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予，也叫宰我，他是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之一。

有一次，他跑去问他的老师：“夫子啊，您老提倡的‘仁’，当然是很有道理的了。但是，假如一位仁德君子，碰上有人告诉他，井里面掉进了一个有仁德的人，他会跟着也跳进去嘛？”其实，没有一个傻子会这样做的。看来宰予是不十分赞成孔子提倡的“仁”而搞到绝对化的程度，才故意提问的。看来，予这个人的这种行为，拿北京话来说，是个有点“矫情”的主。

孔夫子当然不高兴了：“予呀！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接着便发表了《论语·雍也》篇里的“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的议论。翻成现代语言，就是：“君子可以受到欺骗，但不可以受到愚弄，他会赶紧跑过去救人，而不会自己跳到井中，陷在里面出不来的。”细品一下，这番空泛的话，说和不说一样。因此，圣人的话也好，和那些自以为是圣人，或被捧成圣人的话也好，其中有很多诸如此类的空话，大可不必奉为圭臬。不过，低智商的人例外，只有他们才需要这些空洞的真理，来填补他们的精神世界。

又有一次，这位认死理的宰我，和孔夫子辩论起来：“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栖可已矣。”孔夫子的学生，很少敢跟老先生抬杠的。但宰予这个人，多少讲一点实事求是。认为父母死了以后，服丧三年的时间太长，一年就足够了。使一个人守在父母的坟上孤哀苫块，和整个社会生活脱节三年之久，简直是没有道理的。

大家知道，孔子在维护道德纲常、规矩章法方面，绝对是很形而上学的。看他饮食上的讲究，便可知一二。吃肉，“割不正不食”，必须方方正正；吃馅，“脍不厌细”，必须剁得极碎。在《论语·乡党》篇中，还有许多饮食上的繁琐要求和礼数规定。我赞成宰予对孔老人家的发难，也是对他“无改先人之道”的绝对化，一次思想上的反弹和行动上的不买账。这也是做人要有主见的基本道理，要都盲从，不敢思想，要都慎行，不敢逾越，这社会还会有发展，有进步吗？

老先生拿他这位勇敢的不那么毕恭毕敬的弟子没办法，只得无力地反问他：“父母死后不满三年，便吃那稻米饭，穿那绸缎衣，你能心安吗？”

宰予真敢反潮流，自信而又坦然地回答：“我为什么不心安呢！”

“你觉得心安，你就去做好了！”孔子只好酸酸地重复了两遍，等他走出屋去，圣人马上摇头跌足，叹息道：“完了，完了，这个宰予啊，也太不仁了！”

圣人一辈子倡导这个“仁”字，是儒学的宏旨之一，现在他给宰予一个“不仁”的政治鉴定，估计也就等于宣布他是不可救药的了。那时，大概还不兴开除学籍，也不怕将来毕业分配时穿小鞋，所以，宰予好像也不怎么在乎，依旧我行我素。

这个宰我使老师更不满意的一条，就是好大白天睡觉，拿今天的话说，大概是经常午睡时间过了头，上课迟到。圣人曾经为此咒骂过，而且言词很厉害。“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于予，予何诛？”

这句“朽木不可雕也”，就成了此后所有的师长前辈，责备年轻人没出息的惯用语，大家没有觉得对宰予有什么不妥之处。好像圣人的话，就必是至理名言，从此给宰予定了性，成为一段朽木，几千年来也得不到平反，想想也真是冤。只有东汉的王充在《论衡》中，替他打抱不平，对孔子语言的权威性发起过挑战，责问过：“昼寝之恶也，小恶也；朽木粪土，败毁不可复成之物，大恶也。责小过以大恶，安能服人？”王充还说“孔子作《春秋》，不贬小以大”。那么在宰予昼寝这个小问题上，“以大恶细，文语相违，服人如何？”

由此，不禁想起几年前，甚嚣尘上的对于国人午睡的一番海外奇谈，好像中国之落后，之松懈，之无效率，之让世人摇头，全与这个午睡有关。于是，有些机关，有些工厂，也就果真采取了取消午休的措施，大家一丢饭碗，马上坐到写字台旁办公，或站到流水线上作业。后来，也许中国人的肠胃，饮食习惯，甚至生物钟，不尽同于已经适应快节奏的老外，即使连夜里也不眠不息，也似乎不能在朝夕之间，改变面貌，跻身顶尖强国之列。于是，没实行多久，便行不下去，和改来改去挺麻烦的夏时制一样，一切恢复原样。前不久，报上又披露了外国科学家的研究结论，说午睡对于人的好处，简直无与伦比。于是，指责中国人午休太长的人，也没屁好放了。

其实，慢慢也就看出究竟了，海外有些人所以经常在议会发表演讲，在电台评头论足，在报纸上撰写文章，在什么场合谈两句中国，也是混饭之道。他不这样做，拿不到钞票。所以，无论好心，还是恶意，总是要不断地说三道四，总是要找些话题的；也包括对于中国文学的只言片语，奇谈怪论，都不必太当回事的。只是诧异我们一些人的底气，总不那么壮，一听到高鼻子的议论，加之假洋鬼子那么一起哄，一吆喝，便有些麻爪，很是令人败兴。就像那两年取消午休一样，纯属大可不必之举。

在这个世界上，人的活法，没有绝对的楷模，都得量体裁衣，能裁则裁；量力而行，不可行则不行。所以，对于旁人的指责也好，教导也好，多一点宰予式的自信和思辨能力，看来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