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深夜，我翻开鲁迅曾阅读过的那本历史，看到书上写有“天灾”字样。与此同时，我发现父亲正坐在书中工整而稠密的文字中，他用生锈的声音对我说，“开始吧！”
——题记
一
太阳升起来了，我的故乡渐渐清晰起来。
一九六〇年初春冰凉的阳光浅浅地覆盖着结构凌乱颜色陈旧的故乡。村庄深处，一声嘹亮的狗叫声打破最初的沉寂，我父亲踩着悠长的狗叫声从村巷里走出来。那时候，他的身上沾满了稻草和一些烟叶的气息，清冷的阳光在他的破棉袄和鼻梁上久久不绝。
父亲走过一截报废的堤坝，堤坝上倾斜着几块漆色驳落的标语牌，牌子上繁体字笔画古怪、意义明确：一手大办钢铁，一手大办农业。在钢铁和农业丁丁当当地碰撞了整整一年后，我父亲炉火熊熊铁水奔流的记忆中粮食和农业情感在他周围的风中如逝去的祖先们的脸忽隐忽现。这样，堤坝下面几座残废的土高炉在他的视线中就尖锐而明朗起来。土法上马的炼铁炉此时如几座先烈们的坟墓庄严神圣而又死得其所地点缀在冻硬的土地上，土地上空空荡荡。
烟火和梦想在这一年过年杀牛的嚎叫声中熄灭。此刻，满嘴牛肉气息的父亲看到锈铜生铁形状别扭地散落在土高炉四周。在一座彻底坍塌的土高炉残骸旁，一根生锈的铁钎搁在一架断裂的木轮车上，分裂的车轮里伸出几茎枯草在风中摇晃。与此同时，一个盛水的破木桶、一堆煤矸石还有几双烂掉的鞋底和一只缺口的陶碗分布在废车轮周围类似于一幅著名油画必不可少的装饰部分。
风很大，我父亲回头看一眼村庄的土墙草屋相互纠缠如同成群结队的牲畜等待饮水，一些屋顶上的稻草被风撕扯起并在冷冷的天空下飘扬。我父亲面对着沉默的村庄和光秃秃的树骂了半句“妈的！”
村庄里居住着我祖父、母亲、叔叔、姐姐还有三岁的我。我父亲骂的时候，母亲正用一些破棉絮将我裹好，然后用一根布条极简洁地将我捆扎好放在一只箩筐里，箩筐里塞满了稻草，草下面有一块烧得滚烫的砖头。母亲将半块冻得坚硬的米麸饼塞进我流口水的嘴里。那一年，我与稻草和箩筐相依为命。
一双张开嘴的布鞋沙沙地摩着土公路，一冬干冷的风吹尽了灰尘和留在路上的包含着各种动机的脚印，道路上清白而洁净如同父亲那时候无可挑剔的忠诚和纯粹的感情。
父亲去公社联系四口二丈四尺的大锅。
父亲走在初春的风中看到四口大锅热气腾腾一派繁荣的景象，全大队人民群众满怀着矢志不渝的感激和死里逃生的泪水团结在大锅的周围，米汤的香味如同流行感冒贯彻于全体人民松弛的胃里和坚定的信心里。又一阵尖锐的风扑向我父亲表情抽象的面孔，于是，他掖了掖肩头黑棉袄里冒出的一团棉花。
粉红色的思想和金黄色的情绪一路上高歌猛进勇往直前。我父亲许二贵穿着露出破绽的黑棉袄一步步地走向风的源头。
“许大队长，许大队长——”当我父亲扭过那颗瘦弱的脑袋看到屠夫吴根如麻袋一样迅速逼近时，他就继续往前走，并且吐了一口浓痰，腥黄的浓痰在地上溅起轻轻的微尘。
屠夫吴根嘴里迅速进出着牛草的气息，他追上来像影子跟在我父亲的屁股后面语言亲切形象生动。
麻袋一样的屠夫将一根“荣光”香烟强硬地塞到我父亲灰紫的嘴上：“许大队长，民兵营长陈槐不是死了吗？”屠夫吴根自己掐断半支烟咬在嘴里。两缕细细的轻烟在风中运动，并很快化为乌有。
我父亲继续往前走。吴根语言柔软声音如歌全无杀猪放血的血腥之气，他用袖子迅速抹了一把鼻涕：“许大队长，刘仁山骂你！”
我父亲止住脚步，看吴根一颗地瓜样的脑袋搁在油污深厚的棉袄领口里并用一根竹签熟练地挖着满嘴漏洞百出的黄牙，蜡黄的笑在脸上层出不穷。
“刘仁山骂你，我当着乡亲的面扇了他两耳光，脸都扇肿了。许大队长，陈营长不是死了吗？”
我父亲坚硬的目光在屠夫的脸上反复徘徊。那时刻，我父亲看到一尺二的杀猪刀流利地进出猪脖子，血流成河的场景此起彼伏，猪骨头洁白如玉鲜明突出于清晨的风中。
“许大队长，要是四类分子刘德彪、陶章敢骂你，我就将他们的眼珠子抠下来肠子抽出来热乎乎地送到你面前。陈营长不是死了吗？”
我父亲骂了一句去你妈的，大步流星地走向公社走向铁锅和一九六〇年春天的故事。
吴根愣在那里看到父亲在远处柳溪河尽头慢慢消失，河流如一根血管坚硬而弯曲地穿过故乡的土地和他的脑袋，河边一头瘦牛孤寂地站在水边饮水，他看到了风吹牛毛的情景。
他跺了跺脚，将一颗松懈的牙齿拔掉，然后血糊糊地扔进路边的水沟里。水沟里无水。
我父亲许二贵、屠夫吴根以及尚未见面的大锅在那天清晨就这样以最初的形象走进历史和我小说的开头部分。那时候，我买锅的父亲走在清冷的早晨并没有想到当时塞在稻草和箩筐中三岁的儿子数十年后咀嚼完了那半块米麸饼后要以文字和钢笔拆开他破旧的黑棉袄以及沾满了生铁锈铜气味的灵魂。
二
在城市钢筋混凝土结构中，我妻子站在客厅油画右下方终于爆发了，她以造反派性格为行动基础，今天中午向我正式宣战：“你再不将你母亲送进精神病院，我就跟你离婚！”与此同时，她还反复运用这世界上最残忍最恶毒的语言对我包抄、围剿、袭击、狂轰滥炸。其中有一句是，“老东西早死一天，文明就早一天走进我们家。”
我母亲见到饭粒撒到桌上或地板上，她就手脚痉挛浑身发抖，然后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将米饭粒捡起来塞进干瘪的嘴里反复咀嚼。当然哭完后母亲擦干眼泪又去洗锅抹碗扫地一如既往地为我儿子倒尿盆洗全家的衣服。
母亲的哭声时常引来邻居或楼下的行人驻足聆听和分析研究。
现在，满街流行音乐啤酒mtv性药股票法国香水洁士苗条霜皮尔卡丹，我无法仇恨嘴里咀嚼着口香糖的妻子如此尖刻。现在，我居住的这座城市今晚正在选美，全市人民统一思想统一部署地坐在了电视机前，几位女人专家眼睛发直聚精会神地研究推敲你来我往的美女们大腿的长度乳房的高度屁股的宽度，我知道性药和治疗性病的广告在这样的晚上趾高气扬振振有词，我知道在酒吧和霓虹灯潦草的姿势里人们那般情真意切地享受着三点式股市风潮有奖销售和通货膨胀的刺激，这座城市里的人们嘴里沾满了奶油、肯德基和麦当劳的音符已无须回忆或聆听数十年前的风声以及磨牙霍霍的细节。我坚决地关掉电视上几位女人专家们过于专心致志的表情，然后脱下西装，于夜深人静之时，逃离城市，潜入一九六〇年初春皖东故乡冰冷的炼铁炉旁和不再有炊烟的村庄的深巷里。
三
村庄一片漆黑悄无声息犹如一堆破败而冰冷的记忆或古代小说中描写劫后余生的景象。我家的黄狗站在裂缝深刻的紫红色木门檐下一声啸叫，声音漫过黑暗中的堤坝、土高炉、坟墓和我父亲麻木不仁的耳膜。
那时刻，我父亲坐在颜色陈旧腿脚失灵的床边，嘴里反复咀嚼着苦涩的烟叶，小油灯浅黄的微光照亮了部分墙壁以及泥土松散脱落留下的痕迹。父亲说：“棺材用刘德彪的！”
我母亲坐在灯下将一堆烂棉花反复拼贴组合，那时候，她满脑子棉袄的形象以及棉花温暖的气息四处弥漫。在没有棉袄的日子里，我嗷嗷的叫声昼夜不止。
民兵营长陈槐的送葬队伍声势浩大气象庄严，全村人民胃里满怀着大锅米饭和菜汤紧密团结地围绕着棺材在倾斜的大坝上缓缓移动。刘德彪的柏木棺材在午后阳光下闪耀着清冷的光辉，一根竹竿挑起的魂幡引导着棺材和哭声前进。民兵营长陈槐的老婆怀里抱着一个鸭子似的孩子披麻戴孝尾随着棺材嘴里呜噜呜噜哭诉着一些拖泥带水意义含糊的感情。陈槐的两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裹一身白布，手里攥着柳树削成的丧棒挨在棺材两侧走着，苍白的脸上重叠着不成熟的悲哀。
空气中飘扬着纸钱的灰烬和琐碎的哭声。
那时候，走在送葬队伍中的我父亲看到柏木棺材结构严谨品质优良犹如一本写满了罪恶的地主阶级的历史。
眺望去年秋天。空荡的土地上陈槐正带领青年突击队大炼钢铁，他身上沾满了煤灰和铁屑，匆忙的形象在土高炉和柏木棺材之间川流不息。
几位穿蓝色中山装的上级首长走来了，首长围着土高炉走了几圈然后站在深秋的风中说了许多关于钢铁和农业以及青年突击队与铁水奔流之间的意义。民兵营长兼青年突击队长陈槐在首长语言的煽动下亲手扳闸打开铁水炉。铁水汹涌澎湃，土制的铁水槽里泛滥起鲜红如梦的铁水，躲闪不及的陈槐的膝盖部位被一绺跃起的铁水赶上，于是一缕青烟便如诗如梦地漾溢在秋风中。秋风中许多麻雀在天空下涣散着飞行。
那一天，我故乡的土地上和人民的思想中飘满了炉火、铁水以及土高炉的黑烟。
整整一个冬天，陈槐的骨头和钢铁在那张铺满了稻草和虱子的破床上搏斗。大面积溃烂和大幅度的顽强抵抗，去年冬天陈槐的脑门上不停地冒汗。细菌病毒在远离药物的肉体中斗志昂扬深入骨髓，陈槐的膝盖骨于大年三十晚脱落，右腿下半部分如同炼出的钢铁彻底报废，高烧和疼痛纠缠着钢铁一样坚硬的陈槐在经过一段漫长的梦境后最终以一条半腿离开“二月春风似剪刀”的季节。陈槐三十一岁。
陈槐没有见到大锅里的米饭雪白如浪大锅里的菜汤汪洋无际的景象，他对我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铁是人，钢是饭”。我父亲没有弄懂陈槐的意思却看到他蜡黄的脸上汗水滚滚头发潮湿表情错综复杂。
陈槐的一条半腿至今仍走在我故乡田埂水塘边，形象清晰足音铿锵。
陈槐永远居住在村前几座土高炉的夹缝中。
埋了陈槐，人们散散漫漫拖着支离破碎的影子和感情踱回村庄，我父亲嘴里咀嚼着烟叶，看到土屋相互纠缠的村庄如风烛残年的老人摇晃在浅显的风中。
那时候，父亲的头顶掠过一阵灰色的麻雀。
屠夫吴根追上我父亲，他手里握一把毫无意义的紫砂茶壶，声音紫灰而破旧：“许大队长，陈营长不是死了吗？你要我揍谁，我保证把他砸得鼻塌嘴歪。”
“砸你自己！”我父亲吐掉了嘴里残余的烟叶。
屠夫吴根一愣，眼睛盯着父亲犹如盯着一把久别重逢的屠刀，杀猪屠刀上寒光滚滚。
吴根略停片刻，举起茶壶干脆利索地砸向自己的鼻子和眉骨，一些呜噜呜噜的声音穿插在茶壶撞击的声响中。
我父亲耐心细致地看着，然后从棉袄口袋里摸出一小撮烟叶塞进嘴里，慢慢咀嚼着烟叶和眼前这生动活泼的景象。
围观的送葬者伸出瘦长的脖子，油污深厚的棉袄领口里钻出一颗颗振奋的脑袋专心致志地看着，清晰的风中偶尔响起稀稀落落的掌声。
茶壶碎了，一些清甜的血腥味渗透进围观者的鼻孔里以及他们的情感中。
我父亲说了声“就这样”！转身走下大坝，大踏步走进残存的黄昏里。
吴根摸着一脸含糊的血肉嘿嘿地笑起来，他的笑声让围观者肌肉萎缩手脚冰冷。天黑了。
一九六〇年春天最初的一些日子里，我父亲喝了许多水读了许多的报纸，报纸上文字粗细结合大小搭配偏旁部首明确铅印的味道鲜明突出。报纸的内容首尾呼应包含了许多美好的理想和菜肴，大锅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套红后如一面旗帜引导着围绕大锅的象形文字笔画严谨地越过第二版整齐的格式并在第三版停留生火做饭，第四版最后一些文字里弥漫着米饭白花花的香味以及黄河长江流域大锅沸腾炉火兴旺的景象。我父亲坐在一张腿脚松懈的椅子上看到锅的形象犹如古代战场上勇猛无比的士兵铺天盖地的压过来，他兴奋得从椅子上站起来。抓起一把颜色枯黄的烟叶堵进嘴里旋律优美地嚼着，不久，屋外的阳光就照亮了父亲嘴角上渗出的稀黄的烟汁。
我父亲从那张椅子上站起来一个月后的傍晚，铁锈在大锅的边缘开始蔓延，八个贫雇农炊事员用丝瓜瓤反复擦拭斑斑锈迹。那天下午，我父亲在大队仓库里走了几个来回，发现许多老鼠在米囤上安营扎寨，剩余的粮食包括豆种稻种不够全大队吃十天。父亲的神经在那一刻和铁锅一同生锈了。他找来仓库保管安朝富：“我操你妈的，粮食都到哪去了？”
安朝富转动一双细小而贼亮的眼睛说粮食都吃光了：“我是贫农，是不会偷集体粮食的！”
那天晚上，我父亲命令炊事员将米饭改做成米粥。晚饭的时候，人民群众脸色苍茫地接受了按人头两碗稀粥的晚餐。我父亲站在热气腾腾的锅台上向打晚饭的人宣布，谁不满稀粥就是反对大锅和食堂，反对稀粥和食堂送到县里明天早上就可以送上刑场。那时候，屋外刮起了温暖的春风，那时候，一些草根和柳树在黑暗和温暖的风中偷偷发芽。那些在如水星光下成长起来的植物将在小说后半部分与我故乡的人民紧密联系并产生重要意义。
晚饭后刘氏祠堂四口二丈四尺的大锅空空荡荡，一些米汤的味道在炊事员用八尺长扫帚刷锅的声音里慢慢地消失。我父亲看到祠堂木梁十二段圆花纹络细密并且上面雕刻了一些人物花鸟图案，只是烟熏火燎终于使那些固定的形象日渐模糊起来，与此同时，他想起了刘氏祠堂香烟燎绕以及刘老太爷在此过六十大寿时一些零碎不完整的画面，他记得地主阶级的嘴里吃着肥肉然后用毛笔写楷书的姿势。
“许大队长，这碗粥你吃了吧！”炊事员崔二箩子将私自暗藏的一碗粥递给父亲。二箩子满脸堆积了丰富的笑容，他嘴里一颗补锡的牙齿像一件古代文物一样暴露在嘴唇右下角，一些热气从他牙缝里袅袅地冒出来。
我父亲看粒粒白米如同光线昏暗里报纸上大面积铺叠的文字，他闻到了铅锌的味道。我父亲将深褐色的泥碗放到锅台上，慢慢地走到二箩子面前认真细致地看着他蒜头的鼻子，然后从黑棉袄里抽出一只瘦而牢固的膀子，一掌劈到二箩子的脸上：“我操你妈的——！”
二箩子一个趔趄，捂着麻辣的嘴看我父亲的脑袋和黑棉袄从门口坚决撤走，父亲留下的粗壮的喘息在祠堂里四处流窜。
大队部设在年久失修的关帝庙里，刘德彪家的红木八仙桌摆在中央，周围是几张槐树板凳，泥塑关公没有吃过食堂因而目光缺少集体主义精神并且手里提一把落满灰尘和麻雀粪便的大刀不怀好意地看着墙上钢铁和农业的表格以及一张劣质红纸上书写的赞美大锅的标语。标语左下方挂一顶草帽一把算盘和半块镜子。
安朝富反剪双手挂在屋梁上。
我父亲坐在关公膝盖下方的一张板凳上，嘴里的烟叶已嚼得一无所有了，他默不作声地看安朝富悬挂半空像一只虾子或一麻袋粮食。其他几位大队干部坐在我父亲周围抽烟咳嗽吐痰，声音和姿势都比较平静。
屋外的夜幕中下起了稠密而温暖的春雨，一些青草和春水的气息从门外飘进来。
已经审问三个小时了。
吴根放下手中一截粗如胳膊的牛绳走到门口从裤裆里掏出家伙对屋外绵密的春雨乱呲了一气。安朝富咬牙切齿的痛苦表情使他很愉快地想起了杀猪的美好岁月。现在已无猪可杀。
吴根回到庙里往手心吐一口唾沫，搓一搓手，然后脱下脚上的千层底布鞋。他将鞋子拿在手里晃了晃，又用手按一按，似乎对鞋底的力量和坚硬作一次全面检查，确信无疑后，他举起鞋底在空中扬了几下，顶住安朝富下巴：“说不说？！”
“我没有偷粮食！”安朝富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他弯曲的面孔和千古奇冤的表情在昏暗的马灯下渐渐松懈溃退。
吴根抡起鞋底果断地抽了二十多个来回，一些热乎乎的血就有条不紊地滴落在松软的地面上。我父亲一如既往地坐在凳子上咀嚼烟叶聆听雨声犹如聆听一些美丽的情歌，诸如《拔根芦柴花》、《采红菱》等江南著名民歌。民歌中南方的景色柔软温暖如诗如画。
这个温暖且飘着春雨的夜晚接近尾声时，安朝富在牛绳、鞋底、拳头的启发开导下彻底交待。安朝富共偷大米二百三十斤，黄豆四十八斤。安朝富从屋梁上卸下后跪在我父亲面前：“许大队长，你饶了我吧，我是贫农，解放前给刘家当长工。”他的脸上血泪交加。
安朝富父亲肺结核晚期，黄豆和大米可以挽留老人在这有大锅和标语的春天多留些日子。吴根向我父亲告发时说，安朝富父亲坐在院子里梨树下狼吞虎咽黄豆米饭。他说老头吃米饭的姿势像地主。
我父亲此刻没有说话。他轻轻打开报纸，继续阅读第四版上一些有饭有汤有碗有锅有血有肉的文字及其意义。
吴根像拎一只瘦鸭似的提着安朝富的头发扔到桌腿边：“别惹许大队长发火！”
屋外的雨更大了，一些蠓虫极迅速地在潮湿的水气中苏醒，第一声青蛙的叫声被我父亲准确无误地听到了，那声音亲切美好如同故乡的人民。
我父亲折迭起报纸上振奋人心的细节，说一句：“定安朝富为坏分子，明早同地主刘德彪、富农余信、陶章去马家坝拉粪。”
安朝富哇哇大哭嘴里嘟嘟哝哝叙述着请求饶恕和悔过自新的内容。
我父亲戴上斗笠穿起蓑衣第一个走出关帝庙。
路上，吴根说：“许大队长，陈营长不是死了吗？”
我父亲踩在污泥中聚精会神地探索着脚下湿滑的道路。他没有说话。
雨声由远及近，层层深入，干涸了一冬的土地此刻沉沦于一片黑暗中心满意足。
第二天早晨雨过天晴，我皖东故乡的天空清晰透明，湿漉漉的水气和村民们大口大口呼吸的咝咝声在村巷里田野上蔓延。一夜之间，树上绽满了鹅黄苞蕊，一些燕子和麻雀掠过注满春水的池塘，然后驻足柳树槐树的细枝末节上看春水流淌以及我父亲在村前的大坝上踩着泥泞去公社要粮。
燕雀们不知道那天上午我父亲在一张裂缝明显的办公桌前被公社主任斥责的情景。主任手拿着“新农村”钢笔指着桌上一堆粗黄纸印成的表格和文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我父亲喝了两大碗水看到墙上的中国地图上写满了地名和粮食，他粗重的喘气声如同去年炼铁时的风箱呼呼作响。
“粮食自己解决。”
我父亲这时才看清了主任身上旧军装改成的中山服相当严谨。他一声不吭地走回田地空虚的村子和全村人民群众朴素的目光里。
在长江黄河铁水奔流的季节里，人民在祖国各地围绕着土高炉和标语跳舞唱歌劳动，通红冒烟的铁水一泻千里汹涌澎湃，地图上铺天盖地的庄稼在那一年秋天被土高炉和诗歌抹去后占领。我父亲站在中国地图的右下侧带领人民昼夜吃喝拉撒睡在铁炉旁边犹如守卫亘古不变的理想，赌咒发誓的语言及情感满天飞扬。炼出的铁锭夹杂着沙子、煤渣、水缸碎片不规则地堆积在父亲的周围如同粮食。一些正待冶炼的村民们的铁锅、铲子、拴牲口的铁链琐碎地聚集在土高炉周围，我父亲感觉这些东西非常类似于大米小麦或玉米。去年秋风吹来的时候，田里的水稻和蒿草一同生长，青壮劳力在钢铁工地看瘦弱的水稻夹杂在蒿草中艰难地成熟，然而镰刀已在铁炉中永垂不朽，为了钢铁的数量挤满表格和梦想也为了那最美丽最动听和谁也没见过的幸福生活提前抵达，我父亲站在秋风中念着一张油印通知说首先是炼好钢铁。他的声音如刚出炉的钢铁坚硬地掠过一张张不开窍的脸然后涣散在充满了煤烟味的空气中。
成熟的水稻上空飞过密集的麻雀。
一场大火在冬天来临的傍晚铺天盖地，我故乡的田野上水稻在大火中劈啪作响，血红的天空下，风借火威，火借风势，一路将水稻蒿草田鼠以及部分水蛇全部烧成灰烬。壮丽的景象犹如电影上烧毁地主庄园或鬼子炮楼。
水稻焦糊的香味迎风飘扬。
我故乡人民转动着脑袋驻足高炉看如此辉煌的景象直至深夜，在火光和冷风下，他们继续大炼钢铁。烧完庄稼后的第二天，民兵营长陈槐的膝盖剧烈疼痛起来。铁水与烈火的景象在他的周围起伏。
上面说烧掉的庄稼和蒿草意义重大，草木灰为氮磷钾肥俱全。
去年冬天，粮食烧焦了的味道久久飘扬在故乡的天空，直到一场大雪掩盖全部真相，人民的心情才渐渐地宁静洁白起来。我父亲在冬天最后一些日子里带领人民在没有深翻的土地上撒了一些种子。没有播完三分之一，种子没了。
那时候，我父亲置身于土高炉的背景中，站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嚼了许多烟叶。
现在，我父亲走进村子时看到麦苗在很少的田块中犹如秃顶上残余的一小撮稀少的毛发浅浅地摇晃在温暖的春风中，他想象着即将来临的夏天全身冒出汪洋的汗。父亲抽出袖子里一卷形势无比美好的报纸擦了一下头上的汗，进村了。
我父亲决定全体大队干部深入每家每户，将每户剩余的粮食全部收缴大队食堂。
米饭的香味在我父亲脑海里死不瞑目。
四
这一年春天最初的一些日子里，我皖东故乡灰褐色的土屋在干冷的风中泥土脱落门窗松动。我祖父和村里的一些老人们倚在山墙下咳嗽吐痰晒太阳，他们冒烟的嗓子里反复进出着一些往事和棉花盛开五谷丰登的文字，另一些说了就忘的事情强调多次仍旧熄灭在黄昏稠密的夕阳里无声无息。那时候，三岁的我裹在一堆旧棉絮里流着口水间或转动眼珠一派麻木不仁的形象。祖父花白的胡子时常磨蹭着我青紫的脸如同风沙掠过田埂。
晚清最后一批秀才中的陈四爷坐在石磙上捧读一本线装《水浒》，陈四爷像孔乙己一样是村里惟一穿长衫的老人，枯黄的纸张如同他的脸色被一张张地掀开。农民以及流氓无产者在书中先后造反并且聚集在树木葱茏的水泊梁山商议叛乱计划。陈四爷看到鲁智深和李逵走在宋体字的缝隙里骂骂咧咧一副杀人放火的蛮野之气，他合上书对围坐在一起晒太阳的老人们说：“岂有此理！”
老人们搬出沉默已久的头颅等待陈四爷继续讲下去，他却又进入了一片血腥之气中，孙二娘的人肉包子的余香如阳光一样深入人心。后来，于一处荒山野岭的草丛中，又一个肉票被扛下山，书中的文字血迹斑斑，书中的场景在他没有光线的脑海里纷纷涌现。
陈四爷对我祖父说：“我要搓绳子。”
我祖父用一块碎石子在地上画了一些牛和水稻的图形，一阵风吹过，地面上就抹净了祖父的水牛和黄澄澄的水稻。
村巷里，几棵柳树穿插在土屋的缝隙里古老并且有些陈旧。
我祖父在初春的日子里就这样用石子在干裂的地面上放逐了无数条膘肥体壮的水牛种植了数千亩水稻，一直到柳树发芽我的头发稀黄如草的春末，他才站起来，掸尽身上的泥土对陈四爷说：“绳子搓好了吗？”
陈四爷搓到春雨潇潇的日子，草绳已有三百多斤，他用绳子在几棵柳树之间纵横交错地拉起来，然后数绳子结构起来的网眼，他来回走动，并不停地像考古学家一样琢磨着，然后每天修改一次网眼的格局。我祖父及其他无所事事的男人们围着网眼不停地点头，陈四爷用古代汉语解释绳网的意义。那时候，我蜷缩在祖父枯瘦而风声鹤唳的怀里，听不懂陈四爷的任何一个文字。我如同一个瓦罐或一团揣熟了的碱面柔软无比。
我父亲和几位大队干部扛着口袋或箩筐经过绳网地带，他们嘴里叙述着大米、黄豆以及铁锅，琐碎的脚步声由远及近。
陈四爷继续修改绳网，一些青灰色的头颅散散漫漫地分布在绳网周围专心致志。
我父亲听到陈四爷说“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并且看到陈四爷苍白的胡子犹如历史上某一面杏黄的旗帜在阳光下极其陈旧而鲜明。
我父亲扔下肩上的口袋，几粒黄豆从口袋眼里挤出来掉在地上：“四爷，这绳网？”
陈四爷和其他几位缩着脑袋的男人们并没有改变头颅的方向，继续研究。陈四爷用青筋暴跳如绳的手指着一个网眼说：“不稼不穑，何以立锥，即此。”
挨在我父亲屁股后面捡黄豆的吴根说道：“真他妈的酸得倒牙！”
干部们踩着我父亲的脚印继续挨家挨户收缴余粮。那时候四只大锅像四只黑暗无底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父亲整整一天。我父亲肌肉萎缩目光远大鼻梁上炊烟袅袅。他看到吴根挨着他如影子一样密切和不可拒绝，他一努嘴，烟丝全部吐到了吴根的脸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吴根一愣，然后抹去稀黄的烟汁将肩上的口袋提了提：“许大队长，你说什么？”
我父亲一直往前走不朝两边看，嘴里吐出一些仓促而嘹亮的文字：“粮食在哪里，李向阳在哪里？”
我父亲很认真地埋头走路，他的眼前出现了黑白电影上的画面，人民在枪林弹雨的银幕上迅速撤退，一些尖刻的枪声划破了十数年前某个村庄的黎明。
父亲的胡子纠缠着午后的阳光在春天里蓬勃生长。
村庄里土屋稠密粮食稀少，艰苦朴素的性质在故乡人民的目光里饭碗里准确无误地呈现出来。收缴一下午，粮食不足二百斤，大锅稀粥取代大锅干饭由最初的忧虑而成为今晚不可动摇的事实。天快晚了。
我父亲命令，每人按二两米做晚饭。
收缴粮食的工作犹如侦破一桩年代已久的谋杀案，整个过程扑朔迷离错综复杂并且相当一部分事实已查无对证。人民群众保护粮食亦如保护新四军一样地精心策划周密安排同时包含了许多深情厚谊和智慧。我父亲率领几位干部艰苦卓绝地从坛子、草堆、夹墙、棺材还有女人的马桶里找到零碎的大米、黄豆、小麦。我父亲满头大汗脸上涨满了傍晚的光辉：“你们，难道食堂会让你们饿死吗？”他的牙齿在将晚的空气中反复错动开合着。
屠夫吴根在这天下午砸碎了二十五只坛子八口水缸还有马桶四只棺材盖两面。村子里男人们在熄灭了炼钢炉和田地虚无的日子里喝水嚼烟叶晒太阳偶尔开一些大会或在下雨的时候去田野上理水，他们慢慢悠悠如同一些古文一样平静而无所用心地活着。只有吴根紧张忙碌在我父亲周围。那些日子里，吴根时常做梦，梦中杀猪的景象无比美丽血腥的气息和猪的嚎叫声贯穿整个夜晚。黎明即起，他坐在床上回忆梦中死有余辜的猪以何种方式呈现在这个早晨，早晨的土屋里阴暗潮湿尿桶的尿味和霉味融为一体，缓缓洗漾。于是，他去撒尿，撒完尿就去找我父亲。
黄昏正式来临，村庄里树木在温暖的春风里摇曳，一些过去的南方民歌静静地流淌在将晚草屋的顶部和农民们的感情深处。
杨连泰家院子里铺一条青砖路连接前后两幢土屋，一只黄釉大缸和部分农具散落在院子里，两只长得较为丰满的母鸡歇在桑木独轮车上，脖子里显然堵满了粮食。这是全村最后两只鸡，那一年春天，鸡鸭的形象在我故乡人民的记忆中已比较遥远且模糊。
杨连泰儿子中学毕业在县银行打算盘数钞票，算盘和钞票哗哗作响的过程中，两只鸡活了下来。
我父亲以比较和蔼可亲的语言在黄昏里反复阐述鸡与粮食的必然联系并坚信鸡是不会吃沙子活到如今的。我父亲叙述了四十分钟，杨连泰犟着一颗瓢一样的脑袋：“没有！”
于是，我父亲用一只大瓢在黄釉大缸里舀起一瓢水咕咕噜噜地喝着犹如从《水浒》里古战场上溃败下来的士兵。他看一眼天空里暮霭四面合围村庄慢慢地在黑暗中下沉，就加快叙述速度，“你儿子在城里也是干部，银行当然有钱，有钱就有粮食。”
“我儿子贪污了吗？”
“没有，但你们家鸡活着。”
“鸡是吃青草长大的！”
“那就杀掉看肚子里究竟是草还是粮食。”
杨连泰问我父亲如果不是粮食怎么办，我父亲说如果不是青草怎么办。争论在黑暗中不断升级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迹象。杨连泰喊道：“姓许的，你不要做绝了！”
吴根在杨连泰没有吼完最后一个字时，实际上拳头已很实在地砸到了杨连泰的鼻梁上。“你他妈敢顶撞大队长！”
大队会计林乡从屋里扛出满满一口袋大米。
“怎么处理？”会计问。
父亲说：“明天开全体社员大会。”
杨连泰抹一把脸上的血，摸起一块砖头趁吴根给我父亲点烟，一砖头下去在吴根后脑勺上坚决地留下一道深刻的裂缝。血喷溅到我父亲的脸上以及半截香烟上，那时候父亲闻到了烟卷中黏稠香甜的血腥味。
吴根尖锐的一声惨叫比较清晰地越过黑暗在村子里久久不绝。那时候，我家的黄狗遥相呼应地叫了起来。
杨连泰说：“许大队长，你说我是日本鬼子***五〇年被枪毙的刘善本，都行。吴根什么人？牲口！”
寂静的夜晚开始了。
我父亲走在弯曲潮湿的道路上，心里比较忧伤：“难道人还不如鸡。”
这种忧伤的情感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天亮。
全体社员大会上，父亲宣布：
“吴根担任大队民兵营长兼食堂保管员。”
头上裹着棉花和布条的吴根站在栗子树下看全体社员坐在关帝庙前头发蓬乱脑袋完整，他用脚在松软的泥地上轻轻地揉挤出一个窝。
那时候，村里最后一条水牛在远处的田埂上啃草，啃草湿漉漉的声音漫过田野在早晨的村庄里扩散。
村庄里没有锅碗瓢盆的声音。
五
“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在环城公园练太极拳和跑步的姿势中开始，一些遛鸟老人的鸟笼子里莺歌燕舞，我母亲佝偻着腰提着菜篮子穿过清晨的城市生活，买一些当天的蔬菜以及早餐的油条。
母亲朴素的表情在城市的钢筋混凝土中久久徘徊，她眼前不再生长小麦水稻也不再飘扬油菜的花香以及河边水牛饮水的画面。她在历史书上走了六十多年，如今面对着霓虹灯先锋音响激光视盘雀巢咖啡和法国葡萄酒却永远无法走出历史的页码，尽管那些页码上的文字伤痕累累早已被城市精神拒绝和抛弃。
如同这篇小说里堆积起来的文字和细节早该断子绝孙一样，我母亲站在三十年前故乡的土屋里却不甘心死绝，在没有油条的早晨，我母亲用食堂分配给的米汤就着桑葚或椿树芽点点滴滴地塞进我三岁的牙齿里。那时候，我除了会哭，麻木不仁。我母亲说我哭的声音像猫叫又像今天某些歌星在处理难度较大的曲目时发出的声音，绵软悠远。母亲向我叙述这些故事时，就有一种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的表情。
油条和鸡蛋炒饭在这天早晨产生新的细节。
星期天，妻子要带儿子去公园看动物世界，她们麻痹大意忘乎所以吃饭的动作很不规范。我妻子撒一粒米饭于饭桌，我母亲脸色刷白嘴唇哆嗦，她像一个熟练的操作工迅速捡起米粒丢进干瘪的嘴里，妻子皱着眉头蔑视地看一眼我母亲如同看一个卖鱼的，母亲眼泪汪汪地吃饭，一声不吭。我不可多得的儿子趁火浇油，一拨拉筷子，三粒米饭落到浅灰色的地板砖上，母亲眼睛像遇到天灾人祸一样闪烁着突如其来的恐惧，她青筋暴跳的手颤抖痉挛而至于完全失控，她跪在地上捡起米粒放进嘴里，然后站起来对着墙上的油画“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我看到母亲荒凉的脸上皱纹如同历史一样曲折深刻，泪水在皱纹里缓缓流淌。哭声越过窗户和繁荣的城市直接深入到历史的字里行间。
墙上山水油画，一只冒着浓烟的机帆船正在峡谷的惊涛骇浪中上下颠簸，涛声汹涌澎湃。
妻子指着我的鼻子：“你送不送神经病院？”
我闻到她脸上浓厚的法国香水和油条的味道。
“送，送，这就送！”我无条件答应。
母亲从乡下进城五年来，全家人吃饭时如临大敌，碗里的米粒如地雷、手榴弹、金戒指或苍蝇。妻子与我，在母亲长年累月的哭声中恨屋及乌矛盾逐步升级。我的脑海里离婚证书和神经病院里的古怪的形象层出不穷。
“妈妈，我带你到医院检查身体，好吗？”我凑到锅台边，胆小地问着。
母亲正在洗锅，她转过头，脸上堆满了不可饶恕的歉意和愧疚：“我下次再也不哭了！”
看着母亲温和善良苍老衰败的脸，我忍不住落下泪来。
大街上，鞭炮齐鸣，又一家商场或酒楼在军乐声中开业。
城市的大米如阳光稠密。我们的“粮食供应簿”已在一年前报废如同我父亲那时候建起的土高炉。
我伸头看窗外，许多车辆正驶向历史和我故乡春天的大锅旁。
六
穿青灰长衫的陈四爷在槐柳成荫的村巷里不停地走着，他脚上套一双厚厚的深蓝色棉袜，袜子里堵满了灰尘和草绳的气息。陈四爷嘴里反复吟诵古代诗文，文言文尾随着他一直走到村头的几棵古老的柳树下。那里早已聚集了我祖父等人，瘸子葛朝怀里抱着一只猫坐在一个树桩上将槐树叶塞到猫嘴里，聋哑人张全福手里抓一大把新鲜的槐花，他有滋有味咀嚼得声音夸张，只是那声音对他永远是一个空白。
“四爷，您来了！”众人站起身，弯腰曲背文明礼貌。
陈四爷的长衫在斑驳的阳光下扑朔迷离，他昂着头嘴里念叨着“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句子来到绳网前。
绳网的格局将继续修改并产生新的意义。
我在祖父的怀里赤裸着干瘪的肚皮，细碎的阳光在我肚皮上摇晃，嘴里被爷爷堵进的一块来不及咽尽的榆树皮磨成的面饼。
榆树皮、香椿头、草根、刺莓、野苋菜在那一年春夏之交无比美丽并成为故乡人民非常重要的粮食。
父亲坐在关帝庙前的栗子树下召开大队干部会议。栗子树枝叶繁荣密不透风。吴根盘腿坐在地上，一只布鞋脱下来垫在屁股底下，五根粗糙的脚趾头暴露在光天化日下释放出一些浓厚的脚汗臭味。我父亲咀嚼烟叶听会计杨乡读上面的通知，密集的文字反复强调食堂之于现在和将来的意义，与此同时，部分社员躲在阴暗角落里私自煮米熬汤已是一种性质严重的对抗，那些私自冒起的炊烟将熏黑蔚蓝的天空和美丽的梦。在另一张通知上，我父亲和干部们受到了表扬，我父亲怀抱里的全大队已没有一家有锅，去年炼钢铁已炼绝了小锅，一些暗藏的小锅像国民党特务一样先后被搜出来砸碎，与此同时，锅铲、铁勺、菜刀也像反动派一样一网打尽。我父亲抬头看夏日天空飘浮的云在蓝天里构成了许多小锅、小灶还有锅铲、菜刀的形象并且一些类似的房屋、河流、树木各得其所地居住天空，父亲说：“任务还很艰巨。”
关于瓦罐、钵子之类的器皿依然可以生火做饭熬汤，我父亲发现它们与锅结构相似性质相同。在大队大锅扣在人民的头顶上时，我父亲说：“必须全部收尽，每家只留一只瓦钵，吃完饭，立即送刘家祠堂统一管理。”
这一年我故乡的人民无所事事。缺少种子，村前两千多亩土地上零星地种植了一些麦子如同补丁点缀其间。我父亲在麦地里走着，他看到荒草比麦子茂盛，夏日的暖风阵阵吹来，混迹在荒草中的罕见的麦子很困难地抽出一些瘦黄的麦穗，那时刻，我父亲被麦芒刺穿了衣服和心脏。
我父亲走上大坝看风吹草低见麦穗的画面层层推进。他想收下的麦子顶多够吃一个月，水稻种子只够栽插六分之一的土地，全村人民腿脚松软无活可干，铁制的农具早已成了表格上大炼钢铁的成就。
那时候，我父亲看到清晰见底的米汤无边无岸。
立夏的日子，村里家家户户的门头上插上了艾蒿驱邪避鬼，至端午，雄黄、洋红、彩线、手镯的色彩在土灰色的房屋里灭绝。陈四爷继续在柳树下编织绳网，我在他们的咳嗽吐痰声中以及陈四爷的文言文中成长。
几场透雨过后，我故乡的村巷里槐花怒放，我十二岁的叔叔已不再去五里外何庄小学上学，学校关门。叔叔瘦如竹筷的影子在村里不停地晃动着，和一些年龄相仿的孩子们抹下成筐的槐花榆树皮香椿芽作为粮食。叔叔对小板凳一样的我姐姐说：“英子，吃！吃下去就长高了！”
流着鼻涕的姐姐抓起槐花放进嘴里，她苍白的眼睛放射出糊涂的光辉。
姐姐后来哭了，瘦弱的哭声在槐树下悠扬，光肚皮的叔叔领着几个孩子去田埂上捉田鸡，扔下了姐姐。
田鸡、蛇、麻雀、黄蟮、泥鳅、乌鸦在这一年相继死在故乡人民的胃中，它们在一无所有的动物世界里被我故乡的人民围追堵截，当它们被烤熟煮熟后放到人民的牙齿间时，动物们对这前赴后继的灭亡当然死不瞑目。我叔叔吃了大量死不瞑目的蛇、田鸡……有时候，叔叔捕捉半天仍逮不到一只田鸡或一条水蛇，他时常扛着小脑袋面对血红的黄昏站在旷野上犹如一篇文章中的一个标点符号。
后来，蚂蚱、土鳖虫、老鼠、蝎子逐渐进入故乡人民的肠胃。在这篇小说的结尾部分，老鼠和蝎子以粮食的性质让我故乡的人民刻骨铭心。我母亲说我那时候吃老鼠特别贪婪。
一些槐花的香味飘到刘氏祠堂的四口大锅里，民兵营长兼食堂保管员吴根站在我父亲身边说：“其实槐花是很有营养的。”
我父亲看四口大锅翻滚着米汤一动不动，阳光从高处镂花窗棂间漏进来，将我父亲蓝布褂上洒满了细碎的光斑。与此同时，大锅里蒸腾的热气袅袅盘旋在屋内，阳光一次次努力地切割着弥漫的热气，并揭示了米汤的形态与性质。午饭开始的时候，每户派一人等候米汤，父亲看队伍排好后，对着屋外蓝汪汪的天空无缘无故地骂了一句：“操你妈的！”
灰褐色的瓦钵子紧紧地攥在筋骨突出的手里，人民群众看我父亲古怪的表情与语言一筹莫展。
我父亲站在祠堂门前青石台阶上浮想联翩时，食堂里传出了一阵激烈的锅碗铿锵的叫骂声如雷贯耳。
父亲进去后看到两个被米汤烫得皮破血流的形象互相纠缠在一起。两人揪住对方的头发信心十足，我父亲听到一颗头颅里冒出一句：“你他妈的是狗养的！”这是张柱石的声音。
我父亲一声断喝，两个纠缠的脑袋迅速分开。
张柱石哭了：“许大队长，二箩子端起勺子就晃，倒进钵子里只剩半勺。”
我父亲瞪着灰黄的眼珠，手指崔二箩子：“畜生！”他的声音像去年的一个土高炉爆炸。
二箩子摸着脸上烫烂了的皮肉如同抚摸一块陈旧的棉花。
“少半勺就饿死了吗？”我父亲青黄的脸涨红了，他扭过头冲张柱石说。
二十二岁的张柱石哭得涕泪模糊，一些烫烂的皮肉在脸上慢慢起皱。
当时二箩子说少给你半勺又咋样，张柱石举起瓦钵将米汤比较坚决地倒扣在二箩子头上，二箩子占据有利地形将大锅里滚开的米汤源源不断地泼到张柱石脸上。
雇农二箩子前年偷张柱石家鸡被当场活捉的情节家喻户晓，如今在米汤的提示下，人们的记忆起死回生并携带着对食堂炊事员二箩子长期以来克扣饭或汤的恶劣行径的深刻不满，人们高举瓦钵强烈要求：“撤掉二箩子！”
我父亲站在瓦钵和米汤之间愣了十分钟，宣布：“扣发今明两天二箩子和张柱石的伙食。”
张柱石扑通跪在我父亲脚下。我父亲没听清他说什么，就径直走出祠堂，他又一次走进了村前广阔而稀薄的麦地。大片的田地里长满了鸭舌草和蒿草，他听到寥寥几块麦地里小麦躲在荒草中噼啪爆响，那轻轻的脆响像美梦一样短暂。
我父亲实际上已提前走进三个月后故乡的每一个细节中。
夏日的阳光稠密如面粉。
坏分子安朝富从马家坝拉粪回来后，看到自家门头上插的艾蒿已经枯萎，他准备换几支新鲜艾蒿插上去以拒绝恶鬼穿过堂屋将他父亲带走。安朝富满身粪味走到父亲床前，他父亲躺在芦苇席上已准备上路。安朝富看见父亲张开鼠洞一样深邃的嘴，嘴里嘟哝着有关黄豆和大米的一些词汇。
母亲不时用扇子驱赶苍蝇，可前赴后继的苍蝇如报纸上文字一样密集。天暗了下来，屋内潮湿的霉味浓厚而幽深，屋顶上一些泥灰沙沙地落下来。安朝富从口袋里掏出半个桃子塞到父亲的嘴边，父亲摇了摇头，睁大狼一样的眼睛，安朝富看到他绿光闪烁的瞳孔里炯炯有神，只是那一堆精瘦的骨头脆弱地连接在肚皮下咯咯作响，老人瘦如鞋底的脸上绷紧最后几层皮肉，他大口喘气，紧紧攥住安朝富类似于地下工作者正在接头。
“姓许的，不得好死！”
这时安朝富父亲像一座年久失修的老房子突然坍塌。他睁着空洞的眼睛撒手人寰，半个桃子从关节失灵的手指里落到地上。
不久，安家的草屋里就传来了一些相当尖锐的哭声。哭声中有一些磨刀的声音贯穿始终。那时候，天就黑了。
那天晚上，我故乡的人民聆听哭声眺望天堂的棺材并且开始回忆和整理一生或半生的经历，他们的经历基本上都与粮食和棉花有关，当然也掺杂了一些钢铁。
那天晚上，一轮圆满的月亮悬挂在清静的天空。
在这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我母亲提供了部分细节。她说我父亲是不能为坏分子安朝富老子送葬的，母亲带着我在出棺前面对崭新的棺材叩了三个头，纸钱燃起的焦糊烟味呛得我哭了起来。关于那一年的哭声我只能以传说的方式记载于此。小时候，我智商很低神色僵硬，不会说话和笑。我母亲望着又呆又傻的儿子曾整整哭了一个冬季。
安朝富老子死在蚊子很多的盛夏，第二天入殓时肚皮膨胀并且散发出一些死鱼的味道。木皮钉起来的简易棺材如同土法上马的简陋炼铁炉一样破绽很多。安朝富腰缠白布跪在地上将八块榆木皮制成的面饼递给抬棺的八条汉子。抬棺人腰里扎着稻草绳，每人喝了两大碗水，起棺上路。
八条汉子抬着没有油漆的用柳树、榆树、槐树、杉木等杂料拼起来的棺材走得有些困难。零零碎碎的送葬的人尾随着棺材走上村前那条报废的大坝。送葬的人都看到了棺材裂缝很大，那件土灰色棉袄的一小部分挤出了缝外，一只苍蝇歇在一小部分棉袄上晒太阳。
安朝富老子葬在几座土高炉的夹缝里，那时候，民兵营长陈槐的坟上已长满了鲜嫩而稠密的青草。
我父亲那时刻正站在我家门前一棵面貌平庸的槐树下眺望棺材运动的整个过程，他慢慢地咀嚼着苦涩的烟叶，身边的大黄狗摇头摆尾仿佛道路上堆满了骨头一样兴致勃勃。
吴根掏着牙缝脚踏实地地走过来，他赤着脚，脚丫里有一些泥土和草屑：“许大队长，锅是肯定没有了，但瓦罐还没有收尽。”
我父亲说：“黄肿病流行了。”
那时候，父亲听到了安朝富老子棺材入土的声音异常清晰。
七
夏季的村庄非常平静。村前浩瀚荒草中夹杂的一些麦穗不到一天就收割完了，我父亲站在一堆干瘪的小麦前一动不动。黄昏来临的时候，人民群众拖着疲软的身体走向大锅和米汤，一些群众的嘴里磨着小麦，面粉的味道在田埂上蛊惑人心。
蚊子苍蝇在暗红色的光线里飞舞，粮食的影子在黑暗大面积降临后幻灭，一些活着的夏虫在草丛中手舞足蹈热情歌唱。
最先得黄肿病的是贫农余桂山。余桂山肺痨的小儿子每次都将打回来的米汤喝得有板有眼风声鹤唳，一罐米汤迅速被灌进空阔无物的胃里。余桂山看着瓦罐朝天的景象就持续不断地叹息，叹息声悠长而明亮并且沿着霉黑的屋梁和蜘蛛网久久盘旋。咽了一些椿树叶和草根，余桂山起初觉得清甜爽口干脆利索味道无比美好，不久肠胃就如同酒坊酵缸中的酒糟发热膨胀，半个月后的早晨，余桂山发觉自己突然胖了，肚子饱满地向前挺着犹如解放前的地主富农或电影里的资本家，身上肌肉突然间全面扩张，浑圆的膀子已经很难弯曲。那天早上，他捧着瓦罐去食堂打饭，丰满的胳膊像豆腐一样细嫩柔软，迈出门槛的第一步还未准确地跨出去，他一阵眩惑犹如误入歧途，眼睛里金光闪烁烈火熊熊一派沸腾兴旺的光芒川流不息。瓦罐干脆地落在地上。
余桂山没有看到阳光照亮了摔成八瓣的灰褐色瓦罐以及一些黑蚂蚁迅速占领这残留米腥味的瓦罐碎片。
贫农余桂山死在一个空气清新食堂炊烟袅袅的早晨。
我父亲和人民群众挤在一起看余桂山躺在一棵绿阴浓厚的柳树下，紫黄色的肚皮紧绷绷地犹如一面丰收锣鼓。余桂山肺痨的儿子“鱼篓子”搂着余桂山结构完整表情夸张的脸仔细地抚摸着像抚摸刚出世的婴儿，有一只不死的蜻蜓扇动着彩色的翅膀悠闲地围绕着“鱼篓子”杂乱无章的头发盘旋。这时候，喝完米汤的人民群众错综复杂地抒情兼议论余桂山生前的种种优秀品质并将余桂山的死与食堂和米汤联系起来研究因果关系。于是，琐碎而黑暗的语言像密集的刀子，刀子切割着早晨的风景和我父亲忠诚的思想。
我父亲挤出人群，灰紫的嘴唇在清晨的树阴下颤动着，他从肺腑里吐出尖锐的声音：“余桂山是得黄肿病死的！”
不久，全村黄肿病像流行感冒一样在夏天里蔓延。吴根站在关帝庙前的栗子树下的石磨上，向黑压压一片完整的脑袋阐明：
“黄肿病，县里说了，今年流行黄肿病，谁敢乱说？！”
我父亲坐在凳子上嚼烟叶，他看到全村人民肥胖无比的形象由此及彼，人民摇晃着肥胖的身体前赴后继地走在田埂上池塘边。池塘里田埂上水草不惊。
我们家最先胖起来的是我祖父和我姐姐。我祖父胖得有些过分，干瘦而松弛的皮肉循序渐进地鼓起来，粗胖的腿像我家屋顶粗黑的熏满了烟灰的屋梁。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大约需要三分钟，然后比较困难地抱起我去槐树下和陈四爷一起修改绳网，绳网已被结构成许多意义。我母亲说有一次我从肥胖的祖父的臂膀里滑落到地上，那情形和余桂山摔碎瓦罐的细节比较相似。我的头和地上的一块碎砖相撞，结果留下了一些腥红的血和渺茫的哭声，如今我浓黑的头发已掩盖了伤疤，历史在我的头发里平静如水。
我五岁的姐姐英子脸上肥胖得抹煞了五官的变化，眼睛深深地沦陷在肥胖的脸中犹如一道裂缝。她每天坐在门口晒毒辣的太阳，然后捕捉麻痹大意的蚂蚁，一些黑蚂蚁在她的齿缝里结束生命。一天晚上，我母亲就肥胖问题同父亲发生争执，父亲抡起铁铲一样的手在我母亲的脸上留下五个鲜红的指印，父亲在深夜里吼着：“黄肿病就是黄肿病，县里也这么说了！”
我家的黄狗在院子里嘹亮地叫着，它活得一如既往。
那一年夏天的中间部分，我故乡的人民拖着肥胖的影子出没于米汤和想象之中，一些情节曲折的故事在影子里繁衍生长。
那一年，我们安徽有个叫张凯帆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因为反对大办食堂倒了，安徽食堂的烟囱就多了。
我皖东故乡的人民越来越黄越来越胖。
我父亲从县里开会回来后已是深夜，他的草鞋里注满了露水和会议精神。一只草鞋带子断了，父亲扔在半路赤脚走回来。他召集大队干部严肃认真地在下半夜开会，父亲说根据县里有关指示，瓦罐和私自生火熬汤就是大锅的敌人并且性质极其严重。明早突击收缴所有瓦罐决不让一缕炊烟从食堂以外的地方升起。我父亲那时候看到蔚蓝的天空纯净透明毫无杂质犹如传说中的爱情故事。
我十二岁的叔叔像小兵“张嘎”一样神出鬼没地出入于田埂池塘河流之间，他瘦如修竹的形象异常坚决，一只早年奶奶用来煨药的小瓦罐里时常煮一只田鸡一只螃蟹或一条蛇一只老鼠。母亲说叔叔从不喝食堂里打回来的米汤，但他自己熬的一小罐汤水决不让任何人喝一口。叔叔自私而大度地活着，他发黑的眼睛里闪烁着遥远的光辉。
第二天瓦罐粉碎的声响贯穿村庄的始终。我父亲等人踩着碎陶片破裂的声响大汗淋漓地挨家挨户地寻找多余的瓦罐犹如寻找暗藏的特务。我父亲感到摔碎瓦罐的声音像肺痨病人猛烈的咳嗽。
我父亲这一年夏天的理想是全村没有一口锅一只瓦罐一缕私有化的炊烟。每天大队部关帝庙前栗子树上悬挂的那口生铁铸成的大钟在开饭后一小时敲响，在锈蚀的钟声里，我故乡人民将瓦罐送回刘氏祠堂。
雇农杨水一口咬定那只精致的瓦钵是煨草药的，他反复论证自己的腰肌劳损需煨大量的枸杞黄花地丁和芍药等等。
我父亲耐心细致地说明瓦罐存在的危险以及之于现在和将来所产生的恶劣后果，父亲说腰肌劳损主要是静坐长卧与中草药并无关系。民兵营长吴根以绑缚猪腿的精神一拳伸过去将瓦罐粉碎在雇农杨水的怀里，与此同时，他说了一句：“真顽固！”
我父亲看到瓦罐的碎片不规则地散落地面，一些苍蝇很有兴趣地围绕着碎片寻找着陆的地点。杨水面目歪曲，腰弯得变本加厉。我父亲的视线中，杨水一屁股坐到灰尘很厚的地上，然后小心谨慎地将一块块碎片捡起，用嘴吹一吹，反复地拼接着，他黑黄的牙齿里吐出了一些陈旧的民歌，头摇晃幅度过大，民歌清晰尖锐地穿过我父亲的目光向屋外夏天的天空扩散。那时候，我父亲听到了一句：“鸭子凫水鱼张嘴。”
直到我父亲离开杨水家，杨水一直没有抬头。民歌的声音伴着我父亲等人走了很长一段路程。
夏天常常有雷雨。那天的天空出现了许多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成语，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故事与雷电并无关系，也并非是我故意在此渲染气氛而实现某种平庸的叙述理想。那时候天空确实在下雨，我父亲带着大队干部跨进我家门槛时，他们的身上流淌着密集的夏季雨水，我十二岁的叔叔递给父亲一个颜色灰暗的毛巾，叔说：“大哥像鸭子！”
这句话竟引起坐在腿脚松懈椅子上肥胖的祖父干笑了两声。
那只瓦罐放在水缸的旮旯里比较鲜明，吴根拿起来说：“许大队长，这？”
我父亲的态度还没有明确表达出来，豆芽样的叔叔像游击队员一样极简明扼要地抢过了瓦罐，他紧紧地抱在瘦弱的怀里犹如抱着已死去数年的祖母，那时祖母应该是一息尚存危在旦夕。叔叔睁着鼠一样警惕的目光，薄薄的嘴唇紧张不安地颤动。
潮湿的父亲伸出手：“拿来！”
“不！”
父亲扬起沾满温暖雨水的胳膊一拳下去，极准确地砸在叔叔的头上，我父亲当时看到叔叔晃了晃。
其时，祖父坐在发霉的椅子上对这一拳的性质及功能发表了比较尖锐的评论。
后面发生的事情极其简洁单调如同报纸上的一些没做好的标题。
父亲又去夺瓦罐，我叔叔沉溺于田鸡汤蛤蟆汤中不能自拔，一种超出十二岁年纪的负隅顽抗就这样开始。
父亲有些力不从心，他看到叔叔咬牙切齿的形象及异乎寻常的力量让他骨缝里寒流滚滚风雪交加。他一松手，叔叔比较彻底地向后栽去，头撞向水缸坚硬的边缘。这时叔叔慢慢向下蹲去如同准备煎熬美好的蛤蟆汤。
叔叔一声不吭地很坚决地离开了这个夏天和屋外雷雨交加的声响。我父亲看到十二岁的叔叔倚着水缸睡觉一般美好地沉默着，他看到叔叔怀里紧紧抱着那个瓦罐，瓦罐熏黑得斑驳陆离，上面黑色的烟灰犹如一些国画或书法。
父亲从叔叔怀里很困难地撬出瓦罐，然后高高举起，瓦罐四分五裂的声音和外面的雷声紧密配合协调一致。
迟钝的祖父确认叔叔不是倚着水缸做梦，他神奇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嚎叫着一头撞向我父亲：“畜牲！”我父亲被撞翻在地。
我父亲从灰尘很厚的地上缓慢地站起，他看到叔叔在祖父的怀里头耷拉下去如同一只瓦罐，叔叔的眼睛睁着，目光似乎比较明亮，只是眼珠不再转动，翘起的嘴唇下牙齿紧紧关闭了。
关于死人，依例要有一些哭声作为标志。我们家当然也就传出了许多参差不齐或琐碎或尖锐的哭声。这是比较正常的。
我父亲没哭，还有许多工作还没做完，至少还有二十户人家是否暗藏瓦罐不得而知。他一动不动地挨了祖父一扁担，出门了。
屋外的雨停了，村前的土地上有哗哗的流水声，雨后的空气比较清新，一道彩虹弯曲在天空赤橙黄绿青蓝紫。一些温暖湿润的风漫过这片美丽风景。
傍晚时分，一卷席子将叔叔送到村前炼铁炉旁的坟场。
八
我居住的城市风景优美，精神病院高墙深锁。我扶着年迈的母亲走进西郊结构严谨的院子和医生的视线中，如深入一所管理出色的监狱。
母亲迈着细碎的步子目光胆怯优柔寡断，她说：“这里都是疯子，带我到这里干吗？”
一个长发飘扬的少女此刻舞动着一条黄手绢在通往住院部的水泥路上边跑边唱，她的脸上笑得很灿烂，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正在追赶她。
我母亲对此种景象异常陌生，她拉了拉我的衣角：“怎么到这地方检查身体？”
“您年纪大了，体检很复杂，这里条件好一些！”我骗母亲。
母亲努力睁大那双萎缩的眼睛，瞳孔里灰黄色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我脸上，我感到欺骗和阴谋被戮穿后的走投无路。
一位大夫用口罩笼罩住大部分面孔，一双怀疑一切的眼睛反复地审视着我母亲。他用含糊的充满棉花形态的语言同我母亲交谈。母亲像一个优秀的学生在轻松地回答一个平庸老师的提问。母亲声音清晰条理清楚层次分明。
大夫摘下口罩问我：“你是什么人？”
我愣住了。
大夫说：“你母亲不仅一切正常，而且理性思维比一般人要严密得多。”
我将医生拉到屋外告诉他，我母亲只要见到饭粒掉到地上就又骂又哭并捡起来塞进嘴里。大夫说：“不可能！你这是撒谎！”大夫手里拎着听诊器向我讲述关于虐待老人也要犯法之类的法律问题。
我掏出记者证向他证明还不至于拒绝赡养老人而将母亲送进疯人院。大夫重新用目光分析我的形象及表情，然后说：“检查吧！”
我母亲那天很振奋地见到了许多嘀嘀直叫的仪器，她很满意地对我说：“原来检查不疼不痒。”
形形色色的仪器上的曲线和数字向我证明：母亲是无辜的。
穿过城市的街道及广告牌投下的阴影，我和母亲回家。沿途大街上流行歌曲灌满了街道和行人的口袋，一些过时的歌星以两块五一盒在巷口被先后拍卖，歌星表情生动笑容可人。
妻子对医院检查结果表示满意，午饭的桌上多了一只烤得油光灿烂的烧鸡，全家人情绪很好地将一只曾经活蹦乱跳的鸡啃成一堆骨头。午饭已近尾声，儿子节外生枝，他学鸡叫的时候得意忘形将半碗米饭打翻在地。
我三岁的儿子吓得哇哇大哭，他虽不能理解半碗米饭和全家经济收入之间无关紧要的联系，但他已然深刻感受到掉一粒米在地上比砸碎一辆玩具汽车和一台电视机要严重得多。
母亲缓慢地放下筷子，筷子搁在一堆骨头上，她松弛的脸上肌肉和皱纹迅速错动着，手脚大幅度颤抖痉挛。过了半分钟，她浑浊的眼泪川流不息，接着母亲又嚎啕大哭起来。她跪在地上抓起散落在地板上的饭粒迅速塞进嘴里。
母亲过分的哭声越过窗户进入城市的流行歌曲中。那时候，流行歌曲中有一句歌词叫“爱情是粉红色的，这是咖啡加糖的感觉……”
妻子重重地将手中的一双筷子掼到桌上。然后走进房间，一声强烈的撞门声干脆利索振聋发聩。
桌上杯盘狼藉，墙上油画的风景色彩明朗空气清爽。
我软软地瘫坐在棕色的沙发上，像一个残废军人。
九
村前的大坝下坟墓和夏天萋萋荒草一同繁荣地生长，只是坟墓之间的几座土高炉性质如初一如既往地保持固有形态。我父亲在那一年夏天站在叔叔的坟头看到距叔叔坟墓不到一丈远的一个土高炉实际上已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耐火砖风化了一些棱角，耐火墙外包围着的铁皮已大面积生锈，一些老鼠乌鸦在里面安营扎寨已很久了。我父亲就这样久久地站着，一些暖湿的风掠过他潦草的头发以及坟上迅速长出的绿草。
与此同时，我母亲确实看到了十二岁的叔叔躺在土地的深层睁着一双毛绒绒的眼睛眺望瓦罐，叔叔的嘴里此刻已堵满了腥湿的泥土，泥土长成坟墓和荒草，泥土在那一年已不再生长粮食和棉花。许多年后，我很糊涂地想象“泥土”这一象形文字自诞生之日起，不承担生长庄稼责任像一个正常女人不担负生儿育女义务是不是第一次？这种想象很不可靠但又无法拒绝。
最先扎根在土高炉之间的是民兵营长陈槐，随后安朝富的父亲、余桂山、我叔叔相继在这钢铁和泥土之间沉默，他们以相同的姿势犹如一幅书法的走向正书写钢铁与农业的历史。此后，成群结队的男女老幼们先后来这里居住，他们肥胖的身体像肥胖的篆文在我故乡的土地上为历史排版。土高炉类似于被光荣命名的标题和目录一样体积较大鲜明突出。
黄肿病就这样在夏季里全面流行，在黄肿病中不治的故乡人民无一例外地提前离开亲属、房屋、大锅以及第二年春天的故事。
黄肿病是不治之症，所以命名“天灾”就比较合理而准确。
我家的黄狗活得有声有色，它时常从外面叼一只死老鼠或咬着水蛇的头跑回家，叔叔活着时常常对着黄狗笑，他看到水蛇长长的身子像红绸舞一样上下左右舞动着，那些灰褐色优美的弧线在潮湿阴暗的土屋里持续十数分钟，直到水蛇的尾巴软软地垂下来，黄狗吐出咬碎了的蛇头又奔向故乡敞开的土地和田埂。叔叔死后，黄狗蹲在叔叔的一堆新坟上，鼻子里喷吐着潮湿而黏稠的气息整整地叫了一夜，夜晚的月光覆盖着狗头坟头和土高炉空虚的炉膛。那天夜晚银白色的月光渗透进我祖父缓缓流动的血液和我的稿纸上这片文字之中。
祖父的胡子更长了。他浮肿的脸犹如一个饱满的枕头或那个年代一只成熟的南瓜。祖父不再抱着我去古老的柳树下和陈四爷他们一起修改绳网，他独自一人扛着南瓜一样的脑袋艰苦卓绝地走进绳网。陈四爷每天扛着数十斤的草绳于阳光爬上树梢的早晨准时抵达柳树的阴影下。叔叔死在雨季，暴雨如注的声音反复回响在我祖父含糊不清的记忆中。那年夏天，在歪曲的柳树下，不识字的祖父一次次地翻阅陈四爷的那本线装书《水浒》，他看到如蚁的文字水稻一样稠密，一只黑蚂蚁在文字和水稻中间慢慢地爬着，他困难地转动南瓜一样笨重的脑袋问陈四爷，“书中可曾下雨？”
陈四爷抬头看一眼蓝汪汪的天空，太阳毒辣的光线和树叶间知了稠密的叫声将村庄和土地遮盖得严严实实。他没有回答，然后对瘸子葛朝说：“将那根绳头拉过来！”
瘸子葛朝怀抱着那只浅灰色小猫，颠动着长短不齐的双腿牵过绳头，说：“应该这样！”他发霉的声音非常渺茫，两只眼睛陷在肥胖的脸上，形态如猫。
聋哑人张全福盘腿坐在地上全心全意看我祖父用碎砖在灰白的地上画许多无草可吃的牛和密不透风的水稻。牛和水稻在地面上左右穿插前后关联，农业的景象无比繁荣。我祖父听到了稻田中间流水的声音以及老牛在水边吃草的声音，一些清澈的流水漫过牛身后深深浅浅的脚印。
那些日子里，我父亲决定将全大队惟一的一条水牛杀掉。牛肉的味道在村子里久久飘扬，水牛无悔的姿势在一阵血如潮涌的喷射后一直固定在全体村民的思想中。蚂蚱、蝗虫、蚂蚁、水蛇、蝎子、老鼠和蜻蜓在这一年夏天在劫难逃，焦糊的香味让许多人信心百倍立场坚定。
在夏天已剩下不多的日子里，我父亲让四类分子从三十里外的桂子山上背来了许多石灰。坏分子安朝富满身粪味地一次次仔细深入地看着我父亲。他父亲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以及食堂管理员那短暂而美好的日子让他心惊肉跳眼睛通红。他看到我穿草鞋的父亲肚子里灌满了米汤和面粉。
收下的小麦不到半个月弹尽粮绝。
现在每隔五天从公社粮站拉回一些颜色灰黯的红薯干、细米糠、豆饼和很少的大米、面粉。
我父亲在天气晴朗的日子让四类分子陶章用石灰水在每家断壁残垣上刷标语。上面要来检查标语的范围及普及程度。地主刘德彪坏分子安朝富继续上山背石灰。五十多岁的地主刘德彪此时也像解放前一样肥胖起来。他们在拉石灰前已用独轮车在马家坝拉回了许多无用的大粪，这些大粪早已风干在池中如一些凝固的钢铁。他像以前的贫下中农一样十分的勤劳，毫无怨言地与大粪同行数月如一日。这天，他低着头对我父亲说：“我得了黄肿病。”他伸出两只面包一样柔软丰满的手。
我父亲看了一眼，没有吱声。于是刘德彪一声不吭地拿起缝了补丁的口袋上山扛石灰去了。他身后肥胖的影子尾随着他走了十五里，十五里外的天空乌云密布，他的影子在十五里外幻灭了。
刘德彪不说话，他眺望桂子山和石灰厂里的烟囱，似乎还很远。
陶章拿着一把大排刷，循序渐进地挨家挨户刷标语，石灰水洁白清晰，许多大锅一样的楷书、隶书、宋体字印刷在墙上，标语是按照上面规定写的。陶章举着魏晋风骨的手粉刷着霉黑松散的土墙。每天，他从太阳升起一直粉饰到满天星星出齐了的夜晚。
陶章挥舞排笔的形象由此及彼，我父亲吐了嘴里已嚼得索然寡味的烟叶，说一声：“好！”陶章灰布衫上落满了碎花一样的石灰水，凌乱的头随之一片花白，他从一张腐朽的板凳上下来，举着辛苦而沉重的手臂：“许大队长，能不能每顿加一勺米汤？”他说话的时候，墙上一个结构复杂意义重大的字还缺少至关重要的一笔。
四类分子在秋天即将来临的日子里每顿减少一勺，陶章反复论述增加一勺米汤对于标语笔画的力度字体的美观有着一脉相承的血肉联系。我父亲看了一眼墙上的字正等待着继续向前延伸，就说：“好吧！”
于是，陶章很诚恳地将墙上那个字的最后一笔粉刷得比较严谨。陶章看着这个关键的字笑了，一绺口水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他想象到了米汤和上面检查的人围绕着这个繁体字无比兴奋的一些场景。
陶章歪过枯瘦的头颅看到村巷里一些榆树皮已被剥削干净，一些白骨一样的树干很明确地直立着，少数的榆树已经死去，枯黄的榆树叶就提前飘扬在夏天最后一些日子里。
不远处，柳树下陈四爷正和一些人改编绳网。陈四爷对寥寥几位牙齿和头发都很稀少的人指点着。线装《水浒》灰黄色的纸张被风一张张掀开。一些或肥或瘦的头频繁地点着。
陶章并不知道那时候柳树下绳网周围缺席了好几位，一些改编绳网的黄肿病患者告别了树阴和陈四爷古怪而苍老的文言文同另一些人共同居住在泥土中，他们不再讨论某种事物的开始或结局。
土高炉鲜明的形象在这一年秋分时节被新坟埋没了。
这一年秋天提前抵达我皖东故乡。村前空旷而彻底的土地上，连天荒草一浪高过一浪地起伏着，一些麻雀在天空弹片一样飞舞，一些大雁开始以“人”的姿势逃离北方和即将而至的寒冷。我父亲听到紧急的风声由西北方向滚滚而来。
刘氏祠堂里飘满了青黄的槐树叶，四口大锅的热气熏弯了屋顶碗口粗的木梁，木梁上的古代雕刻先后模糊变黑。屋梁支撑弯曲的屋顶和天空，大锅里沸腾着豆饼屑和细米糠。民兵营长兼食堂管理员吴根每隔五天去公社粮站拉回粮食和标语的内容。许多报纸上的美好情节随木轮车一路吱吱呀呀走进食堂和关帝庙里。
大钟敲着收缴瓦罐的声响，我父亲站在老槐树下看响声中树叶纷纷扬扬。
夜晚如期而至，我母亲和父亲躺在一张苇席铺垫的床上说着粮食和姐姐的问题，叹息的声音在黑暗中像一根细铁丝一样钻出屋外。那时候，我已经睡着了，母亲在数十年后说姐姐胖如枕头靠在我身边更像一条吃饱喝足的蚕。
屋外风声很大，许多树叶在深夜里下落不明。后半夜，狗叫声异常尖锐激烈，父母亲从四肢摇晃的床上坐起，他们同时听到了院子里墙头上一个如揣满粮食的麻袋摔到地上的声音。我父亲拔开门栓走进院子里，见院子墙角下蠕动着一团东西，洁白的月光照亮了那团东西中间部分的一把菜刀，菜刀寒光滚滚。
是安朝富。
父亲走过去坚决地踹了一脚，安朝富哼唧一声，摇晃着站起，手里拎着菜刀：“你家墙头太高了！”
父亲问：“拿菜刀杀谁？”
“杀狗！”
“狗碍你什么事了？”
“狗不是人！”
我家的黄狗停止了狂吠，摇着尾巴在安朝富的屁股后面亲切地拱着，狗鼻子里喷吐出许多温暖的气息。
“滚——”我父亲骂了一声，“杀狗有什么鸟本事，我还杀过人呢！”
安朝富扔下那把雪亮的菜刀，迅速滚过墙头，墙头外边，同样传来麻袋落地笨重的声音。我父亲拿起菜刀，迎着一弯清洁的月亮看了看：“好刀！”
安朝富在他父亲咽气的时候开始磨刀霍霍，这磨刀的声音从初夏一直持续到秋天，整整一个季节的构思在这天晚上结束了。
我父亲重新躺到床上彻夜不眠，在寒光的彻底启示下，他逐渐地理解了这把刀的内涵。
菜刀杀人比匕首杀人有着许多优越性。我父亲在后半夜撒了一泡尿后，思想进入了一九四一年春天。那时候二十岁的父亲走路如刀光一样咄咄逼人。
那年春天发生的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并且有比较高的保存价值。我大伯父躺在床上已是病入膏肓，于是父亲挑一担雪白的大米走进马家坝镇，油条的香味深入到满头大汗的父亲的肺叶里，当时他想卖了米买五根油条一口气咽下。为节省时间，他以比较便宜的价格将米卖给炮楼里的鬼子。当时一个小队的鬼子正就着油条喝稀粥，他对鬼子养尊处优的幸福生活充满了嫉妒。炮楼里砖墙上有一张军用地图和许多军用水壶，在地图和水壶下边，十二支盖子枪齐刷刷地靠在墙上如梳齿一样匀称和谐，枪上黄油的味道十分明显。父亲揣着十三块大洋走出炮楼，踩在青石铺成的狭窄的石板街上，一些“当”铺蒸饼铺茶楼酒肆已热火朝天地开张营业了。父亲的目光在搜寻着油条，这时正在街上杀猪的屠夫吴根硬要拉父亲玩几盘。于是在街西的一个破庙里，父亲很快输得彻底干净。父亲的眼睛红了，眼前的油条和中药全部成了赌头“蒜鼻子”胜利的笑容。父亲扑通跪在“蒜鼻子”面前请求给一些钱抓药。“蒜鼻子”拍了拍货真价实的胖肚子，将一把雪亮的菜刀扔在父亲的脚下：“你他妈切一个鬼子头来给老子玩，老子将钱全给你！”我父亲相当坚决地提起菜刀冲到街上。已是午饭时光，两个不遵守纪律的鬼子赖在“溢香阁”白吃白喝，酒肉的气息在他们的嘴里喷吐不止，我父亲见两个鬼子东倒西歪兴奋得浑身发抖，他感到别在腰里的菜刀跃跃欲试。父亲从厨房里抓一把面粉笑眯眯地走向形态古怪的鬼子，一把面粉集中撒向胖鬼子眼中，胖鬼子就捂着眼睛哇哇直叫，父亲直扑瘦鬼子，将其头按在桌边，一刀下去，很流利地割了下来，滚烫的血喷射到桌上和食客们惊恐的视线中。在老板惨绝人寰的哭声中，我父亲拎着滴着热血的鬼子头直冲街西土庙。“蒜鼻子”低下头仔细看着扔在砖地上的鬼子头，他看到鬼子眼睛似乎还在转动着属于死到临头不知死一类。“真他妈好玩！”“蒜鼻子”快活得筋骨松动前仰后合，一袋子钱全扔给了父亲。
我父亲吓得忘了买药，一口气奔回家中，进门后，祖父一拳砸在他脸上，“畜生！”父亲鼻子流血了，鬼子的血和他的血混杂在一起，血腥之气直接深入到房里的哭声中。
我大伯已经死了。
父亲杀了鬼子后躲到扬州做了四年烧窑匠，一九四五年返回家乡，一身窑灰和青砖脸色。父亲根本没想到因杀鬼子被县党部通报嘉奖，奖励方式是到县城去参加一次枪毙汉奸的公判大会。那天上午，我父亲看到用机枪扫射汉奸的动人情景，中午他在县党部礼堂喝了许多酒，酒气熏天的父亲非常光荣地回到故乡。
关于我父亲杀鬼子一事，现在我故乡的县志里专门有一章作了详细的介绍。我这里的叙述与分析与县志上有许多相异之处。
这一段叙述在最初的写作计划中并不存在，因为出现了安朝富在那样一个月光如水的晚上提刀翻进我家院子里的情节，我觉得，对刀的回忆可以忘却那天晚上的风声并因此在历史的书页中保持平静的态度。
十
树叶和情绪在秋风中飘扬。
在“白露为霜”的日子里，县检查组来村子里检查过一次。检查组手里拿着报纸和铅笔沿着腐败的土墙和崭新的标语在村里走了一个来回，石灰水洁白如玉地在墙上注释季节和我父亲的想象。四类分子之一陶章瘦骨伶仃的影子隐匿于墙壁和字迹的背后，影子喘气和咳嗽的声音在风中消失。检查组一位面貌平庸思想深刻的同志最后在刘氏祠堂大锅旁总结了许多令我父亲热血滚滚的文字，他指着正在煮米麸豆饼汤的大锅说：“很好！”在他手的指点下，大锅沸腾。
工作组离开村庄的时候，天空已全面黑暗，一些风声流淌在没有方向的秋夜，整整一晚上风声铺天盖地地灌满了全体人民的思想与情感中。
地主刘德彪死得比较简单，他形销骨立地跌倒在背石灰回村的路上。安朝富看到五十多岁的刘德彪被一块碎砖绊了一下，跌倒。安朝富对他说：“石灰够刷一年标语了。”
刘德彪一言不发，他身边的石灰口袋炸缝，石灰粉扬起白色的尘雾，安朝富比较困难地搬起刘德彪飘满石灰的头，见脸色青紫鼻流黑血，其时他已彻底放弃了对将来标语的全部责任。安朝富将刘德彪扳过来，让他凝固的身体面对蓝色的天空，蓝色的天空下，秋风静静地漫过荒草起伏的田野和一些飞鸟的鸣叫。
地主刘德彪死前三天的晚上找我父亲说：“许大队长，一九五〇年在关帝庙说的话能不能收回？”
我父亲坐在大队部关帝庙里一座泥塑的膝盖前方三尺远的地方，相当明确地说：“不可能！”油灯的光照耀着父亲面前一张油漆光亮的八仙桌，八仙桌上有一只白瓷茶壶、一小袋烟叶和几张报纸，报纸上的内容泛着淡黄的光辉，一些煤油的味道在大殿里慢慢浸染着一切事物。
“是的，不可能！”我父亲仔细咀嚼着烟叶，他的牙缝被劣质烟叶堵得实实在在。刘德彪走进屋外的黑暗中，便开始痛心疾首地咒骂自己，他眼前重复出现土地改革时一些尖锐的画面。
刘德彪父亲终于在渡江的炮声中将家里最后几十亩土地全都点燃在烟枪上化为缕缕青烟。我父亲梳着小分头背三八大盖参加土改，刘家已破败如一座劫后余生的花园废墟，那时候，头上搽满了香油的我父亲跟在土改工作队后面，一副意志坚决的形象，他头上香油的味道一直持续到土改全面胜利。刘德彪那时候对我父亲满头的香油缺少应有的重视和尊敬。在一个光明磊落的秋分时刻，工作组于关帝庙前召开群众大会并按照一张表格划定成分。刘德彪趾高气扬地从人群中站起来，他面对主席台上写在黄纸上的标语以及戴军帽的工作组愤愤不平地喊道：“人活着不就是图个名声。”他的这一立论鲜明而平庸，但这半路杀出的呐喊已然中止了大会固有的程序：“贫农，贫农是什么鸟玩艺，虽说现在没地了，可我家曾是良田千顷名震十里八方的大户。我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就给我一个贫农，太不公平了。地主轮不上，至少要给我一个富农！”刘德彪满怀着委屈和家道衰落的忧伤，赤红的脖子上青筋暴跳。
于是，地主刘德彪在划定成分后喝了许多酒，并反复向村民们复述他家昔日的光荣与繁华。那一年，他活得很振奋。
现在，一张草席卷了地主刘德彪，土高炉边第一次接纳了一个具有恶劣性质的黄肿病死者。没有棺材，第二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刘德彪的坟上青草碧绿野花怒放。植物生长于含有各种氮磷钾肥的人的肉体之中，以此为据，繁荣的景象可延伸数年之久。
我祖父又黄又肿的脸如秋天一样透明，灰褐色老人斑星罗棋布于虚幻的面孔。叔叔死后，他持之以恒地每天坐在树下看陈四爷和村里剩下的一些人穿插在柳树的浓郁下结构绳网，他用碎砖在灰白色干裂的地上已放逐了成千上万头牛和成千上万亩水稻。流水哗哗的声音在他的指缝里经过。
冬天一天天逼近故乡的大锅和人民群众脆弱的感情，他们的具体生活复杂起来。公社粮站发放的粮食逐步减少，粮站墙壁上的标语在冬天来临的日子里迅速褪色，公社粮站如同一个负债累累的贫雇农在干冷的风中摇摇晃晃。
村里“黄肿病”男女老少们前赴后继地集合于土高炉周围的土地的深层，他们裹一身清风张着空洞的嘴一头扎进土地，这永久的家园永久地沉默和满足了不再喝豆饼米汤的故乡人民。
村前旷野犹如一个浩瀚的草甸子，几场秋霜过后，荒草被浸染成一片金黄火红的颜色，秋风和大雁的叫声掠过草甸子，我父亲站在夕阳下看到荒草一浪高过一浪犹如起伏跌宕的庄稼，小麦、水稻还有北方的高粱、小米成熟时辉煌的景象在视线里纷纷复活。
天色暗下来了，我父亲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噤，他于暮霭层层推进的背景中意识到繁荣的荒草与瘦弱的庄稼距离遥远如同他和叔叔的界限。
每人每顿分一勺米汤或豆饼汤是冬天来临时不可动摇的事实。我父亲站在栗子树下说：“乡亲们，要挺住！”说完，他就坚持不懈地咳嗽起来，咳嗽声贯穿了我父亲此后全部的道路和时间。
民兵营长兼食堂管理员吴根继续从公社拉回粮食和报纸，独轮车吱吱呀呀地承担着颜色深沉的豆饼和米糠，塞在粮食口袋夹缝中的报纸上的铅字如同雪白的大米飘扬着醇厚的幽香。我父亲的目光越过铅字久久徘徊在即将来临的美好幸福生活中，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生活比唐诗宋词美丽，比我故乡流行的扬剧动听一百多倍，我父亲当时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想着。
好高好高的天，好大好大的风。
许许多多的蛤蟆、田鸡、水蛇、蚯蚓们在这一年夏天先后于故乡人民的齿缝里结束生命，它们生得渺小死得伟大（我故乡人民至今满怀着对蛤蟆、蛇、老鼠、麻雀的深刻敬意一直不忍心在粮食丰收的日子里忘恩负义而至于用各种先进的毒药对老鼠和麻雀下毒手）。那一年冬天，残存的田鸡、蛤蟆和蛇们缩进水塘或田埂的深处按正常秩序进入冬眠，于是老鼠和麻雀们便责无旁贷地居住到我故乡人民的肠胃里。我叔叔没有能够闻到那一年冬天老鼠和麻雀焦糊的香味在村子里弥漫。我叔叔提前离开那个冬天，至少救活了七十只鼠二百只麻雀，我母亲多年以后这样对我说。
我家的黄狗在叔叔死后再也没有叼过一只老鼠或蛇回家，它以丧家之犬的形象奔走在深秋寒冷的风中，它艰苦地活着。许多目光瞄准了黄狗，狗肉的香味在故乡人民的目光中持续生长。黄狗已很少返回村庄和我家的院子，它身上瘦黄的毛在季节的风中纷纷脱落。我父亲看到狗围绕着村庄奔走叫嚣着，狗叫的声音在夜深人静时如一颗子弹射入我父亲的心脏。
我父亲也想将黄狗细细切碎，用狗的血肉喂养祖父以及全家，并将狗肺狗心狗肝腌制成咸货让扑鼻的狗香延伸至第二年春天，他的思想与情感中愿意保持对狗的深远回忆与怀念，而不可拒绝的事实是：黄狗在有霜的日子里一直走在村庄的边缘和我父亲目光的侧面，一次寒流过后，我家黄狗就成了一条货真价实的丧家之犬。
叙述进行到这里，我有理由对我家的黄狗——一条真正的丧家之犬作真实的想象。黄狗站在冬季目光警惕地注视着村巷里闪出的每一个人的影子，黄狗骨瘦如柴地伸着舌头奔跑着，冷风飕飕地削过它身上松软稀疏的黄毛，这时黄狗就暴露了全身的肋骨坚硬突出像梳齿更像一架破风琴上已报废的琴键，丧家之犬的叫声从早到晚在村庄里久久不绝。那时候，故乡的夜晚月光如水。
我父亲坐在灰尘深厚的土屋里默默地用牙齿磨着烟叶，月光从木窗棂里漏进来，其中一部分落在了我父亲的脸上。母亲说两个孩子只能留一个，她在黑暗中声音如丝。
我和姐姐英子蜷缩在一堆破棉絮中做梦，梦中的细节全部遗忘，可以想象的是，那些失落的梦里有许多大米。
父亲承认这个冬天提前来临，大锅里的汤水将在下雪的日子里将相当一部分人送进村前冻硬的土地中。他眼前漫天大雪纷纷扬扬，人民群众在冬季的缝隙里张大空虚的嘴迎接着西北风夹裹的大雪如同迎接大米或迟到的亲人。
母亲说从明天开始，打回来的汤水只给留下来的一个喝。喂两个孩子的结局将是两个孩子与米汤同归于尽。母亲的声音中总是穿插着女性固有的胆怯和懦弱。
那天晚上父亲和母亲躺在无岸的黑暗中仔细分析和研究“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在夜晚的后半部分，窗外尖锐的风声停了，我父母亲聆听月色中土地封冻的声音，冷静地进行对话如同两位哲学家在讨论伟大的哲学命题。
母亲说按常理讲英子比三岁的我更容易保留下来，老母鸡孵出一群小鸡走在春天的时间中最先蹬腿而去的是那只最小最小的瘦鸡，我在那年冬天就是一只最小的瘦鸡。
父亲说，是的，英子每顿灌一勺米汤肯定能挺过冬季，但英子是女孩，许家传种接代的艰巨任务必须要靠瘦鸡去完成。
现在没有田鸡、蛇和蛤蟆了，哪怕有蜻蜓黑蚂蚁也能让英子熬到明年草根发芽槐花盛开的美好日子，母亲说，怎么连黑蚂蚁老鼠也见不到了呢？
父亲叙述了一只麻雀在远离他一百多步远的地方就开始起飞，刘氏祠堂里几位炊事员将两只麻雀在火上烤了，每人分一只细腿直啃到黄昏日落天地黑暗。父亲说老鼠麻雀已很少了，说这些都没用还是暂时放下英子吧！
明天的米汤就不给英子喝了？母亲问。
父亲说，是的，不给英子了。
母亲说，英子明天就不喝米汤了？
米汤一滴也不能给英子了，父亲说。
……他们反复提出和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无须论证的问题，一直问答到东方欲晓，窗外的天空渐渐明朗。
我母亲看着英子和我蜷在没有热气的棉絮里如同草窝里的两只红薯。姐姐英子肥肿如同一个形态简洁流畅的气球，母亲注意到一些微茫的气息断断续续地在气球里进出着。三岁的我一如既往地不会哭不会笑没有感觉如同一件麻木不仁的旧式家具。
窗外的天空流淌着清晰的空气和历史画面，寂静的村庄在冬天的清晨中宁静而无怨。我母亲在天亮时分平平安安地睡去了。父亲起床拔开枣木门栓，一股清冽的寒气直扑脸上，他去食堂检查早饭。
我西厢房里的祖父那天夜晚做了一个极其漫长的梦，梦中的时间与地点错综复杂，他彻夜奔走在牛羊和稻田之间，身上被水稻的叶子锯出道道血痕，他在梦中一口气走了六十多年没有看到阴谋和高炉在稻田里发生。
我皖东故乡的人民在冬天的开头部分纷纷开始做梦。半个月后，英子毫无怨言地于一个无梦的早晨咽气。
从倾斜的一扇红色木门眺望屋外的阳光浅浅地铺满了村前荒草起伏的土地以及矗立其间的几座废高炉和周围数百座新旧的坟墓，那时候，每天都要抬去几个“黄肿病”不治的男女老幼，哭声在夏天之前就已沉淀，村子里只有按时敲响的收缴瓦罐的钟声，偶尔有狗叫声在遥远的村庄外围传来，声音比较嘹亮。
我母亲对这个早晨并没有特殊的感觉，她揉了揉晦涩的眼睛用一堆碎棉花将我捆好放进稻草箩里，我祖父架起柴火烧烫了一块砖头，用土布包好塞进稻草里让我取暖，屋内飘满了槐树柳树枯枝烧焦后的黑烟。姐姐英子穿一身单薄的蓝土布夹袄，她肥胖的脸和手在清晨的光线中如一个成熟的蚕缓慢地蠕动着，她坐在小板凳上沉默，这种沉默进入冬天以来已持续数十天。母亲看英子的脑袋突然倾斜就将她抱在怀里，她轻轻抚摸着英子稀少的头发如同抚摸一些有关阵痛与诞生的往事。母亲给英子讲了一些民间传说，民间传说中的景象非常美丽，英子如猫一样蜷在母亲的怀里一动不动。
祖父将食堂打回来的米汤一勺一勺地喂进我的嘴里。其时祖父肥胖的身体如一座鬼子碉堡挡住了门口较稀少的阳光。祖父紫黑的嘴唇在米汤和阳光的照耀下简单地颤动着。
母亲的民间传说越来越美好，瓦钵里的米汤在下沉。接下来产生的一些细节基本是这样的。我母亲说，英子，不要睡觉，天亮了，小羊已经到了河边，河边有许多青草，草叶上沾满了水珠，还有野菜花，你看，小羊笑了……
母亲感到怀里的英子正在收缩，肥胖的身体突然静止了。母亲紧张地摇了摇英子，英子的头歪了下去。母亲比较迅速地用手掰开我的嘴，从我嘴里抠出几粒尚未咽下的米粒。
“英子，米，吃米！”母亲将手上粘着的米塞进英子的嘴里，英子的牙齿彻底咬紧了，母亲努力了几次，米粒还是落到了灰尘很厚的地上。大米在地上雪白犹如一些旗帜鲜明的观点或思想。
我祖父倚着门，手捧瓦钵晒着太阳，他看了一眼母亲，散漫地说一句，“死了！”祖父看屋外的霜很有层次地在村前铺排，他将一颗笨重脑袋的后脑勺抵住木门，这样，阳光就比较全面地覆盖了他怀里的瓦钵以及树皮一样的面孔。
我母亲很细致耐心地从地上拈起沾满灰尘的米粒：“英子，吃，吃米！”
她反复地将米塞进英子的嘴里，英子钢铁般的牙齿坚决地关闭了。我母亲专心致志地一次次地捡起米粒喂英子，整个动作和过程像一个雕塑家精心塑造一堆泥土或是一个诗人在修改一首优秀诗作的某些字句。
我母亲和英子在结构陈旧的屋内动静结合，类似于一些舞蹈的基本造型。
本来就已泡软的米粒已很难反复捡捏：“英子，吃，吃米！”母亲锲而不舍的精神在那天早晨表现得有些过分。这些机械动作的最后一幅画面是，几粒米已无法拈起，母亲让最后一粒较完整的米停留在英子的嘴角。
我祖父依然倚着门晒太阳。
父亲中午回来时看到母亲坐在地上怀抱英子目不转睛看着屋外阳光稠密的蓝汪汪的天空，母亲脸上平静整齐如同报纸的版面。我父亲感到母亲平静的表情如一把菜刀，类似于当年切割下鬼子脑袋的那把菜刀。
我母亲用床上惟一一张完整的苇席包裹英子，沉默了一上午的祖父搬起瓦钵一样的脑袋同母亲发生了一些分歧，祖父认为用半张破席子即可，母亲却固执地用好席子。争执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推拉动作，我祖父被母亲撞翻在地。祖父倒在地上说：“席子留给活人！”祖父的声音软弱如水。
我父亲最后的裁决是：用破席子。
父亲将英子用稻草缠好，再以席子卷上。父亲在卷起英子面孔的最后一个细节时，母亲挡住父亲的手，然后将英子嘴角的一粒米塞进英子紫黑色的嘴里。父亲捆扎英子的动作基本上是简洁流畅的。捆好后，他背起一卷席子提一把锈铁锹出门，他感到身上背了一袋子粮食和一捆历史书籍。
父亲回头看一眼母亲。
我母亲确实没有哭，她正在地上找米。
一卷席子晃荡在父亲的肩头渐渐远去，阳光给父亲留下了一个较为丰富的剪影。
十一
我居住的这座城市又组装了一座多层次的立交桥，立交桥右侧巨大的广告牌上堆积着各种色彩的现代生活，人民的目光在广告牌上反复寻找都市的繁荣以及居室里的带电脑遥控的设备。我无数次经过这座没有木头纹路的桥梁，迅速滑过的车辆和行人的身上印满了外文字母以及豪华的数字，关于史书上“天灾”的文字已被性药和高级化妆品抹煞干净。
然而，我必须对我佝偻着腰的母亲说：“妈妈，今天你可千万不要再哭了！”
今天，我妻子的一帮嚼着口香糖的小姐妹们要来我家吃饭，她们庆贺另一位长得比较漂亮的小姐远嫁德国。德国的钢盔和马克如同我故乡的瓦罐和树叶一样永恒。
我母亲给儿子递上一块巧克力，脸上堆满了歉疚和负罪的表情：“我保证不哭，是啊，几粒米，不该哭的！”
为了将一位漂亮的小姐送往德国的床铺，我从菜场拎回了十数斤鸡、鱼、鸭、鳝，这些活蹦乱跳的畜生几小时后将以红烧的牺牲端上出门远行的祭坛。没有老鼠和蛤蟆。
凯丽金萨克斯管里流淌着柔软的旋律和缠绵的爱情，我妻子和一帮小姐妹们围绕着德国人的妻子漫步在莱茵河边眺望着柏林墙附近新开张的酒吧和美容院。一些外国的风水正逐步地深入到她们的语言和服饰中。
母亲拔着鸡毛说：我不哭。
我割下黄鳝的头如同一九四一年我父亲在马家坝割下鬼子的脑袋，血腥之气在厨房里涣散着，“不哭就好！”
吃饭的时候，我妻子和姐妹们很别扭地使用着筷子，后来就用细腻洁白的手撕下红烧鸡，红烧鸡死不瞑目的姿势很快就分裂了。笑声和一些与历史无关的语言在翻起泡沫的酒杯中热情洋溢，我母亲围着围裙看我妻子和小姐妹们嘴上酱油和泡沫的痕迹越来越多。德国人的妻子抓着鸡腿说：“欢迎你们到柏林来玩！”
我看到德国人的妻子眼睛正循序渐进地变绿，头发缓缓弯曲颜色由黑变成金黄。
她们象征性地吃了一些米饭，笑声和酒精以及德国的音乐交织在一起，筷子生硬地操纵在手里，米饭就情不自禁地散落数粒于地面。
我母亲古老的眼睛闪闪发光，目光锥住地板砖上的米粒犹如出色的警探咬住了目标。我看到她用松懈的牙齿咬着嘴唇，腿微微痉挛。
“妈妈，你去冲开水！”我说。
母亲一如既往地立在那里像一根电线杆。“水开了，你去冲水！”我拉了一下她的袖子。
母亲一愣，然后走进厨房。
先是听到厨房里水瓶碎裂的声音，接着一些固有的细节又发生了。母亲趴在锅台上号啕大哭。
这一次，她没有趴到地板上捡米粒。
小姐们停止了牙齿的运动，怀疑的目光对准我妻子，妻子脸如烧鸡。
德国人的妻子说了一句：“神经有毛病吗？”
客人走尽，我站在一堆骨头和妻子愤怒的表情中间沉默。
我母亲蜷缩在厨房的角落，手不停地搓着衣角，如同罪人。
城市的声音正轰轰烈烈地经过母亲生锈的耳膜。
十二
冬天一些特定的背景下，我故乡如一幅油画一样美丽。
黄昏，呼啸了一天的西北风停了。村前连天荒草浸泡在夕阳余辉里一片浩瀚的金黄，远远看村庄深处一股炊烟笔直地缓缓升起，如同多年以后可以见到的电线杆或一句古诗中的景象。整个故乡满目橙红色的宁静。
“黄肿病”的蔓延让故乡许多老人妇女儿童在那一年提前成为他们的记忆，在回忆亲人与粮食的冬季，我父亲咳嗽声汹涌澎湃。他已经许多日子不看报纸了，报纸上的铅字在冬天的风中如灰烬一样琐碎。
我父亲要食堂保证每人每顿一勺米汤或豆饼汤。
全村只烧两锅米汤，另两只锅有眼无珠地望着刘氏祠堂的屋梁发呆，大锅的铁锈掩盖了许多张又黄又胖的脸孔，我叔叔、我姐姐还有地主刘德彪等等已在铁锅里生锈。
我父亲骂了一句吴根：“我操你妈的！”
吴根从独轮车上卸下豆饼和报纸，说：“下一次每个大队再减五十斤豆饼二十斤米麸。”
那时候，我父亲看到了吴根僵硬的嘴角残留着一小撮形迹可疑的东西，像豆饼屑。
远处，几个倾斜的影子向土高炉坟场移动，影子中间是一卷实实在在的席子。
树叶陆续离开枝权零落成泥，陈四爷头顶上的天空被柳树的枝权切割得支离破碎，一些支离破碎的阳光和风就□过了陈四爷的胡子和部分绳网。绳网在冬天的柳树下更加迅速地变化着，陈四爷对穿棉袄的众人说：“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我祖父倚在绳网一丈二尺远的石碾下用碎砖在干冷的地上种植庄稼，他最初听到了石碾碾米的声音如音乐一般均匀地滚过他六十多年人生的每一个细节，雪白的大米像纷纷跳动的音符，我祖父微闭上眼笑了，一丝弯曲的笑轻轻挑起在他的嘴角，他手中的碎砖在一块稻田的中间部分停止，另一半的水稻没有种完或者已经收割于石碾吱吱作响的齿槽里。
我祖父留下的最后一个造型是种植水稻。
瘸子葛朝最先发觉我祖父倚着石碾心满意足，他怀抱着已死去多日的猫跛着腿踢我祖父一脚：“你笑什么？”
我祖父在这一脚的推动下，整个身子扑倒在稻田里，稻田里水稻哗哗作响。
葛朝对陈四爷等人说一声：“死了！”
陈四爷等看了一眼我祖父和葛朝怀里的死猫，继续修改绳网，陈四爷对张二拐说：“绳头扣于彼树之干，即可。”
张二拐接过绳头走向彼树。
聋哑人张全福一路颠去拉我父亲，他比划了许多张牙舞爪的动作阐述祖父已死，我父亲无法破译密码，当时我父亲正指挥陶章在刘氏祠堂外的墙上刷一幅崭新的标语。
标语的内容是关于鼓劲加油之类的事情。
裹我祖父的是他自己垫了十年的苇席，席子上洇湿了汗水和一些水稻的情感，席子颜色深红，一角已松散，如一面破损的旧旗。父亲捆好祖父后，请了四个男人抬向土高炉。
父亲临出门前，撕烂一白布口袋缠在头上，腰里用白带子扎紧，他和母亲送祖父上路。
抬丧的有安朝富、崔二箩子、张柱石、哑巴张全福，他们摇晃着或胖或瘦的身体，脸上有一种多快好省的表情。
我父亲埋了祖父后，在一堆新鲜的泥土前一直站到天上的星星全部出齐，村庄完全沦陷于一片黑暗。那时候，他满耳风声，风声中祖父带领叔叔、姐姐在稻田里劳动，他们的身边晃动着牛的影子。
村子里的空气冻得硬邦邦的，呼啸的西北风刮了八天还没有停止的意思。站在无人的风口我父亲脸色蜡黄。
坏分子安朝富揭发村里少数人家弄虚作假瞒报实际人口冒领食堂米汤，其情节严重性质可怕无异于四类分子的阴谋诡计。那时候，每家每天的人口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我父亲率领全体大队干部分头核实各户人口，“黄肿病”流行至今，村里还有近一半的人应该领取食堂的米汤。其中失实之处在寡妇金桂花家里彻底暴露。
我父亲比较文明礼貌地走进金桂花家破绽百出的土屋。金桂花以肥胖的寡妇身体堵住房门。
吴根问，究竟还有几口人？
金桂花说三口人。
孩子呢？我父亲问。
金桂花脸上暴露出作贼心虚的内容，她目光散乱，眼睛不敢正视现实。她断断续续地咬定：“两个孩子正在睡觉。”
吴根要进去检查，金桂花关上腐朽的房门堵住：“孩子睡着了！”
我父亲说了一些贫农不该弄虚作假以及冒领米汤是毫不为人专门利己的问题。吴根像掀桌子一样将又黄又胖的金桂花轻松地掀翻于鸡窝旁。鸡窝里无鸡。
房里的事实已证据确凿，两个孩子睡在破旧的棉絮中如同两块坚硬的砖头，脸上砖头的颜色非常明确，吴根用手拽了拽，两块硬砖有棱有角。据我父亲估计，两个孩子当于五天前不喝米汤，但金寡妇每天却打回三个人的米汤。
屋内灰黯和霉味四处弥漫，山墙上一个碗口大的小窗子漏进一束非常整齐而明亮的光线，这束光线在距两块“砖头”约三尺五寸远的地方停住。于是，我父亲很难精确地发现两个孩子砖头一样坚硬的脸上还泛出了一些沉默的紫色的霉斑。
金桂花站起来倚着门框看窗外冬天的景象，冬天的天空干干净净。
吴根走出来向金桂花伸了一脚，金桂花就一头跌跪于门槛之上。她努力睁大细小的眼睛，然后认真细致地看我父亲和吴根的脸上落满了阳光和人口的数字。
金桂花抱着我父亲的腿不停地捣着头：“再也不敢了！”
那时候，天色将晚，空气中流淌着浩瀚的晚霞，村庄在风的过滤下透明如水。
十三
安朝富检举了六户虚报人口并揭发了蛀虫吴根偷豆饼的重大事件。
我父亲宣布摘掉安朝富坏分子帽子恢复贫农名誉。
安朝富为集体和美好伟大的事业挽回了损失。
关帝庙前栗子树上的树叶已全部落尽，光秃秃的枝权互相关联前后照应，树顶上一方天空很宽阔。
贫农安朝富手里拎着一根解放前遗留下来的牛皮带，在栗子树下有板有眼地走着，他腰扎着草绳，钮扣残缺的棉袄鼓鼓地如同一袋粮食。皮带在他的手里呜呜地发出一些尖厉的响声。
民兵营长兼食堂保管员吴根反剪双手悬挂在树上。
我父亲蹲在石磨上咀嚼烟叶，他看到吴根杂乱无章的头发上落满了灰尘和死人的叹息。吴根的头埋没于头发的侧面如同一块切碎的豆饼。我父亲汹涌地咳嗽了一气最终吐出一口浓痰：“操你妈的，揍！”
贫农安朝富扬起沾满了旧时代硝烟的牛皮带极为熟练地抽着，皮带反复来回在屠夫吴根的头部。时间不长，吴根的头部便如一个被老鼠啃烂的南瓜。
吴根说没有偷豆饼。
安朝富失血的脸上洋溢出数十年前的青春气息，对往事的回忆以及对现实的迷恋使他热情澎湃情绪高涨。我父亲看到皮带划出的优美的弧线如同叔叔死后那天傍晚弯曲在天空的彩虹。叔叔瓦罐粉碎的声音和皮带抽在吴根头颅的声音比较接近。
许多前来打中饭的故乡人民站在栗子树下不紧不慢地抒情与议论相结合并指出豆饼的意义。他们于是进一步抱紧了怀里的瓦罐。
关帝庙前墙上的标语已经完成，这些石灰水制造的标语正注解着此时的景象以及故乡人民在那一年冬天死有余辜的想象。标语上的关键笔画在冷风中跃跃欲试。
吴根说：“偷二十五斤豆饼。”
我父亲从石磨上跳下来，狗一样扑过去抡起鞋底一样的手掌左右扇开了，“畜生！”我父亲眼睛血红，他眼前的一切标语和人物都已模糊起来。那时刻，他感到自己鞋底般的手掌上浸透了温暖黏稠的血。
吴根的手脚开始向四面张开，类似于一个书法家写字时伸出的重要笔画。安朝富的皮带抽一下，笔画就全面伸张一次。“你还不老实！”安朝富总结性的一皮带下去，他身后大粪和石灰的形象纷纷涌现。
民兵营长兼食堂管理员吴根嘴里终于吐出了潮湿腥甜的数字：“共二百三十八斤。”
我父亲感到吴根吐出的文字偏旁部首已经分裂，一些笔画断断续续，许多阳光照亮了吴根复杂的头颅以及数字。
吴根老婆游刃有余地移到我父亲身后，她简洁地将一块砖头大的豆饼塞进我父亲空虚的棉袄里：“许大队长，放了他吧！”声音细软如米汤。
我父亲高举起豆饼，全村人紧急扳起头颅看到颜色深褐的豆饼。比较尖锐的群众舆论在冬季干裂的空气中盘旋。父亲骂一句，“操你妈的！”声音呜咽起来，呜咽之声在我父亲的生活中已沉寂几十年了。
食堂里分发豆饼汤的时候，吴根已在半空中彻底沉默。解下绳子，吴根躺在生硬的土地上，整个形状如一件散了架的旧式水车，其中水车的重要部分损失严重，类似于从高空处跌落后的分裂。距吴根五尺远的地上是石磨，石磨的后面是关帝庙的墙壁以及标语。
豆饼汤哗哗流淌在故乡人民的食管里。
张柱石将一把生锈铁锹搁在冻土上，他说歇一会儿吧！
安朝富说歇就歇一会儿吧。
两把铁锹和两个铁锹一样的身体横躺在压倒了的荒草上，荒草深过膝盖颜色金黄。中午的阳光均匀地覆盖着他们松散的骨头以及柔软的皮肉，他们身边是一个澡盆一样浅浅的土坑。
土坑是为吴根挖的。
几座土高炉突出于荒草之中，锈迹更加浓厚起来，里面居住的一些老鼠和乌鸦们在白天已很少出门。土高炉四周绵延十数亩的新坟一年内蓬勃成长，它们大都埋没于荒草之中。
张柱石说：“我妈妈前年就要给我找媳妇。”
“假如现在有一碗大米和一个漂亮的媳妇，你要哪一样？”安朝富躺在荒草上问。
张柱石说两样都要。
安朝富说问题是大米和媳妇只能要一样也就是说要一碗大米就不能要一个媳妇要一个媳妇就不能要一碗大米。
张柱石坐起来坚决地说：“我要一碗大米。”
安朝富笑了：“大米没有了，只有一根皮带，皮带已经发霉了，硬得煮不熟，也不能吃了。”
张柱石说要大米。
安朝富说什么也没有了，只有铁锹坟墓和风。
“什么都不要了。”张柱石倒在荒草上慢慢睡着了。
浩荡的西北风一次次在草甸子上掀起波涛，辽阔的天空覆盖了他们的想象以及一切事物。
张柱石后来说锹怎么这样重。
安朝富说锹是铁打的。
“人是什么做的？”张柱石问。
“人是泥做的！”安朝富说。
吴根的坑挖得比较肤浅，此类事在这一年冬天甚多无法统筹解决，安朝富张柱石只能如此。
他们象征性地又挖了几锹，村里的钟声敲响了，一些捧着瓦罐的细碎的影子向刘氏祠堂移动。
吴根被一张比较新的席子裹紧，他个子较长，因而脚就在席子另一边露出了半尺左右，一根稻草挂在鞋子的跟部，我父亲看到吴根脚上的筋已不再跳动和流血。吴根的头部被席子裹得比较严密，从正面看很难发现他的头发是和稻草混杂在一起的。
在此人烟稀少的冬天，抬吴根的是安朝富、哑巴张全福、张柱石和我父亲。村里另外一些人身体肥胖力量基本上已经报废。
抬吴根的过程中，张柱石有下蹲的姿势，如此偷机取巧使另外三人分担了不该分担的一些重量。我父亲骂张柱石，“我操你妈的！”
张柱石一屁股跌坐于生硬的土地，“歇会儿吧！”他脸色如紫色的茄子，目光涣散动作僵硬。
吴根也就以一卷席子的方式同我父亲等人一同坐在废弃的大坝上晒太阳。
“太重了！”安朝富喘着冷气说。
哑巴张全福看我父亲嚼烟叶，他歪着脑袋神情专注如同阅读一本情节很生动的书籍。
这一年冬天阳光一直很充分，此刻，阳光自西向东越过大坝，大坝另一侧就留下了一道漫长的阴影。阴影里的土地重新封冻。
父亲说走吧天快晚了。
四个影子就又摇晃起来，远处看他们摇晃的姿势类似于多年以后城市黑灯舞会里的一些柔软的动作。抵达土坑时，张柱石坚决地瘫倒在地，他和席子里的吴根基本上是同时落地。桑木扁担砸到了他干瘪的肚子上。桑木扁担纹络散漫阳光明亮。
一卷吴根很潦草地填进坑里，安朝富抬起头看我父亲一眼，手指着张柱石。
我父亲这时比较清楚地看到张柱石紧闭双眼，嘴和牙齿张开着，风吹起他稻草一样的头发。二十二岁的张柱石一言不发地离开一碗大米一个媳妇一根发霉的皮带。
安朝富问怎么办？
我父亲说，“挤一挤吧！”
三人共同努力将张柱石掀进吴根的旁边，他们两人如一对久别重逢的情人搂在一起，其时张柱石的右胳膊搭在一卷席子的上半部分，据推测，应是吴根的腰部。坑较小，两人拥在一起就显得有些困难。我父亲说，“就这样凑合吧！”
张柱石挖坑时没有意识到应给自己留一个位置并有偷工减料的嫌疑。这一点安朝富比较清楚。
这天晚上，村子里一如既往，我家的黄狗在方向不明确的地方于下半夜叫过一声，狗叫的声音越过村庄向遥远的天空扩散，那天晚上的月光照亮了我的故乡以及数十年后我写在稿纸上的这些稠密的文字。
十四
嘴唇鲜红乳房饱满笑容艳丽大腿雪白的本市小姐在电视屏幕上回答头发稀薄的女性研究专家的提问。专家说你知道怎样防止啤酒泡沫溢出杯外在海滨浴场涂几克防晒霜最合理，一位长得漂亮知识较贫乏的小姐含含糊糊地猜谜语一样回答了一通。现场的观众和全市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都笑了。
厨房里妻子在洗碗扫地，最后一道工序即将结束时，在客厅里抹桌子的母亲极迅速地冲进厨房，不久，厨房里就传来了与选美不协调的哭声。
我进去一看，母亲正将头埋在有骨头、菜叶及纸屑的垃圾畚箕里号啕大哭，她的手不停地扒着，垃圾散满一地。
终于，母亲找到了几粒沾上灰垢油污的饭粒，她哇哇大哭着颤巍巍拈起来，像怕被别人夺走似的迅速塞进嘴里咀嚼起来，咀嚼的过程如同数十年前我父亲咀嚼烟叶。眼泪鼻涕在母亲皱纹深刻的脸上纵横流淌。
妻子站在灯光下也哭了：“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电视里继续选美。
那一年冬天最后一些日子里，县里工作组来检查工作。检查组夹着文件袋和报纸出现在村口时，我父亲已五天没喝米汤了。这些天村子里“黄肿病”人比赛似地冲向终点。终点是土高炉旁连续不断的坟场。
公社给全大队每天只有二十斤豆饼，据我父亲不完全统计，全大队至少还有一百二十人要吃喝。我父亲的眼前豆饼和米汤的画面反复出现。
我父亲向工作组汇报时反复叙述全村没有一人吃老鼠麻雀，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大锅周围无一人有怨言，人心稳定干劲很大形势如报纸所说一片大好，除此之外，村里的标语此起彼伏。
县工作组一位穿中山装梳小分头的同志频繁点头并在一个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上迅速复制这大好形势，钢笔水在纸上铺排出一行行美丽的诗句，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语言比肩接踵。同志说，“很好！”工作组所有同志无一人肥胖，他们身体如树般枯瘦，他们自带面饼干粮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我父亲介绍完的时候，看屋外天空依然阳光灿烂，午饭的钟声灌满了村巷。
村落里晃出零星的人影。
我父亲陪工作组走在下午的村庄里，沿途是石灰水粉刷的标语光明磊落意义深刻。村里不再有人走动，一些腐败的木门裂缝较大几年前的春联褪尽颜色只留下一些对仗工整的美好梦想。部分门锁已如土高炉一样生锈，另一部分不再关闭的门也就永恒地敞开，在无人的日子里，阳光和风毫无阻拦地自由进出这些门户。
一路上阳光洒满了村庄。
我父亲在傍晚时分一言不发，他跟在工作组后面走在村子里浏览标语和宁静和平的乡村景象。工作组同志吃了干粮后抒情与议论在村巷里留下许多美好的痕迹。
很难准确描述我父亲在那天下午的全部思想及感情，在黄昏全面抵达村庄的时候，我父亲像那些墙上的标语一样在关帝庙前石磨旁留下了最后一个造型。
父亲干裂的嘴唇不停地蠕动着，企图想说一些什么，工作组同志问父亲要说什么，父亲倚靠着不再磨面的石磨嘴唇比较困难地开合了几次，但最终没能发出一个音节来。
父亲伸出一只干柴一样的胳膊，五个手指努力地伸张着，他似乎想抓住这黄昏里的最后一束光线，但最终什么也没抓住，他的脸上落满了灰尘和夕阳的光辉。
我父亲临死前面对着村前的大坝、土高炉以及此起彼伏的坟场，那时候他的脑海里铁水奔流歌声嘹亮，祖父、叔叔、姐姐还有张柱石、刘德彪、吴根等数百名男女老幼正在舞蹈歌唱，劳动和生活景象欣欣向荣。
父亲咽气的时候，母亲正准备将我从箩筐里的稻草窝里提起来送到床上去睡觉。
陈四爷那时候带着两三个剩下的人围绕着绳网继续修改格局。陈四爷将绳子于一棵柳树的下半截扣死，然后抬头看天空暮霭正四面合围，对身边两三个脑袋说，“泥结于绳，即为人！”
父亲死后，故乡的天空就开始下雪了。
大雪掩埋了所有的道路、河流、坟墓以及历史的面貌，在寂静无声的雪夜，我家的黄狗偶尔叫一声。
剩余的人民倚在门边眺望一九六〇年冬天过后的岁月，他们默默地活在这宁静飘雪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