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看旧照片。越旧越爱看。

据说世界上第一张照片是法国尼普斯兄弟拍成的，被拍的人物是丹保瓦兹主教，所用的材料是涂抹某种沥青的玻璃版，后又重制为铜版片。那是一八二二年七月间的事，距今一百五十多年。

世界上所存在的历史文物多矣。人像，自世上有人便开始出现。举凡洞穴山崖的原始壁画、陶俑、铜人、石料制成的圆雕或浮雕、砖刻或木雕的形象……到各个历史时期的绘画作品，信息量可谓浩瀚繁复，然而这些历史信息所给予我的刺激，却大都不如旧照片强烈。

照片毕竟是照片，固然照片也可以作假，更难说照片不会失真。然而照片所传递出的信息，总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权威性。

即使是一张二十年前的照片，往往也会引出我许多的联想和感慨——我这里所说的还不是我个人的照片，而是别人的照片，并且主要是指陌生人的照片，说得更精确一点，便是非名人的私家照片。

私人照相簿是一种无法计量的社会存在。持有者有权不让任何其他人窥视。然而社会上也有提供私人照相簿让客人翻阅以示友好的习俗。北方的一些人家，尤其是农村和城市中的劳动人民家庭，更喜欢用许多的镜框，将私家照片密密麻麻地陈列出来，悬挂于壁，供来客观览。到别人家做客，每当主人向我提供私人照相簿赏玩时，我总格外感激；倘是用镜框悬挂于壁，我更经常凑得很近，细细欣赏。我自然尤其注意那些年代较久远的、发黄的照片。

这是我的一种癖好。

怪癖吗？

不管别人怎么评价，我不想改变这一癖好。

我出生于一九四二年。我对一九四二年以前的照片兴趣尤浓。因为一九四二年以后的世界，我毕竟身处其中。固然我的见闻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我的一双眼睛便是不知疲倦的照相镜头，我的大脑中更有屡用不废的成像软片，我自己更常有机会被真正的照相机摄成影像，对比于还没有我存在的那个世界，这一切信息的神秘感和可贵性当然都略逊一筹。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北京中国美术馆同时举办着几种展览，其中包括相当热门的“现代日本著名画家作品展”。那时我正忙着准备到联邦德国访问，诸事繁冗，好不容易抽个时间，大老远地赶到了那里。我所沉迷的是其中的哪一个展览呢？竟是屈置于展览馆三楼的一个规模最小的“中国早期历史照片展览”。

这展览所陈列的不过是百十来张旧照片。照片都是由美籍华人刘洪钧先生收藏的。其中最早的大约是一八五六年英法联军侵华时的照片，最晚的大约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后的照片。其中历史名人的照片和历史性场面的照片所占不多，大多数还属于那个时代的私人照片。我所久视不已的，便是那些早已不知何名何姓，其骸骨不知抛掷何处，其后人不知今在何方的普通人照片。

说是普通人，其实不普通。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阔人。阔到能请人照相的地步，这大约总相当于今人阔到能雇直升机旅游的程度。但他们都未青史留名，无论作为正面或反面的“典型”，他们都不够格，要没有刘先生收藏他们的照片，他们早就湮灭得不剩一点点痕迹。

这些照片对我有着强有力的震撼作用。我从中获得了一种难以言传的特殊的历史感。

何谓“特殊的历史感”？

不特殊的历史感，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感，是被定向训练而形成的。那当然是一种必要的感受。但那感受好比只是一副骨架，还缺乏血肉。我总是渴望着认识不仅有骨架，而且有血肉的鲜活物。对历史也是这样。别人将经过梳理、筛汰、消毒、漂白、凝练、净化的历史感传授给我，我在接受之余，总有一种淤积于心的不满足。我希望自己也能参与对原始材料——即所存全部信息——的考察，倒不是我一定要经过独立思考去得出相反的结论，更多的可能，也许是我反而从此更加坚信被告知的结论。我不过是向往具有一种更立体化、更鲜活的历史感罢了。

旧照片便最能满足我的这种追求。

不要把我的这种癖好理解成艺术欣赏。比如我去参观刘洪钧先生的藏片展览，便并非是一次审美活动。说实在的，其中大多数照片使我体验到一种难以忍受的丑恶。比如其中有这样一帧照片：三位上世纪末的中国富户妇女坐成一排，郑重其事地让人拍照。显然，她们为拍这张照片进行了细心的装扮。她们以当时审美标准的规范来使自己“典型化”。那真是骇人眼目的形象。她们的脸都像冬瓜般肥阔，脖子粗且短，这当然是她们恭履孔夫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八字方针的收效。她们头上的厚发看来并非头套，梳成一种羊尾式的发髻，上面戴着式样古怪的绣花帽罩，并辅之以一些贵重的簪钗绢花。她们身材粗短，宽大厚重的袍褂也绝不以衬托腰身为任，那肥得如同法国号般的短袖，以及对襟式袍褂边缘那极宽的镶边，都令我吃惊。不知为什么今天所摄制的电影、电视片中的那个时代的妇人装束，总还原不到这类照片所提供的信息上，尽管编导者肯定也参阅了这类照片。我想那心理障碍就在于不愿把自己的艺术品弄得那么丑。因为当时的真实照片所提供的形象实在不乏地地道道的丑恶。我还没有形容到她们的下部呢。裙子毫无风趣且不论，最要命的是那双故意显露无遗的小脚。小得如同最小的粽子，但套着绣饰得密密麻麻的小花鞋，下面是高高的鞋底，看上去确实令人作呕。但那个时代就是那样的时尚。展出的所有那个时代的妇人照，几乎都把一双双畸形的粽子脚当作拍摄的重点。丑恶。最深刻意义上的丑恶。但你还是想看这些照片，因为有一种“尽在不言中”的效果。你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历史感。你可以联想到晚清以后的各种工艺品，为什么不仅汉唐雄风荡然无存，甚至明代的飘逸空灵也所存无几，而呈现出一派烂熟的恶俗、精致的丑陋？仅从这一角度上考察，你也该感受到中华民族那时确已逼近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衰落的文明必须予以彻底的改造，方能获得新生。

还有一张晚清刑场行刑的照片。我注意审视了每一个细节。我想这照片肯定是最早来华的洋人摄影爱好者的作品。他从猎奇的角度去拍，因此不可能真正地“客观”。我甚至怀疑他对这一场面是否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导演。尽管如此，这一照片所提供的信息仍然弥足珍贵。比任何当今精心拍摄的电影场面都珍贵。当然也比任何画家绘制的图画更有权威性。照相同绘画的重大区别之一，便是不可能完全根据主观意识安排每一个细节。这张晚清刑场的照片对我的吸引力，不在总体效果上，而在那些也许是拍摄者并未特意关注的细节。从那些细节里，我获得的特殊历史感更其浓酽。

可惜我们不能将刘洪钧先生供展的照片抽选几张印在这里。比如上述的晚清刑场照片，如果刊印在这本书里，相信一定有不少读者会产生兴趣，并且可以同我交换观感，甚至引发出有意思的争论。在那次看展览时，我很渴望得到某种附有一点复制品的说明书之类的材料，但是没有。后来打听到，当年的《国际摄影》杂志第六期上有介绍刘先生收藏历史照片事迹的文章，急迫地去买来看了。文章果然有，还是该刊驻纽约记者的专稿。但奇怪的是整本刊物中并无一张刘先生藏片的图例。该刊本是以图文并茂著称的。我很纳闷。后来再细读那文章，内中引用刘先生的原话云：“我可以自称是百万富翁了，这几千张照片价值上百万美元。”原来他那些藏片平时都存在美国权威银行的保温、保湿、防虫、防腐的特殊保险柜中，他只偶尔选出一部分供展，显然是不允许别人翻拍、复制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难怪《国际摄影》只能向读者提供第二信号系统（文字）的信息，而不能给读者以直观的信息了。

刘洪钧先生收藏中国早期历史照片一事，对我的价值观念也是一次冲击。

我是喜爱旧照片的。然而旧照片如此有价值，却是以前未曾料到的。尤其是旧的私人照片也如此有价值，颇令我惊异。

我想起了十多年前的一桩往事。

那时我是北京一所中学里的教员。时届“文化大革命”后期，我参加了一次打扫学校仓库的劳动。我们那学校当时有位管总务的老徐，他真可谓“爱财如命”，不过这里实在是称颂他的意思，因为他爱的是公共之财。他每天巡行于校园之中，随手总要抄起一点被什么人不经心丢弃的物品，然后顺便就放进仓库里保存。即使在混乱的“文革”之中，他也不改旧习。他所安排的仓库往往都较隐蔽，因此大多不被激情飞扬但粗心毛糙的“红卫兵”发觉。他甚而把“红卫兵”漫不经心抛掷的一些“抄家物资”也悄悄地拖进他那些隐蔽的仓库之中。在“文革”后期，世态至少在表面上不那么混乱了，他带领我们清理仓库。在一次清理中，我偶然地发现了一只旧皮箱，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大大小小的旧照片。

不难判断出来，那皮箱和照片全是“红卫兵”抄家的“战利品”。照片显然并非一个家庭的，当是“红卫兵”把从许多家抄出的照片集中塞到了这只旧皮箱中。

那天的清理活动不知怎的只有我一人在那仓库中，而时间又很充裕。于是我便关起门来，将那箱中照片逐一检阅了一遍。

当时的感受是震撼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那震撼性未曾减弱反倒增强。特别是看了刘洪钧先生藏片展览后，一种切肤的痛惜感涌上心头。

“文化大革命”该毁灭了多少旧照片！

即以我那回看到的那箱旧照片而言，其中就起码有十多张堪与刘先生藏片“媲美”的。它们的不同只不过在于刘先生所藏现存于美国银行的高级保险柜中，且为刘先生带来了万贯家财，而那箱中所藏据我所知终被当作“四旧”烧毁，并曾给它们的拥有者带来过可以想见的巨大痛苦。我记得我们那所中学的“红卫兵”在“文革”初期的“红色恐怖”中至少活活打死过三位“反动派”，那些旧照片中的哪位主人便是游魂不散的“反动派”呢？

同是旧照片，命运价值竟如此这般不同。

坐在幽暗的仓库里，惴惴然地检视那些旧照片（因为随时有可能被人发现而落下罪名），双眼贪婪地吸收那些难得的信息，脑中任联想和思绪瀑布般跌落飞溅，那是一种何等独特的人生体验！

我循着那堆照片上某些人物在不同岁月不同场景多次出现的线索，大体可以把它们分为几个不同的家庭，这里面有的或许是清朝贵族的绵延，有的或许是本世纪初为西风渐来所熏染成的所谓“新派家庭”……有古老的，尺寸极大而发黄的起码是四世同堂的“合家欢”。从作为背景的轩昂厅堂和人物的服饰上不难判断出，那还是辛亥革命前的镜头。有当年豪富家请戏曲演员来演“堂会”的全景照和近景照，那台上该是在演出《霓虹关》？“东方夫人”会不会是梅兰芳？而另一帧的背面明确写着是杨小楼在他家献艺。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老一辈死了，正在大出殡，而下一辈在结婚，当年时兴给新人送一种放在玻璃匣子里的大及西瓜的“银心”。你可以看到最早的西装、最奇特的旗袍，大约是第一批烫发的妇女和守旧到底的遗老和遗少，还有昔日的骡车、冰橇、方盒子般的汽车和蚱蜢般的自行车……

我不知道照片上那些人是否有罪，我想他们其中绝大多数确实属于没落的阶级，是剥削者、寄生虫乃至于社会渣滓，他们的悲欢离合、生死歌哭值得同情和谅解的地方也许不多，其中有的人也许理应遭到我们唾弃和痛恨，但这都不能成为毁掉他们照片的理由。他们存在过。他们的照片是历史的见证。他们那些照片的价值与他们本身的价值已经完全成为两回事。就如我们不能因为痛恨封建王朝就放火烧掉紫禁城一样。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从五十年代编印出版的一套《中国近代史参考图片集》中，我得到过一些满足。那套图片集中有陈**的照片，并且并非作为“反动派”出现。这曾促使我乐于接受被灌输的有关陈**的最后结论。我以为我这种心理至少是社会上很大的一部分人共有的心理。为了保证某种观念被人接受，是向被灌输者提供足够的信息好呢，还是向被灌输者仅仅提供严加筛选的单一信息好？我的答案读者当能自明。但不知读者以为然否？

但我很长时间生活在一种不能直接获得大量信息的环境中，我总是被强制去接受某种单一的经过“纯化”的信息。我想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后来连《中国近代史参考图片集》那样的印刷品也少了。对于许多明明有照片留下的“反动派”，我们似乎永无可能看到他们的“真面目”。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仅照片这种直观的信息是严加控制的，就连文字性的历史材料也不允许普通人知道。比如遵义会议当年的与会者名单、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中央究竟都站着哪些人等等，也必须经过“筛选”、“净化”后方能让普通人知道。但这只能引出更多的好奇心乃至于胡思乱想。一幅《开国大典》的油画尚且要改过来改过去，当年的照片是否适宜公布当然更要斟酌再三了。

以上所说还只是涉及历史上重要人物、重要场面的信息，令人更加不解的是有关普通人的信息，比如过去年代的一般生活照片之类的东西，何以也很难出现在公共信息传播媒介之中？我就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民国初年一般人的穿着打扮、器用玩物、婚丧嫁娶、居家状态……究竟如何。固然也有少量的小说、图画乃至于故事影片可供我了解，但我更企望一睹“原版”。我想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总是不能满足于仅止得到“转手货”的。人们大都有“原版欲”。特别是当人们一旦发现“转手货”与“原版”差距巨大时，“原版欲”便会膨胀到难以压抑的地步。

这真是一桩古怪的事。我那长期被压抑的“原版欲”，却在最可怖的社会环境——“文革”——中在那尘封的仓库里得到了一次空前的满足。

现在让我们一同来回答这样一道智力思考题：你以为世界上最甘美的、急欲一尝的果实是哪一种？

它的标准答案是——“禁果”。

其实“禁果”大多酸涩难吃，少数还确实有毒。

倘若对“禁果”取不禁，或者尽可能禁得少些的办法，人们摘尝禁果的欲望定会消失或锐减。但往往是禁得太多了，反倒使偷尝者感到那“禁果”意外的甘美。这便是在信息社会中最不应出现的政策失误。

现在我们在一切方面都变得好起来。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开放政策。开放中极重要的一环便是信息开放。除了国防机密之类的信息需要保密、诲淫诲盗之类的信息应当杜绝而外，所有信息都应可以参加流通。

于是我想到了旧照片。刘洪钧先生的藏片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这便是一种开放和交流。类似的事，我们也可以做。我现在想到就干。

我觉得尽管经过“文革”的浩劫，中国大地上的旧照片总量有惨痛的锐减，但被侥幸保存下来的，肯定也还是一个可观的数目。我相信许许多多的个人都还有自己的私人照相簿或照相匣，里面仍旧珍藏着无数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五十年前乃至更久远的“原版”。当然，许多人是不肯将它们公之于社会的。这种权利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但也会有为数不少的人乐于或经过说服应允将一部分私人照相簿上的“原版”提供给社会，加入当今的“信息大爆炸”，以丰富和增进世人的情感和思想。

于是我在《收获》杂志上开辟“私人照相簿”专栏，并争取最后印成一本书。我自信这是一桩有意义的工作。

我家也曾藏有许多旧照片。

这里所说的“我家”，不是单指我和妻子、孩子组成的小家庭，而是指从我祖父母到父母再到兄、姐各家这样的一个大家庭。

我祖父是晚清最后一届科举考试中举的举人。当时中举的举人可以选择两条出路：当官和官费留学。我祖父选择了后者。他是中国最早官费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之一。不消说，他很早便有照片。而他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个人所拍或与家人、友人合拍的照片，至今还存留若干。有的我看其历史价值未必比刘洪钧先生所藏的低，比如其中就有他与中国共产党先驱人物的合影。我父亲和母亲是本世纪初最早受到高等教育的那几批人中的两位，因此他们自然也有许多照片。后来我们这个家庭的照片更以几何级数增加着。“文化大革命”当然不会放过我们这样一个世代知识分子家庭。当时父亲在一所大学任教，尽管他并无“民愤”，也还是遭到“例行”的抄家，祖父一辈和他与母亲一辈的照片被抄走不少，但总算还留下一些，“文革”后落实政策，又发还一点。现在父亲已溘然长逝，母亲尚健在，祖父那辈与父母那辈的残余旧照，都锁存于母亲床下的一只旧铁箱中。母亲每个白昼坐在那床边沉思，每个夜晚睡在那床上梦游，箱中的旧照片一定常常牵动着她的思绪和梦境。

我撰写这“私人照相簿”的专栏文章，自然不能仅止向读者提供我家的照片，抒发一己的情思。我必将努力引入更有价值的信息。但我又觉得自己承担着一种不可推卸的义务，便是从自己家族掀开这“私人照相簿”的扉页。

在母亲那收藏旧照片的大铁箱中，有一只隐秘的抽屉，里面用一只不仅发黄而且发脆的信封，装着一组长期使我感到神秘的照片。在我幼小的时候，每当我试图去翻看那组照片时，母亲便毫不留情地呵斥我“不要乱动”，直到我成年后，我才有机会看到那一堆旧照片。

那是与我大叔有关的一组照片。

母亲近两年同我的哥哥住在一起。我给母亲和哥哥写信，说明了我的想法，希望他们能将那些与大叔有关的照片寄给我。母亲毕竟是开通的。她同意了，并让哥哥给我回了信，寄来了供我选用的旧照片。

我大叔刘天泽号北强，生于一九一四年，殁于一九三八年，在这个世界上存活过二十四年。他死后四年我方落生，所以我只能从旧照片上认识他。对于我来说，他只是个影子大叔。

现在我们看到的图1，便是我大叔的一张坐像。这张像摄于一九三二年，地点在浙江宁波。距今已半个世纪还多了。这类的照片，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律被视为“罪证”的。那定罪的理由非常之简单：（1）在“万恶的旧社会”，什么人能住在那样的房屋里，并安坐在沙发之中呢？（2）在亿万工农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时，什么人能西服革履呢？自然只有“资产阶级反动派”才有可能。但事实是即便在“万恶的旧社会”，也有种种并不能循简单逻辑推论而作结论的社会相。马克思、***自然是住洋房、坐沙发、穿西服、着革履的，就是***、廖仲恺、周树人、***……也都留下过类似的“铁证”。被“红卫兵”“破四旧”浪潮所席卷的一代人，往往被训练成了一种简单化的眼光和狭隘的心理，他们经过极其痛苦的历程才终于知道，从上世纪末起，特别是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虽然出生在封建官僚或封建地主家庭，但本身并未参加封建剥削，其中多数人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崇尚民主和科学，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工农大众相比，他们的生活处境固然要好得多，但在那国难深重、动荡不安的年代中，他们也有着许多的艰辛和痛苦。说到我大叔，那么他连“出身”也并非剥削者。他的父亲，即我的祖父，家里是个自耕农，中举后到日本留学，是***先生所创同盟会的早期盟员，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期更从北京奔赴广州，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北伐战争中他以军医身份随北伐军北上，一直打到武汉。在国民党发起“四·一二”“清党”的血腥屠杀后，他撰写长诗《哀江南》痛斥***、汪精卫，后来流亡到上海，于一九三一年“一·二八”日本飞机轰炸上海时，牺牲在上海一家医院之中。祖父到广州参加革命后，无暇顾及子女，当时尚年幼的大叔，便由我父母负责养育。我父亲是低级职员，母亲一度当小学教师，他们一直把我大叔供养到成为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大学生。这张相片便是他刚考入大学不久的留影。

图2是我的大叔和他同学的合影。除了他们穿在身上的以外，我们可以注意他们两人中间，暂时搁在台阶上的礼帽。这张照片也摄于一九三二年，比前一张大约只晚几个月。由此可知五十多年前的大学生已经是这种“全盘西化”的装束。其实当时我大叔每月只有我父亲汇去的有限的钱钞，据说当时有许多大学生同他一样，别看走出宿舍这么“派头”，其实生活上是拮据以至于穷窘的。回到宿舍，那一身“行头”便要一一掸净叠好，细心加以保护。不知右边那位合影者如今安在？如果活着，该有七十岁了吧？是当今国内哪所大学里土木工程专业的老教授？不至于在“反右”、“文革”一类的“运动”中已经“自绝于人民”了吧？抑或早已成了蜚声海外并频频回国观光的“外籍华人学者”？中国大地上的知识分子啊，谁让你们那么早就着洋装、念洋书？你们的命运，引出多少令人扼腕的叹息？

现在我们看到了一张发黄的照片（图3），摄于一九三六年。是大叔和他的同学在钱塘江畔实习时所摄。当时的大学生也搞实习。他们起码不全是“精神贵族”。他们也从事直接建筑人类文明的劳动。现在仍在使用的黄河大铁桥和钱塘江大桥，就是由大叔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设计并指导施工的。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猖狂侵略，使他们不能有一张安稳的书桌。于是他们同济大学开始了辗转南迁。图4这张照片是师生们在逃难中所摄。他们一边南撤，一边仍旧开课，并且进行实习。倘若细心观察，可以看到这一组人之后的地面上，摆放着一些测量器材。左边第二人是个外国人，不难判断出，那是一位洋教授。同济大学是德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该洋教授多半是位德国人。当时德国正是纳粹当权，德、日、意已开始形成所谓的“轴心国”，妄图称霸全世界。这位德籍洋教授并没有回到“祖国”去为希特勒的纳粹政权效力，也没有留在上海等候“日本盟友”的到来，以便受到优待，而是风尘仆仆地随同济大学的抗日师生南撤，这就再一次说明了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中，对任何一类人都不能凭简单的逻辑去下统一的结论，而应当逐个了解和确认他们的价值。

大叔他们的南撤是极为艰辛的。据说是从广西绕道越南，好不容易才到达昆明。其中绝大部分路程是靠步行走完的。图5是他们在接近昆明时的留影，四个人脸上分别显露出疲惫（右一那位）、欣慰（左二那位）、乐观（左一那位）和沉思（右二的大叔）。那一代人终于走完了他们认为应当走的一段路。我们在生命的途中，不也常有类似的体验吗？美国有位哲人说：“应当坚信阳光之下无罕事。”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成立呢？

可是我的大叔没有与他的同辈人一起把人生的路走完。哥哥在随信寄来这些旧照片时，写了很长的一封信给我，信里披露说：“在大叔悲剧性的一生中，有一段重要的，也是唯一的罗曼史，那就是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护士l女士与他的热恋史。一贯严肃持重、沉默寡言的大叔，在偶然的机缘下与她结识，便完全被这个美丽的少女迷住了。他们的热恋持续了三年之久。一九三八年大叔与同学们及l女士等一起由上海经广西、越南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昆明，经过长途跋涉，大叔那运动员般的强壮体格也垮下来了。正在这时，l女士却又爱上了大叔的同学、知心好友t君。此人家里系湖南的豪富，l女士很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竟忍心抛弃大叔而投入t君的怀抱。最后的谈判，是三个人在一个公园的角落里举行的。l女士坚决表示弃大叔而就t君。大叔以友谊为重，表示礼让。但大叔当晚就因极度痛苦而饮酒醉倒。次日有同学开玩笑，赌谁吃‘冰籽’最多（‘冰籽’是一种用植物种子浸泡出的胶质物，当年是平民最普通的一种冷饮），他竟一口气吃了十碗，获得第一名。不久他就发病了，是猩红热。这种传染病在今天不算什么了不得的病，仅用青霉素就可以制服它。可当时缺医少药的旧中国，又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哪里去搞青霉素？大叔在医院中高烧昏迷，口腔咽喉渐次溃烂，不久便惨然长逝。这便成为我家历史上的重大悲剧之一。大叔去世，爸爸最为悲痛，甚至使爸爸在其后的年代里脾气变得暴躁、乖戾。爸爸当时已有我们四个子女，外加一个未成年的小叔（你还未出生），负担很重，但多年来倾力供大叔念书，一直念到大学，一心盼望他早日成业，没想到却突然在重庆得到从昆明传来的噩耗。爸爸与大叔极富手足之情。我犹记得在一九三五年我们全家由梧州经香港乘海轮到上海，船靠码头时，大叔在下面等我们。爸爸这个一贯以冷静内向、严肃持重而著称的硬汉子，竟也感情外露地欢笑着大呼：‘北强！北强！’一边对妈妈说：‘看到了，北强在那儿！’而一九三八年当大叔暴卒的消息传来时，爸爸回到家来，把电报往桌上一搁，只向妈妈轻声地说了声：‘北强完了！’然后进屋，碰上门，传出了一阵令人心碎的呜咽……我当时虽然只有十二岁，但却也懂人事，我所心爱的大叔、我崇拜的偶像死了。我简直难以相信，我哭泣不止，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哭，直至干噎……快半个世纪了，你这促狭仔儿！真讨厌，来翻这老段子伤心史干吗？心灵深处记忆单元库里封存过久，已然积满老茧的伤痕似乎又被你搔破了，使我一时心里又沉起了一种惆怅……”

哥哥的信使我的感情也波动起来。其实我与大叔的命运轨迹毫无重叠交叉。多年来我被训练只能为历史上和当今的伟人和英雄模范奉献我的感情，至少也只能为优秀的文学艺术家们塑造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所感染，然而我同许许多多的凡人一样，竟常常不能在这种训练中取得好的成绩。除了对历史上和当今的伟人和英雄模范产生尊重之感，以及对某些“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产生或爱或憎之情，我也常常为一些极为平凡极为琐屑的人和事摇荡我的感情和心绪。从大叔这样的没有业绩的早夭者，到一张发黄的照片，一片偶然发现的夹在书中的枯叶，雪地上的一行陌生的脚印，从高处望见的城市的万家灯火……乃至一条无名小河中那缓缓游动的鱼群等等，没有办法，我的感情无法一一纳入别人的“规范”。因而我抒发感情的文字也便无法一一符合某些“原则”。

大叔是在离大学毕业仅仅还有两个月的情况下突然患病去世的。他的去世使他来不及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更多的痕迹。哥哥在信中说：“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大叔的形象是高大完美的。他的个头儿在当时够得上称为挺拔健美。戴着近视眼镜，穿一身整洁的西服。他在高中及大学念书都极为用功，成绩优秀，总是名列前茅。他爱好诗文。由于爸爸的影响，他的文学根基也是坚实的。他更爱好美术，在漫画方面小有成就，在当时上海的漫画杂志上，曾发表过几幅作品，笔名刘田则（或田则）。他是田径运动员，又打得一手好网球（曾在上海某种全市水平的比赛中获得过银牌），还是游泳的好手，练就了一副肌肉结实、强劲有力的体格。当年我最喜爱的游戏之一，就是两手攀着大叔的手臂，两脚收起，让大叔提离地面。每当他毫不费力地玩这种举重游戏时，一臂上挂着我，另一臂上就挂着你大哥。他融强毅、俊秀、儒雅于一身，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唉！如果他还健在，且让我随想一番：就大叔的政治倾向而言，我以为他受祖父熏陶，再兼时代潮流的影响，至少是进步的。倘若他顺利地活到今天，肯定是一个高级工程师，甚至已经参加过武汉长江大桥及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及建造……”

哥哥比我大十六岁，和我并非一代人，因此我的思路同他的思路不可能重合。他对大叔用了“高大完美”这样的形容词，这只能引出我淡淡的笑。至于大叔的生活走向，我以为即使是进步的，也很难“肯定”他“倘若活着”会怎么样。他们“西南联大”最进步的左派教授吴晗，当时没有得猩红热，“顺利地”活到了一九六六年，但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不就把他打成了“老牌反革命分子”，而且毫不留情地吞噬了他的性命吗？中国的知识分子啊，你们真是命途多舛，只有当整个民族终于认识到你们的宝贵价值时，你们才有可能“顺利”起来，并且“肯定”有较好的共同命运……

其实没有必要从政治倾向上去分析我那大叔。他之早夭，是一场纯属个人感情范畴的爱情悲剧。从图6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与他所热恋的l女士。这张相片摄于一九三四年，到现在刚好过了半个世纪。不知l女士如今健在否？她还保存得有相同的一张照片吗？人的感情，又尤其是爱情这一种感情，是最微妙莫测的。哥哥来信中判断l女士是嫌贫爱富，所以弃大叔而就t君，我以为是根据不足的。她既然能将大叔和t君找到一起，三个人把自己的感情坦诚披露，并共商体面而妥当的处理方案，这应当说是相当文明的一种表现。我现在将她少女时期的相片公布出来，丝毫不包含谴责或讽刺她的意思。从照片上看出，她当年确实非常美丽，无论面容还是身材，乃至于气质和风度，都是值得男大学生们爱恋的。图7是她一九三七年撤离上海前的单人照，更显示出超过一般的风姿。她同那t君结合后，白头偕老了吗？在她嗣后的人生道路上，都经历了些什么样的风风雨雨？在那些雨丝风片中，她可曾偶然想起过我的大叔？她可曾愧疚？痛惜？遗憾？抱恨？……

岁月啊，你就这样匆匆流逝。留下一些越来越旧的照片。在无数的私人照相簿中，旧照片默默地诉说着无数的人和事，凝聚着不能忘怀的情感，埋藏着难以探明的秘密……

我知道，这一切都“不典型”。然而我们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竟都是“不典型”的。塑造“典型”是一种美学追求。忠实地记录“非典型”也是一种美学追求。人们可以通过“典型”认识世界，也可以通过大量的“非典型”认识世界。也许把二者结合起来，互为印证、互为补充，便能更全面、更立体、更准确、更深刻地认识世界。

所以在这个世界的信息交流之中，既可以出现伟人、名人、有代表性的坏人以及重大历史场面的照片，也可以出现凡人、不知名的人、芸芸众生中一员以及最普通的生活场面的照片，它们实在是各有各的作用，并互为作用。

你愿把你那私人照相簿中的相片提供给我们这个专栏吗？让我们共同来创造一种新型的信息系统，或者说是一种有新意的文体吧！

一九八五年夏写于北京垂杨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