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下着小雨，我在不安中等来了送我的小车，正要上车，突然，一个首长出现在团部的院子里，厉声喝问，干什么？团政治处干事贾学坤一头汗水，跑去向首长报告，这是从下面抽调来的通讯报道骨干，刚听完课，徐副主任指示派车送他回连队。首长黑着脸瞅了我一会儿，大手一挥说：一个战士回连队，就要动用指挥车？架子不小！
闻讯而来的团政治处副主任徐尚礼向那位首长解释说，九连离团部远，要绕过几座山，一个战士，单独行走，怕不安全。
那位首长瞪着徐副主任，黑着脸说，你们就是这样带兵的？婆婆妈妈的！挖两锹土装他挎包里，让他背回去！
显然，那位首长比徐副主任官大。
这是我参军以后受到的第一次屈辱。在徒步返回连队的路上，天上的雨水和脸上的泪水一起流淌。我恨那个首长，也感激徐副主任和贾干事。我的胶鞋在红土地上踩出一串深深的脚印，我的心里一遍一遍地发誓，一定要好好干，一定要混出个人样儿，让那个黑脸首长看看我配不配坐团部的小车，也为徐副主任和贾干事争口气，让他们知道，他们那次派小车送我，是有眼光的，他们因为我而受到批评，是值得的。
这是发生在三十二年前的事情，当时我是陆军某部炮团九连战士，部队刚从前线下来，暂住在广西扶绥县山圩农场。
几个月后，部队归建回到中原，徐副主任也升任政治处主任，对我们这些战士报道员给予很大的支持。那个时期对我来说太重要了，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的学生生涯不偏不倚地伴随着“文革”十年，文化功底可想而知。而恰好是新兵战后的一年，我先后被抽调到团报道组和师创作组，泡在各级举办的笔会和学习班里，那真是如饥似渴。
在我的创作生涯中，发生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边境执行任务中，我们连队出了个战斗英雄。我后来被抽调到军、师两级创作组，主要的任务就是撰写报告文学《炮兵英雄王聚华》，反复修改，数易其稿，准备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新书寄来那天，我们激动得要死，打开目录，从头看到底，可是看着看着，我的心就沉下去了。天哪，我们那个创作组六七个人，其他人的作品都在书里，唯独我一个人的作品没上，我怎么向我的连队和首长交代啊！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自杀的念头都有。
几天之后，我背着铺盖灰溜溜地回到连队，我对指导员赵蜀川说，指导员，我对不起连队、对不起王聚华，我写了半年，可是人家没有用。赵指导员说，怎么会啊，你那个稿子我们看了，写得挺好嘛。你把这个书留下来，我来看看。第二天一大早赵指导员就告诉我说，书我看了，有的比你写得好，多数不如你。咱那篇稿子他们没有用，是他们的问题。
那一段时间，我对文学心灰意冷了，放下包袱，把全部心思用在训练和工作上，班长当得非常好。我带的那个班是全团示范班，炮兵基准班。几个月后，赵指导员找我谈话，说团里徐主任和曾副政委重点推荐我，把我列为干部苗子。不久，团里又推荐我考取了军区炮兵教导大队，并且于一年后毕业当了排长。那时候当个小军官，浑身都是劲，我把我那个排带得朝气蓬勃，虎虎生威。
我回部队当排长的时候，徐尚礼已经担任团政委，小道消息说，徐政委在一个场合曾经说过，不要二十年，炮团就是二徐的——大意是说我和另外一名姓徐的排长，将来可以分别担任炮团的团长和政委。徐政委对我的器重由此可见一斑。
后来得知，我的第一篇作品《炮兵英雄王聚华》当年未能及时发表，果然不是我的问题。因为我们连队那个英雄，是个二级战斗英雄，而其他那些创作骨干书写的对象，是一级战斗英雄。另外，那本书还有续集，我的作品会编在续集里。当时不知道这些背景。如果没有指导员的那一番话，也许我就破罐子破摔了。
而在赵指导员的背后，还站着一个徐政委，这是更晚些时候从赵指导员的嘴里知道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作为师机关干部下部队，见到了已调到步兵团任职的老指导员，那时候我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业余作家了。老指导员说，小徐我告诉你，你有今天，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老教导员曾忠富，曾教导员曾经非常希望把你培养成为一个记者。再一个就是徐政委。徐政委认为你一定能够成为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大作家，徐政委多次跟我们说，不要用一般的标准衡量你，要给你特殊政策。
就是那一次，我知道了，在我文学创作生涯第一次遭遇滑铁卢的时候，徐尚礼向赵指导员做过专门交代，我们炮团出个人才不容易，一定要保护好这个苗子，不能让他夭折了。
按照徐政委当年的设计，我应该成为一个很有希望的基层指挥员，可是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又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当排长那年冬天，连长和副连长参加整党，全连的干部只有指导员王道聚和我，我们两人带着部队顺利地完成了一件重大的施工任务。回到营房的当天，指导员的爱人做了几个菜，连长和副连长也回到连队为我们庆功，一激动，喝高了。当天夜里，指导员把他那个还在吃奶的孩子压得差点儿窒息，我则干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我在半夜里酒劲发作，跌跌撞撞地把连部的自行车偷了出去，车子后面挂上了准备过年用的鞭炮，我点燃鞭炮骑着车子在营房绕场一周，把全团都吵醒了。那年年终总结，在炮团小礼堂，我们九连被点名站起来的干部有两个：一个是副连长华振东，他是因为带领战士同地方群众发生冲突，另一个就是我。
徐政委那次把我骂得狗血喷头，什么骄傲自满，得意忘形，总之是恨铁不成钢。不久，师政治部群联科李科长到炮团选调干部，徐政委便把我推荐给李科长，之后我就调到师政治部当干事了。到了机关，同文字打交道，终于，死灰复燃，我的创作激情又被点燃了。一九八二年，《飞天》杂志发表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相识在早晨》。
八十年代初部队开展培养两用人才活动，我的老部队仍然把我作为炮团的人才。炮团政治处办展览，徐政委亲自向他们提供我的作品，把我零星发表的小诗小文都抖搂出来，做了一个很大的展板。我回到炮团，面对那个展板，看着那些微不足道的豆腐块，无限感慨。瞧瞧，这就是你的部队，这就是你的首长，这就是你的亲人，你的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都足以让他们喜悦。为了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喜悦，你有理由把小豆腐块变成大豆腐块，你更有理由把豆腐块变成金块银块。
八十年代末，徐政委转业到苏州，在一家国营企业担任主要领导，这些年我们的联系时断时续。老政委春节前打来电话，说他要出一本书，想请我写一篇文章，我没有一丝犹豫，答应回北京就写。可是真的坐在电脑前，我才发现，分别多年，我对老政委所知甚少，我没有读过老政委的作品，我怎么写呢，写什么呢。直到今天早晨，我才找到感觉，就写写我和老政委的关系吧。其实，在我本人的成长历程中，老政委的心血一直在潜移默化，从三十二年前他为我派车挨批评那一天起，他的双手就在我的背后支撑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