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
老实话吧！“救济特捐”原来就是用来救难民的，可是救到现在，难民更多，而“特捐”还在未知之数。上海满街满弄是难民，靠布施活命，市政府当局除了在“市容”方面觉得伤脑筋，“照顾”“负担”，实并无其事也。
联总会送大批难民回乡，但时仅年余，今日难民的数字，比送回原籍的，又不知增加了多少？
——摘自《当代晚报·朝花夕拾》：《难民还乡》
我曾以为，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即将到此结束了。
我没有想到，自从爸爸平反后回了报社，他就像是一棵返青的老竹，在绵绵春雨之中，从四周的泥土里爆出了无数的笋尖；又像是一屉正待缫丝的蚕茧，从沸水中扯出了一根根数不清的线头。
张恺之自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加入地下党，一直是在白区工作；去杭州办报、又搞策反，也多与“敌人”周旋；他周围这一大堆复杂的人事关系，因当时的革命需要所造成后来的历史疑点，是他在解放后首当其冲被打翻在地的主要原因。
而后，他被逐出革命队伍，打入另册，一次比一次更深地沉入社会底层，直至“生产自救”，直至沦落到街道服务站谋生。
这漫长的三十年间，他亲见比他的遭遇更为悲惨的其人其事，如墙角密密的蚂蚁群落，在他身边蠕动，比比皆是。
那是一个巨大的黑雪球。从建国之初的第一场冬雪起始，足足滚了三十年。雪结为冰，冰又裹雪，挟卷着草棍纸屑煤灰烂叶这世上所有的垃圾，和那些渣滓一般的人。并将他们难以辩白的冤情，挤压成泡沫和碎片，层层叠叠地包藏其中，垒成一座难以融化的冰山。
而如今，黑色的大山崩裂成无数大大小小的岩石，就像这满城街巷的民房下堆放的一块块蜂窝煤，黑黝黝乌涂涂，瞪着期待的眼睛。
当张恺之从那座黑山下得以解脱之时，他蓦然发现，冰壳下至今还伸着一只只挣扎的手臂，一声声微弱的呻吟，向苍天呼吁着公平和援助。
在爸爸一直牵念的朋友们中，他首先想起了余杭横湖的杨天波。
一九四九年杭州解放前夕，在地下市委的领导下，爸爸开辟了余杭横湖的地下武装，使横湖成为迎接解放军进城的门槛。而杨天波正是这支秘密武装中最年轻的一员干将。然而建国之初，当张恺之接受审查并被开除党籍后不久，便株连到杨天波。一九五一年七月，杨天波被后勤学校不分青红皂白勒令退学，清洗回了老家，回到横湖镇上，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起初挑黄沙养家活口，后来又自学了一些电的知识，在电管站和粮库做临时工，一过就是三十年。
爸爸间或听熟人谈起过杨天波的情况。还听说他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惨。面对昔日的“战友”如今的窘状，很多年中一直萦绕于他心底的愧疚感，重又阵阵袭来。就算自己真的有罪，也不应该殃及一个不到二十岁的进步青年呵。因此，对于这些解放前由于受了他的思想影响而参加革命、解放后又因他的牵连而受尽迫害的老朋友，爸爸总有一种难以摆脱的负罪感。
他立即给杨天波写了一封长信。希望他尽快向当地组织提出申诉。杨天波隔了很久才回信说，余杭县对他的申诉一直没有答复。于是爸爸亲自跑到余杭县去询问，得知余杭县不肯受理，因为杨天波当年并非余杭县处理的。爸爸进一步作了了解，才弄清杨天波当时是省军区后勤学校的学员，应该找省军区解决。爸爸又找到军区政治部联络处的熟人，坚持让杨天波再去找军区申诉。经过如此几次三番的奔波折腾，军区总算受理了杨天波的案子。一天，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军人来报社找爸爸，请他为杨天波当年的情况作出证明。这位军人就是负责复查杨天波一案的李处长。不久后，军区联络处的一位青年干部专门来到报社，告知了杨天波被平反的喜讯。
杨天波被落实政策后，在县粮食局办理了离休手续，仍由地方安置，后来一直协助镇政府工作。据说横湖溪上那座小石桥，当年曾为“地下武装”迎接大军解放杭州立过奇功。如今人们已嫌这座桥窄小，集资在上游再建一座新桥，于是精力充沛而热情不减当年的杨天波，便担任了建桥的副总指挥。
我是在杨天波叔叔被平反后的那年春天，在杭州家里见到他的。他的嗓音洪亮，被多年乡间的风雨涂抹得黑红的圆脸上，尚留着几分“秘密武装”时代的豪气。
我说杨叔叔这些年你受苦了。听爸爸说，“文革”时，你被人诬告陷害，说你是“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那个余杭“文革”时著名的“407”专案，据说牵连了五百九十六人，被迫害致死十四人，是真的吗？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呢？
杨叔叔欠了欠身子说：你看，我的腰都直不起来了，就是那时被打伤的，一到阴雨天气浑身都痛得动也不会动了……不过这还算是好的，总算是个幸存者，大难不死啊。要是给你说说那年“407”冤案的刑罚，我敢说你这样年纪的人，怕是听都没有听到过哩……
——有一种土刑，叫做“称元宝”。就是把人的两只手绑起来，吊在屋檐下面，双脚离地八个钟头，放下来的时候，人都昏过去了，他们就用冷水把人喷醒，再反绑在凳子上，再绑八个钟头。等到松开绳子的时候，两只臂膀老早不会动了。我女儿给我送来一罐饭，我哪里还会用手拿筷子吃呐，肚子又饿，实在没有办法，我就用下巴把罐子推倒，用舌头舔着吃，像猪一样。可我宁可像猪，也不肯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不承认他们就越发不肯罢休。几天几夜不让我睡觉，叫我用半只脚板，站在一张桌子的边缘上。那怎么能站得住哩，几分钟脚就麻了。我一直坚持到后半夜，实在是太瞌了，结果一闭眼睛，就从桌子上跌落下来，撞在桌子前面的一副凳杠上头，休克过去。12月的寒风刺骨，过一歇，我又被风吹醒，晓得自己是困在地上，心想还不如就在这泥地上困一觉算了。看管我的人发现了，拼命用脚踢我，踢在我的肋条骨上，钻心刻骨地痛出一身冷汗，又昏死过去……
那个时候你脑子里想到了什么呢？我又问。
想到什么？他反问了我一句。迟疑了一会，又说：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哕！
他把头扭过去，望着窗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那个时候我。想……我想我真是上了张恺之和朱鸿钧的当了……我还想，早知如此，我何苦去参加革命呢！
他停了停，又说：我想来想去，我还得先保住这条命，我还有一家老小要养，除非他们把我打死，我一定不能自杀。等将来出去了，我定要去找张恺之问一问，当年他给我天花乱坠地描绘的新社会，什么平等民主和公平的新社会，难道原来是这样的啊……
我的喉咙堵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爸爸苦笑着说：我晓得自己欠了你们的债，这笔账，我这辈子是还不起了，所以只好请共产党的政策来帮我还……
杨天波嘟哝了一声说：那么又是谁欠了你的债呢？实在说起来，当初也是我自己情愿的……
淅淅沥沥的小雨落下来，乍听有声，再细听，那雨点若有若无的，融入了窗外嘈杂的市声中。
那么，曾一进与倪布明，如今又怎么样了呢？
张恺之每天在堆满了稿件的办公桌前坐下来，望着那些四方来信上黑色的邮戳，愣一会神，心里便涌上一阵针刺般的隐痛。
曾一进和倪布明的名字，始终是连在一起的。
这两位在策反海宁地方武装、争取海宁和平解放的斗争中，始终跟随在爸爸左右的国民党起义军官，一九五一年九月各被判处五年徒刑。刑满后，曾一进回了天津老家，一直在天津炭黑厂当工人，始终未能结婚成家；倪布明去了杭州郊区一个叫上泗的乡下当农民，妻子已同他离婚，他自己带着一个女儿过日子。这些年中，爸爸自顾不暇，只是间或地听说一些关于他们的消息，虽无佳音可报，只知历经几十年的坎坷，彼此都还健在。
解放初爸爸的“问题”虽由他们引发——罪名之一就是在对敌策反时，拉进了一大批如曾、倪这样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而受到追究。但爸爸仍然难以忘记当年患难与共的“战友”——
一九四八年底，当这位在苏州任流亡学生总队上校总队长的倪布明，从苏州匆匆路过杭州，准备回福建老家去时，是中正大学的老同学曾一进挽留了他，并介绍他认识了张恺之。当时正对张恺之十分佩服的曾一进，曾告诉我爸爸说，蒋**的亲信刘某某，即将被派往浙江省出任民政厅厅长。而倪是刘某某的老部下。若是刘来任厅长，由倪出面，弄一个县长当，起义不成问题。于是张恺之对争取倪布明抱有极大的期望。但后来刘某某未来浙江，此举作罢。曾又说倪父曾是蒋**的老师，可直接面见蒋氏。张恺之得到上级批准，便派了倪去溪口探听蒋的动向。其时国民党已人心惶惶，倪未能见到蒋本人，只见了刘某某。得知国民党近期的计划，一是准备上山（打游击）；二是准备下海（去台湾）。溪口正乱作一团。于是倪决定放弃随国民党撤去台湾的想法，而与曾一进一起，留在大陆迎接全国解放。其实，按曾、倪的资历，日后完全可以在台湾军界混个一官半职，然而他们却在年轻的共产党员张恺之的鼓动下，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当他们自以为从此获得了新生的那个时刻，绝不会想到，他们将从此被当作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嫌疑，几十年不得翻身。
镇反一开始，交际处的胡处长便打电话给我爸爸，说你当初介绍曾、倪二人来交际处工作时，写的介绍信，很有问题。你怎么能担保他们没有政治问题，还说出了问题可以由你负责呢？爸爸分辩说，他们属于国民党青年军官中的叛逆分子，思想是倾向共产党的。当时他们写了历史自传，我了解他们的历史情况。胡处长说，无论如何，你这么写是不妥的，谁也不敢打这样的保票。现在只有把他们交给有关部门去审查了。这一“审查”，便有去无回。
所以当平反后的张恺之，终于找到那份至关重要的中央文件，找到那一段简洁明了的准确依据时，他说这下可好了，这笔债总算有人认账了。文件上的那段话的大意是说：凡是解放前参加中共地下组织秘密工作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可以作为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等等。
那段日子里，他写了许多许多的信，发往曾一进和倪布明的所在地，要他们一步步按程序来解决问题。并告诉他们，自己将为他们那一段起义的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证明。对于曾一进和倪布明一生的遭遇，爸爸总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他必须要为他们证明，证明他们的清白和功劳——如他当年曾经给予他们的许诺，重新回归革命队伍。那些日子里，爸爸给我的来信明显变得潦草，他说他实在太忙，他有许多事情要做。几十年积累的“旧债”，哪里是一朝一夕就能偿还得完呢？
妈妈说，爸爸已处于一种忘我的状态，如痴如醉，乐此不疲。
曾一进与倪布明二人，最终被撤销原判。
1992年夏天，爸爸听说曾一进已身患重病，嘱我与妈妈专程到天津去看望曾伯伯；那时他早已落实了政策，与一位退休女医生建立了家庭，并有了一套小小的单元房。我和妈妈叩开了他的房门，他似乎并没有感到怎样的惊奇。一个面容清癯、风度儒雅的老人，平静地坐在窗口的藤椅上，与我们默默相对，久久无语。他只是问了我一些关于文学方面的事情。关于他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他什么也没说。
那是一间陈设极其简朴的房间，处处留着多年清贫的痕迹。只是在他的桌上、枕边，摞着一些书。
我去厨房续茶水的时候，望着案板上的半根黄瓜，我的眼睛刺疼。我不会忘记，“文革”中我还在北大荒的时候，曾经有好几年时间，每逢年节，我总会收到从天津发运到农场的食物包裹，里面有当时限量供应的腌肉和腊肠。爸爸说那是他一个叫曾一进的老朋友寄给我的。他希望我在寒冷的北大荒农场，还能有一个好身体。
那时我尚不知这个曾一进伯伯，为什么会这样关心我。如今面对这位淡泊无言的老人，我的眼睛酸涩，又一片模糊。
一九八二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家的房门被轻轻敲响。
门口站着一位佝偻着脊背的老头，拎着一只肮脏的人造革包。
是张恺之吗？我可算是找到你啦！老头向他伸出颤巍巍的手，喉咙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
你是哪一位呢？爸爸疑惑地问。他一时想不起来，眼前这个衣冠不整的老人是谁。
我是骆中杰啊。来人已是涕泪纵横。
老骆啊？你怎么……爸爸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说不出话来。
当年杭州市委策反领导小组负责人、杭嘉湖独立游击支队副支队长，一个干练的工农干部，如今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他在这个秋夜突然造访，实在大出张恺之的意料。
我……我是来请你帮忙的呵……骆中杰似乎有些艰难地开了口。
请我帮忙？有事你尽管说好了。爸爸仍然觉得迷惑不解。那个瞬间他的脑子里忽然如闪电般掠过了这个熟悉的名字——骆中杰。他记起来，一九五九年在钱江公司的文化补习学校，为犯人编班的时候，他曾经在学生的名册里，看见过这个名字。他还记得在名字旁边有一条备注：骆中杰，上海青浦人，一九四〇年入党，曾任青浦地下县委书记……因历史问题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但张恺之当时却无法得知，像骆中杰这样资深的地下党领导人，为的是什么样的“历史问题”，竟被判了重刑。
那夜窗外的桂花飘香，房间里弥漫着一阵阵浓重的馥郁。爸爸起身关上了窗户，他觉得今夜这桂香充满了苦涩。
那是一个曲折离奇而苦涩沉重的故事。很久以后当我听爸爸复述这个故事时，我的手心竟是一片冷汗淋漓。
一九四五年，骆中杰任青浦县地下工委书记。抗战胜利时，主力部队北撤，当时有两个伤员病情太重，无法随部队前进。部队便将这两个伤员，交给了地方党组织，隐藏在一个农民地下党家里。当时国民党正在青浦县到处清乡抓人，风声很紧，地下组织无法把他们送去治疗，一时也不可能把他们转移去别处。这两位伤员的伤口溃烂、腐臭生蛆，他们天天哭闹，扬言如再不给他们治病，就要杀人。那个农民党员担心万一暴露，身家性命难保。骆中杰也发愁如此下去会引发许多问题，甚至导致整个地下组织遭到破坏。正在他焦急万分之时，有人提议，干脆将这两个伤员，就地“处理”掉算了。
骆中杰当时对这种提议十分震惊。他没想到，革命同志之间，竟然会有这种极其残忍的念头。即使是为了顾全大局，他也决不能同意。他当即表态说，事关人命，究竟如何掩护这两位生命垂危的伤员，必须请示上级领导决定。但当时上级领导正在转移之中，一时联系不上。县工委也分散活动，情势十分危急。骆中杰到处寻找愿意掩护这两位伤员的群众，但却迟迟未能落实。初冬的一日傍晚，他外出回到驻地，发现那两位伤员的床铺已空，有人报告说，伤员在当天上午咽了气，因担心情况随时有变，所以将他们草草入土安葬了。
对于这个说法，骆中杰当然是有怀疑的。但因当时的环境复杂，“地下”组织面临四方威胁，又没有伤员非自然死亡的证据，伤员既然已死，他无法让他们复生，也就只好作罢了。只是没有完成上级的任务，他心里怅怅。那天晚上，那几个原来看护伤员的人，弄了些熟菜，在一起喝酒，还叫他也一道来喝。他夹了两筷子肉，喝了一盅酒，心里觉着有点不对头，就问他们这买酒的钱是哪里来的？那几个人喝得迷糊，醉醺醺说是从那两个伤员的身上找出来的，反正人已经死了，把钱带到棺材里去，还不是白白浪费！骆中杰一听大怒，一脚踢翻桌子，将他们臭骂了一顿，拂袖而去。
伤员之死与喝酒的事情发生后，骆中杰自责甚深，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愧对上级领导，更愧对那两位伤员。他随后便主动向淞沪工委领导作了汇报，并请求处分。许多年里，这个再也无法弥补的过失，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使得他常常寝食不安，辗转难眠。
于是一九五四年他在华东党校学习时，又一次主动向组织作了彻底交代。当时党组织经过调查，认为他作为地下县工委书记，对于伤员被害未能及时制止，确实负有一定责任。但他事前事后立场鲜明，并为保存地下组织做了大量工作。为惩前毖后，给予记大过一次的处分。一九五五年，他从原来市总工会的组织部长，贬为劳保部副部长。
然而到了反右后期，一九五八年，没有任何解释，突然宣布对他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送某农场劳改。一九六八年获释后，回青浦老家务农。无党籍无公职，老婆早已同他离婚，如今是孤身一人，晚景凄凉。
爸爸听完了他的叙述，很久没有说话。
骆中杰抹去眼角浑浊的泪水，喃喃自语……有人说，这叫做坦白从严，是我自找的苦头，不过我倒是不后悔，我承认自己有罪，我不该同他们一道喝酒……我只是想，这么多年过去，党也应该宽恕我了吧……可是我两次申诉，两次都被驳回了……
你请求宽恕是没有用的。爸爸打断他说。问题不是宽恕与否，而是从党的政策上衡量，你到底是不是有罪。依我看，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澄清你究竟是不是有罪的问题。
骆中杰嗫嚅说：我没有参与杀害伤员，我始终是反对这样做的。当时上级也认为我有责任，但责任是间接的。
是的，你没有直接责任，所以证明你没有罪。爸爸叹了一口气，又继续说。你不是有罪，而是有错。错和罪，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的。你在当时那么复杂的环境中工作，确实需要考虑整个地下组织的安全，而且你始终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护那两个伤员。你没有完成任务，是你的失职，但不是犯罪；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同他们喝了酒，放松了警惕，是政治错误，但也绝不是犯罪。你说是不是啊？
骆中杰点点头，眼里闪过一丝亮色，脸上恍然大悟。
爸爸站了起来，在屋子中央来回踱步。
依我看，这几年平反的大量冤假错案，其中有一大部分，就是由于中国目前的法制不健全造成的。爸爸的眼睛注视着骆中杰衰老的脸庞，一边激愤地说：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动不动就是阶级斗争，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朋友就是敌人；量刑不是依照客观事实，而是根据政治需要；定罪不按法典，而是任人好恶。你想，这样几十年下来，岂不是纲常紊乱、敌友不分、黑白颠倒，把本来支持这个政权的人，一个一个地打倒在专政的铁拳之下了么？
那……那我的申诉……骆中杰嗫嚅着，惶惶抓紧了手里的拎包。
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就在我这里住下。张恺之十分痛快地说。我来赶个夜班，帮你重新起草一份申诉书，把你要求平反的关键理由，陈述清楚。明天你自己抄写整理一份，再送上去试一试，你看好不好？
那个深夜，爸爸在灯下伏案而坐。台灯柔和的光亮，在黑暗中弥散成一道透明的三角。这情景使他觉得十分熟悉，他想起了青年时代的笔墨生涯，那时每天夜里就是这样在灯下写着一篇篇文字激扬的专栏稿。一晃竟然几十年就过去了，当他重新坐在桌旁时，却是在为自己、为别人，一次一次地写着写不完的申诉材料。
他的笔尖沙沙从纸上滑过，像是一点点剥剔着历史的尘埃和锈斑，露出笔底人世的本色。他干得轻车熟路游刃有余，就像修理着一只被台风扭曲了的白铁隔漏，得心应手地敲打着朽蚀的裂缝，再将它们镶拼嵌接起来。他将用笔慢慢剖开那些被曲解被篡改了的历史事件，然后在重岩迷雾中另辟蹊径。
屋角的沙发上，传来骆中杰沉沉的鼾声，伴着一声声惊悸的梦呓。天快亮的时候，张恺之写完了最后一个字，他揉着眼睛，抻抻胳膊，扔下笔；把厚厚的一叠材料放在骆中杰的枕边，回到自己的房里和衣而睡。窗帘上已映出淡淡的曙色，天空脱去了黑色的长袍，如同一个走出牢笼的囚徒，沐浴在自由的空气里。他觉得很疲倦，却顿时没有了睡意。中指上的硬茧，在手上隐隐作痛。他的嘴边掠过了一丝苦笑。他想自己手里的这支笔，莫非真的只剩下帮人写申诉材料这一点用处了么？他等待了几十年的平反，而平反后他真正可做的事，好像只剩下去帮别人平反，这莫不是一种辛辣的嘲讽么？
但他无法拒绝。因为这不单是为了帮助那些人改变个人的命运，而是修改一种他至今难以说清其实质的历史存在。
三个月以后，骆中杰被撤销原判，并恢复了他十三级干部待遇，在青浦县城安度晚年。
从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三年期间，我每次回杭州探亲，家里总是门庭若市。我们的午饭和晚饭，经常被各种各样来访的人打断。来人自然都是来找爸爸的。不是来送材料，就是来取材料。爸爸在任何时候总是和颜悦色，来者不拒。那些人或是面容忧戚、或是滔滔不绝、或是心事重重、或是笑逐颜开，在我们家里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大同小异、伤心而又重复的故事。我初时不免略有厌烦，稍后又惊讶愤怒，再以后，便渐渐归于平静，在沉默中思绪万千……
一次我和爸爸上街，刚刚走出小巷，迎面过来一个老头，老远就冲着爸爸叫张先生。走近了，只见他满面笑容地向爸爸深深地弯腰鞠了一躬，弄得爸爸怪不好意思。
女儿回来啦？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我发现他的额头上有一道深深的刀疤，在阳光下喜气洋洋地闪烁。
回来了。爸爸答应着。你这一向好哦？
好的好的，托你的福啊。自从平反以后，儿女们每个礼拜都来走动，拎着老酒，蛮孝顺的哩……
那就好那就好。爸爸也眉开眼笑的。回头又说：酒少喝一点啊。
晓得晓得。他连连点着头，并不走，站在那里目送我们。
这个额头上有刀疤的老头，是不是就是好几年以前，在这个院子里砌花坛的那个泥水工呢？我问爸爸。
你还记得他？爸爸觉得奇怪。
当然记得啰。我说。他这个人很怪，怪极了，脸上从来没有一点笑容，也从来不同人讲一句话，看上去蛮吓人的，我印象好深。有一次天气很热，我们从外面回来，买了几根雪糕，你看他在楼下干着活，汗流浃背的，叫妹妹拿了一根雪糕给他吃，他死活也不要。妹妹就把那根雪糕放在他旁边的花坛上，上楼去了。过了一会她下楼有事，发现那根雪糕原封不动放在那儿，地上化了一摊水，妹妹很气，说早知道他不吃，还不如不给他呢。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是啊。你记性倒是好。爸爸一边走一边说着。那时我每天从他面前走过，也是觉得奇怪。凭我的经验，我看出他也是一个不幸的人，一定有很深的痛苦埋在心里。我就去问他，到底有什么事情使他不开心。他开始不肯说，我一次一次问他，他才告诉我说，他原来是京剧团的一个办事员，自然灾害那年，他实在饿得受不了，偷吃了食堂的三个馒头，还拿走了两个萝卜。单位发现了，带着人到他家搜查，说有人检举他解放前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曾经跟踪过进步人士，就这样把他送去劳动教养三年。实际上，解放那年他才十三岁，说他是特务，真是无稽之谈。他额头上的刀疤，就是在劳教时挨打留下的。他劳教期满回到城里后，再也没有固定的工作，后来总算结婚生了孩子，但孩子长大后，总是嫌他有政治问题，对他一直不好，他觉得自己做人这一世，真是没意思也没盼头，你想想，就为了这么点事，弄得他几十年没有一点笑容……
如今他怎么突然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啊？我问。
爸爸不无得意地说：那是因为现在他的头可以抬起来了。
妈妈在一边插话说：又是你爸爸，为他写了申诉书，过了不久他的原单位就来了答复，说那个特务的罪名是当初别人陷害他的。不但撤销原判给予平反，还为他办理了退休手续。儿女都回来了，老头的日子过得很开心。
所以那段时间，妈妈给爸爸起了一个雅号：“平反专业户”。
可惜，爸爸这个“专业户”，只投入不产出。光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无任何经济效益。不过，说他不“产出”也不完全对，毕竟，许许多多孤立无援的人，经他之手，重新在社会上堂堂正正地站了起来。我想这大概可以算是爸爸生命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了——尽管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无穷无尽的审查之中，尽管他至今一事无成，但他在自己的暮年岁月，用他最后的一点力气，帮助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人，恢复了人的尊严。
在这个世界上，人是最宝贵的——记得曾有人说过这句话。然而，直至八十年代，主宰这一方红彤彤的天空之神，才大梦初醒，为这片焦渴干旱的土地洒下了一场久盼的甘霖。
是永久滋润的雨露么？不知道。如果赤色的骄阳重又高悬？
当年“方小”的那位董运谋伯伯，去四明山根据地后因痔疮严重发作不能行军打仗，卜明介绍他去苏州做地下工作。解放后任一丝厂厂长。但一九五五年肃反时撤职降级，至“文革”开除公职扫地出门，和妻子拖儿带女下放到苏北农村。董伯伯得了严重的肺病，全靠带去一只荷兰种奶羊，保住一条性命。八十年代初才平反回到苏州。
难道还需更多的笔墨么？
就以爸爸向我提供的事实为例——在一九五一年镇反前夕，从国民党的《东南日报》接管过来的省报各部门中，因这样那样的“问题”，被送去审查历史的共十八人，其中十二人在学习班先后被判刑并送去劳改。经过漫长的三十多年，至一九八五年为止，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得到了平反。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被平反的人中，除个别人以外，大多数人都还活着，并成为省报的离退休干部。
那位曾与爸爸一起在省劳改局编《新生报》的钱伯伯，镇反时被认为问题严重，送去临平重刑犯监狱，结果“查无实据”，被判三年徒刑。一九八〇年后，他多次向法院申诉，均被驳回，仍维持原判。他几乎失去信心，一次次涕泪纵横。爸爸对他说：法律不相信眼泪，它只相信事实。你在国民党监狱中并没有叛卖行为，而判决书上说你有罪，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是对你一生人格的判决，怎么可以不了了之呢？于是钱伯伯继续不断申诉，法院终于在一九八五年撤销原判，宣布无罪。他妻子何珍也在一九八五年平反，但一九九一年便发现得了不治之症，救治无效而死。何珍阿姨是他当年“刑满就业”后认识的。她十九岁时在一个部门当会计，只因查账时少了一百五十元钱，便以贪污挪用公款罪被判了二年。实际上这笔钱是一位有急难的女同事向她苦苦哀求借用的，而查账时那人却矢口否认。他们夫妻几十年中相濡以沫，一生郁郁。
而另一位徐衡伯伯，此时在民革办的业余学校搞教务，忙得不亦乐乎。他一九三九年入党，一九四二年被捕脱党。解放后被诬为大特务，报纸上曾登过大字标题。爸爸每次见他，都督促他快点去申诉。但这位前江西省南昌市地下共青团书记徐衡，却仍是一派名士风度，总是说：随它去吧！不久后中风而死。爸爸闻之欷歔不已。
当他的那些友人们终于被洗清了种种罪名，重新在社会上抬起头做人的时候，很多人却已先后走完了自己惨淡的生命里程，在那片火红而冰冷的烈焰中，无声无息地化为灰烬。
虽然这已成为过去。
这个漫长的故事也许是该结束了。
但它却似乎结束得很困难。
活着的人，虽然恢复了名誉，却已无法重新再活过一次。而那些早已含冤死去的人呢，地下的亡灵仍然渴望着再生。
我看着爸爸周围的朋友们，一个个相继落实了政策，我想爸爸的心情定会一日日轻松起来。然而爸爸时而欣喜，时而又独自闷坐，长吁短叹。难道还有什么未了的遗案，在继续困扰着他么？
一袭低沉的浓云，如一片不散的阴魂，始终盘旋在这个城市的上空。那个当年曾洪亮如钟的声音，一次次固执地在爸爸耳边回响：还我头来！
爸爸在某一个清晨醒来时，睡眼矇眬地对妈妈说：我还有最后一桩心事，实在放不下呵。其实我不说，你也是知道的，那就是俞文奎的问题。
俞文奎死了。这个原海宁县国民党自卫大队长，解放前夕向中共杭州市委领导的杭嘉湖游击支队投诚起义、并为海宁和平解放作出贡献的人，在一九五一年的镇反运动中，以恶霸罪被处决。
当年爸爸到杭嘉湖游击区旅行采访时，目睹“烧毛”部队搜刮民财、为非作歹，亲见俞文奎带兵较严，一直坚持游击抗日，在当地老百姓中没有恶名。这一点，当年曾隐居“和平军”，一度与俞文奎交好的鲍自兴，也能作出证明。
一九四九年俞文奎起义后，枪支人马全部如数上交。他手下有个叫张关荣的分队长，有民愤，解放前夕被当地群众揭发，畏罪潜逃当了土匪。解放初期，俞文奎曾被介绍到杭州一家工厂做工。镇反开始后，他被逮捕审查。他在“思想改造学习班”里写的“交心”材料，被认为是实事求是的。但后来风云突变，政府有关部门限令时日，让他去把当土匪的张关荣找来投降。俞文奎早已同张关荣失去联系，自然是无处可找。于是，俞文奎便以勾结土匪的罪名被处决。
日复一日，爸爸苦思冥想：俞文奎一案，按照党对待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应如何得到公正的结论呢？
他写信给俞文奎的子女，希望他们能以家属的名义提出申诉。他还在参加海宁县党史座谈会时，发言呼吁为俞文奎平反。海宁法院曾来人作了调查取证。然而一晃几年过去，此案却始终被搁置，再无下文。
旷日持久的拖延，成了爸爸一块郁积的心病。
一个闷热的夏日，爸爸终于决定亲自出马了。他约了鲍自兴伯伯，两个人一起坐火车到海宁，直接找到市委书记，谈了此事。爸爸以一九四九年余杭县县长白冲浩兵临城下时投诚为例，余杭县早已为白冲浩落实政策，而海宁为何对率兵起义的俞文奎置之不理？他说得很激愤，呼呼旋转的电风扇下仍是出了一头大汗。急得鲍伯伯使劲地拽他的衣角，生怕他得罪了领导于事无补。那位书记刚上任不久，介绍他们去找法院的一位经办人。于是他们才算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那位女同志告诉他们，俞文奎的案子是认真查过的。问题出在当年与爸爸一起去海宁策反的唐为平身上。他在证明材料中说，当时俞文奎起义是假，一次俞文奎曾对县政府建设科的科长说过，要伺机杀掉唐为平和张恺之，投奔嘉兴的国民党军队。——既然唐为平如此证明，我们感到事情非常棘手。那位女同志解释说。
这太奇怪了。我是当事人，可老唐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件事啊。爸爸觉得很惊讶。
鲍自兴伯伯提议，应该设法找到那个建设科科长，再次核实材料。
爸爸沉吟片刻，提出了两个疑点：他说当时如果俞文奎确实有叛变投敌、并杀死我们两人的打算，唐为平为什么不及时告诉我，以便采取对策？二是当时情况紧急，我和唐为平的脑袋都架在刀子上，俞文奎有枪有兵，要想杀我们易如反掌。但他实际上并没有叛变杀人，而且一直服从我们的指挥。这两条，是不是可以推翻老唐的说法呢？
经办的那位女同志表示，一定继续追踪调查，把这件案子尽快彻底解决。
爸爸和鲍伯伯走出了法院的大门。他站在小城熙攘的街市上，眯起眼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那些匆忙过往的人们，不会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正午的阳光，透过树叶，在地上投下斑驳的黑影。酷暑燥热的空气，憋闷得人喘不过气来。
老唐啊老唐，他在心里默默念叨。你是怎么搞的呢？难道你真的有点老糊涂啦？你从一个省办公厅副主任，七斗八斗，一直到把你弄到劳改工厂去当管理员、拉大车，你自己就是一个冤假错案的牺牲品，你怎么能这样轻率地对待另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呢？
回杭州的旅途似乎格外漫长。摇晃的车厢里，爸爸斜靠在车窗边上，远望着西沉的夕阳。他已经奔波了整整一天，六十多岁的人已不比当年，他确实觉得有些累了。但他却无半点睡意，心里很乱、脑子很沉。窗外掠过清悠的小河和古朴的石桥，那一刻他脑中突然跳出一句话，是那位欧洲著名的左翼党派领导人说过的一句名言：我们党就是依靠不断的清洗而生存发展的。——国际共运史的许多年中，这句话甚至已成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这个世界上，大概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存在；任何一位革命者，随时都可能、或者最终都将可能被清洗出革命的队伍。
那么，这种持续不断的彻底大清洗，其目的难道最终只为了留下一个徒有虚名的政权么？
车窗外刮来的热风吹干了他身上的汗。他忽然打了一个冷战。
当年他和曾一进、倪布明，就是从这条火车线上，奔赴海宁的。结果却使得俞文奎走向了他生命的终点。人生真像是一个奇怪的圆圈，许多人兴致勃勃地踏上远征的旅程，绕了一个大圈，最后却又回到了当初出发的原地。
——而对于他来说，命运似乎只给了一个开头和一个结尾。从他十九岁进入报界，时间已过去了半个世纪。这期间的大部分岁月里，他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也许本应是厚积而薄发，然而他却步将进而踌躇、笔将下而维艰。当人生的开头和结尾最后相交的时候，他才发现在那个将他圈缚的圆圈中央，竟然是一块偌大的空白。
他甚至不知道，这种“平反”的结局，究竟是一个喜剧，还是一种如今被人称为黑色幽默的悲剧。
爸爸的心底涌上一阵无法言说的悲戚。
时针已指向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
连绵的细雨已下了多日，那一天忽而停了。云渐渐散去，露出一隅灰茫的蓝天。阳台上爸爸亲手种植的蔷薇和金银花，湿漉漉的花瓣被雨打落了一地。
已是暮春了？爸爸茫然地放下了手中的报纸，走到阳台上去。
他觉得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熟悉的气味。那是什么呢？是雨是花还是草叶？不，似乎是同五月有关，似乎是同五月二十日有关，他们一生中的许多事情都和五月份的这个日子有关……然而那究竟是一种什么气息呢？真的想不起来了？他遗憾地摇了摇头。
妈妈轻手轻脚地走进来，递给爸爸一封信。一封从海宁市法院来的挂号信。
爸爸一反往常用剪刀剪开信封的习惯，急急地撕开了信封。
他看到了一页文件的复印件，上面是一行漆黑而端庄的文字：
撤销原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俞文奎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并做好善后工作。
爸爸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妈妈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那团久久不散的阴云，从高楼的顶端飘过，悠悠升空，融入了苍茫的蓝天。苍穹之下了无痕迹。
过了一些日子，爸爸得知，海宁法院曾派人四处寻找那位建设科长。此人在旧政权移交中有过贡献，又是学技术的，解放后一直当工程师，如今已在安吉一所林场退休。他回答法院的人说：老唐这句话，我想来想去，好像是没有说过。我觉得没有根据。
这一年春节，爸爸去给八十高龄的唐为平伯伯拜年。爸爸没有提起唐伯伯曾提供的那个材料一事，只是告诉他说：俞文奎终于已被平反。政府给他的儿子发了三千元的抚恤金；俞文奎当年在斜桥镇上的大宅院，解放初被政府没收后改成了斜桥卫生院，他的家属正在请求政府补配给一间住房……
这样好这样好……唐伯伯漏风的牙齿间，语音有些含混不清。
一切都结束了。
真的是该结束了。——爸爸的故事和我的故事。
尽管，生生不息、跌宕沉浮的人世间，那些悲伤和欢乐的故事，仍将和生命一起发生、一同延续下去……
一九八四年底，爸爸和妈妈先后办理了离休手续。他们像两块一辈子冒着黑烟却不能发光的煤饼，终于未及燃烧，就从炉膛中被搛出来，作为残剩的煤核，回家去发挥余热了。
离休是一个含义明确的总结、一个最后的证明和补偿。然而，每当他们长久地注视着这张离休证褐色的硬壳封皮时，常常觉得它像一个结痂的伤疤，在阴雨天气里，依旧泛出紫红色的瘢痕……
风和日丽的黄昏，年逾七十的张恺之和朱小玲——我的爸爸和妈妈，会在忙里偷闲，到湖边去散步。山色空濛，湖光潋滟，几只白色的水鸟，贴着湖面自由盘旋，悠悠滑落，又簌然惊飞。西沉的夕阳，收敛着满天彤云，正无奈地绕过山脊，去作黑夜里漫长的沉思。
我爸爸仍然每日骑着自行车，匆匆穿过拥挤的街市，奔忙着那些永远忙不完的事情。老朋友已经一个个少下去，年轻的朋友，又有谁愿意知道那些不可思议的往事呢？有时他胸口会突然袭来一阵莫名的隐痛，真理的许诺虽已幻灭，但他心底依然留着最后一个疑问，无处终了：他的一生，究竟为什么会陷于一个晚年才得以纠正的错案呢？究竟错在哪里？又为什么会错？是一不留神错的，还是必然会错的呢？改错了以后，还会不会重新再错呢？当然错了还可以有非凡的勇气改正，然后改了再错，如此循环往复地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么？
……
我终于合上了爸爸保存的那本薄薄的剪报。
我想起在开始写这部书的时候，我和爸爸有过以下的对话：
——那么，你会为自己的一生感到惭愧吗？
——不！我只有遗憾。遗憾我没有能用自己的笔，为社会的进步服务。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我的笔不属于我。当这支笔还给我的时候，我却已力不从心……
——那么，你觉得后悔吗？
——不！因为我从来没有向命运低头。我庆幸自己从未谄媚，从未趋炎附势，从未自怨自艾。没有人能剥夺我的自尊。
——很不恭敬地说，爸爸，这样是不是有点阿q呢？
——不阿q怎么办？中国人就是依赖这点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创造出五千年文明，支撑这苦难人生的呵……
然而我想爸爸却没有说出那最重要的一点：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无论幸运和背运，都同样是用一个人的生命来支付的。谁能说，一种受尽虐苛的人生，要比自由和欢乐的人生更有价值呢？
是他忘了还是他不愿意这样说呢？我不知道。
毕竟，我早已从爸爸妈妈体内脱颖而出，我们已分割为两个时代的人。我活过两次，对这一切真的还会懵懂无解么？
当我写出这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凝望窗外，以往北方夏季干热明朗的天气，近日却是连绵阴雨、濡湿沉闷；雾气迷茫、薄云层叠；天空说不出是什么颜色——非黑非蓝非橙非赤。唯有一只硕大的气球下垂挂的广告条幅，正悠悠飘过这座城市的上空，那是我视线中仅有的一点亮色，像一条巨大而鲜红的舌头。
1994年8月完稿于北京花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