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从外公死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外婆孤零零一个人，住在洛舍街上“朱万兴”那栋空空荡荡的老屋里。
我对那栋老房子有着很深的记忆。大门口的一长排铺面，是店堂，店堂后面是一个天井。穿过天井，便是一间很大的面粉加工作坊，有两台摇面的机器，终日发出吱呀的响声。周围的墙上立满了木架，晾着阔皮子，也就是可作挂面的干面条。木架上很多竹匾，盛着一叠叠刚压出来的馄饨皮子。屋角有一个大灶，冒着浓浓的热气，做工的伙计阿三，飞快地掀开锅盖，将一勺稠稠的绿豆浆倒进一只扁扁的铜盘里，像变戏法一样，把铜盘溜溜一转，麻利地放入锅内，任它在沸腾的水上漂着，又盖上高锅盖，再焖上一小会儿，等再揭开锅盖时，那铜盘里的绿豆浆，已经凝成一片薄饼，用筷子一撩，拎起来，一张圆圆的粉皮就完成了。晾在木架上，透明滑润，墙上像悬着无数的月亮。
我喜欢溜进作坊里去玩。每次都看得如痴如醉。
从作坊里出来的东西都很好吃。货物都是地地道道的从不掺假。那时没有“质量月”什么的，但店家恪尽职守，每天都有很多镇上的、乡下的人，来买“朱万兴”的面食。
那间作坊后面有一扇小门，通往后楼。后楼是堆放粮食、柴草和杂物的仓库，阁楼上住着几个伙计。有一个担水的胖老头，人称白眼阿金，是个独眼，无儿无女的，常常一个人就着一碗炒螺蛳喝酒。他到河边去担水时，浑身冒着酒气，摇摇晃晃，像一个会走路的酒瓶子。
推开后楼墙角上一扇窄小的木门，门轴发出一声令人心悸的尖叫——老屋的最后一进，是一个早已被荒废的小花园。从破旧的门缝里望去，能看见散落一地的花盆和几株夹竹桃。
邻家的小英告诉我，那花园里是有狐狸精的，所以没人去那儿。
我对它满怀好奇。但是每次我壮着胆子屏着呼吸踮着脚尖走到那扇门的边缘，外婆总是会及时寻来，将我唤回。她说那花园里有邪气，小孩去了会生病。她说得很坚决不容反驳，所以我实际上从未踏进过那个花园，只能在回忆中保留我的想象了。外婆背着我穿过那长长的老房子，回到临街的堂屋，让我到楼上她的卧房去办家家。
我不怕花园的狐狸精，我真正害怕的却是楼上的那两大间卧房。它们永远阴森森、黑洞洞的，散发着一种年代久远的陌生气息。矗立于屋子四角的红木家具，垂挂着一把把锃亮的铜锁，把什么都严严实实地封闭其中。雕花大床上的夏布蚊帐，无风自动，令我心惊胆战；屋顶高不可及，从楼板和墙缝里，传来各种奇奇怪怪的响声……
建国之初的一日，外公被镇上的军代表、山东人章再龙叫去乡政府，再没有回来。后来“朱万兴”就摘下招牌、遣散了伙计、关了店铺。外公死后，人去楼空。妈妈和舅舅都在杭州，留下外婆独自一人，居然守着这偌大的一栋空房子，度过了悠长而孤寂的寡居生活。
那时还没有电灯。天黑了、街市散了，小镇的夜一片死寂，老屋如一座墓穴，油灯渐渐亮了，像一星磷火，一步步挪上楼梯，唯有墙上的影子陪伴着她……
夜深时，街上还会传来谁家为亲人叫魂的喊声：××，回来啊……哦，回来了……令人毛骨悚然。
但外婆想必是不信鬼神的吧。我甚至没有见过她拜佛。
外婆一个人在那栋空荡荡的房子里走来走去，温习着旧日的光荣、温习着外公曾经给予她的隐痛。然而，如今朱家的这栋房子，只留下了她一个女人，她是朱家最后一个守门人。洛舍漾载舟覆舟，她要把船撑到最后。无论朱春谷生前怎样亏欠了她的情，她的船却只有一个码头。
天蒙蒙亮的时候，木格的窗纸刚刚发出湛蓝的颜色，我从睡梦中醒来，就听见外婆的咳嗽声从楼下的灶间传来。很多年中，外婆的咳嗽声是我晨起的第一支乐曲。它熟悉而亲切，弥漫于我的床头枕边，像一个守护的女神，抚慰我亲吻我。外婆——我呢喃着，细弱的声音在空旷的屋顶下回荡。外婆的丰满的脸膛被灶口的火光映得通红，外婆冲着楼梯大喊——再困一歇呐好乖乖！一降松枝燃烧的烟火气息和米粥的香味袅袅升起，将我团团萦绕，我重又甜甜地睡去……
若是过年，堂屋和灶间的竹竿上，便挂满了火腿、粽子和酥糖雪饺。逢年过节，依然有乡人邻里送来丰厚的年货，可以一直吃到春天。除夕时，吃过年夜饭，外婆便开始做汤圆，一粒粒像黄豆那么大，细巧如珠，溜光溜滑。洛舍人管它叫顺风圆，初一早晨吃了顺风圆，自然是一年里都会顺顺当当的。
大年初一的早晨，在鞭炮声中醒来时，一睁眼，面前定是有一双里外三新的大红色灯芯绒棉鞋，悄悄放在我的床头。有时，里面还会有一双新的袜子。棉鞋是外婆亲手做的新年礼物。我的脚在外婆的红棉鞋里一点点放大，我穿着外婆的红棉鞋踏上后来的风雨之途。
幸福其实只是一种瞬间的感觉、一个稍纵即逝的时刻。我确信在外婆家老屋的清晨，自己曾经是有过幸福的体验的，可惜它太短暂。
那座老屋在1954年的公私合营中被收归政府后，改成了一所供销社，外婆被录用为供销社的职工。她搬出老屋后，开始在洛舍镇上租房，从镇东搬到镇西，不断地寻找着适当的落脚之地。
租别人家的房，是不能携带太多东西的。外婆清理了老屋的财物，一部分运去了杭州给我的妈妈，另一些较为笨重的家具，统统存放在亲戚和老友的家里。舅舅说，其实那时候，家底已空，剩不下多少贵重的东西了。外公活着时，就把太公留下的茧行、糖行、羊毛行的股金单子，统统烧掉了；唯一值钱的是一些金器，也让伙计阿三检举揭发。阿三从小就是外婆家的雇工，成天师傅师娘的挂在嘴边，叫得很是亲热。后来由外公做主，娶了阿玉做老婆。阿玉原是当地一个土匪头子的小老婆，解放前夕，那土匪逃走了，扔下阿玉一个人。由于阿玉当过土匪的小老婆，所以整日提心吊胆的。她怂恿阿三揭发他过去的东家，阿三不敢不从。那些金器被政府一一登记在册，然后九十块钱一两，强行到湖州卖掉。但外婆并不因此怪罪阿三，她怜惜阿玉，还拿出些钱，帮着阿三家开了一家小作坊，买了一头牛拉磨，加工面粉。那年深秋，连日的淫雨之后一个晴朗的早晨，外婆带着一些实用的家什和她心爱的丝绵被，走出老屋，开始了她小镇平民的生活。
外婆美丽的发髻就是在那个时候毅然剪去的。那年乡下发了大水，镇上所有的人都被派去连夜车水排水。大雨路滑，外婆跌了一跤，病愈后胳膊仍然举不过头顶。她无法自己梳头盘发了。她从此一刀将发髻剪去，剪成了短发。短发的外婆辞去了供销社的工作，自己喂猪养鸡，安心当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家庭妇女。然后把她的辛苦所得，一点一滴地积攒起来，源源不断地送给杭州的儿女。
可惜我从未与外婆交谈过她的那段生活。到了我能够交谈的年龄，我却又远去北方。但我想，外婆这个人，终究还是将钱财看得淡淡。她平静地接受了丧夫和破产的打击，并未费太大的劲，便重新调整了自己的心态，犹如水涨船高、水落船低，顺风扬帆、逆水扳桨，听其自然，随遇而安。任凭命运之舟大起大落，无论是在富贵的浪峰还是在贫穷的谷底，终是知天乐命。
也许因为外婆本来就是一个劳动者？如果说因她曾经暂时占有过财产，她便是一个剥削者；那么她失去了财产，她是否就自然回归成劳动人民了呢？——在这里，“阶级”一词的含义突然变得模糊不清。“阶级”真是一个可疑的词语。
无论怎样，因着作为女人的外婆，在几十年的风浪起伏中，为我展现了那么富于弹性的柔韧之美，直至如今外婆依旧活在我的梦里，令我刻骨铭心。
寒暑假我和妈妈依然去洛舍。每次外婆都会把我们接到一个新的住处，每次都是寄人篱下。但外婆却泰然。记得有一年我们住在一家叫做阿应妈的家里。她有一座很大的房子，她的丈夫是个大地主，死了多年。她没有孩子，同一个年轻女人、还有那女人的孩子住在一起。听说那年轻女人是她丈夫的小老婆，她们彼此姐妹相称，孩子管她叫大妈妈，一家人很是和睦。她家还有她丈夫的妹妹和妹夫，也是地主。那老太太戴着银手镯，老头儿戴一顶瓜皮帽，两个人总是躺在竹榻上抽水烟，一根长长的竹管，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那是我见过的真正的地主，就像电影中的一个画面，因而我从此对电影深信不疑。还有一年，我们住过一家养蚕人的家，墙是用毛竹片隔开的，房东家的蚕宝宝从毛竹片那边爬过来，在竹片的空隙里结了好几个雪白的茧子，我把它们小心地采下来，对外婆说这可以做丝绵被了。外婆笑得前仰后合。
最开心的事情，是跟着外婆上街去买菜。外婆走在小镇的路上，一路过去，总是不断地有人同她打招呼，“春谷嫂”叫得好亲热；去买肉，卖肉的给她挑一块肥瘦相间的；去买鱼，那鱼还活蹦乱跳；走几步，便有人往我的衣服口袋里塞着葵花子或是桑葚、鲜枣什么的，很是风光很是招摇。我觉得外婆在镇上确是很有人缘的，她每天在街上出现的时候，人们向她投来尊敬和友善的目光，依然如同从前。
其实那时的外婆已经什么都不是了。我们寄居在别人的屋檐下，上无片瓦，无权无势。但外婆却始终被小镇的人们爱戴着，在那个年代里，这实在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有一年夏天，我跟着外婆到乡下去走亲戚。我们走上了一条大堤。堤下是一大片水塘，肥硕而茂盛的荷叶几乎覆盖了整个水面。在那绿色的“草地”上，傲然挺立着一枝枝粉红雪白的荷花，迎着晨风抖开了轻盈的衣裙。我痴痴地望着那些荷花，忽然就往堤下的荷塘跑去。外婆一把拉住我，说你想作啥呀？我说我要，我要去采荷花嘛。西湖里的荷花，只让人看，不让采的。外婆噗地笑出声来，说你想要荷花哦，这还不容易？明天我叫乡下的人去采些给你送来就是了，好不好？一边说着，她仍然紧抓住我的手不放。第二天一早，我醒来走下楼梯，眼前忽地一亮，只见堂屋的八仙桌上，满满一钵子新鲜的荷花，一大朵一大朵，含苞待放。盛开的花瓣上，还滚动着晶莹的露珠……外婆你真好……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还以为外婆早已把这件事忘了呢。
我永远记得那些美丽的荷花。记得外婆曾经那么慷慨地满足了我的愿望，哪怕是像一枝荷花那么小小的愿望。在那样凄苦的日子里，美丽的荷花分明显得有些奢侈了。
炎热的夏天，一到傍晚，外婆总是早早在屋外的石头场地上泼上井水，好让地面快些凉快下来。然后搬出竹椅和藤榻，让我们在门口的树下乘凉。天空一点点暗下去，蓝色的星星一颗一颗从树叶子背后探出了头，河面上带着腥味的微风阵阵吹来。外婆说你给我讲个故事吧，我就给外婆讲故事。风停了，外婆手里的蒲扇停止了摇动，身后传来轻轻的鼾声……
妹妹出生以后，我们搬到了杭州城西的皇亲巷，奶奶一家也搬过来与我们同住。妈妈大概希望奶奶能就此帮她照料些家务。
一天，楼上的小脚奶奶问我，你家今天吃番薯了吗？我说没有哇。小脚奶奶噢了一声，然后轻声对我说，我看见你家广东奶奶在小菜场一个人吃番薯哩。又过了几天，我放学回来，听见大门口有吵闹的声音，是邻家的山东婆在骂街，说是她晾的被子不知被哪个缺德鬼，挪到晒不着太阳的树阴下去了。我看见那阳光灿烂的空地上，赫然晾着奶奶的一条毯子。
我不做声。我已经习惯于见怪不怪了。
我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便是拎着四只热水瓶，到巷口的老虎灶去打开水。灌满了开水的热水瓶好重，我小小的手掌，难以握住两只热水瓶的把手。我总是跌跌撞撞地走，瓶塞随时都会从瓶口突围出来。我战战兢兢，力气不够将瓶身抬高，开水便一路嘀嗒着。每次回到家里，我满头大汗，胳膊酸疼得抬不起来。
而奶奶视而不见。她明明有一只烧饭用的煤炉，白天很多时候封着火，可她为什么不能为我们烧几瓶开水呢？
我问过妈妈。妈妈只是苦笑。妈妈说烧开水太费火了，还是去打水吧。妈妈好像不愿意给奶奶添麻烦，连吃饭也是自己另做。很多年中，我和妈妈几乎一直都是吃食堂的饭。有时妈妈晚上开会，很迟才回家，饿着肚子。但奶奶从来没有为她留过饭。奶奶决不主动为妈妈做些什么，比如妈妈早上出门时晾了衣服，如果忘了叮嘱奶奶，而天又忽然下了雨，晚上回来时，那衣服还在雨里淋着，奶奶一般是不会替她收进来的；即便是缝缝补补这样的小事，也从来没有过。
妈妈每天上班很累，我每天上学很忙；妈妈要负担全家人的生活费，还要为爸爸的事情操心；而奶奶整天在家里待着，除了管着我妹妹，却从不心疼也不顾及我妈妈。奶奶对外婆的敌意已殃及到妈妈。当外婆不在杭州的时候，妈妈就成为外婆的等号。她冷眼旁观着妈妈的劳累，我读出她嘴角上只挂着两个字：活该！假如妈妈暂时不在，那么我就成了外婆的替身。她从不正眼看我，从童年到少年，我几乎没有见过奶奶的微笑，在我的记忆中，她好像从未抱过我，从未对我有过哪怕任何一点亲切的表示。她已将我并入了她心中的那张大网，视我为外婆一族一类，与外婆一丘之貉。她每日都在扩大着怨恨的边界，朝朝暮暮，锲而不舍。
奶奶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古怪。
大叔叔终于中专毕业，分配工作去了北方，而奶奶并不怎样地难过；二叔叔也考上了一所外地的大学，向她辞行，奶奶好像也无动于衷。姑姑的学习成绩似乎很糟，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帮奶奶做家务。奶奶每天都在大声呵斥着姑姑，说她笨手笨脚。于是1963年姑姑初中毕业后，主动报名去下乡。爸爸不让她去，说她完全可以在城里找到工作。但奶奶却说：大家都不去种田，哪来饭吃啊？她只是对她最小的一个儿子，我的小叔叔表示出些许母爱，在我看来那疼爱的程度也非常有限。
有时我真怀疑我的奶奶是一个冷酷的人。
她基本上不同周围的任何人交谈。但不交谈并不等于她不说话。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里，她都坐在自己房间门口的一张竹椅上，口中念念有词，喃喃自语。她似乎永远都在同自己对话，滔滔不绝，旁若无人。她低声哼吟着一长串艰涩难辨的话语，抑扬顿挫之后，尾音总是拉得老长，但一句紧接着一句，从不间断从不停顿，如同猴子捞月，一只只头尾相钩，攀成一道环环入扣的长绳，垂向深潭。奶奶门口的空气中，终日颤动着一种神秘的音符，使得从她门前经过的人，不得不敬而远之。每当这时候，她高高的颧骨上就会泛起两片润泽的红晕，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明亮而生动，眉宇间神采飞扬。那语音悠悠地升高了，变成一行翩翩的大雁，呼扇着翅膀，穿云破雾，飞往远古的南粤……那些无人懂得的民谣和山歌，是奶奶心中永远的故乡。
可惜奶奶的民谣大多都没有保留下来。我只记得其中的一首，经爸爸“翻译”，是这样念的：月光光，照地堂；年卅晚，食槟榔；槟榔香，买紫姜；紫姜辣，买蒲达（苦瓜）；蒲达苦，买猪肚；猪肚肥，买牛皮；牛皮薄，买菱角；菱角尖，买马鞭；马鞭长，顶屋梁；屋梁高，买张刀；刀切菜，买箩盖；箩盖圆，买只船；船无底，淹死几个日本仔……
结尾处居然还有抗战的内容。不过一般人绝不可能听懂。那语音实在很难听，我决定绝不学广东话。
奶奶常常这样坐在门口自言自语，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
有同学来我家，吓得不敢进门。他们说，你那个奶奶，会不会是个巫婆？
很多年以后留在我脑中的奶奶，就是这样一个背对着阳光的黑影，玄衫黑裤，打坐入定，像一座凝固不动的雕塑。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说自话的寂寞中度过的。而她居然以对人世无比的耐心一直活到九十高龄。她死去以后，爸爸恍然大悟，说很可能她这种不厌其烦的自我倾诉，就是一种气功呐。
但我知道奶奶其实是很善于保养自己的。她既不起早也不晚睡，每天中午必睡午觉，雷打不动。既然没有钱吃补品，只好不觅仙方觅睡方了。奶奶还擅长煲汤，把什么东西都放进罐子里去，从早一直炖到晚，煲得个稀里糊涂。她最喜欢用黑鱼头或是鲢鱼头炖黑豆汤，据说鱼头和黑豆都是补脑的佳品。所以奶奶对往事的记忆力被不断地滋补得惊人。奶奶洗头也是极其讲究的，她用橘子皮、生姜，还有醋和皂荚，先熬出一锅水，滤去渣子，放凉了，然后用那水洗头发。她这样洗了几十年，直到七十岁时，头发不掉不花，仍然是满头乌黑，保持着年轻时天然的翻卷弯曲，极让人羡慕。
可见奶奶仍然热爱生活。她对于自己的照拂，很是精心尽力。
邻居们进进出出，偶尔也同她打招呼：广东奶奶，吃饭啦？或者说，广东奶奶，起来啦？
那时广东奶奶已经能听懂一些杭州方言了。她点点头。然后小声嘀咕着回答说，人总是要吃饭的嘛，不吃饭不是神仙啦。或者说，这时候还能不起来么，不起来就是个死鬼啦。
这就是她最初在西公廨时回答我舅舅的语言方式。几十年一贯，一百年不变。她从不正面回答别人的问题，永远是以反驳代替回答。她从不赞同别人的意见，也从不对任何人表示好感。幸亏邻居们多半听不懂她的意思，也就笑一笑拉倒。
她在漫长的孤独中长久的自言自语，成了她每日必行的功课。她独思静养，循环往返，渐渐将天下万物都整理出一个头绪，然后再一项项逐条发表她的见解。她反驳别人是为了有利于阐述自己的看法，如果轻易地苟同，她便失去了表达的机会。她有很多的时间来反复进行练习和锤炼语言，将它们磨炼得一针见血。假如有一天放弃反驳，她的舌头就会变得迟钝。于是她在自己假想的对敌作战中，逐渐成为一个业余的评论家。当她在闲适的暖风中落座竹椅，她便开始喃喃自语，对她周围的一切事物，展开随心所欲的批评。
奶奶从不讲故事。她不喜欢叙述。她的表达确实带有浓重的理论色彩，而且多半具有判决的意味。她说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她说一个儿子怕什么呢，满天的星星有什么用处，你没看见太阳也只有一个嘛。她说大的不争气，小的怎么会出头呢。她说天塌下来还能当棉被盖哩。她说儿子大了儿子的世界，女儿大了女儿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我不懂你们的世界。她还说，施恩莫望报。
她说出这句名言的时候，我的妈妈瞠目结舌。妈妈明白奶奶和外婆的关系终于是无法修复了。这句话自然是当外婆来杭州做客时才会最后说出来的。说出来以后，妈妈对这个家的一切恩德，便都在奶奶自造的逻辑中，统统一笔勾销。
在爸爸看来，不识字的奶奶却是智商过人，抽象思维尤其发达。不识字尚且如此，假如念过几年书，奶奶说不定可成为“金棍子”“银棍子”，当一个显赫的职业评论家。
奶奶终于获得了心理平衡。她除了自己以外，看不起所有的人。她懂得要想不被别人看不起，先得看不起别人才行。
也许奶奶天生是狂妄的——她本无任何狂妄的资本；但也许正是由于一无资本她才必须狂妄，否则，她将怎样活下去呢？
很多年过去，我理解了我一身傲骨的奶奶。但我却无法热爱她。
奶奶在那些年中仅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广东籍的老尼姑。隔着一条巷子，原先曾有一个尼姑庵。奶奶不知怎么同她认识，也不知这位广东老乡何故流落至此。尼姑庵后来废弃，老尼姑移居附近的一间民宅，常来看望奶奶。她们交谈时总是关着门，畅快淋漓地用粤语互相诉说，隔窗听去，嗡嗡嘤嘤的，很像是佛堂念经的声音。老尼姑每次离去时，两人都是眼泪汪汪。老尼姑是奶奶生活中唯一的知音，她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老尼姑仙逝。老尼姑活着时，还常常带些水果糕点之类的东西来给奶奶。按说奶奶应是施主，却常让她的同乡施舍，这一直使我觉得纳闷——奶奶好像总是索取多于给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