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汽灯

与外公相比，母亲似乎没有如此轻松和悠闲。

母亲是独生女，从来没做过苦力活。突然间做了菜农，开始很不习惯。菜农就是每天在田里种菜淋菜。淋菜最辛苦，得来来回回地到水塘里挑水，然后把所有的菜都浇完。生产队里那些社员做惯了，手脚十分麻利，个个将裤脚挽得高高的，走进水塘，弯下腰，左手右手同时把水桶往水里一按，两边的水桶“咕噜咕噜”的，一下子就把水装满，拱起身子就马上走。而母亲不行。左手刚把水桶按下去，右边的水桶却浮了上来，弄了半天，也装不了半桶水。在她身后等候的社员，倒是没一个责备她的。

收工回来，母亲常常累得腰酸背痛。更麻烦的是，由于长时间在水里浸泡，母亲得了沙虫脚。每个脚趾缝里，潮红糜烂，有奇痒，继发感染，溃烂出血。母亲就用土办法：用火柴烧。但她不敢对自己下手，就叫我帮忙。她教我的方法是：把火柴点燃后立即吹灭，趁着火柴头还有很高的热度，就赶快往伤口里扎。伤口一烫，细菌也真的死了，脚也好了。但每一次，母亲都被烫得龇牙咧嘴，“嘶嘶嘶”地倒抽冷气。

外公看在眼里，十分心痛。有一天他跟母亲说，你现在的苦还不算苦。你肩上有一副担子更重。你呀，能把那三个孩子教好了，那你的担子就轻了。

这句话，母亲经常翻出来跟我们说。

俗话说：饭前教子，床前教妻。母亲从此就对我们严厉起来，都是在吃饭的时候才对我们进行教育。吃饭不能吃出响声，夹菜只能夹自己面前的，吃完了饭要跟大人说“慢吃”……点点滴滴，从细微处开始。

母亲特别要求我们，勿要爱富嫌贫，怕强凌弱。

利民街有我们家很多亲戚，但都是穷亲戚。住斜对面屋有个表姐，十四五岁了，但看上去像个八九岁的小孩，个子瘦瘦小小的，脸无血色，手脚无力；走路特慢，说话细声，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听大人说，她得了一种什么病，总也治不好。但土医说，吃烤青蛙就可以治好。我外公就答应给她抓些青蛙来。外公每天都挑大粪到菜地的粪池，在田埂里，随手都可以抓到青蛙。

外公一旦抓到青蛙，就让我去叫表姐。表姐就慢腾腾地从对面走过来。她先不急回家，就在外公家的火灶燃起火，烤青蛙。她用一根筷子串起一个青蛙，在火面上烤。青蛙的大腿爆裂了，肉就熟了。她慢慢地把整个吃完，然后才把剩下的带走。

但吃了一两个月，表姐的病情并没有见好，依然脸无血色，气若游丝。

但她仍然坚持吃青蛙。

后来，再没见她来了。母亲说，她已经死了。

利民街西去四公里有个邬家村，那里有个婆婆，七十多岁了，和一个堂舅住。他们家是一间茅草屋，孤零零地就在公路边。堂舅人懒，三十多了还没结婚。婆婆就久不久出来跟我们住几天。若是夏天，番桃熟了，她必定叫堂舅摘一些下来带出来给我们。婆婆驼背，弓着腰，拄着拐棍，每走几十米必然休息一会儿。到朝阳小学有四五公里，真难为她了。

婆婆每次来，我们都很高兴。母亲尽量做好吃的招待婆婆。而她一走，我们总是依依不舍，有一次，我竟然哭着拉住婆婆不让她走。

她最后一次来，行动比以前慢了许多，言语也少，而且出现大小便失禁。此后回去，她再也不来了。过几年，她就去世了。

那时，正进行抗美援越的斗争。龙州是中越边境的边防重镇，每一天都有解放军的军车从我们门口通过，到凭祥，进越南。解放军的一个团部就驻扎在利民街附近。久不久，团部都会放露天电影，慰问我们老百姓。那时，放电影根本不用做广告，做任何宣传，只要解放军一放出消息，大家就互相传。到了傍晚，吃完饭，各自拿着板凳去操场里占位置就行了。到了那儿，电影银幕早就挂好。操场里呼朋唤友，拖儿带女的，吵吵嚷嚷。当银幕里随着音乐突然映出八一电影制片厂那个标志性的光芒四射的五角星片头时，大家才静下来。但抗美援越这么多年，解放军放的电影来来去去都是那么几部：《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打击侵略者》《奇袭》等。

在利民街的生活十分平静。

那天中午，外公、母亲和我正在吃午饭。母亲用背带将三弟背在背上，三弟时不时哭，让母亲吃得很不安然。突然进来了一个中年汉子，什么招呼都没打，就直接跟外公说，老邬，今晚你到大队里交代一下。外公老老实实地“哦”了一声，母亲向外公瞄了一眼，就拿着碗筷，停顿了半天不动。晚上，就在部队操场边上的生产队的礼堂里，汽灯亮得惨白，人声嚷得翻天。外公阴沉着脸出去了。那个神情，和父亲在金龙中学宿舍点着油灯出门时一样。

趁母亲没有注意，我就一个人溜了出去。还没走近生产队礼堂，我就听见一阵高过一阵的口号声了。我知道，这是在开斗争大会。我走进会场，一眼就看见外公站在中间，低着头，双手垂直。人群则对他怒骂，指指点点。

从那个晚上起，我开始明白外公为什么叫作“四类分子”，什么叫作“交代”，为什么母亲不做老师了却做了菜农。

从那个晚上起，我对那个来通知外公“交代”的中年汉子恨之入骨。直至现在，我竟还记得那时他和我外公说话的神态和口气，还有我母亲尴尬的表情。

半年后，母亲带着我和二弟、三弟，回到了朝阳小学。母亲恢复了教书。我也不用早早就起床从利民街赶往学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