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一八八九年出生，继“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之后，成为印度的领袖，甚至后来以他的声望之高，成为世界级的领袖。

我和他，照理说本来是没有因缘见面的，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退守台湾，台湾与印度“断交”。对一个不是“邦交国”的领导人，我们哪里有什么理由能要求拜访见面？但是在一九六三年的时候，有一个机会来临，当时政府要“中国佛教会”组织一个世界访问团，我因此有了机会到访许多国家，并且有机会见到当地的领袖。

我们访问团的成员有：白圣法师、贤顿法师、净心法师以及朱斐、刘梅生两位居士，我则担任团内的发言人。那个时候我在台湾，一心就想到印度去朝圣，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到印度，在我，见不见到什么人不重要，但一定要到佛陀的圣地去礼拜。

可是从在台湾办理印度签证开始，就已经遇到了困难。因为当时与印度没有“邦交”，我们到哪里去签证呢？后来有人告诉我们，可以到台北英国的“领事馆”办理。到了英国“领事馆”，办事人员说，印度签证必须要打电报办理，而且不知道要多少次的来往，费用要五百块美金。

我们如数缴交了五百块美金，但是一二个月过去了，却如同石沉大海，一点消息都没有，几次去英国“领事馆”催问，他们都回答说：“没有获得回音，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这时，我们已经预感此路不通，要在台湾办印度的签证是没有希望了。迫于访问团出发的日期就在眼前，只得第一站先到香港，再由香港转到泰国再说了。

抵达泰国曼谷时，由泰国国家宗教厅出面，给予我们隆重的接待，竟然有二千多名比丘到廊曼飞机场列队欢迎。那一次，宗教厅希望我们住在泰国的寺院里，但当地的华侨佛教徒则坚持我们一定要住在中华佛学研究社，因为它是华侨历史最久的一个佛社。在我们下榻佛社的期间，外面都有卫兵守卫。

除了相关的访问行程外，我们心目中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曼谷能办理印度的签证。说来因缘真巧，当时的驻泰官员杭立武先生，他和印度驻泰大使非常友好，私人的交情深厚，我们就转请杭先生协助，希望透过他的联系，为我们取得印度的签证。运气不错，终于让我们能够在访问过曼谷之后，如期访问印度。

七月八日下午，我们终于踏上佛陀的国度——印度。

印象深刻的是，在泰国乘坐飞机的那一天，是下午三四点钟，到印度的飞行航程要两个半小时，我们想，到了当地应该是已经黄昏黑夜了。但加尔各答的时间比我们慢了两个小时，抵达时太阳还没有下山。记得当时我还想：真是奇妙啊！我们搭乘的喷气客机还能追着太阳跑，和日月竞赛呢！

加尔各答是印度华人聚集最多的城市，大多是来自广东梅县人士。侨领叶幹中先生和很多的侨团，都给予我们非常热烈的接待。在加尔各答，除了看到人多，交通、环境稍嫌脏乱、没有秩序之外，我感觉印度人是很和善，华侨是非常热心的。

访问了九天要离别加尔各答的时候，几位侨团领袖表示，希望我们在新德里访问时能见尼赫鲁总理，并且提出两项诉求：第一，把在加尔各答逮捕的近七百多位华侨释放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受到大陆和印度之间发生边境战争的影响，很多华侨无辜被捕，希望印度政府基于人道理由给予这许多人士释放。第二，台湾有两艘渔船因为越区捕鱼，已经被印度政府拘留数月，希望能释放他们。

我听了以后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这么多的人在印度都没有办法了，我们是从台湾来的僧侣，哪里有什么通天的本领呢？

但是我们在朝圣之后，抵达新德里，就试着打电话给印度政府，那边的回应非常干脆：“明天上午九点，尼赫鲁总理在总理办公室接见你们。”真是天大的喜讯！

第二天我们准时抵达，尼赫鲁总理已经在办公室了。在他的办公桌前摆了椅凳，我们一团九人围成一个椭圆形分别坐定之后，因为我是发言人，我就把我们的团员先做一番介绍，表明我们的身份以后，请他给我们指教。

受印度总理尼赫鲁（背对者）接见。与白圣（右二）、贤顿（右三）等法师参加会见（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七日）

尼赫鲁先生看看他办公桌上的一尊佛像，然后再看看我们说：“我们印度能成为世界上具有悠久文化的国家，所谓悠久的文化，”他用手一指，“不就是佛教的文化吗？假如没有佛教，我们印度在世界上要拿什么称做悠久的文化呢？”

他很轻松地关心我们：“去过蓝毗尼园吗？”随后就叹了一口气说：“现在蓝毗尼园已经不是印度的了，在距离印度六英里的尼泊尔……”这个时候他停顿了一下，我就补充说：“不管怎样，我们的心中，佛陀永远都是出生在印度，印度才是佛陀的祖国。”他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并且笑了起来。他接着问，你们从台湾来，蒋**先生可好？我当然向他报告蒋先生在台湾很好。不过，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两地没有“邦交”，他肯说出这句话，我在想，应该是蒋先生访问过印度，他们过去有过会晤的交情。

我又请白圣法师和侨领叶幹中与他讲话，大家表达一些客气、仰慕的话以外，我知道机会难得，就开口说：“总理先生，今天我们此来难得的缘分，有两件事情拜托你能给我们帮助。第一，这一次路过加尔各答，我们当地旅居在印度的侨胞，不知道什么原因遭到印度政府逮捕，人数太多，如果没有太大的原因，希望政府能把他们释放出来，让他们和妻儿团圆。第二，我们从台湾来，台湾高雄有两艘渔船因为越区捕鱼遭到扣留，已有数月之久。有时候海洋上难以辨别区域，或有误闯，希望总理先生助一臂之力给予释放。这些渔民在台湾的家人，都盼望着他们能早日回家。”

尼赫鲁总理听了以后也不置可否，只是回应：“哦，哦！”大概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起身告辞了。

后来，我们再回到加尔各答，听说那些侨胞都已经获得释放；甚至，经过八十天的访问回到高雄时，车站涌上几百位渔民迎接我。我很讶异，我和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要来迎接我？他们说，我们是在印度渔船上的渔民，感谢你的仗义执言，才能得以回来。我这才又想起访问尼赫鲁总理的经过。

尼赫鲁总理跟随甘地先生参与印度独立运动，成功后，甘地成为世界上伟大的领袖。我记得大概是在一九四〇年，太虚大师应邀访问印度时，沿途受到民众的欢迎，他还写了一首诗：

甘地尼赫鲁太虚，声声万岁兆民呼；

波罗奈到拘尸那，一路欢腾德不孤。

后来，圣雄甘地遭异议分子暗杀，对此，我们感到非常的不幸。幸好有尼赫鲁先生继承了印度领袖的地位。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印军政合作，甚至对于后来日本无条件的投降都关系重要。因为抗战期间，美国的援助必须经过印度，再经艰辛的滇缅公路，才能把物资载运到中国。但在“珍珠港事件”还没有发生以前，美国也只是默默地帮助，因此，这也要印度政府支持，我们才能取得那许多物资，那个时候，***和尼赫鲁就建立了军事、政治上的往来。

我对于尼赫鲁总理和太虚大师的因缘，甚至对于他帮助我们抗日胜利，都觉得非常感谢。我之所以盛赞尼赫鲁总理是世界伟大的领袖，因为这个人有政治思想，具有远见、毅力，重振了印度的雄风。印度贫穷落后，这不是尼赫鲁先生一个人所能挽救，他能领导印度不致贫穷到不能生存，就已经非常难为了。

尤其，尼赫鲁总理在忙碌的政务行程之中，肯接见一个小小的佛教访问团，并且跟他提到的两件事情都能够立刻履行，释放侨民、渔船渔民，我觉得他站在人道立场，充分重视人权，实在堪称是当今一位民主的领袖。

说到这里，也顺道带上一笔，大约在二十年前，我有一个因缘前往欧洲访问。偶然的机会，在意大利某家餐馆吃饭，用过餐之后，餐厅的老板竟然不收钱，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父亲曾经被印度政府拘捕，因为您的话而获得释放，我要报答这个恩情，今天我请客。”说来，这一顿饭，应该要感谢尼赫鲁先生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