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的夏天，我所在的集团军搞了一个“旅团营连四长集训”，白天是战术技术，夜晚是偷袭捕俘，龙腾虎跃，气势汹汹。尽管天气炎热，体力消耗巨大，但在训练之余，我还是趴在高低床上，汗流浃背地写小说。此前，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我已经在《小说林》《清明》《飞天》等刊物上发表了六个中篇小说和若干短篇小说，正是方兴未艾踌躇满志之际，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苦和累。那时候，我一心想着要当作家，哪有心思研究战术啊！
一天中午，我正鬼鬼祟祟地写小说，我的好哥们、宣传处干事李光明给我打了一个秘密电话，他压低声音告诉我，解放军艺术学院招生的通知下来了。
天哪，这几年我朝思暮想上军艺，终于看见曙光了。我迫不及待地对李光明说，老兄，请你帮我报名，我尽快请假回机关。
但是李光明紧接着又给我透露一个信息，他向政治部首长推荐人选的时候，首长明确表示，不能让徐贵祥上军艺。
犹如一瓢凉水当头泼来，我火冒三丈地问，为什么？
李光明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快就冷静下来，认真寻找原因。首先我想到的是，我的手里确实有几项工作没有完成，但是这些工作是长期的，如果我被这些工作缠住，就等于在一棵树上吊死。而考入军艺，不仅能实现我的梦想，也可以使我迅速摆脱那些我本来就毫无兴趣的文牍工作。我分析首长的心态，只要我提出报名，首长虽然可能会为难，但也不会直截了当地挫伤我的积极性，再说，这些工作我可以做，别人也可以做，而报考军艺，在我们集团军范围内，只有我最有资格。我最后得出结论，这件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对李光明说，请你向首长报告，就说徐贵祥要求报考军艺的愿望迫切，如果组织上不批准，对徐贵祥是个打击，这个人可能会一蹶不振，会严重影响工作。为了稳定徐的情绪，不妨给他报个候补的名字，反正他也考不上。
李光明叫了起来，你小子别害我，你万一考上了怎么办？你屁股一拍走了，首长不骂我啊？
我说，你太高看我了，考军艺要参加全军统考，还要经过军艺甄选，我连函授大学的学历都拿不到，作品虽然数量多，但是不上档次。你可以向首长保证我考不上。
李光明说，你明知考不上，你还死乞白赖地报名干什么？
我说，不到黄河不死心啊，我总得试试吧。
李光明疑疑惑惑，不停地嘀咕，你这家伙诡计多端，你小子万一考上了怎么办？
我火了，说，老兄，你就这么没担当？万一我考上了，你说你怎么办？你好办得很，万一我考上了，你脸上有光，你就是伯乐。我考上了，生米做成熟饭，首长能把你枪毙了？没准首长早就想让我滚蛋了，只有你在那里帮我自作多情！
经过反复密谋，李光明最后终于答应，帮我把名先报上再说。好在，政治部首长终于同意了。
当我决定报考军艺之后，我的另一位朋友、也是本集团军文艺界大名鼎鼎的业余文工团创作员老某，信誓旦旦地告诉我，我的作品虽然发表刊物的级别不高，但是分量不轻，他和军艺的教员朱向前是莫逆之交，可以向朱老师推荐。这个信息使我增添了信心。我二话不说，就挂通了朱老师的长途。岂料，朱向前说他并不认识老某，倒是很早就关注我了。我一听这话更激动，就像掉队的红军找到了组织，我满腔热忱地向朱老师表达我的愿望和理想。最后，朱老师让我把最新的作品寄给他，先看了再说。
几天后，朱向前打电话告诉我，我的作品不错，但有差距，主要是没有在军内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就创作专业水平而言，在前面二十五名考生中，我的作品排在十六名至二十五名之间。这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才知道，作品排在前十五名的，基本上就录取了，而进修生正式名额是二十个，剩下的五个指标，要从十六名到二十五名十个人中，通过全军统考，以文化成绩论成败，十中取五。
这对我来说无疑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好在那几年我一直为学历而奋斗，先后报考过各类电大、函大乃至刊大，多少还有些基础。加上临阵磨枪，考试并没有把我难倒。开学之前，朱向前给我打电话说，你老弟还挺争气，在文学系录取的学员中，你的文化考试成绩，总分排在第一。
一九八九年七月，我以三十高龄，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以后才知道，在我当初决定报名的时候，本集团军政治部首长确实不是很想放我走，他们也是好意，认为可以把我培养成为一个带兵的干部而不是文字匠人，他们认为我写小说“可惜了”。我入学后，政治部从基层调了两个干部上来接替我，这两个人，一个人现在已经当了将军，另一个正准备当将军——这是后话了。
我们这一茬人上军艺，当时北京正处于浮躁之中，我印象很深的是，有几个同学常常在夜里发出莫名其妙的嗥叫，宿舍过道里，还经常有人打架。校方和教员对我们这些人比较宽容，大概把一些反常的现象理解为“行为艺术”吧。因为我在基层当过主官，也可能因为我五大三粗加上一脸横肉，看起来比较威严，所以就让我当了班长。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踌躇满志，经常吆五喝六组织打扫卫生、检查内务等等。同学们议论我是侦察连长出身，刚从战场上下来，还有的说我拳击冠军，所以很长时间大家对我都很戒备，走路迎面碰上，老远便绕开。本来，我还以为因为我是从基层来的，大家看不起我，哪里知道原来他们是怕我，这让我很难受。其实那时候我既自卑又孤独。入学不久，我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大路朝天》（发表在《清明》杂志上），就是这种处境和心态的真实写照。
八十年代后期，解放军艺术学院条件还很艰苦，我和诗人王久辛、小说家赵琪和编辑家曹慧民住在一间宿舍里，这间宿舍后来被王久辛命名为“102室”。102室面积很大，每人用布帘子隔了一个空间，从此就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深造”。
说是军校，但给我的感觉是，我们这些军队干部学员聚集在一起，就是一个长期的规模较大的笔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互动”。系主任张学恒和教员朱向前、黄献国、张志忠、刘毅然等人，经常到我们宿舍聊天，坐在床上，高兴了用电炉煮一盆速冻饺子，用茶缸喝酒，吹大牛侃大山。王久辛同教员们早就熟络，大大咧咧地不喊老师，直呼其名，久而久之，我们也就向前、献国、志忠、毅然地乱喊，高兴了还拍肩膀。其实，就年龄而言，教员们跟我们相仿，大不了几岁，有的学员比教员还要年长，彼此之间亲密得很，像兄弟。他们除了在正课时间传授创作理论以外，更多的是在课余和我们交流创作经验。对于作家而言，经验之谈，尤其实用。
我在军艺进修两年，其间听过不少名家大师授课，课程很丰富，应接不暇，有些还很深奥。印象中，钱理群和王富仁讲鲁迅讲得比较系统，王扶汉还讲了几天《易经》。我这个人比较功利，一是只听自己听得懂的，二是只听对我有用的。所以两年下来，理论上仍然模糊，倒是积累了一些创作经验。
与同学相处，同宿舍的四个人，狗脸亲家，今天吵架，明天喝酒。但总体来说，最初半年，我和赵琪、曹慧民相处得更为融洽一点。王久辛诗人性格，好为人师，爱出风头，我们三人常常暗中联合起来，你一言我一语讽刺挖苦王久辛。但王久辛全不在乎，照样颐指气使，指手画脚。渐渐熟悉了，觉得王同学可爱之处也很多。我后来写《高地》，主人公兰泽光自我标榜说，“我的缺点都是小缺点，无伤大雅；我的优点都是大优点，有利于国家”，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就是评价王久辛的。讲一句良心话，王久辛读书甚多，对于文学，确实有一些独到的见解，我本人还是受过不少帮助的。那时候他正在创作长诗《狂血》，每天深更半夜，都能听到他的钢笔敲击桌面的声音，时轻时缓，犹如奔驰的马蹄。他的勤奋一点儿也不亚于赵琪和曹慧民，仅次于我。
我记得有一次赵琪说我不会写短篇小说，我一气之下，一周之内写了三个短篇，请王大师指点。王久辛连夜看完，往赵琪桌子上一扔说，这不是短篇小说是什么？看看吧，短篇小说就要这样写。这三个短篇，标题分别叫《错误颜色》《某个夏夜的话题》《胆量历程》，后来分别发表在《作家》《作品》《解放军文艺》杂志上，均为头题。这个结果，一是说明本人有较强的短篇创作潜力，二是说明诗人王久辛并非不懂小说。我的中篇小说《决战》发表的时候，王久辛好像正在医院陪护病人，拿到刊物，在病床前一口气看完，又一气呵成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评论《人格的力量光芒万丈》，此后，我每出版一部作品，他都要谆谆教诲我一番。
在军艺，还有一个同学马正建我不能不提起。这个山东大汉是个老八路的后代，为人憨厚耿直，在我最缺乏自信的时候，他给了我很多安慰，帮助我树立信心。我们常常一起散步，我后来写《弹道无痕》和《潇洒行军》，他提供了很好的意见。直到多年之后，我仍然视他亲如兄弟，只要他来北京，我再忙也要约他喝一顿。
经过近两年的磨合，102室的四个人，渐渐成了一个小小的团队，就差拜把子了。王久辛一度叫嚣，军艺文学系第三届102室如何如何，这个叫嚣虽然有点夸张，但是也能体现集体荣誉感。我们102室的几名同学，当然不可能如何如何，只是，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始终没有沉默，在各自的位置上，多少都有点动静。其实，我们那一届进修班，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102室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这话扯远了，书归正传。
快毕业的时候，大家手里有了一点稿费，嫌学校食堂伙食不好，王久辛居心叵测地提议，每个人从稿费里拿出百分之十，统一交给赵琪负责，天天下馆子。王久辛当着赵琪的面说，赵琪忠厚老实，把钱交给他大家放心。当着我的面，王久辛说，赵琪是南方人，会算账，会讨价还价，由他管钱，不会吃亏。我当时有所觉察，因为赵琪那时候主要写短篇，而且深耕细作，发表的数量有限；曹慧民正在琢磨毕业后调到《解放军报》工作，那时候主攻新闻；王久辛写诗，长诗《狂血》还没有定稿，短诗稿费微乎其微。算来算去，我发现，从我手里提成出来的银子最多，因为那一年我连续发表了四部中篇小说，稿费有五千多元，提取了五百多元充作吃喝费用，在九十年代初期，五百多元人民币差不多算巨款了。
他们吃我的喝我的，不仅不领情，还振振有词地都在叫唤自己出钱多了，都在喊不公平。更有甚者，还说我抠门，还希望我增加预算，不增加就是抠门。
这些人物、这些生活、这些感情、这些经历，后来都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我们的作品。
二〇〇五年，我的长篇小说《高地》由赵琪改编为电视剧，这是我和赵琪合作最为密切的一次。我写小说的时候，向他请教。他改剧本的时候，同我切磋。军线电话打长途很方便，几乎天天打。到了开机拍摄，他来北京，我们两个一起去塞外探班，散步时聊起军艺生活，赵琪才披露真相，说是毕业前后天天下馆子吃饭，其实花的都是我一个人的钱，他们三个，谁也没有交纳提成。
我哈哈大笑，我说我早就知道，你们那时候就是把我当土豪打。我花钱我乐意，因为我稿费比你们多，吃喝的时候心理占优势。
赵琪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小子，还是典型的农民心态！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当年三十岁的年轻人，如今都已跨过半百，回忆军艺生活，历历在目，说来话长，滔滔不绝，篇幅有限，以后再说。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