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之六载：

有士大夫于京师买一妾，自言是蔡太师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其作包子，辞以不能。诘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为不能作包子？”对曰：“妾乃包子厨中缕葱丝者也。”

这个蔡太师，就是北宋末期的大臣蔡京。他画好，诗好，字好，文章好。当然，误国殃民，贪赃枉法，窃弄权柄，恣为奸利，也是“好”得不得了。好到极点，遂走向反面。北宋王朝的徽宗赵佶，在位25年，经他四上四下的辅佐，最后，亡国了事。

我们在《水浒传》，在《金瓶梅》，在《大宋宣和遗事》这三部古典白话小说里，读到了他。一般来讲，历史人物应该在史籍中存在着，一旦进入口述文学的话本范畴，被说话人予以演义，而且是三部书异口同声地以他为主角，那么，此人倘不是极好，便是极坏。这一点，只有明朝的严嵩，堪与比拟。明万历年间，好几出戏曲，如《丹心照》《鸣凤记》《一捧雪》《万花楼》，都以严氏父子为戏剧主角的形象出现，与蔡京所受到的待遇相似。一个，包括他的儿子蔡攸，成为平话丑类；一个，包括他的儿子严世蕃，成为舞台坏蛋，说明这班遭到万民痛恨的人物，口诛之，笔伐之，犹不足以泄愤，于是，搬上舞台，演出书场，当活靶子让众人唾弃。

中国历史上，凡权奸，无不巨贪，蔡如此，严亦如此，其实汉朝的梁冀，唐朝的元载，清朝的和珅，也是此等货色。不过，梁冀，纨绔恶少，元载，稍解文墨，和珅，略知诗文，这帮货色，权，唯恐揽得不大；钱，唯恐捞得不多；恶，唯恐做得不甚；罪，唯恐犯得不重。虽然在祸国殃民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脉相通的，但是，应该承认，蔡、严这两位，一有文学才华，一具艺术禀赋。严嵩的诗，一部《钤山堂集》，写得相当出色，而蔡京的诗、书、画，则尤为精绝，远高严嵩一头。尤其他的字，无论古今，无不以“冠绝一时”“鲜有俦匹”“无人出其右者”对其评价。宋代书法，习惯称“苏、黄、米、蔡”，因为蔡太臭了，这个蔡，遂改为蔡襄。

在中国历史上，作为文人，能够像蔡京，像严嵩，把皇帝玩得团团转，不是皇帝把他们耍了，而是他们把皇帝耍了，当数这两位大师了。严嵩耍嘉靖二十多年后，嘉靖终于还是将他抛弃了，蔡京耍徽宗一辈子，徽宗始终未觉悟，这又显出蔡太师的非凡高明。一般来讲，当文人遭遇帝王，不幸者多，幸者少。而蔡和严，则是幸中之幸，绝无仅有的幸运儿，这是不得不刮目相看的。所以，名列顶级害虫的排行榜，成为绑在耻辱柱上的罪人的这两位，千古以来，受到谴责和批判的同时，都少不了拉出他们的主子陪绑。

蔡京的故事尤其多一点，这个曾经拥有天大的权力，曾经贪下天大的财产，曾经陪着那个混账帝王宋徽宗，将北宋王朝玩到亡国的，坏得不能再坏的败类，最后的下场，却是谁也无法想象得到，竟活活地被饿死掉了，这样的一个离奇情节，着实匪夷所思。与罗大经这则随笔所述及的，其侈靡豪富，其穷奢极欲，其享尽荣华富贵的一生，反差之强烈，对比之悬殊，令人咋舌。

这真让人不得不信世间确有“因果报应”这一说了。

如果厨娘所言为实，可想而知，太师府的厨房里，有缕葱丝者，那也必有剥蒜头者、择韭菜者、切生姜者的各色人等，是毫无疑问的了。连料理佐料这般粗活，都如此专业化分工，以此类推，红案白案，酒水小吃，锅碗瓢勺，油盐酱醋，更不知该有多少厨师、帮手、采买、杂工，在围着他的这张嘴转。即使当下一个五星级大饭店的餐饮部门，也未必细到连缕葱丝都专人负责。由此可见，这位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权奸，也是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巨贪，在其当朝柄政、权倾天下、为非作恶、丧心病狂之际，那腐败堕落、淫奢糜烂的程度，到了何等猖狂的地步。

一般来讲，害虫的出现，不奇怪，封建社会是一人说了算的官僚政权，是毫无监督的专制统治，从来就是滋生贪官污吏的土壤。而大的害虫出现，还得要有一个纵容、支持、包庇，给他们撑开保护伞的最高统治者。没有皇帝撑腰，无论梁冀、元载、蔡京、严嵩，还是和珅，不可能一手遮天、嚣张一世的。因此，只要提起蔡京，就得涉及赵佶。而说到昏君宋徽宗，断不了牵扯到奸臣蔡太师。他俩像一根线拴两只蜢蚱，难拆难分，谁也蹦不了。

蔡京（1047-1126），福建仙游人，字元长，他是中国封建王朝中任期最长的宰辅，四起四落，一直做到他七十七岁，最后一次致仕，其头脑处于失灵状态，其两眼处于失明状态，其双耳处于失聪状态，其腿脚处于失控状态，基本上接近于植物人，他的皇上，那个可以说是比蔡京更严重的，是全方位处于失心状态的赵佶，还百分之一千地倚重他，信赖他。哪怕您让您儿子做具体事，您把握大局，朕就能绝对放心了。所以，这个揽权误国的“粉面奸臣”，得以成为徽宗朝“六贼”之首，得以将北宋王朝塞进棺材里，不能不说这也是赵佶的“功劳”。一个完蛋的皇帝，找了一个坏蛋的首相，这就是北宋王朝落幕之前的最简单的概括。

蔡京是王安石的铁杆，他的绍述就是绍王安石之述，兼以挟私报复，无所不用其极。他惩治***的“党籍碑”做法，可以视作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政治运动最早的示范样板。但他又是一个不择手段的投机分子。“元祐更化”时，他力挺保守派司马光废免役法，获重用，绍圣初，又力挺变法派章惇变行免役法，继续获重用，首鼠两端，投机倒把，是个被人不齿的机会主义分子。徽宗即位，因其名声太臭，被劾削位，居杭州。适宦官童贯搜寻书画珍奇南下，蔡京变着法儿笼络这位内廷供奉，得以重新入相。从此，赵佶像吃了他的迷魂药一样，言出必从，计无不售。从此，无论蔡京如何打击异己，排斥忠良，窃弄权柄，恣为奸利，宋徽宗总是宠信有加，不以为疑。

所以，朝廷中每一次的反蔡风潮掀起，宋徽宗虽然迫于情势，不得不降黜一下，外放一下，以抚平民意，但总是很快地官复原职。从他登基的崇宁元年（1102），任蔡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起，到靖康元年（1126）罢其官爵止，二十多年里，赵佶四次罢免了他，又四次起用了他。最后，蔡京年已近八十，耳背目昏，步履蹒跚，赵佶还倚重这个老年痴呆症患者，直到自己退位。

大观元年（1107），他的老乡、官居太庙斋郎的莆田人方轸，上书劾他的《论蔡京疏》，当时，可谓轰动朝野，他虽为此付出沉痛的代价，在岭南受罪近二十年，但对蔡京罪恶之声讨，最为揭底。虽然方轸行文稍有言过其实之处，作者的感情介入，也就不可能字斟句酌，后人也没有权利要求其严谨准确。然而，你要是一个宋朝人，在铁蹄压境、国亡家破之际，在贪渎秽乱不可救药之时，你会对这篇讨伐王八蛋的文字，说声不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人有许许多多的毛病和缺点，但痛恨败家子，痛恨卖国贼，是千古一致的。

臣轸谨言，蔡京睥睨社稷，内怀不道，效王莽自立为司空，效曹操自立为魏国公，视祖宗神灵为无物，玩陛下不啻如婴儿，专以绍述熙丰之说为自谋之计。上以不孝挟持人主，下以谤讪诋诬天下。交通阉寺，纳结宫禁，蠹国用则若粪土，轻名器以市私恩，内而执政侍从，外而师臣监司，无非京之亲戚门人。政事不便于天心，举动必敛于民怨。尚书省元丰所造，京恶其地不利宰相，尽命毁之，是欲利陛下乎？是谓之绍述乎？京建四辅群，屯兵数十万，遣门人为四辅总管，又以宋乔年为京畿转运，密讽兖州父老诣阙请登封，意在为京留守，乘舆一动，投闲窍发，呼吸群助，不知宗庙何所依倚乎？又建方田法欲扰百姓，而盐法朝行夕改，钞为故纸，盐为弃物，号泣吁天，赴自缢者不知几千万人！元符末年，陛下嗣服，忠义之士投匦自见者无日无之。京分四等，黥配编置，不齿仕籍，则谁肯为陛下言哉？又遣子攸日与陛下游戏，惟以花木禽鸟为献，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乱也。大臣保家族不敢议，小臣护寸禄不敢言。颠倒纪纲，恣意妄作，自古人臣之奸者，未有如京今日之甚者。陛下安可爱一国贼，而忘社稷生灵之重乎？

大观三年（1110），太学生陈朝老疏京恶十四事，“曰渎上帝，罔君父，结奥援，轻爵禄，广费用，变法度，妄制作，喜导谀，箝台谏，炽亲党，长奔竞，崇释老，穷土木，矜远略。”疏一出，士人争相传写，以为实录。而御史张克公论“蔡京辅政，权震海内，轻锡予以蠹国用，托爵禄以市私恩，役将作以茸居第，用漕船以运花石。名曰祝圣而修塔，以壮之山；托言灌水而决水，以符‘兴化’之谶，法名退送，门号朝京。方田扰安业之民，圜土聚徒群之恶。”列其不轨不忠之事，凡数十宗。

赵佶为什么免了他，又召还，贬了他，又复职，就是这个引导消费新潮流的蔡京，对这个轻浮、轻薄、轻佻、轻骨头皇帝，有着宠媚入心、麻痹入骨的诱惑力。在故宫博物院的珍藏品中，有一幅《听琴图》，是赵佶的自画像，他坐在树下弹琴，有点诸葛亮唱《空城计》的架势。听众有两位，一位灰衣人，带个小童，一个红衣人，正襟危坐。据说，这就是蔡京，在那儿装孙子，表示被音乐陶醉，魂梦不知所依的样子。画的上方，还有“臣蔡京谨题”的一首诗，其中两句，“仰窥低审含情客，似听无弦一弄中”，雅得那么俗，可又俗得那么雅，真他妈的会吹捧。帝将相入画，相为帝题诗，这文人丞相，这文人皇帝，真如暹罗双胞胎那样珠联璧合，臭味相投。

蔡京倡丰亨豫大之说，说白了，就是有钱该花，不花白不花，贵为天子，不花就是傻瓜。有一次，赵佶宴请，说不敢用玉器餐具，怕担奢华的议论。蔡京说：“臣昔使契丹，见玉盘盏，皆石晋时物，持以夸臣，谓南朝无此。今用之上寿，于礼无嫌。”帝曰：“先帝作一小台才数尺，上封者甚众，朕甚畏其言。”京曰：“事苟当于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当享天下之奉，区区玉器，何足计哉！”就在这样一呼一应的狼狈为奸下，北宋的一点家底，就统统被折腾光了。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凿大伾三山，创天成、圣功二桥，大兴工役，无虑四十万，两河之民，民不聊生，而蔡京却以稷、契、周、召自居，接下来，花无数的银子，用无数的人工，动手人间绝无、世上仅有的艮岳园林工程。如今在北京北海公园、颐和园中的太湖石，很多都是北宋首都开封艮岳园林遗物，系金军攻陷汴京后而掳至北方的。

任何一位领导人，轻信失察、用人不当的事，难免发生。看错了人，看走了眼，被假象蒙蔽，作错误决策，把处理品当优等货，把三类苗当好庄稼，把伪君子当正派人，把野心家当接班者，这都是可能的。但通常可一可二不可三，宋徽宗甚至于四，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实在是不可救药得很。

一个好皇帝，碰上一个不好的宰相，国家也许不会出问题，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一个好宰相，国家也许同样不会出问题；但一个不好的皇帝，碰上了一个不好的宰相，那这个国家就必出问题不可。北宋之亡，固然亡在不好的皇帝赵佶手里，也是亡在这个不好的宰相手里。

北方的金兵，铺天盖地而来，赵佶逊位了，当太上皇，让他儿子赵桓，也就是钦宗，登基接位。弹劾蔡京的章奏，如雪片般飞来。其中以孙觌的上疏，最为深刻全面。“自古书传所记，巨奸老恶，未有如京之甚者。太上皇屡因人言，灼见奸欺，凡四罢免，而近幸小人，相为唇齿，惟恐失去凭依，故营护壅蔽，既去复用，京益蹇然。自谓羽翼已成，根深蒂固，是以凶焰益张，复出为恶。倡导边隙，挑拨兵端，连起大狱，报及睚眦。怨气充塞，上干阴阳，水旱连年，赤地千里，盗贼遍野，白骨如山，人心携贰，天下解体，敌人乘虚鼓行，如入无人之境。”（据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

这份参奏的对象，与其说是蔡京，毋宁说是赵佶。

宋徽宗作为文人，诗词一流，绘画一流，连他的书法，所创造出来的“瘦金体”，也是一流。作为皇帝，却是末流，而且是末流中的末流。因为中国老百姓，不需要一个会画画、会写诗、会弹琴的皇帝，而是需要一个不给老百姓制造灾难的统治者，所以，民间文学对这位亡国之君，口碑从来不佳。

《水浒传》第二回，有一段介绍，说赵佶“乃神宗天子第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见掌东驾，排号九大王，是个聪明俊俏人物。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琴棋书画，儒释道教，无所不通，踢毬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

那时，赵佶还在他的潜邸里做端王，再混账，再败家，再不成器，也只是牵涉到他个人而已。何况他是王子，一个有着太多条件，足可以优哉游哉的花花公子，他为什么不享受，不快活？再说，宫廷中最为忌讳的一件事，就是所有可能成为帝位候选人的成员，千万不能表现出来那种不安于位，跃跃欲试的情绪，弄不好，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赵佶潜心于文学艺术领域，多方涉猎，兴趣广泛，探索追求，学有所成，是他聪明的抉择。因此，他写诗、作画、学道、性放纵，浪漫得过头、风流得过分，我们没有理由苛责他的荒唐。

然而，赵佶十八岁那年，他的兄长，宋哲宗驾崩，无子嗣。一顶御轿，将他抬进宫里，即帝位。这虽然是天上掉馅儿饼的美事，但是好还是坏，是走正路还是入邪道，是兢兢业业还是吊儿郎当，是正经八百还是荒淫无耻，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和大宋江山息息相关了。事实证明，他只能当端王，不适合当皇帝。他一坐在金銮殿上，凡中国昏庸之君的所有毛病，他都具备；凡中国英明之主的应有优点，他全没有。而且，昏君中最没救、最完蛋、最可怕，也是最致命的弊端，就是远君子，近小人，宠奸邪，用坏人。他当上皇帝以后，整个开封城，成为比赛着谁比谁更无耻、更堕落的罪恶渊薮。

尽管中国封建社会中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好的极少，坏的极多。然而，老百姓不怕皇帝他一个人混账，即使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顶多增加一百个讨不到老婆的光棍而已。即使酒池肉林，作长夜之欢娱，耽安宴乐，极铺张之能事，对偌大一个国家来说，是绝对可以承受得了的。但是，最害怕的，是这个皇帝重用一群虎狼来管理国家，鱼肉百姓，那就比天灾还要恐怖，因为天灾的周期短，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也就过去了，而人祸的周期，有时是一辈子，必须等到那个灾难制造者去见上帝时才告终止，这可就太痛苦了。

这其中，最狼狈为奸的，最为虎作伥的，最推波助澜的，最兴风作浪的，就是徽宗一直倚为膀臂的股肱之臣蔡京。宋人著的《大宋宣和遗事》，虽为民间文本，但把北宋之亡的根本原因，说得一清二楚。

这位官家，才俊过人，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画墨君竹，能挥薛稷书，能三教之书，晓九流之法。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论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戬。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盖宝箓诸宫，起寿山艮岳，异花奇兽，怪石珍禽，充满其间；画栋雕梁，高楼邃阁，不可胜记。役民夫千万汴梁直至苏杭，尾尾相含，人民劳苦，相枕而亡。加以岁岁灾蝗，年年饥馑，黄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树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飧者。宋江三十六人，哄州劫县，方腊一十三冠，放火杀人。天子全无忧问，与臣蔡京、童贯、杨戬、高俅、朱勔、王黼、梁师成、李彦等，取乐追欢，朝纲不理。

民间谚语说，“鲇鱼找鲇鱼，嘎鱼找嘎鱼”，透出老百姓看透世象的睿智，一下子就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最起码的真理，形象地烘托出来。孔夫子对于小人的许多经典见解，如《论语》中：“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如“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而小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等等，直至今天，也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从古至今，以今及古，凡正派人，光明磊落，“君子不党”，公道率真，方正坦荡。而小人在一起，必然要拉帮结派，“群居不义”，寡廉鲜耻，无恶不作。必然要抱圈子，拜把子，拉关系，搞宗派。《水浒传》开头，高俅为巴结权贵，表演球技，那“气毬一似鳔胶粘在身上”，在场人物一见倾心，马上引为知己。凡坏人得志之时，也必是好人遭殃之日，金圣叹批书至此，掷笔一叹：“小苏学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小人想不发达也不行了，林冲想不被充军发配也不可能了。

世道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独木不成林，也许作不了大乱，两个小人，双木则成林，就有可能作奸犯科，而蔡京，加上童贯，加上高俅，再加上一群无耻宵小，“群小相聚”，那岂不天下大乱乎？

宋徽宗做皇帝，在政治上一塌糊涂，在经济上一塌糊涂，在军事上、抵抗外侮上，尤其一塌糊涂，在私生活的荒淫无耻上，最为一塌糊涂。而所有这些一塌糊涂，无不与蔡京这个位列中枢的决策人物有关。这位混账帝王，对蔡京四起四落，信，疑，复信，复疑，到最后深信不疑，终于，金兵渡河，国破家亡，他和他的儿子，徽钦二帝，成为俘虏，被押北上，关在黑龙江依兰，也就是那时的五国城，死在冰天雪地之中。我想他在地窖里死到临头那刻，大概也不会想到蔡京，以及那些“群小相聚”的人等，导致他这样悲惨的结局，有些什么觉悟和清醒认识的。

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是有规律可循的。有赵佶，才有蔡京，而有了蔡京，就必然会有赵佶。这些年来，凡被双规，凡被法办，甚至最后处以极刑的党政要员，从来没有一个是独行侠，单打独干，只他一个人干坏事。只要提溜出一个，必然像挖土豆似的，总是一窝或一串给端出来，总是一群趋利忘义者的自然组合。

我一直也在笨想，这些经受不住诱惑，决定以身试法，走上犯罪道路的各级干部、大小官员，总是要碰到第一次遭遇，也许与老婆、秘书、子女、情人，不难沟通，可同事、僚属、上下级、左右手，或者供货老板、公司经理、银行领导、合作伙伴，拉他们一同下水，所为不法时，这堕落的第一句话，从嘴里讲出来，与卖淫女突破廉耻瓶颈，第一次脱掉裤子，应该是相当不好启齿的，怎么张嘴说出来，又如何说，着实难以悬拟。

后来，我明白了，“群小相聚”，有时无声胜似有声，是不需要台词的。凡腐败、贪污、不法、堕落等等分子，其间存在着一种不言自明、互相感应的磁场，无须认知，无须交流，无须中间人，无须语言交流，只要身处磁场之中，立刻就能产生出动物觅食趋饵的本能，很快走到了一起。据科学家实验，某间房子里存有一块蛋糕，500米方圆街区里的老鼠，在第一时间内，就会得到这个食物信息，而且，相互策应的鼠眼，在黑暗中闪闪发光，协同动作的四肢，在地沟中蠢蠢欲动，一齐向这块香喷喷的蛋糕游走接近。

所以，当蔡京等“六贼”猖獗之时，也是正人君子销声匿迹之日。整个朝廷，形成了小人得势、奸佞当道、正不压邪、劣胜优汰的局面，结果，当时中国所有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都不请自到，甚至你下请帖也未必请得这么周全，统统蚁附蛆聚于这位混账帝王的身边。

北宋完了！

一个政权内部，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从局部到整体，逐渐腐败起来，那么就只有等着丧钟敲响的那一刻。北宋未亡于辽，因为那时的宋王朝还没有全部烂掉，而到了岳飞所写“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徽钦二帝被俘之时，如此不堪一击，如此兵败汴梁城下，说到根底上，是这个政权的肌体已千疮百孔，病入膏肓，即使没有金兵入侵，不存在外患，内部的农民起义，也已是不可阻挡之势。

所以，对统治者而言，腐败堕落之可怕，不在于吏治松弛，法纪懈怠，而是一旦成为社会风气，无法遏制，就像加速度下降的物体，最后会完全失控，直到这个政权的毁灭。同样，贪污渎职之可怕，并不在于官员道德沦丧，纲纪不张，而是国家经济命脉上那血流不止的创口，是会要了这个政权的命的。北宋王朝的覆灭，就覆灭在窃居要位的官员，无一不是贪污腐败分子，无一不是只谋私利的小人。试想，大宋江山这块蛋糕落到这群觊觎的小人手下，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当这些捞取名位、盗窃国家、疯狂搜括、贪得无厌的“官”，这些作威作福、道德败坏、胡作非为、祸国殃民的“僚”，这些狐假虎威、上蹿下跳、欺压百姓、中饱私囊的“吏”，这些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寻衅找碴儿、敲诈勒索的“役”，在得意风光时，有后台支撑时，老百姓也许无可奈何，只能看着这些人跳。可是，凡作恶，必自毙，凡害人，必害己，凡跳得高，必跌得重，凡逃过初一，必逃不脱十五，这种生活的辩证法，虽然有时并不百分之百兑现，但大体上八九不离十地，也还是有一份天地间的公平在的。

北宋完了的同时，蔡京终于走到头了，老百姓等到看他垮台失败的这一天。据《宋史》：“钦宗即位，徙（蔡京）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虽遣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人民群众虽然没看到他被明正典刑，深以为憾，但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以泄心头之恨，以报家国之仇，以吐多年之积怨，也以此煞一煞小人得志不可一世的威风，却是全国上下、异口同声的想法。既然不能动他一指头，既然不能打他一巴掌，大家忽然悟到，有一条收拾他的绝妙主意，却是人人可以不用费力，不用张罗即能做到的，那就是在其充军发配的一路之上，不卖给蔡京一粒粮、一滴油、一根菜，更甭说，一块烙饼、一个馒头、一个包子了。没有发通知，没有贴布告，更没有下命令，发文件，街乡市井，城镇村社，驿站旅店，庄户人家，所有的中国人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齐心，让他活生生地饿死。

饥肠饿肚的蔡京，回想当年，那山珍海味，那珍肴奇馐，现在连一口家常便饭，也吃不着了。那时候，他爱吃一种腌制食品“黄雀酢”，堆满三大间厅堂，他转世投胎一千次，也吃不完，现在想闻闻那扑鼻香味，也不可能了。那时候，他想吃一个包子，得若干人为之忙前忙后，现在，即使那个缕葱丝的妇女碰上他，也绝不肯将缕下的废物，一堆烂葱皮，给这个饿得两眼翻白的前蔡太师的。

中国人对于贪官污吏的憎恨之心、惩罚之意，是绝对一致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坚定坚决，也是从不动摇的。因此，再也没有比这种饿死蔡京的死法，更让人民大众开心的了。

王明清《挥尘后录》：“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乃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宣和遗事》载：蔡京最后“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

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遂穷饿而死。”

这就是一个贪官的奇特死法。

蔡京虽然饿死了，但不等于所有蔡京式的人物都饿死，因此，这个陈旧的故事，或许能让有些人，读出一点震慑的新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