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童年的异乡生活
细细地寻究父亲的家庭背景，才知道父亲其实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父亲的老家是在龙州西北向的逐卜乡，离县城三十多公里。新中国成立前，严家在逐卜乡是个大地主。据我父亲说，那时他们家有水田数亩，鱼塘数张，养有几个家丁，藏有驳壳枪一支。有一次，因他大姐在村里参赌，他恼羞成怒，抄起他父亲的驳壳枪，追着他大姐要开枪。要不是他大姐跑得快，他年幼跑得慢，他大姐恐怕没命了。
父亲有一个大哥，三个姐姐，一个妹妹。大哥是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龙州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大姐在上龙乡务农，已故；二姐嫁往博白县，已故；三姐就是前面提到的三姑妈，十年前已故；四妹，现仍健在。
父亲从小受他大哥——我的大伯影响，喜欢读书。但上初中时，不得不离开家乡，到邻县大新县城雷平镇读书。因为那时临近解放，作为地下党的大伯，已经忘乎所以，将地下活动几近公开化了。我爷爷有先见之明，知道这个儿子活不长了，于是，就把第二个儿子一我的父亲转移到别处，以备不测。
大新县雷平街上有我父亲的亲姑姑在那儿。她是从老家龙州逐卜嫁过来的，住在雷平街上，开了个食品摊维持生计。
离开家乡，父亲的苦日子就开始了。住在姑姑家里，他每天吃的都是白粥白饭就青菜，几乎没碰过荤腥。而他的姑姑就是个小贩，在门口摆摊，专卖粉、粥、包子，姑姑竟没给他吃过一次！十多岁的父亲，每次进进出出门口，看见那摊面上，雪白的包子，洁白的粉条，油汪汪的肉粥，以及做配菜用的叉烧、油条、花生，惹得他口水直流。浓郁的肉香味和粉汤味却不解人意，每一次都是热情满腔地直扑向父亲，专注地钻入他的鼻孔，将他的味蕾捣得翻江倒海，不堪忍受。但他只能顶住诱惑，视而不见，拂袖而过。
父亲不怕学习之苦，但怕出入姑姑家门之累。
去年，七十七岁的老父亲因脑血栓住了两次院，动了一次手术；今年年初，又因膀胱炎住院动了两次手术。我知道老人总有离去的时候，只是迟早的问题。所以，在医院为父亲守夜的时候，我就不断地问他过去的事情——我想知道他的往事，留住他的往事，而他平常几乎不跟别人谈自己的往事。在谈到去雷平求学的那段经历时，他说出了一个可怜的细节：
有一天，他放学回来，路过他姑姑卧室时，听到里面有响动。他忍不住往门缝里瞄了一眼，看见姑姑正将一碟煮熟的排骨偷偷放在菜篮里，往墙壁上挂。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打开了作业本，想把余下的作业做了。可作业本上，全摆铺满了一粒一粒黄澄澄油晃晃的排骨，怎样抖也抖不掉。豆豉焖排骨的香味，竟从姑姑的房里绕了过来，又飘落到他的作业本上。他完全看不清书本上和作业本上的字，而在他眼前飘来拂去的全是排骨的香味！要是在自己家里，这样的味道根本不足为奇，但出来大半年了，还是第一次闻到啊！他实在难以忍受，收起了课本和作业本，下决心一定要吃这排骨。
这应该算是偷吃，但父亲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他觉得可以吃，应该吃。他到厨房装了一碗剩饭，径直进入姑姑的房间，踏上凳子，把那碟排骨拿下来，放在木箱上，吃将起来。
那是一股多么熟悉而又久违的香味啊！咬一口，肉层里的油竟能“吱”一声冒出来，充塞着口腔，激发着味蕾，让他食欲大开，沉醉其中！一阵咀嚼之后，将饭菜慢慢咽进了肠胃，一种满足、惬意和酣畅的感觉，通透全身。
在门口卖东西的姑姑大概听到了响声，撩开门帘走了进来，看见这个侄儿正在狼吞虎咽偷吃她的东西，气得破口大骂。
父亲感觉背后有一个黑影进来，并有一阵阵尖利刺耳的吼声，不由得激灵了一下，但马上镇静下来，连头也不回，很从容地吃他的排骨。此时，他已经是“死猪不怕滚水烫”了，一副厚颜无耻的样子。
半年之后，有一天，他姑姑拿来一袋大米，放在他的跟前，说，我们家很困难了，你拿这袋米去吧。
“去吧”，那是一种客气的说法，就是“走吧”“离开吧”“滚吧”的意思。
我父亲就拿着这袋米到同学家寄宿去了。
“我姑姑那个房子还是你爷爷给她钱起的呢！她竟这样对待我哟！”在医院里，躺在病床上的父亲这样跟我说。
三十多年前，我在南宁参加高考补习的时候，正好遇到我父亲来南宁参加广西作家协会举办的文学讲习班。他好几次带我去南宁市畜牧研究所见了他的表妹——他姑姑的女儿。我父亲的表妹也就是我的表姑，有一次她独自跟我说，唉，当年我妈实在对不起你爸，但也没办法喽，那个年代大家都有难处……
表姑的话证实了我父亲说的事实没有假。
那时是20世纪80年代初，大家的生活还不富裕，但我表姑所在的单位条件却很好。畜牧研究所，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畜生的。将畜生研究完了，就将这些没用的畜生宰了，分了。我表姑虽然只是个工人，但常常能分到猪肉、牛肉、鸡肉等食品，日子滋润得很。我们每次去，表姑必定毫不吝啬地备上好菜招待我们。
表姑做得最好的菜是扣肉。
还是奥地利人辛德勒说得好：“儿童在灵魂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障碍，通常会造成令人不知所措的或扭曲的社会感。这些障碍有来自其环境的缺失，比如经济、社会、种族、家庭环境的不正常关系，也有来自他身体器官的缺陷。”不同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个人不同的人格。环境恶劣，而使人性扭曲，情有可原；而环境优良，人性扭曲，则为人不齿。如此品性，当世不乏其人。
事实上，我父亲后来面临的情况更加艰难。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父亲老家逐卜乡的农会，打算派人把我父亲从大新雷平带回来。好在农会里有个穷亲戚，帮了严家讲话，人家才十几岁，还在读书，也没剥削过人，不应该杀嘛。农会的领导也找不出什么理由，就没有把父亲抓回来。如果农会坚决一点，如果农会里没有我们的亲戚，那我父亲必死无疑。
这个细节，是我姑妈以及逐卜那位穷亲戚多年前跟我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