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之怎么折腾也不死，实在是了不起的一种精神。

司马迁，一个堂堂关中汉子，血气方刚，凭什么像一头猪那样，被按住了，活活地把那话儿给阉了，不就因为汉武帝那老匹夫，是他的主子吗？试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辱呀？当将他宫刑以后，像一个男人那样生活也不可能。可是司马迁并没有在蚕室里一头撞上墙去，弄死自己，而是忍受着创伤的折磨，和比创伤更痛苦的羞耻，埋头在一车一车的竹简中，著书立说。

正因为他存活了下来，中华文化宝库里，也就有了这部不朽的《史记》。

司马迁也是好不容易才明白的，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到，也是在他《报任安书》中强调的，“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他这种“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的“苟活”哲学，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他“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

虽然这种样子的“苟活”，缺乏最起码的抵抗和斗争，有点消极，尤其会被当下的革命青年瞧不起。若从大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不死而且活着，应该承认，那倒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行为。这种尽量使生命延长的做法，是以时间在我的优势，换取空间在你的劣势，绝对是中国文人的聪明之举。

拿鸡蛋跟石头碰，石头无损分毫，鸡蛋却是要粉身碎骨的，这是封建社会里的文人与统治者的相处之道。因为石头有一种磕碰碾压鸡蛋的嗜好，努力避免发生这种状况，便是智者的抉择。倘若鸡蛋完整地存留，孵化为鸡，鸡后有蛋，蛋后有鸡，如此往复，以至无穷。想到这点，也就欣欣然了。

石头，只不过是石头，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那一章，那一节。作为鸡蛋的文人，也许搬不开它，但当历史掀过这一章，这一节，时间和空间便统统划归“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范畴里了。或许因为这点明白，先贤司马迁一定等到写《封禅书第六》，等到写那个老匹夫的完蛋，然后才如释重负地不知所终。

我想，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绝对强者，之所以要“苟活”下来，他相信鸡蛋最终要战胜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