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前的上海，那是世界有名的“冒险家的乐园”。

上了年纪的老上海，不会忘记现在的延安路，曾经是流进黄浦江的一条臭水沟，后来填平了，叫长浜路，后来成了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相邻的爱多亚路。这条路上，经常有各式各样推销产品的洋鼓洋号队，吹吹打打地喧嚣而过。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烟草公司推销新牌子的香烟了。

当时，香烟的牌子出名的有“老刀牌”、“美丽牌”，还有什么“黄金龙”、“白金龙”之类。因此，别的烟厂要想出一种新牌子，打开局面，争取烟民的话，除了报纸、电台、影院、公共场所拼命做广告外，一个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这种大出殡式的车队，在长浜路上招摇过市了。

现在我们在马路上常常见到的宣传车，尤其“文革”时期最盛行，其老祖宗恐怕是上世纪初上海开始出面的。

老百姓管这种行为，叫做“闯牌子”。

更厉害的一手，是免费派烟，逢人就请抽烟。这种闯牌子的香烟，拿今天的话说，是绝对的优质产品。岂止于此，而且烟盒里有画片，画的什么吕布大闹凤仪亭啦，赵云千里走单骑啦，那是无所谓的，关键是有中奖希望。

一有发财希望，中国人就特别来精神，但中国人的广告意识极差，是不大会做广告，也不肯为自己做广告的。但中国人也有另外一个弱点，极容易上各种广告和变相宣传的当。谁声音大，谁叫得凶，就相信谁。尤其写在纸上，印在书上，即使是谎言，也会认为是铁定的真理。可想而知，烟民们很可能下次再到烟纸店去买香烟的时候，就伸手要这种新牌子的烟了。

于是乎这种烟就行销了，但你放心，用不了多久，这烟就越来越难吸了。

烟厂为了收回以前大派送和大宣传的经济损失，就不得不降低香烟质量，再从烟民口袋里把钱刮回来。哪怕倒了牌子，也在所不惜，因为这些烟厂，本来就是捞一票，根本无长期打算。于是，这就叫做自己“砸”了自己的“牌子”。

其实，中国人也不是不在意牌子，譬如，“好酒不怕巷子深”，譬如，“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就是十分相信以产品的质量取胜的。但中国人经商的行为规范，既不完全是古典的传统经营方式，也不是绝对的现代资本主义方式，更不是取两家之长，恰恰都是负面的那些糟粕部分的大杂烩，便产生上面所说的自毁牌子的闹剧。

中国人之不讲究商业道德和商业信誉，岂止这种“砸牌子”呢？有的聪明人，更省事的办法是借光，连广告也不用做，一个子也不花。你叫“老刀牌”，我叫“老盗牌”，你叫“美丽牌”，我叫“美女牌”，似是而非，扑朔迷离。你叫“王麻子”，我叫“老王麻子”，你叫“老王麻子”，我叫“老老王麻子”。这虽然不免卑鄙，但还有一点卑鄙的人格。再有甚者，则是彻底的堕落，那就索性冒牌。用伪劣假冒产品，充名牌货，赚黑心钱。这种下流手段，直到几十年后的中国，也未绝迹，甚至变本加厉。

用甲醇勾兑的能喝死人、不死也瞎眼的假酒，不仅害自己同胞，连俄国人也跟着遭殃了。这种犯罪行为，和商业道德已根本不沾边的了。

要是追本溯源的话，这都是那些冒险家在上海开市以来，所种下的孽根了。

五口通商以后，由于工商业的兴起，形成上海这个大城市，而城市的大发展，又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当时商贸之兴旺，市场之鼎盛，金融之发达，经济之拓展，在东亚也是首屈一指的，那时的东京、香港、曼谷、新加坡统统不在话下。说上海是中国商品经济的发源地，此话不算过分。

但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或者更早，上海所以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是畸形地发达起来的。中外各色人等，从巨商富绅、洋行买办，到野鸡政客、失势军阀，到前清遗老、洋场恶少，到流氓地痞、青红帮派，云集上海，贪欲和野心，无耻和堕落，都在十里洋场这块不大的地盘上淘金发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蚂虾。于是，尔虞我诈，无所不用其极，不顾一切的攫取，就是殖民地经济的特色。

权势和金钱，从来是人们趋之若鹜的最具吸引力的磁铁。一部分人涌向政治权力中心，便成了钩心斗角的官僚；一部分人涌向市场，就是所谓的大腹贾了。所以，那时的北平、南京，是官僚争雄的天下，商人、资本家则在上海的市场上称霸为王。但在中国，官和商常常是合二而一的，所以在市场上，则是从小痞子到大亨，由站班的衙役到头戴乌纱的老爷，都围着赵公元帅在那儿兴风作浪。所以中国商品经济，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加之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小农经济思想所形成的短期行为，是和农民只能从春天的播种看到秋天的收获那样，不可能有更长远的眼光是一致的。这也是直到今天，造成我们许多经济失误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正由于中国人的商品意识就是在这样一个封建的、小农经济的、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很像一个胎儿，先天不足，在母腹里就存在着基因缺陷似的，出世以后，就不可避免地有许多欠缺之处。一旦把欺诈作为竞争的首要手段，牌子，更不用说名牌，那是可有可无的事了。

如果再把我们国家长期以来商品短缺，供不应求，凭票凭证，计划供应的“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商品经济，不免有点后天失调。牌子算什么？售货员把商品卖给你，几乎等于恩赐你一样，你还敢问一声什么牌子嘛？那位站柜台的小姐，脸子早撂下来了。

因此，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创名牌，更主要的，是要解决人们头脑里这些商品经济的误区，恐怕也还有长期复杂的工作，等待有识者和有志者去做的。

我还记得，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像电影《林家铺子》所表现的那样，中国人对于东邻日本大量倾销的商品，绝不像今天高看日本原装货那样信任。老上海词汇里的“东洋货”，在某种意义上是“拆烂污”，是不可靠、不可信的代名词。那时抵制日货，主要是在强烈的爱国情绪支配下所采取的行动；另一方面，也与东洋货信誉扫地有些关系。据说，战后日本是吸取了这种自己砸牌子的失败经验的，所以他们创名牌，求质量，才成为今天世界上的经济大国。

我想，我们这样的泱泱大国，也会有这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