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小玲回到离别了一年多的洛舍小镇。

河水缓缓流淌，小镇容颜依旧。在这里，她却不再是朱小玲了，而是原来的那个信珠姑娘。

全家人为她的死里逃生，抱头痛哭，悲喜交加。我开明的外公以朱家一向的豁达，接纳了这个宝贝女儿，连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抗战也好、革命也好，都是要掉脑袋的事情，既然把脑袋保住了回来，实在是菩萨保佑的万幸了。

她迈入“朱万兴”的门槛时，神情晦暗、形同槁木。见着众人和爹娘落泪，她言语木讷、茫然无措。愣愣地望着客堂间墙上挂着的一把油纸伞，猛然呜呜地哭出声来。只有她心里知道，她的眼泪，是为了贾起。

她因此大病一场，一连三个月没有下楼。

冬天来临，她整天蜷在床上养神，或是歪在躺椅上，把两只穿棉鞋的脚，搁在暖暖的铜火笼上烤火，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着一些旧书。

楼梯吱吱呀呀地响，响得很轻。她听出是她母亲的脚步。我的外婆用湿湿的大手抓着一封信走进来，在她面前扬了扬，问：你在莫干山又认识啥个人啦？自从家里花了一大笔钱，把她从天目山保释出来后，她母亲对这个不安分的女儿，始终处于高度的警惕状态。

她当着母亲的面撕开了信封。从信封里滑出一张大大的照片，翻着面落在她的脚边。有四寸吧，她想。可这会儿，还有谁会给她寄照片呢？

她随便瞄了一眼。只一眼，她便觉得人忽地晕了。

——那是一张三人合影，左边那个美丽而熟悉的女人，竟然是三年来无影无踪的裴嫣。她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昔日那明朗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而她身边的那个男人，相貌堂堂，两道粗黑的剑眉有些得意地上扬着，刚毅的嘴角抿着几分自信。我妈妈拿着照片的手微微颤抖。她看见照片的背景，也就是他们身后的那座屏风上，竟然悬挂着一个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徽。

外婆凑过身子来看，看了正面又看反面。她说：喏，这照片后面还有字哩。妈妈问：啥个字啊？我外婆念叨：——小玲：这就是我们分别三年后的一番景象！外婆说：这字，还写得蛮秀气的哩。这是啥人？没听你说过……

她抓过信封使劲抖了抖，信封空空，没有片言只字。

我妈妈抓过被子，一把蒙住了脑袋。

她浑身发冷。冷得彻骨铭心。她在被窝里蜷成一团，索索发抖。

……裴嫣结婚了裴嫣真的是嫁了人原来那些传闻都是真的裴嫣真的不革命了裴嫣不当共产党了裴嫣裴嫣你嫁人归嫁人干吗要嫁给一个国民党的官僚呢就写这么一句话还挺理直气壮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呵你嫁了国民党那我究竟还是不是共产党这回可全都乱了套啦……

她的脑子里一团混乱，一塌糊涂。

被窝里闷得她喘不过气，她掀开被子翻身坐起。柔软的丝绵被从她的膝上滑下去，被面上一朵娇艳的粉色荷花，从昏暗的床榻上浮游出来，亮得晃眼，又渐渐顺水漂去……

天目山的记忆已变得十分遥远。那床扯了一个大洞的又硬又薄的棉胎，曾发出灼目光斑的棉胎，温暖过她心底最初的革命幼芽的棉胎，已成为一块丧葬的黑布，覆盖了她少女时代曾经崇拜的偶像。

裴嫣和那个男人，想必是盖着丝绵被了。

至少，她自己是重新又盖上丝绵被了。

命运也许是同她开了一个玩笑——蚕辛勤地吃着桑叶，然后一口一口地吐丝，结了茧，却把自己缚在了其中。

在这里，作为插曲，我想不妨先讲一点有关裴嫣嫁人的事情。否则，我妈妈和裴嫣的这段情谊不了，朱小玲的故事也就不能顺理成章地发展下去。必须等到她和裴嫣正式分手以后，我妈妈才有可能重新选择自己的精神出路。

那些日子，我妈妈被那张照片所刺痛，在烦躁惊愕的心情之下苦挨了些时日。当时，由于杭嘉湖水乡特殊的地理位置，洛舍也成为抗战中各路游杂部队的拉锯地带。兵荒马乱中，洛舍镇上的大户都已纷纷外出避难，镇上的人，早在几年前，就推举我德高望重的外公当了洛舍镇的镇长。外公行事公正、人缘颇佳。每天天一亮，他就早早起身，端着一壶热茶，到镇上土地庙里的镇公所去办理公务。她父亲曾对她说，洛舍是天下难得的好地方，若因战乱毁于一旦，他是死不瞑目的。所以朱春谷先生一直煞费苦心地周旋于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之间。还常常拿出自家店里的进项，去应付四面八方的客人和麻烦。每年都出资给镇上的学校，好让孩子们继续念书。很多年以后还有人说，朱阿公真是洛舍人头上的一把伞，晴天遮阳，雨天挡水，亏了他，抗战八年，洛舍镇上房子没烧几间，人没死几个，还保释过好多被捕的进步分子，洛舍人到他死后多年，还念及着他当年的恩德……

那一天，恰好他的一位老友和夫人，要去莫干山后坞一位名医处求治，他见信珠整日愁眉不展，想让她出去散散心或许会好些，便托了他们二位，让她陪去。她听了心中暗喜。因为当时的武康县政府在莫干山，她说不定能在莫干山找到裴嫣的丈夫。她已打听到，裴嫣的丈夫名叫姜弘任，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此时任浙西反敌行动团团长。无论如何，她只要见到裴嫣，一切自会真相大白。

然而，那次同裴嫣的见面，却是她继贾起死后，又一个伤心欲绝的日子。

她好容易在莫干山附近找到裴嫣的住处，想给裴嫣一个意外的惊喜。但她想象中她们热烈又悲切的重逢场面，却竟然根本没有出现。裴嫣显得十分冷淡。她不提过去也不谈现在，甚至不问朱小玲这几年在干些什么。她似乎对已往的一切都失去了热情和兴趣。她始终逗弄着那一岁多的儿子，一边说小玲你呀你呀你也该收收心，成个家了吧。

委屈的泪水一下子涌上了我妈妈的眼眶，她两眼发直，呆如木鸡。当年天目山上那个革命的偶像，同面前这个雍容华贵的官太太，已是判若两人。她甚至怎么也无法将那个裴嫣同这个裴嫣叠合成一体。

她终于想起来问了裴嫣一句话：

你爱这个姜弘任吗？

裴嫣点了点头。

爱他什么？

爱他漂亮。裴嫣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妈妈无言以对。

长久的沉默之后，裴嫣似乎有点过意不去，总算是给我妈妈讲了她嫁给姜弘任的经过。她三言两语讲得肤皮潦草，但在我妈妈听起来，却是惊心动魄。

自从那年夏天在天目山分手之后，裴嫣就回到浙西孝丰她的伯父家，在那一带从事地下工作。但她尚未来得及派人去同朱小玲联系，就在1940年12月被捕。那是皖南事变前夕，由于孝丰接近皖南，局势十分紧张，裴嫣已被特务跟踪，于是组织上决定让她即日撤退，在一个小村子里待命集合。然而那领队的负责人，却因自己的爱人迟迟未到，担心待在村子里惹人注目，叫大家分头回家隐蔽，等候通知。裴嫣无处可去，只好回到她伯父家，一到家就发现自己已被守在门外的特务四下监视。她苦于插翅难飞，无奈之下，自作聪明，让她在当地颇有名望的伯父，带她到县政府去，说她要去浙东读书。这种把戏当然骗不了县政府。县长当即就把裴嫣扣留起来，交给反敌行动团团长姜弘任去审讯。姜弘任提审裴嫣，见她才貌双全，可谓一见倾心，审问时就狠下了一番工夫，以获得她的好感。裴嫣见姜弘任不仅一表人才，温文尔雅，而且在所谓的审讯中，他又从不逼问她什么，还明显地向她暗示了他的同情，流露出进步的倾向。裴嫣对他即便不是一见钟情，也慢慢动了心。再加上县长对她伯父晓以利害，软硬兼施，希望能暗中撮合她同姜弘任的婚事。裴嫣就面临了人生的第二次选择。

我最初是想，我嫁给了他，他的身份就能保护我了。裴嫣平静地说。假如他真的爱我，以后我可以策反他，同我一道参加革命。所以那段时间，我不能同外界联系，也不能找你，以免暴露。

那后来呢？我妈妈傻傻地问。

后来……后来就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牺牲惨重，我觉得没希望了。我同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我带他去找谁呢？再说……再说，那时我发现自己是真的爱上他了。他有学问，人很正派，待我也很真心。其实我心目中理想的男人，就是像他这样的人。我……我离不开他了……我没有办法。

朱小玲长长地吁了口气，她对裴嫣伟大的爱情产生了一种怜悯。怜悯之后，却又涌上一阵寒栗和恐惧。假如爱情真是如此的不可抗拒，她以后遇到爱情的时候，她也会像裴嫣一样么？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那次撤退，没让我走掉，结果是再也走不成了……这也许是命中注定……裴嫣的眼神很茫然。

回德清洛舍的时间快到了，我妈妈站起来告辞。裴嫣没有挽留。

走到门口，我妈妈停住了脚步。她没有忘记最后问裴嫣一句话。为了这句话，三年来她历尽千辛万苦，走遍了浙东浙西，期望着裴嫣兑现她的许诺。如果今天她不弄清楚，也许永远也没有机会了。

她说：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裴嫣把脸转过去，躲开了她的目光。她苦苦一笑，低声说：

我曾经是，又怎么样呢？一脱党，什么都不是了。

不，我要知道。我妈妈很固执地问。

裴嫣垂下眼帘说，对不起小玲，孩子在哭了，我得进去了。

妈妈身后的大门，沉沉地关上了。她们甚至没有伸手握别，她们的分手像见面时一样冷淡。她的心里一片漆黑。

载她回家的小船摇摇摆摆驶过大运河，她一路上都在拼命呕吐。水天茫茫，灰黑色的波浪像一条条蟒蛇的鳞片缠绕着她，她没有力气挣脱，她觉得自己正在一点点沉下去。

裴嫣从此退出了她的生活。但是关于裴嫣的事情，我在后面还会提到。作为对我妈妈的命运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人，裴嫣肯定还将再次出现。当裴嫣最后一次露面的时候，我们的故事已近尾声。

信珠姑娘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回到了洛舍小镇。使她父亲纳闷的是，她竟比去莫干山散心以前越发地苍白消瘦，郁郁寡欢。她整日把自己关在楼上，闭门不出。就连书也懒得看了。我的外婆想起那封信里的照片，猜是她这个年龄的女友，早都结婚嫁人，生儿育女，她一人孤孤单单，自然坏了脾气，便同外公密谋，要想让她从此安分，必得找个好人家把她娶了。如她这般知书达理的姑娘，虽然年纪是大了几岁，但方圆百里的，门当户对的目标还是绰绰有余。

我外公却只是摆手、摇头。他说这都民国三十几年了，我家儿女还不兴搞个婚姻自由？你由她，只管由她好了。她伤了心，让她养养精神，过些日子，叫她到镇小学去教书，有点事做，慢慢就好了。

春去夏来，我妈妈就这么嗑着瓜子、结结毛线，百无聊赖、不咸不淡地打发着日子。

自从经历了贾起之死，她悲恸欲绝大病一场后，又目睹裴嫣莫名其妙地嫁了一个国民党官员，去过她的幸福生活。我妈妈此时已是心寒意冷、万念俱灰。那些曾经真心帮助她的朋友一个个消失了、去东北打游击的梦想破灭了、少女时代的偶像破碎了，如今只剩下她一个人，孤零零待在这令人窒息的小镇上，连个能说心里话的人都没有。热热闹闹革命了几年，最后连自己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也搞不清楚。她在昏暗的闺房里久久对镜而坐，对自己失望已极。

镇上的人都在悄悄传说，信珠姑娘是出去读书读痴了，回来以后面孔上就再也没有笑容。那一阵子镇上小学校的女孩一下子就少了许多。

一个细雨濛濛的傍晚，她突发奇想，独自一人打了伞，去河边散心。河滩上的卵石，像一只只鸡蛋却又明明是块石头，所以永远不碎，在雨里亮晶晶地刺眼。河心里一群不知归窝的鸭子，在水里扑扑腾腾地耍得正欢，雨点洗着它们的翅膀，油光滑亮地终是不湿。一条肥硕的大鱼从河里扑哧跳起，又从容跃入水中，将鱼鳍露在水上，悠悠地荡开去。雨点淅淅沥沥地打在往日平静的水湾里，泛起一层白色的水雾，水面上像是漾起一个又一个密密麻麻的问号。

她久久地在雨中站着。心如止水。

雨似乎下大了，风吹起她的白色的旗袍，将淋湿的衣角冰凉地贴在她的小腿上。风也似乎大了，风卷着对岸桑树地上的浓云，一团团从她头顶掠过。风似乎刮乱了，一会往东、一会往西，那云便如同一群狂奔的野马……

那会儿她心里充满了悲哀。她对自己说，那云就是我。我是一只迷途的羔羊。

她听见雨点打在油纸伞上的叮咚声。她听见鸭子们慢吞吞走上河滩的欢叫声。渐渐地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周围很静很静，只有运河在眼前缓缓流动着的感觉，扑来一股腥甜而清凉的水的气息……

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发现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远远的天边凸现出一片深蓝色的云彩，如一座山峰的形状。继而，那山的四周又浮现出一层层猩红色的霞朵，如翻卷的旗，飘然荡逸……

她凝望着远天雨后的景象，寻找着那朵不见了踪影的云，那只迷途的羔羊。她的心里没有欢欣没有幻觉也没有想象。当她确认雨停了，她旋了一下手里的油纸伞，抖落了雨水，然后把它轻轻收起。

但我知道，那个日后将成为我父亲的人，很快就要出现了。

一九四四年初秋，一个晴朗的日子。

那一日，家里人都去了戈亭亲戚家吃喜酒。她说她不去。不去就是不想去。不想同认识和不认识的人说话。她一人守在店堂里，逗着猫玩，偶尔有人来买面，她就把秤打得高高的卖给他们。

时近中午，忽然听得门口有人喊朱阿公有公干。她探头一看，见是乡公所的听差，带了一个青年男子站在柜台前。那男子生得眉清目秀，一双大大的眼睛炯炯有神，高高的额头透出聪慧和睿智，使她顿时对他产生了几分好感。那年轻人自我介绍说，他是从天目山来的一个记者，到杭嘉湖游击区访问，带有给朱春谷镇长的介绍信。

既然父亲不在，这个陌生的记者，就只好暂时由她来接待了。

她问他：你是哪个报馆的记者呀？你从哪里来？

他回答说是《民族日报》。

她当即就哎呀一声，喜出望外地从高凳上跳下来，连手都不知往哪里放了。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他笑一笑，掏出一张名片。上面有张恺之三个字。

我妈妈的目光长久地注视着那张名片，一种掩饰不住的惊喜之情，一下子缩短了他和她的距离。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她经常在《民族日报》的副刊上见到。她确实对他的一些短文留有印象，文笔犀利锐敏，富于哲理与激情。更重要的是，那些文章都表达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同她的许多想法一拍即合。

我未来的父亲，一出场便不同凡响。命运给他的契机，使他在我妈妈情绪最苦闷最低落的时候，如一道闪电，掠过黑暗的夜空。

两个人都异常兴奋。在彼此默默的注视中，情感和思想的潜流正在相互碰撞，发出最初的共鸣。她忍不住告诉他说，几年前，我还曾经在《民族日报》上写过稿子呢。他微笑着点点头说他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呢？她很奇怪。他指着那介绍信说，你看，这个人，是我们报馆的编辑，他是从洛舍去的，他还当过你的小学老师呐。你从天目山被保释出狱，他还是你父亲物色的保人之一……

这么说，这位恺之先生，早就对她的情况，了如指掌了？

他们就谈那些互相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谈那些喜欢的和不喜欢的文章。他讲着一种带浓重的粤语口音的国语，抑扬顿挫的很有节奏感，尾音常常突然休止，有一种温婉的韵味，使她觉得那声音十分动人。

阴沉的小镇像是忽然飞来了一袭彩虹，为她带来了久旱的甘霖。她那曾已死寂的心在悄悄复苏。彼此间都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我的妈妈很久都没有这样高兴了。她为他到镇上的菜馆叫了午饭，又带他去看自己的书房。他们谈文学谈人生谈现实，话语句句投机。她还捧出以前写的一些童话作品的草稿，向他征求意见。到那天傍晚她父亲回家的时候，他们已像是熟识的老朋友了。

三天以后他离开洛舍时，给她留下了一篇新写成的短篇小说，题目叫《秋天的阳光》。这篇小说后来在战乱中不知所终，我仅能从题目，猜想其中他所记录的他们之间最初的恋情了。

她依依不舍地送他到船码头。他的计划和报社的任务，是走遍杭嘉湖敌后游击区，写一组揭露血淋淋的黑暗现实的报道。他们约定，等他完成了工作后，回程中再来找她，然后两个人一起去皖南屯溪。那里有一所法政学院，也许可找到进步的关系。那一天，洛舍漾刮起了好大的风，往日温柔的河港里，掀起了灰黑色的浪花，小船在波浪中一起一伏地颠簸，消失在大运河的尽头。

朱小玲开始度日如年。一天天盼望着年轻的记者从敌后翩然归来。为了打发时间，她主动向父亲提出到镇小学去教书。我的外公狐疑地看着这个女儿忽然间像是换了一个人，重新又活蹦乱跳的了，不得其解。小学校里又飞出了嘹亮的抗日歌曲。很多年以后，我的外婆对我说，从那个记者来过以后，你妈整天挺着胸脯在街上走来走去。

年轻的记者却迟迟没有回来。

她每天都借故到邮电所去。但是，就连信，也没有一封。

她重又陷入了几年前等待裴嫣的那种折磨之中。先是为他设想出种种不能按期返回的意外情况，然后又悲伤地想象着可能发生的不测。她不断地试图安慰自己，又不断地原谅着他。深秋的晚风一片片吹尽了河岸上的桑树叶，莲塘放干了水，任初冬的阳光晾晒，等着腊月里起藕。家家堂前的竹竿上，挂起了一串串粽子和腌好的咸鱼咸肉。爆竹响了，灯笼亮了，除夕来了又去了。乡下的种田人，又到街上来买耕田的犁耙了。那个恺之先生，却仍然音讯全无。

她的心里忽明忽暗。一会儿觉得他似乎马上就要奇迹般地出现在她面前，一会儿又觉得他再也不会回来。她一会儿光明一会儿暗淡，一会儿莫名其妙地激动不安一会儿又垂头丧气迷惘绝望。她想自己也许真的是爱上他了？爱上一个人，难道就意味着她将像裴嫣一样，陷入万劫不复的迷宫？

天气一日日暖了，从河面上吹来了温煦的春风。石桥那边的田垄里，越过了冬季的小麦一片葱绿，蚕豆秧开出了一串串紫色的小花。暖风撩拨着她的脸庞，她的心一阵骚动又一阵酥痒。从天目山回到洛舍，她已在父亲的庇护下，混混沌沌地过了一年零六个月。假如那位记者已像贾起一样牺牲，她莫非就在这小镇上糊里糊涂地过一辈子么？

一个久已潜藏在她心的深处的愿望，刹那间就像竹林里的春笋一般蹿出来。就连沉睡在她体内的我，也差点被我未来的妈妈，这个胆大妄为的想法吓了一跳。但我知道那是她必然的选择。是命运的差遣——隔着运河浩渺的水波，隔着天目山的重重峻岭，她的耳边仍然能够听到抗日的隆隆炮声，望见外面的世界如火如荼的浴血战争。如梦一般消失了的贾起和裴嫣，一死一生，像两个不同方向的坐标，将她左右夹击，曾使她进退两难。而那位来自远方的生气勃勃的记者，恰如一双从河对岸伸过来的大手，在她脚边扔下了一块过河的石头。

运河女神用小船把她送到朱家来的当初，就赋予了她不安分的本性。如今，这种本性重又在三月雾气濛濛的细雨中复萌了。

在一个遍地油菜花绽开、天上地下一片辉煌灿烂的日子，我的二十二岁的妈妈，背着她简单的行装，又一次离开了老家洛舍。

这一次，她去了当时迁至皖南屯溪的上海法政学院。她曾和那个记者约定要一同去屯溪的。既然他失了约，她一个人，也要去！

一直使我迷惑不解的是，我那位仁慈的外公，怎么会在信珠姑娘外出求学遭受了如此重创的情况下，再一次应允她出去读书抗日，并为她筹集盘缠慷慨解囊——以便让她再一次两手空空地回来？为此，我对那位风流开明却不幸早逝的外公，抱着永久的敬重和怀念。

我妈妈胸腔里涌动着沸腾的热血。生命和青春，像满山遍野盛开的杜鹃和藤萝花，英姿勃发，轰轰烈烈。

当她终于辗转到达屯溪法政学院，并在暗中寻找通往新四军的渠道时，一九四五年八月，传来了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伟大而艰巨的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

她听到这个喜讯时，正在河边洗衣服。她和她的同学们发了疯似的互相泼水庆祝。欢喜的泪水与河水一起流淌。没有酒，她捧起一掬河水，洒在青青的草地上。她对着四周的群山说，这是为了贾起。

贾起是为了抗日牺牲的。但她真的决定要亲自去投身抗战的时候，抗战却结束了。她哭着，是为了自己。

局势变化很快。抗战的废墟满目疮痍，而内战已迫在眉睫。学校的课堂里，老师们关于国民党劫（接）收“五子登科”、官僚资本祸国殃民的讲演，激起了同学们莫大的义愤。历史已走到了一个新的门槛，国共两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她将何去何从？

那位年轻的记者像一阵风，路过了她的家乡。风走了，但云还会重新聚合。云层里饱含了水分，就会有倾盆大雨。

她记起天目山里那块奇特的巨石“仙人跳”。她想自己曾经是加入过共产党的。那是她最初的革命理想。她别无选择。只可惜，芸芸众生、鱼龙混杂，她孤身一人，上哪儿去寻找那革命的载体呢？

一九四六年年初，她随同法政学院迁回上海。

去上海，是她一生的重大转折。她绝没有想到，在那个城市，她竟然会同那位年轻的记者张恺之意外重逢，并且真情依旧，从而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冥冥之中，我在妈妈的体内沉默不语。我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等待那个将最终赋予我人世生命的那个男人。我希望我的诞生应是一次真诚的爱情结晶。

我相信情缘。我想这一定是他们命中有缘。

这一天，我妈妈在去学校的途中，在街上买了一份《大公报》。她买那张报纸的原因完全是因为可怜那个瘦弱的报童。她一边走一边看，看着看着，她忽然就撞到一个过路人的身上去了，那个人骂了一句什么，她抬起头，对他莫名其妙地笑了笑，然后就飞快地跑起来，往相反的方向。她不去上课了，她要马上去大公报社。

在马路的拐角那儿，她微微喘着气，站住定了定神。她又打开那张报纸看了一眼，在副刊版的左上角，清清楚楚地印着那个标题：

雪之谷（散文）　张恺之

那个失去音讯近两年的记者先生，差不多在她快要把他忘了的时候，就这样，冷不丁冒了出来。

她急急地读完了那两千多字的文章，她听见了他忧郁和激愤的声音。这个《雪之谷》的作者张恺之，就是那个在她最苦闷最迷惘的时候，告诉她再不能那么麻木不仁地生活下去的进步记者；就是那个在短短几天里以他的热情和才华，打动了她的心，然后又在水乡的船头朝她频频挥手依依惜别的年轻人。他仍然活着，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用他的笔诉说着他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可是，他为什么再也没有去找她呢？

她娇小的身影急匆匆穿过熙熙攘攘的大街。她恳切的请求总算感动了《大公报》的编辑，他们给了她一个张恺之先生的地址：四川北路崇业里11号。

她轻轻走上那吱吱作响的窄小楼梯时，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楼梯中央那间昏暗的亭子间，门虚掩着。从狭长的门缝里，她看见一个曾经熟悉的身影，正伏在桌上奋笔疾书。

他们的见面既热烈又忧伤。这几百个日日夜夜，让她愁肠百结、思虑万千的寻觅和等待，原来竟只出于一个几句话便可弄明白的原因。——他在游击区经过几个月的徒步旅行，写出了长篇通讯《杭嘉湖敌后纪行》之后，由于紧张和疲劳，在一个小镇上突然病倒。缺衣少药旅资又尽，急性盲肠炎转为腹膜炎。好不容易弄到一张假良民证，才送进敌伪据点硖石镇的一家教会医院，差一点就没救了。病情好转后，他给她写了信，希望她能来看他，却没收到回信。那以后，他急着回报社去交差，经过德清县城关镇时，碰到一位写诗的朋友。从这个洛舍来的人口中，他得知朱小玲在半个月前已到山里去了。他以为她进山是为了到报社去找他，便直接回到了昌化。令他失望的是，他左等右等、左盼右盼，朱小玲始终没有来过。不久后，他便随同《民族日报》从昌化迁去淳安。在淳安乡下待了几个月，“八一四”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就传来了。

那后来呢？她急急地问。

抗战胜利后，《民族日报》迁回杭州出版，可惜不久就停办了。那是一九四五年九月，我离开杭州之前，还特地去了一趟洛舍。只见到你母亲，我说我是来看信珠的，但她对我很冷淡，说你去丹阳了，我问她你什么时候回来，她说不一定。我觉出自己好像有点不受欢迎，她又不肯多说什么，就只好走了。张恺之怏怏地说。

她长长地松了口气。原来是这样。原来这个张恺之，也是一直在想着她呀。她告诉他说，抗战胜利后，她是回过一次洛舍的，正好父亲要去丹阳料理祖田，让她陪去，她就跟着父亲在丹阳住了两个月。等学校开了学，才来到上海。如果不是这次偶然在《大公报》上看到他的文章，她和他说不定还要继续离散下去哩……她感叹说。

后来我又写过两封信给你，总是没有回信，我真的已经不抱希望了。我想，说不定，你已经出嫁了，在哪儿当老板娘了呢！

你真是写过信么？她的眼神暗淡下去。

那一刻她明白，是她的母亲，替她“收藏”了他所有的信件。如同过去她读过或是演过的那些小说和戏里的情节一样，只是让她当了一回真的主角。这样老一套的故事，怎么凑巧就发生在她身上了？

我相信她没有冤枉我的外婆。几乎从一开始，我的外婆就对我未来的父亲，抱着一种固执的偏见。外婆从来都没有喜欢过这个耍笔杆子的进步记者。她将其视为无产无业、不可依靠的异乡人，同她的女儿一样地想入非非、好高骛远。她有这么一个难以调教的女儿实在已经够受，女儿再嫁一个更加激情澎湃更为不顾身家性命的男人，可怎么受得了？没过几年以后，外婆的担忧果然不幸而言中。所以我对亲爱的外婆那时的行为非常理解。而奇怪的是，当解放后我父亲不幸落难以后，我外婆却“见义勇为”，发扬了“共产主义精神”，一直接济和照料我们一家，对我父亲始终没有一句怨言。

话题回到眼前的亭子间，两个人都显出了窘迫。

他说他家里很穷，父亲在吴淞路一家水果行做事，要养活母亲和四个弟妹。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了上海。但一直失业。家里房子很小，没有他住的地方，他只好借住在这个同乡家里。但为了自己的政治信念，他又坚决不愿意投靠反动的社会关系，这样就无法找到固定的工作，只好当晚报的专栏撰稿人，靠卖稿维持生活。每月还要从有限的稿酬中，拿出一部分给父母补贴家用，同时还挤出时间，在中国新闻专科学校的研究科念书。

他抬起头，环顾着低矮的天花板，叹了口气：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有多少穷人连立锥之地都没有啊。

一汪热泪霎时涌上了她的眼眶。她嗫嚅着说：假如再不遇到你，我恐怕也只好回洛舍小学去教书了……我现在法政学院读书，也是借住在我一个同乡大姐家里，她男人是警察局的会计主任，花天酒地的，还常常把一个小老婆带到家里来住，真让人恶心。她整天伤心落泪，很可怜的。我不想再住在她家了，可到外面租房子，又得向家里要钱。我实在不愿意再用家里的钱了，我想去做事，想工作。本来出来读书，就是为了做点有用的事。可是内战已经爆发，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她把一头黑发深深地埋在胳膊里，掩住了湿润的眼睛。

他轻轻地捉住了她的手。她微微震颤了一下，却没有挪开。

这几年我已经看透了国民党的腐败。他很坚决地说。我是决心要跟共产党走的。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你看，这就是我前不久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散文《背道》。他从床铺底下找出一叠剪报递给她。——背道，顾名即知为背道而驰之意。与谁背道？当然是与阻碍中国实现民主和进步的反动势力背道。我就是要同国民党背道而驰。很清楚，这就是我的政治态度。今天，你如果并没有改变你当初进步的立场，你就留下来，留在上海，和我一起度过这黎明前最后一段黑暗的日子，我们一起想办法参加革命，再也不分离。

我父亲这一席慷慨激昂的宣言，在那个低矮的亭子间里，发出嗡嗡的回响。下午的阳光从狭窄的窗户中斜射进来，使得他宽阔的额头如灯塔般闪闪发亮。我父亲一直具有强烈的煽动才能，我想我的妈妈就是在那一刻被他深深震撼。很多年以后，“文革”中的某一个下午，她在隔离审查漆黑的牛棚里，贪婪地把脸朝向窗缝里射来的一线微弱的光束，她眼前便浮现出亭子间里那个闪烁着智慧与激情之光的额头，它仍像一座海上的灯塔，令她永远迷恋。

他们之间的默契既已达成，剩下的就是怎么办的问题了。

起初，他听说大新公司工会办的职工子弟学校，需要一名教师。大新公司工会表面是黄色的，实际上完全控制在进步分子手中。他便去找了他的同乡、小学同学卢坤，请他介绍她到那儿去工作。卢坤早在1944年就已是中共地下党员，曾在“劝工大楼”爱用国货运动“梁仁达惨案”中出头露面。但卢坤奔走的结果是，人家已经找到了教员。

她在失望中，恰好收到法政学院一个同学从南京的来信。那人在南京办了一个民间的通讯社，邀她去当记者。这个机会对于她自然难得。她对他说，既然在上海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看来他们还是只好再分开一段时间，让她一个人到南京去闯一闯。她看出他很沮丧。但她去意已定，他说服不了她。

很多年中，她的梦里总有一个追赶火车的情景。从一节车厢跳上另一节车厢。从一列火车跳上另一列火车。然后火车往她来时相反的方向开去，她挤过人群，拼命寻找着他，他在她的前面走，她眼看就要接近他了，一晃又没了影……

这是我妈妈一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情节——关于火车。这个细节她讲过多次，以至于使我长大后坐火车，在每次火车快开车的时候，总以为马上就会发生点什么事情。然而这个类似我们早已熟悉的那些小说中，曾经多次出现过的细节，对于她却绝对真实——她已登上了去南京的火车，然后又在开车前的最后一分钟，被张恺之拽下了车厢。这关键的一拽，从此告别了她自被捕以后长达三年之久的迷惘，重新回到了一个进步的集体之中。

当张恺之心急火燎、满头大汗地从长长的列车这一头，一直找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在开车前那一刻，不由分说地抓起她的手，连拉带扯地同她一起跳下车门时，几乎是双脚刚刚落地，火车发出长长一声鸣笛，从他们身后缓缓启动。

他两手紧紧地箍着她的肩，使劲地摇晃，她感觉到迎面扑来他极度兴奋的阵阵热气。然后他抓起她的行李就往车站外面走。一边走一边用急速的口气，一连串说出了以下的话：

我给你找到工作了找到工作了，这是一个最好的工作。你就要到一个小学校去教书了，那是一个特别的小学，真的，你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问，你去了就知道了，走走走我们马上走快点走吧！

走吧走吧一路走去。反正这些年她一直是在走着，在黑暗中兜着圈圈走。如今管他是去哪儿呢，只要是同他一起走，往前走。

那是一个叫做“方震小学”的地方。她走了进去，发现那里洒满阳光。她蓬蓬勃勃地燃烧起来。在她的生命中，那是一次无法再度重复的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