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滢原名陈源，字通伯，西滢是笔名。原籍江苏无锡，1917年，赴英留学。1922年从英国获博士学位回国，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1926年与凌叔华结婚后，俩人同以北大研究院驻外撰述员的身份去日本留学。1929年，国立武汉大学成立，应王世杰聘请，就任武大文学院院长。抗战以后，随校入川。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出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驻代表。

陈西滢留英归国时，在北京当大学教授，日子远不如到东南，特别是到上海的大专院校当教授好过。有人劝他，各级学校教员的薪水，总是拖欠，偶然发一点，填饱一个人的肚子都难，别说养家活口了。北平有许多教师，白天上课，晚上便去拉洋车。你自问有拉洋车的气力便去，否则还得考虑考虑。但他不为所动，执意要到军阀控制下的北京任教。这全然是来自文化古都的精神招引。这里毕竟是人才荟萃之地，苏雪林《在陈西滢其人其事》中回忆，“领导新文化和语体文运动的胡适之在那里，古史辨领导人顾颉刚在那里，老一辈的辜鸿铭、王国维、梁启超也在那里，写《阿q正传》的鲁迅和办趣味广博《语丝》杂志的周作人也在那里。还有个温如春阳，才华盖代，他多年留英好友徐志摩也到北平不久。这位诗人以富于吸引力出名，单是他一个也可以将陈通伯吸引去。”

尽管当教授谋生为艰，他也时常叹息离拉洋车养家活口的日子恐也为期不远，教书之余，仍记挂着要为促进新文化的发展做点有意义的实事。1925年，在北大任教的留英学者们发起创办了一份综合性的刊物《现代评论》，主要讨论时事方面的问题，包括教育、文化、财经、法律等。常为刊物写文章的有王世杰、周鲠生、杨端六、皮宗石、丁西林、袁昌英、杨振声等。沈从文得到陈西滢和徐志摩的提携，最初的小说常发在这里。凌叔华的小说处女作《酒后》在《现代评论》甫一发表，就得到眼光挑剔的陈西滢的赞赏。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开的专栏连载叫“闲话”，实际上是“话闲”，是别一种风格的批评。虽也评论时事，但对文学、艺术、人物、中西文化之异同，常有真知灼见。很快，《西滢闲话》就凭着坚实的学问底子和清灵隽永、幽默含讽的风格，成了《现代评论》的一块招牌。陈西滢留英时结识的至交好友徐志摩曾说，“西滢的文章是学法国大文豪法郎士（a.france1844-1924）的。法郎士的散文是像水晶似的透明，荷叶上露珠似的皎洁，西滢的文笔也打磨得晶莹透剔，绝无点尘；法郎士以善作‘爱伦尼’（irony）（反讽――笔者注）出名，西滢也以善说俏皮话闻名于世。”

的确，陈西滢的眼光锐敏，文笔犀利，奚落挖苦起来不留情面。对此，与他共事十余年的苏雪林深有感触，“通伯先生这个爱说俏皮话和泼人冷水的习惯，果然不大好，不但得罪敌人，也得罪朋友。原来他的心思很灵敏，感觉力又甚强，你和他说话稍涉浮夸，傲慢，或有自我标榜意，他便立刻觉察出来，就觉得好笑。觉得好笑也罢了，他却忍不住立刻要俏皮你几句，或兜头泼你一勺冷水。”据她回忆，刘半农、袁昌英，以及她本人，都曾受过他的“俏皮”。

《现代评论》为陈西滢招了“福”，也惹了“祸”。“福”即凌叔华与陈西滢从相识、相恋到结为连理，有《现代评论》做媒的功劳。陈西滢当教授固穷，家徒四壁，却因写“闲话”名扬京城，博得一株“远山芙蓉”的好感。“祸”则为陈西滢“闲话”得“出格”，与鲁迅因“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而起的笔墨论战长达两年之久。或许在言语的较力中，若非有鲁迅那份“功力”，恐谁也难占到他半点“便宜”。

“女师大学潮”是1924年底由校长杨荫渝无理开除学生引发的。1925年5月，学校风潮再起，校园内出现打手，殴伤学生。鲁迅始终站在学生的立场，执笔写下《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在5月27日《京报》发表。共同署名者还有马裕藻、沈尹默、李泰�、钱玄同、沈兼士和周作人。5月30日，陈西滢即在《现代评论》发表《闲话?粉刷毛厕》影射鲁迅“暗中挑剔风潮”。鲁迅当天即写下《并非闲话》一文发表于6月1日《京报副刊》作为回应。6月2日，鲁迅再写下《我的“籍”和“系”》，发于6月5日《莽原》周刊。论战序幕由此拉开。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在天安门集会，抗议日本联合美、英、法等国侵犯中国主权，并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前请愿。段祺瑞命卫队开枪弹压，制造了死伤达200余人的“三一八惨案”。针对这次事件，陈西滢在3月27日《现代评论》发表《闲话?三月十八日血案的真相》，在谴责执政府枪杀无辜者之外，谈了自己的感想，“劝告女志士们，以后少加入群众运动。”鲁迅遂于4月10日《国民新报》副刊发表杂文《空谈》，慨叹“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

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尤其是与陈西滢的论战进一步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