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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天空:李国文散文集 芥末堆

若和一位南方人谈北京这味小吃——芥末堆,他肯定感到茫然。

然而,这是一道很不错的开胃菜,当得上“价廉物美”四字。1949年我从南京到北京后,参加土改,首次在京郊老乡家尝到此味时,还没有细嚼,就眼冒金星,不能自已。芥辣之辣,是一种攻击型的辣,有一种被一拳打中鼻梁的痛苦感,从那以后,尽管每次都被击倒,但对此物却十分钟爱。

北京人说芥末堆的时候,我总在想,“堆”应该是“垛”或者是“墩”,由于儿化韵的缘故,才读成这种样子的。这是北京独有的餐间小菜,属北京风味小吃的,不怎么登大雅之堂的一种。老北京一说这三个字,就咂牙花子,露出很来劲、很过瘾的神气。

芥末堆的做法,似乎不复杂,在秋天,大白菜开始上市的时候,价格比较公道,水分比较饱满;取那种白帮白叶,包裹紧绷的菜;去掉根蒂,往上十五公分处,整棵切下来;上段留做别用,下段洗净,用开水略一焯,浇上芥末,置于器皿中;隔日即可食用。储存大白菜,总是深秋季节,早晚已经很有凉意,中午阳光充足时,还是蛮暖和的。饭桌上,有这一碟冷得冰牙、脆嫩可口、香辣冲鼻、直奔脑门的芥末堆,要是再来上一口小二,也可算是一件赏心乐事了。

芥末堆是平民食品、家常食品,尤其是大杂院内能够冬储大白菜的老百姓,而且必须是原住民,才有功夫和闲心,才有经验和体会,做出这道惠而不费的吃食。芥末堆上不了大场面,满汉全席没有它列席的资证。我也不记得北京哪家上档次的饭店酒楼里的菜单上,有芥末堆这一说。而且,非原住民,也就是外来的移民,不管在北京住多少年,也许喜欢吃芥末堆,但做芥末堆,未必有这份好兴致。

林斤澜先生常常自诩,他在北京已经住了五十年,深信自己怎么算也是地道的北京人了。这恐怕是属于他个人的自我感觉,即使他再住五十年,在旁人眼里,也还是个温州老乡。正如他写了不少他那种京味儿小说一样,大家最记得住的,还是他的《矮凳桥》系列。

北京有矮凳,绝无矮凳桥;那种桥,只是在他浙东老家那里,许多小溪流上才架着的。汪曾祺先生也在北京住了许多年,还写过革命样板戏,京腔京韵,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别人也许听不出来,我原籍是苏北人,最初几次见面,老先生那一口高邮卖梨膏糖的韵调,依稀可辨,马上产生出来“乡音无改鬓毛衰”的亲切感。乡土,对作家来讲,如小孩的胎记一样,是一辈子也抹煞不掉的。

可以这样认为,芥末堆是北京特味小吃。有的来京住久了的外来移民,若是也属于小胡同、大杂院、旧平房、筒子楼的民众,对卤煮火烧、麻豆腐、羊杂碎、炒肝、灌肠、艾窝窝、驴打滚、茶汤、油饼、果子(如今已不多见)、薄脆(现在似乎专门用于从天津引进的煎饼,不单独出售了)等等佳味,也会渐渐地由接受、习惯发展到欣赏、留恋,而且吃起来和原住民一样地香。与芥末堆相匹配的另一特味儿,大概就是豆汁了。这是老北京人的可口可乐,一个外来移民,要是能够吃芥末堆时甘之如饴,喝豆汁就焦圈时如饮醍醐,这说明他在北京住的年头够多,口味相当程度地北京人化;但一口气能喝下三大碗豆汁,不等于就是地道的北京人。

地域的隔膜,至少得三代五代以后才会完全消除。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怯生生的外省人,是被社交场合中的那些巴黎人看成乡巴佬的。可笑话外省人的首善之区的绅士淑女,上数一百至二百年,老祖宗不也是从外省来到巴黎闯世界的吗?中国也如此,晋人南渡,像王、谢这样的豪门望族,在江南贵族眼里,蔑称之为“伧”,认为他们粗野卑陋,饮食是不堪入口的。有一次,南人到北人家做客,喝了一口乳酪,回到家,恨不能洗肠。但到了后来,这种地域差别也就逐渐淡化了。

北京的小吃,说实在的,我不敢恭惟,就以早点来说,在花式品种上,北京不如上海,上海不如广州。早晨上班,万变不离其宗的豆浆油饼,我也快有半个世纪的“吃龄”了。尽管那厚如毯、软如绵、味同嚼蜡、永远也炸不透的大油饼,营养价值和卫生状况都不十分理想,但却是北京上班族的至爱。一路走,一路吃,有时还举得高高地往公共电汽车上挤,那没有沥尽的油珠,从纸上往下滴,真够呛。

小吃,由于地域所形成的特点,人们对它的癖嗜,说到底,是感情,而不完全是由胃口在起作用的。尤其当你离得生你养你的这块地域很远,想吃而吃不上的时候,更觉得那是一份无与伦比的美味。

于是,我想起了曹禺先生的《北京人》里的江泰,一位志大才疏、好吃懒做、夸夸其谈,抱着满腹经纶,无人赏识,而怨天尤人、深感委屈的北京人,是当年北京城、小胡同、四合院中吊儿郎当大少爷的典型。他的本事就是好吃、懂吃,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吃。他认识北京任何一家馆子的掌柜,也认识任何一家馆子的跑堂,他能一口气说出北京城里十七种风味饮食:“正阳楼的涮羊肉,便宜坊的挂炉鸭,同和居的烤馒头,东兴楼的乌鱼蛋,致美斋的烩鸭条,灶温的烂肉面,穆柯寨的炒疙瘩,金家楼的汤爆肚,独一处的炸三角,以至于月盛斋的酱羊肉,六必居的酱菜,王致和的臭豆腐,信远斋的酸梅汤,二庙堂的合碗酪,恩德元的包子,砂锅居的白肉,杏花村的花雕。”说实在的,我在北京也呆了半个多世纪,江泰一心向往之京城美食,大部分也欣赏过,不过如此而已。

抗战胜利后,我在南京读国立剧专,很诧异那里的教职员工和高班的同学,一律亲昵地称呼曹禺大师为万先生;原来,他曾在这座学校内迁重庆北涪和江安时教过书。教我们理论编剧课的沈蔚德老师,曾在当年《蜕变》首次演出中,担任主要角色丁大夫,讲了一些曹禺先生在学校教书写作的情况;于是,我也渐渐理解剧作家的一番苦心孤诣了。

显然,沦陷了的古都北平,对万先生而言,那思亲返乡之念,那国破家亡之感,是流亡在大后方的北京人和相当程度北京人化的外省人,一个共同的解不开的心结。所以,他才在剧本中,如数家珍地、一五一十地报出菜谱。这对每一位吃过、尝过、听说过、见识过的人来讲,那被拨动的心弦,会久久不能平静下来的。

所以,小吃虽小,它是一种文化,一种感情,一种地域的独特精神,一种使人们燃起生活欲望的催化剂。小吃蓬勃,证明生活美好;小吃丰富,说明日子充实。假如北京的小吃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如同巴黎人那样夸耀他们有上千种奶酪而自豪,我想,芥末堆一定会像朝鲜泡菜一样走向世界。

北京的芥末堆,的确是道可口的小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