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细雨霏霏的傍晚，来了个文静的姑娘访我。她自称是攻读计算机软件专业的大学生，正在准备毕业考试。

“我能给你一点什么帮助呢？”

我望着她。她坐在沙发上，姿态优雅而不做作，服饰新潮而不扎眼。我心想有关计算机软件一类的事本人可是一窍不通、爱莫能助。

“也许我能给您一点帮助呢！”

她浅浅地微笑着，让我吃了一惊。

原来，她是读了《收获》上的《私人照相簿》，觉得可以给我提供一些照片，供我写一篇新的文章。我自然非常感激。“不过，我搞这么个专栏，究竟有没有价值，还很难说……”嘴里这么说着，心里却在揣测她的动机。

“我完全不想从您的创作里得到什么好处。而且直到现在我也还没有跟家里的人说。说不定您的文章出来对我们还有坏处。不过我模模糊糊地从您已经发表出来的东西里感觉到，您的尝试是值得支持的……您写的不是小说，也算不上报告文学，也不像标准的散文……”

我感动了。一个搞电子技术的人使用“模模糊糊”这个语汇可非同一般。据说模糊数学实质上是最精确的数学，又据说模糊数学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基础理论之一。确认事物的模糊性恰恰是精微界定事物性质的前提。

“您能给我提供些什么照片呢？”

她呷了一口茶，依旧浅浅地微笑着。她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闲闲引出地说：“您知道张之洞吗？”

张之洞？我怎么会不知道！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

“八年前，我十五岁的时候，才知道我是他的第五代传人。”

我望着她发愣。我实在难以把眼前这位焕发着时代朝气的计算机学士（图34）与顶戴花翎、朝服袍褂的张之洞联系到一起。我记得在一本历史图片集里看到过张之洞正襟危坐的照片。

“你家还有张之洞的照片吗？”

“可以找一找。不过连我自己也觉得很滑稽。人真是个怪东西，他身上总流着一份祖宗的血。其实那个名叫张之洞的人和我有什么相干？我大学学的是理工，连写得有他名字的中国近代史也没有去看。”

“《辞海》上有他专门一条。你没查过吗？”

这位身上循环着张之洞（图35）十六分之一血脉的姑娘歪歪嘴角，“没查过。早该查查，对吗？可是太忙，有太多的事要干，太多的东西要读，就没有查。”

我为她遗憾。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应当立即补上这一课。我从书架上搬下《辞海》合订本，查到1086页，与她共读：

张之洞（1837—1909）清末洋务派首领。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时，由山西巡抚升两广总督，起用冯子材，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一八八九年调湖广总督。开办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筹办庐汉铁路，与李鸿章争夺权势。一八九八年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反对戊戌变法。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在帝国主义策划下，参与东南互保，镇压两湖反洋教斗争和唐才常自立军起事。一九〇七年调任军机大臣，掌管学部，有《张文襄公全集》。

读完以后我感到颇难消化。这位在世七十二年的人物自中年以后可谓轰轰烈烈、炙手可热。我脑海中卷涌的意识流里出现了前些天一位刚刚离休的老干部的面影，并响起了他用痰音发出的宣称：“我这就开始写一篇大文章，为‘洋务派’们翻案！”又浮现出某一本油墨尚香的杂志里同一页上跳出的字眼：“中体中用”，“西体西用”，“西体中用”……并且忽然冒出来王蒙诡秘的微笑，这是怎么搞的？！啊，对了，王蒙也是河北南皮县人氏……

我望望来访的姑娘，她只是耸耸肩膀，面部表情依然沉静。（图36）

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

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她又来找我，带来了一厚摞陈旧的照相簿。

她没能在她家找到张之洞的照片。她的曾祖父不是张之洞的长子，从张之洞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本来不会太多，更何况历史潮流的冲刷筛汰是那样地猛烈，因而她家的旧照片所存有限。她也没找到家谱，并且她家起码在几十年前就散失了《张文襄公全集》，也没有后来铅印出版的《劝学篇》或《书目答问》。她刚刚知道经常被人们提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著名主张是由她家高祖提出的。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从她所带来的私人照相簿里，我们还是能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连续性痕迹。

现在我们来看一张与世纪同龄的照片（图37）。照片上是张之洞的一位儿媳同他的两个孙子。张之洞的儿媳数目当然大大超过儿子的数目，照片上的这位媳妇据说是他儿子张焌的原配。照片上的三双眼睛都紧张地盯着镜头，这说明虽是在主张“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家里，拍照片这类“奇技淫巧”也还属罕见。值得注意的是照片右上角呈现出墙上条幅中最后一个字：“禅”。在那个西方文化开始粗暴地撞击中国固有文化的岁月里，几乎所有的官僚和文士都在迷惘惶悚中更紧紧地拥抱着所谓“禅理”，以求得内心的平衡。有趣的是当西方文化本身渐次陷入危机时，不少西方人士却又惊喜交加地从中国禅宗的“见性开悟”中找到了“西方的黎明”。张之洞以后的时代，便是中西方文化“双向逆流”方兴未艾的时代。不过，中国长期是“入超状态”。

一九〇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殡天”，患恶性痢疾的慈禧太后在前两天已安排好只有两岁的溥仪登基继位，在得知光绪确实死于自己之前这一信息后，才咽下了她最后一口气。张之洞本是可以在溥仪一朝继续擅权的，但一九〇九年他也一病而亡。“树倒猢狲散”，张之洞的钟鸣鼎食之家瓦解了。现在我们得到的私人照相簿属于他众多儿子中张焌这一支。把张焌的遗像（图38）同张之洞的遗像对照，我们可以看出父子两人面貌酷肖。但张焌的洋装与张之洞的官服却划分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据说张焌也曾厕身官场。这多半是张之洞的苦心安排。张焌一度当过山东监运使，又当过湖南税务局局长，都是美差。但同许多名门世家的子弟一样，他却渐渐生出一种强烈的厌恶政治、鄙弃官场的心理。凭藉着张之洞在世时所提供的当时最好的学习条件，他“中学”、“西学”均有较高水平，于是他后来成为了复旦大学的教授。

这是不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政治家的后代中倒是厌倦乃至厌恶政治的子女更多一些。

官初罢后归来夜，

天欲明前睡觉时。

起坐思量更无事，

身心安乐复谁知？

真能产生这类心境吗？

高卧深居不见人，

功名抖擞似灰尘。

惟留一部清商乐，

月下风前伴老身。

怕也说得过了头。但人的感情、心绪确实是复杂的，比如溥仪之父、统揽大权的摄政王载沣，也曾把“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悬挂于壁，表露出内心中厌倦政治和权力的一面。

虽然当了教授，张焌的生活比起当官时可是清苦多了。抗战时期，他在西南联大往湖南写信，字里行间流泻着他对孙子的关怀和期望，我们无妨读读遗留至今的三封“示孙书”：

其一

运道孙儿知悉：

前接汝七月七日来禀，知汝放假回家，正深欣慰。因昆市连遭空袭，故未即覆。昨接汝父来信知汝不慎肺部受伤颇剧，令我忧灼。不知现状如何？以后如在外遇有不幸之事，回家应立即明白禀告父母，不可稍有隐瞒，至要！刻下不必读书，可在家中休养一年半载。寒假时可请长鸣妹到家为汝稍加补习功课，她文字俱佳，备受艰苦，立志向上，汝能爱戴她，于汝必有益。小妹高小考第一，免试保送联大初中，尚未开学，并告。

祖父字八月二十五日夜其二

运孙知悉：

十二夜来信，我已阅悉。汝考入修业小学，我甚喜欢。曾祖母必定更喜欢。汝在家要听大人教训，在校要听师长教训。对于同学要亲爱要和气，不要打架，不要吵嘴。早起早睡，饮茶吃饭，穿衣走路，要有规矩。要爱洁净。不要乱说话。不要乱闹。先生教的功课要把它做好。汝都知道吗？

祖父字九月二十三日其三

道孙：

汝身体好吗？二学期功课成绩好吗？我每月为汝储蓄五元钱，因物价激涨，同人要求停止继续箱理，自三月起已一律提出来，兹交中央钱行汇去五十元，汝可收存应用。我自到云南来，晃晃已有四年了，劳心焦思，精神日渐衰颓。二姑在成都齐鲁大学，因系教会私立学校领不到贷金，三姑在联大，以我在此地身份也不能领取贷金。我与祖母外还要供给四个人的教育费、膳宿费、衣服书籍费。每个人的伙食费，就在二百元以上。我的薪金及米代金等，不过千元以上。我每顿饭不过一样蒸鸡蛋，一样小菜，一碗淡盐汤。汝祖母在乡下，自己烧饭吃，生活过得如此之苦，总是支持不来。你们想不至如此之苦。可是银行待遇较佳，一般行员，守本分者少，只知吃喝嫖赌，所以犯法被控告、被开除、被看管的，日有所闻。汝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孩，我本不愿向汝说这些话，但是环境如此不好，风气如此之坏，又不能把汝带在我面前，只好叫汝心内明白，立意为人不要学坏样。附去报纸内面的物价表，汝看比邵阳还是高还是低呢？不说了。

祖父字八月十一日从第二封信里可以看出，彼时张焌的儿孙一大家子大约仍住在湖南祖宅中，而张之洞的一位夫人（信中提及的“曾祖母”）尚健在。从第三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儿子已然失望，因此对孙子的期望便变得格外殷切。

张焌至今仍有许多洋装照留在后人的私人照相簿中。几乎每张洋装照上都有他墨笔自题的上下款，发散出一种中西文化合璧的气氛。

据说张焌未到抗日战争胜利便溘然长逝。下面我们要勾勒出他的长子——张之洞的第三代——的另一种色彩的命运。

我们看到了一张发黄的定亲照（图39）。在一盆象征长寿与富贵的万年青两边，分站着貌合神离的一对青年男女。那第三代的张公子大概并不满意他的第一次婚姻。他在这张合影中显得如此矜持，但我们在另一张篮球运动员打扮的单人照（图40）上，一眼便能看出他的活泼与热情。当然，在半个多世纪之前，身为银行的高级职员，有着如此的“全盘西化”派头，确实也标志着他的“高等华人”身份，并显示着“人生得意须尽欢”的心态。

在这里我们还要插入一张他的妹妹当年参加大学女子排球队的照片（图41）。这些亭亭如莲的女排球手们，后来星散何处？尚有几人在世？我们除了感叹“浮世本来多聚散，红蕖何时亦离披？”是不是也可以从中悟出一点：毕竟是晚清的“洋务派”们，把包括西洋体育在内的泛西方文化率先引进了中国。一八九四年（光绪十九年）湖广总督任上的张之洞在武昌创办了“自强学堂”，最初雄心勃勃，开设了方言（即外国语）、算学、格致（即物理和化学）、商务四科。草创这类“洋学堂”自然困难重重，不久格致、商务两科便被迫停办，仅致力于方言一科，分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四门，故学堂本身后来也便被称为“方言学堂”了。当时的学堂已引进了西洋式的体操，足、篮、排等球类竞技于何时引进，准确的时间说不准，但它们是首先在“洋学堂”里普及开的，则无可怀疑。

如果这位张之洞的孙子仅只是喜欢球队运动，他的命运也许倒不至于那么样地富于戏剧性。但他对快乐的追求实在是太多样化了：宴席、郊游、影剧、清谈……而最不能遏制的，便是情欲的满足。从他留下的一幅“游春图”（图42）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尽情享乐时的排场，但同时也可以看出纵欲所造成的虚弱与疲惫。

张焌的追求和命运，在名门之后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由对政治的厌倦而走向隐退和恬淡。

张焌的这位长子的追求和命运，在名门之后中不消说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于长辈把他们的一切都安排好了，他们可以坐享其成，因此他们对政治不是厌倦而是无知，他们在世态翻覆中不是明哲保身而是及时行乐。他们的命运往往是始于喜剧，终于悲剧。

把人和事分成类而加以分析，往往不能洞见人性的复杂和世态的深髓。面对着私人照相簿上的一张张面孔和一个个场面，呈现于我们面前的信息是那么具体，那么生动，我们得向人生和命运的深处探秘。我们会因此而觉得文学虚构的多余与展开渲染的幼稚。

我们看到了一张大约拍摄于抗战胜利后的夫妻合影（图43）。男方还是前面的那一位，女方却已然是另一人。

单以面相而言，这位新夫人不仅绝不妩媚，也不够喜幸。甚至可以从对比中做出这样的判断：女方的年龄要高于男方。

然而这幅照片却是真正的爱情的见证。

人到中年以后，张之洞的这位孙子在情欲追求中也趋向于成熟—他更多地看重情，他觉得该把自己一颗骚动的心，驶进一个温暖而安谧的港湾了。

他是在妓院中认识她的。她地位低下，处境窘迫，算不上美人，还有几分村气。然而他从她身上发现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非常值得珍惜的东西。这种东西是他几十年锦衣玉食的生活中所欠缺的。他用重金赎出了她，并娶了她。

一年过又一年春，

百岁曾无百岁人。

能向花中几回醉？

十千沽酒莫辞频！

他原本就是个享乐主义者，现在从物欲中发现了真情，自然更觉得鱼游春水般畅快。

像他这样的名门之后，长期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对政治一窍不通，因此，当时代的潮流汹涌澎湃，席卷到每一个角落，冲激到每一个社会成员，并使整个社会发生巨变时，他是毫无精神准备的。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他对新中国性质的无知达到了令人发噱的地步，恰恰在这个时候，他觉得自己对情欲的追求可以更加无拘无束。于是，他换上了“解放装”，学会了新名词，爱上了一位年龄同他儿子相仿的姑娘，他也让她穿上当时最时髦的女式“解放装”（当时称为“列宁装”），并戴上当时最时髦的“解放帽”，他纳她为妾，并同她拍出了全然“新派”的照片（图44）。

真是只有名门之后才能闹出这样的笑话！

解放了的时代很快便给了他一记重重的耳光。《婚姻法》宣布了他纳妾的非法，接收后的银行认为他并不能胜任新时代的工作，而儿女们一经投身革命洪流之后，也都对他以往的寄生、半寄生式生活明白地表示出鄙夷与批判，直到他终于明白自己在新社会中全然是一枚废物时，他才遍体清凉下来。真是“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新社会必须消化掉他，他必须适应新社会，于是他成了百货商场门口自行车存车处的看车人。

真正伴随他直到他临终咽气的，还是那位从风尘中出来的妇女。她究竟是爱他，还是起初感激他，后来怜惜他？谁说得清呢？当他沦落到存车处以后，他才真正懂得了她那颗饱经蹂躏的心的善良与宝贵。他一度纳那小姑娘为妾，也是对她的心的蹂躏。可是她终于还是原谅了他。她并不觉得生活水平的降低有什么了不起。她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不仅为他，也为他的后代——她做饭、洗衣、采买、拾掇，还把两个孙女儿从小拉扯到大。

他们两口子光凭看守自行车和儿女给予补贴还是过不下去的。他们就陆陆续续地卖家里的东西。从解放初一直卖到一九六六年夏天以前。这也是名门之后的一条典型的谋生之路。先是卖首饰、古玩、字画，然后卖估衣、家具和零碎物器。张之洞当年精心收敛的传到他们手中的东西，便这样渐次地星散各方。

张之洞的这位第三代传入于一九六九年默默无闻地因病死去。街道上并没有人知道他是张之洞的孙子，他早已沦落为绝不引人注目的自行车存车处看守，因此无论是“红卫兵”还是街道上的“革命积极分子”都没有过多地找他的麻烦，比起一些当年革张之洞所效忠的清王朝命的烈士们的后代来，新的“革命”对他相当客气，而有的那样的烈士后代，却惨死暴殄于“文革”之中。

这位张之洞的孙子本是极爱照相的，但当他沦落以后，他却几乎不再照相。这倒不是他丧失了照相的经济能力。他是丧失了照相的乐趣。但他并没有丧失以往所有的乐趣。比如吃香的喝辣的这一乐趣，他就简直没有放弃过。每当手里有了一点钱，他便兴致勃勃地去到知名的饭馆，非常内行地点上几个名菜，美美地享受一番。这也是许多名门之后的共同特点。而且这恐怕也是汉文化在这类准知识分子心灵中最坚实的积淀。我们可以从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中看到关于这种心态的淋漓尽致的描绘与剖析。

他的儿子——张之洞的第四代——却使这个家族发生了一次质变。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我们可以看到张之洞这位重孙的一张童年的照片（图45）。他装扮成空军驾驶员的模样，坐在照相馆的一架飞机模型里。毕竟他是成长在抗日战争的时代气氛之中。这种同仇敌忾、抵御外侮的时代气氛，不可能不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播下健康向上的种子。我们又可以看到一张他与小学中的“童子军”友伴的合影（图46）。那时他才七岁，可是已经成了“热心募集慰劳抗敌将士物器的学生”。

他的父亲，前面说过，基本上是个不问政治的享乐主义者。但这位享乐主义者却并没有卖国求荣的倾向。从根本上说，张之洞尽管反对清时的革命党，并与入侵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时有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表现，但他恐怕还不能算是一个卖国贼。过去我们比较多地强调“洋务派”对抗维新派和革命党的一面，其实“洋务派”何尝没有对抗外国强权的一面。张之洞明确表明，他的“中体西用”说，目的便是“御夷图存”。

在整个民族为生存而奋斗的气氛中成长的这位名门的第四代，当他长到十九岁时，他对自己的生活道路作了一次严肃而坚定的抉择。

下面是保存至今的一封家信：

爹爹：

继着小叔的路我也走了。一个星期来，我曾多方面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中学总算告了一个段落，下期想跟着就升学一定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同时我这样闲着待下去，的确不是一个办法，我愧对那许多已经流了自己的血去换取革命果实的革命先烈。虽然我现在生活得很舒服，但内心却很痛苦，我不应该再在这享乐舒适的小圈子里混下去了，我应该去跟那些广大可爱的受苦的人民在一起，这次的走对我也许是一个考验。

您爱我，因为我是您的儿子，但希望您把这爱推及广大受苦的人们，现在革命事业正急需要我们贡献一份力量，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应该为美丽的祖国及后代而奋斗。您也许不会了解我这些话，更可能嘲笑我是傻，但现在社会正需要多一些我们这样的“傻瓜”。

那里有我们很多伙伴，生活也许会很苦，不过只要我们是有目的而带着真理去的话，也许能熬得过的。一切请您放心。如果没有为真理及革命事业而牺牲的话，也许还能再见，那时我们一同共庆胜利。书不尽意，祝好并问候奶奶，珍婶，瑞姨，表伯，干爹、妈，潘伯父、母，惠姐，刘主任，四姐，夏妈及能了解我们的——表伯奶奶。

您的儿子叩上于走的即日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八日从最后需要问候的一大串名单，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位名门之后迈出这一步的不易，牵制着他的家庭力量是强大的，然而他毅然地离家出走，投奔中国人民解放军去了。

“虽然我现在生活得很舒服，但内心却很痛苦。”这是许许多多名门之后的共同心绪。这种心绪反映出个人处境同时代精神之间的巨大矛盾。但一个又一个的名门之后像这位张公子一样，毅然地迈步投向“受苦的人民”。这说明循环在人们体内的血液出自什么血统实在不值得深究，不是血统造就着人，而是社会环境造就着人，时代精神更改造着人。

下面我们看到了这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飒爽英姿的单人照（图47）和喷溢着勃勃朝气的与战友合影（图48）。在后一张照片中我们可以注意一下他的特殊身姿神态，一方面他的拢袖偏头显示出以往少爷生活的残余习惯，另一方面他那欣慰与严肃交融的表情也显示出他已平服了往昔的内心痛苦。

呵，青春，像鲜花怒放般的青春！我们现在看到了他二十七岁时的照片（图49）。这时他已是一个部队文工团的歌剧演员。他是幸福的，因为他在青春期里能将自己的聪明才智比较充分地发挥在自己所选择的事业里。我们看到了他在新歌剧和黄梅戏中扮演完全异趣的角色的剧照（图50）。

在他家私人照相簿里残留至今的舞台照中，《甲午海战》谢幕时所摄的一张（图51）自然是最珍贵的，因为那上面有***和陈老总。《甲午海战》这出戏里的李鸿章是个十足的反派角色。“洋务运动”在这出戏里自然是被全盘否定的。张之洞出山晚于李鸿章，作为“洋务运动”中的“后起之秀”，他与李鸿章是有矛盾的。不知如果将李鸿章与张之洞的灵魂唤来观看这出戏，两个“洋务灵魂”会作何感想？上演这出戏和拍摄根据这出戏改编的电影《甲午风云》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在今天这样一个空前开放的时代气氛中，如果重新创作这一题材的作品，是不是会有完全异趣的面貌呢？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有它的代表作，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最能传达出其时代精神和美学时尚的代表作便是首演于一九六四年国庆十五周年的大型歌舞《东方红》。

张之洞的这位重孙在《东方红》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他扮演的是抗日战争中的流亡教授（图52）。不知当他扮演这个角色时他是否联想起过他的祖父张焌。更多的可能性是他根本没有往自己的家族上去产生哪怕是一星半点的联想。因为恰恰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狭隘到极点的“阶级论”即“血统论”开始甚嚣尘上。他还是尽量忘掉自己的出身为好。

“文化大革命”来了。这场革文化命的运动自然也没有放过部队的文工团。一向秩序井然的文工团陷于极度的混乱。一向平和相处的战友分裂为不共戴天的两派。这位怀着美好愿望和战斗激情的名门之后不可能不卷入两派斗争的漩涡。但是，他却不幸“站错了队”。正确的位置据说应是站到支持黄永胜、吴法宪、李**、***的这派一边，实际上也就是站到***和叶群一边。倘若他“站对了队”，也许不会有人来追究他的出身，然而一旦“站错了队”，他的出身当然只能是使他罪加一等，于是他很快便被排挤出了文工团，甚至一度勒令他回到原籍——因为张之洞曾任湖广总督，坐镇长沙，所以要他带着全家回到长沙。

十年一觉“文革”梦。梦醒之后，文工团对立的两派中的多数重新遇合时，真是欲悲无言，欲悔无辞。究竟谁站错了队？怎么谁也没从“文革”中得到真正的好处？“站对”和“站错”的双方都丧失了最好的年华，中断了原有的艺术生命，留下的只有无尽的怅惘和痛苦的反思。

我们看到了一张刚洗印出来不久的剧照（图53）。这张剧照后面有这样的题词：“一九六二年排演歌剧《三世仇》，饰演李老汉，赴福建前线演出。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九日文工团建团三十五周年纪念日团聚时，何茂田同志洗赠留念。”这短短的题词中，包涵着多么丰富的人生滋味！

昔日的照片可以重印。青春呢？年华呢？率真的心境和纯朴的人际关系呢？

现在张之洞的这位第四代人物也已逼近了老年。他的两个女儿，张之洞的第五代，开始走上了与他又不相同的生活道路。昔日名门的风习在她们身上不存一点余迹，她们既不为自己祖先进入现代史和《辞海》感到自豪，也不为此感到屈辱。

“他是他，我是我。”来找我的那位姑娘睁着明亮的眼睛，沉静地对我说“我知道现在史学界有一些争论，有的人主张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采取比较肯定的态度，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也主张不要一棍子打死，对张之洞这个人也主张多考察一下他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可是对于我来说，无论这场争论朝什么方向发展，都同讨论陈**或者恺撒大帝的功过一样，没有什么更能吸引我的，也不可能牵动我的感情。您别忘了，我是搞电子计算机软件的。也许有关美国加州‘硅谷’的争论对我更重要一些，更有吸引力一些……”

“可是你还是热心地来给我提供了这么多你家的私人照片……”

“因为我朦朦胧胧地觉得旧照片也是一种文化，应当让它们获得流布和被剖析的机会……”

是的，旧照片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或者换句话说，旧照片是往昔人类文化的最明确的见证。照片所提供给我们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真实，而是准确意义上的逼真。

现在我们看到了一帧张之洞这个名门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家族合影（图54）。他们当年拍照时眼睛都望着镜头，现在等于是都望着我们。对于他们，我们能知道些什么？我们能理解他们、宽宥他们吗？

他们的命运并不相同。

前排左一，是张之洞的一位孙女，解放后她是一位中学历史教师。当她在课堂上讲到“洋务运动”，提到张之洞时，她内心里漾着怎样的波澜？究竟什么是历史？那些循环在我们血液中的东西，积淀在我们心灵中的良知与善恶，是不是历史？我们裁判着祖先，审定着过去，可是我们难道不该也审一审我们自己？……

前排左二即前面提到的那位从风尘中来的善良妇女。她的丈夫就站在后排正中间。她成为这个名门大族中的一员，实在是偶然的因素居多。她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她记忆中的亲人只有一个哥哥，哥哥是个鞋匠，染上了吸鸦片烟的嗜好，骨瘦如柴，性情粗暴，正是这个哥哥，将她卖入了烟花阵中！我们可以参看另一张她当年的单人照（图55），她的脊背腰肢明显的有些畸形，她过早地便承受着人世的罪恶与苦难。

但是她在这个名门大族中生存过来了。她没有沾多少光，却献出了自己所有的血和汗。给我送照片来的姑娘讲到她的这位奶奶时，沉静的神情一变而为激动，她说：“在我们这个家族中，我最爱的就是奶奶。其实她身上没有一滴张家的血，并且她自己也不曾生育。她把我和姐姐从小带大，她给我们讲过许多许多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内容我大都忘记了，可她讲故事的神情，她的一双眼睛，却好像刻在了我心上一样……她教会我同情别人，尊重自己，并且在任何坏运气面前保持镇静。我记得，那已经是‘文化大革命’快收场的时候了，忽然邮递员给我们家送来一封信，是写给奶奶的，奶奶一看就哭了。原来，那是她哥哥寄来的。三四十年来，这个哥哥终于打听到了她的下落，给她写了信。她哥哥在信里忏悔了过去，说自己身体彻底垮了，快死了，要在咽气以前请她原谅……我和姐姐弄清楚她的身世以后，都恨她的哥哥，都不让她原谅，可是她还是原谅了他，原谅了那个打过她掐过她卖过她的哥哥，奶奶教会了我们原谅人，原谅那些有罪可是知罪忏悔的人……”照片上前排当中的老太太是张焌的夫人，但却又并非她身后那位的生母。她怀抱着张之洞的一个曾孙。她直到一九七一年才谢世。

前排左四的妇女被这个家族的人员统称为“秋姨”，她是这个名门第三代一位夫人的陪嫁丫头。这不免令人想起《红楼梦》中的平儿，以及“周瑞家的”、“赖大家的”乃至于“林之孝家的”和“王善保家的”。只有名门中才会出现这类身份的人物。据说解放前夕张家人给了她一笔养老费，她定居南京，嫁人生子，可谓“桃花流水窅然去”。如今不知所终。

前排右一是张之洞的一位重外孙女，当时还在上学。时过境迁，这张照片的保存者也说不清她后来的命运轨迹了。在我们的私人照相簿里，常有这样的影像，他或她同我们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因此他或她永远在我们观览照相簿时对着我们沉思或微笑，但是我们早已不知他们的去向，甚至难以说清他们的姓名。私人照相簿啊，你里面包含着多么丰富的人生之谜！

照片上后排左一是张之洞的一位曾孙，他后来的命运也搞不清楚。左二是张之洞的一位孙婿，是一位高级会计师，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历经坎坷，近年来退休后又被聘到大学任教。左三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张之洞的孙子，左四是另一位孙婿，他一直在教育界工作，“文革”中被捕入狱两年。令人感慨的是他之遭受迫害倒并非是受张之洞这样一种家族背景的牵连，而是因为他同“现行反革命分子”严慰冰即陆定一夫人曾经同学。后排右一是张之洞的另一孙子，他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拍照时是国民党空军的军官。他在“文革”中因自己的“反动历史”被关了七年监狱。

我们在这里不想也无权对照片里的这些名门之后加以褒贬臧否，但是我们不能不想到“时代·社会·人”这样一个严肃而沉重的命题。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到哪里去？

有没有命运这个东西？

人是命运的主人，还是命运的奴隶？

人怎样把握自己的命运？

还要请大家来看这个家族中一员的照片（图56）。这个眼神严肃得过分的少年，是张之洞众多孙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的年龄甚至同后来成为部队文工团演员的那位曾孙相近。从前面所引的一封信可以知道，他是这个家族中最早一个投奔到革命队伍中来的。他心中一定激荡着更强烈的追求真理和与“穷苦人”认同的情绪。没有人强迫他，他是绝对自愿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据说他还参加过解放南部中国的战斗。

但是一九五七年以后，他突然沉沦了，他被送到东北兴凯湖劳改。是他经受不住革命的考验，自甘堕落，还是当时的革命发生了偏差，不能包容和消化他这样的人物？或者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抑或还有其他的种种因素？也许有人会认为这是一部中篇乃至长篇小说的题材，但是离开了翔实可靠的材料，难道仅仅通过想象和虚构，就能完成对这样一条生命的探索？

他曾是年龄上属于同一代的那个侄儿的引路人，他的这张照片便是在离家出走前留给他的侄儿的，他那在文工团当演员的侄儿在他沉沦以后到底不能忘怀他，于是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以后，终于写信到劳改部门去询问他的具体下落，想取得联系，以便在他小叔陷于人生中最痛苦的境地时，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他以心灵的慰藉和再生的勇气。

不是没有得到回音，而是得到了劳改部门的正式、明确的答复：查无此人。

北风日日吹过兴凯湖宽阔的湖面，湖波涌荡着。也许兴凯湖知道？也许湖波知底？这一切毕竟都已过去。最后我们展示出一张最新的照片（图57）。除了第四代的父母和第五代的姊妹花，还有一位老奶奶，她不是张之洞家族中的成员，她的老伴曾是“紫竹林”湖南饭庄跑堂的，后来同前面提到的那位张之洞孙儿——晚年在自行车存车处当看守的，结为了莫逆之交。现在两个老头都已去世，她还常到张家，并且俨然成了他们的一位过往最密的亲戚。

人们就这样地重新组合着自己的关系。人们归根结底并不属于生理学上的血统，人们属于社会，属于时代，并且属于他自己。

人们到处生活。人们拍摄生活照。人们设置私人照相簿。人们在一天天地变得开明，变得聪慧，变得善良吗？

但愿如此！

（注：本章内的照片除张之洞像外，均系张露同志提供。）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四日写于北京劲松东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