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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公死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外婆孤零零一个人,住在洛舍街上“朱万兴”那栋空空荡荡的老屋里。
我对那栋老房子有着很深的记忆。大门口的一长排铺面,是店堂,店堂后面是一个天井。穿过天井,便是一间很大的面粉加工作坊,有两台摇面的机器,终日发出吱呀的响声。周围的墙上立满了木架,晾着阔皮子,也就是可作挂面的干面条。木架上很多竹匾,盛着一叠叠刚压出来的馄饨皮子。屋角有一个大灶,冒着浓浓的热气,做工的伙计阿三,飞快地掀开锅盖,将一勺稠稠的绿豆浆倒进一只扁扁的铜盘里,像变戏法一样,把铜盘溜溜一转,麻利地放入锅内,任它在沸腾的水上漂着,又盖上高锅盖,再焖上一小会儿,等再揭开锅盖时,那铜盘里的绿豆浆,已经凝成一片薄饼,用筷子一撩,拎起来,一张圆圆的粉皮就完成了。晾在木架上,透明滑润,墙上像悬着无数的月亮。
我喜欢溜进作坊里去玩。每次都看得如痴如醉。
从作坊里出来的东西都很好吃。货物都是地地道道的从不掺假。那时没有“质量月”什么的,但店家恪尽职守,每天都有很多镇上的、乡下的人,来买“朱万兴”的面食。
那间作坊后面有一扇小门,通往后楼。后楼是堆放粮食、柴草和杂物的仓库,阁楼上住着几个伙计。有一个担水的胖老头,人称白眼阿金,是个独眼,无儿无女的,常常一个人就着一碗炒螺蛳喝酒。他到河边去担水时,浑身冒着酒气,摇摇晃晃,像一个会走路的酒瓶子。
推开后楼墙角上一扇窄小的木门,门轴发出一声令人心悸的尖叫——老屋的最后一进,是一个早已被荒废的小花园。从破旧的门缝里望去,能看见散落一地的花盆和几株夹竹桃。
邻家的小英告诉我,那花园里是有狐狸精的,所以没人去那儿。
我对它满怀好奇。但是每次我壮着胆子屏着呼吸踮着脚尖走到那扇门的边缘,外婆总是会及时寻来,将我唤回。她说那花园里有邪气,小孩去了会生病。她说得很坚决不容反驳,所以我实际上从未踏进过那个花园,只能在回忆中保留我的想象了。外婆背着我穿过那长长的老房子,回到临街的堂屋,让我到楼上她的卧房去办家家。
我不怕花园的狐狸精,我真正害怕的却是楼上的那两大间卧房。它们永远阴森森、黑洞洞的,散发着一种年代久远的陌生气息。矗立于屋子四角的红木家具,垂挂着一把把锃亮的铜锁,把什么都严严实实地封闭其中。雕花大床上的夏布蚊帐,无风自动,令我心惊胆战;屋顶高不可及,从楼板和墙缝里,传来各种奇奇怪怪的响声……
建国之初的一日,外公被镇上的军代表、山东人章再龙叫去乡政府,再没有回来。后来“朱万兴”就摘下招牌、遣散了伙计、关了店铺。外公死后,人去楼空。妈妈和舅舅都在杭州,留下外婆独自一人,居然守着这偌大的一栋空房子,度过了悠长而孤寂的寡居生活。
那时还没有电灯。天黑了、街市散了,小镇的夜一片死寂,老屋如一座墓穴,油灯渐渐亮了,像一星磷火,一步步挪上楼梯,唯有墙上的影子陪伴着她……
夜深时,街上还会传来谁家为亲人叫魂的喊声:××,回来啊……哦,回来了……令人毛骨悚然。
但外婆想必是不信鬼神的吧。我甚至没有见过她拜佛。
外婆一个人在那栋空荡荡的房子里走来走去,温习着旧日的光荣、温习着外公曾经给予她的隐痛。然而,如今朱家的这栋房子,只留下了她一个女人,她是朱家最后一个守门人。洛舍漾载舟覆舟,她要把船撑到最后。无论朱春谷生前怎样亏欠了她的情,她的船却只有一个码头。
天蒙蒙亮的时候,木格的窗纸刚刚发出湛蓝的颜色,我从睡梦中醒来,就听见外婆的咳嗽声从楼下的灶间传来。很多年中,外婆的咳嗽声是我晨起的第一支乐曲。它熟悉而亲切,弥漫于我的床头枕边,像一个守护的女神,抚慰我亲吻我。外婆——我呢喃着,细弱的声音在空旷的屋顶下回荡。外婆的丰满的脸膛被灶口的火光映得通红,外婆冲着楼梯大喊——再困一歇呐好乖乖!一降松枝燃烧的烟火气息和米粥的香味袅袅升起,将我团团萦绕,我重又甜甜地睡去……
若是过年,堂屋和灶间的竹竿上,便挂满了火腿、粽子和酥糖雪饺。逢年过节,依然有乡人邻里送来丰厚的年货,可以一直吃到春天。除夕时,吃过年夜饭,外婆便开始做汤圆,一粒粒像黄豆那么大,细巧如珠,溜光溜滑。洛舍人管它叫顺风圆,初一早晨吃了顺风圆,自然是一年里都会顺顺当当的。
大年初一的早晨,在鞭炮声中醒来时,一睁眼,面前定是有一双里外三新的大红色灯芯绒棉鞋,悄悄放在我的床头。有时,里面还会有一双新的袜子。棉鞋是外婆亲手做的新年礼物。我的脚在外婆的红棉鞋里一点点放大,我穿着外婆的红棉鞋踏上后来的风雨之途。
幸福其实只是一种瞬间的感觉、一个稍纵即逝的时刻。我确信在外婆家老屋的清晨,自己曾经是有过幸福的体验的,可惜它太短暂。
那座老屋在1954年的公私合营中被收归政府后,改成了一所供销社,外婆被录用为供销社的职工。她搬出老屋后,开始在洛舍镇上租房,从镇东搬到镇西,不断地寻找着适当的落脚之地。
租别人家的房,是不能携带太多东西的。外婆清理了老屋的财物,一部分运去了杭州给我的妈妈,另一些较为笨重的家具,统统存放在亲戚和老友的家里。舅舅说,其实那时候,家底已空,剩不下多少贵重的东西了。外公活着时,就把太公留下的茧行、糖行、羊毛行的股金单子,统统烧掉了;唯一值钱的是一些金器,也让伙计阿三检举揭发。阿三从小就是外婆家的雇工,成天师傅师娘的挂在嘴边,叫得很是亲热。后来由外公做主,娶了阿玉做老婆。阿玉原是当地一个土匪头子的小老婆,解放前夕,那土匪逃走了,扔下阿玉一个人。由于阿玉当过土匪的小老婆,所以整日提心吊胆的。她怂恿阿三揭发他过去的东家,阿三不敢不从。那些金器被政府一一登记在册,然后九十块钱一两,强行到湖州卖掉。但外婆并不因此怪罪阿三,她怜惜阿玉,还拿出些钱,帮着阿三家开了一家小作坊,买了一头牛拉磨,加工面粉。那年深秋,连日的淫雨之后一个晴朗的早晨,外婆带着一些实用的家什和她心爱的丝绵被,走出老屋,开始了她小镇平民的生活。
外婆美丽的发髻就是在那个时候毅然剪去的。那年乡下发了大水,镇上所有的人都被派去连夜车水排水。大雨路滑,外婆跌了一跤,病愈后胳膊仍然举不过头顶。她无法自己梳头盘发了。她从此一刀将发髻剪去,剪成了短发。短发的外婆辞去了供销社的工作,自己喂猪养鸡,安心当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家庭妇女。然后把她的辛苦所得,一点一滴地积攒起来,源源不断地送给杭州的儿女。
可惜我从未与外婆交谈过她的那段生活。到了我能够交谈的年龄,我却又远去北方。但我想,外婆这个人,终究还是将钱财看得淡淡。她平静地接受了丧夫和破产的打击,并未费太大的劲,便重新调整了自己的心态,犹如水涨船高、水落船低,顺风扬帆、逆水扳桨,听其自然,随遇而安。任凭命运之舟大起大落,无论是在富贵的浪峰还是在贫穷的谷底,终是知天乐命。
也许因为外婆本来就是一个劳动者?如果说因她曾经暂时占有过财产,她便是一个剥削者;那么她失去了财产,她是否就自然回归成劳动人民了呢?——在这里,“阶级”一词的含义突然变得模糊不清。“阶级”真是一个可疑的词语。
无论怎样,因着作为女人的外婆,在几十年的风浪起伏中,为我展现了那么富于弹性的柔韧之美,直至如今外婆依旧活在我的梦里,令我刻骨铭心。
寒暑假我和妈妈依然去洛舍。每次外婆都会把我们接到一个新的住处,每次都是寄人篱下。但外婆却泰然。记得有一年我们住在一家叫做阿应妈的家里。她有一座很大的房子,她的丈夫是个大地主,死了多年。她没有孩子,同一个年轻女人、还有那女人的孩子住在一起。听说那年轻女人是她丈夫的小老婆,她们彼此姐妹相称,孩子管她叫大妈妈,一家人很是和睦。她家还有她丈夫的妹妹和妹夫,也是地主。那老太太戴着银手镯,老头儿戴一顶瓜皮帽,两个人总是躺在竹榻上抽水烟,一根长长的竹管,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那是我见过的真正的地主,就像电影中的一个画面,因而我从此对电影深信不疑。还有一年,我们住过一家养蚕人的家,墙是用毛竹片隔开的,房东家的蚕宝宝从毛竹片那边爬过来,在竹片的空隙里结了好几个雪白的茧子,我把它们小心地采下来,对外婆说这可以做丝绵被了。外婆笑得前仰后合。
最开心的事情,是跟着外婆上街去买菜。外婆走在小镇的路上,一路过去,总是不断地有人同她打招呼,“春谷嫂”叫得好亲热;去买肉,卖肉的给她挑一块肥瘦相间的;去买鱼,那鱼还活蹦乱跳;走几步,便有人往我的衣服口袋里塞着葵花子或是桑葚、鲜枣什么的,很是风光很是招摇。我觉得外婆在镇上确是很有人缘的,她每天在街上出现的时候,人们向她投来尊敬和友善的目光,依然如同从前。
其实那时的外婆已经什么都不是了。我们寄居在别人的屋檐下,上无片瓦,无权无势。但外婆却始终被小镇的人们爱戴着,在那个年代里,这实在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有一年夏天,我跟着外婆到乡下去走亲戚。我们走上了一条大堤。堤下是一大片水塘,肥硕而茂盛的荷叶几乎覆盖了整个水面。在那绿色的“草地”上,傲然挺立着一枝枝粉红雪白的荷花,迎着晨风抖开了轻盈的衣裙。我痴痴地望着那些荷花,忽然就往堤下的荷塘跑去。外婆一把拉住我,说你想作啥呀?我说我要,我要去采荷花嘛。西湖里的荷花,只让人看,不让采的。外婆噗地笑出声来,说你想要荷花哦,这还不容易?明天我叫乡下的人去采些给你送来就是了,好不好?一边说着,她仍然紧抓住我的手不放。第二天一早,我醒来走下楼梯,眼前忽地一亮,只见堂屋的八仙桌上,满满一钵子新鲜的荷花,一大朵一大朵,含苞待放。盛开的花瓣上,还滚动着晶莹的露珠……外婆你真好……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还以为外婆早已把这件事忘了呢。
我永远记得那些美丽的荷花。记得外婆曾经那么慷慨地满足了我的愿望,哪怕是像一枝荷花那么小小的愿望。在那样凄苦的日子里,美丽的荷花分明显得有些奢侈了。
炎热的夏天,一到傍晚,外婆总是早早在屋外的石头场地上泼上井水,好让地面快些凉快下来。然后搬出竹椅和藤榻,让我们在门口的树下乘凉。天空一点点暗下去,蓝色的星星一颗一颗从树叶子背后探出了头,河面上带着腥味的微风阵阵吹来。外婆说你给我讲个故事吧,我就给外婆讲故事。风停了,外婆手里的蒲扇停止了摇动,身后传来轻轻的鼾声……
妹妹出生以后,我们搬到了杭州城西的皇亲巷,奶奶一家也搬过来与我们同住。妈妈大概希望奶奶能就此帮她照料些家务。
一天,楼上的小脚奶奶问我,你家今天吃番薯了吗?我说没有哇。小脚奶奶噢了一声,然后轻声对我说,我看见你家广东奶奶在小菜场一个人吃番薯哩。又过了几天,我放学回来,听见大门口有吵闹的声音,是邻家的山东婆在骂街,说是她晾的被子不知被哪个缺德鬼,挪到晒不着太阳的树阴下去了。我看见那阳光灿烂的空地上,赫然晾着奶奶的一条毯子。
我不做声。我已经习惯于见怪不怪了。
我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便是拎着四只热水瓶,到巷口的老虎灶去打开水。灌满了开水的热水瓶好重,我小小的手掌,难以握住两只热水瓶的把手。我总是跌跌撞撞地走,瓶塞随时都会从瓶口突围出来。我战战兢兢,力气不够将瓶身抬高,开水便一路嘀嗒着。每次回到家里,我满头大汗,胳膊酸疼得抬不起来。
而奶奶视而不见。她明明有一只烧饭用的煤炉,白天很多时候封着火,可她为什么不能为我们烧几瓶开水呢?
我问过妈妈。妈妈只是苦笑。妈妈说烧开水太费火了,还是去打水吧。妈妈好像不愿意给奶奶添麻烦,连吃饭也是自己另做。很多年中,我和妈妈几乎一直都是吃食堂的饭。有时妈妈晚上开会,很迟才回家,饿着肚子。但奶奶从来没有为她留过饭。奶奶决不主动为妈妈做些什么,比如妈妈早上出门时晾了衣服,如果忘了叮嘱奶奶,而天又忽然下了雨,晚上回来时,那衣服还在雨里淋着,奶奶一般是不会替她收进来的;即便是缝缝补补这样的小事,也从来没有过。
妈妈每天上班很累,我每天上学很忙;妈妈要负担全家人的生活费,还要为爸爸的事情操心;而奶奶整天在家里待着,除了管着我妹妹,却从不心疼也不顾及我妈妈。奶奶对外婆的敌意已殃及到妈妈。当外婆不在杭州的时候,妈妈就成为外婆的等号。她冷眼旁观着妈妈的劳累,我读出她嘴角上只挂着两个字:活该!假如妈妈暂时不在,那么我就成了外婆的替身。她从不正眼看我,从童年到少年,我几乎没有见过奶奶的微笑,在我的记忆中,她好像从未抱过我,从未对我有过哪怕任何一点亲切的表示。她已将我并入了她心中的那张大网,视我为外婆一族一类,与外婆一丘之貉。她每日都在扩大着怨恨的边界,朝朝暮暮,锲而不舍。
奶奶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古怪。
大叔叔终于中专毕业,分配工作去了北方,而奶奶并不怎样地难过;二叔叔也考上了一所外地的大学,向她辞行,奶奶好像也无动于衷。姑姑的学习成绩似乎很糟,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帮奶奶做家务。奶奶每天都在大声呵斥着姑姑,说她笨手笨脚。于是1963年姑姑初中毕业后,主动报名去下乡。爸爸不让她去,说她完全可以在城里找到工作。但奶奶却说:大家都不去种田,哪来饭吃啊?她只是对她最小的一个儿子,我的小叔叔表示出些许母爱,在我看来那疼爱的程度也非常有限。
有时我真怀疑我的奶奶是一个冷酷的人。
她基本上不同周围的任何人交谈。但不交谈并不等于她不说话。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她都坐在自己房间门口的一张竹椅上,口中念念有词,喃喃自语。她似乎永远都在同自己对话,滔滔不绝,旁若无人。她低声哼吟着一长串艰涩难辨的话语,抑扬顿挫之后,尾音总是拉得老长,但一句紧接着一句,从不间断从不停顿,如同猴子捞月,一只只头尾相钩,攀成一道环环入扣的长绳,垂向深潭。奶奶门口的空气中,终日颤动着一种神秘的音符,使得从她门前经过的人,不得不敬而远之。每当这时候,她高高的颧骨上就会泛起两片润泽的红晕,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明亮而生动,眉宇间神采飞扬。那语音悠悠地升高了,变成一行翩翩的大雁,呼扇着翅膀,穿云破雾,飞往远古的南粤……那些无人懂得的民谣和山歌,是奶奶心中永远的故乡。
可惜奶奶的民谣大多都没有保留下来。我只记得其中的一首,经爸爸“翻译”,是这样念的: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食槟榔;槟榔香,买紫姜;紫姜辣,买蒲达(苦瓜);蒲达苦,买猪肚;猪肚肥,买牛皮;牛皮薄,买菱角;菱角尖,买马鞭;马鞭长,顶屋梁;屋梁高,买张刀;刀切菜,买箩盖;箩盖圆,买只船;船无底,淹死几个日本仔……
结尾处居然还有抗战的内容。不过一般人绝不可能听懂。那语音实在很难听,我决定绝不学广东话。
奶奶常常这样坐在门口自言自语,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
有同学来我家,吓得不敢进门。他们说,你那个奶奶,会不会是个巫婆?
很多年以后留在我脑中的奶奶,就是这样一个背对着阳光的黑影,玄衫黑裤,打坐入定,像一座凝固不动的雕塑。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说自话的寂寞中度过的。而她居然以对人世无比的耐心一直活到九十高龄。她死去以后,爸爸恍然大悟,说很可能她这种不厌其烦的自我倾诉,就是一种气功呐。
但我知道奶奶其实是很善于保养自己的。她既不起早也不晚睡,每天中午必睡午觉,雷打不动。既然没有钱吃补品,只好不觅仙方觅睡方了。奶奶还擅长煲汤,把什么东西都放进罐子里去,从早一直炖到晚,煲得个稀里糊涂。她最喜欢用黑鱼头或是鲢鱼头炖黑豆汤,据说鱼头和黑豆都是补脑的佳品。所以奶奶对往事的记忆力被不断地滋补得惊人。奶奶洗头也是极其讲究的,她用橘子皮、生姜,还有醋和皂荚,先熬出一锅水,滤去渣子,放凉了,然后用那水洗头发。她这样洗了几十年,直到七十岁时,头发不掉不花,仍然是满头乌黑,保持着年轻时天然的翻卷弯曲,极让人羡慕。
可见奶奶仍然热爱生活。她对于自己的照拂,很是精心尽力。
邻居们进进出出,偶尔也同她打招呼:广东奶奶,吃饭啦?或者说,广东奶奶,起来啦?
那时广东奶奶已经能听懂一些杭州方言了。她点点头。然后小声嘀咕着回答说,人总是要吃饭的嘛,不吃饭不是神仙啦。或者说,这时候还能不起来么,不起来就是个死鬼啦。
这就是她最初在西公廨时回答我舅舅的语言方式。几十年一贯,一百年不变。她从不正面回答别人的问题,永远是以反驳代替回答。她从不赞同别人的意见,也从不对任何人表示好感。幸亏邻居们多半听不懂她的意思,也就笑一笑拉倒。
她在漫长的孤独中长久的自言自语,成了她每日必行的功课。她独思静养,循环往返,渐渐将天下万物都整理出一个头绪,然后再一项项逐条发表她的见解。她反驳别人是为了有利于阐述自己的看法,如果轻易地苟同,她便失去了表达的机会。她有很多的时间来反复进行练习和锤炼语言,将它们磨炼得一针见血。假如有一天放弃反驳,她的舌头就会变得迟钝。于是她在自己假想的对敌作战中,逐渐成为一个业余的评论家。当她在闲适的暖风中落座竹椅,她便开始喃喃自语,对她周围的一切事物,展开随心所欲的批评。
奶奶从不讲故事。她不喜欢叙述。她的表达确实带有浓重的理论色彩,而且多半具有判决的意味。她说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她说一个儿子怕什么呢,满天的星星有什么用处,你没看见太阳也只有一个嘛。她说大的不争气,小的怎么会出头呢。她说天塌下来还能当棉被盖哩。她说儿子大了儿子的世界,女儿大了女儿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我不懂你们的世界。她还说,施恩莫望报。
她说出这句名言的时候,我的妈妈瞠目结舌。妈妈明白奶奶和外婆的关系终于是无法修复了。这句话自然是当外婆来杭州做客时才会最后说出来的。说出来以后,妈妈对这个家的一切恩德,便都在奶奶自造的逻辑中,统统一笔勾销。
在爸爸看来,不识字的奶奶却是智商过人,抽象思维尤其发达。不识字尚且如此,假如念过几年书,奶奶说不定可成为“金棍子”“银棍子”,当一个显赫的职业评论家。
奶奶终于获得了心理平衡。她除了自己以外,看不起所有的人。她懂得要想不被别人看不起,先得看不起别人才行。
也许奶奶天生是狂妄的——她本无任何狂妄的资本;但也许正是由于一无资本她才必须狂妄,否则,她将怎样活下去呢?
很多年过去,我理解了我一身傲骨的奶奶。但我却无法热爱她。
奶奶在那些年中仅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广东籍的老尼姑。隔着一条巷子,原先曾有一个尼姑庵。奶奶不知怎么同她认识,也不知这位广东老乡何故流落至此。尼姑庵后来废弃,老尼姑移居附近的一间民宅,常来看望奶奶。她们交谈时总是关着门,畅快淋漓地用粤语互相诉说,隔窗听去,嗡嗡嘤嘤的,很像是佛堂念经的声音。老尼姑每次离去时,两人都是眼泪汪汪。老尼姑是奶奶生活中唯一的知音,她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老尼姑仙逝。老尼姑活着时,还常常带些水果糕点之类的东西来给奶奶。按说奶奶应是施主,却常让她的同乡施舍,这一直使我觉得纳闷——奶奶好像总是索取多于给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