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在二十一世纪初，有一次在一个无聊的会议上浏览一本《小说选刊》，被一篇作品吸引，从头到尾看了下去，居然流出了几滴鳄鱼的眼泪。看完了才回过头来找作者，原来是裘山山。那篇作品的名字叫《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讲的是西藏边防一对恋人分手的故事，那个曾经被我们疑为动摇、视为软弱、斥为无情的女子，最后不动声色地给我们讲了分手的原因，出人意料，催人泪下，无情处恰好见了真情。读完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过去一直津津乐道大刀阔斧地展示军人的生活，沾沾自喜于军人的崇高追求，自以为是地描绘所谓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何曾进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去体验那种纠缠不清、割舍不下、挥之不去的情感诉求？我觉得在书写军人感情方面，裘山山高出我很多。
裘山山写了很多以青藏高原军旅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比较著名的有《我在天堂等你》，我的感觉，这是一部感情的蓄水池，深深浅浅都是一个“情”字，那一代人的非凡经历和深层的感情磨合，跌宕起伏，峰回路转，读之令人扼腕。我曾经在一些场合向年轻的朋友推荐过这本书。有人问我在当代作家里比较欣赏谁，我也毫不含糊地回答，裘山山是其中之一。
裘山山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她也是我为数不多的重要女性作家朋友之一，因为这个人不像一般的女作家，不矫揉造作，也不故作高深，而是开明爽朗，还有点豪情侠骨。二〇〇八年秋天我们一起到丹东开会，我从一堆乱糟糟的照片中挑了几张，让我儿子分析爸爸跟谁关系最好，儿子毫不犹豫地选中了一张由飞行员诗人宁明抓拍的我和裘山山的合影照，我问儿子根据什么判断我们是好朋友，儿子说，两个人相处，只要有一个人假模假式，那整个画面的格调就是别扭的，而这张照片上你们两个人的表情都很自然，没有装模作样，说明你们在一起很放松。还有，这个阿姨面善，给人感觉安全。
啊，我的儿子说得很准。
成为好朋友之后似乎就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可以在一起胡扯、可以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或者吹捧与自我吹捧。有一次在北京开会，她坐在我前面好几排，我发现她的头发颜色不对，发短信问她，听说你染了红头发？她马上回复说，是哪个色盲告诉你的？
我有好几次被她骂过没有文化。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发短信调侃，她说她在周庄，我问周庄在哪里，有什么好玩的，她回信说，没文化！我自作聪明地自己回答说，知道了，是一个著名的乡镇企业。她回信说，还是没有文化！我再次弥补错误，赶紧说，哦，想起来了，是鲁迅的故乡。她回信说，更没文化！
那次不久，她到北京来，我到宾馆去看她，见她的茶杯里的茶叶半沉半浮，茶水碧绿清澈，我惊叹还有这么美观的茶杯和茶水。她很得意地告诉我，生活中她有很多随意，也有很多不随意，其中喝茶是从不马虎的，好茶要用好水，还得用好的器皿，看着养眼，喝着养心。她的茶叶是上好的龙井，印象中除了自备的纯净水，好像连烧水壶都是自备的。
我当时惭愧地想，难怪她能写出那么讲究的文字，这个人多么会生活啊！
就是那一次，她把我的《历史的天空》介绍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洪清波，再经由脚印和高贤均等人的力挺，这部先后两次遭到退稿的作品，终于时来运转，得以露脸。现在想起，裘山山对我还有知遇之恩呢。
二〇〇一年十月份，中国军事作家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有几件事情我印象比较深。一次是到达莫斯科的第一个早晨，我们住在俄罗斯国防部的招待所里，因为时差，早餐离我们上一顿晚餐隔了将近二十个小时，再加上半夜颠簸，大家早已饥肠辘辘，可是到了餐厅，大失所望，餐厅里只有一个红脸小兵在切面包，那孩子看起来不过十六七岁，边忙乎还边吸鼻子，流露出他对那点食物的欲望。
早餐实在太简单了，每人一个鸡蛋、一截香肠、几块面包、一杯牛奶，完了。当时我在代表团里男同志当中算是年轻的，也是最壮实的，庞天舒带去的一个以猫食罐头为主体的背囊，主要由我和朱苏进搬运，而朱年长于我，又是我尊敬的作家，我怎么能让他受累呢？每当我故意拖拉，等背囊几经周折又到了朱苏进肩上的时候，我则重新把它抢过来，尽管我很不情愿——可想而知我是多么需要热量！那点早餐对我来说，其作用跟杯水车薪差不多。朱秀海和乔良等人都喊不够吃，连周大新这样言语不多的人都嘀咕伙食太差了。我侥幸地想，女同志饭量小，没准她们吃不完。可是我想错了。我风卷残云吃掉自己那份早餐之后，眼巴巴地看着裘山山、项小米、庞天舒，这几个人类灵魂的女工程师，谁也不看我，只顾埋头吃她们的，那情景如今回想起来，酷似公共汽车上对站立老人视而不见的不良青年。我忍不住了，只好公开索要，我说你们谁有吃不完的东西，不要浪费了，我可以帮忙。我说完了，项小米和裘山山都不吭气，好像还埋头窃笑。最后是庞天舒动了恻隐之心，给了我一截香肠。为了这截香肠，在后来的七八天里，庞的那个沉重的背囊始终驮在我的肩上。
当然，这件事情我不能怪裘山山，也不能怪项小米。说实在话，那一次我们去的不是时候，正好赶上俄罗斯经济不景气，食物匮乏，大家吃不饱肚子是经常的事。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没有多余的食物，发扬风格就是强人所难了。
当然，在自顾有余的情况下，裘山山等人还是很够朋友的。我这个人做事粗枝大叶，第一次出国，只顾兴奋，居然忘了带相机。头两天还不以为然，觉得照不照相无所谓，可是后来到了夏宫，那雪地里的彩色宫殿和庭院里挂在树上的冰凌雪花，给了我们强烈的视觉冲击，大家纷纷顶雪留影，唯我孑然一身，无计之计，我只好捣乱，谁照相我就抢谁的镜头，并且理直气壮地宣布，作为一个没有带相机的人，我有理由要求大家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对我进行帮助，每个人都有义务为我照相。后来的结果是，在整个俄罗斯期间，我留下的照片最多，裘山山居然成了我的专业摄影师。要知道，那时候他们用的相机还不是数码的，用的是胶卷，而胶卷是需要花钱的。所以说，裘山山不是一个小气人。
在俄罗斯期间，还发生过一件事情，至今我也说不上是好事还是坏事。好像是在卡路嘉的一个乡村教堂旁边的商店里，我和裘山山不谋而合地看中了一件工艺品，是玻璃底座的烛台。我这个人占有欲强，一旦看好，悉数抢购，一口气买了四个。裘山山一个也没买到，气得跺脚骂我吃独食。
晚饭后我兴冲冲地拿出烛台来欣赏，这一看不打紧，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是光线作怪，傍晚看好的底座上的红宝石，变成了洼坑，洼坑上涂了一层红色的荧光粉，在黄昏朦胧的光线里，被我当成宝石了。别说宝石了，就是镶嵌一块石头也行啊，这个洼坑算是怎么回事？大呼上当之余，我差点儿就把这几个烛台扔了。可是真扔又舍不得，三千二百卢布买的，折合人民币千把元啊！不扔吧，这几个大家伙有十几斤重，我就算漂洋过海把它背回家，我老婆也会把它扔掉。怎么办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想，裘山山白天不是跟我抢吗，何不做个顺水人情送给她？都送也不合适，那会引起她的怀疑，那就送两个。主意打定，我去敲裘山山的门，我一脸真诚地说，裘老师，白天我不该跟你抢，出门在外，咱们应该互相照应，你说是不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说是不是？
裘山山警惕地问我，你要干什么？
我说我买四个烛台干什么，我就是为你买的。白天人多，我不好意思说，现在，我把它送回来了，见面一半，给你两个。
裘山山盯着我看了很久，突然笑了说，咦，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徐贵祥什么时候变得绅士了？
我说，你不要把我看得那么低，我这个人还是懂得人情世故的。你这一路给我照相，我总得为你做点什么吧。
裘山山这才释然说，好，既然你感恩，我就笑纳。
我压住窃喜，回到房间才哼起小调。送掉两个，再扔掉两个，心痛也就减轻了一半。一夜好梦。
第二天早上，我们收拾好行囊，正在旅馆大厅里等待启程，突然楼上跑下一个胖乎乎的老太太，边嘟囔边比画。翻译刘宪平听明白了，问，207房间是谁，谁把东西落下了？
我一看脑袋就大了，原来老太太手里摇晃着我扔掉的两个烛台。此刻裘山山也在看着那个老太太，事不宜迟，我一个箭步冲上去接过烛台，又是鞠躬又是作揖，一连声向老太太道谢，谢谢大妈，您老人家简直就是雷锋，简直就是俄罗斯当代雷锋。我一边说，还一边咬牙切齿地把捆好的行李打开，假装小心翼翼地把烛台包好，满头大汗地装了进去。
这一场虚惊很快就过去了，裘山山似乎并没有介意。
第二天到了一个小城，我吸取教训，离开旅馆之前，我把那两个烛台塞在卫生间里的浴巾里，裹得严严实实。早餐完毕，照例是打好行李等待结账，心想，这回总算天衣无缝了，这会工夫，服务员哪有时间检查浴巾啊。
正在暗自得意，悲剧又发生了——又一个老太太从楼上奔了下来，手里举着我扔掉的那两个烛台，边嘟囔边比画……我的脑袋一下就大了，情不自禁地扭头去看裘山山，裘山山表情十分复杂地瞪着我问，徐贵祥你是不是故意扔的？我吓出一身冷汗，连忙说，天地良心，我花了那么多钱，费了那么大的劲才买到手的，我为什么要扔，我又不是神经病！
裘山山说，那为什么两次你落下的都是烛台？
我说，纯属巧合啊，再说，也不光是烛台啊，你看这俄罗斯老雷锋的手里还有我的拖鞋啊，你是知道的，我昨天一天都在忙乎买这双拖鞋啊，我为什么买了又扔，难道我想赤脚洗澡？
这双拖鞋再次救了我。裘山山虽然仍旧狐疑，但是幸好有这双拖鞋垫底。她知道我不会故意扔拖鞋，那么也勉强可以理解为烛台和拖鞋都是遗忘的。
在圣彼得堡，我总算聪明起来了，把那两个烛台裹上塑料袋装在挎包里背到街上，趁人不注意，扔进垃圾筒里。
另外那两个烛台，被裘山山背回了成都。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她的厚道，同朋友打交道没有那么多心眼儿。我今天不说这个事，也许她永远都不知道。而她如果知道了，我也希望她不要再扔了，我可以出两倍的价钱回收，没准以后还是文物呢。
裘山山是专业创作员，还兼着《西南军事文学》的主编。有一件小事，可以体现这个人的敬业精神。二〇〇五年在中国作家重走长征路的途中，我突然接到裘山山的电话，告诉我说她刚刚看完登在《当代》上的我的长篇新作《明天战争》，感觉不错，推荐给几位部队干部。那一次，她倒是没有批评我没有文化，但还是骂了我一顿。她说，徐贵祥你这个人特没有良心，每次你的作品出来，《西南军事文学》都以较大篇幅拍手叫好，可是自从你获了大奖之后，从来没有给《西南军事文学》一篇原创的稿子，明明是我们约稿，写好之后你就拿到大刊物上去了，你这个人就是个暴发户，过河便拆桥。我赶紧检讨，并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一定要用心写个短篇或者中篇小说，一定先拿到贵刊，你们扔掉的，我再拿给《当代》《十月》之类。她恨恨地说，鬼才相信你的鬼话！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能写出好的作品，在哪里发我们都高兴，《西南军事文学》永远支持你。
这句话，还真把人说得心里热乎乎的。
说到底，裘山山是一个很有胸怀、很有见识并且很有善心的作家。
二〇〇八年七月，我在地震重灾区青川县捐款二十万元人民币，用于支援灾区恢复和发展教育，每年奖励青川县文、理科高考状元各一万元，资助应届贫困大学生四名各五千元。没想到这件事情也把裘山山给扯进来了。成都科技大学一位名叫胡桂芳的大学生，在青川县教育局的捐助公示榜上看到了我捐款的信息，七找八找，把我的电话号码找到了，给我发短信申请资助。当时我有点为难，因为胡桂芳是在校大学生，不在我的资助范围内。但是既然找上门来，想必也是出于无奈。后来我就给裘山山打电话，请她帮助考察胡桂芳的情况，如果这个学生确实是大学生，确实很困难的话，可以代我给她两千元学费，以解燃眉之急。很快，裘山山会见了这个学生，聊了半天，不仅同情，还有好感。裘山山回话说，这个学生家里受灾严重，房屋全被埋在山下，一贫如洗，而且她是个优等生。裘山山已经给了她两千元，并表示不要我偿还。我当然婉言谢绝，我做人情朋友出钱的事情不能干。
事实上，我听别人说，裘山山很早就开始资助贫困学生了，出钱出力的事情没少做，资助了不少穷孩子上学。只不过裘山山做好事一直都是默默无闻，真抓实干，不像我等，做点好事唯恐别人不知道，到处说。说句心里话，我做事强调做到明处，我做了好事就是希望别人知道，甚至希望别人向我学习。我的优点本来不多，如果我做的好事还瞒着，那我的形象就更是不堪入目了。不仅如此，我做了好事，还希望别人回报，我认为帮助和回报是一个良性循环的链条，它会让我们这个社会更多一些义务感和责任感，也必然会多一些真情——话说远了，暂且打住。
那件事情的结果是，胡桂芳后来跟我联系少了，却又变成了裘山山的亲密小朋友。目前我知道的胡桂芳的情况，多数都是从裘山山那里得到的。在胡桂芳明确表示无须继续资助之后，裘山山还不断地会见她，给她一些衣服、生活用具之类的东西，还向她采访灾区的情况，感觉她们已经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去年冬天中国作协开全委会，裘山山和我坐一起，给我看了她的新作《亲历五月》电子版，里面有胡桂芳的很多情况，我看了很高兴。
有时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可是当我们同比较好的人在一起，共同做着比较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灵魂深处那些好的元素放大再放大，把那些不好的元素缩小再缩小，这样，或许可以使我们至少看起来像个好人。我还认为，一个作家，当他拿起笔来，至少在他想写点文字的时候，他的境界一定会在那一瞬间变得纯洁起来，他的心灵甚至会在一个特定的时期高尚起来，所以说，在作家队伍中产生好人的几率要高于其他行业。
我看裘山山基本上是个好人，至少很像。
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