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春天的风，吹绿大地，唤醒生命，带来一片生机！
（一）
少女时光，就像自然界的春天，向着朝阳，尽情放飞美丽和梦想。
我叫何予平，这还是刚上小学一年级时班主任老师给我改的名字。老师说：“你以后就叫何予平吧。不然，咱们班两个何玉平，一点名，你俩都答应，不好区分。”
记得当时我背着手，高兴地点点头，脸都红了。我很珍惜这个名字，因为这是老师起的。
我的班主任老师姓刘，二十多岁的样子，长得虽然不漂亮，但人很朴实，很关心我们，很认真地教我们识字、算算术。接待我报名入学的也是她，之后又让我当了班长。
“都坐好，今天我们要选出班委会，我先指定一名同学当班长。班长必须学习好、诚实、团结同学、遵守纪律……”
我们都背着手，笔直地坐着，静静地等着老师往下说。当时我还不明白班长是干什么的，只觉得班长应该是班里的好学生，或许应该长得好看，也应该穿漂亮的衣裳吧？那我可不行，我家穷，娘给我做的布鞋都快露脚指头了……
“何予平同学当班长！”
我好像没有听见老师的话，还在按照自己的心思往下想。
“何予平！”
随着老师的声音全班同学都鼓起掌来，而且把脸都转向了我。因为我个头高，坐在后边，一下子看到了那么多双眼睛，心不由得“咚咚咚”地跳了起来，马上站起来答应：
“到！”
“坐下，坐着就行。以后你就是班长了，可要处处带好头哇！”
我连连点头，不知该说什么才好，羞涩地坐下了。没想到会让我当班长。别人都说我长得清秀，眼睛很水灵，又聪明又勤劳，但是我的衣服很旧，带大襟儿的小花格上衣都磨掉了一个角，还梳着中式的“门帘”头。
接着，老师又指定了学习委员、文娱委员、体育委员和卫生委员。掌声不断响起，我也很兴奋，手都拍红了。气氛很庄严，破旧的石头土坯墙教室顿时好像变成了神圣的殿堂。
放学后，老师把我们五名同学都留下来，说：
“以后你们就是一年一班的班委会。今天我先领你们开个会，分一下工，明确各自的责任。以后班委会就要你们自己开了，由何予平同学负责组织。”
其实，那时候我刚上学没多久，对什么都觉得既新鲜又陌生，对组织班委们开会更是一无所知。我睁着好奇的眼睛，静静地看着老师的一举一动，想从中学点什么。
只见老师打开一个很旧的小本夹子，里面夹着十几页白纸，她先在第一页写上日期，又写上我们的名字。我看到我的名字后边写着“班长”和“任务”几个字，接着老师又写了一行字，可是大多我都不认识。
“以后慢慢就认识了，”老师一边写，一边念给我们听，“你们的任务都写在这里，以后每月开一次班委会，对照检查自己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
那天，老师说了很多话，怕我们记不住还重复了一遍，末了又叮嘱我：“等你认字多了，这个记事本就由你来记。你是班长，平时要多留意，谁做得不好就要提醒他。”
我一一答应下来。
那天放学后我没有按时回家，因为听说三年三班沈玉萍他们也在开班委会，就想去看看。我站在三年三班门口，从门缝里看见班长沈玉萍面对着几个班委正在往本子上写着什么，气氛有点严肃。
“慢一点，你再说慢一点。”写完之后她抬起头来又说，“这个建议很好，大家先商量一下看怎么落实……”
屋里顿时议论起来，大家都抢着发言，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都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一不小心还把门给挤开了。
“谁？”一个男同学问。
“我看看……”沈玉萍走过来看见了我，问道，“你是来找我的吗？”沈玉萍是我家邻居，认识我。
“啊？不是。我想看看……”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一边说着“没事儿”一边往回走。
回到教室里，同学们都走了。我回忆着沈玉萍他们开班委会的情况，觉得很开眼界，可是自己却不会说那些话，也不懂那么多。怎么才能学会呢？想着、想着，突然觉得自己好像与这个教室、与这所学校拴在了一起，不想回家，总觉得还有些事情在等着我去做，却又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我左看看、右看看，想尽量找点事情做。
我们班的桌椅都是高年级挑剩下的，大大小小的很不整齐，有的还是用钉子和破木板拼凑的，但在我看来那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有了它们我们才能学到知识。我拿起抹布先去擦干净讲台上的灰尘，接着又把二十多个歪歪扭扭的课桌尽量摆正。因为教室的土地不平整，有几个拼起来的木头凳子费了半天劲儿也摆不正当。
“猴皮筋儿我会跳，‘三反’运动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也在内。”
听着屋外女同学跳皮筋儿唱的歌声，我马上探头喊道：
“柴秀文！”
柴秀文应声从外面跑进来问我：
“叫我干啥？予平。帮你摆桌子呀，咋不早叫我呢？行，摆好快回家吧，她们几个都在外边等你呢！”
柴秀文的爸妈都是工人，家里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个头和我差不多，单眼皮，文静的外表，有着活泼又开朗的性格。我们从小就常在一起玩，一起剜野菜，她对我一直很友好。这时她又帮我摆好最后几个桌椅，锁上门走出来。另外三个女同学见我出来了，就提起书包跑过来，因为我们每天都是一起回家的。
我们的学校是镇里唯一的一所汉族小学，校园很大，坐落在镇子的最西边。一至六年级、二十多个班，镇里及周边近千名学生都在这里学习。校园由两部分组成，东南面曾经是一座寺院，五间高大的石头墙瓦房是高年级的教室，瓦房中间有一条石头甬道，四周长着高大的树木。西侧是一个很平整的篮球场，紧挨着的西南侧一栋长长的新房子是教师办公室。校园东北面的三间大房子也是高年级教室，北面和西北面两大排低矮的石头墙土坯房则是低年级教室。校园中间是一个很大的操场，被用来做广播体操、开运动会、兼做足球场地，虽然坑坑洼洼的不太平整，雨后更是泥泞不堪，但却是我们的课间活动的乐园。场地的东侧有一大排单双杠，下面垫上了烧过的煤渣，雨后也不算泥泞，是最吸引人的地方。
我们几个女生刚拐过一个积了很多雨水的泥坑，就看见一些男同学正在单双杠上翻上翻下地玩着，其中也有我们班的两个男生。我突然看见一年二班那个卷发男生也在那，他姓杨，高高的个子，淡黑色的头发自然卷曲着，长得很白净，还是双眼皮。可他就是爱打架，经常把别人从单杠上赶走他上去玩，同学都叫他“卷毛”或“卷毛羊（杨）”。我有点怕他，就拉着柴秀文她们想从泥坑那边绕过去，我们班的男生见状先给我们让了路，卷发杨很不情愿地从单杠上跳下来走到一边去了。我感激地看了他一眼，不料正遇上他的目光，那一瞬间我觉得他还算友善，就留下了好感。
来到学校大门口，又碰上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林子明，他家就住在校外的马路北面。他中等个头，拿着一张报纸在我面前晃了一下，想说什么又打住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叫“参考”的报纸，是他爸爸在城里订的，经常拿回来一些。他爸爸带着小老婆在城里做事，他妈是大老婆带着他留在老家。他经常跟他妈学着认字看报纸，比我们懂得都多，又爱动脑筋，说话办事都像个考究的小先生，大伙都很羡慕他。因此报纸上一有什么新鲜事，他就拿到学校来，吸引一些同学围着他。
我们几个背着只有两本书的扁扁的书包往家走，跟以前一样，总是爱在商店、饭店门前那些高低不平的石头台阶上跳上跳下，有时候还拉着手吵吵嚷嚷地横着走。那一天，刚走过粮店门前，我突然想起老师让我“处处带好头”的话，就对她们说：
“对了，咱们人多，也得排成一排走了。”
“啊？我都忘了，老师说三个人就得排队走，是不？”柴秀文最先响应。
“那，予平，你是班长你打头……”大凤说。
“不，还是小个打头，我在最后。”
我们虽然排成了一队走，可还是回头回脑地说个不停。我也一样，那天不知咋有那么多话。
“你们说，刘老师为什么让贺小玲当文娱委员，没让她当班长呢？她爸妈可都是老师呀！她长得又好看。”我问柴秀文。
“可也没让林子明当啊！他还会看报纸呢。”柴秀文回答说。
“那李志成他妈也是老师，他爸爸还是镇里的干部呢，也没让他当啊。”走在最前面的大凤说。
“可我，我家都是工人，我又穿得这么破，能当班长吗？”我还是有点弄不懂。
“那咱们刘老师家还在农村呢，她也不常穿新衣裳啊！”
“谁能跟贺小玲比，她家多有钱啊！”
“我看老师是看谁好就让谁当！”
“那刘老师就不怕贺小玲她妈不高兴？”
“刘老师又没偏向谁，怕啥？再说连贺小玲她妈都说她‘娇气’。”
“嗨，老师让你当你就当呗！反正咱们从小就在一起，最愿意让你当班长了……”
我和柴秀文家离学校最远，最后只剩下我俩时我还自言自语着：“那我就更得处处带好头了。”
“带头怕啥？不就是好好学习、遵守纪律嘛，我看你做得比谁都好。”
“可是，老师说‘还得带领同学们好好学习’。要不，咱们也像三年级沈玉萍她们那样成立学习小组，放学后在一块学习、一块唱歌、一块玩？”我突然想起入学前参加沈玉萍她们校外学习小组的事儿。
“行啊，我也愿意和你一块学习。要不一回家，我妈就让我照看弟弟妹妹，我该落后了。再说大凤她妈也老是让她看弟弟。”
其实，一年级的功课很简单，不需要动脑筋，只要下点功夫记住就行，因此得满分很容易。而且，那时候我的记忆力特别好，老师每天讲的内容都能背下来。可是老师说我是班长，帮助同学是我的责任呀。
我的这些想法被刘老师知道后，她很和气地对我说：“予平啊，让你当班长的事儿你不用为我担心，我事先已经跟小玲她妈沟通过了，还有志成他妈，她们是老教师，都很支持我。再就是你们要成立学习小组的事儿，这是好事儿，你们可以先成立一个试一试。如果好，再成立第二个、第三个，把全班同学都带起来。”
刘老师的话虽然很简单，但是我听着却很新鲜，好像也很深刻。什么“沟通”啊、“试点”啊，事先沟通好了就不会闹意见，没有把握时先试点，搞好了就能起示范作用。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上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不久我们就成立了第一个学习小组，当时只有我们六个女生，放学后在校园树下的石头台上写完作业再回家，期中考试时我们六个人两科都得了满分。可是班上还有几名女同学成绩刚及格，因为她们回家后没时间学习。刘老师拿着我们的试卷做了对比，说：“你们几个也加入予平的学习小组吧，人多力量大，互相影响、互相帮助。”
刘老师说的话，好像又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后来男生看我们天天在一起写作业，就三三两两地围拢过来，他们也想参加，可又不好意思说。有一天竟然来了六七个人，连平时最不爱学习的丁东根也来了。他们在旁边一个推一个，嘻嘻哈哈、挤来挤去的。
“你想去就去吧，推我干啥？”邓喜祥说丁东根。
“你不是说也想参加吗？”
“可人家都是女生……”
“问问班长要不要男生？”
“班长肯定同意。可是，别的女生不同意咋办？”
他们吵得我们也学不下去了，柴秀文她们都抬头看着我。
“你们真想参加呀？”
“想！”
呵，回答倒很干脆，还异口同声。
这时，林子明从远处跑了过来：“也算我一个。”说着，他把脸转向刘玉和说，“你们这几个小子，不是说好了吗，我也参加。”
其实，这事儿我们平时也议论过，一是怕他们没长性来了会捣乱，二是这里写作业用的石头台子太少了不够用。
我突然想起了沈玉萍他们的班委会，就干脆把我刚才想到的问题又说了一遍，让大家一起商量。
“我们肯定不捣乱，跟你们一块学，我就能学下去，要不我思想老爱溜号。”丁东根抢先说。
“我也是，还是一块学好，要不我在家写作业老挨说。”
“谁要是捣乱咱就批判他！”大凤说。
“不是批判，是批评好不好？”林子明纠正道。
“呵，还要‘批判’呢，真厉害！”丁东根说完，大伙哄堂大笑：“哈、哈、哈……”
但是，商量了半天，我们都找不到更合适的地方。我们女生只能俩人挤一个石头台，给男生让出三个来，并鼓掌表示欢迎他们，大伙都很高兴。
很快，学习小组先由六个人增加到十三个人，又增加到十七个人，快赶上半个班的人数了，在校园里学习很不方便。班里还有一些人也想加入，怎么办？我去问了刘老师，刘老师启发我说：
“你不是说看见沈玉萍他们开班委会商量……”
刘老师的话一下子提醒了我，我高兴地跑回教室组织班委开会。我学着刘老师和沈玉萍的样子，说明了班委会的主要议题，林子明第一个发言。他说：“要我看，也别成立什么学习小组了，干脆全班一块上自习，在教室里写完作业再回家。要不，写完作业再念两分钟报纸？”说着，他看了大家一眼，又补充道，“要不，唱歌也行。”
“行啊，有不明白的还能互相问一问。”贺小玲也赞成，她很聪明，学习好，唱歌也好，还会跳舞，又愿意帮助别人。
“那值日生什么时候扫地呀？”卫生委员刘秀芝着急了，她家在农村，每天放学都急着回家下地干活。
“学习十五分钟就够了，作业又不多，写完作业马上扫地，值周生来检查卫生还赶趟儿。”体育委员李志成总是想得很周到。
又议论了一会儿之后，刘老师也来了，她好像也想到了可能要占用教室的问题。刘老师听完大家的意见后，说：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我看可以先试试，每天十五分钟写作业，写完马上回家，不然家长该有意见了。念报纸是好事，唱歌也是好事，不过不要放在一起做，先把大家的学习习惯培养起来，这一点很重要。记住，对谁也不要强求，自愿参加，有事儿的也可以先走。这事儿，回家一定要向家长说明白。”刘老师说完又转向我，“予平，这事儿还是由你负责，让子明辅助你。”
按照老师的要求，我每天都很认真地组织大家写作业。从农村来的几个男同学有时会缺席，但是，第二天早上我和林子明都要拿过他们的作业本先看一遍，帮他们把错误纠正过来再上交。
那一学期期末考试，我们全班同学大多数都得了双百分，只有几个人单科得了九十分，谁也没有落后。平均成绩在全年级排第一名，比第二名多出十几分。而且，我们班的纪律也最好，没有打架骂人的。秋季运动会上，我们班都积极报名参赛，获奖人数最多，我自己就得了六十米、一百米、跳远、还有接力四项第一。
这件事引起了学校领导的重视，我们一年一班在学校有了小小的名气，被评为优秀班级，刘老师很有面子，我也成了“三好学生”。
第二学期开学的时候，有的班级已经不生取暖的炉子了，可是我们一年级不行，我们人小不经冻。学校不给我们安排校工，我们就自己动手生炉子。
我提前一天到校，帮着刘老师把生炉子的同学排好班，把自己排在了第一天。
那天我早早就起来，揣兜里一个窝头当早饭，从家里拿了一点柴火就走了。到校后天还很黑，我们一年级教室里没有电灯，我只好摸黑把柴火放进炉子里，又撮上一些碎煤，划着火柴点着一张废纸。可能因为炉子一个假期都没点火了，不管我用嘴吹气、还是用笤帚扇风，碎煤就是烧不起来。弄了半天也不行，呛得我直咳嗽，手脚也冻得不好使唤了，还弄了一脸黑灰，眼看天就要亮了，急得我流出了眼泪。正在这时，隔壁“卷发杨”来了，他手里还拿着一个烧熟了的土豆，一边香喷喷地吃着，一边站那笑话我。
我瞪了他一眼，把脸转过去，又往碎煤下面塞了一点细柴，然后用力扇风。可是细柴烧完了，煤还是没点着。这时，卷发杨把吃剩的土豆皮往我面前一扔，冷嘲热讽地说：“你们女生就是笨，根本不会点炉子，还是看我的吧。”
说着，他去他们教室拿来几块没烧透的煤核，然后让我站到一边去，把我塞到炉子里的引火柴和煤都掏了出来。我看见他先把引火柴一起放进炉膛搭了个小支架，放上煤核，然后再放那些碎煤。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点揉皱的纸，点燃后放到引火柴下面，火一层一层地烧起来，最后碎煤也烧着了。
正在这时，林子明、刘玉和、邓喜祥也拿着引火柴来了，林子明还带了一点煤核。
“班长，今天谁负责生炉子？”
“我。可是……”
“这有啥难的，谁都会，还用别人帮忙？”林子明话里有话地说给“卷发杨”听。
“因为我家买不起煤，从来没烧过，没想到煤这么不好点火。”我带着歉意解释道。
“可不是吗，班长，俺们就知道这碎煤不好点，所以都来了。有俺们在就不用别人帮忙了，班长，你也快回家吃饭去吧。”刘玉和也不服“卷发杨”。
这时柴秀文和大凤也来了，她俩一人抱着一些柴火。
“班长，你咋不叫我俩呀？炉子点着了吗？你快回家吃饭去吧，不然就该迟到了。”
“我带窝头来了。”
“那就放炉子上热热啊，热了再吃。”柴秀文拿起笤帚扫了扫炉盖，掏出我的窝头就放上了。
“你俩排在大后天，柴火可得省着点烧。”我嘱咐她俩。
“卷发杨”见没人理他，使劲儿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就出去了。
“谢谢……”我突然想到应该谢谢他，可是林子明却说：“走就走吧，这点小事还用‘谢’！”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卷毛呗！”刘玉和轻蔑地说。
“不对，叫卷毛羊！”林子明故意以错纠错，说得大伙一阵窃笑。
这时柴秀文附在我耳边低声说道：“听说叫杨、杨雨生，没有妈，有一个妹妹……”
刚才说的这些话不知“卷发杨”听到没有？那时候还都是小小少年，互相帮忙，或者显摆显摆那点本事、互不服气、打赌都是常有的事。但是，我却不知道“卷发杨”早就没了妈，他爹带着他和妹妹过日子，因此他在家啥活都得干。不吃早饭是常有的事，据说那天他没有回家吃早饭，也没带饭，只吃了一个烧土豆就顶饿了。
不大工夫，刘老师也来了，还拿来一些破旧的书本儿和两盒火柴。
“我家也不烧煤，不然我就拿点煤核来了。予平点的炉子啊？不好点吧？一冬天没烧了都是凉气，我还担心点不着呢，想早点来看看。”
当刘老师听我们把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之后，表扬林子明和柴秀文他们“关心集体、帮助同学的做法值得大家学习”，之后又说道：“不过，咱也应该谢谢杨雨生，他毕竟帮了咱们的忙。再说，学校把咱们评为优秀班级，咱就得树立好风气。一个班级的班风什么样要看班干部，因此，班干部一定要起好带头作用，什么时候都要带领同学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才行……”
我们都静静地听着刘老师的话，似乎又弄懂了一些道理。
……
没想到就是那一年、刚上小学一年级时，不经意间发生的这些事：老师的启蒙、引领和示范作用，“要处处带好头”的那种“责任”意识，“三好学生”的荣誉感，以及女生间的友谊，尤其是“卷发杨”和林子明这两个男同学，竟若即若离地伴随我一路走来，走过了几十年。
（二）
一天上学去的路上，身旁突然传来阵阵歌声，那声音有点耳熟。我停下脚前后左右地看着，没有熟人，歌声也停了。可是我一走，歌声又响起来。
“奇怪，谁呢？怎么不见人影？”我这样想着，索性转过身倒着走。
“呵呵！予平，刚才是小玲我俩刚给你编的新歌，好听吗？”
贺小玲、柴秀文，还有大凤、小芳，四五个女同学躲在粮店的墙后面等着我过来，说完又唱了起来：
班长好，好班长，处处给我们做榜样。爱劳动，讲卫生，学习更是第一名。尊师爱校帮同学，体育比赛样样行。学习予平好榜样，做个模范好学生！
以前柴秀文她们就编歌唱我，歌词儿前言不搭后语，天天改来改去的，怎么高兴怎么唱。而且不管我走到哪，身边总是跟着几个人，多数是女生，有时候也有几个男生，这个唱，那个也唱。现在都读二年级了怎么还唱呢，而且连贺小玲也掺和进来了。我一时不知该咋办了。
“不要再唱了，让别人听见不好。”
“那有什么不好的，俺也没瞎编。”柴秀文说。
“就是嘛！”
“咱班男生还让我教他们呢。”贺小玲说。
贺小玲她妈是音乐老师，开朗大方，很想让贺小玲多和我在一起，多接触一些同学，多吃点苦。贺小玲身体比较弱，也娇气，但是家教好，又聪明，说话办事知道分寸，从不笑话我的衣着破旧，对我的影响很大。和她在一起，使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那一面。
当时我虽然说不过她们，但我还是不喜欢她们老夸我。没办法，只能更加严格要求自己，把她们编的这歌儿当作闹着玩吧。还好，不久她们的歌声就变成了“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那时想不唱都不行，全校一个声音，课堂上唱，课下也唱；校内唱，校外也唱；学生唱，老师也唱，连工人农民都唱，我从广播里知道全国人民都在唱。
“予平，咱班是不是今天开始排练歌咏比赛呀？”贺小玲问我。
“那啥时候去派出所擦玻璃呀？”卫生委员刘秀芝在一边着急了。
“俺们男生今天得去电影院帮着维持秩序，这事儿都跟人家说好了，再不去可就没信用了。”体育委员李志成拉着两个男同学也凑过来说。
学习雷锋做好事，是我们那个年级的一件大事，尤其是我们班大部分同学都加入了少先队，又是优秀班级，必须带头学雷锋。因此除了学校正常的活动外，我们又给自己找了很多事儿，经常忙得不知先干什么好了。只好由刘老师来帮我们做决定。
刘老师是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既是我们的班主任，又兼任大队辅导员，更是我的启蒙老师，而且当时她又入了党，我们都觉得有这样的老师很光荣。但是她的家境却不太好，她爱人在外地当兵，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小的才一岁多，还得照顾生病的婆婆，有时还得帮着公公种地。因此夜里经常得不到休息，有一次在课堂上让我领着读课文时她竟睡着了。我不敢再大声读下去，同学们也都吓呆了，以为刘老师生病了。这时，她手里的书突然掉在讲台上她才醒过来，用力拍着自己的脑门自责地说：“我咋睡着了？哎，我再睡着你们就大声喊醒我，不要怕！”
刘老师很喜欢我们这些学生，常对我们说：“一看见你们，我就忘了困难，老想给你们多做点事情！”
我们都很尊敬刘老师，因此也都格外听刘老师的话，从不给她捅娄子。她也不用看着我们，总是很有头绪地把事情安排好了之后，再教给我们怎么做，然后就由我们自己去做，遇到问题时她再及时指导，这使我刚刚步入学校就多学了很多东西。
刘老师来到教室之后，坚持和我们一起练了一会儿大合唱，然后她就把“兵”分成四路，先挑出十五个唱歌好的由贺小玲领着练歌，说：
“你们十六个人要是唱好了，就能带动全班。”
然后安排刘秀芝领着八个女生去派出所擦玻璃，李志成领着八个男生去电影院维持秩序，我和林子明领着其他人去整理少先队新成立的图书馆。
图书馆就设在老师办公室那栋房子的一角，那是存放少先队队旗和礼仪队鼓、号的地方，也堆放着一些图书和报纸。每年六一儿童节少先队检阅式结束之后，人们把队旗什么的往这一扔就不再管了，直到第二年过“六一”才想起它们来。而鼓号更是好多年没用了，都落满了灰尘。刘老师当了大队辅导员之后，总想把这里拾掇整齐，把图书和报纸也利用起来，再腾出点地方办个小图书馆，加上最近驻军部队又向我们少先队捐献了一些图书，其中就有学雷锋的书和报纸。
“你们先把这里的东西都搬到外面抖去灰尘。予平领几个同学打扫房间、擦玻璃，子明带三四个同学给图书和报纸分类，喜祥你们四个随我去搬几个书桌和书报架子来，我都找好了。把这里弄好，过几天咱们就有少先队图书馆了。”
刘老师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我们更是这样，看到有那么多的图书和报纸，我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很富有了一样。
不久这个图书馆就归我负责了。我拿到钥匙那天乐得很晚很晚才回家，林子明、贺小玲、李志成、柴秀文和大凤他们都志愿帮我一起布置图书馆，因为下个礼拜天图书馆就要正式开馆了。
“我们男生搬书和报纸，给你们撕纸条。你们女生抹糨子，把那些破了边儿、掉了角的书报先粘好。”不管干什么，林子明总是先把男女生分得清清楚楚。
第二天，林子明还拿来一摞他家的“参考”报纸，我也捐出了自己订阅的《少年报》。贺小玲她们一看也急了：
“还要不要？”
“我家有好多书，明天我也拿来！”
我听她们这么说，很高兴：“干脆咱们通知各中队，自愿献书报，丰富图书馆……”
刘老师听说后，制止了这件事。她说：“先不要铺太大的摊子，还是试试再说。一是咱没有那么大地方，二是有书有报纸的同学家也不多，不要总让大家捐东西，那会增加家庭负担。”于是我们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图书馆开馆那天，没想到一下子来了三十多个同学，刘老师也来了。图书馆太小，人挤进不来，刘老师想了想说：“书可以借阅，报纸可以拿到门口去读。”
这可忙坏了我们几个人。我们班的同学就自愿来帮我们，一连几个星期都如此，累是累，可我们心里高兴，觉得我们的世界顿时变大了，而且雷锋好像就在我们面前。
读了许多雷锋的图书之后，刘老师决定搞一次主题班会，也是一次中队活动，就是在全班开展“为什么学习雷锋大讨论”。她说：“每个班干部都要带头发言，结合自己学雷锋做好事谈心得体会。”
因为第一次搞这样的活动，大家都觉得很新鲜，因此也都很努力。我和几个班委商量说：“是不是让大家先写一点发言提纲，然后两三个人一组面对面练一练，再上班会呀？”
“那当然好了！”
大家都同意后就开始准备了，班里顿时更加热闹起来。
那次班会的效果确实很好，刘老师还向学校做了汇报，我们都受到了表扬，同学们学雷锋的热情也更高了。
那时候，我的“红五月日记”已经记了一年多了，厚厚的一大本。那是我从哥哥那里得到的一本暗红色硬壳旧笔记本，我把它用针线重新订好，舍不得做别的，专记日记。
因为五月份在我的心里分量最重。刘老师告诉我们：中国革命史上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都发生在五月，五月有很多光辉的篇章，有很多值得纪念的日子，几乎每一天都洒满烈士的鲜血。像“五一”劳动节、“五三”济南抗日流血牺牲、“五四”青年节、“五五”成立广州革命政府、“五二○”南京反内战惨案、“五二一”马日事变、“五卅”上海惨案引发全国反帝斗争，等等。当时我虽然还弄不太清楚，但是知道很多人都流血牺牲了，对我幼小的心灵触动很大，更激发了我写日记的热情，所以我就把它叫作“红五月日记”。
其实记的也不都是五月的事儿。最初是写读书心得，大部分都是看革命斗争故事心得，后来渐渐补记了“上小学一年级”、“当班长”、“学雷锋”等等。此时又多了一个新的内容，就是“开办图书馆”。这个内容记得最多，因为天天都有书看，看每一本书都有心得要写。
林子明自从在全班公开讲“参考”上的国内外形势之后，更加得意了，经常拿着报纸来图书馆给我讲“参考”上的东西。
“你看，你咋还不信呢？那张报纸你没看见，上面真写着咱国家有台湾特务，不光大城市有，咱这小地方可能也有。”
“我咋没听别人说呢？”
我真的不信，因为都是新中国了。再说，如果真有特务，老师一定会告诉我们的。
他这已经是第三次跟我说这事儿了，因为他咋说我都不信，急得他都站了起来。这时我才留意到他的外表，中等个头，小方脸，很白净，头发不多，但总是撇向额头的左边，就像用大提斗蘸墨画上了那么一撇。平时总是很斯文，可是一旦急起来就爱比划手，还喜欢指挥别人。
“你们女生就是没有政治头脑，嗅觉不灵敏，光知道学习、跳皮筋儿、踢布子儿……”
那时候我还不太明白什么叫“政治头脑”，什么叫“嗅觉”，虽然也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却说不明白，也没去多想，我觉得那些词儿离我挺远的。
他见我不关心这事儿，若有所失地站了起来说：“嗨，你都当班长了，咋不关心政治呢？”
我估计他虽然心里懂，但要真解释明白这两个词儿可能也不容易，于是就放了他一马。可是，他在我心目中的分量却被进一步强化了。
不久，也就是刚上三年级，也是在图书馆，那天他终于跟我说明了他的想法。
“俺们男生商量，想让你领着女生和俺们一起把地道挖出来。”
“哦，我听说了，在高陵家后院。他爸爸不是不同意吗？”
“现在同意了，说必须由老师出面。我昨天跟刘老师说，刘老师说让你领着就行。这个地道很重要，咱们可以在里面开队委会，商量抓特务、除‘四害’什么的，也可以用来学习。你们女生帮着挖完了，再帮着布置布置，弄好看一点。”
他还说他妈不让他掺和抓特务什么的，教室人多嘴杂也不方便，因此就看中了高陵家的菜窖。高陵家后院很大，因为父母都在饭店工作，所以也没种菜，菜窖也废弃不用了。
听说是刘老师同意的，我就答应了，结果班里的同学都想跟我去，我们只好轮班儿，一放学就去。不到一个月就把那菜窖挖好了，实际上就是挖得再大一点。女同学又在里面贴上了画报纸，钉上钉子，把学雷锋、除四害、抓特务等几个记事本都挂在墙上。里面有电线，点上灯，还真跟一个小房间一样。
林子明把这里当成了他的指挥部，让我当他的顾问。我们放学后经常在这里开会、学习，布置抓特务、除“四害”，并把抓来的麻雀、老鼠等“四害”放在这里。有一段时间还在院里练习摸爬滚打，准备抓特务，衣服都磨破了。
为此，林子明经常鼓励我们说：“大伙都应该有这样的政治热情，因为我们做的都是大事，很有意义，不能怕吃苦。”
一受到鼓励，大伙更来劲了。有一次丁东根急匆匆地跑回来向林子明报告说，他在大供销社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很像“特务”。
于是，林子明就叫我们六个人去那抓“特务”。他安排三个人把好三个门，另三个人跟着丁东根在里面寻找那个“特务”。结果其他同学也悄悄跟在我后边去了，大伙交头接耳、串来串去的，反倒引起了店员的怀疑，把我们都给轰了出来。
尽管如此，可是林子明还是说有特务在活动，并让大家注意观察，有情况时一定要向他报告。后来我才知道，他很喜欢这种指挥别人的感觉。在他写的那篇“抓特务”的作文里，他喜不自胜地说：“感觉太好了，连予平、小玲、志成他们都听我的，我成功了！”
他懂得多，爱动脑筋，思想又深刻。我却很单纯，因此很佩服他，他更得意了。
但是，我却因此受到了批评。一天放学后，刘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说：“听说你领着同学们挖地道，晚上还带着男女生在外边练习摸爬滚打，衣裳都磨破了，还去供销社抓特务，同学家长有意见，供销社也向我做了反映。这事儿咋不跟老师说呢？”
刘老师第一次这么严肃地跟我谈话，我一时不知该从哪说起了，只好把我做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刘老师听得很认真，看得出来，她相信我没有说谎。只是在说到林子明时我有点犹豫，因为好多事情我都是按照林子明说的去做的，但我又不想把责任都推给他，那太不仗义了。
刘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换了一个口吻说：“子明跟我说去高陵家帮着收拾菜窖，我也没细问，原来那就是‘地道’啊。嗨，一会儿你把子明也叫上咱们一起去看看，跟高陵的父母解释一下。不过，你们都慢慢长大了，男女生在学校一起学习没问题，如果单独去地道里就不好了，家长不放心哪！还有抓‘特务’的事儿，我知道这一定是子明从‘参考’上看到的，究竟有没有？咱先不去管它，因为这是国家的事儿，是大事儿，你们还小，管不了这事儿，弄不好会给社会添乱的。再有就是要有组织纪律性，遇到这样的事儿一定要先告诉老师，不能因为跟同学关系好，就处处听同学的。我说的意思你懂吗？”
我知道刘老师说的是子明，就点了点头。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在这件事儿上我确实太盲从了。我难过地掉下了眼泪，刘老师把她的手绢递给我，和气地说：“你很诚实，这很好，不过以后一定要学会分析是非。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不能因为谁懂得多谁说的就都对。”
那天，刘老师带我们看过菜窖之后，又去饭店找到高陵的父母，道歉之后说以后不让我们再去那里了。这件事儿就此结束了。
第二天刘老师又把我和林子明一起找去了，指出了我俩的优缺点和努力的方向之后，还特意说明我没有推卸责任，她知道那一定是林子明的主意。这时我才知道刘老师不想我被子明误会，刘老师的良苦用心，真的深深地打动了我。
但是，我对林子明的信任感却受到了伤害，我第一次这么难过，于是我处处躲着他，他跟我说话我也爱搭不理的。
于是他更感到内疚了。一天放学后，他满脸歉意地站在教室门口，想跟我说什么，嘴张了张却没有说出来。我故意装作没看见，跟贺小玲、柴秀文她们一起走了。
此后，林子明总是千方百计做些补偿我的事儿，而且好像也更加信任我了。尤其是每当班级评选三好学生时，老师话音刚落，他就不失时机地举手抢着说：“我选何予平，大家有目共睹，她不光学习好，劳动、纪律、体育比赛等各方面成绩都最好，日记写得也最好。”说完他还站在那带头鼓掌，直到引来一大片掌声，他这才心安理得地坐下。
他的做法的确很奏效，可是他却悄悄对李志成他们笑笑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嘛！我二妈教给我的。”他爸爸的小老婆很有文化，因此他常把“二妈”挂在嘴边。他不敢承认他的本意是想改善我们的关系。也好，我想。
那些年，每次选优都有我，而且总是第一名，好像定格了，一次奖励都没落下过。老师也总是先把我定下来，再选别人。
“予平，我们都想选你，可是每次都是我们刚举手，林子明就站起来了，我们谁都抢不过他。他还总用新词儿，今天又说什么‘有目共睹’，那是啥意思？”柴秀文问我。
“我也觉得很新鲜，意思可能是‘大伙都看见了’。”小玲回答说。
“那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俊……俊’啥来的？”
“‘俊杰’吧？”
女同学总是要为这些似懂非懂的“新词儿”戗戗一会儿。
林子明的学习成绩和气度虽然不如我，但是他的才学和组织能力却得到了充分展示，因此刚读四年级刘老师就让他当了我们班的中队长，我当了大队长。
刘老师还让我们把少先队的鼓号队组织起来，同学们一听可乐了，都抢着来找我报名。当时我们只有一面大鼓、四面小鼓、两副小镲和四支号。
“不太配套，但总比没有强。今年‘六一’检阅式上要有礼仪队，因此得快点组织人练习了。”刘老师说。
人选都从四年级出，因为年龄合适，上课时间也一致，便于练习。经过反复筛选，终于把人员定下来了，a、b两组，加上旗手和护旗手共计四十人，其中就有二班的“卷发杨”。因为“卷发杨”个头高，体型好，打大鼓没问题。而林子明个头不高，只能打小鼓，为此林子明撅着嘴，不说话也不高兴。“卷发杨”却马上就背起了大鼓，还让我帮他系上后面的背带，乐得跟着我问这问那。林子明一见更不高兴了，李志成已经帮他把小鼓背带系好了，可是他又弄下来：“不行，太紧了，勒得慌，谁再帮我重新系一系？”
起初我没在意，帮了这个帮那个，就没去帮他。后来我发现他总在我身边嚷嚷，而且李志成也跟我说：“我都帮子明系好了，可是他说太紧了。予平，还是你给他系吧。”
“怎么了？”说着我走了过去。
“你光帮别的班的，也不帮我，你看咋弄都不得劲儿。”
“你都解开再重系。”
结果，解下来又系上，又解下来再系上，一连折腾了三四回。子明这才说：“行了，这回行了。”
其实，我系得还没有李志成好，当时我还不知道子明是故意让我做给“卷发杨”看的。
不久，我们的鼓号队就开始彩排了。真棒！红旗猎猎，鼓号齐鸣，一下子吸引来全校同学的目光，不少人为了看彩排，放学都没回家，一直在学校等着。
那阵势，我是第一次见到。然而最让我心跳的还是老师让我走在鼓号队的最前面，而且身后还有两名少先队员做护卫。一种无上光荣的感觉使我久久难以忘怀。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永远做一个走在前面的人。
不久，因为学校领操的体育老师请假了，刘老师就推荐我领操，站在领操台上喊口令、做示范，领着全校千余名师生一起做操。刘老师对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不要错过，要学着大方、果敢，不要害羞。再说你个头高、声音又洪亮、体型也好，还是少先队大队长，咋就不行呢！”
听刘老师这么说，好像非我莫属，我顿时就有了信心。
我的确是运动型体质，很灵活，一跃就跳上了那个高高的木制方形领操台。那本来是学校开大会用的大讲台，校长、主任经常在上面对全校师生训话，因此那讲台总是显得很庄重、很威严。没想到我可以站在上面领着全校师生做体操，想到这，我心里还是难免忐忑不安。
“没关系，你就像平时那样，往远处看。”刘老师站在领操台前小声嘱咐我。
可是第一天上去领操，我第一眼就看见了贺小玲、柴秀文、林子明他们。因为四年级四个班的队伍正好在领操台前面。小玲还算严肃，可是柴秀文、林子明他们看着我直乐。我以为自己做错了，就低下头看自己。这时刘老师又在一边低声对我说：
“挺好的，别低头！”
我只好尽量把目光投向别的班级，不料又看见了“卷发杨”。他刚想跟旁边的同学说什么，发现我正看着他，立马站直了，很标准地随着我的口令动作，似乎在暗中鼓励我，我又有了自信。
接着我又把目光投向更远处，一下子看到千余双眼睛都在看着我，而且千余双手随着我的口令一起动作，十分齐整。一种强大的力量震动了我年幼的心灵，顿时信心大增，几乎完全忘记了自己，不再紧张和担心。当我领完操跳下大讲台时，同学们一下子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夸起我来：
“真棒！”
可是刘老师还是走过来对我说：“再勇敢一点，不要难为情，一定要挺胸抬头，这是做广播体操的基本要求。”
听到刘老师的话，我顿时脸红了，我知道刘老师话里的意思，因为那个年龄的我们胸部刚刚开始发育，虽然不明显，但是就不好意思挺胸。
那年下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刘老师的爱人从部队转业回来了，安排在镇政府负责文教工作。刘老师在家有了帮手，这回可解放了，她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学校和我们学生身上了。
有一天，她领我们大队干部开会，商量镇里两所小学的少先队成立总队的问题，也就是朝鲜族小学和我们汉族小学的少先队要合并。刘老师她爱人就是朝鲜族人，他说：“合并后经常在一起活动，既便于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化，又有利于交流少先队工作，团结互助，取长补短，这是一件好事。”
他的建议得到镇政府领导的支持，于是决定成立少先总队。
成立少先总队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读五年级了，我好像自然而然地又当上了总队长。而且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了陈老师，大队辅导员也换成了男的刘老师。那年“国庆十周年”要举行少先总队检阅仪式，两所学校的鼓号队先分开训练，准备彩排后一起上场。
因为我们的大鼓手“卷发杨”很帅气，四面小鼓、四副小镲和四支号都是男女生各半，女生打扮得很漂亮。训练的时候，“卷发杨”还走到我面前说：“我一定把鼓打好！”他的话不多，也从不拐弯抹角，但却很直率。
我鼓励他说：“你的每一个鼓点都是指令，整个鼓号队都由你指挥，一点都不能错啊。”
“是，知道了！”
他第一次这么略带调皮地回答我，我突然感到他可以信赖。
朝鲜族小学的鼓号队原本都是男生，大鼓手的个头也没有“卷发杨”高，不如他帅气。他们来我们这看了之后，回去马上换了人。国庆节那天检阅时，他们又都穿上了韩服，看起来确实很漂亮。
那天没让我走在鼓号队的前面，而是与总队辅导员一起在主席台上检阅鼓号队，接受他们的致意。
那阵势对我们来说十分震撼，在那个古镇也很新鲜，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那天天空特别晴朗，微风轻轻吹拂起礼仪队的队旗，飘飘扬扬地从主席台前走过。一眼望去，蓝天白云下红旗猎猎，鼓号齐鸣，还真动人心弦呢！
礼仪队的队员们都穿着白上衣、蓝裤子、白球鞋，年少靓丽而又纯真，他们向主席台致以庄严的注目礼。各中队排着方阵，打着中队旗，迈着整整齐齐的步伐走来，举手向主席台致少先队敬礼。总队辅导员和我则不断举手，一一回敬少先队礼。
那一天，似乎是我少年时期所经历过的最光荣、也最美好的时光，多少年后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那之后，我平时所惧怕的那些朝鲜族男生，见了我也都笑呵呵地点点头，彼此似乎多了一些理解和敬意。
而我也好像领悟到了人生奋斗目标：只要做一名好学生、做一个先进的人，就一定会受到尊重！
国庆节之后，我们十几个同学又一次去看望原来的班主任刘老师。
那年，刘老师又开始接手一年级新生了。她也有点舍不得我们，但还是很愉快地拉我们坐下，挨个儿看我们有什么变化。
“你看吧，离开我这两个多月，你们好像都长大了，也成熟了，多好啊。……陈老师是老教师，教高年级经验丰富，人也好，你们一定要多跟陈老师学习。”
接下来她又看着我说：“哦，予平也扎起了小辫子，好看，有点像大闺女了。当上总队长以后责任大了，模范带头作用就更重要了。”
……
那天，刘老师挨个儿观察，挨个儿嘱咐，对我们说了很多话，可是我脑瓜里印象最深的好像还是那句“模范带头作用”，似乎“带头”最光荣！
陈老师是位中年女教师，也是我们学校的优秀教师，因此才让她接了我们这个优秀班级。她很严厉，教学也最认真，我们都很少看见她笑，因此也都很怕她，我也不例外。
她刚来那些日子，同学们总是在心里拿她和刘老师做比较，比较的结果还是喜欢刘老师。当然也希望陈老师能亲切、和蔼一点，毕竟我们是多年的优秀班级，即使老师不厉害，我们也都很自觉。可是陈老师并不知道我们的想法，因此一刻也不放松地管着我们。于是有人就开始背地里嘀咕这事儿，有时课堂上还有点小动作，把陈老师的话当耳旁风。陈老师知道后，决定找机会杀杀我们的傲气。
那一天，陈老师终于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而且是拿我做典型。
那是初伏第一天，天很热。因为听大人说初伏那天到河里洗澡能治肚子疼，我们班有几个同学平时就爱肚子疼，因此两年来我们都在那一天中午去河里游泳、洗澡，从来没有影响下午上课。
可是偏偏这一次我们迟到了，迟到的还不止一个人。
上岸后，贺小玲发现自己的皮鞋少了一只，女同学中只有她穿皮鞋，她急得都快哭了。柴秀文我们五个人一边安慰她，一边急忙分头去找。结果找遍了附近的庄稼地和草丛都没找到。小玲身体弱，又不像我们光脚也可以走路。没办法，只能让柴秀文到附近的亲戚家给她借了一双鞋凑合着穿上。等我们呼哧气喘地跑到学校时已经上课二十多分钟了，而且正是陈老师的语文课。
我们几个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不进去吧又怕耽误听课；进去吧，又怕陈老师不高兴，再把我们轰出来。
“都怨我，都怨我！”贺小玲流着眼泪一个劲儿地自责。
我想了想，觉得还是不要耽误功课才好，说不定陈老师会像刘老师一样说一句“下不为例！”这样的话就放过我们了。于是就鼓起勇气轻轻地敲了敲门，等着陈老师喊“进来！”
敲门之后，我们都屏息静听，结果几个人都失望地向我摇摇头说：“没有声音！”
我只好再鼓起勇气敲门，并稍微用了一点力。这样一连敲到第三次，这才听到陈老师喊：“听见了，如果你们不想进来就在外边站着吧！”
于是我们一个跟一个灰溜溜地进屋站在门口，等陈老师说我们几句后让我们回座位上坐下。可是陈老师既没问我们迟到的原因，更没让我们回座位，理也不理我们继续讲她的课。
我们不敢擅自行动，只好难过地低头站在那里，每个人都掉了眼泪。可是当我悄悄往座位上看时，发现同学们并没有听课，几乎所有的眼睛都在同情地看着我。我这才意识到：如果因为我而引发同学们与陈老师的对立情绪，那可就糟了。
正在这时，李志成给林子明扔了一个小纸团，聪明的林子明趁陈老师板书时拿过纸团，并扭回头看了看，发现李志成、刘玉和他们正焦急地向他点头示意。他猜到了他们的意思，可能也正与他的想法一致，于是他高高举起了右手，眼睛看着陈老师。
“林子明，你有什么事？”
“报告老师，何予平她们迟到的原因是因我而起，您要批评就批评我吧。”他没再往下说，我也猜不出他下面还要说什么，愣愣地看着他，同学们也都往他那边看。
陈老师先是一愣，接着竟毫不客气地说道：“我当然也要批评你，你们几个是铃声响完之后才回到教室的。不过现在你们得先给我听课，否则你们也到门口去站着。”
说到这里，陈老师可能觉得同学们的精力难以再集中，而且这件事到此也基本上达到了教育目的，不如把应该解决的问题借此机会摊开解决了好。于是陈老师把手中的教科书和粉笔都扔到讲台上，语气急转直下地说道：“算了，今天的作文课就先到这吧，回头再补。你们几个先把迟到的原因说清楚。”
我马上一五一十地都说了一遍，这时我又看见李志成与林子明他们几个交换眼色。林子明没再举手，而是干脆站起来说道：“老师，我补充几句：我们五个男生今天在河的下游游泳，往回跑时看见一只狗叼过来一只皮鞋。当时李志成说‘那鞋好像挺眼熟’，我想也没想就催促他们说‘得了，都快迟到了，快跑吧！’那狗看我们跑，以为我们追赶它，跑得更快了。刚才予平她们在门口站着时，我一看见贺小玲手里提着的那只皮鞋，这才意识到她们迟到是我给造成的，如果……”
自从那次因为挖地道问题林子明伤害了我之后，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想法弥补，我觉得他做得已经挺多了，因此也不与他计较了，可是他好像想彻底改变自己似的，也学着坦诚大度起来。
尤其是当我在检阅式上对“卷发杨”微笑时，林子明也看着我笑。当我在运动会上给跑在最前面的“卷发杨”使劲儿鼓掌时，林子明不仅随着我鼓掌，还大声叫“好！”当时贺小玲看见后在旁边小声说对我说：“林子明好像不那么爱嫉妒了。”
我听后笑笑说：“他是有些改变。”
可是，之后柴秀文却悄悄告诉我说：“林子明跟男生说这就叫‘欲擒故纵’！还说这是他‘二妈’跟他说的。”
今天他竟再一次公开为我开脱，不管怎么说，我心里还是感激他的。
陈老师听到林子明的解释后，火气稍微小了一点，说：“我知道何予平轻易不会违反纪律，但是不管原因如何，其结果呢？结果就是有十多个同学迟到，不仅影响全班同学都上不好课，而且也影响了老师的教学进度。作为一名优秀班级的学生干部，作为一名少先队的总队长兼大队长来说，该起什么样的带头作用？我不说你也应该明白。再说，如果迟到的同学都有理由，那还要《学生守则》干什么？我希望何予平能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那是我第一次受到这么严厉的批评和处罚，既委屈又难过，竟忍不住哭了起来。可是仔细想想，老师说的也对，我好像真的有点骄傲了，以为迟到一会儿不要紧，没想到会造成这么不好的影响，会影响到老师和全班同学的情绪。
接下来，我断断续续地听见陈老师在说：“我一见班上少了十多个人，而且林子明他们五个男生也是打铃后才跑进屋，坐下后还交头接耳，好半天都安静不下来，十分恼火。没想到全校先进班级的纪律是这样，没想到带头迟到的都是班干部，更没想到明明做错了事还互相袒护。这会带坏了班风，这不是一个优秀班级应有的素质，也不是刘老师所愿意看到的。”
听到“刘老师”三个字，我顿时感到自己应该马上带头承认错误，带头做深刻检查，共同维护好刘老师辛苦建立起来的良好班风。
在我的带动下，几名班干部都承认了错误，而且都挺深刻。陈老师这才松了一口气儿，说：“一个班级风气的好坏，班干部的带头作用十分重要，我希望班干部能够明白这一点。当然，全班同学也都有责任，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良好班风，而不要偏袒错误。……今天咱们讲的作文课就以‘我说班风’为题目，大家回去后写一篇作文交上来，我根据大家的作文再找时间补上这堂作文课。”
放学后，陈老师又把我们几名学生干部单独留了下来，她没再批评我们，安慰了我们几句之后，进一步给我们讲清了她今天这样做的道理。叫我们“不要躺在‘优秀班级’的荣誉上睡大觉，不要辜负刘老师的期望”，并说“刘老师打下的好基础不能在我手里给毁了，我们只能比以前更好才行”，等等，希望我们能够理解，并配合她一起把我们这个集体搞得更好。末了她告诫我们说：“五六年级对你们很重要，要为上中学打好学习基础，不能整天搞活动，更不能再贪玩儿……”
那天我以为陈老师还会说我什么，可是她说到这就让我们回家了。
之后班级的纪律确实好了很多，又有点像原来的样子了，只是比以前紧张了。因为陈老师对作业要求很严格，做得不好不能回家。所以同学们上课注意力都很集中，唯恐听不明白完不成作业。
结果那年期中考试，我们班所有同学的成绩都上了一个台阶，平均成绩又一次拿到第一名。我看见陈老师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陈老师这么开心，看起来她好像是打心眼儿里高兴。
这时我才注意到陈老师是单眼皮，瓜子脸，脸色黑里透红。可能比较操劳的关系，四十岁刚出头脸上就已经有皱纹了。中式短发上别着一只黑色发卡，蓝色制服已有点褪色，从上到下都十分整洁。只是干练的气质里稍显威严，令人轻易不敢说笑。
公布成绩的那一天放学后，陈老师把我单独留下了。我不禁有点紧张，以为自己又做错了什么。
来到老师办公室后，陈老师破例拉过一把椅子让我坐下。
“不用，我站着就行。”
“是不是还不高兴啊？”
“没有。”
“那次我本想跟你把话说清楚的，可是我又想，让你历练历练也好。人生的路很长，什么事情都可能遇到，没有承受能力可不行。要学会忍辱负重，要坚强，不能因为受了一点委屈就闹情绪。不过，我看你还行，毕竟是优秀学生干部，想明白了，也挺过来了。我知道你们大多数人的家庭还都挺困难，爹妈送你们来上学都不容易，学习不好会影响你们的前途。你看这多好，你们带领同学们把精力都用到学习上，成绩自然就提高了。如果不拿你做典型，同学们就不会改得这么快。其实让你受委屈我心里也不好过，还好，你能理解并配合我工作，我得谢谢你，予平。”
听到陈老师说的这番话，如同看到了老师的良苦用心，我感到自己重新找回了老师，不由得眼里充满热泪，既委屈又感动。我心里默念着“忍辱负重”几个字，顿时好像长大了许多。
接着，陈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本书给我，我一看是《革命烈士诗抄》，不由得又高兴起来。
前些日子我曾听林子明说这本书出版了，还特意到书店去找过。可是书店说“只来了两本，当天就被人买走了”，不禁有点失望。不过还好，那天我买到了书店唯一的一套《东周列国志》。当时有一位中学老师也想买，他看我小，问我是哪个年级的，我回答了他之后，他就对书店的人说：“小学生愿意买书看，是好事儿，让给她吧，以后再来了我再买。”
没想到那位老师就是陈老师的丈夫，他与贺小玲的爸爸都在中学教数学。
“听说你去书店买这本书没买到，这是我找人从县城买来的，你先拿去看吧，看完后给同学们传阅，然后放到图书馆去。再过一段时间我想组织一次作文比赛，题目就是‘读《革命烈士诗抄》有感’。你不是最爱写‘读后感’吗，可以先写一篇做示范，给同学们看看。”
听陈老师这么说，我的心情顿时好了许多，乐得拿着书一溜烟儿跑回教室。没想到贺小玲、柴秀文、林子明他们还在教室等着我。他们看我是笑着跑回去的，这才放下心来，围着我问这问那，唯恐我又挨批评。我说：“正好你们都在这，我正想找你们商量作文比赛的事儿呢，……”
我把陈老师的话对他们简单说了一遍，商量想法再买几本书，大家伙儿一块看书、一起写读后感。
我们的读后感写好后，陈老师很满意，没做修改，她说：“就用你们自己的口吻写，这样好。”
我们几个的读后感被选出来参加了高年级的作文比赛，我获得一等奖，贺小玲获得二等奖，林子明没有获奖。不知为什么这次他的确没有写好，按照他的能力不应该这样，他一直没讲为什么。过了很长时间之后我才听说：当时他的两个妈妈吵架了，吵得很凶……可是他还笑着夸我们，说：“我都跟刘玉和他们打赌了，你俩一定能获奖！”
总是这样，这个林子明，我佩服他的博学，却不喜欢他的绕弯儿。有时候好像很懂他，有时候又觉得看不透。他不像“卷发杨”那么单纯，虽然我与卷发杨接触的也并不多。当然，那时候还都是小小少年，只是感觉而已，事过之后从不多想。
在陈老师的耐心指导下，同学们的心思更多地用在学习上了，很见效，成绩普遍有所提高。
我可能因为基础好，功课压力不大，总想多做一点事儿。因此，除了上课之外，有空就忙活少先队的事儿。
那段时间图书馆的书基本上都被我看遍了，有的竟从头读到尾一个字不落。有时候还把书带回家去看，晚上家里的人都睡下了，我还捧着书看。娘就把电灯关了，说我：“白天在学校还看不够啊？夜里还点着灯看书，那得多少电啊！”
于是我就趴在炕上，把书拿到炕沿儿下面去看。因为几个哥哥房间里还有灯光，透过厨房里的玻璃窗和门缝儿，正好照在我睡觉的那段炕沿儿下。
那时候就是爱看书，到手的书一本不落挨着看，就连《少年报》上“小虎子的故事”我都从头看到尾，真有点“如饥似渴”。
因为中队活动内容往往是“英雄故事会”，刘胡兰、黄继光、董存瑞这些英雄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所以都到图书馆去找新书看。有一次在图书馆竟不期而遇地碰到了“卷发杨”，因为我很少在那见到他，所以有点好奇，想看看他喜欢什么书。
不料，他进去后只往四周扫了一眼，就停在书架前不动了。我以为他有什么目标呢，结果他几乎挨个儿把所有的书都抽出来翻看两眼就放回去，没有一本仔细看的。等他翻到书架第三层的时候，林子明也来了。林子明看见我在那，又看见了“卷发杨”，于是就悄悄站在了“卷发杨”身后。当“卷发杨”翻到第二个书架最后一排书的时候，林子明发话了：“你找什么呀？”
“卷发杨”既没回头、也没回话，继续翻找图书。
“哎，问你呢，找什么啊全都翻一遍，会看书吗？认字儿吗？”
“卷发杨”本来没有生气，可是一听这话咋那么刺激，禁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一看是林子明在挖苦他，小声骂了一句：“臭狗屎！”然后转过脸去继续翻书。
“骂人都没新词儿，除了‘臭狗屎’你还会骂什么？”林子明说完，看“卷发杨”没搭腔，于是又说道：
“卷毛狗，书都让你翻坏了，别人还咋看？不爱看书就别在这装了。”
“卷发杨”听到这，终于忍不住回头打了林子明一拳。林子明身子往后一闪，趁势一把抓住“卷发杨”的胳膊，扭到了身后。
“哎呀！哎呀！”“卷发杨”疼得叫了起来。
我看他俩好像真要打架，就喊道：“不许打架！都松手！”
“予平，你听见了吧？他骂人！”林子明不松手。
“先松开，松开再说。”我担心他把“卷发杨”的胳膊掰坏了。
“是他先讽刺我的，我又没惹着他！”
看书的同学们都围拢过来，我赶紧拉开林子明的手：“子明，松手！你是中队长。”我提醒他，他也就趁势松了手。
可是“卷发杨”的胳膊被扭疼了，一边揉胳膊一边甩手，嘴里还骂着：
“臭狗屎……”还好，他不骂那些难听的话。
“少先队员，不能骂人！”
“他还骂我是‘卷毛狗’呢！”
“人哪有长‘卷毛’的？好人更没有……”林子明见我瞪了他一眼，又转了话题，“算了，我还有别的事儿呢，没工夫搭理你。”边说边走了出去。
“杨雨生，你找什么书？我来帮你。”
“不用。”他还算大气，但也许是找书的心情太急切了，没再计较。
我突然想起来，他们五年二班本周末的中队活动是“英雄故事会”，还邀请我参加呢。
“你是不是找那本《青年英雄的故事》？”
他回过头来诧异地看着我说：“你怎么知道？”
“好了，你别找了，明天我拿给你。”
自从驻军部队向我们捐献了那本书以来，看的人最多，损坏得也最严重，我就让柴秀文拿家去好好粘贴一下。
“卷发杨”听后脸上露出了笑容。
“那就早点，早晨一来就给我。”他的话很简单、直接，一点修饰都没有。
我突然感到他的笑容那么友善，那么纯朴，侮辱他的人如果看到了一定会自责。
说完，他就转身出去了。一个来看书的同学指着地上对我说：“他的‘一道杠’掉了。”
我一看，地上有一个小队长佩戴在胳膊上的臂章，就弯腰捡了起来。
“明天连书一起拿给他吧。”
“要不，我给他送去吧，他找不到该着急了。”
“还是你想得周到，快去吧！”
我还真没注意到杨雨生是什么时候当上小队长的，不过他们班的中队长告诉我，他们中队周末的“英雄故事会”讲故事的人中就有杨雨生，并说：“杨雨生他们小队还有两名同学那天要宣誓入队呢，他觉得很光荣，很珍视这份荣誉。”
小学毕业之前，同学们都很忙，除了准备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之外，与老师的告别和同学间的别离也成了一件大事儿。
有些同学不能继续读初中了，尤其是家在农村的同学，毕业后得回家帮爹妈干农活。家在镇里的同学有两个要随父母调到外地去，个别的还怕自己考不上中学，因此互相间难免有惜别之情。
那时候还不太兴送纪念品，也没有钱买。因此，都只想法买一本便宜的硬壳笔记本做留言簿，让同学们在那上面写上一段话做纪念。
一天，我和柴秀文去买笔记本时碰上了李伟丽，她也在那挑选笔记本。她是我下一年级一个中队的学习委员，还没到毕业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去买笔记本？
她看见我去了，显得非常高兴，手里拿着三种颜色的笔记本问我：“予平，你喜欢哪种颜色的？”
我一看她要买的那款笔记本很贵，就提高了警觉。因为之前她曾几次要送我东西，我都没有要。有一次她竟到我家里去找我，娘对我说：“予平，你快出去看看，一个姑娘在大门口走来走去的，好半天了，我出去问她，她说想找你。”
我出去一看，原来是她，手里还拿着一条围巾，说是天气快冷了，她特意让她姐姐从城里买回来送我的。我知道她家里有钱，她爸爸在镇医院当大夫，她姐姐在城里工作，打扮有点特殊，对镇里的人摆出一副不爱理睬的样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愿意与她多来往。
“没关系，你就收下吧，我只想跟你做朋友。”她说。
“咱们都是同学，不需要互相送东西吧？”这种尴尬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不免有点反感，一时又没有别的话好说，就不由自主地反问她。
可能我的语气太冷漠了，她迟疑了一下，还是不想放弃，竟抓住我的手硬往我怀里塞那围巾。
我立即抽回手来，围巾掉地上了，我也没去捡。我怕她跟到屋里来，就说：“我得回去烧火了，以后你不要再到家里来找我了。”说完我转身就走了。那以后，我一直不愿意见到她，有时候远远地看见她我就马上躲开。
可她还是热情不减，今天可能又要给我买笔记本吧？当着柴秀文的面，我不好让她下不来台，就回答说：
“都不喜欢。”为了防备她再给我买笔记本，我拉着柴秀文就走。
柴秀文很机灵，她也早就知道李伟丽总找我的事儿，就和我一起离开了供销社。
“李伟丽干啥老黏糊你，是不是有点不正常？连我都讨厌她了。”
那时候我们都还不懂别的什么，但又不愿意背后议论她。
“我也不知道。算了，忘了这事儿吧。”
我们只好又去小商店一人买了一本便宜的笔记本。
可是，李伟丽还是不撒手，有一天竟到我们班里来了。同学们都在上自习，贺小玲个头矮坐在前排门口那。她看见李伟丽在门口向自己招手，就出去了。
“你是来找予平的吧？她去少先总队开会去了。”
“不用找她。你把她的‘留言本’拿给我就行，我也想给她写几句话。”
“啊，她的‘留言本’，陈老师拿去了。”
因为林子明也想把自己的留言写在前面，下午就去陈老师那拿回了我的留言本。只见上面写着：
“予平同学：你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诚实，大方，热爱集体，责任心强。希望你好好珍惜这些优点，再接再厉。上中学后要更加努力学习，将来一定很有前途。”
而林子明只在上面写了一句话：
“予平兄：同窗六年，手足情深。小弟子明”
写完后就把留言本交给了贺小玲。小玲看后问他：
“你咋只写一句啊？”
林子明诡异地一笑，说：“你不懂吧？这叫‘字字千钧’，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尽在不言中’。”
“又是跟你二妈学的？”
“那当然！”
贺小玲也学林子明，简洁明了地写上了她的心里话：
“予平：我妈说你是我们学校最优秀的女生。跟你在一起，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你让我改变了很多，变得坚强勇敢了。谢谢你，希望上中学我们还能在一起。小玲”
于是其他同学也都仿照他俩，因为我的年龄比他们大几个月，便纷纷称呼我“予平兄、予平姐、予平班长”。刘玉和、邓喜祥、丁东根这些男同学干脆直呼我“大哥”，只有贺小玲、柴秀文、大凤等女同学还是之前那样，亲切地称呼我“予平”。我看到后，觉得心里暖烘烘的，觉得每个同学都那么可爱，那么值得留恋。
可是，李伟丽却跟别人不一样，竟然写道：
“最最亲爱的予平：自从认识你以后，我每天都想看见你，每天都想去找你，可是我不敢。我多希望你能理解我、多看我一眼、多跟我说一句话啊！现在你就要上中学了，我们就要分开了，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说……总之，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希望你永远、永远都不要忘记我。你最好的朋友伟丽”
柴秀文一边看一边把留言本拿给我，刚走几步就被林子明截住了。
“我看看，这个女‘圣人’都写了些什么？”
因为李伟丽家里的人都很傲慢，在这个镇里总觉得与众不同，对谁都爱搭不理的，所以一些同学就把她家的人称为“圣人”。
“嘿！写的这叫什么呀？‘单相思’！”
“子明，别胡说！”
我听到后马上制止他。可是当我看完后也有点哭笑不得了，真有点过分。没办法，又不能把那一页撕了，好在同学们都明白。
之后不久的一天下午，陈老师把我叫到他们老师办公室。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座位上的老师都看着我笑，把我都笑蒙了，我脸红红地走向陈老师。
“予平，看见了吧，老师们在都向你祝贺呢！”
“为什么？”我小声问道。
“你还不知道吧，校长刚给我们开过会，宣布保送你上初中，就是说你不用参加升学考试了。全校就你一个人，高兴吧？”
“是啊，予平同学，祝贺你！陈老师把你几年来的学习成绩和所有优点都汇报了一遍，一再推荐你免试。陈老师说你考试也一定能考上，但是保送是一种奖励，给同学们树立一个榜样，鼓励同学们都努力学习。你明白陈老师的良苦用心吧？”我以前的班主任刘老师也大声对我说。
“好学生就应该奖励！”贺小玲她妈张老师说完还冲着我鼓掌，于是好多老师都跟着鼓起掌来。
“是啊，予平，刘老师、张老师她们都一个劲儿地夸奖你，在座的所有老师都赞成你免试呢。”陈老师又补充道。
我既高兴，又感动，脸更加红了，不由自主地向陈老师和所有老师敬了一个少先队礼。
“好了，好了，谢谢老师们都赞成保送你。”陈老师说完让我坐在她的旁边，又说，“这就是我今天要跟你说的话，鼓励你的话我都写在你的留言本上了。尽管你不用参加升学考试了，可是我相信你一定还会和以前一样，继续严格要求自己，带头努力学习，帮助其他同学复习好功课，准备升学考试。你能做到吧？”
“能！”我忙站起来答道。
走出陈老师的办公室，当我真的感到就要离开这所曾给予我知识、教我懂得道理、领我走上人生路的第一所学校时，心里那种依依不舍之情更加浓重了。
我一边往教室走，一边回过头去不断地看看这、又看看那。褪了色的红领巾被风吹起又落下，左臂上的三道杠虽然还是新的，但是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佩戴了，想到这不免有些伤感。
可是，当我抬起头，看看那栋长长的教师办公室，又看看操场和坐落在操场四周的所有教室。想到从低年级到高年级，自己曾经在那么多教室里学习过，而这些教室迎来送往地曾经抚育过那么多学生成长，该多么自豪啊！
尽管这所学校六年来几乎没有任何修缮，用泥土垒起来的石头院墙不少地方都塌陷了，低年级那些半截土坯教室从外面看也低矮了好多，大操场至今仍然没能铺上沙子，冬天撒上的煤渣一下雨都和进了泥浆里。只有篮球场地还略显平整一点，体育老师正带着一些同学在那打篮球。高低杠那也已经不见了“卷发杨”，一些比我的个头低很多的男女生正在那上下攀爬、玩耍。可是，在我看来这所学校的风采依然不减当年，她的吸引力像磁铁一样强大。她让我们在这学到很多知识、一天天长大了。她含辛茹苦地为社会培养人才，默默为国家做着贡献。因此，她虽然矮小但却无比伟大，她虽然破旧但却无上崇高，她在我们的心中就像母亲一样慈祥和善良，她是这个古老小镇的光荣与骄傲！
想到这，我对这所学校更加不舍了。
当陈老师向同学们宣布我被保送读初中的消息后，教室里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小玲、子明、志成他们几个班干部还跑到我面前来鼓掌，陈老师没有制止，她和大家一样满脸笑容。
当然我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毕业前那段时间，我跟往常一样和同学们一起努力学习，同时尽力帮助几个功课稍差一点的同学补习课程，准备考试。当我把之前学过的教科书拿到学校时，同学们都很吃惊，因为我很珍惜自己学过的所有书，一本一本都包着书皮，保存得非常好。小玲拿起一本惊叹道：“哎呀，你是怎么学的呀？咋还跟新发的书一个样？”
同学们没有想到的是老师也给我发了“准考证”，说是让我留作“纪念”。
升学考试那天所有教室都安静极了，可我却怎么也无法置身室外。我拿着“准考证”早早就站在考场外，看着同学们一个一个往里走，小玲、子明、柴秀文，他们走过我面前还奇怪地问我：“你怎么也来了？”
他们不知道我也想进去考试。我真的不是想显摆自己，我只是十分珍惜还能在学校做的每一件事，想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直到监考的老师要关门了，我终于下决心走进了考场。老师理解地对我笑了一下，指给我一个座位让我坐下。
答完题后，我又检查了一遍，我想最好让别人先交，我怕自己先交会影响别人，监考老师又赞许地对我笑了一下。
公布成绩那天，我各科都是满分。尤其那篇作文，正是我除夕夜再次写到的那篇“读《革命烈士诗抄》有感”。
后来小玲还跟我说：“这个作文题目以前比赛时咱俩还获过奖，可是我都忘了。”
我回答说：“年三十儿那天晚上我又写了一遍，所以还记得。”
小玲不知道，她们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除夕夜都在欢天喜地过大年，可是我们家因为爹的工资少，孩子又多，没有好吃的和新衣裳可以盼望，因此我都是在看书或写“读后感”中度过的。
可是，娘却不想让我再继续读书了。娘说：“还念书啊？女孩子家识几个字将来难不着就行了，早晚都是人家的人。你大姐和你二姐一天书都没捞着念就上人家家去了。现在家里你还有俩哥哥念中学、一个弟弟念小学。往年那好年景时，你爹一个月挣的钱买了粮都剩不下啥，现在又闹灾荒，连饭都吃不饱……”
听娘这么说，我心里难过极了，站在那里不敢哭出声来，只好转过头去默默地流着眼泪。
娘的心里也难过，没再往下说。于是我拿起小筐和镰刀头，又去城墙外的野地里剜野菜去了。
第二天我又去剜野菜时碰到了柴秀文，柴秀文得知娘不让我继续上学的消息后也很难过，可又不知该咋办，就去找了贺小玲。贺小玲听到后马上说：“咱俩现在就去找陈老师。”
“是吗？”陈老师听到后也很吃惊，因为家里的事儿我从未对老师说过。
“知道为什么吗？”
“她家生活困难……”
陈老师想了一下，果断地说：“你俩带我现在就去予平家。”
陈老师她们来我家时，我去剜野菜还没回来。
娘见贺小玲、柴秀文她俩带着一个人来了，就迎了出去。
“这是？”
“大娘，这是我们班的陈老师。予平在家吗？”小玲说。
“予平啊，这不是放假了吗，天天都去剜野菜，要不这家里就更……”说到这，娘突然停住没再往下说，娘从来不喜欢在别人面前哭穷。
陈老师看了看我家的状况，心里什么都明白了，也没再兜圈子。
“予平妈妈，我应该早点来看看您，可是工作太忙了，今天才来。您不会怪我吧？”
“不会，不会，教那么多学生，哪有空啊。”
“是啊，我一直没对予平进行家访，主要是因为予平是我们班、也是我们学校最好的学生，我们都对她放心。今天我这是为予平上学的事儿来的。学校保送她上中学，今年全校就她一个，别人都很羡慕她……”
“是啊，大娘，我们都费了好大的劲儿才考上中学的。”
“我们年级还有不少人没考上呢，想念中学明年还得重考。”贺小玲她俩也都抢着说。
“听予平说，你们老师教得好。”娘也插了一句话。
这时，陈老师立即接过娘的话茬儿说道：“您知道老师们是怎么说的吗？老师都说：像予平这么全面发展的学生这几年也不多，除了她自己知道努力外，也都是爹妈教育得好啊！……”
“哪啊，还是老师教得好。”
陈老师说得娘都不好意思了，可是陈老师没有放松，继续结合现实生活给娘讲道理：“听说予平的两个姐姐就因为生在旧社会都没念过书，出嫁后还是过着吃苦受累的日子。现在社会不同了，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都是娘身上掉下来了的肉，谁有机会就应该让谁去念书、去努力改变命运。再说家庭生活困难毕竟是暂时的，不能因为这个就耽误了予平的前程。学校教育学生，不光是为了让他们能看书识字，也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咱们这老一代的人生活这么困难，都是因为没有文化，咱不能再让孩子们没文化了。尤其是女孩子，不能让她们再像过去的女人那样……”
娘听着听着，不由得慢慢低下了头，陈老师的话娘听进去了。
“你说怎么样？还是让予平继续上学吧，她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会继续给爹娘争光的。”
那天，我剜了满满一筐野菜，还抓了一饭盒小鲫鱼。
那是刚过中午，我剜完野菜，坐在水渠边吃完菜窝头，想到渠里舀点水喝，可是看到渠里的水越来越少。这时有人喊道：“上面的水闸关了，快下去抓鱼呀！”
我看到几个人在水里抓到鱼不断往岸上扔，于是也挽起裤腿下到水里。没想到，小鱼儿在浑水里找不到方向了，直往腿上撞。起初，我还有点害怕，手摸到鱼了也不敢抓。后来，虽然抓到手里了，可是小鱼儿乱蹦乱跳，吓得我又把它扔掉了。再后来，看到别人都紧紧攥在手里，我这才慢慢抓了一条又一条，不久就抓了满满一饭盒。
回到家，娘见我抓回一些小鲫鱼，高兴地说：“不孬，好久没见着鱼了，一会儿炸点鱼酱吧。”
那时候我们家没有蔬菜吃，每年娘都自己腌一些咸菜、酱，给全家当菜吃。娘做的酱叫“盘酱”，就是把黄豆用磨盘磨成面做的，有点像现在的甜面酱，但是不甜，更没有怪味，却很香，很好吃，我离开家以后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酱。
那天，直到晚上爹下班回来后，娘才问爹：“予平念中学的事儿，跟不跟她说呀？”
“说吧说吧，老师都来家劝咱们了，别让人家笑话，再说咋困难也不差她一个。”
我听娘说完陈老师到我家来的事儿后，乐得做了一夜美梦：我和小玲、柴秀文一起抓鱼，抓了很多很多。可是，那些鱼忽然间都变成了一颗一颗的小星星，从手里飞出来，在眼前跳来跳去，金光闪闪的，美丽极了……
（三）
去中学报到的那天早上，我早早就来到了学校，想先领略一下我的新校舍。
校舍就在小学校的南边不远处，是一栋二层红砖楼房。两侧都带拐角楼，正面二层都是办公室和教研室，两侧和一层分布着十二个教室。院里有大操场，再往西就是住校生的宿舍和食堂了。
我们班的升学率最高，多数同学都考上了初中，只是被分到了四个班。我、丁东根等人在一班，贺小玲、刘玉和等人在二班，林子明、柴秀文他们在三班，李志成、邓喜祥还有七个人在四班，“卷发杨”也在四班。班里其他同学多来自古镇周边的农村，家在十几里地以内的走读，二三十里地远的则只能住校。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姓汪，教我们数学，兼任学校团委副书记。他个头不高，大大的眼睛，朴实里带点严厉。当他向我们做自我介绍时，只说了三句话：“我四年前大学毕业，老家在省城附近的一个农村，父母都不在了。”
入学第一天他就把他选中的七名同学都留下来开会，指派我当班长，其他几名同学都是班委会委员。
会后他把我留下来，第一句话就说：“何予平，我是‘头拱地’才把你要到这个班的，你可得给班里多争点荣誉呀！”
接下来，他就一条一条地对我提出了严格要求：“第一，学习成绩一定要保持第一名，班长只有学习成绩好才有威信。第二，要发挥班委的作用，课前要代替老师管好班级纪律，不要让同学迟到、早退。尤其要管好晚自习的纪律，不得无故缺席。第三，要准备参加数学比赛，而且要给班级拿奖。”接着，第四、第五……包括班级的卫生、运动会比赛、以及农忙下乡劳动等等。我一边听他说一边做记录，都记不过来了，他只好停下来再重复说一遍。
那一天，我突然感到肩上有了担子，而且这担子还不太轻松，从小学到中学好像不止是跨过了一个年级，而是从熟悉的家门口一下子来到了陌生的社会大门口。我就站在这个门口，必须勇敢地往前走。汪老师可能也感到自己性子太急了，于是舒缓了一下语气，说：“不要紧，慢慢来，有老师呢，环境熟悉了就好了。”
我走出教室，刚走到学校大门拐角处，就看见了林子明和李志成，他俩在那等我。原来子明也当上了班长，小玲还是学习委员，志成也还是体育委员。子明说：“小玲刚走，和她爸爸一起。予平，以后你可能得挨累了，听说你们汪老师荣誉感极强，什么工作都爱争第一，放假也很少回家，至今还没有娶上媳妇。”
“你俩的消息咋这么灵通？”
“那还有啥说的，咋也得帮你好好侦查侦查呀。”子明说。
“我俩也刚知道，所以在这等你。”志成又补充了一句。
我很感动，问了几句他们班的情况，就在路口分手了。
之后，我们都各忙各的，偶尔在走廊里遇到了也就点点头、打个招呼。
之后不久，学校举行秋季运动会，汪老师查看了我以前的运动成绩后，给我报了100米、200米、4×400米接力、跳远和铅球。我还不知道什么是铅球，急忙说：“铅球我不会，别报了。”
“没关系，等会儿去体育教研室找一个，拿来练练就行了，不然这一项咱班就是空白了。”
在操场上练习投掷铅球的时候，遇到了“卷发杨”，他也报了铅球项目。当我学着汪老师的样子，托球、转身、侧蹲、投掷，做完之后，汪老师又给我做了姿势纠正。这时，“卷发杨”一直站在旁边看。汪老师看了他一眼，说：“你如果不会的话，也跟着我学，一块做动作，一会儿就会了。知道了要领，还要练爆发力，你们自己在这练就行。”末了，汪老师又嘱咐“卷发杨”：“你先帮着予平纠正好姿势，别让她砸着自己的脚。”
“卷发杨”一一点头答应，并陪着我一直练到天黑了才说：“你胳膊没劲儿了吧？明天再练吧，铅球我来拿。”说完，还帮我把女生用的小铅球也一起送回教研室。
第二天他又主动去找我练铅球，并说：“我只能再练这一次了，明天放学后我得先回家给妹妹做晚饭。”
“你爸爸呢？那你不上晚自习吗？”
他轻轻地叹息了一声，没有回答我。
就像在小学鼓号队训练时一样，“卷发杨”对我尊敬之外还多一份爱护。其实他与我同岁，可是却有点像哥哥，也许他在家当哥哥养成了习惯吧。
比赛那天，我的三项赛跑都拿到了第一名，汪老师说我：“没看出来，那么文静的一个女孩子，跑起来咋像飞一样。尤其是400米接力，把第二名落下那么远，足有十几米远。”
投掷铅球我得了三等奖，“卷发杨”得了男子组二等奖。他在领奖品时还把我的也领回来送给我，因为我在进行跳远比赛，我的跳远项目得了二等奖。
那天，不仅老同学为我大声叫好，班里的新同学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了。只是在回家的路上柴秀文告诉我说：“起初，林子明看你跑在前面还一个劲儿鼓掌，可是后来，后来不知为什么突然不高兴了。是不是他看到‘卷发杨’给你送奖品了？”
我知道林子明的体育项目都不太好，每次运动会上只能看着别人比赛。柴秀文说的别的话我好像没听见一样，从书包里拿出一支笔交给她说：“对了，我今天得了两支，这支给你吧。”
开过运动会之后，我们就放农忙假了，也就是停课半个月，从农村来的回农村，家住镇里的集体去附近生产队帮助秋收。
那年正是东北因为干旱欠产而挨饿的第二年。听说去农村劳动，大家都挺高兴，以为这回可以吃饱饭了。可是没想到，汪老师对我们说：“今年农村的收成不太好，我们早去晚归，生产队只管中午一顿饭。”
到了地里才知道，收成岂止不好啊，每个苞米棒只有往年一半那么大，上面的颗粒还不饱满。但是，生产队长却向我们交代说：“不管大小，全都收回来，不然社员们的口粮就更不够了。”
因为第一次用镰刀割苞米秆子，我们都不会，只好拿着镰刀使劲儿往下砍。
“不行，不行，这么砍可太危险了，砍着腿咋办？”汪老师一边纠正我们，一边给我们做示范，“要这样，左手抓苞米秆，右手拿镰刀，刀要贴着地、往上斜着用力一割，就割断了，留在地上的茬子还不高。”
汪老师毕竟来自农村，农活干得好，说得也到位，只是我们都没有那么大力气。因此一下子割不断，总要割三四下才能割下一棵来。像我，早饭只吃了一个野菜窝头，早就饿没劲儿了，只能逞强而已。家境好一点的同学不多，多数都不会使用镰刀，因此一上午连一垄地也没割到头。
中午，生产队给我们送来了午饭，还好，一人两个苞米面大窝头、一大碗白菜汤，我们基本上都吃饱了。
为了加快收割进度，饭后，汪老师又把我们班干部叫到一起，商量让会割的和不会割的两人一组，先教那不会割的使用镰刀。会后又把不快的镰刀收到一起，他拿出磨刀石坐那就磨。
下午上工了，还有几把刀没磨完，汪老师累得气喘吁吁地对那几个同学说：“你们先凑合着使吧，晚上我带回去再给你们磨。”
看到老师这么辛苦，同学们都感动。下午的收割进度快多了，晚上收工的时候基本上都能独立收割了。汪老师总结了当天的劳动之后，说：“同学们表现都很好，队长刚来看过也很高兴。班干部今天都起到了带头作用，尤其是何予平，她带着咱班身体最弱的王亚芳最先割到头，又回来帮助别人。从明天开始每人一条垄，比比看，看谁割得又好又快。”
虽然很累，但听了汪老师的话我们都很兴奋，也许因为那是一个喜欢比赛的年龄。
第二天上午，我和班里的劳动委员最先割到头。虽然很累，但是我们没休息，立即回头帮助最后边的同学割，争取割到头后大家一起休息。
“快点吧，予平她们来接咱们了。”
后边的同学看我们去帮他们，也加快了速度。其他同学也学我们，割到头后马上转回身帮助别人。那天上午平均一人割了一垄半，比前一天快多了。汪老师一边帮助体质弱的同学收割，一边检查，高兴地夸我们：“很好！很好！可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割到头都歇歇。”
我早晨吃不饱，干了半天活已经很饿了，镰刀在手里有点不听使唤，遇到粗一点的怎么也割不断。这时，听到老师的鼓励好像又有了力气，就拿刀用力去砍，结果刀一歪砍到了自己的腿上。
“哎呀！”我惊叫了一声，马上用手摁着腿。可是砍得有点深，裤子也被砍破了，都能看见白色的骨头了，很疼，血顺着手指缝滴滴答答地往下掉。
“予平，你腿流血了！快，快帮她包扎啊！”王亚芳大声喊了起来。
“我看看，咋这么不小心！”汪老师闻声跑过来，掏出手绢勒在我的腿上止血。
“先坐下，别松手，也不要揉，一会儿血止住就好了。”
同学们也都纷纷跑了过来，心疼地看着我，问这问那。
“疼吧？”
“看你都疼出汗了！”
“那能不疼吗？”
……
“不要紧，”我尽量平静地说道，“大伙儿都去干活吧。”
“好了，好了，王亚芳先留这照顾一下予平，其他人都干活去吧。可一定要加小心，安全第一啊！”汪老师一再叮嘱大家。
在我印象中，汪老师最爱说的就是“第一”这两个字，不管是学习成绩、卫生评比、体育比赛、数学竞赛，还是下乡劳动，他总要鼓励同学努力比拼拿“第一”。
“你们年龄还小，一定要努力上进，凡事都要有集体荣誉感，给班级多争荣誉，各方面都要拿第一名才行。”
他嘱咐大家“安全第一”，这可能也是集体荣誉感的一部分吧？想到这我才意识到自己出了不安全问题，可能会影响集体荣誉了。
于是我咬咬牙，努力站起来。王亚芳伸手要扶我，我摆摆手说：“不用，不疼了，咱俩也干活去吧，要不该落在后边了。”
收工时汪老师关心地问我：“明天还能来吗？”
“能！没事儿了。”
“实在不行，就……”
“没事儿，‘轻伤不下火线’……”
“哈哈哈！”
大家听了当时的这句“口头禅”都笑了起来。
我怕他们看出破绽来，也不敢一瘸一瘸地走，就装作要上厕所的样子，躲了一会儿，走在最后边。
到家后，娘见我走路不像每天那样快，就问道：“怎么了？”
“没事儿。”我没敢跟娘说，怕娘不让我去干活了。只悄悄地拿着针线把被镰刀割破的裤子缝上，又找来一点能止血止痛的“马粪包”附上，第二天忍着疼又去了地里，但心里却觉得很光荣。
不料，晚上快收工时忽然下起了雨。雨虽不大，但是，雨水冰凉冰凉的淋湿了衣裳。汪老师看到同学们穿得都很单薄，怕雨下大了冻着大家，就没有进行劳动总结，大声喊道：“收工了，收工了，今天不总结了。同学们拿好镰刀，快点往家跑吧！”
我们班的同学真的很有集体荣誉感，谁都没有先跑，站在那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想让别人先走。
“都走、都走，快一点，不然雨下大了你们会冷的，跑起来就不怕冷了。”直到汪老师上前动手拉两个小个儿的男同学时，大家这才陆续离开。
可是汪老师没有走，我们班干部也没有走，和老师一起动手把同学们割下来的苞米秆子收拾整齐。
“好了，好了，你们也都走吧。”接着汪老师又嘱咐我：“予平的腿可不要淋着雨，淋上雨水会发炎的。”
“没事儿。”我说。
本来伤口就很深，一劳动更不易愈合，那天不仅又流了血，而且还淋了雨水，第二天就感染了，但我还是忍着伤痛去了地里。
柴秀文听说后，告诉了贺小玲。她俩弄来一点白色的消炎药和绷带，在上工的路上等着我。
“咋不早点告诉我们？快坐下，我妈说抹上这药就不疼了，过几天就能好。”小玲说，“你看，咋割得这么深？”
“我看看，哎呀，多疼啊！快包上绷带吧。”
包扎好后，她俩还一个劲儿责怪我。就这样，直到十几天的劳动结束，那刀伤都没完全愈合。可是，当农忙假过后我和我们班都受到学校表扬时，我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国庆节后，汪老师组织了我们年级的数学竞赛，并给我报上了名字。
“予平，你的数学没问题，只要参加，准能给班级争光。”汪老师说得我很激动，很兴奋，很想马上进行竞赛。
那时候，汪老师总是不失时机地争取集体荣誉，在我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自己也整天被各种荣誉感包围着，好像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似的。
那次数学竞赛，我们班有三名同学参加，我得了一等奖，另外一个同学得了三等奖。汪老师很高兴，因为有的班级一个奖项都没有。
快放寒假时，汪老师高兴地对我说：“予平，校团委决定发展你加入共青团了。只是你还差半岁，过了年才够年龄。不过我们讨论过了，今年算是‘预备’。明天你再补交一份‘入团申请书’，好好写，写得迫切一些。”
加入共青团，对我们那时候的初中生来说，可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儿。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写才算“迫切”？只是加了一些类似的字眼儿。
汪老师看了之后，说：“太笼统了，要写具体一点，比如：旧社会生活怎样苦，新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都是共产党领导得好。自己迫切要求早点加入共青团，早点做党的好助手，早点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等等。”
“哦、哦，明白了。”我不住地点头。
那个学期末的学校团委会上，团委书记公布了新团员名单，还特意提到我的名字，说：“这算是一次特例，也算是对表现特别突出的学生的一种嘉奖。”
我虽然很高兴，但仔细想想，又觉得自己其实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认真读书、努力做一名好学生而已。即使没有这些荣誉，我也会做一名好学生的，因为我就是这么一个女生。
春季学期刚开始，我就被选入学校的学生会。
“你现在已经是共青团员了，当然可以做学生会的工作。而且学生会主席这学期就要毕业了，学校还要培养你来接替他呢。”汪老师又把我往上推了一把。
我进学生会之后先做学习部长，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研究。与学生会主席一组，了解我们初中一年级班干部的工作情况，以及同学们的学习情况。
他很能干，威信很高，带着我组织了几次座谈会之后对我说：“一年级的情况你比较熟，我如果没空，你就自己先去调查，把了解到的情况跟我说说就行了。”
我按照他的要求每个班组织了两次座谈会，也与子明、小玲、志成等班干部分别做了谈话，对他们、甚至对“卷发杨”的情况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之后，我把具体情况都向主席做了汇报，他说：“很好，你做得很认真，情况了解得也很细。接下来你把这些情况归纳一下，找准问题，提出你的建议，然后写成文字，也就是交一份调查报告给我。”
“‘调查报告’？”
他知道我没写过这类东西，于是又补充道：“不要紧，你先写给我看看，有什么问题再修改。”
幸亏我写作文不打怵，否则我还真不敢动笔呢。他看了之后，笑着说：“情况倒都写出来了，只是层次不太鲜明。讲客观情况时只说事实就行，不要描写。再就是你的建议不错，再全面一点就更好了。”说着，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问道，“是你拿回去自己改，还是我改好了你再抄一遍？”
“还是你改吧，我先学学……”
“也好。”
这样的事情经过几次之后，他好像对我很放心似的，有些事情就干脆交给我自己去做了。
经过了这样的锻炼，我的胆量也逐渐大了起来，一个人组织开会、找人谈话、汇报工作都头头是道。可能我的形象也好一点的缘故，到哪好像都挺受欢迎似的。一天汪老师高兴地跟我半开玩笑说：“怎么样？学生会主席对你的培养很有进度啊！”
初中二年级我就开始做学生会主席工作了，林子明也进学生会担任学习部副部长，主抓宣传工作，我们打交道的机会又多了起来。他还是那样，到哪都像个军师似的，这回更可以发挥他的特长了。不过，据说他的班主任老师因为说不过他，管不了他，又不能把他从班委里拿下去，于是就推荐他进了学生会。可是他对我倒还像以前那样，在炫耀他的那些“学识”和“高见”的同时，仍不忘多点关心和爱护。
我非常想把学生会工作搞好。想来想去，那天突然想起小学刘老师组织我们举行主题班会“学雷锋”，收到很好的效果。于是我就想：根据上届学生会的调查报告，也组织各班开展主题班会活动，并把它列入本年度学生会工作中心。在确定这件事之前，我先在委员中个别征求了意见，几个部长基本上都同意。而且子明还以军师的口吻对我说：“我就知道你不会把上一届的调研结果束之高阁，这叫‘借力发力’，弄好了最有威力。”
他的新词儿真是越来越多了，我当然不好跟他开玩笑“是不是跟二妈学的？”但能得到他的认可，我心里还是踏实些。
为了对这件事进行充分讨论，我们决定礼拜天上午召开学生会干部会议，周日老师不上班也能借到会议室。
我把想好的问题拿到会上一说，子明还真支持我，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说：“我举双手赞成。听予平说‘上届学生会已经做好了调查研究’，那不是就等于给我们打下基础了吗。我们这一届如果能拿出办法来解决调研中提出的问题，承前启后地把这项工作做到底，我敢说肯定会收到好的效果。”他看了看大家又说，“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我赞成！”学习部长接过子明的话说，“把上届没来得及做完的事情一以贯之地做到底，两届学生会才能形成合力，工作才不至于半途而废。”
他的话音刚落，几个事先征求过意见的部长也都争先恐后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没发言的也都纷纷表示同意。
大家的意见统一之后，接下来经过讨论确定了四个专题，分别是：怎样当好班干部、怎样做一名好学生、怎样由后进变先进、怎样团结起来共同进步。
会上明确学生会干部两人一组分别参加各班的班会。我想，不能浪费了林子明的能力，同时也得压压他的狂妄，于是就想让他跟一个稍弱一点的部长一组。当时学生会有两个人的工作能力偏弱一点：劳动部长和卫生部长。
“林子明，我建议你和卫生部长一组，你看怎么样？”
他听见后反问我：“那、那你和谁一组？”
“我和劳动部长一组。”
可能是他觉得跟我最熟，所以才这样问我，可是大家却都很吃惊地看着他，他才意识到身份变了，只好不再言语了。
主题和分工都明确之后，就具体操作问题又做了讨论。
“是不是一个月举行一次班会呀？半个月太勤、两个月太迟。”
“一学期四个月，本学期拿下。”
“班长主讲第一题，五好学生主讲第二题，进步大的学生主讲第三题，那第四题谁主讲呀？”
“第四题嘛，我看，不如就自由发言怎么样？”
“那也得定一个主讲，或者叫中心发言也行。”
“那倒是。确定后准备发言稿，练一练再讲。一定要讲好，效果第一。”
“还可以利用黑板报、墙报刊登好的讲稿，再让学校广播站给广播一下……”林子明就是高见不断。
“好！”
……
会上大家都很兴奋，甚至都不想散会了。我一看都快讨论两个小时了，而且天阴得很厉害。我怕下雨会让大家挨淋，只好叫停，说：“今天就到这吧。这次讨论会开得很好。大家积极开动脑筋，提出很多建议，经过反复酝酿，统一了想法。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我看可以归纳这样几条……”
我刚说到这里，教导主任石老师开门进来了，我们学生会就归他管。他毕业于南方的一所师范大学中文系，支援基层教育来到我们这个古老的小镇。他高高的个头，清瘦的脸颊上留着黑黑的络腮胡楂，严肃里略带微笑，很受人尊敬。
“我从门口过了两趟，听见你们发言很激烈。怎么样，予平，有结果了吗？”因为事前我向他汇报过要讨论的内容，他十分赞成，今天加班还特意过来看看。
“有了，石主任，我向你汇报一下……”
石主任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临走很高兴地对大家说：“你们的建议很好，很有建设性，相信对进一步搞好学校的教育和管理工作会很有帮助，我得谢谢你们。而且，你们当中大部分都是学生会的新成员，通过讨论也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增进了团结和友谊，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对学生会的工作都有新的感悟和提高。你们说对吗？”
“对！”大家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
“好了，予平，你把这些建议形成文字，报个方案给我，需要统一一下老师们的思想，等校务会批准就可以执行了。”
石主任走后，窗外的天空已经乌云密布，黑压压的积雨云一起压向学校的楼顶，远处已经传来轰隆隆的雷鸣声。我赶紧宣布散会。
“好了，好了，就到这吧，大家快走吧，要下大雨了！”
子明他们几个刚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问我。
“那你呢？”
“你啥时候走？”
“你也走吧，予平？”
“你们先走，别耽搁了，我马上就走！”
说着，我又坐下来翻看讨论记录，想早点把方案写出来。再说，因为心里很兴奋，还不想回家。
可是，刚过十几分钟，忽然一声霹雳，紧接着一道道刺眼的蓝色闪电射进窗内，稀里哗啦的大雨滂沱而下，打在玻璃窗上，“劈劈啪啪”的响声连成一片。
我赶紧站起来向窗外望去，只见狂风卷起操场上的沙土呼啸着飞向空中，继而又扑向操场周边的绿树。刮得一排排树干无奈地向着大地弯腰倾斜，只有绿色的树叶翻来覆去地尽情享受着雨水的洗涤。
突然间巨大的响雷轰隆隆地滚滚而来，撞击着我们学校的楼房，好像要把它掀翻似的。我感到脚下的整座楼都在不断地晃动和震颤，心里既害怕、又为校舍担心。便不由自主地来到走廊，在各窗前走来走去地查看着，找一找有没有没插好的插销，插好的也再用力摁摁。
看了一遍之后，我停在一个窗前，抬头望着浓云密布的苍穹，心中默默祈祷：千万不要毁了我们的校舍啊，我们还要在这里读书呢……
这时，我突然看见一个人穿着雨衣在大雨里飞跑，跑向学校的大门，跑进走廊，接着又听见“咕咚、咕咚”上楼梯的声音。我奇怪地往楼梯那边望去，不由得心里一惊，原来是林子明，他又从家里回来了。
他虽然穿着雨衣，却也淋得不成样子，雨水顺着他额头上那撇很有特点的头发往下淌。他抬头见我正站在那里，停了一下，又快步走了过来，伸手递给我一把雨伞，呼哧气喘地说道：“我就估计你没走，幸亏我给你送伞来吧，要不你今天就没法回家了。”
“下这么大雨你还来？”
“我家近哪。”
上初中后，因为不在一个班级里，已经很少听见他这样“你”啊、“我”的说些家常话了。我不禁有点感动，可一时间又有点担心，我还真怕他被雷电击着。
“你不怕打雷啊？还给我送伞！”
“怕打雷？那是你们女生的事儿，我们男生啥时候怕过。”
他什么时候都不忘嘴硬，但说这话的时候他却脸红了，我还是头一次看到。
我知道他还跟以前一样关心我，因此很感动，感谢他这份关心，更感谢他没与我生疏。此外，就在他脸红的那一瞬间我好像也有点不太自然。但我们毕竟都刚刚十五岁，思想很单纯，只觉得这仅仅是好同学和好朋友间的关心而已。于是，我又以学生会干部的口吻淡淡地说道：“谢谢你，快回家吧，别淋感冒了。”
他也就顺势从难为情中解脱出来，平静地说道：“那我走了。等雨再小点，你也快回家吧……”
他好像还想说什么，但却没有说出来，迟疑了一下抬腿就跑了。
我们的方案很快得到了学校的认可，此时贺小玲的爸爸已经是学校的副校长了。小玲在路上见到我时高兴地说道：“予平，我爸爸在家里直夸你呢，说‘何予平的这些点子真不错，小脑瓜真好使’。”
“哪啊，小玲，那都是大伙儿一起想出来的。”
“我知道，但都是你领头弄的。”接着她又感叹道，“我要是还能和你在一个班该多好！”
在学校的统一安排和老师们的支持下，各班的主题班会都进行了认真准备，因此开得也都很成功。
而准备过程才是同学们最受教育、真正得到提高的过程，那个过程甚至可以用“轰轰烈烈”来形容。因为那些选题就来自大家的学习生活之中，没有一点被迫和勉强的味道，是同学们发自内心的共同要求。大家都想谈谈对班干部的看法，都想当一名好学生。所以几乎每个人都准备了讲稿，有的一大篇，做主题发言。有的三言两语，作为补充或讨论。
汪老师要求我在班里讲“怎样当好班干部”。我起先答应了，可是仔细想过之后，我又找到汪老师说：“还是让班长说这个选题吧？”
“为什么？”
“我想，这些年我说的太多了。而我们班的班长做得很多却很少讲自己，如果他能讲一讲，对他、对大家可能都会很有帮助。”
“好，你的想法很好，你可以把你的这个想法在班会上先说说。”
于是，我又认真想了一下，并写了一纸发言稿。班会一开始，汪老师让我先说。
“还记得学校破例批准我提前加入共青团的时候，我虽然很高兴，但仔细想想，又觉得自己其实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认真读书、努力做一名好学生而已。即使没有这些荣誉，我也会做一名好学生的，因为我就是这么一个女生。我来自劳动人民家庭，多了一份泥土的朴实。娘虽然没有文化，却把智慧和勤劳传给了我。学校是一所洒满阳光的金色大道，这里有知识渊博的老师，有友情真挚的同学，有我在家里得不到的科学知识和人生哲理。真的，我打心眼里喜欢学校，喜欢读书。做学生干部，那是意外的收获，是老师和同学们给我的厚爱。如果不能进学校读书，我的人生不知会怎样的空虚和无聊。我深知：求知路上还有很多坎坷等着我，为了战胜困难，我别无选择。因此，无论做学生还是做干部，我想，只要做我就一定要做好！”
说到这里，我的话就被同学们热烈的掌声打断了，于是大声说道：“我们班还有人做得比我好，那就是我们的班长。下面请大家欢迎班长讲讲他是‘怎样当好班干部的’。”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班长很腼腆地走上讲台，脸红红的……
为了鼓励大家争做好学生，会后我的发言稿被汪老师要去上了黑板报，后面还有几句顺口溜也被抄在黑板报上：
学校是我家，老师教我学文化。学校是你家，姊妹兄弟齐长大。学校是他家，万紫千红开百花。学校是大家，家里有天下，知识胸中装，昂首闯天涯。
那次主题班会活动中，贺小玲讲了“怎样做个好学生”，我虽然没有听到，但据说讲得非常好，讲了她的爸爸妈妈艰难的求学之路，也讲了爸爸妈妈给她创造了多么好的学习条件。她说“自己没有理由不好好学习”。
李志成没有讲。本来他们老师也让他讲“怎样做个好学生”的，可是，从不争强好胜的李志成觉得班里还有人比他做得好，于是就让给了别人，自己只做了补充发言。
“卷发杨”讲了“怎样由后进变先进”。我去听了，虽然没讲什么大道理，但却很生动感人。他讲了自己自从失去了妈妈，就觉得人生没有了希望，每天被逼着上学，因此不好好听课，贪玩、打架，被人看不起……他深情地说道：“自从被选为少先队鼓号队队员，同学们对自己羡慕的目光中多了几分尊重。尤其是大队长何予平，她没有把我当淘气包子看待，而是和其他同学一样对我，我很感动。这些都重新唤醒了我那沉睡的自尊心，使我品尝到做个好学生的美好滋味，当个好学生真好！于是自己也开始学英雄，从帮助同学点火炉等一件一件小事儿做起，并在班会上讲英雄的故事，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从此，自己做好学生的信心更足了……”
只有林子明在班里没做主题发言。他想讲“怎样当好班干部”，但是他的班主任老师没有同意，而是安排班长讲，因此对他的打击挺大。那以后他就闹起情绪来了，不好好办黑板报，也不认真改写广播稿，甚至在学生会干部会议上也沉闷不语。
于是我决定跟他谈一谈，但是不能我自己谈，我说不过他。在学生会里谈也不行，伤了他的自尊心就更不好办了。想来想去，我先找了贺小玲，得到她的支持后又找了李志成。大家毕竟都是多年的好朋友，互相理解，话也好说，说了他也能听进去。只是没叫柴秀文，怕林子明在本班同学面前丧失威信。
那次谈话很有戏剧性，我也没想到他的情绪一下子就化解了。本来我们仨反复商量了几次，也都觉得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词儿跟他说，只能试试看了。
他被志成找来之后，先是坐在那一言不发，接下来又看他的“参考”。我们几个轮流说了很多话，他却跟没听见一样无动于衷。这时小玲他俩都无奈地看着我，我叹了口气，生气地说道：“没想到，堂堂‘男子汉’林子明就这么一点度量！原来你平日里那些冠冕堂皇的话都是说给别人听的，自己一遇到挫折怎么就不灵了？这么一点事儿就闹这么大情绪，真叫人看不起你。算了，听不进去我们也不说了，以后就随你……”
我刚说到这，他突然把报纸往桌上用力一放，大声说道：“随我干什么？如果真能随我就对了！”
我们都吃惊地看着他，以为他非得疯狂地争执一番不可。可是，他说着说着却笑了起来。
“他不是疯了吧？”
小玲胆怯地低声问我，但却被他听见了：“小玲，你说什么？我怎么会‘疯了’呢？不会，永远都不会！我为什么不说话？就是想看看你们这些‘好干部’、‘好学生’究竟有多大能耐？……”
他正说得高兴，不料，平日少言寡语的李志成立马站起来当胸打了他一拳。
“哎呀！好疼，你干啥打我呀？”他捂着胸口喊道。
“你就耍俺们吧。跟你说，以后即使‘狼’真的来了，我们也不管！”
林子明毕竟理亏，一看志成生气了，只好又开玩笑说：“志成，你要是早点打我，说不定早就把我打醒了。”
“你还有理了？”
“不是。起先我的确不太高兴，但是我二妈那天回来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说的就是‘大丈夫能屈能伸’的事，对我启发很大。我表面上好像还有情绪，其实心里早就没有了，只想看看关键时候我还有没有朋友？所以，今天你一叫，我就答应了，我估计予平你们几个不会不管我。”
没想到，他把我看得透透的，可是我却没看清楚他。
“林子明啊，林子明……”刹那间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心想：林子明就是林子明，他知道什时候该闹情绪，可也知道什么时候下台，更知道台阶在哪！于是我又接着说道：“唉，算了，只要你想明白了就好。不过，你还真让我们长见识。”
“予平，这叫‘运筹帷幄’，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听他这么说，我不由得想起了小说上的一句话，竟顺口说了出来：“没有弯弯肠子，咋敢吞镰刀头！”
“哈哈哈！”几个人听后都哄堂大笑。
那年冬天，汪老师又让我兼任了本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并接连几次对准备发展入团的同学进行“外调”。
发展对象中有贺小玲，不过不用外调，她父母都是本地老师。李志成生性平稳，没提申请。林子明知道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所以也没申请。需要进行外调的两名同学都来自铁溪镇。
寒冷的冬天去铁溪镇外调十分辛苦，要走十多里路，而且那条路早已被冰雪覆盖。那天中午，我和家住铁溪镇的同学李云凤吃过午饭立马出发。刚刚下过大雪，路边上雪没脚踝，路中间有两道车辙，只是雪被车轮碾成了冰辙，很滑很滑。我俩磕磕绊绊地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要去的铁溪镇粮库。又遇上粮库开职工开大会，看我俩是学生，也不太重视，让我俩自己找地方等着。
“一个小时后再来吧。”看过我们介绍信的人说。
我俩在粮库大门口站了一会儿，感觉越来越冷，来时在路上出的汗都浸湿了背心，这阵儿反倒冰凉冰凉地贴在后背上，冻得我俩阵阵发抖，不由得上牙磕打下牙。我怕李云凤冻感冒了，就说：“你先回家暖和暖和再来吧，我一个人在这等着就行。”
“要不你也去我家待一会儿吧？”
“我如果也走了，粮库的人找不到咱俩咋办？”
“要不咱进去跟他们说一声？”
“也行。”
我俩又进去一看，刚才接待我们的那个人正在大会上讲话。
“算了，还是你自己回去吧。”我对李云凤说。
“那我去一会儿就回来。”
“不用着急，这有我呢。”
那时候因为生活困难，我家买不起秋衣秋裤，棉衣里只穿着背心和短裤，已经穿了两年的胶皮棉鞋也打着补丁，鞋里絮的乌拉草这一路都踩碎了，加上没有手套，我感觉特别冷。往周围看看，商店等能取暖的地方离粮库都很远。李云凤回来的时候，我的十个手指尖儿都冻得发白了，两脚也失去了知觉。李云凤看我冻成这个样子，心疼地捂了捂我的脸颊，又揉搓着我的手说：“哎，你看，我咋忘了把手套给你留下了？看你冻的，我在这等，你去我家暖和暖和吧。”
“不去了，挺远的，他们也快来叫咱们了。”
“那你快在这跑一跑吧……”
我刚跑了几步，就差一点跌倒了。
“不行，脚不听使唤了。”
“那，要不我去找他们吧？”
“都一个多小时了，估计也快了。”
正说着，粮库门开了，一个人站那冲着我们喊道：
“哎！那两个学生，我们领导叫你们进来呢。”
粮库领导又问了一遍我们的来意，然后就去找材料，等了半天才拿回来。我看了看，拿笔想和李云凤分头抄，可是手不听使唤，写不了字。
“我自己抄，你去炉子那烤烤手吧。”
一个老工人正在往炉子里添煤，他看了看我的手说：“哎呀，孩子，你的手可不能烤啊，得先用雪搓一搓，搓得血流过来了再烤，要不手就冻坏了。”接着他又问了问我们来干什么，没想到他竟然是“卷发杨”的爸爸。
李云凤听了也害怕了，赶紧帮我搓手。我怕天黑了材料抄不完，就说：“好了，好了，不那么冷了。”可是，我的十个手指尖儿还是又麻又木，抄得很慢。
等我们抄完证明材料出来时粮库已经下班了，路灯亮了起来，我看见“卷发杨”的爸爸正站在大门口等我呢。他说：“孩子，我用自行车载你回去吧，这样还快一点，快回家暖和暖和，以后这种天别再出来了。”
一个多小时的路我们只用了二十分钟就到家了。虽说坐在自行车上仍旧很冷，但毕竟不用担心天黑路上会害怕了。而且，“卷发杨”爸爸还告诉我说：“雨生现在知道用功学习了，还带着他妹妹一块学。他说‘学校风气好了，大家都努力学习’。这就挺好，我上班也就安心了。”
那天，我真冻感冒了。但是还有一个同学的外调材料没弄来，第二天我只好上午上课，下午又去了一趟铁溪镇。
接下来我因为怕耽误功课，也没休息，结果还是没能挺过去，终于病倒了。那是一场伤寒，我发高烧，医生每天到家里打针，在家躺了将近一个月才痊愈。
据说，“卷发杨”他爸爸听说后还让“卷发杨”到我家里来看过我。贺小玲、林子明、李志成、柴秀文他们也来看过我，汪老师带着班里的一些同学来看我两次。可是，我却不知道，他们说我当时烧得直说胡话，因此也都曾为我担着心。
“啊，这回可好了！你终于能来上课了。”我大病初愈后一走进教室，同学们立即围拢过来。
“予平，我们都在等你参加学校的数学竞赛哪，我都给你报名了。如果你不参加，咱班这回可能就拿不到名次了。”
汪老师一见到我就这么说。其实，我当时还觉得有点头重脚轻、身体轻飘飘的，站得不那么稳当呢。
“不过，也别勉强。”汪老师见我没有回答，又补充道。
“行！”
汪老师听到后，笑了。
一年后，也就是初中三年级第一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石主任要求我早点把学生会工作总结交给他，因为假期他要参加省里教育工作会议，准备交流工作经验。
为了不耽误大家准备期末考试，我根据平时的工作记录，一个人先拟定了一份工作总结草稿拿给每个人传阅，准备期末考试一结束就开会讨论，补充修改后就可以上报了。
没想到传阅到林子明手里时出了事儿。
按顺序林子明排在中间，可是他坚持让别人先看，自己排在最后。那天他看完后，拿着工作总结和学生会的工作记录到我们班想直接交给我。可是他先后来了三次，汪老师都在给我们开会。于是他就跟我要去了钥匙，说：“我放在学生会那，一会儿你一定要过去看看。”
我答应了。可是他还不放心，把钥匙送回来时又说：“可别忘了，一定要先去看一看！”
他的话我没特别留意，只是觉得他怎么这么啰嗦。
班会结束后我就去了学生会。当我开门进屋时，石主任正坐那看那份工作总结，他也有那屋钥匙。
“予平啊，总结我看了，不错，尽快讨论一下，没问题就拿给我吧。”
“好的，石主任，估计明天就能报给您。来得及吗？”
“还好。”说完，石主任好像又想起来什么，问我，“予平，这里夹着一张字条，你看到了吗？”
“字条？”我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我虽然没读过这首诗，也不知道这字条是谁写的，但是诗里的意思却不难明白，因此不由得脸红了起来，如实地回答道：“我没见过。”
“啊，没见过，我相信你。那就是谁夹在这里的，这字你认得是谁的吗？”
“好像是、是林子明的字？”
“这总结是他放这的吗？”
我把林子明刚才找我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越说脸越红，心也咚咚咚地跳个不停，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好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予平，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可能是林子明写给你的，那就是说他对你有别的意思，你能明白吗？”石主任接着又问道，“他以前对你表白过吗？”
“没有，从来没有！”
石主任听后，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自言自语道：“这小子……”接着又对我说：“予平，你们还小，应该继续读书才是，一定要读高中、读大学。你不能就此止步，要为前程着想，书还没念完，不能发展这层关系。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我紧张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只是默默地点头。
“那就好，你就当没看见这字条，忘了这件事儿，见到林子明时就跟平时一样，免得造成不好影响。其他的就交给我来处理吧。”石主任站起来刚要出去，又不放心地回过头来说，“我去找他谈，告诉他没等你回来我就把字条收起来了，让他把心收一收，好好学习，不要再对你动这种心，更不要给你造成坏影响。”
石主任走后，我的心还是平静不下来，坐在那里，不知该干什么才好。
又过了好半天，我才看了看那份总结，看看有没有人提出建议或修改。一边看，我一边想：石主任真好！我感谢石主任救了我，不然我非得把这事儿弄砸了不可。我没经过这种事儿，也没想到林子明会有这种想法，而我也真的还想念书呢。
那之后，林子明好像做了亏心事似的，每每见到我总有那么一点尴尬，又似乎在窥视我的表情，想从中发现一点什么。
而我呢，不管我怎样装作没事儿，可是一见到林子明，心里就难免有点紧张，总想逃避，怕单独跟他说话，怕他会看明白我的心情，更怕他会再跟我说什么。
还好，没过多久，我们就初中毕业了。林子明、贺小玲、李志成都考上了本县一中读高中，柴秀文考入本县卫生学校学护士，杨雨生考入粮食学校，去了省城。而我呢，我再次获得免试，被学校推荐到元江市一中读高中，那是地区重点中学，在全省也是重点。
还记得离开学校那天，汪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予平，元江市一中从去年开始重点培养优秀学生，一个县选拔两名，都集中到元江市一中，你赶上了好时候。贺校长也很公道，没提名自己的女儿，而是直接选拔了你。那所学校这两年的高考升学率几乎是百分百，你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把书念好，争取进京读大学。”
那时候，我觉得上大学就是自己最大的理想，还能进北京？想都不敢想。
汪老师跟我谈完之后，第二天又去了我家，他担心爹娘不让我继续读书。幸亏汪老师来跟娘谈了，娘的确不想让我再念下去了。娘说：“还念啊？一个女孩子家念那么多书干啥？又得在学校吃住，那得多少钱供你啊？”
我知道娘的苦衷，我也知道我没有资格反驳，因此只是站在那里默默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
汪老师对娘讲了很多道理，之后还特意跟娘讲了钱的问题。他说：“家庭生活困难的确是个问题，不过可以申请助学金啊。据我了解，像你家这样每月人均生活费不足十元的，学校可以提供助学金帮助学生完成学业。”
娘听了还有点不相信：“哪能呢？学生上学不交钱，学校还倒给学生贴钱，不会呀！”
“这是真的，咱这初中就有助学金，只给那些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
汪老师又例举了好几个学生，其中有的娘认识，娘这才相信了。
（四）
去城里上高中那天天气很热。我擦去头上的汗水，走下火车，一个人背着被褥、提着装有洗脸盆的网兜，兴冲冲地走过元江市站前那条宽阔的大马路。可能一个文弱女生背个大行李的样子有点奇怪吧，引来很多目光，我也没顾得去理睬，直奔我的新学校。
那是一所很大的学校，校舍是一栋很长很长的灰色二层楼房，占据了学校的北半部，南半部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操场，铺着干净的细沙，四周围着很整齐的铁栅栏。
我不知道该往哪走，迟疑着来到校门口，突然听到有人喊：“何予平！”
我往前看去，一个很帅气的男老师从收发室走了出来，自我介绍道：“我叫李墨林，是高中一年一班的班主任。你是何予平吧？我看过你的档案，从你的照片上一眼就认出了你。你来了就好了，我想让你当团支部书记兼班长，早点熟悉班里的情况，好帮我管理班级。”
听李老师介绍，这所学校是省级重点中学，能到这所学校读高中很不容易。我们班干部子女比较多，像我这样从贫困家庭来的也就两三个，因此我很顺利地拿到了每月八元钱的助学金，家里再给我五元，总共十三元，我很珍惜。
我买了两个最便宜的小搪瓷碗，在食堂吃饭每天只花两三毛钱，尽量省点钱好买书和笔记本。早晨一小碗稀粥、一个窝头，连咸菜也舍不得买。晚上只吃一个窝头和一个被腌咸了的小土豆。只有中午才买一碗菜汤，端着四两高粱米饭到一个角落里悄悄把饭吃完，然后就到教室里去学习。
刚上高中时，大家的学习都很自觉，不用人督促，就连晚自习都是静悄悄地埋头看书。尤其我们班，同学们都明白自己为什么来读高中，何况底子好，又有爱学习的好习惯。
而我又比别人更加努力，因为初中没有老师教我们学外语，所以我必须拿出很多时间来补外语课，我每天都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夜里还要借助走廊里的灯光背几个单词，礼拜天也在教室里度过。
没想到我的贫穷和用功惹来了麻烦。
我们班有个男同学叫孙宪发，也是干部子弟。据说他长得很像他爸爸，木瓜脸，大眼睛，脸色有点阴暗，我都不敢正眼看他。
孙宪发入学不久就成了学校学生会委员。他能说会道，刁钻诡异，特别善于拉帮结伙，以前我还真没遇到过这种人，所以每当他耍手腕儿的时候我都感到很惶恐。
刚开学那时候班里一切还都正常，不久就发生了一些奇怪的现象。男同学总是一帮一伙地在一起嘀嘀咕咕的，其核心人物就是孙宪发。不管他在哪，总是叫上几个男同学围着他，听他鬼鬼祟祟地说着什么，有时还哄堂大笑。在食堂吃饭是这样，在操场活动是这样，就连在教室里上自习也是这样。他把人叫到自己身边，一边悄悄地说，一边还拿眼睛四处看，弄得周围的人都无法安静地学习，同学们都很有意见，于是有胆大一点的就直接说他们：“能不能安静点，我们还没写完作业呢！”
“看吧，人家都有意见了，我不说吧，你们还非得让我说。”孙宪发很巧妙地把责任推给别人。
于是几个男同学只好散开。可是不大工夫，他又叫过去两个，一边向他们招手，还一边假模假式地说：“不让你们过来，咋还过来？”
有好几次，他都是拿点什么东西分给大家，有时是画册，有时是新笔记本，也有吃的，好像是他爸爸找人捎来的，他就扔给这个一点，扔给那个一点，嘴里还贼喊捉贼地说：“不是我给你们的，是天上掉下来的，我可没拉拢你们啊！”
“哈哈哈！天上掉馅儿饼了！”因为家在外县的同学总是饿，一见吃的都很高兴。
他拉得最紧的是班里的外语课代表于伟民。于伟民也是干部子弟，外表很体面，也很会笑着骂人，他的几个哥们儿也都是从本校考上来的。
孙宪发勾结上于伟民之后就显得人多势众了，因此其他同学都敢怒不敢言。只能背后跟我念叨，我也曾针对他们影响大家学习这事儿开过一次班委会，但是我们在会上说的话很快就被孙宪发知道了。
第二天下午，孙宪发装作若无其事地跟我请假，说：“何予平班长，我们几个人得找个地方商量成立学习小组的事儿，是不是得跟你请个假啊？”
他从来没跟我请过假，所以他这么一问反倒把我问蒙了。我看了看其他同学，大家也都很奇怪地看看他又看看我。
“要不我们就在这开？”他又追问道。
“唉！”我旁边一个同学叹了一口气。
“找别的地方吧。”我说。
“走了，走了，快！别影响别人学习，要不我就成罪魁祸首了。”孙宪发话里有话地又说道。
可是他说完了却不马上出去，又在教室里来回走了两趟，还嘻嘻哈哈地说道：“看把我吓的，不是忘了拿书，就是忘了拿本儿！”
“哈哈哈！”
孙宪发一边说还一边比比划划，那副怪样逗得几个男同学大笑起来。
“哎！”我旁边的同学又叹了一口气。
我知道有人会埋怨我不管他，可也有人理解我不能管他。因为我越管，他的鬼把戏就越多，也就越显得我无能为力，而这也正是他的目的。
这时候于伟民说话了：“哎，笑什么？孙宪发这可是在帮助班委会解决难题，要不然外语跟不上的同学谁管？总不能都自己顾自己吧？”
大家都知道这又是说给我听呢，于是有些同学看看他，又回过头来看看我。
我也知道从外县来的富志国也没学过外语，因此孙宪发几次以帮他提高外语的名义搞名堂，可是富志国的外语成绩却越来越低。所以我也弄不清楚他们究竟干什么去了。
不仅如此，孙宪发还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的模样，曾借口富志国生活困难向我发过难。
那是一天上早自习时，生活委员对全班同学说：“今天下午发下个月的饭票，别忘了放学前都来我这领取。”
“哎？我说生活委员，你能不能公布一下咱班都谁有助学金啊？”孙宪发明知故问。
“行啊，一个是何予平二等每月八元，再就是富志国，也是二等每月八元，没别人了。”
“八元、八元……”孙宪发一边用书敲打着桌子，一边不知在琢磨什么，又问道：“都是八元，那男生和女生能一样吗？长得不一样不说，吃多吃少也不一样啊！就拿班长何予平来说吧，长得那么秀气，吃的肯定少啊！可是富志国八块钱能够吃吗？我说这才两个多月咋就瘦下去那么多呢？现在他家里又出事儿了，他爷爷病重，他得回家去看看，可他连车票都买不起。我说生活委员，你能不能跟学校说说，多给他几块呀？也算积德行善了。”
“这个？这个……”生活委员很为难，又弄不明白孙宪发究竟什么意思，所以回答不上来。
“那大家说说，男生和女生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于伟民拉着长腔迎合道，可是看看其他同学没人吱声，就吐了吐舌头，又缩回去了。
“那这样行不行？我来提个建议，一呢，何予平是班长，班长肯定不愿意看着哪个同学饿肚子，也肯定愿意让出一块钱来帮助同学。大家说对不对？”
“对……”又是于伟民在迎合。
“二呢，我建议募捐，有一毛出一毛，有两毛出两毛，咱班五十多个人，咋也能凑上十块钱，帮助富志国回家看看。大家看行不行？”
“行……”
“这还行。”
“啊，有人同意了，还有没有？”孙宪发听见除了于伟民之外还有人同意，于是很得意地站起来嚷道。
“看看，还有谁？肯定还有……”于伟民也站起来四处看。
记得我当时脸红红的，很难堪，好像自己享受助学金是一件多么丢人的事儿。其实，我也早就想说话了，只是他俩你一句我一句的没容我说。这时见他们终于不抢着说了，我马上站起来说道：“我同意，孙宪发提的两条我都同意。”听我这么说，我同桌陈学军担心地拽了一下我的衣角。
“嘘……”有同学不解地发出了声音，其他同学也都吃惊地看着我。
“没关系，我愿意让出一块钱助学金，同时再捐一块。帮助富志国是我的责任，也是我们班委会应该做的事儿。可是，因为事先不知道，所以今天有劳孙宪发同学来带头，我先向孙宪发表示感谢，同时也检讨自己失职，愿意多捐点作为补偿。”
“不行，不行，我可不要，我家没那么困难……”富志国听我这么说，一下子急了，急忙站起来拒绝。而且听他的话头是想说出他家的实情，可是孙宪发没让他往下说。
“得了，富志国，你就不要说了。困难就是困难，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再说班长都发话了，你还……”
其他同学对我的表态都很感动，对富志国也很同情。对孙宪发呢，那感觉好像有点复杂，因此都欲言又止，互相交换着眼神儿，谁也不知该说什么。这时，生活委员说话了：“都怪我，今天早晨我就不该提饭票的事儿，本来领回来发给大家就得了。可是，可是，有人让我早点说，好让大家有个盼头……”
他虽然没说出“有人”指的是谁，但却往孙宪发那看了一眼。顿时我什么都明白了，也没等他再说下去，就变被动为主动，建议大家鼓掌通过了。
“这是好事儿，能捐助困难同学，说明大家都有雷锋精神，就这么定吧。”说着，我带头鼓起掌来，然后又补充道，“对了，课后各小组长把钱收齐交给生活委员，一起拿给富志国。富志国如果还有什么困难，直接跟我们说。”
我本来想让他“跟班委会说”，可是为了不刺激孙宪发，就改成了“我们”。接着又问道：“不知孙宪发还有好建议没有？如果没有，也快到点了，大家就准备上课吧。”
孙宪发没料到我会这么勇敢、果断，把他的发难变成了班委会的工作阶梯，第一次无话可说地囔囔道：“这个，这个……”
同学们见他闭嘴了，也都为我终于站出来出了一口气而感到痛快，因此都鼓起掌来。
课后，生活委员带着富志国一起在校门口等我，简单说了说孙宪发对整件事儿的策划经过，并说富志国家里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富志国为此难过得流了眼泪。
后来学校没同意修改助学金等级，但是，我们还是把帮助富志国这事儿坚持了下来。
那天，孙宪发虽然有点灰溜溜的，但他还是不甘心落败，我也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总是和我过不去。
不仅如此，谁要是接近我，孙宪发准得想方设法难为他。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们班王保安找到我说：“何予平，我也想加入共青团，你能不能帮帮我？”
“想入团？好事儿啊。”我很高兴，就多和他聊了一会儿，指出了他单纯、积极上进等优点，同时也指出了他的不足之处，并鼓励他写申请书等等。
我们快要谈完的时候被孙宪发看到了，孙宪发斜视了我们一眼，王保安害怕了，赶紧站起来向他解释：“我想入团，问问咋写申请书？”
“问就问呗，关我屁事儿！”
王保安犹豫着，最后还是跟孙宪发一起走了。他与孙宪发住同一宿舍，对他们的做法虽然看不惯，但又不敢公开反对。
两天后快要上课时，我突然发现王保安眼睛哭得红红的最后一个进了教室，就关心地问他：“怎么了？”
他没有回答我。
我又问他的同桌李凤云，她也对我摇摇头。
这时我看到孙宪发他们在那偷着乐，于伟民还伸出两个手指头比划着什么，引得几个男同学都笑了起来。
孙宪发见状好像很高兴似的冲着王保安说：“问你就说呗，有啥不好意思的，趁这机会好好汇报汇报。”
那几个偷着乐的男同学听孙宪发这么一说，顿时“哈哈哈！”乐得前仰后合，把全班同学都乐蒙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奇怪地问道：“怎么了？这是……”
可是，王保安却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跑出了教室。我正要追出去，却被生活委员拦住了，他说：“班长，你别管了，男生之间的事儿，他没法跟你说。”
后来在一次班委会上才得知，孙宪法他们上厕所时说王保安的“那个”长得小，将来不能生孩子等等，而且还总在王保安面前拿手比比划划地羞辱他。
班委会几个同学都很气愤，但又没有任何办法。
不久，孙宪发又把刘大成当成了棋子儿，再次向我发难。
刘大成也是央企老职工的子弟，长相有点丑，性格有点憨，说话办事都不太讲究，粗粗拉拉的好像有点缺少头脑。不过与孙宪发、于伟民他们比较，人还算朴实，因此给同学们的印象还说得过去。
刘大成饭量很大，中午经常见他端过一碗高粱米饭，嘴往饭上啃一口就下去一个坑，因此总是吃不饱。孙宪发、于伟民他们不爱吃的东西就都给他吃，有时候剩下点窝头、高粱米饭、炒豆腐渣、白菜汤什么的，干脆把碗一起放刘大成面前，说：“你都打扫了吧，打扫干净了把碗给俺们洗了。”
“好嘞！”刘大成不仅不嫌弃反而很高兴，吃完了，洗干净碗，连碗袋一起给他们拿回去。
刘大成与孙宪发他们住同一个宿舍，经常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即使被孙宪发拿着当猴耍了他也不往心里去，还是嘻嘻哈哈的，孙宪发便赏他一点什么来安抚他。后来孙宪发、于伟民他们就经常让他干这干那的，像个“佣人”似的使唤他，他也不拒绝。
“大成，去给伟民打点洗脚水，兑上点热的，要不这小子嫌凉又不洗了。”孙宪发说。
“好嘞，这就去！”
于伟民在家是一个被人伺候惯了的人，何况有时候刘大成自己还主动先回宿舍给他们打好热水、或灌好热水袋，把孙宪发、于伟民他们的被窝暖上，甚至把他们泡在盆里的衣裳洗出来晾干，再给收好。当然，他们也都很感谢他，因此也把家里送来的吃食扔给他一点，喊他“老大”。
“老大，接着！”
“好嘞！”据说，刘大成手也不洗，接过去塞进嘴里，三口两口就没了。
“老大，你对我们这么关心，以后就叫你‘舍长’得了。”
“别，人家生活委员才是‘舍长’哪！”
“那就喊你‘班长’。”
“那更不行。”
“在宿舍喊，你是宿舍咱们这一班人的‘班长’，又不是在班上喊。”
所以，我也曾听到他们开玩笑地喊他“老大”、“舍长”、“班长”、“大班长”之类，但基本上都是在宿舍里喊，很少拿到班里说，因此谁也没当回事儿。
时间一长，孙宪发终于发现刘大成可以被利用了，于是就把他抛出来想取代我当班长。
那是一天下午，我去校务处开完会回来，刚走到班级门口就听见孙宪发在屋里大声嚷嚷：
“哎哎哎！同学们先安静一点，让咱们‘大班长’把话说完了再笑啊……”
听到“班长”两个字，我还以为是让我说什么呢，就赶紧把门打开，这才发现孙宪发站在那，一边嚷嚷还一边比比划划地让刘大成接着说。
同学们见我进去了，就又把脸都转向前面。这时，刘大成看着我支支吾吾地推辞着：“没有，没有，我那都是说着玩的……”
“你小子，咋不敢说了？”
我见孙宪发还在鼓动他，就平静地站在那，想让刘大成把话说完，可是他坚决不说。又等了一会儿，见没人再说话了，于是我就把全市中学生运动会以及如何串课的事儿做了布置。
回到座位上，我同桌陈学军对我说：“你去开会时，大伙议论报什么项目，孙宪发就一口一个‘班长’地鼓动刘大成报‘猪八戒背媳妇儿’。因为在宿舍里于伟民洗完脚都是刘大成把他背到床上，刘大成的面相又有一点像猪八戒，有一次孙宪发还鼓动他背着于伟民与别人比赛。你开会回来时刘大成正在讲他背于伟民与别人比赛的事儿。”
我知道孙宪发不过想趁我不在称刘大成“班长”而已，而这一次还仅仅是个开头。
全市七所中学在一起开运动会，租了一个很大的场地，一连开了两天。
因为人多，每个班的座位都只有十排，每排五个座位。我们班比别的班多出三个人，坐不下怎么办？
“前两排个头小的挤挤能坐六个人。可是还差一个座位，按要求班长你也应该坐在前排呀。”体育委员说。
“没事儿，大伙先坐下吧，我等等再说。”我把大家都安排好后就去了后边，想在那站着。可是戴红袖标的来检查秩序时问：“班长哪去了？”
这时孙宪发就半开玩笑地冲着刘大成喊道：“大成，找你呢！你就当‘代班长’坐前边地上吧，咋也不能让人家女生坐地上呀。”
刘大成当然不能去，但是这一句话却提醒了我，于是我就去前边坐在第一排旁边的土地上了。
雨后不久，地还没怎么干透，但是为了起带头作用，我坐那一上午没动地方，还带头给运动会广播站写稿鼓励运动员。那时候夜里睡觉时经常冒出什么好句子，就拿笔写在胳膊上，早起后急忙先抄录下来再去洗脸。这几句话就是昨天夜里想到的：
“赞运动员”
好！运动员，
我为你大声叫好！
谁有你：
投得远，
跑得快，
冲得猛，
跳得高！
要跑，
就跑它个万马奔腾！
要跳，
就跳它个龙腾虎跃！
看手榴弹遍地开花，
任标枪一扎进云霄。
南极北极都投到，
赤道一条向前跑。
不插遍红旗不罢休，
不到终点不歇脚。
膀大腰圆多威风，
条条肌肉在夸耀：
为了解放全人类，
咱枪声一响大步跑！
没想到中午休息时我却站不起来了。张佩佩和陈舒宁两个女同学用力把我扶了起来，可是我的腰却疼得不能走路，她俩只好用自行车把我送回学校。
午休过后腰不那么疼了，我又去体育场坐在地上坚持了一下午。第二天却走不了路了，加上没钱去医院，每天只能将就着上课，从那开始就落下了腰痛的毛病。于是，刘大成就经常被孙宪发推举出来代替我，尤其是在劳动的时候。
“官还不差病人呢，推举大成代替班长领咱们干怎么样？”一次学校组织“深挖洞”时，孙宪发以照顾我的名义大声问同学们。
“同意！”于伟民拉着长长的声音迎合道。
从此这就成了“见怪不怪”的事儿了。于是我们班就闹出来两个班长，领着干活的都是“代班长”，后来就连李老师也这么喊刘大成。除了于伟民之外，几个班委会委员对此很看不惯，有时也颇有微词，曾让我找李老师纠正。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我没找李老师，因为我的确不想当这个班长了。
“那不正中他们的意吗？”学习委员和生活委员一起着急地对我说，“那咱班可就乱套了。”
“反正快放假了，等下学期再说吧。”我搪塞道。
“那以后可咋学习呀？”
“唉！”他俩都轻声叹息着。
终于放寒假回家了，贺小玲把我们几个初中要好的同学都找到她家去玩。我们在一起谈了各自的情况，当她们简单听我说过之后，竟不约而同地要求我辞去班长。
“予平，那你还当这个班长干啥？”林子明说得最明确，“只当你的团支书，班级日常管理的事儿就让他们去干呗。反正出了事儿也不是你的责任，抽空把外语弄上去才是真格的。”
接着他还帮我做了具体分析，还跟以前一样像个军师似的。不过涉及老师和其他几个人的具体事儿我没有讲，我不想影响学校的名声。
第二学期开学不久，趁着学校让我担任校团委青年委员之际，我主动找到李老师，要求辞去团支部书记和班长的职务。
“你如果忙不过来，在班里就只当团支书，班长一职不当就不当吧，我看班上这些男同学也真不好管，就让他们自己管自己吧，出了事儿我就拿他们是问。”
卸下班长职务我顿时轻松了许多，但是要想做到什么话都不往耳朵里进还真不容易。
一次班会上，我简单说明了自己辞去班长职务的原因后，李老师肯定了我的工作，还表扬了我说几句。之后说：“同学们现在可以酝酿一下，看看谁当班长合适？”李老师话音刚落，孙宪发就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那还酝酿什么？人选是现成的。当班长的光自己学习好、不帮助别人，那还叫什么班长？我强烈推荐刘大成当班长，帮助同学的事儿他做的最多。大伙同意不？”
“同意！”
“我不同意。”
……
于伟民他们赞成，这在我的意料之中，可我没想到还真有人敢站在对立面上。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是来学习的，我不想班里乱七八糟的没法学习。”
“说得对！”
“不对……”
“对！”
……
“好了，好了！别争了，同学们都静一静，静一静，听我说……”李老师一看班里要打起来了，这才摆摆手让大家冷静下来。
我本想表态支持刘大成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也支持他，会让有正义感的同学心灰意冷的，我宁可被误解也不能那么做。
李老师因婚姻问题没有心思管我们，现在看着大家争来争去的，有点不耐烦，就挨个问班委会其他几个委员愿不愿意当班长，大家都摇头说：
“不当。”
“不愿意当。”
其实谁也不敢当。
“咋这么一致呢？那好吧，我来定好了。”
无奈之下，李老师只好表态同意刘大成当班长。
“暂时就这么定了，班里不能没有班长，如果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
李老师说完后，没有人鼓掌，孙宪发觉得有点不对头，就站起来带头鼓掌，可是掌声稀稀落落的，李老师又摆了摆手说：“好了，好了，会后班委会自己研究一下工作，我还有事儿，先走一步。”
那学期好不容易结束了。班级秩序一塌糊涂，值周生几次检查，我班都是倒数第一，一些家住市里的同学都不到学校上自习了。
期中考试，班级学习成绩整体下了一个台阶，引起了学校重视。为此，学校还派人来班里做过两次调查。来年开学时，学校就给我们撤换了班主任老师，孙宪发的学生会委员的职务也被拿掉了，据说他爸爸为此事还来找过学校，但是学校没再任用他。
不久，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彻底变了样。
学生会主席率先成立了“红色造反团”，我们这些从各县选来的“好学生”被视作“修正主义苗子”而受到排斥。
孙宪发则挑头成立了“八八红旗团”，起初被视作“保皇派”，后来看造反团抄家有甜头，于是他们也抄家、批斗老师，尤其对那些自己不喜欢的老师批斗得更狠。
有一次孙宪发授意马占斌上台殴打教务处主任，由于用力过猛，马占斌竟掉下台来摔折了一条腿。因为这个马占斌心太狠，从那以后没有人再叫他名字，都叫他“瘸马”。
孙宪发为了壮大自己的队伍，还把散兵游勇都吸收进去，并把他不喜欢的人也吸收进去，主要是想向这些人发发威。我被指派白天刻印抄写传单，夜里上街张贴。
有一次批斗教我们数学的任老师，破例让我们跟着去捡石头打老师。我接过石头却怎么也下不了手，反倒被他点名批评，说我“对敌人手软就是仇恨革命同志”。从此有活动不再让我参加，我反倒解脱了。
但是，有一次夜里，我和李凤云一起往垃圾箱里倾倒废旧的蜡纸时，看到校长正在头冲下捡地上的垃圾。
校长一米八九的个头，看管他的人就是被人称作“瘸马”的马占斌。“瘸马”只给校长一个小笤帚头和一把没安把的破簸箕，要求校长把整个走廊都打扫干净。看着校长那么吃力地一点一点捡拾垃圾，我和李凤云都于心不忍，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后，就把我们的长把笤帚拿给了他。
记得他好不容易才站直了身子，感动地含着眼泪看着我们，却不敢伸手来拿笤帚，我只好把他的小笤帚头拿走了。但是这件事却给他带来了麻烦，“瘸马”回来后夺过长把笤帚把他痛打了一顿。而他只说是在走廊捡的，始终没有供出我们俩。但是，我俩得知后再也不敢照顾他了。
“瘸马”把这件事报告了孙宪发，还说一定是我干的。于是我也成为反面教材，被孙宪发多次在大会小会上点名批评。
那时候，真是郁闷极了，又敢怒不敢言，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那么向往的学习生活怎么一下子就完全变了样？
那天，我望着窗外一排排高大的杨树，金黄色的杨树叶随风尽情飘落，天气已渐渐转凉。我打开玻璃窗，随手接过一片树叶，自言自语道：一年四季能按时轮换，可是我们学习生活怎么就不复返了呢？什么时候才能恢复高考呢？树叶也不理睬我的心声，我感到十分茫然。
就在这时，一个同学匆匆忙忙前来找我，说有一列满载串联学生的火车在关内一个地方出了事故，有些学生受了伤，教务处派我去看看有没有我们学校的学生。
那次出差我庆幸事故中没有我校同学，并且有了意外的收获。那是一天上午，不经意中我得到了一本渴望已久的《***诗词三十七首》。
因为半年前我去北京串联时，曾在一所大学校园里一首一首地抄录过那些诗词，也抄过一些背景材料，却怎么都没有找到原著。被***接见后又匆忙离开了北京，那些诗词没来得及全抄完，我一直感到很遗憾。
没想到这次出差竟不期而遇，如同一片灿烂的阳光突然照到了我的身上，当时我真有点乐不可支。
我坐在返程的火车上翻阅着，看完一首就背诵一首，一路上背会了十几首。回到宿舍，其他几名被冷落的学生干部看到后也高兴得不得了，争先恐后地抢着阅读。看到大家都这么喜欢***诗词，我顿时产生了一个想法：组织大家一起学习。
“那可太好了，真的能行吗？”黄晓宇担心地问道。
“为什么不行？”
“他们不会找咱们的麻烦吧？”大家都知道她指的是“造反团”和“八八团”。
“不会！学***诗词谁敢反对？”
“谁反对咱们学习就是反对***！”
……
当时，无论***的语录、著作还是诗词，都被视为“最高指示”，都是“文革”行动指南。
于是我们几个没人理睬的学生干部说干就干，以我们原来的文学小组为基础，成立了***著作学习小组。总共六个人，都是高中部的，三个女生、三个男生，其他人不作为正式组员，谁都可以参加。
从此大家都高兴起来：我们终于有事情做了，做的又是头等重要的事。我们认真制定了学习计划，以***诗词为主，把“最新指示”、“***语录”和毛选四卷都列入学习内容。边学边背，很快就把三十七首诗词和二百多页的“***语录”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于是我们举办了“***诗词”朗诵会。
虽说没发“海报”，但是光同学们口口相传，来参加的人就把我们的教室坐得满满的。这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使我们更加兴奋起来。
“这才正常，毕竟学习才是我们的分内之事。”袁克雄乐得一边维持秩序一边跟我说。
“也许因为这里的火药味少吧，更适合咱们这样的学生。”
那天我们六个人先是集体朗诵，接着就进行个人朗诵，后来就没法按顺序进行了。因为来参加的人多少都会背诵几首或几句，很快就形成台上和台下互动，一首诗词刚开头，就被台下的人接了过去。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
***那伟大的领袖情怀、那磅礴的诗人气质、那典范极致的语言文字，都令我们这些北国学子欣喜若狂。一时间，大家有点控制不住激情，竟形成全教室集体朗诵大会了，而我们则变成了组织者和指挥者。原计划两个小时的朗诵会，竟热热闹闹地整整开了一上午。
这件事对我们的震动和启发都很大。第二天我们就在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区辟出一小块天地，把朗诵会的情况写成大字报张贴出来，还专门抄录了部分诗词。引来很多人观看，有人遗憾地对我们说：“以后再搞朗诵会一定要提前发海报哦！”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学习那些诗词，我们又有重点地进行了抄写和张贴。之后由我执笔、以我们小组的名义第一次公开宣传了我们的学习心得。
没想到，我们的学习活动越做越大，一时间竟成为老师和同学们共同瞩目的事儿。而且，一些初中部的同学也渐渐被我们吸引过来，学习队伍不断壮大，学习内容和形式也不断变化。我开始收集***有关论述的背景资料、学术界的阐释和学者们的分析材料，以及一些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并分别予以摘录、抄写、张贴。
孙宪发他们虽然还想对我们指手画脚，但又找不到合适的说辞，于是他们就举办了“革命理论大辩论”。说是“辩论”，但却没有人肯做对立面，到头来还是他们自说自话，只得到了一个“照猫画虎”的评价，从此也就消停下来。
我们张贴的材料不断被前来串联的学生抄录翻印。有一天，我竟在人群中看到了林子明的身影。他正在看孙宪发他们新贴出来的一张大字报，批评我们“理论脱离实际”、“不向工农兵学习”、“口头革命派”，等等。我看完那张大字报后，正在犹豫要不要喊子明时，却被他发现了。
“何予平！”他已不再直呼我“予平”了，我不免感到了一丝丝的生分。
“啊？是你？林子明，你怎么来了？”
“想躲开我吗？”
“不，当然不是。我没想到会是你，还以为看错人了呢……”我虽然尴尬地不知该怎样解释才好，脸却先红了起来。
“哦，‘看错人了’？你这是一语双关呀！”我不经意间说的话又刺痛了他那敏感的神经，自那次“关关雎鸠”之后，他一直都很敏感，这叫我更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不料他也脸红了。我俩心照不宣地沉默了一会儿，还是他率先打破了沉默：“哦，忘了告诉你，我是听说你们学习***诗词的事儿后特意来的。不过，刚才看到‘八八团’给你们贴的大字报，我又产生了新的想法。我想，他们说的也对，你们不应该光在这里空谈，应该走出去，到基层去，看看工农兵都在说什么、做什么。青年学生不与工农兵结合……”还跟以前一样，他似乎对什么都有很多独到的见解，竟侃侃而谈起来。
我似乎也忘记了彼此之间那段尴尬往事，竟然又与他接近起来，而且一边听他说，还一边不断地点头认可。于是，他说得更起劲儿了。末了，还说：“你等着，我去拿两本书来给你。”
“什么书？”
“拿来你就知道了，你一定会喜欢。”
“去哪拿？”
“你就别管了，反正一会儿就回来。”说完，他神秘地笑着跑开了。
看着他的背影，我想：两年的高中生活，他似乎更加成熟了。不管“文革”给我们的学习生活造成多大困扰，可是林子明总能找到前进的方向。
我留在那，一边继续看大字报，一边琢磨林子明刚才说过的话：“走出去……”
不大工夫他就回来了。他看了看周围的人，示意我到人少的地方去。
“咋那么神秘？”我不解地小声问他。
他没有回答，一直把我带到校园的一个角落，这才打开他那个印有***头像和“***万岁”字样的军绿色书包，拿出用《参考消息》包裹着的两本书递给我。
“别打开，回去后等没人的时候再打开看。”
听他这么说，我的心都“咚咚”地跳了起来，几乎跟“关关雎鸠”那事儿发生时一样，不知他又在搞什么名堂。
“放心，不是‘关关雎鸠’了……”
听他这么说，我才知道那层窗户纸早已被他捅破了，我的心思他已看得一清二楚。想到这，我的脸又红了起来，只好低头不语。
他却很兴奋，也许是因为他终于可以直言此事、并对我的反应察言观色了。
“这里有《共产党宣言》，还有一本费尔巴哈的书，这可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一定要看啊！”
“你从哪拿来的？”我慢慢抬起头来问他。
“我二妈那，她就住这附近，我也是顺路来看她的。”看来，他没有被往事挡住思路，我这才放下心来。
我始终不知道他爸爸和他二妈是做什么的，但当时又是非常时期，所以也就没再多问。不过这时候还能看到“费尔巴哈”可不容易，也很冒风险。
“那我看完之后交给谁？”
“当然是给我了，我们还会见面的。”
这时他又说了刚才他看大字报时的想法，他想给我们联系一个能接触工农兵的地方。
“就在咱们镇附近，我想好了，先去林区，与林业工人在一起待几天，再去红山村跟农民住几天。向工农兵学习嘛，不和他们在一起怎么学习？”
呵！也没跟我商量就替我做了主，这一点也还与以前一样。看来，真如有人所说：生活虽然能够磨砺人的思维方式，但却很难改变人的性情本体。
那天晚上，我连夜读了费尔巴哈的《黑格尔哲学批判》，一直看到天亮都没有合眼。因为环境和时间都不允许，所以只能简单了解一下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领略他那独特而又优美的文字和语言风格。尽管这样，那一夜我都不能不提心吊胆，真的担心会被人发现，我不想在这样的非理性时期惹出非理性的麻烦。因为那种麻烦不可小觑。
刚过去几天，林子明真的又来了，而且还带着他的三个同学，他们想和我们一起先去林场。
“我都联系好了，下了火车就坐他们林场的运材车，直奔林场。”
我们小组六名同学也都早有准备，一行十人连夜到了林场。虽然已近午夜，但是林场的工人还在等我们。入夜后林区很冷，可是屋里却暖烘烘的。尤其是林场工人打开火炉，把整段整段的木头投进去时，火星四溅，炉中已烧透的木头变成了红彤彤的火炭，美丽得直想伸手去拿。
“不行，那可是火呀！”
“这里太美了，真没想到。”
“早知道这样应该早点来。”
……
大家兴奋得一个劲儿议论。
“你们夜里来还没看到山上的树呢，看到了树才算看到了林场。”工人师傅说。
听工人这么说，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就起来了。
走出房门，嘿！近处高大墨绿的松树，辉映着工人宿舍的栋栋灰瓦红墙；抬头就是白雪皑皑的高山，连接着湛蓝湛蓝的天空，那充满诗情画意的自然景观，别提有多么惬意、多么令人兴奋了。可是，还有更令人高兴的，那就是林业工人的坦诚和豪爽。
虽然我们当中有五个人是工农子弟，但也没见过这么漂亮而又大气的景致，何况还有五个人是干部子弟，压根儿就没到过山区。
那两天，我们先后随工人师傅去山上看伐树，与他们一起学习***的最新指示，听他们谈论文化大革命。可是，他们毕竟文化程度不高，更不尚空谈。一天晚上，当我们谈到自己对***最新指示的学习心得时，他们都不怎么讲话，个别快人快语的也只是说：“好！好！你看人家学生说的多好啊，头头是道。”
也有人说：
“跟咱工人能学到啥？咱工人还是得向学生学习啊。”
这时林子明马上接过来说道：“向工农兵学习是***的最高指示，***还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于是，他从最高指示的意义讲起，又讲了学生的弱点、工农兵的伟大之处，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等等。他越说越激动，可能说的有点多，而一些工人也真的听不太懂，渐渐有人开始议论起别的事情来，我只好示意林子明尽快打住。
还好，工人们很给我们面子，见林子明不说了，接待我们的那个工人师傅就带头鼓了掌。然后说：“我说什么来的？人家城里的学生就是比咱们懂得多，咱就光知道干活。不过，学生在学校学的已经不少了，学习也很辛苦，来一趟不容易，在我们林场好好转转看看，把这当成家，毕竟也跟我们的孩子一样啊！”说完，他笑着看了大家一眼，相信大家都听懂了。
在林场那几天，我们真的感到他们很有工人阶级的风范，说话平实，完全不像我们这些学生，动辄激动，或忽左忽右。他们能够很平静地看待眼前的事物，对我们学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爱有加，尤其是他们开朗的胸怀和大气的举止都令我们感动。
可是农村就不一样了。
那天清晨，林场已经准备好车要送我们去几十里地以外的红山村，可是我们都想逞强。
“大伙就克服克服‘小资’的臭毛病吧，坐汽车去咋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袁克雄说。
其实我们高中生还算不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是那是一个喜欢上纲上线的年代。自我否定时不怕帽子大，好像给自己扣的帽子越大革命才越彻底。
“好，我同意！”林子明也赞成。
“哎，予平，听说从山上走只要翻过两座山就到了，比山下公路要近一倍。”一个女生说。
“我们既然是来锻炼的，当然还是走山路了。”大家一致同意。
因为没有反对意见，于是就那么决定了。
就这样，我们背起简单的行李就出发了。可是进了山里之后有点转向了，走了一上午还没翻过一座山。大家又累又饿，幸好林场给我们带了窝头和三壶水，饭后也没休息就又上路了。
不料第二座山十分难走，积雪虽然不多，但是那条山路绕来绕去的，天都黑了，我们还不知道红山村在什么地方。
幸好派去问路的同学带回一个向导，按着他指的方向是一条布满榛棵的小山路。为了不失散，也为了互相鼓劲儿，我们只好一个牵着一个人的后衣襟儿，磕磕绊绊地往前走。一点灯光都没有，路边的小树被我们碰得稀里哗啦直响。
“不会有狼吧？”女同学担心了。
“这地方没狼哪有狼？”
“哎呀，那狼来了咱咋办？”
“快走呗，咱人多，说不定狼也怕人呢！”
正在大家都害怕的时候，还真的听到不远处就有狼的嚎叫声。本来累得就已经不太好使唤的腿，这时吓得几乎都发抖了。我最怕走黑道，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后悔不该让大家走山路。
“快！快走，你们两个男生打头，女生都在中间，再来两个男生断后，我在最后。”关键时候林子明站了出来，我们才不那么紧张了。
当我们来到红山村时已经快半夜了。因为这里天天停电，村里一片漆黑，只有村委会那破旧的草房里还亮着一盏小油灯。一个中年农民抽着大旱烟袋不耐烦地等着我们：“怎么才到？都十一点钟了。先睡觉吧，有啥事儿明天再说。”
我们摸黑住进一家只有母子两人的贫农家里，啥也看不见，加上又困又累，就那样睡下了。第二天早晨才发现：枕下破炕席边儿上大大小的竟有很多臭虫。这是我最怕的东西，可又不敢嫌弃。这时，其他女生也悄悄对我说：“予平，咋办呀？我们也害怕。”
看到大家那种害怕的样子，我还真担心接下来的日子不知该怎么度过？
因为贫穷又不识字，那里大多数农民都不愿意多讲话，每次开会都蹲在地上默默地抽旱烟，屋里烟雾缭绕，都看不清谁是谁了。那天学习时，林子明接受了教训，没敢多讲，一边宣传***的最新指示，一边不断地与身边的农民交流：“你说对不对？”
可是被他问到的人不是沉闷不语，就是一句：“你说啥就是啥呗，都听你的，反正俺们啥也不懂。”
……
看到大家的情绪都不高，第二天下午林子明向我解释说：“这是这一带最落后的农村了，其他地方都比这强。”说着，他稍微停了一下，也许没看到我的反应吧，只好又说，“我只想让你们城里人看看：只有工人、农民才是最真实的。”
自从两三年前，我们的关系被他那唐突的“关关雎鸠”弄夹生了之后，不管他再怎么努力都很难复原。这回不经意间他又在我们之间划了一条界线，好像我只属于城里了。于是，我带着无言的疑问抬头看了看他。
他看到了我的目光，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只好自己纠正自己说：“哦，是这样，我也是想借这个机会，让你看看无产阶级的爱与恨不是凭空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就植根于社会现实生活之中。费尔巴哈虽然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是他却试图建立一种无神的宗教来宣扬超阶级的爱，你觉得那可能吗？！”
“这个问题太大了……”
“是的，我知道你要说‘以后再探讨’。”
我没有继续回答他的问题，商量了一下之后，决定当天就离开那里。
“也好，早点走吧，他们的口粮本来就不多，咱们再住下去他们的负担就更重了。”
林子明真是看到了我们心里，虽然他没再说什么。
不过，他好像也为给我们选择了一个不太理想的农村而后悔，更何况他只想让城里的学生接受再教育，而忘了自己。其实，他让我们看到了这些工人、农民太真实、太本色的同时，也看到了他那些高高在上的理论，尤其是面对工人、农民一点派不上用场。这一点他一定也意识到了，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了他那有点沮丧的神情。
回学校不久，就开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学校到处张贴着***的号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教室前面那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大字横幅，也被“***挥手我前进”所取代。
同学们背着印有“永远忠于***”字样的军绿色书包，又重新坐在教室里学习***的最新指示。班级由“八八红旗团”掌管着，大事儿都听孙宪发的，平时学习就由“瘸马”负责。
那天刚学习完，我们文学小组的袁克雄就拿给我一本小说，我一看是《军垦战歌》，高兴得不得了，第二天就读完了。当我把书还给他时，他悄悄地问我：“怎么样？”
“太好了，我被那火热的军垦生活所深深打动，一夜没睡呢。”
“我也很受感动，所以我想去新疆建设兵团，不知你想不想去？”
“想去！”我虽然是脱口而出，但却一点不掺假。因为高考的美梦彻底破灭之后，我满脑瓜装的都是***的话，那也是非常鼓舞人心的话，尤其对我们这些热血青年来说，走***指引的路，那是不可阻挡的。
“能去吗？”
“当然了，只要想去就有办法。”
“好，我先报名。”
看我这么痛快，他兴奋起来：“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去。”他略微想了一下，又说，“不过，你先不要跟别人说。”
“为什么？大伙一块去多好！”
“不为什么，等……”
他还没说完，我同桌陈学军就来喊我：“予平，快过来，我找你有事儿。”
袁克雄见陈学军喊我过去，马上叮嘱我：“先别说出去啊……”
“找我什么事儿，这么神秘？”我来到陈学军身边问道。
“也没什么事儿……”他看了一眼袁克雄，吞吞吐吐、不痛快地往下说。
“那你咋说找我‘有事儿’呢？”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
“又开玩笑？”
“也不是了……是、就是、就是他找你是不是问你下乡去哪？”
“你怎么知道？”
“哎，我们男生这点事儿谁都明白。”
“你平时也不这么磨叽，今天这是怎么了？”
“算了，算了，我还是跟你直、直说了吧。听说他要去新疆，还要带咱班一个女生一块去，你可不要跟他去呀。那么远不说，你跟他去了，我咋办？我……我妈那天还说让我问问你能不能不下乡，留在这市里找个工作，我是独生子女可以不下乡的。”
他终于说明白了。
可是，我的脸却红得不知往哪搁了。我怎么没想到，他俩会有这层意思。平时也没看出来呀？再说，这怎么可能？
“别说了，别说了。”我赶紧制止他，想马上走开。
“别走啊，我还没说完呢。”
“还要说什么？”
“看吧，我就知道你不关心这事儿。孙宪发跟谁好，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他在追初二的李平，而李平在追咱班的于伟民，于伟民在追穆婷婷。穆婷婷你认识吧？高一的，地委副书记的女儿。咱班王保安在追王兰，王兰她爸爸不是地委的专员吗。袁克雄跟你们去了一趟林场和农村，一回来就说你初中一个姓林的同学也去了，而且那个姓林的直夸你，袁克雄就觉得他对你有别的意思，所以他就想带你去新疆。”
“胡说呢，你怎么啥都知道？”也许跟他同桌一年多了，平时他比较关心我，所以他跟我说话也不忌讳。
“咋是胡说呢？我消息最灵，就连‘瘸马’都找到目标了，是来自外县的一个初中生……今天跟你说这些，就是要告诉你：别人都在为自己的未来考虑了，而且净奔大干部。可我就不是这样的人，我喜欢谁就找谁……”
听他这么说，我都蒙了。
“我们女生咋还不知道这些事儿呢？你刚才说的那些人不是天天在一起搞文化大革命吗？怎么都……”
“所以说嘛，你别犯傻了，还要去新疆？”
我的心不由得“咚咚咚”地剧烈跳动，不敢也不想再听他说下去了。
“没别的事儿，我可要回宿舍了。”说完，也没等他回答，我抬腿就走了。
这两个同学平时对我都挺好，袁克雄中等个头，斯斯文文的，平时不善言辞，可一旦说起什么来又爱追根究底，在我们班是比较好的学生。
陈学军是老红军的后代，父母年龄相差二十多岁。他身材不高，比较娇贵，平时嘻嘻哈哈的爱开玩笑。可是他很聪明，学习成绩也很好。他入团时我去外调见过他妈妈，竟然还记得我，肯定是他跟他妈说什么了。
那天晚上，这两个人以及他们说的话，不时在我脑海里浮现，我觉得很烦。其实他说的那些事儿平时偶尔也听人们议论过，但我总觉得那仅仅是人们的猜测而已，或者互相间仅仅是闹着玩，不会真的发展成感情问题。因此真的没想那么多，也没认真去想，何况我还一心一意地等着考大学呢，无论如何我都不甘心就此结束学生生活，一定要再等等。即使现在上山下乡，我也觉得过个一两年还会有机会上大学的。不然的话，那大学难道就不办下去了吗？
于是我很快斩断了这乱麻一样的思绪，不！现在坚决不考虑这个问题，先下乡，其他以后再说。
之后的那两天，在班里我都如坐针毡一样，很怕他俩再来找我，可又不能主动去跟他俩说明白。想来想去，干脆不如保持沉默，沉默或许就是最好的拒绝。
幸好，为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没过多久就传来了正在组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消息，而且据说已经派人来我校招录人员了。
消息一公布，我毫不犹豫，第一个报了名。
之后报名的也陆续多了起来，但是兵团对阶级成分要求很严，而且第一批去的地方地处反修前哨，又只有三十个名额，我被录取了。我们班只有两名同学，整个高中部也就十五个人，其他都是初中部的。袁克雄也报了名，可惜他的家庭出身不合格，就差那么一点点，只能等第二批了，我不仅感到若有所失。
走之前，孙宪发、“瘸马”等几个不想下乡、但又想伪装革命的人，组织班级同学开会：“斗私批修”。“瘸马”说话虽有点结巴，但又总想出风头。他不说他们不愿意下乡，而是说：“不能带着私心上山下乡。比如：有人下乡选择去兵团，为什么呢？就是想到那吃馒头、穿军装。这些人不愿意住到老乡家里，怕到农村吃苦、怕吃窝头，一句话就是怕农村的苦、累、脏、乱。”说着，他还煞有介事地用手指节敲着桌子，回头回脑地看着我们，好像只有他才是真正的革命派。
我本想质问他这样说的根据是什么，不料，陈学军听了他的话站起来愤怒地反驳道：“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去兵团就是为了军装和馒头，你的思想也太狭隘了吧？用你的逻辑来理解，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你反对大家去兵团、想破坏兵团来招人，找不到理由才这样说啊？”
“当然不是了。那有人为什么不去农村而一定要去兵团呢？”
“你这话把我也包括进去了。我也报名要去兵团，因为我看了《军垦战歌》，从内心里喜欢那种火热的生活，那里的生产建设就像战斗一样，更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性情和理想。那里的艰苦和劳累并不亚于农村，而且也并不是天天吃馒头、年年发军装，农村过年过节不也吃顿饺子吗？”
“哈！哈！哈！”
袁克雄几句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勇敢地站出来为我们说话，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很感激地看着他，他也冲我点了点头，说不定他已经知道我也同样拒绝了陈学军吧？因此他心里还觉得平衡一点。
“瘸马”顿时哑口无言：“这、这、这……”
半天都没找到合适的词儿。袁克雄的话似乎也提醒了陈学军，这时只见陈学军又站起来说道：“话既然说到这个分儿上，我也不妨直言了。其实‘瘸马’主要是说何予平去兵团为了吃馒头，可她要是为了吃馒头完全可以不下乡啊。”说到这，大家都吃惊地看着陈学军。
“她完全可以像有些人那样赶紧找个城里对象留下来呀。可是，她没有，她甚至连想都不想，而是一心一意响应***号召要上山下乡。大家都知道咱班好几个人都在忙着找对象，这我就不说了，当然也包括我。我前几天曾问过何予平，想以我爸爸是老红军、我是独生子这一特殊身份，让她做我的女朋友留下来，可是被她拒绝了。我是真心喜欢她，因此我心里很难过。但是我也理解她，她很清纯，可以说一尘不染，因此我反而更加喜欢她了，只是我没这个福分而已……”
他说不下去了，眼里含着泪水慢慢坐下了。他平时说话就不从藏着掖着，可让我没想到的是他为了我竟会这么真率、坦诚，我对他还真得刮目相看了。全班同学好像也为他的袒露心声而感动，停了一会儿之后，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好！好！”我身后边的一个大个儿男同学还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叫好。
我激动地坐在那里，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无论对陈学军、还是对袁克雄，我内心里都充满了感激之情。我觉得三年多来自己在这班没有白努力，大部分同学都支持我、理解我，尤其是他俩，关键时候能挺身而出，真让我感动和骄傲。
“我们现在不去兵团，并不是不想上山下乡，我们要先好好学习最高指示，好好斗私批修，将来好随大队人马一起下乡，而且一定要去最艰苦的地方……”
“瘸马”似乎还想辩解几句，可是无论他再说什么都已经不重要，也没人听了。后来，事实也证明他们在说假话。孙宪发、“瘸马”等几个自诩为“革命派”一个也没下乡，都想方设法地留在城里就业了。
临走之前，那是1968年春末的一天，我还特意去元江市最大的公园，意气风发地在那拍下一张照片，写上了“志向天涯”四个大字。
1968年立夏前两天，我们第一批知青就离开了那座让我学到了知识、看到了未来、又明白了许多人生道理的城市，奔向“天涯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