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五日
今天是礼拜,最后出走的期日到了。自华北事变发生以来,苦虑了十几天,最后出走的时期终竟到了。
昨夜睡甚不安,今晨四时半起床,将寝衣换上了一件和服,踱进了自己的书斋。为妻及四儿一女写好留白,决心趁他们尚在熟睡中离去。
昨晚由我的暗示,安娜及大的两个儿子,虽然知道我已有走意,但并不知道我今天便要走。我怕通知了他们,使风声伸张了出去,同时也不忍心看见他们知道了后的悲哀。我是把心肠硬下了。
留白写好了,连最小的六岁的鸿儿,我都用“片假名”(日本的楷书字母)替他写了一张纸,我希望他无病息灾地成长起去。
留白写好了,我又踱过寝室,见安娜已醒,开了电灯在枕上看书,自然是因为我的起床把她惊动了的。儿女们纵横地睡着,均甚安熟。
自己禁不住淌下了眼泪。
揭开蚊帐,在安娜额上亲了一吻,作为诀别之礼。她自然不曾知道我的用意,眼,没有离开书卷。
吻后蹑木屣下庭园,花木都静静地立在清晨的有凉意的空气中,尚在安睡。
栀子开着洁白的花,漾着浓重的有甜味的香。
儿们所掘的一个小池中,有两匹金鱼已在碧绿的子午莲叶间浮出了。
我向金鱼诀了别,向栀子花诀了别,向盛开着各色的大莲花诀了别,向园中一切的景物诀了别。心里默祷着妻儿们的和一切的平安,从篱栅缺口处向田陇上走出。正门开在屋后,我避开了正门。家前的篱栅外乃是一片的田畴。稻禾长已三四寸,色作深青。
璧圆的月,离地平线已不甚高,迎头望着我。今天怕是旧历六月十六日吧。
田塍上的草头宿露,湿透了我的木屣。
走上了大道,一步一回首地,望着妻儿们所睡的家。
灯光仍从开着的雨户露出,安娜定然是仍旧在看书。眼泪总是忍耐不住地涌。
走到看不见家的最后的一步了。
我自己毕竟是一个忍人,但我除走这条绝路之外,实在无法忍耐了。
自事变发生以来,宪兵、刑士、正服警察,时时走来监视,作些无聊的话语。这些都已司空见惯,倒也没有什么。但国族临到了垂危的时候了,谁还能安闲地专顾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
处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我自己现在所走的路,我相信正是唯一的生路。
妻儿们为了我的走,恐怕是要受麻烦的吧。这,是使我数日来最悬念的事。
昨晚,安娜知道了我有走意,曾在席上告诫过我。她说:走是可以的,只是我的性格不定,最足耽心。只要我是认真地在做人,就有点麻烦,也只好忍受了。
女人哟,你这话是使我下定了最后决心的。
你,苦难的圣母!
沿途的人家都还是关闭着的,街路上的电灯都还朦胧着做着梦的眼睛。
路上只遇着了些配报的人。配报者有的投我以颇含惊异的一瞥。
电车还没有开动。走了两个车站,看见在站口上已有两三人在等车了,我也就走到月台上去等着。
儿们醒来,知道了我已出走,不知道是怎样的惊愕。
顶小的可爱的鸿儿,这是我心上的一把剑。儿,望你容恕你的父亲。我是怀抱着万一的希望的,在不久的将来,总可以再见。电车开来了,决绝地踏上了车去。
五点半钟的光景到了东京,又改乘汽车赶赴横滨友人家,在那儿借了套不甚合身的洋服和鞋袜来改了装。九点半钟的时候,友人偕我到车站,同乘“燕号”特别快车,赶赴神户。
这位朋友,我现在还不好写出他的姓名,车票、船票、一切等等,都是他替我办的。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他。
沿途都还在出兵。静冈驿有兵车一驾停着,正待开发。月台上有许多男女,手拿着太阳旗在送行。其中有许多穿着制服的高等学校学生和许多中、小学生。
沿途的人家也都插着旗帜表示欢送。有标语横张着,大书“欢送皇军出征”。
“燕号”车中也有不少的军人。我们坐的二等,在我旁边便坐着一位步兵少佐,手里拿着一卷油印的军事计划书,时而展阅。我偶然瞥见有“第一作战计划”、“第二作战计划”等字样。
太阳正当顶,车中酷热。田里的农人,依然孜孜不息地在耘着稻苗。
火车一过身,路线旁拿着小旗的儿童们有的在欢呼“万岁”。
下午五时半到达神户,坐汽车直达码头,平安地登上了坎拿大公司的“日本皇后号”(empress of japan)的a deck(头等舱)——平生第一次坐头等舱,有如身入天堂。但是,家中的儿女,此时怕已堕入地狱吧?假使在这样舒服的地方,得和妻儿们同路,岂不是也使他们不致枉此一生?
友人把我送上了船,他告辞先走了。
船是九点钟开的,自己因为含悲茹痛便蛰居在舱中,从开着的圆窗孔望出,看着在码头上送行的人们。也有些人在投纸卷,五色的纸带在码头与船间的空中形成着玲珑的缨络。
锵琅,锵琅,锵琅……
船终竟离岸了。
五彩的纸缨络,陆续地,断了,断了。
船上的人有的把纸带集成一团投上岸去,岸上的又想把它投上船来,然而在中途坠落了——落在了下面的浮桴上。
向住了十年的岛国作了最后的诀别,但有六条眼不能见的纸带,永远和我连系着。
二十六日
今天依然快晴,海上风平浪静。
一个人坐在舱中写了好几封致日本友人的信。对于日本市川市的宪兵分队长和警察署长也各写了一封,道谢他们十年来的“保护”的殷勤;并恳求对于我所留下的室家加以照顾。
寂寞得不能忍耐,想到三等舱里有一位c君,他是在二十二日的夜里到我寓里来辞过行的。我们虽然将要同船,但我那时没有告诉他。
要听差的把他叫了来,c君吃了一惊。
——先生,你一个人吗?
——是的,我一个人。
以后好一会儿彼此都没有话说,连c君都有点泪潸潸了。
想起了十四日那一天,写给横滨友人的那首诗。那是写在明信片上寄给他的,用的不免是隐语。他的来片也是隐语,说青年会有西式房间十八、二十、二十四号等,设备均甚周全。青年会者神户也,西式房间者外国船也,号数者,开船的日期也。日本报虽然天天传着紧张的消息,但要和妻儿们生离,实在有点难忍。因此,我便选定了二十四号那最后的一只。实则二十四乃是横滨出帆的日期。
廿四传花信,有鸟志乔迁。
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
托身期泰岱,翘首望尧天。
此意轻鹰鹗,群雏剧可怜。
想起了二十四日那一天,预想到回到了上海的那首七律。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这是用的鲁迅的韵。鲁迅有一首诗我最喜欢,原文是: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第七句记得有点模糊,恐怕稍微有点错字。
原诗大有唐人风韵,哀切动人,可称绝唱。我的和作是不成气候的,名实相符的效颦而已。但写的时候,自己确有一片真诚,因此工拙也就在所不计了。
细细考虑起来,真的登了岸后,这诗恐怕是做不出来的。民四(一九一五年》“五七”回国时的幻灭感,在兴奋稍稍镇定了的今天,就像亡魂一样,又在脑际飘荡起来。那时因日本下了哀的美顿书,我怆忙地回国,待回到上海而袁世凯已经屈服了。
一只爱用了十几年的派克钢笔,倒的确和着家室一同被抛在日本了。
但是,缨呢?如有地方可以请,该不会是以备吊颈用吧?
有妹子在西湖,妹倩在那儿经商,到了上海后或者就往西湖去看望我二十五年来不曾见过面的骨肉。
离开四川二十五年,母死不曾奔丧,兄逝不曾临葬,有行年九旬的老父,如可能,也想乘着飞机回去看望一次。
四川的旱灾也是该得去踏访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立定大戒:从此不吃酒,不吸烟,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但要锻炼自己的身体,要有一个拳斗者的体魄,受戒僧的清规。
我在心中高呼千万遍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之名以为鉴证:金石可泐,此志难渝。
自己是很清明的,并没有发狂。
下午在小艇一甲板上遇着一位阿富汗斯坦的商人,能操英语、日语。他约余投环作庭球式的戏,应之。
戏可一小时,流了一身大汗。海风吹荡,甚感快慰。
海水碧青,平铺直坦,略有涟漪。
阿富汗人连连说:跳下去游泳吧,跳下去游泳吧!
但怎样上船呢?我问他。
他把头偏了几下。
那人是摩罕默德教的信徒,据说该教中人反对跳舞。
洗了一次澡。
自己随身穿着的一条短裤,已被汗渍,自行浆洗了一次,在电风扇上吹干之。
这短裤和一件布日本服,都是安娜替我手制的,我将要永远保藏着,以为纪念。
傍晚,c君邀了几位朋友来谈话。见我衣不合身,争解装相赠,但是,不是过肥,便是过瘦,不是过短,便是过长。据这样看来,我自己似乎最合乎“中庸”了。我这样说出了,惹得大家好笑。
船上的水手和听差的,几乎全部都是广东人。他们发起了一个“慈善会”,正在募捐。所谓“慈善”者乃是对于抗敌战士之慰劳。因为是在外国人的船上,不好明目张胆地使用救亡抗敌那样的名目。
执事的人到了我房里来,有一位男装的广东女士,普通话说得蛮好。
她说,他们要捐钱去慰劳华北的抗敌将士,到了上海立刻便要献给政府,请替他们送到前方去。
她说,船上的中国同胞都很关心,很想知道一些详细的情形,关于国际的和国内的,尤其关于日本的。本日晚他们要在三等舱中开一次大会,要请几位从欧美回国的人和从日本回国的人讲话,还有些余兴,要唱广东戏。
听了这些话,感觉着十分的愉快。他们要我捐,我也就捐了五元。这五元的“慈善”,实在是慈他人之善。我出家时,身上只带了五毛钱的电车费。然而我现在的钱包里已有五十块大洋了。这都是那位横滨朋友的慈善事业。
慈善会我没有出席,因为我并没有用本名。三等舱中客人最多,恐有面熟的,反感不便。
二十七日
晨五时起床。
昨夜十时半就寝,睡甚安稳。
吃早餐时,会普通话的广东女士走来报告。
她说,昨晚的会成绩很好,捐了四百块钱的光景。有一位参加了英王加冕礼回来的人最先演说。据说,中国和英国已有协商,中国政府将以最小的牺牲收回全部失地(她在“最小的牺牲”那五个字上说得最用力)。上台时备受热烈的鼓掌欢迎,下台时却没有人鼓掌。大约因为听的多是广东人,不懂普通话的缘故吧。
这位女士短小精干,而且说话也似乎颇懂得“幽默”。
清晨,在枕上又做了一首诗。
此来拼得全家哭,今往还当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
吃中饭时广东女士又来报告,说下午二点半便要到上海了。
我顾虑到自己的衣履太不合身,问了问她:船上的卖店有没现成的可买?
她说:有是有的,但价钱很贵。他们用的美金,一条裤子买起来也要费你七八十块中国钱,你何苦把钱给外国人赚呢?我看你忍耐一下,到上海买合算多了。
我感谢了她的忠告。
她又问我:中国究竟打不打?
我说:论理呢,早就是应该打的;不过究竟能打不能打,我不得而知。
她有点失望的样子。
在上甲板上又遇着那位阿富汗商人,并排着在甲板上散了一回步。
我问他回教人普通行礼的方法是怎样。他把两手向胸前操着,把上身略略屈了一下。他说,就是这样,和中国的打拱差不多。
我请他唱首阿富汗的歌给我听。
他一面走着,毫不犹豫地便低唱了起来。人是那样的魁梧,歌声却清婉如女子。歌意我是不懂的,他替我用英语翻译了一下:
“i love you, i love you,
you are my sweetheart……”
盖乃情歌也。
——have you sweet-heart?
——yes, i have.
——chinese or japanese?
——chinese and japanese.
——oh, have you many, many?
——no, i have only one, because she is japanese girl and become my wife.
——oh, so. but i like more chinese girl than japanese.
——why?
——because chinese girl is very, very fine.
阿富汗商人很愉快地谈着,但他却没有想到我自己的心里是含着悲戚的。
广东女士又走来了,她说,税关要来检查行李了,请你把行李收拾好,叫听差的提到上甲板来。
我告诉她,我是什么行李也没有的。
她踌躇了一下,把手中卷着的一本便装书展开来,原来是我的《北伐》。
——好不?——她说,——请你替我签个名?
——你怎么知道我呢?
——我看见过你的相片。昨晚我们来捐钱,我早就认出你了,但我没对别人说。我看见你用的假名叫young patming,我晓得这里一定是有缘故的。这《北伐》上也有你的相片,不过是瘦得多。你现在壮了。
我自己没带笔,走进“纱笼”去,在《北伐》的第一面上替她题了两句旧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自己是壬辰年生的,今年四十六岁。想起了十几年前,在上海城隍庙曾被一位看相的人开过玩笑,说我四十六岁交大运。此事是记在我的一篇杂文《湖心亭》里面的。忽然忆及,顿觉奇验。所谓“大运”者,盖生死大运也。
海水呈着嫩黄的颜色了。
1937年8月1日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