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得从年羹尧说起。

这位清代能征善战的将军，功高骄横、滥杀无辜，加之穷奢极欲、目中无人，甚至不把雍正皇帝放在眼里。允禛登基不久，哪里能容忍得下这样一位狂妄的老臣，一道圣旨，罚往杭州看守城门。于是，一般官员都不再从那座城门出入了。因为，没有马上革掉他抚远大将军、西宁督帅的军衔，老人家戎装盛服，按剑端坐在那里，摆出一副架势，虽说他已是罪人，可级别高，所以，谁经过，都不得不朝他磕头，大家索性避开宁愿绕远一点走了。

看城门一说，当然是民间演义；雍正要杀他的威风，也是实情。事隔不久，雍正到底罗织罪名九十二条，赐死。于是，树倒猢狲散，凡能脱逃者，都隐名埋姓，另觅生路，各奔东西。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有杭州秀才，适得其姬，闻系年府专司饮馔者。自云但专管小炒肉一味，凡将军每饭，必于前一日呈进食单，若点到小炒肉，则我须忙得半日，但数月不过一二次，他手所不能办，他事亦不相关也。”

先生不由手舞足蹈，向太太建议：“何不炒来一尝？也让我享享年大将军的口福！”他太太笑话他，“你一个穷酸秀才，平日论斤买肉，我如何做得？府上这一盘菜肴，须一只肥猪侍候，由我择其最精处一块用之。”听到这里，先生只有耷拉脑袋。

不久，村里每年的赛神会，恰巧秀才轮值会首，照例供神的全猪理应归他所有，便兴冲冲地抬回家，要他太太献艺。她一看，摇头不迭，因为她在府上做这道菜时，必须现宰活猪，已死了半日，那味道就差远了。不过，看她先生舔嘴巴馋舌的样子，便说只能将就着凑合用吧！“乃勉强割取一块，自入厨下，令秀才先在房中煮酒以待。久之，捧进一碟，嘱秀才先尝之，而仍至厨下，摒挡杂物。少顷入房，见秀才委顿在地，仅一息奄奄，细察之，肉已入喉，并舌皆吞下矣。”

吃，是中国人特别来劲的事情，一说吃，无不津津有味。记下这则“小炒肉”传闻者，为清道光年间当过江南数省巡抚，兼过两江总督的梁章钜，这位官员在他所著《归田琐记》一书中，还说道：“按吾乡俗谚，每尝美味者，必先将舌头用线羁住，即此故事所由来也。闻者盖无不发一大噱云。”

由此，也可以了解中国人之能吃、会吃、敢吃，对于吃的情有独钟了。但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这位秀才能够欣赏到这道美味，并没有从腰包里掏出一文钱，猪是大家出钱买来上供的。所以，凡大吃二喝，多数系由别人替他付款，算得上是中国特色了。但世界上有几个甘心做东、情愿掏钱的冤大头呢？于是，由公家来扮演埋单的角色，那是最省事的办法了。因此，吃风才愈演愈炽，每年为嘴上的腐败，所花掉的国帑，不计其数，“吃”便成为当今的一个社会问题。

当官的说了，我为官一任，不往家里拿，不往口袋里揣，吃点喝点，总是不犯法吧？再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犒劳自己，加强营养，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嘛！公司老板说了，什么好点什么，什么贵吃什么，我要不吃掉的话，也得上了税，与其如此，还不如借此与有关方面，联络感情，加强友谊呢；你以为我老板傻啊，这叫乐得大方。行贿者心里想了，虽说当官不打送礼的，但是一上来就大把票子塞过去，万一拒收，反倒把事情搞砸了；不如请客吃饭，乃万全之策。于是，大排宴席，山珍海味，天南海北，迂回作战，只要肯赏面光临，就不怕不堕我彀中。

前些日子，电视台播出某地农村大吃二喝的镜头，虽然该村离脱贫尚远，岁入不丰，但年关将至，挨家挨户，哪怕借贷，也要轮流做东，照吃不误。对这份中国人掏自己口袋，吃得痛苦的情景，屏幕打出来的标题是《穷吃，吃穷》四字，倒也十分贴切。当看到那些老乡，煎炒烹炸、盘上碗下、流水摆席、大快朵颐的样子，我也不禁对这种不顾一切和肯下本钱去“吃”的勇气，表示震惊；而那些只懂得吃肯德基、麦当劳的老外，就更不会理解的了。

尽管可以批评乡亲们不自量力，但他们没有用国家的钱来解馋，这就比敲国家竹杠者强得多多。又是前些日子，电视台另播出一条吃喝新闻，某地村乡干部，用公帑吃喝，苦无现钞，采用打借条的方法，去追寻嘴巴的快乐和满足。天长日久，居然吃垮了一家私营饭馆。老板忍无可忍，告到官里，结果法院判决，将镇政府的办公室用来折价抵债，这回屏幕没打出标题，但用“穷吃国家，吃穷国家”八个字来描写这类吃喝干部，比那些“穷吃，吃穷”的老乡，更令人厌恶。

中国人的“吃”，在这个地球上，也算是独占鳌头，领风骚之先了。八大菜系，满汉全席，老外连想都不敢想的。而“吃”的勇气，更是世界之最。天上飞的、地下爬的、河里游的、海里捞的，无不可以入席，无不可以进嘴。南方某城市，一年吃掉的蛇，达数十吨之多。中国人过一个春节，所喝掉的酒，够装满好几个西湖。我一直在琢磨，所谓“食色性也”，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因为出自圣人之口，大家这才奉为圭臬，身体力行，中国这才成了个“吃”大国。

于是，不禁想起明末的江南才子冒辟疆，在他家乡水绘园请客的故事。为了风光，特慕名邀请一位淮扬大厨主持菜式。谁料来者却是女流之辈，她毫不客气地坐在上位，并问：“请教冒公子打算订什么等级的酒席？”尽管冒襄富甲一方，风雅清高，还是难能免俗地询问了一下等级的区别，以便做出选择。

这位厨娘告诉他：“大体上，一等席，羊五百只，二等席，羊三百只，三等席，羊一百只，其他猪牛鸡鸭，按同数配齐就是了。”冒辟疆一听，嘴张开再合不上了，因为是自掏腰包呀！可话已出口，柬又发出，只好点头说：“那就来个中等的吧！”

到了宴会那天，厨娘穿着盛装来了，她根本不动手，只是像统帅似地指挥着百把个厨师操作。那三百头羊牵来以后，每只羊只取唇肉一斤，余皆弃之不用。冒辟疆大惊失色，这便如何是好？厨娘见他的嘴又合不拢了，告诉他：“羊的精华全在唇上，其余部分无不又膻又臊，是不能上席的。”这顿饭吃下来，花的银子，怕是连董小宛都心疼了，她好几年的脂粉钱，也用不了这许多。

但若是公费的话，古代的官员也是挺不会替国家省钱的，可见嘴上的腐败，由来已久。明代嘉靖时的首辅张居正，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但也是一位了不得的刁钻吃客，他喜欢吃“鸡舌汤”，要拍他的马屁，请他吃饭，这一碗汤必不可少；而要做成这碗汤，至少要杀掉一二百只鸡。

有一年，他奉旨归葬，从北京出发回湖北江陵老家省亲，沿途府州道县，如何侍候这位做过当今皇帝老师的胃口，如何应付他那口味尖刻的嘴巴，则是一路经过的衙门里的官员，伤透脑筋的事。

“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而钱普无锡人，独能为吴馔，居正甘之，曰：‘吾至此仅得一饱耳。’此语闻，于是吴中之善为庖者，召募殆尽，皆得善价而归。”（以上引文均据明·焦竑《玉堂丛话》。）一百道菜上来，张居正眉头紧皱，举筷踌躇，简直没有他可吃的，其口味之高，其舌头之刁，其嘴巴之难侍候，其舍得慷国家之慨，可想而知。

从这些无锡的庖者，淮扬的厨师，杭州的掌勺，倒使我们知道江浙一带饮食之考究、之精美、之发达、之气派，由来已久。近年来，本帮菜在北京渐渐地出风头，食客老饕，趋之若鹜，估计与江南悠远的饮食文化背景，大有关系。但这也和江南地区富庶丰饶，官商密集，茶馆酒楼，应酬交际，都采用公款吃喝而分不开的。

所以，一个“吃”字，在吴语体系里，便使用得无比广泛起来，其字义，与饮食、嘴巴甚至风马牛不相及。譬如，被人按住，揍一顿屁股，曰“吃生活”；被人训斥，而不敢还嘴，曰“吃排头”；被人一纸公文，告到巡捕房，曰“吃官司”；被人用曲起的中指敲凿脑袋，不敢还手，曰“吃麻栗子”；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曰“吃白相饭”……我在上海长大，但离开上海已久，不晓得童年听惯了的这些市井弄堂里的语言，现在是否还挂在人们的口边。

还有，将“吃”字本义衍生开去，简直成了一个万能的汉字，怎么用怎么是。诸如：信仰某种宗教，称之为“吃教”；一时间输得抬不起头来，称之为“吃逼”；无能无为，无用还坏事者，称之为“吃货”；见别人比自己强而泛酸意，称之为“吃味”；考试考得非常差劲，称之为“吃零蛋”。到了“文革”期间，“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的最高指示，也是抓住“吃”字做出的新文章。

总之，中国人在“吃”字上，之所以能够如此浮想联翩，频繁使用，很大程度离不开数千年来“民以食为天”这一主旨。中国老百姓，无论春播夏种，无论秋收冬藏，一年到头，无一不为喂饱这张无底洞似的嘴，脸朝黄土背朝天在忙活着，自然事事离不开，也处处用得着这个“吃”字了。

因此，这些农民，一旦当上了官，手中有权，第一件事，就是这个“吃”字。李闯王就是以“不纳粮”号召农民跟他一起造反的，打进了北京城后，就是允许部下像北方农村过年一样，天天吃饺子，出发点都是这张嘴。

因为小农经济靠天吃饭的脆弱性，经不起天灾人祸，而贪官污吏、暴君虐政、动乱不安、战火纷飞，更是农民的苦难之源。所以，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背井离乡，饿殍遍野，在一部二十五史中，是屡见不鲜的事。惟其如此，“吃”就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的第一诉求，一个永恒的主题。贪吃、恋吃、唯吃主义，应该说是数千年封建社会里，饿怕了以后的条件反射。

所以，时至今日，还有“穷吃，吃穷”的乡民，还有“穷吃国家，吃穷国家”的干部，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时代在进步，社会在进展，但旧思想的改变，旧风气的根除，却并非朝夕间事。不过，当看到社会舆论开始揭露这样事实的时候，也说明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砺炼，跨入21世纪门槛，具有更远大抱负的中国人，已经觉悟到，若是长久地被摒弃在世界强国之林以外，即使每个中国人都成为饕餮，又如何？还不是列强鱼肉的对象！

说真的，民众这种大吃二喝的热度，确实应该降降温；而官员嘴上的腐败，则尤其需要煞一煞车。中国人应该将这种与生俱来的“吃”的能量，释放出来，着力点不再放在嘴上，而是用在手上，努力建设、发展，增强、壮大我们的国家，这才是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