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城里人，从汽车的夹缝里钻出来，回到大自然中去，作三五天的山光水色之游，乃是最惬意不过的事了。

近年来，旅游风甚炽，而且方兴未艾。这是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必然表现。在现代都市生活的旋涡的急流中，每个人的身心都不由自主地快节奏地旋转着。摩天的楼群，霓虹灯的瀑布，立体交叉桥，拥挤的快行线……一个居住深山的农民来到这里，可能乐不思蜀。但是，蜗居在此的人，置身现代物质文明之中，却又希望能够忙里偷闲，倾听到大自然的天籁之声。这是人们心理的需要。

对于一个智商较高的人来说，他之旅游，耳目中的自然，绝不仅仅只是风景。风景产生于自然，但自然中更存在着一种谐趣，一种情绪。偶翻旧籍，看到《西青散记》中有一段记述：

弄月仙郎意不自得，独行山梁，采花嚼之……童子割刍，翕然投镰而笑曰，吾家蔷薇开矣，盍往观乎？随之至其家，老妇方据盆浴鸡卵，婴儿裸背伏地观之。庭无杂花，止蔷薇一架，风吹花片堕阶上，鸡雏数枚争啄之，啾啾然。

读罢这段文字，胸中不禁泠然有春气，直想当一个荷锄山间的老农了。除此，自然尚是一种令人销魂的意境。明人张陶庵著的《西湖梦寻》一书中，有《湖心亭看雪》一节，最令人称道：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这种旷达、寂寥的美，谁看了会不怦然心动，尘虑皆消呢？我总是想，李商隐写出了“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这样的名句，除了心情落魄之外，是否也看过这样的景色，受了它的启示呢？

城市生活越是紧张、纷繁，人们就越是喜爱大自然的恬静、单纯。花有花期，潮有潮汐，风霜雨雪，莫不都表现出自然的生命力。在体味自然上，禽畜并不比人差，岂止不差，甚至还要敏锐呢。商羊舞而知雨，石燕飞而知风；鸡非晨而不鸣，蜂非花而不采。人所欣赏的自然，当然也包括这些微末之蠢。

我常常萦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山水画兴盛于宋代，而清新的小品文字，又能在明朝勃起呢？一位智者告诉我，其实这问题很简单。中国历史发展到宋代，城市生活已相当发达。到了明朝，随着手工作坊的出现，商业经济日趋繁荣，城市更具规模。城市在人与自然的对抗中产生。人在这种矛盾中生活，越发增加了对自然的依恋。郭熙、郭思在《林泉高致》中写道：“……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这段话帮助我们了解到，对于城市人来说，云山烟树，野店村居成了他们心理上必要的补充和替换，一种情感上的回忆和追求。细细地品味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和南宋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通过他们为山水传神的曲折笔意，我们就不难理解宋人对清新隽永的大自然是如何地钟爱了。

明人以公安、竟陵两派倡导的小品文字，可以称之为山魂水魄，喜爱它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为山水立传，是为游记。翻开袁中道的《珂雪斋近集》，令人百看不厌的，是游记部分。袁中道的游记，既无脂粉气，亦无头巾气。所游山水，多不见经籍。他在《游荷叶山居记》中记述：

穿荷叶山，山中乔木参天，松涛瑟瑟。息于先居，寂寂无人至。予闲步廊庑间，拂尘埃，看柱壁上字。堂左白板扉，有数行字，大略记阳雀布谷鸣之早晚，及旱涝雨雪疏数之期。皆农家语。

这种游记，有林泉风度，韵外之致。此类文字，大约只能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野渡处获得了。很奇怪，对于自然的这种情感和追求，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是共同的。19世纪的美国，有一个叫亨利·戴维·梭罗的人，写了一部散文《瓦尔登湖》，记述他只身离开繁嚣的城市，来到人迹罕至的瓦尔登湖边隐居的种种感受。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太阳，风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写的纯洁和恩惠，它们永远提供这么多的康健，这么多的欢乐！对我们人类这样地同情，如果有人为了正当的原因悲痛，那大自然也会受到感动，太阳黯淡了，风像活人一样悲叹，云端里落下了泪雨，树木到仲夏脱下叶子，披上丧服。难道我不该与土地息息相通吗？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绿叶与青菜的泥土吗？

戴维的话使我深深感动，他是这么深刻地理解了大自然。他是这么自然地摆正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读过中西先智的这些文字，更激起我对大自然的热爱。但苦于工作之累，却不能经常去与自然对话，这实是憾事。好在我还能读书、读画，每当夜幕深沉，万籁俱寂时，我就可以借助书画，到大自然中作一番神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