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人陈善《扪虱新话》：“王韶在熙河，多杀伐。晚年颇悔恨，栖心空寂，冀有以洗涤之。”宋人李昌龄的《乐善录》也说过：“王韶晚年频悔取熙河事。”宋神宗熙宁四、五、六年（1071、1072、1073），王韶在王安石的支持下，发动的这场与西夏的熙河之战，获胜，拓边两千余里。造就了王韶，更膨胀了王安石，由此而鼓动起来的动武狂热，导致元丰四年（1081）的灵州之战，宋军遭到惨重的损失，接下来，元丰五年（1082）的永乐之战，西征宋军基本覆灭。熙河之役的获胜捷报传来，宋神宗亲自解下龙袍的玉带，赏赐给这位带引号的“大军事家”王安石；但轻启兵端，小胜以后的大败，却是这位将领永远也不能释怀的懊悔，多少将士死在了那干旱无水的沙漠孤城啊！也是一则宋人笔记，洪迈的《夷坚志》里讲了这样一个神怪故事，读来令人不胜恐怖。“王厚，韶长子，位至节度使。一日家集，菜碟内萝卜数十茎，忽起立，须臾行案上。众皆愕然。厚怒，悉取食之。登时呕吐，明日死。”而王韶之死，更怪异，死于疽，疽腐烂到洞见肺腑，那就更离奇了。
王韶是一位优秀的将领，若生在汉、唐，是大有可为的。而生在弱宋，你就不得不考虑收复这块失地之后，如何守得住？那些桀顽不逊的吐蕃、西夏异族，如何管得住？你出其不意地打赢了第一回合，在以后的交手中，你还能屡试不爽吗？整个国家不给力，主张动武者王韶也好，怂恿动武者王安石也好，纵使三头六臂，也是回天乏术的。
王夫之在《宋论》里说，“王韶请击西羌，收河湟，以图夏，王安石称为奇策而听之。诚奇矣。唯其奇也，是以进无尺寸之功，而退有邱山之祸也。以奇用兵而利者有之矣。正不足而以奇济之，可以暂试，不可以常用，可以脱险，不可以制胜，可乘疲寇而速平，不可御强敌而徐效。如其用之，抑必有可正而后可奇也。”接着，这位史学家批判王安石：“舍正用奇，而恃奇以为万全之策，此古今画地指天之妄人，误人家国者所以积也。”
王韶也许至死都未明白，他的熙河之役，只不过给王安石解围而已。神宗熙宁四、五、六年，正是王安石实施新法，遭遇强大阻力之际，他需要进行这一场冒险的战争，胜了，证明他一切的一切是对的，败了，也怪不得他，如同推广新法所引起的抵抗，全归罪于朝野上下反对派，彻头彻尾的不合作上。
然而，王夫之却断然结论王安石是个“妄人”，何谓“妄人”？说白了，就是嚣张到不进盐酱的得志小人。
王夫之对君子和小人的区别，有着精彩的分析。“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小人之道，有必为，无必不为。”为，就是做，就是行动，所谓“听其言，观其行”，怎么为，怎么做，才是最重要的观察指标。他认为：君子做事情，一、有绝不可做的事情；二、没有绝对要一定做成的事情；而小人做事情，则不同了，在他们看来，一、不但有必定要做成的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手；二、而且没有不可以去做的事情，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不在乎，什么后果都不在话下。这就是说，君子有能够约束自己的定力，能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量力而行，不可做的事，就坚决不去做，界限很清楚，不越雷池一步。而小人当道得志的话，他们就无顾忌，无制约，无法度，无规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哪怕是不可做，不该干的，也敢去做去干。
也许因为王船山是太重要的史学家，这个着实不客气的结论问世之后，三百多年，没有一位为王安石辩诬者出来质疑或者反对过。
一个有分量的人说了一句有分量的话，尽管事实并非完全如此，王安石最后之被丑化，应该说，很多皆为过甚之词，不足为凭。但驳诘的异议终于被这位大师的盛名远誉给盖住了。虽然近年来，王安石重新被认识，被高置到了大政治家、大改革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的位置上，甚至因熙河之战，又加上一顶大军事家的光荣头衔。中国文人要是神化起一个人来，涂脂抹粉不够，还要遍体贴金，也真是令人匪夷所思。这其中，以梁启超嘴巴最大，调门最高，言辞之夸张，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1908年，梁启超著文赞美，认为王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梁启超所以如此推崇王安石，为尧舜禹之后的唯一完人，一是引为改良派的志同道合之荣，二是同为失败者惺惺相惜之亲，三应该说是大人物心底里不甘寂寞的自况。这位饮冰室主在提醒各位，别忘了公元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史称“戊戌变法”的一百天里，他和康有为，或康有为和他，在光绪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与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说一不二的架势，是画等号的。因此，王安石有多伟大，他就有多伟大。而王安石被鼓吹得多么了不起，他也水涨船高跟着了不起。历史的最深刻之处，就是不厌其烦地让人类犯同样的错误，上一个人挖坑，掉了进去，下一个人接着挖坑，仍旧掉了进去，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继续如此，这是最令人哭笑不得的。光绪二十四年五月，被光绪视为“国师”的康、梁二位维新派领袖，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行走”的维新派，谭嗣同、康广仁、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等人，其雷厉风行，其迫不及待，以光绪的名义发出一道道诏书，连宋朝的改革家王安石也自愧不如。这几位新贵，暴得权力，浪得大名，就忘乎所以，就不知自己吃几碗干饭，这就是中国文人成不了气候的致命伤了。维新派脑袋一热，不但忘了可能的友军洋务派，也忘了退缩到颐和园里，围着老太太转的保守派。其行事之急峻，处置之仓促，决策之轻易，政令之草率，以至诏书频出，一日数通，国策废举，莫衷一是。与王安石和他的变法大本营三司条例司，不停地颁布变法措施，不停地制造社会混乱，简直就是一对暹罗双胞胎。如此肆无忌惮、毫无顾忌的大动作，实际上也是将自己推上宣武门外菜市口的断头台。
王安石这个政治人物，在宋以后，一直延至清末，从来是作为一个负面形象出现在历史读物里面，也是差不多所有的普通中国人心目中的共同观感。虽然王夫之也说过，“安石用而宋敝，安石不用而宋亦敝”。宋朝的敝与用不用王安石没有什么关系，北宋王朝的最后灭亡，是一种必然趋势，但王安石在短短三五年内所推出的一系列让老百姓目不暇接的改革大法，诸如青苗、方田、均输、手实、市易、经义、保甲、免役、保马……还不包括轻启边衅，动兵打仗，收复失地，进行军事活动，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都不敢一个早晨起来，立刻实施全面彻底的变革，马上进行简直是颠覆性的剧变，并要求立竿见影，万象更新。
因此，我们在评断一个历史人物时，不能就其动机之善良，愿望之真诚，初衷之美好，言辞之动听，而作出他伟大或者了不起的结论，而是看其实践，观其结果，察其后效，视其对于历史所起到的推进作用，才能得出比较实事求是的准确看法。我始终认为，即使最伟大的人物，也有其不足之处。何况，王安石离伟大尚远，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王夫之对他的定位，还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姑且不论王安石的新法，其政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为群众接受，其推广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可行参数，其实施究竟有多大程度的认知可能，其组织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实效治理，这一切都在未定之前，就匆忙地在数年间，简直来不及地颁布全国，强制推行。这对积弱的北宋政权来说，犹如沉疴在身，奄奄一息的病人，已经禁受不起峻急的药石，剧烈的手术，越是折腾得厉害，越是不停地为之开膛破肚，切肺换肾，割胃易心，搭桥支架，这个王朝也就灭亡得越快。
故王安石之允为小人，无可辞也。安石之所必为者，以桑弘羊、刘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法，尧舜之道。则固自以为是，斥之为非而不服。其必不可为者，起大狱以报睚眦之怨也，辱老成而奖游士也，喜谄谀而委腹心也，置逻卒以察诽谤也，毁先圣之书而崇佛、老也，怨及同产兄弟而授人之排之也，子死魄丧而舍宅为寺以丐福于浮屠也，若此者，皆君子所固穷濒死而必不为者也。乃安石则皆为之矣。抑岂不知其为恶而冥行以蹈污涂哉？有所必为，骨疆肉愤，气溢神驰，而人不能遂其所欲，则荆棘生于腹心，怨毒兴于骨肉；迨及一踬，而萎缩以沉沦，其必然者矣。
接下来，王夫之谈到王安石匆匆忙忙强推新法之败因：“夫君子相天之化，而不能违者天之时，任民之忧，而不能拂者民之气。思而得之，学而知其未可也；学而得之，试而行之未可也，行而得之，久而持之未可也。皆可矣，而人犹以为疑则且从容权度以待人之皆顺，如是犹不足以行，反己自责，而尽其诚之至。诚至矣，然且不见获于上，不见信于友，不见德于民，则牵身以退，而自乐于天。唯是学而趋入于异端，行而沉没于好利，兴罗织以陷正人，畏死亡而媚妖妄，则弗待迟回，而必不以自丧其名节。无他，求之己者严，而因乎人者不求其必胜也。唯然，则决安石之为小人，非苛责之矣。”
王安石之败，就在于他不明白改革是一个缓慢渐进、徐图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水滴石穿的过程，也是一个面对最顽固最保守最害怕变化的小农经济，需要说服和示范、需要等待和耐心的过程，历代中国的改革家无一取得成功的原因，与王安石同样，就在于常用革命的手段来进行改革。殊不知革命和改革是用截然不同的手段来推动社会变化的。通常，我们对革命的理解，最直接也是最深入人心的一句话便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就是说，在革命的过程中，暴力的因素，强迫的因素，专政的因素，武装的因素，是少不了的。改革虽然也不是请客吃饭，但对被改革的普通群众而言，得不到实惠，尝不到甜头，也就是王夫之所说“人犹以为疑”，那就“且从容权度以待人之皆顺”。
在王夫之看来，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用革命的手段强行变法，属于非君子而是小人的行为。
中国历史上的维新、变法、改良、改革，从王莽、桑弘羊起，到康梁、谭嗣同止，未获成功的原因，非常复杂，但重要一条，这些领袖人物，往往缺乏真正的治国才能和足够的人格魅力，坐而论道者多，浮躁偏激者多，而且这些人中，多多少少具有精神上的缺陷。所以，一个个挖坑不止，明知是坑，也往里跳，精于谋划的张居正如此，乱来一气的王安石尤如此，至于康梁，那就更不足道哉，所以，王比张的政治寿命更短。几年之内，把宋朝搞得一团糟以后，回南京赋闲去了。
南宋的朱熹感慨系之：“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遭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而安石乃汲汲于取熙、河、洮、岷以恢疆宇，遂以财利兵革为先，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际，而祸滋极矣！”
敬劝学界大佬，别再狂热吹抬王安石了，那会误人子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