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梅

感谢作家出版社，鼓励与督促我编出这五卷本的集来。借此对我将近半个世纪来的文学写作，作一下检阅和小结。

我发表第一篇作品，是一九四六年，在新四军的刊物《歌与剧》上，鼓励我写与为我发表那篇作品的是戏剧家张拓。这篇作品连同发表它的刊物已经无法找到。但从此引发了我从事写作的志愿，所以对张拓同志和这本刊物都终生难忘。

我从那时算起，到今天已经过了四十三年。

我的写作时间却不能以四十三年来算，因为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二十二年间，我除了写“检查书”、“思想汇报”、“改造总结”之外没写过别的东西。虽然检讨书中少不了批判自己受外国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中国文艺黑线的影响，也还是归不到文学门类里边去。所以公平点说，我从事写作的时间应该把前十二年和后十五年加在一起，只有二十多年时间。好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参加“大批判组”“写作班子”之类的荣幸，倒也用不着把一些心爱的产品忍痛烧掉。

当然，我还是作了些选择的。

这次出的五本书，一本短篇小说，两本中篇小说，一本长篇小说，一本散文。

我写小说从短篇入手，头两篇都发表在“说说唱唱”上。是经赵树理同志的手发的。头一篇是参加朝鲜前线慰问团文艺组，在田汉、田间等同志带领下，在大连集中时写出来的。当时参加那组的多是老作家，我在里边是个小催班。跟着人家学习，得到大家的指导。那批人现在剩下的大概不到半数了。田汉同志，安娥同志，田间同志都早已作古。王汶石、黄谷柳、刘盛亚、海默，也已去世。路翎虽然活着，已经不大能动笔；严辰、逯斐同志，老病缠身。倒是草明同志还精力俱佳。年轻的就剩下了我和林斤澜。斤澜功成名就，自成一家，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满头银发，一面红颜。仍时有新作惊世。前些年在天津还见到过何苦，不知他现在怎样了。

我在年轻这辈人中也是最不成材的。但这头一篇小说得到几位老师的鼓励，就增强了我写小说的信心。树理同志看了这篇小说后，只提了一个意见：“你以后把字写清楚点行不行？别的我还能猜，这人名地名却没法猜。”同时又给我分派了一个任务：“马上就是八一节了，你再写一篇反映八路军生活的小说来。”于是就接着写第二篇。这就是《咱们都是同志》和《成长》。今天来看，实在是连中学生作文水平都没达到。我选这两篇，一是为纪念扶持我起步的几位老前辈，二是想露露自己的丑。提醒自己：别以为你有什么天才、灵气。扯淡！是老一辈人把着，扶着帮你走上这条路的。今天作出来的比前辈们期望的还相差得远。精力好就再努努力，精力不济了就老实呆着。别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作轻薄相！

《我们的军长》是我复出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写时还没有粉碎“***”，在广播中听到陈毅同志去世的讣告后悲痛不已，偷着写几点回忆抒发一下对老军长的怀念，并没打算发表。我打成右派后曾给陈毅军长写过信，过了不久有个单位就找我去谈话。对我说：“陈毅同志来信了。现在中央对右派没有可以甄别的政策。只要一有，我们马上解决你的问题！”虽然中央这个政策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才发布，但陈毅同志在日理万机之际亲自过问我的事，却给了我在九死一生的境遇中坚持活下来的决心与勇气。听到他去世的消息，那种心情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

这篇写完就密藏起来的作品，“***”刚打倒后，被我儿时的战友，终生的大姐茹志鹃看见，在我还没落实政策的情况下，冒险拿到上海发表出来。她们曾向我退休前单位去信征求意见（我四十五岁那年曾奉命“自愿退休”），那边保卫科的同志很好，回信说：“改造期间没有新的罪行”。但世界变化比人想得更快，待作品发出时，全国已经在批判两个“凡是”，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

这篇小说就在第一届全国优秀小说评奖中获得一等奖。从此就开始了我第二次以笔耕为业的生活。

二十多年我没写小说。整整十年没读小说，重新执笔后就有个“今后小说怎么写法”的问题。二十年划入另册的生活，使我对人生，对艺术有了不少新的感悟。虽然我年轻时受的苏联式文学观念教育，在我终生都会留下烙印。但从主观上说我极力追求“变法”。一是更多的注重文化性，可读性；二是对人对事坚持我个人评价。前者的试验是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后者则表现在把视点转向一度被排斥在文学描写对象外的凡人小事，芸芸众生。这样就写了《话说陶然亭》、《双猫图》、《那五》、《烟壶》这个系列的作品。同时我也不想放弃我积累了多年的战争生活和域外生活。这就是《据点》和《别了，濑户内海》等几篇。所以我的小说有两套笔墨。写北京的和写京外的。我重视文学对人们精神修养的影响，却不大相信它“干预生活”的作用与能力。我很少写这类东西。我本质上是个守旧的，想赶新潮也赶不上的人。外边世界不管对各种新浪潮，新流派喊得多热闹，我仍照我会用、爱用的方法写。有时偶而弄点新花样，只是为了开个玩笑，试试新潮写法到底有多么神妙，是否就可望而不可即。《荒寺》就是这类东西。

其实我心里更喜欢散文。尤其是年纪进入“老而不死”阶段之后。散文写起来没太重使命感。不拿架子，不装学问，神聊闲侃，自娱娱人。但我这本散文集里并不都是这类东西。究竟我是从四十年代走过来的人。既没有超人，先知，思想家的天分，又曾经很想作个标准而又听话的青年（我曾是北京市的优秀青年团员）。受时代潮流的影响，不论在思想上，观点上，文风上都曾有过错误的，有害的表现。这些文章我也选了一点在集中。一是老实向读者承认自己手脸并不像有的朋友那样天生洁白和一贯不受污染，二是自愿当个反面教员，使别人看到后不再喜欢那样的观点和那样的文风。

最后说说这本“长篇”。这本长篇是偶然的产物。我曾想写一本类似回忆录，记实体长文之类的东西。想得很好，可一动笔发现不行。这要写到许多跟我发生过关系的人。从中央领导级的干部，前辈名家，当代红人，到三教九流的朋友故旧。如果个个都歌功颂德，说他们都完美无缺，就没说实话；如果涉及点不足处，哪怕是小枝小节上有常人都有的弱点，甚至只是别趣，都会惹来麻烦。更不用提有些事连我也觉得该为长者讳，便放弃了整个计划。但五十年代之初，我随中央民族访问团进入凉山一段经历，在我一生中是难以忘怀的一页。那时凉山还原封不动地处在奴隶社会阶段。一般的汉人还很少有像我们深入进去、与奴隶主同吃同住生活几个月的。只怕有些情况现在的凉山彝族青年人都不大了解了。前些天我和吉迪马加谈起来，他告诉我，由我们带出来学习的一位彝族小姑娘曲木阿呷后来成了丁佑君式的女烈士（丁佑君烈士牺牲当时我们也被土匪围困在西昌城内）。有一位和我们合作过的奴隶主出身的干部，还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我的名字。这使我有点动情。我就把这段经历加上想象与虚构，改成了一本小说。我不知道这本小说会成功还会失败。但我想为读者提供一点创业艰难的画面，这目的总该能达到。

一九九三，五，十八。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