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是尽人皆知的。通过翻译，我们可以承受全世界的文学遗产。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有优秀的作家，留下了优秀的作品。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的文化遗产，需要我们翻译工作者把它们译成本国语言，才能使我们更多的人来享受。我国有六万万以上的同胞，不可能人人都懂得许多外国语文，要使我国人民都能享受全世界的文化遗产，不经过翻译是不行的。

在今天来讲，翻译工作对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新战争威胁，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特别是文学作品的翻译，因为是生活的反映，更能使这种相互了解深入。这样，就可以消除人为的障碍，人为的隔阂，所以翻译工作在保卫世界和平方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我们通过文学翻译，既可以了解各国人民的生活习惯和他们的愿望；更可以促进本国的创作，促进作家的创作欲；作家读了翻译作品，可以学习它的表现生活的方法。通过翻译，也可以帮助我国语文的改进。中国语文固然优美，但是认真使用起来，就感到语法的不够用了，做翻译工作的人都会体会到这一点的。通过翻译，我们可以学习别国语言的构成和运用，采取它们的长处，弥补我们的短处。我国过去长期封建统治的结果，使我国人民和各国文学作品很少接触的机会，世界上很多古典文学名著，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学，翻译过来的很少，今后需要大量介绍，而这个责任是要由翻译工作者承当起来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是作者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一九五四年八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

翻译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我不但尊重翻译，也深知翻译工作的甘苦。凡是从事翻译的人，大概都能体会到这一层。翻译是一种创作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创作要有生活体验，翻译却要体验别人所体验的生活。翻译工作者要精通本国的语文，而且要有很好的外文基础，所以它并不比创作容易。严复对翻译工作有很多的贡献，他曾经主张翻译要具备信、达、雅三个条件。我认为他这种主张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完备的。翻译文学作品尤其需要注重第三个条件，因为译文同样应该是一件艺术品。

翻译工作既然是这样的重要，这样的艰苦，而又需要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我们对翻译工作决不能采取轻率的态度。翻译工作者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不能随便抓一本书就翻，他要从各方面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和它的影响。在下笔以前，对于一部作品的时代、环境、生活，都要有深刻的了解。翻译工作者没有深刻的生活体验，对原作的时代背景没有深入的了解，要想译好一部作品很不容易。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我译过一部《浮士德》，这是歌德的代表作，是他积六十年的生活经验写成的一部伟大诗篇。这部作品有上下两部，我二十几岁开始翻译，中间差不多经过了三十年，到一九四六年才把它完成。第一部是歌德少年时期的作品，我在翻译的时候感到很轻松，原因是作品的内容很象我国的“五四”时代，摧毁旧的，建立新的，少年歌德的情感和我那时候的情感很合拍，思想也比较接近，因此译的时候很顺利，并不感到吃力。第二部是歌德晚年写的，他的思想感情我在那时候很难体会，觉得简直啃不动它，于是便把它抛在一边，不但不想翻译它，甚至想否定它是一部世界名著了。这样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时间，我自己也积累了一些生活经验，参加了大革命，又经过了抗日战争，看到了***的反动统治的黑暗，一九四六年到了上海，又在国民党匪帮的白色恐怖下经历了一段惊涛骇浪的生活，这时再回头来看《浮士德》的第二部，感情上就比较接近了，翻译起来也非常痛快，觉得那里面有好些话好象就是骂***的。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把它译完了。

所以，翻译工作也是需要有生活体验的，不过我们也不必单纯强调这一个条件。不久以前，法捷耶夫[1]为了写一部作品，曾经到钢铁厂去体验了一年多的生活。我们翻译工作者不可能也不一定每人都到钢铁厂去生活一个时期，但是我们也要有一定的生活体验，这样方能体会原作的内容。

当然，对于文学翻译工作者来说，重要的还是文学的修养和语文的修养。一个翻译工作者至少必须精通一种外文。但是仅仅懂得一种外文，也不容易把工作做好。除了一种外文以外，最好还能懂得第二第三种外文，这样不但在研究上方便，翻译时还可以用来作为助手。把别国的译文拿来对照，对自己的翻译确有很大的帮助，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

但是，除这以外，更重要的是对本国语文的修养。如果本国语文没有深厚的基础，不能运用自如，即使有再好的外文基础，翻译起来也是不能胜任的。外国诗译成中文，也得象诗才行。有些同志过分强调直译，硬译。可是诗是有一定的格调，一定的韵律，一定的诗的成分的。如果把以上这些一律取消，那么译出来就毫无味道，简直不象诗了。这是值得注意的。本来，任何一部作品，散文、小说、剧本，都有诗的成分，一切好作品都是诗，没有诗的修养是不行的。

又要外文好，又要中文好。但是外文好的人，中文不一定就好。我说翻译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它的艰苦处就在这儿。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在外国生活，外文好了，但结果又等于一个外国人了，中文很难同时学好的。可是一个人在二十岁以后，想学好外文并不容易，就是想学好中文也不容易。拿我自己来说，我二十岁以后在日本过了二十年，生活是日本方式，孩子们在周围讲的都是日本话。在这样环境里，我的日文并不敢夸口，可是我的中文还勉强可以，因为我在母亲的怀抱里接触的就是本国的语文。但是这样能不能说中文就很好了呢？还是不敢说的。所以，想把外文学好已经很不容易，再加上本国的语文难以掌握，要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这就难上加难了。不过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说：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这一句话对我们翻译工作者也同样通用。在这儿我想向各位推荐苏联的一个经验。苏联译一首中国诗时，懂得中文的人先把意思译出来，然后再让懂得诗的人把它加以诗化。集体翻译在苏联已经普遍推行，我觉得这一个方法很值得学习。在我们中国，大多只做了第一步，这就是把意思译出来，第二道的加工，根本就没有做，或者很少做，而这一步工作正是少不了的工作。一杯伏特卡酒不能换成一杯白开水，总要还它一杯汾酒或茅台，才算尽了责。假使变成一杯白开水，里面还要夹杂些泥沙，那就不好领教了。

总之，在翻译工作上，责任感是非常重要的。在翻译之前，必须慎重选择，准备周到。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广泛地参考，多方面请教，尽量地琢磨。所谓“下笔千言，倚马可待”[2]，实际上就是马虎了事，不负责任。

在旧时代，人们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翻译工作上你争我抢，把它当成名利双收的事情，这一种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在今天，我们来做这项工作，首先就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读者。我们必须大家来商量，来计划，来进行，使我们的翻译达到理想的地步。互相校订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纠正错误，发现问题；我们也应该在翻译界培养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

1954年8月

[1]法捷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φадеев，1901—1956），苏联作家。著有《毁灭》、《青年近卫军》等。

[2]李白《与韩荆州书》：“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