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年轻人，几乎不知道“私塾”是怎么回事了。

偶尔在古装片中，描写纨袴子弟不好好念书，有那么一位被作弄的冬烘老先生，以丑角出现，逗人发噱外，了解私塾和塾师者已不多了。

“私塾”，其实就是私学，是旧时由家庭、家族办的一种学校。凡不收费者叫“义学”，属公益性质。凡集资或摊派延请塾师，或由塾师自行开馆者，则是私塾。无论前者或后者，差不多都是一位塾师，课以几个、十来个蒙童，主要是以识字为主的非官办学校。甚至到了民国年间，公立学校未普及的穷乡僻壤，这类私塾还是传播汉文化的主力。

主要就是认字，幼年班课本有《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中级班课本则有《四书》、《古文观止》。还有一些辅助读物，如《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唐诗三百首》之类。根本不讲究教育方法，有一条准则：“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认字、朗读、默记、背诵，摇头晃脑的“之乎者也”，便是主要手段。老实说，古汉语对于现代大学生来讲，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何况那些蒙童。所以，不那么注重讲解，是不是有的塾师自己也稀里糊涂吧？

但这种填鸭式的，完全依靠死背硬记的教育方式，也不能一笔否定。对学生的作用，那就要靠读了多年以后的融会贯通了。中国古代那么众多的大学问家，谁不是从这种私塾里读出来的呢？

后来，我在写作《莎士比亚传》的时候，从收集的资料看，中世纪的英国对于儿童的启蒙教育，其方式似乎和中国的私塾大同小异。幼年的莎士比亚要在天不太亮的时候，就到学校坐在课桌前去，捧着“角书”（用磨薄了角质物保护住的课本）念拉丁文，背拉丁文，也是用强迫记忆这一套。

现在几乎不大提倡背诵了，但也好像没有再出现莎士比亚那样的巨人。

若是不能滚瓜烂熟地背出课文，中国也好，英国也好，惩罚也差不多的。中国叫戒方，英国叫教鞭，不是打手心，就是打屁股。这种囫囵吞枣，不求甚解的教学方法，伴之以体罚，当然是不足取的。但是，我相信若干世纪以来，古人们能一成不变地采用这种手段，从儿童开始，就把一些基本的做人道理（因为，无论中国或英国，课文内容其实就是代表社会精神的教诲），用强迫灌输的办法，使这些为人之道，刻骨铭心地印在脑海里永志不忘，不是没有道理的。

教育对于社会的精神建设作用，无庸讳言。我不敢武断古人皆是礼义廉耻之辈，但相对于今天商品经济冲击下，拜金主义泛滥，当时的社会空气大概要净化一点，如今那些见利忘义，而罔顾一些最基本的做人准则的人，大概和脑子里除了钱之外，什么东西也未留下的空洞状态，是有关系的。试想在文革期间，交白卷者成了勇士，连书都不念，还能死背硬记什么呢？

所以，从儿童开始，熟读，不能说不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到现在已不是儿童的成人，也应该补上这一课。否则，连一些最起码的道德标准，都置之脑后，都往钱眼里钻，除了钞票以外，五谷不分，六亲不认，这社会进步又从何谈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