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出名。”一位青年朋友对我说。

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公开说出来的不多罢了。

出名，就是使代表自己的那个符号，让社会上众人知道。

世界上头一个出名的人是谁，弄不大清楚。但当我们落生到世界上以后，已有许许多多死去的和活着的名人。我们懂事以后，总会直接、间接地与名人发生关系。我们接受他们的教导，读他们的书，听他们的歌，看他们主演的影视或戏剧，观赏他们的画幅、雕塑或摄影作品，关注他们在竞技场上的胜负成败，攻读他们开创的学说，听他们作报告，买刊有他们照片和格言警句乃至轶闻传说的印刷品，听别人说自己也说给别人听关于他们的种种事情，碰上机会还找他们签名，挤上去同他们交谈，凑到他们身边跟他们合影，拿他们作例子激励自己、友人和子女，有时也拿他们开玩笑，对他们当中有的佩服一辈子，对他们当中有的则就渐渐撇嘴、摆手、摇头、皱眉……乃至讥讽、嘲笑、咒骂，因而也就拿那样的名人警诫自己、友人和子女……人可以做出“我绝不要出名”的抉择，却几乎不可能彻底摆脱名人那无孔不入的影响，你可以摆脱开一部分名人，但你不可能摆脱开所有的名人，特别是那些在社会生活中投下巨大身影的名人。

人出名，是一种与人类文明史相生灭的社会现象。即使你不想出名，你鄙夷出名，也仍可以就出名这件事做些研究，进行些思考。

出名现象，又可以称为社会知名度。社会知名度的强度、广度与渗透度当然有大小宽窄深浅之分。有的名字全世界都知道，几乎全体稍有文化知识的人都必然记得，而且从社会上层到社会底层一听那名字便都感到如雷贯耳；有的名字只在本民族、本国度、本地区为人知晓；有的名字只在一定的行业中、一定的社会生活领域中为人知晓；有的名字只在社会一定层面中为人知晓，上层知道的下层不知道，下层热衷的上层不了然……

出名当然更有美名、好名、善名、恶名、臭名、骂名……种种的区别，有的流芳百世，有的遗臭万年，也有的芳臭兼有，或芳多臭少，或臭多芳少，更有大名鼎鼎而人们评价一直分歧争论至今不得要领并将为后人继续争论下去的……也有那样的情况：起初交口佩赞，后来万人詈骂，或起初众口怨骂，后来却感恩不已……

“你想出名，是想出哪一种名？想出名出到怎样的程度？”我问那位青年朋友。

“当然是想正儿八经地出好名，出美名；当然出名的程度越厉害越好！”他回答我。

一位“正儿八经”地出了名的电影明星，在一次酒宴后脸颊绯红、眼含泪光地对我说：“也许你能理解我内心的悲苦，我演了几十年电影，拍了几十部片子了，也确实相当出名，可我……我至今还没有一部代表作！”

我理解她。

出名，即社会知名度，以电影明星为例，分为好几个档次。

一种，是他或她的名字不仅成了一种大众熟知的符号，而且，一听到或看到这个符号，人们便会不假思索地联想到他或她代表作的符号，也就是说，他或她的辛勤劳作与他或她的名字紧紧地粘到了一起。例如一提白杨，我们就会立刻想到她的代表作《一江春水向东流》、《祝福》；一提赵丹，我们就会立刻想到他的代表作《乌鸦与麻雀》、《林则徐》……

另一种，是他或她的名字并不太响亮，但他或她的代表作却留给世人强烈的印象，往往必须先提示那作品的符号，人们才能想起他或她的名字符号，不过大体而言，他或她的名字同他或她的事业成就还是黏合在一起的，只不过不具备上述的人名高于作品名的优势罢了。

还有一种，是他或她主创的作品非常出名，但他或她的名字，在社会人群中能耳熟详记的人数却大大低于对那作品名称有印象的人数，他们也算出了名，不过他们的名淹没在了他们参与主创的作品名称中。

第四种就是对我倾吐心声的那位女明星的状况。她的名字非常响亮，然而就连我遇上她，在惊慕她的大名之余，一下子也谈不出来她究竟有什么代表作，塑造出了哪几个令人难以忘怀的银幕形象……我印象中更深的是各种电影杂志刊登过她的便装照，以及关于她家庭生活和银幕外爱好的种种花絮新闻。她很有名，然而她的名字有点空虚——当然，就电影这门艺术的特殊性而言，主要怪不得她，她总没遇上最适合她的剧本，最善挖掘她潜力的导演、合作者总把她当作“美人”展示而未给她塑造活生生艺术形象的机会，她运气不好……

年轻的朋友，在某场合，当人们把一位电影明星介绍给你时，倘介绍人用了下列几种不同的语气，你当可以悟出那被介绍明星属于上述哪种情况了吧——

“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啊！”（你可能立即脱口而出：“您演的那个……早就看过不知多少遍啊！”）

“这位是……怎么，你没看过那部……吗？对啦！当然是他（或她）主演的啦！”（你可能立即一拍手：“是呀！把您认出来啦！演得太棒啦！”）

“这位是……你看过那部……吗？很有名的片子哇！”（你想起了片子里由他或她饰演的角色，然而因为介绍者话说得太快你还是弄不清他或她叫什么名字，不过你立即乖巧地用那角色的名字称呼他或她：“……太棒啦！认识您真高兴啊！”）

“这位都不认识吗？对呀！……”（你早忍不住叫出了他或她的名字，然而你一时想不出他或她在银幕上的样子，你只记得电影杂志封面上他或她的大头像，你大概没谈上几句话就会问他或她：“您最满意自己演过的哪部片子啊？”）

电影明星的知名度可分上述几档，推而广之，其他许多领域的名人的知名度也可作如是观——倘人们往往只是记住你一个名字，而对你事业上的主要成就梦梦然，你会像那些女电影明星一样，酒后扪心，眼含泪光吗？

“您谈的那位女明星，她是出了名以后还痛苦；我却为现在还未成名而痛苦；我要像她那样出名，我就满足了。”年轻的朋友对我说。

他那后半句话，显然说得太早了。不过我们先来讨论他的前半句话。

他想出名，他为还未成名而痛苦。

他这个想法如何？

也许，我们该批判他的这一想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顺手可取的标签。但仔细想来，出名现象，西方有，东方也有。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种意识形态下都有。各行各业都有。从儿童到老人都有。各阶级各阶层都有。既然有，它就必然要反映到社会人的脑海中，反映的结果，便会出现种种反应：有的反应是“出名不好，我不要出名”；有的反应是“出名虽好，可我不必出名”；有的反应是“出不出名无所谓，出名这件事很无聊，但遇上也不必回避”；有的反应则是“出名好，我要出名”。那位青年朋友，他见社会上有人出名，而且社会也未禁绝出名，我们国家眼下就有许多政府褒奖的名人，还几乎年年、月月乃至周周都有种种评奖活动在举办，报纸杂志电视电影广播讲座书刊磁带展览演出新闻广告……种种传播媒体上都在不断重复某些名字，夸赞某些名字，渲染某些名字，乃至于出题考你知不知道那个名字，用一个谜语让你猜出那个名字……因此，那青年朋友萌生了“出名”的愿望，并日渐强烈，我认为是正常的。

“文化大革命”当中，许多“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曾经非常真诚、非常激烈、非常彻底地扫荡除了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及“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以外的几乎所有“名人”的“名”，他们在那些名字上打上大黑叉，把“名人”们揪出来，给他们戴高帽子、剃阴阳头，批判他们，斗争他们，乃至于消灭了一些“名人”的肉体——“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是那时最响亮的誓言之一。然而他们终究也还是抹不掉出了名的人在社会心理中刻下的符号。据说当时上海有位年轻的姑娘，她不是“造反派”也不是被造反的对象，她就每天不远数里路地跑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去观看批斗名演员，以往她是没有机会见到银幕下的名演员的，“文革”的批斗黑浪倒使她获得了这千载难逢的良机；无论那台上的名演员如何被丑化被批判，尤其是其中一位她所心仪的男明星，她仍心中崇拜眼睛发亮嘴中不由地叹息。再一个例子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几位参与“造反”的工人师傅，突然得到了看管“黑帮分子”——昔日大导演崔嵬、谢铁骊等人的“革命任务”，他们激动不已，甚至事过很久之后，提起来他们仍有一种自豪感：“我们看管过崔嵬、谢铁骊！”他们觉得同出名者的这样一种关系，也提升着他们在世的价值。这就说明，“出名”现象在这个世界上是消灭不了的，而“名人”在未出名的人心里划下的痕迹，用强制的办法倒置的办法都是难以抹杀的。

“文革”中一度在放映经过检查后放行的“旧电影”时，一律剪去片头的演职员表，但当银幕上一出现角色时，观众们还是不免要想到某些演员的名字；“文革”中新拍了一些电影，演职员表尽量从简，目的大概是为了贯彻“革命不为名”的原则，但越从简，那剩下的几个名字便越刺眼，因而便越出名，有一些人就恰恰是在“文革”期间出名的——因为成千上万的名字都消失了，他或她的名字却“水落石出”，俨然是新的名人。

“文革”也许确是一次人类文明史上力图将个人净化到彻底忘我的至高道德境界的巨大而超常的努力吧，然而，“文革”失败了。个人无论如何不可能完全失掉他的个体特性、他的个体符号。只要社会中仍有符号价值超出他人的个体即“名人”存在，就一定会有想出名的社会心理存在，也就一定会有为达到此一目的而做出努力的人存在。

“你想怎样去出名？”我问那位青年朋友。

他微笑了：“当然是走正道出名，而不是走邪道出名！”

想走正道出名，我觉得可予鼓励。当然，倘若一个人走正道而并不想出名，也很好，甚至或许更好。

走正道出名，就是用自己为社会为群体为他人做出的有价值的贡献，去换取社会、群体和他人对代表自己的那个符号的承认、揄扬与流布。

比如一个人想当名诗人，那他就应拿出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诗作，去赢得社会群体的赞赏。

走邪道出名，一种是想投机取巧、走捷径，虽然也想向社会提供有益的东西，但或模仿乃至抄袭，或“走后门”、“攀高枝”，即“七分活动三分工作”乃至“八分宣传两分实际”，华而不实，浮躁虚夸，当然就不免赶时髦，凑热闹，看风向，测气候，墙头草两边倒，甚至于不惜通过踩踏他人的办法抬高自己，有人就如此这般地果然出了名。另一种走邪道的就邪到底了，在那种人心目中，出名既是目的也是出发点，不能流芳百世，遗臭万年也在所不惜，坑、蒙、拐、骗，为出名可以出卖自我灵魂，当然更不惜出卖朋友、家庭乃至民族，他们“人血染红顶子”而沾沾自喜，当狼狗疯狗癞皮狗巴儿狗都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所谓欺世盗名，说的就是此辈丑类。

想走正道的青年朋友啊，出名不应是你的出发点，也不应是你单一的目的。你的出发点还是应当定为向社会、群体、他人提供有价值的创造性劳动，以及完善你自身，发挥你自身；你的目的是努力使你创造的价值超出寻常的标准之上，发出特有的光彩；在这个目的之中，可包含着这样的因素——你希望社会、群体、他人通过对你名字的重视，来体现对你创造性劳动的价值的肯定。

名是一个人的符号。不管你的名“出”没“出”，你的这一符号首先体现着你为人的责任。你要为你说的话做的事造成的后果负责任，所以即使是没有“出名”的人，也免不了要签许多的名——最低限度要在领工资的表格上签名，在考卷上签名，在一封信的末尾签名，在结婚或离婚的手续中签名，在挂号信或汇款单送达时签名……

人的出名，他的个体符号便被放大了，因而责任也就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出名可不是一桩轻松愉快的事。一个普通的不出名的个体商贩偷税漏税，事发后即使被罚了款登了报，除了最接近他的人，谁也不会记住那桩事，然而倘若一个歌星、笑星哪怕是少缴了迟缴了并不一定比那个体商贩为多的税款，不等登报，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去，就很可能使社会舆论为之沸沸扬扬，使得他或她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在公共场合，一个不出名的人与别人接触时态度粗暴了一点，举止轻浮了一点，或乱扔了果皮，或随地吐了口痰，事情一过也就随风而散，连他自己都不会再记起。倘是一位名人，不然了，报纸上会有报道，评论家会出来评论，社会上的人们会对此议论纷纷、久久不忘，而名人固有的形象，也便会受到损害。一个普通的不出名的人，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固然得不到全社会的关注和赞赏，但他的事业波动、下落、衰败，也引不出除他周围那一点人以外的社会的注意，因此他也就遭不到许多的白眼，不会有很多的手指戳他的脊梁骨，更不会引出种种舆论上的连锁反应，倘要是一位名人，那就不同了，他的事业一出现危机，马上便有铺天盖地的反应袭向他，倘他在事业上失败，那么，他就准备着承受急风暴雨般的指责、讥讽、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吧！谁让他那么有名呢！

所以，有的“名人”慨叹说：“人生出名忧患始。”“出名是痛苦的别称。”一位女强人更说：“当名人难，在中国当名人更难，而一个女人在中国当名女人更难。”

在中国当名人，比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更难吗？

不好笼统地这样说。

不过，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确实是不提倡“出名”的。

中国自己的宗教是道教。道教是主张清净无为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要“和光同尘”才好，以“不敢为天下先”为美德，所以，与人竞争，敢作敢为，使名声显突，当然都是不对的。

从印度那边传来的佛教，在中国发展成为禅宗，与道教异趣而同样摒弃对名的追求，著名的慧能和尚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便体现着一种既超越实体也摒弃符号的空无精神。

至于比佛、道在中国文化中根植得更深的中国儒学，也是主张“克己复礼”的，个体需忠诚地认定自己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既定秩序之中的位置，“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当然大大限制了个体符号的突出显明；但儒学与佛、道不同之处，在于它毕竟是主张“人世”的，因而孔子本人也就比较重视人生在世的名声问题。《论语》中就记载着他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话——那就是说，类似曹雪芹那样生前“举家食粥酒常赊”，除了几个相好的朋友邻居，整个社会全然不知道他的存在，直到死后才渐渐为人所知，以至一二百年后才名声大噪的这种遭际，倘孔夫子地下有知，是绝对受不了的，他要求“现世报”——现世做的事，应博得现世的名。

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一般是儒、道、释三教的思想都接受，并尽量加以融合，而又以儒教思想为主体的，因而对于“功名”，总有一种羞羞答答的情态，也总有一种强烈而执着的追求。他们一会儿说“喜名者必多怨，好与者必多取”，“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缠其身”……一会儿却又大肆鼓吹“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长”，“虚死不如立节，苟殒不如成名”，“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死无所留，不如无生”，“功略盖天地，名已青云上”……

在中国世俗社会里，“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光宗耀祖，青史留名”一类的心理倾向，也是源远流长的，所以，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中国既有名人，也有没出名的人想出名，也有名人崇拜。

这样看来，在中国当名人，也还是有一定社会文化传统为依恃的。

有人说，中国人嫉妒心特强，又缺乏竞争心理，看见别人出名，不是想办法通过自身努力，在事业上与人家合理竞争，以赢得盖过人家的名声，而是用“我出不了名，你也别想享那个名”的心理，支配自己干出造谣中伤、诽谤诬陷乃至拆台置障、破坏伤害的事，一旦出名者失势，或果然身败名裂，则不但拍手称快，还要落井下石——其结果，并不是自己取而代之成为名人，倒是获得一种“怎么样，你出名有什么好下场？我没出名，我可比你安全！”的心理满足。

上述情况，确实存在。不过，是否仅中国人中才有、才突出，却也未必。我们只要读过几本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也就可以发现，在西方，在基督教文化传统熏染下，一些人的心理中也仍有嫉妒之恶、“我好不了你也甭好”之恶、“拽人下马”之恶与落井下石之恶。对名人的这种嫉妒与毁辱之心，大约是人类人性中恶之一种，具有普遍性。

与其反对想“出名”的思想，不如反对“反正我也出了名，那么，谁也别想出名”的人性恶心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文化发达的程度，一般总是用有多少杰出人物令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承认为标志的，也就是说，需要“墙里开花墙外香”，方能“为国争光”。体育是最超越意识形态的，所以在国际大赛中获取金牌的体育明星的知名度一般来说最高；其次是影视歌界的明星、作家和画家，以及科学技术界有发明创造的人物。我们国家中即使最淡泊名利、最自认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似乎也不反对中国优秀运动员的名字传扬四海。近年来我们的报纸新闻中，还不断报道某某界某某人被西方一本何等权威的《世界名人录》收录于其中，某某人的某创作或研究成果在西方某国际性展览中、比赛中、会议上被颁了奖、受到好评、引起震动……说到底，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民族，总希望自己当中有人能名扬于国外族外，誉满全球，任何一届中国政府和任何一茬中国人，都不例外。

有人说，中国净是些个“墙里开花墙外香”的事，有些人的创造性劳动成果，倒是先引起外国人重视，然后“出口转内销”，那名声才反馈到中国。先扬名海外再扬名国内，乃至在扬名国外却仍在国内受压抑，反得不到应有之名。这类情况当然是有的。不过是否为中国所独有，也仍然未必。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消息见报后，巴黎街头就有人面面相觑地对问：“他是谁？”因为在法国，所谓“新小说派”的代表人物，人们会认为是罗伯·格里耶、玛格丽特·杜拉斯等人，克洛德·西蒙在该流派中并非带头人，也非最知名者，何况还有另外许多其他流派的大作家存在，所以，克洛德·西蒙的获诺贝尔文学奖，也属“墙内开花墙外香”之一例。

“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因素很复杂。往往主要是因为墙内墙外的价值标准不同，或衡量方式不同。中国过去大体是一种封闭的状态，而在封闭的空间内，又过分强调个体的无价值，不但要“斗私批修”，还要“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乃至“狠斗私字一闪念”，因此抑制了花开，也就淡灭了花香，墙内无花香，也就不足为奇了，偶有花开，香气从墙缝溢出了国门，受到墙外人赞肯，便成为一桩大事，或“转内销”后使墙内花得以“明正身”，获开花放香的特许，或竟导致大祸从天而降，几至于花落人亡——前者的例子，是70年代初期，美国总统***访华时，提及了中国科学工作者陈景润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方面的成就，导致了陈景润处境的一路好转，并跃人到国内最知名的人物行列中；后者的例子，是天津一位用世界语创作的诗人苏阿芒，当时有人告发了西方世界语组织的刊物上登了他投寄的诗，并且在那组织的建筑物中还给他塑了胸像，于是他以“里通外国”罪被捕坐牢，直到粉碎“***”后才被无罪释放，那时一检验他的诗，才发现里面不但绝无半点国家机密，更无半句卖国辱国之辞，而且几乎完全是颂赞长城一类的弘扬中华之光的爱国诗歌，呜呼，“墙内开花墙外香”竟酿成一件冤案，这样的例子，他国他民族怕就实在不多见了——愿在我国亦属一时的偶例吧，叹叹！

让墙内百花盛开吧！为香溢墙外而自豪吧！也让墙外的花香飘进来吧！

“原来我崇拜名人，可是现在我感觉受到名人的压抑！”年轻朋友对我说。

他的感觉我可以理解。已经出名的人，既可能成为未出名而想出名的人的引路人，也可能成为未出名而想出名的人的挡路石，在后一种情况下，原来对他崇拜的未出名者而产生压抑感，是必然的合理反应。

一个社会，倘若它的名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居然没有流动和增添，那么，它一定是缺乏活力了。正常的状况，是名人有一个良性的流动、更迭、增添过程，换句话说，就是社会知名度应有一种正常的递换，大体而言，正常的递换律为：

（1）群体的递换，从老年人递换到中年人和青年人。

（2）从创造力相对衰竭的人递换到创造力大爆发的人。

（3）从以传统模式创造的人递换到以创新精神发展传统乃至突破传统而架构出新模式的人。

（4）从整体创造状态平稳的人递换到因其创造状态特异而引出争论乃至惹出风波的人。

已经出名的人，很容易产生一种保名的心理，这一心理的健康机制为：

（1）焕发更大的创造力，从量上扩大已有的成就；

（2）突破自己，因而在新的高度上创造出新的名声；

（3）无论在量上、质上都似乎不可能再有大的突破，则“爱惜自己的羽毛”，宁愿名气渐衰渐隐，也不做非创造性的无聊甚至有害的事；

（4）甘当“人梯”，以自己现有的才华和水平，奋力推出新的名人。

但这一心理也有可能产生不健康的机制，往往表现为：

（1）嫉恨比自己年龄轻、资历浅或原来比自己名气小的同辈人追赶上来，认为“还轮不到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忽略、冷淡、贬抑、否定他们的创造成果；

（2）不承认自己的无为与创造力的衰竭，对他人创造力的旺盛抱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不是认为他人狂妄，就是指责他人不肖；

（3）对他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传统的挑战和突破不分青红皂白地感到惊惶和愤慨，尤其是当年轻人的锋芒指向自己或涉及自己时，易激怒而绝不宽容，恨不能踏平而扫荡，以除抢名之患；

（4）不承认自己的平稳状态其实倒体现着社会对自己的稳定尊重，反而对一些新冒出来的人物引出的争论、惹出的风波也抱嫉恨的心理，轻率地斥人家为“投机”、“无耻”、“无聊”，总企图把社会上对有关争议关注的“热点”，转移到自己这固有的符号位置上来。

社会生活仿佛一条大河，封冻期死气沉沉，谁也别想出名，但一旦春暖花开，冰河解冻，则大小冰块一齐向下流出海口涌去，这时候，倘有大冰块堵住河口，那么，许许多多的小冰块便会潴留堆积而无法前进。已经出了名的人，可别充当那堵住河口的大冰块啊。

说了半天名，没有谈到利，更没谈到权，为的是讨论问题方便。

名——利——权，确实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名利思想”，“名利双收”，“争名夺利”，“名缰利锁”，“名利两空”……从这些语汇上看，名与利不啻是一对双胞胎，至少是一对“隐形伴侣”，常常是“一荣俱荣，一枯俱枯”的；而权位又往往是名之母利之父，“一朝权在手，便把名来行”，那“名”是既可扬自己之名，也可收自己之利的。

但也还毕竟不能把名、利、权等同起来。权欲熏心的人，连贾宝玉都斥之为“国贼禄蠹”，不足与论。利欲熏心之人，即便他是在法律容许的范围之内敛财发迹，也终究一身铜臭气，俗不可耐。以上两种人，也可能同时要名，但一为欺世盗名，一为附庸风雅，都足令人鄙薄。有没有淡薄权力和财富，一心只想靠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并通过对社会、集体、他人有益的创造性劳动，获得名气，以满足自我的人呢？我认为确实是有的。这样的人，我认为可尊敬，可鼓励，倘若他获得成功，则可祝贺，可庆幸。

“话虽这么说，可是，在咱们中国，一个文化界、科技界出了名的人，不管他自己想不想要，那政治上的头衔不就送上去了吗？有时不也就真去当官了吗？生活待遇自然也就提高了，利也相随而至了。所以，我才不相信有人真是只为名不为权和利哩！”青年朋友对我嗔怪起来。

我只好微笑。

这不好作什么争论。但我相信，不图权、利，而只渴望以自己的才华和成就出名，确是一种实存的心态。

有没有那样一种人呢？他很有才华，很能为社会、群体、他人做出杰出的贡献，但他不仅绝对不向往权力和财富，而且绝对不愿出名呢？当然有的！那是人类中最高尚的人。但也许他会很不幸——因为一旦他有着杰出的贡献或高于众人的德行，他终究也还是要显名的——没有办法，因为人类的认知不能不借助于一个符号，而他的名字，便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最合适最简洁的符号，以显示那贡献或德行本身，如“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雷锋精神”都是如此。

当然，世界上、人生中，更有极大数量的“庸常之辈”，所谓“芸芸众生”。他们既不渴求权力，也不奢望发财，更不企盼出名，他们宁愿或安于过一种诚实工作、按劳取酬、不犯法不受罚、平平凡凡、恬恬淡淡、稳稳当当、安安全全的小康生活，他们也会知道一些“名人”，喜欢一些“名人”，佩服乃至崇拜一些“名人”，但他们从根本上觉得出名是“名人”的事，他们并不幻想进入“名人”世界，他们也绝不欢迎“名人”干扰他们平静安适的生活。对他们，该怎么看呢？

他们是这个世界的主体。

他们是承载“名人”之舟的汪洋大海。

他们是最可尊敬的。他们合成一个整体后，任何一位“名人”在他们面前都会显得渺小。

真正有水平的名人，名实相符的名人，也许会同其他的名人产生矛盾，也许会鄙薄、蔑视其他的某些名人，却都能最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尊重乃至于讨好这些“芸芸众生”——无论是知名的政治家，还是著名的文学艺术家，还是科学家发明家，还是企业家、银行家，乃至于体育明星和杂技明星，都该懂得这一点。日本的商业界最早提出来“顾客是上帝”，可见深得其中三味，政府不是上帝，商业部不是上帝，商业学权威不是上帝，其他商界巨头更不是上帝，一切“名人”都不是上帝，而那不知名不知姓的广大顾客，才是自己的上帝。这种“上帝崇拜意识”，想出名的人要有，已出名的更要有。

当今的世界是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几乎每一分钟世界上都有新的论文产生，都有新的书籍在出版，都有新的视听文化节目在播出，都有新的名字在传播媒介中出现，因此，在这样排山倒海的信息潮流中脱颖而出，获得最强烈、最充分、最圆满、最持久的符号价值，就越来越难了。而且当今世界的科技发展，使得人类的行业分工越来越细密，互相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已不可能再出现诸如16世纪意大利达·芬奇那样的全面发展的巨人；他既是伟大的画家和雕塑家，又是了不起的建筑工程师和兵器设计家，又是最早进行人体和动物解剖并做出研究的生理学家，还最早提出了直升机的飞行原理并制作了模型进行了实验，还是地质学家、化学家、植物学家，还试验了新型颜料，改进了纺织机械，在冶金学和冶炼工业方面也有独创性发现和发明，并且他本人又善弹奏竖琴，能写漂亮的文章，有绘画和色彩学方面的专著……我说了这么多都还并没有说完，你看他的名涉及多少个方面，而且都属一流层次。现在世上名人的名分流了，年年在颁发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生物学奖……年年报纸都登出获奖人的名字和有关他们的研究成果的介绍，我们中国毫不例外，但不仅再没有居里夫人、爱因斯坦乃至于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式的轰动，那些获奖者的名字除了跟他或她在一个小学科中是同行的人记得住外，甚至于同一个大行业的人也都不能记住乃至于懒得记住，因为他们的成就大都仅是在前人众多的贡献基础上，将那一个科学之细微分支又有所推进而已——理解他们那贡献的重要意义，已非只有一般常识的人所能。

又由于当代社会文化层面的拉开，社会中的人们已并不共享提供于社会的共用符号了，例如文学艺术中，高档的东西，像探索性文学作品啦，古典音乐啦，意大利美声唱法的演唱啦，中国古典音乐的原器原谱演奏啦……都不一定能使在那些方面有才能有成就的人物充分地在社会上出名，相反，一些通俗的东西，像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啦，流行音乐啦，霹雳舞啦，“迪斯科”啦……却使一些这方面的幸运儿名声大噪，他们的知名度，不仅大大高于上者，而且连不欣赏不喜欢他们的人也不得不下意识地记住他们的名字——因为在那几乎无处不在、无法躲闪开的传播媒体中，特别是家中电视和街头广告里，你总能遇上他或她。

在近20年的中国，从70年代初中国同美国等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到“***”倒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向中国社会提供了使一大批人出名的机会，许多小说家、诗人、画家、发明家、企业家……得以成为新的名人；而8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实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开放政策，中西文化开始发生更大规模更大程度也更坦率和直接的碰撞，这就又构成了第二个成批出名的机会，例如造型艺术界的几次展览，使一些在以往划为禁区的创作领域（如裸体画）和创作方法（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超级现实主义”）中有所突破的作品及其作者，引发了轰动效应，从而大大提升了一批人的名气，或使他们一举成名。

这里不探讨这两次机会中出名的人“该不该出名”或“出名者是否名实相符”以及“出名后他们表现如何”、“如何对待他们的出名”等等问题。我只想指出：个人的成名，才能和努力固然是主观方面的条件，社会容纳和接受的可能固然是客观方面的条件，但更有一个使主、客观相激相荡、相辅相成、相生相长的机遇因素。

在人的一生中，大的社会机遇往往只能遭遇一回。中等的社会机遇很难遭遇三回。小的社会机遇顶多也不过五六回，七八回，绝不要妄想有十回以上的运气。因此，你想出名（这里指的当然是走正道出名），就必须善于抓住机会。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一个封闭、压抑的社会环境固然绝不利于个人出名，一个开放繁荣而稳定、持平的社会也难以提供个人出名的充足机遇——因为名人已经太多，不出名的“芸芸众生”没有“名人渴望”心理，反倒有符号满溢的厌腻心理，水不乐于载舟，你舟虽华美，又奈之何！

在一个社会的变动期、转换期，特别是良性的变动、转换期中，必有大的机遇，必能推出一批新的名人，而有志于扬名的个人，则必须有预感力、把握力和勇气与智慧，不失时机地迎上前去！

“走正道出名，究竟还有什么规律可循、什么诀窍可用呢？”青年朋友问我。

规律我已经总结了：

你的本钱——才能；

你的努力——心血和汗水；

你的勇气——突破与创新；

你的可能——社会的接纳度；

你的机遇——往往是擦肩而临的运气。

诀窍么，实在想不出来。

“不搞行贿受贿，不搞虚的假的，绝不乌烟瘴气，更不低级庸俗，但勇于积极地宣传自己，不卑不亢、亦庄亦谐地在人际关系中进行活动，调整好个体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以便增加脱颖而出的润滑性；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精于捕捉信息，能触润而知雨之将至，以防机遇来临时失之交臂、一去不返……”“这些难道不是诀窍么？”青年朋友反问。

我想了一想，点头。

但人的出名，又往往出于偶然。“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聪明得福人间少，侥幸成名史上多。”世上确有不少的名人，本是一点也不曾妄想出名的，却在种种机缘凑拍下，倏地一举成名天下知。

人的出名可能缘于偶然。出了名的人的知名度，何以膨胀得那么厉害，或何以萎缩得那么迅速，其间的原因，也不是都那么好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恐怕也有种种偶然的因素，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有两位搞社会学的大学生，在西北一处偏僻的农村找100位40岁以上的农民做了口头调查，他们发现，固然有100个人都理所当然地知道***，却偏有二十几位对“知不知道***？”这个问题表现得令人惊奇——他们真的不知道，那是在***成为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新党章”，并且又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全国“批林批孔”运动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可叹***，他高升到“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时，以及焚毁于异国荒漠之后，其符号仍然未能进入这中国的二十几个农民意识之中！本来，这倒也不难解释，如该农村地理上之偏僻，传播媒介对该处之鞭长莫及，政治运动在该处的几无运作，所询问到的农民文化水平之低下……都足可令调查者平息最初的惊奇；可是，当他们提出“知不知道梅兰芳？”这个问题时，却大出意料——100个人中仅有7个人说不知道，93个人都说知道！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梅兰芳从未到过那种地方，他们甚至从未见过梅兰芳的便装照或戏装照，更从未听过或看过他的演出，而且梅兰芳在那十几年前就已死掉了……但他们偏知道！

那两位大学生，久久地未能对这一调查结果做出自认为合理而顺达的解释。我闻其事，也感到既新奇又有趣。

偶然是必然的一种显现。我想，其中奥秘必能解开。

“你想出名，可是努力了半天，还是没有能出名，或者成绩已经显著却名气不大，名不符实，你义当如何呢？”我问那位朋友。

他想了想说：“当然觉得遗憾。不过也许倒也能聊以自慰——我毕竟以自己不懈的努力，推进了自己热爱的事业，并且也算为社会多作了一些贡献。尽管我没有取得社会名气，但我的亲友，我的恋人，我周围的同事，显然都比以前更尊重我，更信赖我，我的自尊心、自信心也大大地增强了……我想，就是永远出不了名，这样也不错。”

诚然。

想走正道儿出名，经过努力出不成大名，总能出点小名，就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名气没能取得，那么在周围的普通人眼中增添些尊严，实际上也是获得了一种符号价值。

想到古人颂春，有说“春在乱花深处鸟声中”的，即所谓“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舞”，标准比较高；有说“乱分春色到人家”的，很为春光的分配不均和漫无规律不平；又有说“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春色虽美，却无人赞赏；还有叹息“狂风落尽深红色，绿树成荫子满枝”的，春光春色虽好，怎奈它不久长！另有惊喜于“老树着花无丑枝”的，可见机会到老亦自有，全看你能否奋力开出好花朵；又还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说法，鼓励人们如鸭入水般地先占春意……倘将春光春色比喻出名，那么，我最喜欢的一种说法还是宋人辛弃疾的“春在溪头荠菜花”。

向往春光春色，是无可责备的美好追求。向往走正道出名，亦是无可指摘的人生追求。但一味地执着于出名，则很可能弄得“世事空得两目瞠”，“无数杨花过无影”，令人讥为“可笑区区当世上，满怀冰炭苦相煎”。想成为一朵占尽春光的牡丹固然雄心可嘉，但倘若自己才气、功力、机遇都不那么具备，那就甘为溪水边的一丛荠菜花吧，甚至于“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享受春光春色既不应是我们的出发点，也不应是我们目的的靶心，我们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是以自我的努力，也去构成春色春光的一部分，使世界更美好，使人类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