其是他的父母、哥哥、妹妹和姐夫，似乎也开始对我感到抱歉和愧疚了。言谈话语中经常安慰我，说：“你可别多想，他就是忙。”要么就解释说：“他对你很满意，只是他在学校有些事儿没处理好。”

什么事儿呢？我看他们不愿意多讲，也就不多去问。

尽管如此，我还是每天下班都回他家，该干活干活，该买东西买东西。那年秋天，他妈提出要买大白菜腌酸菜，我就用自己的钱在报社给他家订购了一大车白菜。

就这样，维持了三个月。

三个月后，他父母提出让我去他的单位探亲。说：“你去他那看看吧。也去找找你们记者站，请他们帮帮忙，把他的工作调回来。”

这时，我才知道：他父母不愿意他在煤矿工作，以为我在报社能帮上忙，想通过我把他调回市内工作。这也是他们找我的初衷之一。

我答应去探亲。

我乘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中间还换乘一次，两天一夜才到他那个大煤矿的总部招待所。

当我往他所在的矿区挂电话找他时，接电话的人问了我和他的关系后，竟说：“啊，是嫂子啊！你啥时候来的？现在哪呢？”

“今天上午来的，在你们总部招待所。”

“那你咋不直接来矿区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走。”

“你前些日子不是刚从这回去吗？”

“前些日子？我这是第一次来这啊。”

“啊？第一次？你不是刘姐吗？”

“刘姐？你说的这人我不认识。我三个月前刚和他结婚，现在是来探亲的。”

“啊？！”那人听说后，吓了一跳，“什么？你是他的妻子？”他吃惊地反问我。接着，好像是在跟他身边的人叨咕：“我听声音咋不像上次来的那个女人呢？咋又出来一个女人？可袁克雄说他还没结婚呀？”然后，他又疑惑地在电话里问我：“前些日子已经有一个女人来我们这找他，说要跟他结婚，好像都怀孕了。你们俩到底谁是真的呀？”

“你说什么？他还有别的女人？”我急切地问道。

他没有回答我，而是跟他身边的人嘀咕了几句什么，随后大声对我说：“哎，算了，我也说不清。你说你叫什么名字吧，等我告诉他，让他给你回电话。”

放下电话后，我的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还是醒着？

但是，不管怎样，我都没有想到：他在外边竟然还有女人！而且还有了孩子。文明人也会干坏事儿！

我本来应该立即去矿区找他，那他就彻底露馅儿了。可是我给了他面子，没去找他，等他自己解释。

我想：看来，他不给我写信，也是因为他不敢写，他怕我给他回信，会暴露了他在家已经结婚的秘密。

我稍微镇静了一会儿，又想：这可怎么办？看来这是真的了。

我感到很茫然。

当天晚上，他从采煤场回到矿区，立即给我回了电话。因为他怕我会贸然跑到矿区去找他。

“你来，咋不提前跟我说一声？”他有点气急败坏地责备我。

“是你父母让我来的。”接着，我又反问道，“咋跟你说？你又没给我写信，我哪知道你的地址。”

他自知没理，就换了话题，说：“你哪也别去，先在那住下，明天上午我去找你。”

他想先稳住我。我呢？也没经验，就老老实实地在招待所住下了。

第二天上午，他果然来了。见面啥也不说，第一句话就是叫我回家。

“你先回去吧。你在这，我也没法安排。”

“我想去你们矿区看看。”

“不行！”他毫不犹豫地说道。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什么意思？”

他看我抓住不放，只好说道：

“单位不知道我结婚。”

“是吗？你为什么不跟单位说呢？你不是开了‘结婚证明’吗？”

“那是在学校开的。”

“可是，你家里还让我给你往回调转工作呢？”

“不可能。我都跟他们说了，我不调回去。我学采矿的，调回市里能干什么？”

“听说还有别的女人来找你，要跟你结婚，好像还有了孩子？”我只好直接问他了。

“谁说的？没有的事儿。矿区的人老爱跟我开玩笑。”他一点不慌张，好像早就做好了准备一样。

“好像不是开玩笑。”

“我说过了，没那事儿，你不信就算了。”他还挺横。

“那好，我都请探亲假了，在这住几天再回去。再说，我还想要个孩子。”

“别了，你还是回去吧。你在这，我也没时间来陪你，也没条件陪你。”

“不用你陪。”

当天，没谈拢。他出去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说：“我今天下午还得去工地。要不，你在这再歇一天，明天下午我再来。”

第二天下午，他并没有来。我一直等到天黑了，他才来了一个电话，说：“工地的活脱不开身，今天不去了。明天一早就过去，你哪也别去，在招待所等我。”

那天上午，我一直等到十点钟，他才来。而且又是急匆匆的，进屋就说：“我给你买好回去的火车票了，是今天中午的车。我现在就送你去火车站，今天晚上到省城换车，明天上午你就能到家了。”

看来他把一切都盘算好了，打定主意不让我去他单位。我也傻，自己去就得了，为什么一定要通过他呢？

可能是我还不想把事情弄僵吧？也许还有点赌气，又好像被谁绑架了一样，真的就那么离开了那个煤城，坐上了返回的火车。

一路上我都在想：他变了，彻底变了，再也不是读高中时那个文静的同学了，这是我绝对没有想到的。

我坐在火车上，觉得越来越不舒服。着急、生气，加上天又冷、又劳累，一点胃口也没有，连续两顿什么东西都没吃。火车还没到省城，我就开始发烧了。

火车到达元江市后，我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他家的。一开门，我就一头栽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我醒后，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他家的炕上了。说是刚给我打过针，叫我不要动，好好歇歇再说话。

他家人出去以后，我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没想到袁克雄变化会这么大，自己为什么会突然相信一个分别多年的同学。搁置多年都没考虑的问题，刚一考虑就遇上这种事儿？真是厄运！

原来是他的姐姐、还有他妈骗了我。

她们见事情再也隐瞒不住了，只好把真相告诉了我。

原来，他在外边先后已经有过两个女人。

一个是兵团的知青，也在他家住过。后来，他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大学，他家怕他毕业后再被拖回兵团，就千方百计把两人给拆散了。

第二个是煤城附近的一个妇联干部，也是在他读大三时有人给他介绍的。这个女人文化层次不高，就是太主动、太殷勤、太黏了，经常去学校找他。两人走得很近，也在他家住过。在他临毕业时，突然又有了孩子。因此，也渐渐地遭到他姐姐的反感。加之他妈又怕他大学毕业后被留在荒凉的矿区，于是这才煞费苦心地托同学找到了我。

而我对这一切却全然不知，完全被蒙在鼓里。

他妈和他姐姐把这些告诉我的目的，是想把过错都揽到她们自己身上，好为他本人开脱，以此求得我的谅解。他们还说：“那个孩子不是他的，还不知是谁的野种呢！”

可是，我却因此而失去了对她们的信任。我终于知道了她们每天都在一起悄悄嘀咕什么了。我看不起她们，也不知道她们哪句是真、哪句是假。他姐姐虽然是大学生，但是人很奸诈，这就更让我无法安心了。

我康复之后，毅然搬出他家，住回我原来的宿舍去了。

第二年，我突然听到了“恢复高考”的天大喜讯，激动得我彻夜未眠。我终于等来了这一天！上大学，继续念书！

这是我的初衷，是我人生的一大愿望。即使袁克雄对我不冷淡，我想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考大学。

我立即找来了两本没头没尾的高中文史课本，翻了翻，竟然感到就像昨天刚刚学过一样。虽然都过去了十年时间，却一切都记忆犹新。

可是，这却遭到了他家的激烈反对，他也不得不主动找我和解。我毫不犹豫地说：“没用。你等着吧，我们的关系等我读完大学再说。”

这话，把他家里的人吓坏了。他妈唉声叹气地求我说：“别念了，念完书就三十四五岁了。”言外之意是不能给他们生孩子了。

“这不怪我呀，是他不想要。”

他也请假回来求我，说：“如果有个孩子，你也可以去念书。可是……”

“‘可是’什么？你为什么不要孩子呢？你连哄带骗地把我撵回来，那时候你怎么不这么说呢？我不管那个女人怀的是不是你的孩子，因为那都是在你和我结婚之前的事儿。是你一直在欺骗我。”

他被我说得哑口无言，于是又回家商量对策去了。

我也向我单位领导汇报了此事，并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他们还找袁克雄的家人谈了谈，结果，我单位人一致支持我考大学。说：“他妈也认了错，但不愿意让你上大学。他爸爸只是一个劲儿地道歉，说愿意支持你，但好像做不了主。他本人也请求你能原谅他。可是，他做的事叫你怎么原谅呢？依我们看，机会难得，你要是不担心什么，那该上学就上学，让他等着去吧。”

结果，他姐姐只好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亲自出马找到我们领导，希望领导以“工作需要的名义”阻止我考学。我们领导听了后，觉得她很可笑，当面一点没客气地拒绝了她。

“上不上学是她个人的自由，我们可没有权力阻止她。再说，你怎么可以要求我们进行阻止？在他们的问题上一直是你在指挥，你弟弟没有行为能力吗？你这样做，严重地伤害了她。不吸取教训不说，竟然还敢来指挥我们？太过分了！”

说得她无地自容。

她走后，我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又在一起议论了一会儿。一位领导对我说：“看来他家不会轻易撒手。如果你去上学，他们又到学校去骚扰你，你怎么办？你可得好好想想。实在不行，就跟他分手算了。你还这么年轻，到哪还找不到好的？”

另一位领导则不太赞成：“那也太便宜他们了！要我看，找就找去，先拖他两年再说！”

我听着他们的意见，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但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又过了两天，他自己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晚上想找我谈谈。

那天晚上，就在我的办公室，他来了，坐在那里，说了两个半小时。他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涕。

从他到兵团处第一个女朋友开始，说那个女朋友怎么样，怎么到他家去讨好他的父母，他父母为什么反对，他姐姐为什么把人家赶走，他的心情怎么、怎么不好，等等，一直说到第二个女人是怎么认识的，家住哪里，来往过多少次，究竟怀没怀孩子……最后又说到了我。

“不是我有意骗你。我本意是在矿区跟第二个女人结婚，在那过一辈子算了。可是，我妈和我姐姐坚决不同意，她们甚至要去找我们矿区领导。我要是不答应和你结婚，我妈说她就不认我这个儿子了。我害怕她们到处去闹，也不想让我父母太为我操劳，使我成为一个不孝子。再说，我对你的印象的确很好，所以就答应她们与你结婚。结婚那几天，你问我‘为什么不高兴’，我说‘是因为学校的事儿’。其实，是因为我一想到自己悄悄地结婚了，就觉得对不起前两个女人，因此心情怎么也好不起来。而且，还觉得对不起你，什么事儿都瞒着你，你还一点察觉都没有，完全相信我。所以，一见到你，我就有一种负罪感。我只想：再过一段时间，等我把外边的事情都一一处理好了，我们再相处。可是，没想到，你要考大学。我说的是真的，如果我们有个孩子，你上大学也行，我自己也能带。可是你一走就得四年，我父母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我没有孩子这件事。所以，我今天来，向你坦白这一切，请你原谅我，最好不去上大学。如果你一定要去，那，我想我们就分手吧。我愿意赔偿你一切损失，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因为离婚，对我、对你，名誉上损失都太大。尤其对你，损失更大。所以，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自己不是人，生活还没开始，自己就已经犯了罪，对不起三个女人。都是我不忍心违背父母，做事犹犹豫豫……”

他哭得泣不成声。反反复复地道歉，反反复复地让我惩罚他。又拽自己的头发，又摔自己的眼镜。

我静静地坐在那里听他讲，一句话都不曾说，也没有心思说。还能说什么？再说什么又有什么用？

我唯一感到还有一点欣慰的，就是能有机会上大学。

他说完后，坐在那里还是哭，一会儿擦鼻涕，一会儿擦眼泪，一会儿又擦眼镜。

我看着他，就像看着一个陌生人，没有任何感觉。

其实，对我来说，他也真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曾经“熟悉”的陌生人。

高中毕业之后，我几乎就没见过他。

再次见到他之后，他又匆忙回学校。我跟他的接触也太少了，少得可怜。

就在这时，他就成了我的“丈夫”。然后，又在我想了解他、但还没来得及了解他时，他又从“丈夫”这个位置上消失了。

对我来说，甚至“妻子”、“丈夫”这几个字都是那么的陌生，与我干脆就不着边儿！

办公室墙上的挂钟已经打十一点了。他抬起头来，眯着眼睛看着我，好像是在要我说句话。

我移开了目光，把脸转向房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过了好一会儿，我似乎是不由自主地说了几句话：“你怎么赔偿？什么东西能做赔偿？你能赔偿得起吗？换作是你姐姐、你妹妹，你认为是‘赔偿’两个字就能了结吗？你们家把女人当成什么了，赶走了一个又一个？”接着我又说道，“你没办法违背你父母的意志。但你可以对我说出实情，我可以不同意与你结婚啊！我为什么一定要按照你父母的意愿做呢？！”

他听了之后，无言以对，只是点头。

他好像也知道，我不会这么痛快地答应与他分手。于是站起来说道：“我先回去了。你再想想，想好了告诉我。”

那之后，又过了不到一个月，我就报名高考。单位与他父亲通电话后，派车去他家取回我自己的东西，因为我得带行李去上学啊。结果，却遭到他全家人的阻拦和撕扯。

本来是他父亲答应好了的，可是他父亲却一个人躲在门后边，不敢站出来。

停在门口的汽车轮胎也被放了气，我的行李拿到车上又被他弟弟拽下来，扔到马路上。她姐姐还用力猛推了我一把，我绊在门槛上，摔了个大跟头。

我们见事不好，就立即退了出来。我的那些零碎东西都没拿，也就不要了。

可是，第二天，他的弟弟又领着两个坏小子来我宿舍撒野。他们拿着棍子往宿舍里面闯，被门卫拦住了。于是，就站在门口骂街，吓得我哪都不敢去。单位知道后，立即报告了派出所，派出所又给他父亲打了电话，这才消停了几天。

不料，礼拜天他姐姐又到宿舍找我。听说我在办公室加班，她就闯了进来。气势汹汹地大声问我：“你把我家的窗帘还给我！”

我没弄明白，不由得一愣：“什么窗帘？”

“你住那屋的窗帘没了。那不是你买的，还给我们！”

同事们听到这，都轻蔑地看着她，想赶她出去。我怕再惹出什么事端来，就示意他们不要吱声。自己问她：“你家窗帘没了，为什么来找我？我没拿你家窗帘。”

我心想：她要是不说，我都忘了他家还有那么一块窗帘。那块不到三尺宽的小花布窗帘，还不值一块钱，她怎么会为这个来找我？是想找茬吓唬我，逼我离婚吧？

“你没拿，谁拿了？”

这时，我的同事实在看不下去了，就训斥了她几句：“你家丢窗帘了，来找她。你家丢没丢钱啊？丢没丢人啊？丢了也来找她吗？有本事去报警啊，就说丢了窗帘。”

说完，屋里的三个同事都哄堂大笑起来。

气得她满脸通红，急不择路地往外退。“咣”一声，一下子撞在门框上。

我的同事见状，又说：“别撞坏了门，撞坏了可得赔呀。这门可比你那窗帘贵多了！”

说完，几个人又笑了起来。

她气急败坏地转身就走，嘴里还不依不饶地叫喊着：“行了，那窗帘就留给你做个纪念吧。”

“无赖！”我的同事气愤地骂了她一句。

但是，这几件事却提醒我，他家不会就此罢休的。几个同事也帮我分析说：“他们就是不想让你平静，就是不想让你心安理得地去上学，直到吓得你同意离婚为止。这恐怕才是他们三番五次地来这捣乱的真正目的。”

看来，大家的眼睛是亮的。因为刚过不几天，他又来电话催我离婚。

“我看他家是怕你上大学后把他给甩了吧？”

“他是不是着急娶外边的那个女人呀？”

同事们没有猜错，这两点正是他家和他本人一再逼我离婚的原因。

他家的种种骚扰和磨难，使我没法专心工作。我渐渐有点扛不住了，还没到年底，我们就离婚了。

记得去民政局办协议离婚手续时，他满怀歉意地对我说：“离了婚就不‘值钱’了。理由就写‘因为我的生活作风不好吧’，这对你以后可能会好一点。”

“这虽然是事实，可是你以为我以后就找不到好人了吗？”

没想到民政局的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正是我们高中的一个同学。她狠狠地把他训斥了一顿之后，说：“这也太便宜你了。你既没有财产，也没有儿女，离了这个又去娶那个。便宜都让你占了，让她以后怎么生活？”

“我可以给她补偿，可她不要。”他嗫嚅地说道。

“怎么补偿啊？给点钱吗？好吧，说好了给多少，我给你们写上。”

他说不出来了。

“怎么？多少啊？拿大话哄人呢！”

他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

“你如果对她还有点诚意，就不会一点家具都不做，一点生活用品都不买。看来你是婚前就做好离婚准备了吧？”

他还是不说话，好像已经准备好挨训似的。

“像你这样的，我见的不止一个了。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从早到晚光为自己打算。你们这些臭男人，真是糟透了！”

看我同学那义正词严的样子，恨不能给他两记耳光。我心里还真有那么一点解气的感觉。

“那你说咋办？听听你的意见？”我同学问我。

“算了，都到这分儿上了。他姐姐丢了一块小窗帘儿都来找我要，他家人太可怕了。我惹不起他们，只想离他们远一点。如果他还舍得花点钱的话，再娶媳妇时就花一点，别再对不起第二个女人了。”我说的是当时的真实想法。

“你也太好说话，太好欺负了！”她为我打抱不平。

办手续之前和当时，我除了害怕他家再来骚扰外，别的还真没想很多。可是办完手续回到宿舍，我的心情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知道自己的生活还没开始就结束了，知道以后就不用再提心吊胆地害怕有人来欺负我了，知道这些烂事儿也会渐渐都消失了。一切都解脱了，一切也都将恢复如初。可是，我的心情却再也不能复原了。

娘好不容易盼到我结婚，怎么对娘说呢？娘知道了一定非常生气和难过。

二十多年来，我一心一意地好好读书、好好工作、好好待人，怎么会遇到这种问题，受到这么大伤害，落得这种下场？

以后怎么办？我以后怎么办？上大学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我不知道，也想不明白。只觉得心里很难受，很伤心、很窝囊、很痛苦。我不由自主地哭了起来。

从下午六七点钟，我一直哭到半夜。哭得我头昏脑涨、手脚麻木、浑身发烫。

办公室的小王一直在身边陪着我。她同情我，劝说我，陪着我掉眼泪。后来，她不断地摸摸我的额头，担心我会哭坏身体，无论如何都不让我再哭了。她给我倒了半盆热水，拿毛巾蘸着水给我擦脸、擦手。温和地说：“不哭了，啊，咱不哭了！他家人要是知道你这么伤心，该偷着乐了。你家人要是知道你这么痛苦，该多难受啊！咱不能让他们高兴，让自己家人难受。再说，你要是哭坏了身体咋办？不为别人着想，你还不为你娘和你自己着想吗？”

一开始，她说什么我也听不进去，知道她在跟我说话，却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后来渐渐地我能听懂她的话了，也一点一点地能控制住自己了。第二天，她给我请了一天假，我昏头昏脑地睡了整整一天。

我没想到，当时那么轻易就处理了的问题，会严重刺伤了我的心理，使我失去了对家庭生活的兴趣，成为我日后生活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从那以后，我不敢再轻易相信男人，不敢再考虑个人问题，不敢再建立家庭。

不了解情况的人不信任我，看不起我，猜疑我，背后对我说三道四。可是，我又不能到处解释那原因。

可恶之极！就是那个若有若无的男人，他毁了我的生活，毁了我的名誉，毁了我的一生！

（五）

受这种坏情绪影响，加之娘因为我离婚而病倒，大学开学一个月后我才报到。

我们中文系四个班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课，两个大班都是老高中生，只有十一个女生，多数是未婚，而五十多个男生多已结婚。两个小班又都是小我们十几岁、刚出校门的小孩子。所以，在个人问题上我一点作为都没有，只好埋头读书。幸好图书馆书多。

因此，尽管这所师范大学不是我最理想的学校，但是大学生活很快就吸引了我，我终于能够读到那些盼望已久的国内外经典文学作品了。

老同学贺小玲结婚生子后也考上了大学，学校就在元江市，她读的是她最喜欢的专业数学系。

林子明从贺小玲那里得到了我各方面的信息。尤其是我结婚又离婚的消息，他知道后简直乐不可支，马上写来一信。信中只简单介绍了一下他自己的情况，大部分内容是在挖苦我。

“就你们高中那个‘眼镜’袁克雄啊，‘文革’那次去农村学农他不是也去了吗？说他懂文学吧，可是很多作品又没看过。说能写呢？一首小诗竟写了一整天，晚上还说再改改。跟他谈点哲学吧，抬了半天杠还没说到点子上。”

……

“不是说他要带你去新疆吗？幸亏你没跟他去。就这一点你没后悔吧？但是，我就是想不明白，他究竟哪一点吸引了你？长得好？不至于吧，予平的标准不是学识和修养第一吗！”

……

信中，他几乎把很长时间以来所有的抱怨一股脑儿都说了出来，也可以说是我给他泼冷水后对我的一种“报复”。但是，我看后还觉得很开心，因为他的心还没有冷却。

“子明，你真厉害！我连现代哲学都没弄明白，你竟然敢去‘哲学的故乡’欧洲研究古典哲学，而且还发表了好几篇论文。佩服你，真的佩服你，这是我的心里话。你那么喜欢哲学，还幸亏出去了，不然连那些原著你都看不到，还谈什么研究。只是不知道你现在是否也在研究文学？来信一个字也没提，是有意调我的胃口吧？想看我在关心什么……”

接到我的回信后，他很快又写来一信：

“予平就是予平，一下子就能猜到点子上，服你了。不过你只提‘文学’、‘文学’，我就知道你心目中只有文学，根本不关心我的生活现状。好吧，你既然不关心，那我也就不用多说了。可是我如果告诉你这里的文学现状，你一定会羡慕加嫉妒。简单说就是这里没有禁忌，我几乎被我所喜欢的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包围了。想看什么吧，应有尽有，而且伸手可得。想与谁探讨问题，发个帖子，很快就会得到答复，而且是纯学术讨论，不用担心会被追究。即便引起争论，那也是你求之不得的学术研究，对深入探讨大有裨益。”

……

“怎么样？还想问什么？再告诉你一件事：我现在正在联系一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一职，如果能成，那对我发展的帮助是不言而喻的。”

……

看了他的信，给我的直觉是：你越捧他，他还越“卖弄”，一味地“顾左右而言他”。嗨，算了，我想，你不说你在文学方面的研究，我也就不问了，留着你憋不住的时候看你说不说？不过，一想到他远在异国他乡，能够一门心思地做学问，还真从心底里为他高兴。

那之后，又过了很久，他可能是终于憋不住了，又主动写来一信。

“予平：我终于当上了大学的客座教授，这对我在这里的学习、研究和生活都太重要了。你一定为我高兴吧？而且，更叫你高兴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那就是我的教学选题是‘中国青年与欧洲文学’。怎么样？这回高兴了吧？这就是我一直没给你写信的原因，为了这一选题还真费了一点周折，总算拿下来了。不过，我可没说这是为了你哦！”

……

“‘此地无银’！”我真的很高兴，不仅高兴他还是那么义气，更高兴他把我的爱好兴趣也纳入了他的研究范畴。但是直接说“高兴”他会更加得意的，便回信轻轻还击了他一下。

我在信中说：“这个选题太好了。中国青年，尤其是我们这一代，在本应该读书的年龄却失去了读书的机会，甚至阻断了我们对那些文学名著的了解。幸好我有机会上了大学，才终于得偿夙愿。而我对欧洲那些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又情有独钟。因为文学本来就是人学，离开现实，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泥土’气息，也就失去了文学的本性。你知道我读完《安娜·卡列尼娜》之后的感觉吗？尤其是安娜卧轨之前那一大段心理描写：‘她平静地坐在舒适的马车的角落里，……看着雨后的天色、人行道上的石板、路上的鹅卵石、马车上的车轮、皮带、铜器和洋铁——都光彩夺目地在五月的阳光中闪耀着。这是三点钟，街上最热闹的时候。’看后，回想着近些日子发生在她身上的所有事情，我简直无法平静，热泪盈眶。于是我拿起笔，写下了当时的一点感受：《写给安娜》，抄录在这里，不怕你笔伐。

我要找那多情的安娜，

不让她生活在列夫的笔下。

五洲四海的山山水水，

哪里不希望她来安家。

过去的日子何需回忆，

今天的生活才像彩霞。

谁的爱情如你纯洁，

宁死也容不得半点泥沙。

快旋起你那镶珠的舞裙，

让光环唤醒那麻木的面颊。

快张开你那明媚的双眸，

好戳穿耳畔情话的虚假。

活过来吧——时代的安娜，

盼你给生活带来一些火花。

爱情如果只埋在心底，

太阳就不如干脆退下。”

林子明看后很快复信说：

“你把安娜救活了！真的，在你的信中我看到的是活生生的安娜，她不仅生活在欧洲，也生活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你给我的课题提供了鲜活的资料，我谢你还来不及，怎敢‘笔伐’！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以后能把你的读书体会都提供给我吗？能！对吧？你一定不会吝啬！”

……

“再告诉你一个意外：我遇到了一个黄头发男士，他竟对我说：‘密斯林，我喜欢你和你的黑眼睛、黑头发！’他的话可吓坏我了，可他竟然还伸出长满黄毛的大手来摸我的头发，我恶心得都快要吐了。事后一位朋友对我说：‘这是欧洲，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以后要多加小心才是。’我很珍惜我的这缕头发，记得你曾说它就像用‘大提斗蘸墨’在我额头上‘点了一撇’。我问你‘是谁点了这一撇？’你答不上来，就说‘反正不是苏东坡。’贺小玲她们听后还都笑了起来。”

原来他遇上了同性恋者，这就不能不为他担心了。出于无奈，于是我就写信劝他早日成家，就可以避免这类问题了。这也是我第一次与他谈起他的生活问题。

他回信说：“很高兴你终于回归‘自然’了，原以为你不食‘人间烟火’呢，看来是我错了。可是，你知道，自从初中时写给你‘关关雎鸠’之后，你对我的漠视对我打击多大吗？你是绝对不会想到的。从那时起，我就渐渐心灰意冷，直到听说你结婚又离婚，才发现婚姻对人，我说的是‘想做点事情的人’来说，简直就是磨难。这次出国，我决定‘独善其身’了。其实，这样也很好，我可以倾尽身心做我喜欢做的事情……”

哦，我想到了，他真的是一个独身主义者。但我还是回信说：“还早，还早，你才几岁？不要过早断言你的人生……”

信写完后没有寄出。我似乎觉得有点不妥，我怕再次点燃他的希望，怕引火烧身。不管怎么说，我都不是当初的我了，我不能忘记这一点，因此又把信撕掉了。

果然，我的担心是对的。后来他在信中说：“我等了很久，希望听听你的意见，可是你又让我失望了，估计这次是彻底的失望。因为你不会对我的独身主义没有想法，但是你不表态，这就意味着你还是不想让我靠近你。那好吧，反正我回不去，你也出不来，就让幻想自己随着地球去转吧……”

对此，我仍旧没有回应。我知道：我如果说自己“不配”的话，那他一定会坚决予以否定，而且说不定真的会从国外回来，那可就糟了。何况当初我都没选择他，现在就“退而求其次”，这对他也不公平，我不想再陷进去了。毕竟我们的人生之路刚开始，以后顺其自然好了。在这文坛“百废待兴”的年代，能有这样一个学术上的挚友我已经很知足了。

不久，省城新华书店就来了“文革”后最新版的世界文学名著《红与黑》《简·爱》《复活》和《茶花女》等等。我兴奋地马上写信告诉了他。并且说：“为了能够买到手，我和同学连夜在书店门口排队。尽管如此，第二天一开门人们还是蜂拥而上。买《复活》那天，我为了把钱递进窗口，手都蹭破了好几处，还流了血。可是我仍然喜欢去买书，每买到一本书，那种旷日持久的饥饿感就减少了很多，而且连灵魂都好像受到了一次洗礼一样，神清气爽。”我还告诉他，“我已经开始研究文艺理论了，刚刚读完《歌德谈话录》和丹纳的《艺术哲学》。你之前说的《列宁哲学笔记》《青年黑格尔与马克思》，我也借到了，正在认真学习。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想看看黑格尔的《美学》和《西方美学史》。”

他很为我高兴，高兴我接近了他的研究边缘。但又不无遗憾地说道：“嗨，在这里的区区小事，在你那却要煞费苦心，或许这是在磨练你的心志吧。”

后来，我们的书信减少了。主要是我寄给他的信件在不断减少，他来两三封我才回一封。因为往国外寄航空信件太贵了，我的生活费用很少，又不能对他明说，只好推说学业很紧或正在赶写论文之类。

为了省点邮费而又不让他多心，于是就时常把自己写的小小说或散文什么的，很密集地写满两三页纸的反正两面，寄他看看。那他也很高兴，常常回信说“很好，从中能看到你的足迹，更看到了国人的生活现状，了却很多思念”，等等。

有一次，我把刚刚写完的小小说《乞儿》和《五月的鲜花》的开头部分寄给了他。《乞儿》是写一个流浪儿在火车上乞讨时，乞讨者和施舍者人性之间鲜明对比的；而《五月的鲜花》是专写友谊的。

小说寄出后，我就后悔了。因为在这篇小说里流露出一些低落的情绪，我不想他为我担心。

结果，他还真的为我担起心来。他马上来信问我：“什么时候的事？不会是真的吧？但愿不会。如果是真的，你一定要告诉我，我立即飞回去为你战斗！我可不想让一个被爱情伤透了的朋友，再被友情所伤害，那你就一无所有了。快回信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这当然不是真的！是我杜撰的，写小说嘛，信手拈来，借‘故’言志，表达一种思考而已。你想，‘文革’这么多年，把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都给扭曲了，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而我只想看到那种人性的、快乐的、充满阳光的生活。因此只好尽点力，把看不惯的人和事往正常轨道上拉一拉，但愿能有点用。别忘了，即便是五月的鲜花，也有开败的时候。然而，五月还会再来。”

他见了我的信，也许放下心来，因此又是好久没有来信。我想：这样也好，毕竟远隔千里，物是人非，很多东西只凭感觉便容易分心，还是少打扰他一点的好。或许此时的他，也正陷于某种深邃的思考之中。就让他的思考健康成长吧，这样无论对他、抑或对我都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