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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社会上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当官的”，王根业在冬天的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缩在被窝里对妻子无缘无故地说了这么一句，妻子一愣，问：“此话怎讲？”他就再也不说了。那天晚上，窗外的西北风呼啸着削过寂静的夜空，他听到了屋顶上有一块瓦被风削到了地面，碎了。
明年长乐县换届选举，正副县长12人只有一位副县长年龄到期，即将去人大或政协。虽然在人大政协工作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要喝茶看报纸晒太阳或下乡钓鱼的，但把到人大政协任职称为“退居二线”，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县长都是要经过人大选举通过才能算数。尽管如此，长乐县政界各等人士的目光还是一致咬住了副县长的位子。今年春天雨水稠密，县城的空气中雨雾蒙蒙，石板街上湿漉漉的，一些老人和孩子在春天柔软而抒情的雨中跌倒在石板街上，极少数人摔断了胳膊和腿，他们住进了漂满了福尔马林气息的医院，他们疼痛难忍咬牙切齿。就在这个许多人跌跤的季节里，县城里议论纷纷谣言四起，关于副县长人选的各种版本的传说像流感病毒一样在水汽很重的街巷里四处蔓延。
舆论界将副县长人选的第一位定为长乐电子仪表厂厂长崔恒大，这个靠造老鼠药起家的乡镇企业的厂长年创产值超亿元，每年上缴利税近千万元。崔恒大的名言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像他这样的人在长乐县只有他想不到的荣誉，没有他要不到的荣誉，而且这个头发长年累月油光涤亮一丝不苟的崔恒大跟梁为县长是人所共知的“铁杆”，梁县长经常在开会时引用崔恒大的名人名言，有人说梁县长坐的“奥迪”就是崔恒大送给县政府的。现在企业家有了成绩后，一般说来，大抵都是要弄个官当当的，潮流就像流行歌曲一样，挡也挡不住。第二位人选是铁树镇镇长郭槐，郭槐三年前从县政府法制局局长的位置上下乡任职，本来就属于政治镀金，而且这个镇如今已成为富甲一方的亿元镇，镇里修了一条1.5公里长的“小康大道”，被省建设厅命名为“全省小城镇建设示范镇”，一面弧形的铜匾挂在郭槐办公室正面的墙上，铜匾旁边是铁树镇全息摄影巨幅照片，铜匾与照片相互配合相得益彰。镇上“小康大道”马路宽阔绿树成荫，路两旁店铺林立，歌馆酒楼美容院洗脚屋一应俱全，有人检举说“小康大道”两旁的四十多家美容院洗脚屋都是妓院，因为小镇上的人从来都不需要美容而且都是在家里洗脚，紧挨328国道的这些美容洗脚的地方都是为过往司机开的。县文明委明查暗访数次，结论是：查无实据，纯属诽谤。第三位是县石油公司经理洪秀芳，洪秀芳明显的优势是年轻，不便说的优势是漂亮。据说有一次在酒桌上，她向某高官勾了一眼，某高官竟将夹着海贝肉的筷子往鼻孔里塞。32岁的洪秀芳手眼通天，她到北京跑了一趟，很轻松地就为没有受灾的长乐县弄来了八千吨救灾油，一转手，净赚八百万，全县许多国营企业职工下岗失业揭不开锅，而石油公司五百多职工不仅工资按时发，年终还发了许多苹果、鸡蛋、牙膏、卫生巾等福利。县里领导都很器重她。女人如果很漂亮，大多数男人都是愿意为她犯错误的；如果一个女人既漂亮又有才干，她的能量就可以创造一个世界或毁掉一个世界。
在树叶一样密集的副县长人选传说中，没有一个人提到本篇小说的主人公王根业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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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代郡县制初始，长乐就设县建城，两千两百多年来，长乐的县丞、县令、知县、县长、县革委会主任加起来比一个团的兵力还多，但真正名垂青史的县官几乎没有，45%以上的县太爷死后都葬在长乐，如今“荒冢一堆草没了”，且又有80%以上的坟墓下落不明了，包拯、海瑞等人都在距长乐三百多里外的邻县做过知县，可就是没到过长乐。清嘉庆年间本县修过一部长乐通志，修志的班子以黄延训为首，黄延训籍贯生平不详，但据其修志的态度，可能与司马迁有相似的痛苦经历，因而居然修不出一个令子孙后代感到光荣和体面的县官来。但明朝本县进士赵省三留下的《尚节堂·夜雨孤灯录》中提到了政迹显赫的唐朝县令张萧，唐天宝九年，张萧自陕西赴任长乐，三年修城郭十二里，拦水筑坝灌溉农田三十万亩，此水坝即今天的“梦天湖”，张县令勤政廉洁大胆改革，加之兴修水利，任期内百姓丰衣足食社会安定团结。唐天宝十二年，县令张萧下令在县衙后面用石头垒了一座人造小山，上面建了一个四角亭，命名为“梦天亭”，登亭极目远眺，长乐方圆数十里江山尽收眼底。梦天亭四根十二段圆花的红木柱上勒刻进两副对联，第一联写长乐风光，由当时的社会贤达创作，“檐横翠嶂秋光近，风起碧水晚霞远”，第二联是县令张萧亲自撰写，内容是“东篱采菊见诸葛，西岭祈雨遇张萧”。此联赤裸裸地吹捧自己是老百姓遇天灾大旱时的及时雨，而诸葛孔明只不过是玩赏风月摇唇鼓舌的一介闲人。此联一出，举县皆惊，有人上书州府和朝廷，不久在一个月色凄迷秋风萧瑟的夜晚，张萧悄悄地离开了长乐，有人说他的离去与对联有关。因为新县令一到任，就命工匠铲除了“西岭祈雨遇张萧”一联，此后逾千年“梦天亭”残缺一联无人能对无人敢对，在近些年的一些文艺晚会中此绝联常常当作娱乐节目中一道题来征集下联，竟然也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下联。黄延训修的县志中如此记载：“县令张萧，举凡三年，皆刚愎自用好大喜功。长乐十年九旱，哀鸿遍野，张萧意欲拦水筑坝，遂征民工十数万，开山凿石，昼夜不止。本为善举，却不恤民情，历二载又三月，田地荒芜，死伤者万余。及至修梦天亭，彰显其政，为世人不齿；抑诸葛扬县令，贻笑天下。众下皆曰：张萧张狂。”
历史就像一个付了小费后的三陪小姐任人把玩，司马迁将刘邦写成泼皮无赖之徒，黄延训究竟能否以公正和公平的心情去记述长乐历史上成群结队的县令们，值得怀疑，因为将近一个团的县长们总得有一两个英雄豪杰，通览厚厚十二册县志足见黄延训言辞尖刻且对领导干部缺少实事求是的态度。嘉庆年间的阳光与汉朝的阳光基本相同，黄延训虽与司马迁不可同日而语，但黄延训目光里的历史比司马迁更加黑暗。最近几年，长乐县有识之士多次在人大会上呼吁重写历史，王根业局长也在提案上签了名，可历史上的人物早已咽气且资料不全事实真相也无法查考，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不过包括王根业局长在内的大多数人士基本上一致认定，张萧是一个有政绩的县令，最起码十二里城郭和拦水筑坝至今一目了然。至于说领导干部好大喜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好大喜功从正面来说就是理想宏伟进取心强，再说从中外古今看，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有点好大喜功的，比如秦始皇修长城里根总统搞星球大战计划。因此张萧败走长乐，主要是出在那副对联上，既然政绩已经显赫，何必百般张扬，官场毕竟不同战场，每一刀砍下去都要见血。官场上许多事只能做不能讲，许多事只能讲不能做，不了解其中的变数，无论是在唐朝天宝年间，还是在张萧已死去一千多年后的今天，都是要栽跟头的。
王根业在49岁这一年弄明白了这些道理，但跟头却是栽在十二年前。那一年，他37岁，也就是成语上说的“风华正茂”。
风华正茂的37岁的县财政局长王根业被新上任的县长吴涛和组织部长找去谈话。那是一个阳光很好的春天的早晨，他夹着黑色的人造革公文包心情良好地向县政府大楼走去，早饭吃了两根油条，嘴里余香徘徊不去，因而满街炸油条的香味使他感到很亲切。一路上，上班的人们很尊敬地跟王局长打招呼，这位财神爷在县里是公认的行情看涨的政坛新秀，许多年龄可以做他长辈的人都以能结识王局长为荣。那天早晨王根业想，这次人代会自己没有被作为副县长候选人，肯定是县长和组织部长劝他不要有思想包袱要轻装上阵来日方长，王根业准备说，“我还年轻，一切听从组织安排！”走进县长吴涛办公室，吴县长起身与他热情握手并招呼他坐下，秘书小何送来了一杯绿茶。落座后组织部长将两张盖有红印的任免职通知递给王根业，吴县长说，“在哪儿干都是为党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放心大胆地去上任，县政府支持你！”王根业看着县长与部长亲切而和蔼的表情，刹那间一种“完蛋了”的感觉异常尖锐。他用僵硬的目光扫视着通知，就如同在大街上走路时平白无故地被人打了一耳光又踹了一脚而且还看不到拳脚来自何方。免职通知上写着：“根据工作需要，经研究决定，王根业同志不再担任长乐县财政局局长职务。”任职通知上写着：“根据工作需要，经研究决定，王根业同志任长乐县地震局局长职务。”王根业坐在棕色的真皮沙发上，一束明亮的阳光照耀着他已经涨红的脸，并清晰地反映出他额头上的虚汗层出不穷。王根业问为什么，吴县长说根据工作需要，王根业说我这个财政局长在这个山区小县里每年精打细算保证了财政预决算的顺利实施我有什么错误，组织部长说，“没说你有错误，这是根据工作需要，是集体研究决定的，再说你的级别又不变。”王根业说，“我不懂地震，我要求在财政局当普通办事员，不当局长。”吴县长语气温和地对他说，“你是人才，怎么能不当局长呢？省长书记还流动呢，八大军区司令员还对调呢，怎么就你不能动？”吴县长看了一眼组织部长，组织部长说，“我们今天找你来是向你宣布决定的，不是来跟你商量讨论的，你不当局长也只能是不当地震局局长。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就交一个辞职报告来，然后到地震局免去你的职务，你看怎样？”王根业自己就像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战俘，于是就不再说话，两眼呆呆地望着窗外，窗外的阳光面粉一样的稠密。
吴涛县长就像股市开盘时一步跳空高开由县统战部长直接当选为县长，这出乎许多人预料。有的人说吴涛当县长是因为他大学本科毕业学历高，但更多的人说吴涛有个舅舅在省里当大官，换届选举前由市长陪同来县里工作调研时在酒桌上敲定的。现在社会上伪劣产品很多，伪劣传说也很多，比如说某某首长金屋藏娇某某首长被抓起来了等等。如今随地吐痰不自由了，随处乱说却很自由，不像文革说错一句话就关进大牢，这是社会进步，但也造成了社会混乱，许多传说和顺口溜严重损坏了政府和领导干部的形象。县城里有人居然在酒桌上说吴涛在统战部既无工作可做更无政绩可言，因为长乐地处偏僻山区，日本鬼子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却没有占领长乐，国民党对这里也没多大兴趣，全县无一人跑到台湾，只有文革时一位偷生产队耕牛的盗窃犯偷渡逃往香港，是死是活还是一个悬念，如果遇到了，抓进监狱即可，谈不上统战。县里也没有什么民主党派，统战部每年春节在县直机关象棋比赛时总拿冠军，后来有人对吴涛说，“你们再拿冠军，我们就不参加了，让你来统战。”吴涛说，“我现在就统战，今年春节保证不拿冠军。”后来果然如此。王根业当财政局长时对这个胖乎乎的吴涛没怎么在意过，见面时勉强点个头，年轻气盛的王局长多少是有点目中无人的，这在许多年后，他自己也充分认识到了这是官场的大忌。
王根业并不认为当官非得靠后台，他自己本是县财政局行财股的一名普通办事员，只因在全省珠算比赛中夺得了第一名而被直接提拔为副局长，那时候没有普及计算器，王根业的绝活是眼睛看着数字而不看算盘，盲拨算珠一天竟无一处差错。一九八六年干部要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财会专业毕业的三十五岁的王根业又直接被任命为财政局长，当时连他自己也觉得这件事组织上有些草率，但他感到更多的是清正公平任人唯贤。他当时对县长说：“能不能让其他同志来干，我太年轻，没经验。”县长说，“小平同志不是说了吗，‘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你都三十几岁了，一个小官还不能做吗？”农民出身的王根业上任后果然将并不宽裕的县财政理得井井有条，在财政周转金使用上，他对全县乡镇企业进行筛选，将效益差的钱庙乡农机厂断奶并将接受该厂“永久”自行车和腊肉的农财股长撤职查办，将年龄比他大十多岁的老资格副局长挂起来分管工会和计划生育，因为他将一笔十五万的财政周转金私自放给了个体木材加工厂老板，钱虽还了，但用错了地方。王根业在财政局全体员工会上，涨红了脸，他说：“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我们乱花钱用错了钱，就等于是喝老百姓的血，是吸血鬼！”讲到具体事实时，他拍了桌子，拍桌子是以前工农干部的作风，王根业这样做引起了局里部分人的议论，他们说，王根业没当官时人很温和，怎么一当上官就凶了。一位看过柏杨著作的工会干事对旁边的几个人说，“柏杨讲了，人在当官的时候变成了鬼，下台后就又还原为人了。”这话刚好被上厕所路过的王根业听到了，他对工会干事说：“我告诉你，鬼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王根业一发火就额头冒汗，中医上称“肝阳上亢”，少数老同志认为这是沉稳不足冲动有余。一次在塘坎乡羊毛衫厂检查财政周转金使用账目回到局里后，随王根业同去的几位农财股的人每人接受了一件羊毛衫，农财股长小杨还自作多情地将一件羊毛衫送到了王根业的办公室。王根业一拍桌子，“人家小小的乡镇企业能赚几个钱，你一件他一件的，不垮才怪呢，你给我马上送回去！”王根业随后又给厂长打了个电话表示道歉，厂长至为感动，让乡里宣传干事写了一封表扬信投给市报登了出来，县长看到后不停地用手敲着茶杯，连声说好，在一次科局干部会上县长激动地站起来说，“我们就是要把这样作风正派为政清廉的同志选进领导班子。”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县城政界一致认为三十多岁的王根业非上不可，下一届副县长非他莫属。农民出身的王根业也认为，自己没有后台，要想更上一个台阶，也只有靠作风正派为政清廉为自己奠定基础了。财政局上下对王根业的训人冷酷无情虽有不满，但他的为政清廉是大家公认的，虽然大家少了不少灰色进项，但人心不古，清贫有时能换来崇高，人一崇高就有了些伟大的感觉，只要有可能，每个人都是愿意让自己崇高伟大一下的。一九八八年全县科局干部中只有王根业家里没有彩电，那时候，他女儿在上学，妻子在县政府招待所食堂，每月还要给乡下老父亲三十块钱生活费。
“根据工作需要”对于下级来说永远就像一个没有谜底的谜语，王根业到地震局上班后一直思考为什么需要一个业务熟悉的财政局长到不熟悉业务的地震局当局长，答案有许多种，但没有一种是准确的可靠的。他隐隐约约地觉得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根据工作需要”来进行干部调整和任免的，反正又不是对他一个人专门制订的一个理由，“根据工作需要”就是根据工作需要，没有必要想得太透也不可能想得太透，这就像幸福的感觉一样，你说不清道不明，反正就是幸福，他当初突然提升为财政局长时就是这感觉。县城里的人对王根业调到地震局议论比较多的是王根业得志便张狂，大权在握，自以为是，得罪人太多，协调关系能力很差，一位退休的资深政坛人士说，“太嫩了”！
王根业有一件说不出口的事，如鲠在喉，此事证据不足且说出来又有损新任县长吴涛的形象，因此他就一直埋在心里并在夜深人静时认真反省每一个细节。一九八七年也就是王根业任财政局长的第二年，在一次科局干部会散会后，统战部长吴涛拉住王根业的手就像与组织上失散多年吃尽苦头的地下工作者突然遇到了接头人一样，死死地攥住不放，“王局长，晚上我请你在醉轩居喝酒！”王根业说，“晚上我有事，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吴涛说，“酒盅一端，才能身轻心宽，现在一时可说不清呀！”王根业说，“老吴呀，我财政局可不像你统战部，下棋总能拿冠军，我实在没时间。”吴涛松了手，笑着说，“王局长，我就实说了吧，我的‘上海’轿车实在跑不动了，能不能在预算外增加一点资金，换一辆桑塔纳，普通型的。”王根业吃惊地看着吴涛，“你开什么玩笑，几个乡的学校打来的报告压了一大堆，财政紧得只能保工资了，再说学校倒下来是要死人的。”王根业说着就走了。吴涛看着王根业的背影一言不发，他将烟头扔到地上，用皮鞋踩灭。不久一份由县长批示过的统战部“关于申请更换交通工具的报告”送到了王根业的案头，县长在报告上批道，“请财政局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办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滑头的批示，“酌情办理”是可办理可不办理，因为“实际情况”是“上海”轿车跑不动了可以换，而县财政紧张也可以不换，这种踢球的批示王根业见得多了，他和县长已达成默契，像此类批示可以压住不动，但不能把球踢给县长，县长事太多不能缠上过多的矛盾，因此这份报告就没有下文了。官场批示很有讲究，比如说，如果批“请财政局从预算外资金中给予解决”，这就是明确指示要办的；如果批“请财政局王局长给予解决，并将办理意见报我”，这就是必须要办的无论如何也要办的；如果批“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办理”，就是可办可不办的；如果批“请财政局按有关规定办理”，这就是完全可以不办的。王根业将报告压到年底也没有答复是否可以换桑塔纳轿车，统战部秘书在冬天来临的日子里最后一次到财政局找王根业，王根业说，“你回去跟吴部长说，局党组没有批准你们的报告。”秘书全身结构很不合理但眼睛却长得非常漂亮，是属于“炯炯有神”的那种，他很谦恭地说，“王局长，我们吴部长说了，车子不买了，他要我来拿回报告。”王根业站起来握住秘书的手，“太好了，太好了，你代我向吴部长表示感谢。”晚上，王根业又打电话到吴涛的家里，“吴部长呀，实在对不起你呀，刘巷乡学校果真倒了，两死一伤，我已建议县直各单位所有干部每人捐出十天工资，将全县学校维修一遍过冬。”吴涛在电话里说，“小王呀，你也是为了党和政府分忧才这么做的嘛，我看这很好，完全应该支持，所以就不换车了。”王根业一阵感动，头上又冒出了些热汗，不过，他觉得吴涛今天的语气有点不大对头。
王根业当然没有想到不久的人代会换届选举，县长已调市委任秘书长，吴涛作为了县长候选人。十二年前，像吴涛这样虽无显赫政绩但也没有任何过错且人缘又好的人是很容易一次性通过的。
王根业看到吴涛县长跟他谈话时亲切和蔼，实在说不出吴县长这是一次政治暗算，况且不买车是吴涛自己主动提出来的。如果把换车看成是王根业换岗的原因，这是拿不到桌面上的。吴县长说的也有道理，“省部级干部都能交流，八大军区司令还能对调，怎么你就不能动呢？”
一切都是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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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过去了，县长已换了四茬，吴涛县长八年前在一次招商引资的酒会上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王根业参加了吴涛的遗体告别仪式，看着吴县长躺在鲜花翠柏丛中，他当时惟一的感觉是，县城殡仪馆的化妆师素质太差，吴县长脸上的脂粉太重，僵硬的唇上涂满了鲜艳的口红，他很消极地想，自己死后决不允许化妆，这一点应在死前立下遗嘱。那一天雨下得很大，哀乐声和雨声哭声一败涂地混在一起，糟糕透顶。
地震局在县里就像一件新衬衫的袖口下面多钉了一颗备用纽扣一样，可有可无也没人注意。县志上从来没有记载过本县有地震的历史，最近这几年，广播电视里说云南震了，新疆震了，河北也震了，可本地就是死活不震，虽说国家地震局发布的东部地震带离长乐很近，可长乐人宁愿为县城厕所太脏忧心忡忡，也不愿为人命关天的地震表示丝毫的关注，县城的人民群众认为厕所是当务之急是可以通过人的努力能够解决的，而地震日期不明确且天意难料，唐山死了二十万，河北也死了不少人，根本测不出来。一旦地震了也只能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了。地震局蜷缩在自来水厂旁边的两排平房里，除了每天做一些井水深浅水温观测记录以及记下地震仪地表磁共振数据之外，其余时间局里三十多人就捧着茶杯串串办公室猜猜谜语并且相互交流一下自家孩子如何聪明。一般来说，父母在别人面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要对自己孩子作言过其实评价的，因为他们不是在表扬孩子，而是在表扬自己。这也是很正常的。
王根业在地震局已渐渐被人们遗忘了，只有在年初的全县乡镇科局长会上，人们才能看到王根业穿一件黑颜色的旧棉袄缩在角落里孤独地抽烟，县城政界的一些年轻局长们不怎么熟悉他，因为他们从来不找地震局办事，不少人叫不出他名字来，只有一些老资格的局长们还记得这位当年春风得意的财神爷，因此在开会时，他们主动地将手伸出来，跟王根业握手。社会上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则是，上级跟下级握手，上级先伸手；男人跟女人握手，男人先伸手；强者跟弱者握手，强者先伸手。反正每年开会时都是其他局长先跟王根业握手，“王局长，最近忙什么呢？”“没忙什么！”王根业的脸上堆满了谦和卑微的笑容，声音柔软语气温和如同一位刚进城的善良而勤勉的乡下保姆。地震局的员工都说，“老王对我们下级平易近人，从来不教训人，当年有人说老王盛气凌人，不就是嫉妒吗！”每当此时，王根业平静地笑笑，不发表任何看法。地震局的人谁都可以拿起王局长办公桌上的烟盒，拔出一支就像拔自己的烟一样，王根业说，“烟价又涨了，三块二一包，每人都来一支！”部下们就说，“你老王哪天当县长了，还用得着抽三块钱一包的‘渡江’！”部下们也都知道地震局局长想当县长就像***反攻美国一样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因而也就说得很不严肃甚至有些轻佻。县城政界人士也基本上认定，除非七级大地震被王根业准确预报了而国家地震局却一无所知，才有可能官升一级，而这比***攻打美国更加困难，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
只要无事可干，人与人之间完全是可以和睦相处的，一旦干事了，就肯定会有麻烦，“无执故无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国际关系中讲究“平等互利”，实际上应该倒过来讲，“互利平等”，只有先互利然后才会有平等友好，一般说来，只有在利益被剥夺的时候，儿子才会造老子的反，下级才会放上级的水。王根业干了十二年地震局局长，既无权又无钱，但落得个单位安定团结上下级一团和气，这都是因为实在是无利可争。地震局每个人都没必要看王根业的脸色行事，他们经常拍着王根业的肩膀说，“我说你这个鸟局长，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实在窝囊！”王根业并不生气，用黄梅戏《天仙配》里七仙女的一句唱词说，“上无片瓦我不怪你，下无立锥之地是我情愿的。”大家哈哈一笑。局里只有一个人对这种没大没小没上没下的现状表示不满，他就是地震局工会主席张全，张全有时将放肆的人轰出王根业的办公室，骂道，“你们他妈的都是小人，王局长要是当财政局长，你们敢这样畜生吗？”张全回到王根业办公室关上门，说，“王局长，你没有架子，这一点大家都很敬重你，但对他们不懂规矩目无领导，不能姑息迁就。”王根业不说话，递给张全一支烟，算是对张全维护自己尊严的感谢。张全小王根业4岁，是十二年来惟一每年去王根业家拜年的部下，虽说每次只送普通的两瓶酒两条烟，但这一切表现了对王根业存在的充分尊重。地震局的人都知道张全是王根业的铁杆，能当上工会主席享受副局级待遇，多少与王根业有关，好在地震局本来就没有什么油水，因此谁也没对张全与王根业的亲密无间的关系表示出丝毫的嫉妒或不满，再说王根业的政治终点站就是地震局的那张已经有裂缝的泡桐板制作的办公桌，办公桌上空空荡荡，只有一副印有“烹饪指南”内容的台历和一个永远堆满烟头的玻璃烟缸。
去年冬天的一个下午，王根业召开全局员工会议，他第一次向地震局员工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我们地震局办公室两排平房，漏风漏雨，有些仪器都生锈了，如果地震，首先是把我们给震了，我想无论如何，求爷爷拜奶奶，明年一定要把办公楼盖起来！”员工热烈鼓掌，会后议论纷纷，有人说，老王在地震局奋斗终身已成定局，现在总算要干一件实事了；也有人很不放心地说，老王十多年来困在地震局就像一本又旧又霉的线装书，能不能盖成办公楼令人怀疑；也有人说国家现在禁止盖楼堂馆所，这事办不成。
冬天下第一场雪的时候，王根业就从他那张有裂缝的办公桌前消失了。他带着工会主席张全和财务股长林丽英马不停蹄地四处出击上下奔走。县财政局的现任正副局长们以前都是王根业的下级，看着穿一件黑棉袄头发已经有些花白的王根业一脸虔诚地来求情，局长们动了恻隐之心，说，“你这十多年来从来没找过财政局麻烦，这次无论如何要解决你三十万。”局长就是当年拿了乡镇企业羊毛衫被王根业训得狗血喷头的小杨，王根业有些拘谨地站在小杨面前，“杨局长，当年不该让你将羊毛衫送回去，还望多多包涵。”小杨说，“哪里，哪里，老局长呀，我们现在想学你还学不来呀！”王根业很感动，不停地搓着手，连声道谢。当年王根业帮助过的乡镇企业塘坎制衣集团（原羊毛衫厂）资助十万元，市里拨了二十万。春节一过，王根业带着张全林丽英到省地震局财政厅要钱，地震局有一部县行管局淘汰下来的“伏尔加”，一开起来就像拖拉机一样怪叫，而且修理费贵得惊人，苏联早已解体了，而这辆破车还没解体，可要换零配件，你要不任宰，除非到俄罗斯去买。王根业从来不坐这辆车，他们一行三人坐公共汽车到了省城，然后顶着凛冽的寒风挨家挨户地表示意思。王根业有些沙眼，风一吹，泪水直流，有几次敲门敲错了被省城人以敌视的眼光反复推敲甚至恶语相加，下楼后风一吹，王根业泪流满面，张全说，“王局长，你别难过，求人的事免不了要受些委屈。”王根业说，“我不难过，我这沙眼，风一吹就控制不住。”说着又擦眼泪。省城大街上霓虹灯光你来我往地闪烁着欲望的光辉，寒风中走动的人们各怀心思去向不明。在“澎湖湾大酒店”请财政厅省地震局有关人士喝酒时，王根业硬是将一杯杯白色的烈酒倒进了喉咙里，张全要为他代酒，他推开了，“不行，我不喝就是心不诚。”喝到最后连客人也不让他喝了，答应第二天就划拨专项资金给王根业。客人走后，王根业一头栽倒在豪华酒楼猩红的地毯上，地毯上有几根鸡鸭的骨头。夜里王根业在旅馆里吐得倒海翻江，后半夜终于吐出了几口鲜红的血。王根业多年来很少喝酒，地震局既不需要请人喝酒也不被别人请去喝酒。王根业这次死去活来的经历终于从省里弄来了三十万。
办公楼开工的日子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王根业回忆起十二年前就是在这样晴朗的天气里被县长找去谈话的。八十万资金全部到位，局里员工突然觉得王根业有些伟大，部分人开始叫他王局长，倒是王根业有些不习惯。开工那天，没有举行任何奠基仪式，线一拉，石灰水一刷，破土动工。梁为县长知道后还在一次会议上表扬过地震局，只是王根业的名字没有引起多少人的重视。
在这篇小说的故事开始之前，王根业遇到了十二年来前所未有的两大难题，一是他的女儿跟轻工局局长刘立言的儿子谈恋爱，这桩看起来门当户对的姻缘，遭到了王根业的坚决反对，虽说轻工局比地震局要优越得多，可王根业对女儿说，“你要是跟刘冈来往，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这句话毫无新意但古今中外任何反对儿女婚姻自由的家长都要说这句话。女儿王娟问为什么，王根业说不为什么，王娟说，“你一个堂堂的局长，居然还干涉婚姻自由，你这是侵犯人权！”王根业有些恼火，“我侵犯人权，那你就让***把你调到美国去工作吧。”王娟说，“美国没有这个部门，我怎么办？”王娟在县精神文明办公室工作，王根业说难道美国不讲精神文明吗，王娟说你共产党员都不讲精神文明美国资本主义还讲什么精神文明。王根业抽着烟摇头叹气，王娟说，“我知道你看不惯刘叔叔，可他就是一个好人！”王根业说，“我没说刘局长不是好人呀，你可不许在外面乱说。”
第二件事是张全跟他闹翻了，这个跟随他十二年如一日的工会主席跟他大吵一仗，“你怎么能过河拆桥呢，盖楼的钱是我跟你一起求人跑来的。”许多人看张全在王根业办公室大吵大闹都纷纷过来劝架，也有人用张全的办法对付张全，说，“你他妈的是小人，王局长要是财政局长，你敢这样放肆吗？”王根业在局全体员工会上说，“张全在为争取建办公楼资金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根据工作需要，张全不适宜担任基建负责人，”王根业看了一眼台下激动的目光，说，“有不同意我的意见的，请举手！”大家面面相觑，竟无一人响应，张全的右手蠢蠢欲动，看看周围无动于衷，他就像被钉子扎破了的车胎一样，瘪了。负责基建的是设备股股长杨海，此人曾因报医药费当面骂王根业比国民党还残酷，王根业当时笑眯眯地说，“那你就去找国民党报去吧，我是实在没钱！”
张全自从没干上基建负责人后，整天东游西逛酒气熏天，他在各办公室四处串门，公开表示了对王根业的不满。地震局上下却对这一决定拍手称快。不久人们就看到张全跟杨海经常在一起唠唠叨叨，终于有一天，杨海喝醉酒后在工会办公室里对许多人说，“老王这个龟孙子太不像话，我他妈的连一分钱都无权动用，买一根铁钉都要他批，我被龟孙子耍了！”
基建是一件苦活，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任何单位的任何人宁愿不要先进工作者，也是愿意负责基建的。听说北方某工业开发区两位副主任为争夺负责六千万元的一项基建工程，其中之一竟然动用黑社会下了另一位副主任的一条胳膊。这就是说，最艰苦的事情并不一定是最倒霉的事情。
4
秋天到了，站在只有一副半对联的梦天亭上，远处的梦天湖埋伏在山壑峰峦中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反射出天空的阳光和阳光下成群结队的飞鸟，秋风滑过山梁，山上的枫树和野柞树的颜色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不久便渲染出一片片一簇簇血红的色块。那时候，天已经开始下霜，地震局办公楼也完工了。
过了春节就要换届选举了，传说中的副县长人选在深秋季节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舆论界行情看好的三位人选全都栽了，而栽掉的原因与他们过早地暴露在人们不甘罢休的目光中有直接关系。长乐电子仪表厂崔恒大实际上在夏天的时候就已经翻船了，这个暴发户在广州某五星级酒店嫖娼时被当场活捉。为了开洋荤，他由客户拉皮条找来了一位嘴角上有一颗红痣的俄罗斯妓女，警方根据举报将正在白瓷浴缸里洗鸳鸯浴的崔恒大和俄罗斯妓女现场抓获，看着湿漉漉的两条活鱼一样的男女，一位警察很不严肃地笑了。崔恒大当时态度很强硬，“你们擅自闯入我花钱租下的房间，严重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我要告你们。”警察将衣服扔给崔恒大，很轻松地说了一句，“这里不是美国，跟我们走吧！”据说此事是随行的销售部经理告发的，因为销售部经理看中的厂里的一位很清纯的女孩，楞是被崔恒大于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带到新马泰港考察了一个月。新马泰港并没有什么具体考察项目，主要是那里卖淫嫖娼不会被警方干涉，所以去那里考察的因公护照才越来越多越来越紧俏。县城里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有人说警方知道崔恒大是大老板就罚了他二十万，也有人添油加醋地说他当时找了一个土耳其妓女和俄罗斯妓女三个同床淫乱所以才罚了二十万，还有人说得更悬乎，说崔恒大为了寻刺激在广州买了一幢洋房包了一个非洲纳米比亚的黑人女子。像崔恒大这样有钱的人，基本上都是要弄一点风花雪月故事的，也就是民谣中通常说的“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很正常。不过让这样的人当政府副县长，连他自己也觉得这就像为“***”平反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
铁树镇镇长郭槐是栽在那些不争气的部下手里，镇派出所为了买警车居然跟“小康大道”南头的“艳芳美容院”串通一气敲诈382国道上思想意识有些问题的过往司机。美容院小姐先将色胆包天的司机带进按摩间，宽衣解带之际，公安突然闯入，审查后公安对司机说，“将你的身份证拿出来，再写下家庭地址，现在假身份证太多，我们要跟你家乡单位和家庭核实一下，最近，通缉的杀人犯也很多，望你能配合一下。”这句话就像死刑判决书一样给人以毁灭性打击，因为此事一捅到家乡单位和家庭，你就没有再混下去的理由了，唾沫星都能将你活活淹死。接下来的细节大同小异，思想意识有问题的司机浑身哆嗦，两腿一屈，跪下了。至于罚多少钱，随你开个价吧！一位见过世面的司机被罚款又扣了一车苹果回家后，觉得其中有诈，就与货主带了当地的两位公安再闯“艳芳美容院”，他们在与小姐佯装宽衣之时冲进了两个便衣。接着两地公安在粉红色的灯光下较起劲来，货主方公安说，“你说你是派出所的，拿出证件来！”铁树派出所的平头说，“你他妈的在老子地盘上耍流氓，还要我拿证件，活腻了你？”货主方公安说，“你他妈的假公安，我铐了你！”说着就拔出了枪。此事闹大了，一个路过的记者将此事曝光，报道写了一个整版，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十分详细地写及了铁树镇派出所与艳芳美容院联手敲诈分成办法，一般罚款五千至一万不等，不开任何收据，赃款派出所得六成，美容院老板得三成，小姐得一成。铁树镇9·13事件曝光后，梁为县长极其恼火，大骂派出所长是害群之马郭槐助纣为虐给全县四十八万人民脸上抹了黑，梁县长气愤地说，“这比***叛逃事件更加可耻。”9月13日正好是***当年坐三叉戟逃跑的日子，而且也是在晚上。这件事之后，派出所长撤了，郭槐做了检讨，他摇摇头对着屋外灿烂的秋光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三十二岁的石油公司经理洪秀芳的丈夫在一个很不恰当的时候起诉离婚，理由很简单，性格不和感情破裂。洪秀芳不是不愿离婚而是不想在此时离婚，于是就坚决不答应，而丈夫就对她施以拳脚。洪秀芳泪眼婆娑地找到县长梁为哭诉为了工作把家庭给毁了，县长就亲自找洪秀芳丈夫做思想工作，谁知她那位脸上有刀疤的丈夫竟然说了一句，“你把她说得这样好，就回家离婚娶了她不就得了。”这话又被社会上广泛传播，小县城的人议论纷纷，说洪秀芳跟县长有一腿，县长梁为也隐隐约约听到了这些风声，加之崔恒大东窗事发，梁为叫苦不迭，一次在酒桌上他趁着酒力说，“难道人只要一有些头面，就都会有生活作风男女关系问题吗？”一位来本地投资的大老板说，“基本上都是这样”，讨论不了了之。洪秀芳因为年轻漂亮成全了她，也因为年轻漂亮毁了她。其实，真正行为不轨的是她的丈夫，那位开油罐车出身的司机，在老婆当了经理后就从石油公司辞职在社会上捣腾公司，办一个垮一个，最近在县城居然开了第一家性保健品商店，自己整天坐在一大堆男女生殖器中间抽烟喝茶想入非非，有人揭发他早在开油罐车的1984年就尝试着在外面嫖娼了。洪秀芳有这么一个一塌糊涂的丈夫，再加上县长插足的流言蜚语，想当副县长无疑于练举重的胖子幻想当世界体操冠军。
一般说来，色情与生活作风的传说是不可能涉及到穿黑棉袄头发已经花白的王根业局长的，也不会涉及到脸上长年累月见不到一丝笑容的轻工局局长刘立言。他们与风流无关。
正因为三位传说中的副县长人选从舆论中心消失，在冬天来临季节发生的一件事情才引起了县城政界的广泛关注，这就是市委举办的“全市十佳勤政廉洁人民公仆”的评比，长乐县分得了一个名额。如今礼崩乐坏腐败盛行良心堕落世风日下，尽管如此，我们应当相信也不得不相信，社会主流是好的，中央加大了反腐败力度，广播电视里说反腐败取得了重大成就。为了振奋精神鼓舞士气，在揭露黑暗的同时，也要热情歌颂光明，于是市里发文要求每县推荐一名全市“十佳勤政廉洁的人民公仆”的人选。
5
冬天的阳光虚情假义，明亮而稠密的光线下面流淌着川流不息的西北风，那阳光就如同雪亮的刀子将县城低矮的建筑和狭长的道路切割成明暗对比的碎块。电线在阳光下的风中呜呜作响。
在这样的天气里开会，人们就拼命地喝水并频繁地上厕所。县直各单位负责人和各乡镇一把手会议开到太阳落山后，县长梁为将评选全市“十佳勤政廉洁人民公仆”的评选办法和评选标准用一种放长线钓大鱼的声音念了一遍。
会场出现了短暂的骚动。公仆评选范围是县直各单位领导干部和各乡镇领导干部。在副县长人选越来越捉摸不定的时候，全县惟一的一名“全市十佳勤政廉洁人民公仆”在这一年冬天不仅意味着荣誉，更意味着明年春天的副县长正式人选。这是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的事情，但与会者又不便公开交流意见，因而大家就继续喝水或上厕所。
县长梁为最后强调说，“先由各单位各乡镇研究推举一名候选人，再由县委组织部考查核实，要把能够体现我县各级领导干部在反腐倡廉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推选出来。”梁县长最后开玩笑地说十佳公仆不在县一级的领导干部中评选并不是因为我们县级领导干部都是腐败分子，而是因为各科局各乡镇领导干部是真正站在刀口浪尖上的。
王根业坐在角落里一直没有说话，他默默地抽着烟，也没有多少人对他表示出过分的关注，每次这样的会议，他都像一篇漫长文章中极其容易漏掉的一个标点符号或一张撕开号码后没有中奖的奖券，没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会议过程中，轻工局长刘立言向他借打火机抽烟，王根业顺便递给他一支烟，刘立言说：“我有烟，借个火就行了。”
王根业开会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家住在东门护城河埂下的一排平房里，路过平房拐角处时，他看到女儿王娟正在跟刘立言的儿子刘冈抱在黑暗中全心全意地啃着，并且发出了类似于一对小老鼠偷吃粮食时的唧唧声。王根业在距离他们五米远的地方大声咳嗽，王娟和刘冈迅速分开，一头窜进了深不见底的黑暗中。
晚上，王娟回来的时候给王根业送了一条棕色的羊绒围巾，她说，“天太冷，你看是不是合适？”王根业心软了下来，他招呼女儿坐下来，王娟很小心地坐下，脸上流露出“放我一马”的表情。王根业说，“许多事情你还不明白，以后你就会懂得我的一番苦心了”，他摁灭了香烟，“你还小，我想你应该出去闯一闯，文明委的三四百块钱工资是买不了几条围巾的。我准备跟你舅舅说一说。”王娟的舅舅在深圳的一家大公司任总经理，没有行政级别，但坐的是“奔驰”，南京金陵饭店和上海波特曼酒店都有他常年包租的套房，而每年每处顶多只住十天半个月的，有时候金钱能盖住权力的光辉，有时候金钱就是权力的上级领导。
王娟想得很简单，她说，“爸，我知道你嫌刘叔叔家没钱，太穷了，但你也是局长，你不也是没钱吗？”
王根业说，“我什么时候说刘局长家穷没钱啦，我是怕你跟刘局长合不来，他这个人脾气很怪。”
王娟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我跟刘冈结婚，又不跟他爸结婚，你这话太奇怪了！”
王根业说不要再争论这件事了，等你舅舅有了回话才能考虑将来的事情，他说他不希望女儿在这座公共厕所很脏的小县城里混上一辈子，王娟对父亲黯淡的政治经历充满了同情与理解，走向外面的世界或许能为父亲挣回一些面子，她说，“我懂你的意思了。”
喝过酒后许多五音不全乐感很差的人总喜欢自不量力地在歌厅里冒充很有艺术修养地吼上几嗓子，其情景基本上是滑稽和惨不忍睹的。差不多每个科局和乡镇都推荐了一名领导作为“十佳”候选人，材料连篇累牍，内容真真假假似是而非。每年都有许多荣誉要评选，但没有哪一年像今年这样让上上下下不顾一切地赤膊上阵，就连铁树镇镇长郭槐还上报了“十佳”材料，这一举动既是试探县里对自己的真实态度，也不排斥歪打正着的痴心妄想。只有轻工局和地震局没有上报候选人材料。
现在的科局长和乡镇长就像一长串病句一样很少能有经得起语法推敲的，他们逢年过节收一点烟酒礼品搞一点小腐败似乎也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但是如果这些小腐败一拿到党纪政纪的面前就不能饶恕了，如果再想与廉洁挂上勾就更荒唐了，因此县委组织部和纪委在考察核实后基本上都一一否定了科局长乡镇长们“十佳”愿望，当然核查的结果根本不跟科局长乡镇长见面，他们只是对满怀革命理想的各位候选人说，“还好，没有什么大问题，最后的人选还要靠县委常委会来决定。”大家相互握手，场面亲切友好。在“十佳公仆”评选上，不仅不能有大问题，就是有小问题也是过不了关的。
因为情况比想象的还要复杂，所以县委常委会一直开到夜里十二点。县委书记杨远牧即将调市里任政协副主席，因而每次开会前都是很轻松地说上两句，“我买的车票快要到站了，这戏怎么唱，我看还是请梁县长粉墨登场吧！”虽然传说要新派县委书记来，但梁为毕竟只有43岁，他也不好计较是否能上，老书记临退前撂挑子，也是有意培养自己，他也就当仁不让了。都说汪副省长是他姨表兄，但这类传闻究竟有多少真实性，谁也说不准，而人们的思维方式中已经习惯于一个职位后面必然站着另外一个人，这就像在夜晚的灯光下一个人肯定要有一个或长或短的影子一样。夜里天很冷，县委小会议室里空调又坏了，不制热，光吹冷风，关上空调后，屋里更冷。梁为说，“我的意见是十佳公仆的人选就定轻工局长刘立言”，他歪过脑袋看了县委常委赵溢一眼，“这个人脾气是古怪一点，但他毕竟在廉洁这一方面无可挑剔，到梦天湖水产养殖场参观学习，每人送五斤梦天湖白鱼，他坚决不要，实在难得。那一次轻工商场开业，每位嘉宾都有一份纪念品，一块电子表和一本台历，连顾客都有一双尼龙袜子的礼品。我也拿了，可老刘楞是不要，其实也值不了几个钱。不过，我申明，我拿这价值二十几块钱的礼品并不是想占便宜和搞点腐败，我是给商城经理面子，说明我对他们的工作是支持的。”九个常委们都笑了，也都说，“靠桌面上拿出来的小礼品，既发不了财，也腐败不了。”梁为说，“不过，像王根业这样的人就坚决不能放过，”梁为的脸色在深夜惨白的灯光下变得有些森严起来，“县财政在那么紧张的情况下给了他三十万，他居然一口就吞下了五万，而且还是伸手敲诈，简直是恶劣透顶，如果情况属实，依法严惩不殆，我这个当县长的决不护短。”
会议室像一个正在进行肿瘤开刀的手术室一样，静得能听得见常委们茶水进入喉咙的声音。梁为最后布置说，“组织部和宣传部负责对刘立言考察并起草事迹材料，责成县纪委和反贪局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王根业涉嫌索贿受贿的事件立案侦查，一旦证据确实，立即移交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分管计划生育的常委赵溢在散会时无足轻重地说了一句，“王根业在当财政局长时是很廉洁的，人变得真快！”
县纪委陈遥书记也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市场经济把人心都搞乱了。”
梁为一边拧不锈钢茶杯盖一边问赵溢，“王根业当过财政局长？”
陈遥说，“王根业35岁时当财政局一把手，那时你还在市委当秘书。”
深夜的大街上，风一绺一绺地趟过冻得生硬的水泥路面和哗哗作响的窗子，一些卖馄饨的挑子在夜风中敲着孤独的竹筒声，矿灯在风中摇摇晃晃地照亮了一张张枯燥而乏味的脸。下岗的人越来越多，夜晚街上行人稀少，偶尔有打麻将回家的人在馄饨挑子旁流着鼻涕吃一碗馄饨，他们的心里无比温暖。
深夜像一个浩瀚无边的海，人们都住在海底睡着了。
6
打麻将有时能凑成清一色的牌，而人却不可能凑成清一色的人，世界上最糟糕的比赛就是“模仿名人大赛”，因为两个人即使相像到每一根毛孔，但是其思想情感与生活立场也是无法相同的。一种社会时尚固然能成为某一时期人们普遍认同并遵守的行动原则，比如结婚要喝喜酒遗体告别要三鞠躬求人办事要送礼等等，但也有结婚不办酒席死了人不搞遗体告别宁愿饿死也不愿求人的人，这就是例外。刘立言就是这样的例外。
王根业很清楚今年秋天发生的一件事，因为他不打算跟刘立言结成亲家，所以也不想跟他交换意见，他不在女儿面前说刘立言坏，而说刘立言怪。
如今大中专毕业生就像商场里库存积压的老式胶鞋和快要过期的酱油，销路不好市场不旺，今年全县计划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二百八十多人，直到白露为霜的日子里还没分下去，行政事业单位要机构改革，而国有企业没几个能发出工资的，小县里个体企业的老板基本上是靠造伪劣产品起家的，学历大都在初中二年级以下，素质不高，他们接收大中专生是用来装点门面的，而且要求男的能喝酒打架，女的能帮忙攻关陪自己上床，不怎么把大中专生当人待，一般毕业生及家长都不愿子女跳入苦海。这分不掉的二百八十多人中就有县委常委赵溢的儿子赵泯，赵泯毕业于省轻工学院，他想让赵泯进轻工局机关，刘立言说，“我正在考虑局机关如何减员分流呢，实话对你说，此事不好办！”赵溢找到梁为在报告上批了这样几个字，“请刘立言局长酌情处理。”赵溢知道这是可办可不办的批示，就说，“梁县长，能不能重新批一下？”梁为放下笔，有点情绪化了，“老赵呀，你也得为我想一想呀，现在正是机构改革，机关根本不可能进人，我这样批等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已经出格了，你还让不让我活？”赵溢拿着梁县长的批示又耐着性子找刘立言，赵溢是常委是刘立言的上级，但在这件事上刘立言是常委而他成了下级，刘立言看了批示后说，“梁县长要我酌情处理，现在无论是酌情还是酌法都不能解决。”赵溢说，“梁县长讲了，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刘立言火了，“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老百姓的两只眼睛都睁得大大的。我家刘冈在化肥厂已经一年多没发工资了，他大学本科比你儿子要早五年。”赵溢也满脸恼怒，“事情你可以不办，但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等到哪天你当上了我的上级再来这一套。”两人不欢而散，刘立言站在办公桌前脸色刷白。
刘立言以前是黑岭镇的小学老师，喜欢舞文弄墨，发表过不少豆腐块大小的消息和散文。十五年前的镇党委书记孙余勇看中了他，将他调到镇办当秘书，孙余勇能当上县委副书记与刘立言为他所做的文字贡献是密不可分的。官场有这么一句行话，“出经验不出成果照升，出成果不出经验没门！”这就是说经验比成果更重要。成果从何而来，从实践中总结概括，谁来总结概括，这就得靠一支过硬的笔杆子。刘立言是孙余勇的笔杆子，十五年前他为孙余勇所做的《贫困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战略构想》不仅在全省扶贫工作会议上作为经验交流而且还在省报上发表了。不过孙余勇还算得上是一个出成果又出经验的干部，当年黑岭镇人均存款八百四十六元，位居全县第一位，这是做不得假的。王根业到地震局当局长时，刘立言已调到县委办公室三年了，并且在那一年当上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已升为县委副书记的孙余勇提名一个副主任是并不困难的，县城的人都认为刘立言是孙余勇的铁杆。刘立言当年在黑岭镇跟定孙余勇应该算是“烧冷灶”，官场有这样的说法，“烧冷灶难，炒热饭容易”。像孙余勇这样局促偏远山区小镇，前景一般不被看好，此时耗尽柴草烧这一冷灶，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目标，而且烧冷灶前途莫测风险很大，战线拉得太长，没有耐心和毅力是很难做到的，但“冷灶”一旦烧热了，烧冷灶的人就是属于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铁杆了。当年***在上海滩走投无路的时候，黄金荣给了他两千块大洋并写了一封推荐信让给去广州投奔***，日后蒋飞黄腾达，对黄金荣礼遇有加。黄金荣八十大寿时，蒋亲赴上海登门祝寿并意欲下跪叩拜，被黄金荣执意扶起。此事震惊上海各界，黄金荣风光八面。这就是“烧冷灶”的典范之作。“炒热饭”往往是猛攻炙手可热的当权者，目标明确，实用性强，火候一到，立竿见影，但由于炒热饭的人成群结队，因而投资大，火力要猛，没有雄厚经济实力是很难凑上去炒几铲的。一开始人们都认为刘立言是“烧冷灶”的高手，但时间一长，人们才发现刘立言这个人只能是“干将”而不可能成为“心腹”，“干将”与“心腹”是有区别的，“干将”是干活的，“心腹”是帮忙出谋划策关键时刻能冲锋陷阵大打出手的。孙余勇为当县长跟当时的县委书记关系很僵，刘立言作为县委办的笔杆子照样给书记写材料总结经验，让书记的思想在《党的建设》杂志上头条发表。孙余勇后来调到邻县长峰县当副书记并没有带刘立言走，刘立言也并没有被书记提拔重用。刘立言是那种忠于职守的人也是呆板机械的人，他当了县委办的副主任后，跟同事的关系也淡得很，让他陪客吃饭，要么不去，去了也板着脸，好像他面前的人都是他教书时在课堂上犯了错误的学生。县委办副主任除了写材料外，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负责接待，主任不在时，副主任就要全权当家。接待是一项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的工作，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首先是说话要八面玲珑滴水不漏，尽管说的话85%以上都是假话但一定要说。比如在酒桌上对兄弟县市路过吃饭的客人都应说，“下次一定要再来，不管公事还是私事，事前先打个电话来，我们把一切都安排好，抽时间再去梦天湖钓上半天鱼。”一般来说，这些话都是不需要兑现的，因为下次谁来或来不来都不能确定，即使来了你还在不在县委办搞接待也不能确定。这些话也就说说而已，大家听了都很舒服，人都是愿意舒服的。
一次省商务厅来了一位处长，县长书记都出面陪处长吃饭，那位头发比较稀薄的处长在酒桌上反复说他在美国访问时的见闻，言必称“美国吃饭用刀叉是很别扭的。”等到他拿起筷子时又说，“后来我到唐人街吃中餐，用筷子反而不方便了。”然后又说，“美国的厕所里不仅洒了香水，还放了一盆玫瑰花。”酒桌上他一个人神采飞扬地向一桌人大讲拉斯维加斯的赌博和美国的色情业，说妓女不像中国的妓女涂脂抹粉，又说美国妓女的房间里四面都有镜子，很刺激，好像他去尝试过一样。县长书记也不耐烦，但他们还是表现出听得很仔细而且饶有兴味的样子，在省里处长说美国烧菜不放酱油时，刘立言将筷子往桌上一掼，“你能不能让大家喘口气，你已经说了一千多遍美国了！”一桌子人像良家妇女正在绣花时突然遇到了歹徒抢劫似地愣住了。处长张大了嘴，嘴里一块鸭骨头进退两难。此后不久，刘立言就被调到了轻工局当局长，这算是一个不错的安排，虽然离开了县委大院，但官提一级，工资增加了二十六块七角。
刘立言脸上的表情很容易让人想起解放前一些凶狠的债主，诸如黄世仁之类。据说他在看小品相声的时候从来不笑，不管你是赵本山还是黄宏潘长江，只有一次他在看赵丽蓉跳霹雳舞时才象征性地抿了一下嘴，算是笑了一次。有人说他古书看多了，有些迂腐，也有人说他故作严肃不可一世。轻工局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下属的几个企业三天两头有人到县委县政府大院静坐示威，还打着标语横幅，搞得跟那一年春夏之交的样子，刘立言急得团团乱转。去年年底电子元件厂请各单位负责人参加联谊活动，因为厂办主任是王根业的远房表弟，也就请王根业参加了。联谊活动基本程序是先由厂长介绍厂里一年的生产情况并向兄弟单位的支持表示感谢，然后兄弟单位代表表示祝贺并说是来学习取经的，联谊过程中要抽烟喝茶吃橘子苹果香蕉，最后总是免不了要吃饭喝酒唱歌跳舞送一个礼品袋大家同贺新年新气象提前拜早年之类。那天会议结束后每人手提袋里装了一个价值六十多元的八波段收音机和两盘卡拉ok盒装vcd碟片。刘立言当着众多来宾的面将电子元件厂厂长李廷旺训得狗血喷头，“你连工资都发不了，还有心思喝酒，赠送礼品，再大的家业也会让你败光。”李廷旺嬉皮笑脸地说，“刘局长，你就是把我枪毙了，今天晚上的酒席也退不掉了，早就订过了。”刘立言将手提袋礼品扔到李廷旺怀里，“我不要这玩艺，我也不喝你的酒，如果这个月工资不能按时发，你得按时将辞职报告送上来。”刘局长怒气冲冲地走了。王根业看着刘立言的背影说，“刘局长像三十多岁的人！”李廷旺说，“恐怕他已没有这个机会了，走，我们喝酒去！”酒桌上没有人再提这件事，大家喝得都很尽兴。刘立言的做法最起码有几点是经不起推敲的，一是你不拿礼品别人都拿了，别人都腐败，就你一个人不腐败？二是对困难企业来说，越喝越穷，越穷越要喝，比如说，银行上门催收贷款，客户上门讨债，不给钱但要给面子，给面子除了说好话，那就是喝上一顿酒交流情感求得理解与同情，有时候，也得要搞点三陪。这一切都是为了稳定局势苟且偷安，搞企业的人都知道，如今必须要“用腐败来维持稳定”，刘立言没当过厂长，他不能深刻准确地理解这些合乎“国情”的苦衷。厂长李廷旺酒喝多了后，伸长了通红的脖子，“我他妈的早就不想干了！”
刘立言衣着朴素得有点土气，他喜欢穿球鞋而不喜欢穿皮鞋，一穿皮鞋脚上就起泡，来自于农村的刘立言从小谈不上什么自由，但赤脚是自由的，当了干部后脚却受不了皮鞋的管制和约束。他的毛衣袖口总是拖着一两条断掉的毛线，像从袖口里爬出的一两根误入歧途的蚯蚓。这样的人置身于皮尔卡丹和佐丹奴的时代让人很容易想起灯红酒绿的迪厅里突然很冒失地混进了一个穿长衫马褂拖着长辫子的人并且非常投入地跳起了迪斯科。
这一点王根业与刘立言颇有相似之处，不过这个穿黑棉袄的地震局局长在他没有觉察的时候，已被纪委立案了。一封署名的群众来信证据确凿地证实了王根业在地震局办公楼基建项目中向建筑方包工头邱卫标索贿五万元现金。
联合调查组的第一次会议是在县纪委陈遥书记的办公室进行的，参加的有反贪局局长朱向阳及两位纪委干部和市报的一位记者冯峰。陈遥说此案案情重大，先从外围入手，待到举报信中反映的事情证实后，再直接与王根业见面并采取强制措施，朱向阳局长说此事除了县委常委和调查组成员知道外，任何人不得走漏风声，因为舆论很容易就毁掉一个人，这方面我们有过教训。陈遥对市报记者冯峰说，“冯记者，你虽是梁县长请来的，但在事情没弄清之前，也希望你不要公开报道。”冯峰戴着眼镜，对陈遥的话很不满意，就说，“我们新闻纪律比你们的纪律更加严格，你们走漏消息大不了一个县城范围，而我们报道出来，就是全市全省全国的影响。”陈遥和朱向阳见冯峰口气很大，也只好说，“搞我们这一行的，嘴里吐出来的是没有什么好话的。”冯峰一笑，“这正是你们的杀手锏。”大伙点到为止，也就不说了。梁为县长在请记者跟随调查组采访这件事上，纪委是有看法的，认为不护短是应该肯定的，但不应该操之过急，再说这是党内纪律审查，冯峰是不是党员都还不清楚。梁为对他们说，“我们不仅要树刘立言这样的正面典型，也要抓出王根业这样的反面典型，通过记者的新闻舆论监督，以证明我们反腐败的决心和勇气，全市有哪个县敢这样做？”
调查组开会的那一天，王根业在地震局全体员工会上说，“办公楼盖好了，人也累垮了，但我们总算有了一个窝。楼的质量没有任何问题，如果地震了，第一座倒塌的楼绝对不能是我们地震局的楼，因此多花了一些钱，我的压力非常大。”他向职工解释说，节约资金，装修从简，稍加粉刷，立即搬进去办公，桌椅一律不换。有人在下面说，“老王，你总不能婊子穿衣裳外表风光里面肮脏吧！”王根业说，“你们谁能弄来钱，我还是愿意豪华装修一下的。”
这天会议刚刚结束，写举报信的张全就被调查组找去谈话了。
当时打电话找张全时，调查组没有说明真相，只是说县工会请他来一下。张全一走进县工会会议室，他先是一愣，很快又镇静下来。陈遥示意他坐下，张全坐到一张年代久远颜色陈旧的木椅上，自己掏出一支烟点燃。
朱向阳局长说，“张全同志，我们都本着对党的事业和对被举报人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
张全猛吸一口烟又吐出杂乱无章的烟雾，“我举报信中写的都是实际情况，王根业向邱卫标索要了五万元现金。当初邱卫标只愿给他两万元回扣，王根业说不给五万，十八万工程款一分不付。”
陈遥说，“这件事案情重大，也就是说，如果属实，那就意味着王根业此后的日子要在监狱里度过，”陈遥递过去一杯茶，“来，喝点水，慢慢说。”
张全接过杯子，猛喝了几口，说，“我看他枪毙都够了，建办公楼的钱是我帮他一分一分地跑来的，可他居然撇开我，丧心病狂地索贿受贿。”
陈遥说，“他就是不撇开你，也不能索贿受贿。”
张全说，“是的，是的！”
朱向阳说，“老张，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话不要过于情绪化，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你说是吗？”
张全点了点头，将杯子里剩余的水喝得一干二净。
朱向阳说，“你举报信中说包工头邱卫标自己说了被王根业索贿五万元，是不是他亲口对你说的，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的？”
张全突然失去理智地跳起来，“你们不要转弯抹角地为王根业开脱了，你们要是不查，我就告到省纪委中纪委去，朗朗乾坤，我就不信包公死绝了。”
陈遥向张全摆摆手，示意他坐下来，“问题在于要有理有据，我要你以党性担保，如实回答。”
张全坐下来，涨红的脸色渐渐平静，“陈书记，我听你的！”
“包工头邱卫标是不是亲口对你说的？”
“不是，他是亲口对杨海说的，杨海负责搞基建，一次喝醉酒时，邱卫标告诉他的，我是听杨海讲的。”
记者冯峰在整个谈话过程中，笔不停地在采访本上记下了每一个细节和每一句话。
7
冯峰住在长乐宾馆302房间，晚上梁为县长请他在家里吃了一顿便宴，两人你来我往地将一瓶“五粮液”掀了个底朝天，酒喝到酣畅淋漓之际，难免就说出了一些心里话，梁为对冯峰说，“在市里那会儿，我们是喝不到这样好酒的。说老实话，今天喝的酒也不是我自己买的，逢年过节，下级带一点烟酒来，你非得逼着人家带回去，太不给面子，我有时去下级家里吃饭，也提上一瓶酒，工作都得靠下级支持。我虽然不太情愿，但这就是国情。像刘立言那样我做不到，但要大力弘扬；像王根业那样伸手索要钞票，也决不能饶恕。”冯峰说，“当官总得有点好处才有人干，你只为人民服务，人民不为你服务，这恐怕也很难。当官的工资根本没有卖老鼠药的收入高，但人们都愿意当官而不愿去卖老鼠药，道理就在这儿。”梁为说，“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有些好处是不能乱伸手的，比如说你收人家一千块钱，你就得帮人家办五千块钱的事情，甚至更多。”
晚上回到宾馆洗完澡，他躺在床上看电视，电视上正在播放《中国反贪大案录》的纪实专题片，一些挥金如土荒淫腐朽的腐败分子在电视屏幕上被戴上了手铐，以前他们经常在电视上作重要讲话，一些热烈鼓掌的声音在他们铁窗岁月里将成为美丽而奢侈的回忆。冯峰突然对电视上腐败分子窝囊猥琐的表情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他觉得他们在台上时说话拿腔拿调跟人握手时勉强而敷衍，一转眼又如此不堪一击，有少数腐败分子还在屏幕上哭了。人真是世界上最难伺候的动物。他正准备换频道，门外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像地下党的接头暗号。
冯峰穿着睡衣起身开门，一个淡妆浓抹的靓丽女子很流畅地闪进屋内并迅速地关上门。
冯峰知道是那种“我拿青春赌明天”的女孩，所以也就顺水推舟地让她进来了，晚上一人在外是有点空虚的。
靓丽女孩的牙齿很好看，她说，“先生，能给我一支烟吗？”
冯峰扔给她一支烟，女孩拿起茶几上的火柴很熟练地划着点燃，鲜艳的嘴唇轻轻一撅，一串烟圈像整齐的队伍一样从嘴里先后窜出来并很快在灯光下碎了。
“先生，不要我陪陪你吗？”
“怎么个陪法？”
女孩摁灭香烟脱掉了粉红色羊绒大衣并暴露出内部松松垮垮的裙裾，“有人已经付过钱了，你只要尽兴就行了。”
冯峰突然意识到问题有些复杂起来，“你给我出去！”说着拎起大衣扔到女孩的怀里。
女孩披上大衣，向他媚了一眼，轻佻地说，“我舒服，你痛快，固定资产都还在，有什么好紧张的！”
女孩很优雅地回眸一笑，走了。冯峰牢牢记住了她整齐洁白的牙齿。
冯峰立即给梁为打了一个电话，梁为在电话里火冒三丈，“不管来自何方的阻力，坚决将案子追查到底！”
调查组的工作进展并不顺利，第一次找杨海核实时，杨海一口否定，“我从没对谁说过王局长向邱卫标索贿五万元，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调查组向他阐明了党的组织纪律以及知情不报从重处罚等软硬兼施的话，杨海最后只承认他确实对张全说过，“王根业每一根钉都要由他审批，让我负责搞基建，纯属涮人。其他话我就没说了。”朱向阳看一时打不破僵局，就对杨海说，“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如果调查属实，你就是包庇，首先就可以开除你的公职，然后再依法对你审判。”杨海是一个嗓门大胆子小的人，又不懂法律，这句话让他好几个晚上恶梦不断，至少有两次他梦见自己的头颅被不明身份的人卸掉了。
第二次找杨海谈话时，杨海就像一个打了败仗的日本鬼子一样，完全放弃了负隅顽抗的抵制。他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细节。
今年九九重阳节那天晚上，邱卫标带着总经理助理敲开了王根业家的门，总经理助理是一位容易让人想入非非的小姐，除了声音发嗲身材姣好外，看不出能助理什么。实际上也就是以前的“小秘”，“小秘”的称谓已经臭名昭著了，所以她递给王根业的名片上就印上了“总经理助理”，比较高雅。
他们带了两瓶“茅台”和两条“中华”烟，王根业热情让坐并招呼老婆泡茶，邱卫标跟王根业寒暄了几句后直奔主题，“王局长，我最近在长峰县接下了国家粮食储备库的一个工程，垫付资金太多，手头实在转不开。”
声音发嗲的助理扭动着蛇一样柔软的身体，嗲声嗲气而又不失时机地说，“这么长时间没来看望王局长，实在不好意思，这点意思也算不了什么意思。”说着就将烟酒赤裸裸地从手提袋里掏出来垛到茶几上。
都说“女人吃夸，男人吃嗲”，助理风情万种的目光和柔软抒情的发嗲并没有让王根业改变其固定的姿势，他无动于衷地抽着烟眼睛牢牢地盯住电视屏幕，屏幕上正在播放一个“有缘1+1”的节目，五六对化妆得很过分的青春男女正在屏幕上集体谈恋爱。王根业用中指很有节奏地敲着沙发扶手，突然他说了一句，“太不像话了！”
邱卫标一愣，说，“王局长，这点烟酒也算不了什么，你瞧，我还抽你的烟呢。”他扬起手指缝里夹着的香烟，以打消王根业的顾虑。
王根业将手指向屏幕，“集体婚礼还能说得过去，集体谈恋爱，这成何体统！”他侧过脸看着邱卫标说，“你说是不是？”
“是，是。”邱卫标除了附和外，说任何话都是多余的。
王根业用手按了一下遥控器，那些调情的男女们也就从屏幕上消失了。王根业说，“钱是肯定要付的，但是你邱老板钱太多了，钱一多，就为富不仁了，你说呢！”
邱卫标点头哈腰，“我有数，我有数，没有你王局长点头，这个工程哪能轮到我来做呢。”
王根业说，“你的要价太高了，我们局吐血太多。”
邱卫标说，“王局长，工程造价是经过城建委核算过的，也不是我随口漫天要价报的。再让价，我就一分不赚了。”
王根业笑了，“你们做生意的大老板谈价格的时候，全都冒充贫农，而到了小姐面前，又生怕小姐不把自己当地主富农待。”
邱卫标也笑了，“王局长，账号我已给了你们财务股，你给我尽快办了，改日我再来上门致谢。”
总经理助理说话总是自作多情毫不含蓄，“王局长，邱总讲了，给你个人的好处费是两万块钱。”
王根业未置可否，他执意要邱卫标将烟酒带走，双方推推拉拉，王根业鼻梁上还冒出了一层细汗，他喘着气说，“你要是给我送烟酒，这工程款就不要谈了。”
邱卫标跟助理两人拎着烟酒非常无奈地走进了黑暗中。那天晚上，邱卫标家院子里桂花的暗香四处弥漫，秋夜的空气里稠密的花香让邱卫标很流畅地打了一个喷嚏。
第二次去的时候是邱卫标一个人，他用一张上面印有反腐败内容的旧报纸包了两万块现金。行规有规定，送钱时不能有第三人在场。
杨海最后对调查组说，“以上这些我都是听邱卫标讲的，他当时喝醉了酒，所以是真是假还说不准。我对王根业独揽基建财务大权有些不满，也想从他那里套点话，所以那天我就故意对邱卫标说，你他妈的赚了那么多钱，对我一点表示也没有，邱卫标说，王局长胃口太大，我认倒霉了。天地良心，我除了喝过他三次酒，抽过他四包香烟外，没拿他一分钱好处。他那天晚上回乡下老家，借我的应急灯到现在还没还我，那是我儿子给我从美国带回来的，价值三百多块呢。”
调查组让杨海看了谈话记录，让他签上自己的名，杨海看完后，补充说，“我说的情况是听来的，我没有写举报信。”
反贪局局长朱向阳说，“我们没说你写举报信。”
杨海说，“我刚才说的两句话，能不能补记在谈话记录里？”
8
梁为县长坐在办公桌前看着宣传部送来的刘立言“十佳勤政廉洁人民公仆”的材料，他越看越不耐烦。材料中抒情与议论相结合，虽文字流畅，但事迹的本身鸡毛蒜皮甚至让人觉得有点虚假，比如说刘立言在办公室从不用公家的信笺写私信，这即使是真的，也让人有些难以接受，就是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也没明确规定用公家的信笺给老婆写个不回家吃饭的便条就是腐败。究竟是刘立言做得太过分，还是人们的观念变得越来越不严肃越来越缺少秩序感？窗外的阳光水一样地泼洒在办公桌上和材料中不可思议的文字上。梁为心里很烦躁，他随手在材料上批道，“事例一定要典型，典型的事例既要真实，也要合乎情理，建议再作深入发掘，元旦前拿出第二稿。”
就在这个时候，梁为接到了调查组的报告，王根业失踪了。
为了防止王根业与邱卫标串供，梁为指示县纪委联合调查组立即去长峰县找邱卫标核实，为防不测，梁为指示县公安局派一辆警车和两名便衣警察随行，另外责成县政府办公室立即查清王根业的下落。
正在县政府办公室到处找王根业的时候，王根业从省城打来了长途电话，他说女儿王娟不辞而别来到省城，全家人急得团团乱转，他是跟化工厂顺便车来的，走得太急，没来得及向政府办打招呼。政府办公室钱主任放下电话说，“梁县长那么急着要搞清王根业的下落，他又不是什么漂亮的大姑娘，还怕被别人拐走不成？”
王根业是在省城车站附近的一个比较脏的小旅馆里将女儿堵在门内的。刘冈在省城学计算机程序设计，没到半个月，王娟就擅自跑到省城来幽会，女儿在这里开了一个房间，谁也难以保证他们是不是在这里已经提前把一些不该做的事也做了。王根业不愿多想，因为只要他们想犯错误，哪怕就是派美国中央情报局跟着也会阴谋得逞的。一般说来，犯男女生活作风错误的时候是人智商最高的时候。
王根业坐在小旅馆少了一条腿的木椅上，“你怎么能不打招呼就走呢？”
王娟嘴里嚼着口香糖，手里摆弄着一把缺齿的塑料梳子，“我不是来了后给你打电话了吗？出来玩一玩也算不上滔天罪行吧？”
“刘立言儿子呢？”
“他白天要上课，晚上才能过来。”
王根业有些沉不住气了，“你马上跟我一起回去！”
王娟很平静地说，“爸，着什么急呀，下午我带你去公园转转，动物园刚进了一条北极的爱斯基摩犬，漂亮极了。”
王根业说，“你舅舅答应让你去他们深圳天利集团做文员，月工资三千，他说这两天就用快件将有关手续寄来，你要跟我立即回去填表。”
王娟这么多年来的梦想就是离开长乐，舅舅许诺使她能以最快的速度逃离厕所相当糟糕的小县城。王娟几乎没有犹豫地就收拾起牙刷毛巾和一本画报半个没啃完的苹果跟着父亲下楼了。王娟结了账后，用一根很不好使的圆珠笔写了一张便条递给服务台一位身材过于肥胖的中午妇女，说，“阿姨，请你交给晚上来找我的长乐县的小刘。”
调查组的警车开到长峰县后，国有粮食储备库的工地上钢架林立，电焊枪嗤嗤啦啦地尖叫着开喷吐出刺眼的火焰。一打听，邱卫标不在，现场负责人说，“邱总去马钢谈钢材业务去了，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
要来手机号码，一直打不通。调查组只好在长峰县招待所先住下来，晚上长峰县纪委请他们吃了一顿，四菜一汤，没有山珍海味，连酒也没有。两位纪委书记打趣地说，“干我们这一行的要想出家，一进山门，免试录取。”饭后，公安局随行便衣又拉着冯峰到街上重新找了一个小馆子撬了两瓶白酒。
第二天找到工地那位头发已经寥寥无几的负责人，随行公安拉下脸说，“告诉你，我们是来办案的，你提供邱卫标假号码，阻挠我们执行公务，我马上就可以拘留你！”
头发稀少的工地负责人吓得直抹额头上的汗，“实在对不起，昨天我给的是老号码，邱总手机已换了，新号码我还不知道，要问郑晓燕才知道。”
总经理助理郑晓燕此时正在长乐县妇幼医院做人流，她肚里的孩子基本上可以肯定是邱卫标的，这一点没有人表示大惊小怪。陈遥打电话给长乐纪委，纪委同志在医院病床上问到了邱卫标的新号码。纪委回话的人说郑晓燕住在一套带卫生间的高级病房里脸色苍白，床头还放了一盆玫瑰花。
远在马钢的邱卫标接到电话后，说明天一早就赶回。可等到第二天晚上邱卫标还没有露面。陈遥、朱向阳一行人住在县政府招待所里反复打邱卫标的手机，手机里中英文夹杂地说，“您要的号码不在服务区内，请稍候再拨。”
晚上调查组向梁为请示是不是杀回长乐，梁为沉思了一会儿，说，“你们坚守到明天上午，如果邱卫标再不露面，立即回长乐，与王根业短兵相接。”
就在这天下午，长乐县地震局发生了一场“地震”，设备股长杨海跟工会主席张全两人打起来了，杨海一拳将张全的鼻子砸出了血，张全顺手抄起茶杯将杨海的右眼角砸出了一个鸡蛋大的乌紫的血包。白瓷茶杯上有一幅仿制的清代山水，一位戴着斗笠的老者坐在大雪纷飞的江边钓鱼。
杨海揪住张全的衣领，肿痛的眼睛里一切事物都虚实相间似是而非起来，“我们到王局长那里把事情讲清楚，谁要是写举报信就是他妈的三陪小姐养的。”
张全一副岿然不动的样子，“那天在宏安酒店喝酒，是你亲口讲的，王根业索贿五万，不给钱就不付工程款。”
杨海努力地拉张全，无奈张全人高马大，瘦小的杨海只能给人蚍蜉撼树的感觉，“当着大伙的面，你们评一评，谁是畜生不是人。我讲的事情也是在酒桌上听来的，根本就不能当真，我也是酒喝多了才讲给这个畜生听的，没想到他居然就写举报信告了王局长。”
张全扭住杨海的手腕，轻轻一推，杨海踉跄着向后倒去，一位职工扶住了他。张全抹去了鼻子上残余的血迹，“你他妈的也配做人，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举报信是我写的，我签了名，可你红口白牙说的话，居然不敢承认，做了婊子又要树牌坊。局里谁不知道你到处讲王根业连买一根铁钉都不让你批。”
王根业并不知道打架这件事，那天他去了省城找王娟。
陈遥、朱向阳、冯峰一行人在街边的地摊上吃早饭，他们要了稀饭、大饼、油条，还有本县特产臭豆腐卤，在香臭夹杂的气味中大家酣畅淋漓地塞饱了肚子。正准备开车杀回长乐，邱卫标出现了，他急匆匆地跑过来跟每一位握手并要各位到茶楼喝早茶去。调查组婉言谢绝，邱卫标说，“实在对不起，昨天八百吨钢材谈判卡住了，我们就开车到山里文峰别墅继续谈，谁知那里手机没信号。中午我请各位吃饭，算是我赔罪了，他乡遇故知，真不容易。”邱卫标是普通大款，他手里抓着大哥大腕上戴着粗如手铐的金链每个手指上套上了钻戒，全身上下到处都闪烁着物质的光辉。
在长峰县纪委办公室，邱卫标笑嘻嘻地给各位递烟，说话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当朱向阳问到五万块钱时，邱卫标像听神话一样，“绝无此事，总共才十八万工程款，送给他五万，我自己不就白干了。”
调查组成员的脸上严肃而冷漠，他们如同战争年代面对一个刚刚抓获的训练有素的特务，有时审不出情报，反而能让他搅乱头绪转移视线，这样的事很多，只是影视中反映的很少。
朱向阳目光直逼邱卫标，“你要不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
邱卫标很轻松地说，“那是酒喝多了瞎说的，因为杨海叫我给他好处，我就说给王局长送了五万，这桩工程已经做亏了。”
“如果重阳节那天有人看见你和郑晓燕一起去了王根业家，那么两瓶茅台两条中华烟以及答应送两万块钱也是假的吗？”
“假的！”邱卫标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
朱向阳目光锥子一样直逼邱卫标漏洞百出的脸孔，声音提高八度，“假的也是你自己说的，不是别人诬陷你的。”
“去是去了，但我只拎了点水果，五斤香蕉，四斤苹果，我之所以对杨海说假话是怕杨海索要好处费。”邱卫标是那种见过世面闯过江湖的人，想从他嘴里撬出真话比老虎口里拔牙还要困难。
调查到中午十二点，在实质性问题上仍无法突破，长峰纪委的曹书记拉住准备去招待所吃工作餐的陈遥一行，“一个都不准走，今天中午我个人掏钱请客，马上我从家里拎几瓶酒来，喝一场。这酒一喝，你晚上就可以到家了，算是为你饯行吧！”曹书记向陈遥递了个眼色，陈遥稀里糊涂地望着他。
邱卫标说，“中午我请客，你们大老远来，又是找我核实情况的，我不能一点礼节不讲。”
曹书记说，“你为我们建粮库，有功之臣，我请你喝，你就不要推辞了。再说纪委喝你的酒是违反组织纪律的。”
邱卫标有些感动。有钱人有时不缺钱但缺少面子，对邱卫标这样的大款来说，面子比钱更重要。他一感动就容易失控，一失控就容易丧失理智。酒席开始前，陈遥书记给邱卫标定了调子，“邱总，我们找你来是调查，不是审查，我们是平等关系，是同志关系，这一点你不要有顾虑。”
酒席在县城“聚仙阁”酒楼的包厢中进行，空调呜呜地送出猛烈的热风，大家都扒掉了皮夹克和棉袄。邱卫标用茶杯一样的大酒杯倒满“古井贡”跟每位干了一个满杯，通关过后，大伙又轮流向邱卫标敬酒，邱卫标红着眼睛硬着舌头说，“不，不行，曹书记，你要是看得起我，就喝满杯。”曹书记说，“满杯就满杯，干！”丁当一声，两大杯白酒就倒进了脖子里。在跟朱向阳喝酒时，邱卫标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硬着舌头说，“你们这些当干部的，都他妈的跟王根业一样不老实，没倒满，不行！”朱向阳倒满酒，一碰杯子，“现在不谈王根业，喝完酒下午再说，干！”
邱卫标是被两位便衣警察从酒楼里扶出来的。下午的谈话非常顺利。邱卫标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说，“我们算什么，孙子都不如，孙子能跟爷爷撒娇，我们敢跟掌握审批大权的爷爷们撒娇吗？只要爷爷一不高兴，一个子儿也拿不到”，邱卫标抹了一把鼻涕，然后又用袖子擦了擦鼻子，“我是靠劳动挣钱，又靠装孙子去要回劳动挣的钱，你们这些爷们，有几个疼孙子不榨孙子的！”
邱卫标的话就像洪水决了堤，堵也堵不住了。事实非常清楚了。
“重阳节”一星期后的晚上，邱卫标独自一人敲开了王根业家的门，王根业依然穿着黑棉袄坐在人造革沙发上看电视，这一次确实拎了五斤香蕉四斤苹果，王根业很热情地让座，泡茶递烟，落坐后，邱卫标将旧报纸包着的两万块现金递给王根业，王根业打开报纸，用手缕了一遍钱，问，“多少？”邱卫标说，“两万！”
王根业将两捆百元大钞往茶几上轻轻一扔，不屑一顾地说，“邱总，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你把我当乞丐打发了！”
邱卫标说，“我的工程款已被你压了三次价，现在成本核算后，已没有什么赚头了。”
王根业说，“我也不要你的钱，你带回去吧，十八万工程款问题以后再说吧，人不死，账不赖，现在三角债问题在全国很普遍。”王根业已不再看邱卫标，他专心致志地看电视屏幕，屏幕上正在进行时装表演，那些腿很长脸上表情千篇一律的少女穿着结构很复杂的衣裳很夸张地在t型舞台上走“一”字步，背景音乐好像是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冰山撞破船身时的那段忧伤的曲子。
邱卫标问，“王局长，你说要多少，开个价吧！”
王根业看着屏幕，头也不扭，“按百分之三十提成，六万！”
“四万，你就高抬贵手吧！”
“五万，最少五万，如果你觉得为难，我也不勉强。”
邱卫标两天后又送来了三万块钱，王根业收齐了五万块钱后，让财务股股长林丽英将十八万一次性划到了邱卫标的账户上。
邱卫标对调查组全盘托出，整个过程中，他喝了大约有一瓶水抽了两包烟，最后，他在调查记录上签名时，酒已醒了许多，他对陈遥、朱向阳说，“其实，你们也不要过分为难王局长，现在工程款回扣30%是最低的了，有的地方要放40%的血，甚至要对折开。”
当天下午四点多钟，长乐县纪委联合调查组离开长峰，长峰纪委曹书记握别陈遥时说，“老陈，我说的没错吧，今天中午是为你饯行的。”陈遥笑着说，“与你老兄相比，自愧弗如。”曹书记说，“我可是当了十二年公安局长的人，用不正常的手段解决不正常的事情，要少走很多弯路。”
警车绝尘而去，傍晚时分，一轮清冷的太阳挂在有风的天空。
9
县纪委找王根业谈话的那天，县政府大院里有几十个人正在静坐。轻工机械厂已经半年多没发工资了，由于厂里欠电费，供电局停止了供电，全厂一片黑暗，职工楼里点蜡烛照明，一家小孩做作业时不慎碰翻蜡烛引起火灾，于是几十个工人打着标语横幅来找政府要饭吃要工作。现在静坐上访省市县哪一级都有，不搞打砸抢，只喊“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的口号，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革命歌曲。而且只要一静坐，政府马上就能发工资，看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也就争着来群体上访。梁为感到很头疼，他首先给轻工局长刘立言打了电话，叫他来把轻工机械厂的人都领回去，供电局立即恢复供电，拖欠工资的事由县财政想办法。
王根业穿过几十个静坐工人迷惘的目光走进县政府办公楼，在二楼反贪局会议室里，陈遥、朱向阳、冯峰等五人早已经坐在那里了。因为王根业是局长，所以大家还比较客气，见面就相互握了手，纪委书记陈遥还亲自泡了一杯茶给王根业，朱向阳甩给他一支烟，又欠身为他点上了火。像这样的场面和氛围一是表明我们个人之间是完全平等友好的，二是表明既将开始的尴尬那完全是上级指示我们干的，不过是公事公办而已，还望你能多多体谅。
彼此都很熟悉，也不需要拐弯抹角，王根业当财政局长时，陈遥是粮食局副局长，因此今天陈遥的问题虽然很尖锐，但语气却非常温和，“王局长，你是知道的，一般纪委找你都不会有什么好事的。”
王根业应付地笑了笑，“就请陈书记直说了吧！”
陈遥伸手示意王根业喝点水，“王局长，我们希望你自己主动把问题讲清楚。”
王根业睁着一双无动于衷的眼睛，“陈书记，我没有什么问题呀，也没什么可说的呀！”
陈遥仍然温和地提醒王根业，“你主动讲清楚是为了争取组织上从宽从轻处理，如果我们把证据拿出来，那性质就不一样了，王局长，你说呢？”
王根业说，“没有什么可说的，有些事不值得张扬。”
陈遥说，“不是你愿不愿意张扬的问题，而是党纪国法必须要让你说清楚。”
王根业说，“我最近正在忙着制定明年的工作计划，今天的谈话，太突然了。”
陈遥说，“这样吧，你再想一想自己所做的事，我还是希望你能主动。”
王根业说，“那好吧，我先回去了！”
陈遥说，“你暂时就不要回去了，我们已经给你安排了住的地方。”
王根业说，“也行。”
纪委的两位同志用车子将王根业送到了县郊的一所宾馆里，由反贪局和纪委同志日夜不离地“陪同”，有什么要求，向“陪同”的同志说，然后由他们去办。晚上，他们在一起共进晚餐，大家都还比较友好，客客气气，饭后还互递香烟，惟一不方便的是不能跟外面通电话。
第二天一早，王根业吃了早饭后，对“陪同”的反贪局同志说，“我想好了，我还是跟组织上说清楚吧！”
第二天谈话时，陈遥说，“想通了就好，争取主动。”
王根业很平静地说，“这件事我本来不想说，也没有什么值得张扬的。五万元工程回扣第二天我就上缴财务了，至于其他事，好像也没有，跑基建款时到省里市里去送过礼，此事事前我向梁县长作过汇报，他没明确赞成也没坚决反对，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陈遥说，“五万元上缴财务有证据吗？”
王根业说，“我家里有财务股开的收据复印件，也可找财务股核实一下。”
纪委同志开车随王根业去他家很快取回了复印件，上面写着，“收到王根业上缴工程回扣款计人民币大写伍万元整。十一月六日。”即邱卫标送回扣的第二天。
陈遥和朱向阳相互看了看，一时不知该如何进行下去。
冯峰自作主张地插了一句，“那么邱卫标说的话又该如何理解？”
陈遥说，“冯记者，这件事你最好不要代我们提问。”
冯峰说了一句，“对不起！”冯峰参加调查组颇有点类似于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嘴上涂了鲜艳的口红又洒了许多香水一样，很是别扭。调查组对冯峰的自以为是很不舒服，而冯峰对调查组神神秘秘的作派不以为然。
陈遥将邱卫标提供的材料的要点向他逐一提问，“既然回扣你早就准备上缴，为什么不在工程款中直接压下价格？”
王根业从黑棉袄里抽出双手，又捋了捋有些花白的头发，“陈书记，现在包工头都是为富不仁的，只要是公家的钱，往死里宰，我们办公楼是靠乞讨要来的钱建起来的，不容易，现在楼虽竖起来了，线路改造以及防火设备等就要四五万，实在没钱了，我压不下价，只能以个人名义索回五万，这个工程款已经是最低的了，你要是告诉城建委，他们也不会相信这幢可以抗八级地震的楼十三万工程费就能建成。不过，我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不必再张扬了，我十二年前当财政局长的时候就一直是这么做的，也是这样要求下级的。”
冯峰突然眼睛一亮，他从王根业平淡的叙述中，产生了新的灵感和创作冲动。
地震局财务股长林丽英被叫来后，王根业到隔壁办公室暂时回避。林丽英说，“王局长是十一月六日早上八点多钟将钱缴到财务上的，他说工程款压不下来，只好榨邱卫标一笔，他当时叫我不要对外讲这件事，说是腐败分子都是大张旗鼓地交小头暗地里自己贪了大头。不过地震局除了这次基建外，想腐败也没腐败的地方。”
陈遥问：“五万元可入账了？”
林丽英说，“当天就入账了，是会计小赵做的账，你们可以找他问一下。”
王根业和林丽英走的时候，陈遥、朱向阳跟他们握了手，陈遥说，“王局长，我们也是公事公办，望你能理解。”
王根业说，“我应该配合。”
王根业走后，冯峰一拍大腿，“有了，这篇文章成功了！”
陈遥问，“你打算怎么写？能不能到时给我们看一下？”
冯峰不买账，“我文责自负。”
陈遥说，“我要向常委会汇报后，此事才能最后定论。”
冯峰说，“那是你们的事，我有独立采访的权力。”
10
调查组还没来得及向常委会汇报，市日报头版头条就已经刊登了冯峰采写的长篇通讯《大案要案奇案贪官赃官清官——记清正廉洁的好干部王根业》，文章从一件索贿受贿大案的调查入手，详细介绍了王根业从政二十年来清正廉洁公正无私的政治品格和道德情操，并将十二年前因坚持原则被调离财政局的经过全盘托出，文章中不点名地点到了已去世多年的原县长吴涛。此篇报道故事曲折情节波澜起伏，结尾议论道，“我们已习惯于用黑色的眼睛来寻找生活中的黑暗，看不到正义与正气实际上时刻与我们同在。既然封建主义时代都有包公、海瑞，为什么我们就不愿意相信社会主义时代也有王根业这样的清官，我们反腐败的斗争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胜利，就是因为我们党的队伍中有千千万万个的王根业们，他们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良心和民族的脊梁。”
此稿很快被省报以及全市几十家报刊连载，省电视台派专题部前来采访，王根业婉言谢绝采访，他说，“没什么值得张扬的，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梁为县长知道后找到了王根业，他激动地说，“王局长，你现在不是代表你个人，你是代表我们长乐一万八千多名党政干部接受采访。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讽刺，这是我定的，我支持你！”
王根业很勉强地接受了采访，他遮遮掩掩地说起十二年前的事，还说当时在财政局当局长由于年轻没有经验也留下了不少遗憾，整个十五分钟专题中，他反复地说，“如果没有县委县政府的坚持不懈地反腐倡廉和警钟长鸣，我县的干部是不可能有今天这种素质全面提高作风踏实过硬的新局面的。”
县委常委会迅速作出了反应，王根业作为“全市十佳勤政廉洁人民公仆”的惟一人选推荐到市里，县委常委会上，赵溢有些激动地说，“刘立言虽说开会不接受礼品，也还算廉洁，但是轻工系统的局面越来越糟糕，工资发不出，工人到县政府群体上访的次数越来越多，严重扰乱了办公秩序，威胁着社会的安定团结。他拿不出好的办法来解决，还自以为是，我认为没有政绩的清官还不如有政绩的赃官。”赵溢这句话情绪性太强，所以梁为县长就打断了他的话，“不能说刘立言就不符合条件，这话传出去也不好，主要是因为王根业的事迹太典型，影响太大。市委周副书记昨晚给我打了电话，他说王根业的事迹要加大宣传力度要组织各级干部认真学习，市委还要专门发文件布置这件事。”
常委会讨论王根业当选“十佳”的时间不长，大家没有表示异议，接下来讨论下岗再就业以及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大家都非常头疼，会议室里烟味很重，一两声咳嗽声就像刺刀一样尖锐。冬天的风在窗外川流不息。
11
小道消息的舆论大多数张冠李戴，但这一年冬天的舆论却迅速被证实，这说明小道消息有时候是可以成为公开新闻的，这在历史上也不少见。王根业以无可争辩的事迹当选“市十佳勤政廉洁人民公仆”，春天人代会换届选举时，他作为副县长候选人，以最高票数当选。
王根业当选副县长后，写举报信的张全当上了地震局局长。关于这件事，县城里有三种说法，一是说王根业是胸怀坦荡大度宽容，因此非但没有打击报复张全，反而提拔重用。第二种说法是没有张全在节骨眼上的一封举报信，就不会有调查组调查，就不会成为新闻人物，就不会成为十佳，就不会当上副县长。因此，张全虽然告状动机是整人，但客观上帮了王根业的忙，让一个已经被人遗忘了的人卷土重来东山再起。第三种说法是，从张王关系破裂到索取回扣暗地里上缴直至举报信出笼，从一开始就是一次有准备有预谋的精心策划，王根业和张全两个人不过是唱了一出谁也没看出破绽来的“双簧”而已。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王根业不让张全负责基建后恼羞成怒，其行为有夸张和表演的痕迹，还有人证据确凿地说，在王张关系紧张的时候发现过张全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曾去过王根业家。
几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是准确的，县城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更何况天下事事事玄妙大多不了了之。
王根业副县长的办公室在县政府大楼三楼东边的一个套间里，外面一间是会客室，一圈真皮沙发和几盆绿色的盆栽以及落地的天蓝色丝绒窗帘相互映衬，一个柜式空调决定了这个空间里永远保持着恒温。
这天，秘书告诉他说轻工局长刘立言要找他汇报工作。他点了点头。
王根业宽大的办公桌后面是一张又高又软的棕色真皮转椅，背后的墙上是一张本县地图，地图与唐朝天宝年间相比没什么变化。王根业女儿已经去了深圳工作，他心也放下了。现在他穿了一身藏青色西服打了一条真丝领带头发染得乌黑发亮，他心情良好地说了一声，“进来！”
刘立言依然一副债主的表情，他危机四伏地向王根业汇报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王根业很温和地递给他一支“中华”烟，“抽支烟，慢慢说！”刘立言说，“王县长，电子元件厂企业资产评估不准确，现在让一个私营老板来兼并，国家至少要损失三百多万元。”分管工业的副县长王根业很有耐心地说，“企业改制也没有现成模式，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要太急，慢慢来。可以在尝试中不断发展、完善，你说是吗？”
汇报工作结束后，王副县长跟刘立言闲聊起来，他们聊到了“梦天亭”的那副残联绝对，他很轻松地对刘立言说，“老刘呀，你是大笔杆子，你的文化水平比我高，我一直在想，梦天亭张萧的那副对联应该将‘东篱采菊见诸葛，西岭祈雨遇张萧’改为‘东篱采菊有诸葛，西苑闻香无张萧’，你看如何？”
刘立言一愣，一时没反应过来，回去后想了好长时间，也没能想通里面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