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文人，其性格特征之一的狂，最为非文人所关切。

但大多数非文人，通常都能接受这个现实，好像文人的狂，是理所应当的。鲁迅先生对于魏晋时期文人的狂狷，持一种很宽容，甚至赞赏的态度，尤其对于带头狂狷的阮籍和嵇康，抱有好感。所以，这世界上的文人，狂者多；不狂者少，绝对不狂心如止水者，几乎没有。因此，狂，也就成了文人的标志特色。

不过，在中国，太过正经的道学先生，对于这种文人的性格特征，反感，抵触，看不惯，很恼火的。其实，大多数文人的狂，不妨碍别人，也则罢了。因为狂是文人膨胀的结果，是成就感难以抑制的发泄，只要对别人不构成观瞻上的不舒服，感觉上的不自在，心理上的不抵触，精神上的不讨厌，我们没有理由不允许人家自我感觉良好。因为良好，而狂一下，狂两下，第一，无伤大雅，第二，无可厚非。不必马上把眼睛立起来，面皮紧起来，像灶王爷那样严肃无比。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史，涌现出来许多优秀的文人，同时，也产生出来更多的灶王爷。这些道学先生，有点像日本农民种西瓜那样，为了运输装载的便利，非要把本来圆形的西瓜，硬憋在方形的盒子里，让它长得方方正正，整齐划一。一代一代，一朝一朝，就将文人的“精气神”桎梏如方西瓜似的，自敛，自锁，自囿，自封。想来想去，数千年来，孔夫子《论语·颜渊》所说过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四勿”，是把中国人，尤其中国文人的思想和行为捆绑起来的戒条。

因此之故，我对于提倡小孩子读经，非常反感。我不禁想，那些先行者们干吗要进行一次“五四”运动呢？

对文人而言，若笃信孔夫子的“四勿”，成天子曰诗云，只能写八股文。小说，诗歌，散文，随笔，想也别想，即使写出来，绝对有一股木乃伊味。而木乃伊，大概是最具代表性的“四勿”样板。文人在这种盒子里，去圆就方，循规蹈矩，削足适履，按部就班，恐怕也就无以为文了。其实孔夫子的原意，并不要求大家做木乃伊。而是他的学生颜回问他：如何才能做到“克己复礼”？老夫子才想到形而上的东西，对这些晚辈来讲，大概难以把握真谛，但是，端肃自己的言行，制约个人的欲望，总是能够逐渐做起来的吧？于是，颜回拍拍脑袋，说，老师，我明白了，实施“四勿”，方可“克己复礼”，是不是？老夫子很高兴，觉得孺子可教。这种本质上属于师生之间道德修养的方法探讨，到了历代封建统治者手里，却成了钳制老百姓思想的得力工具。在中国，什么事情就怕绝对，就怕极端，就怕过头，就怕大张旗鼓，加上道学先生拿住这“四勿”，所谓“拉大旗作虎皮”来对付知识分子，就起到了使西瓜由圆成方的成长盒作用。

这也是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发起“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原因。因此，如今再拾儒学，张扬孔孟，会不会又把封建礼教，程朱理学的沉渣，重新泛滥上来？真是很令人感到寒栗不已的。

大概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1925年，在湖南的***，那年他32岁，写了《沁园春》一词。这首早年的诗，很有振臂一呼，呐喊自由的浪漫主义色彩。其中“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一句，更道出知识分子奋斗追求的紧迫感。“方遒”，用白话来说，就是“来劲”，按诗意推论，“方道”对意气风发的“书生”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那么，文人的“方遒”，也就是“来劲”，则更属理所当然了。文人的来劲，在非文人看来，就属于“狂”了。其实，这首词中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在当年的道学先生眼里，肯定是百分之百地“狂”了。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讲到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个狂狷时代，“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深知其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自曹操起，到曹丕，曹植，曹睿，鲁迅先生总结成为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他认为：“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大概文学运动的发展规律，也是循着“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原则。曹操的“尚通脱”，与他以前以后的统治者，让圆西瓜长成方西瓜，出发点不同，结果当然也就不同。试想，任何一个蛮正常，蛮自然的中国文人，其禀赋，其脾胃，其意趣，其蕴涵，在盒子里，被拘束，被收缩，被制约，被扭偏；不在盒子里，能延展，能舒放，能开拓，能自在，肯定会有迥然相异的差别。这差别，表现在文章之外，便是魏晋文人的狂狷。

狂狷，有两种，一是可以接受的狂狷，在太正经的人看来，或可谓之“轻狂”，“张狂”的狂狷；一是不可以接受的狂狷，属于的的确确的“傻狂”，“猖狂”，在统治者眼里划入“疯狂”，“丧心病狂”的狂狷。说到这里，你不能不感慨曹操的厉害，鲁迅就很崇拜他，他声明：“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因为这位统治者，既能把狂狷从魔瓶里释放出来，也有办法将文人的这种性格，收拾得干净彻底。

典型的例子，便是祢衡和孔融两位“狂”得可以的文人。

汉末，平原德州的祢衡，史称他“少有才辩，而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尚气”，亢奋浮躁，“刚傲”，盛气凌人，“矫时”，针贬是非，“慢物”，悛愎自任，这当然不是什么好的评价。一个人养成这样难以恭维的毛病，便不大容易得到别人的尊敬了。这位年青才子，自视甚高。“建安初，来游许下。始达颍川，乃阴怀一刺，既而无所之适，至于无刺字漫灭。”

古代的“刺”，即今日之名片。汉代造纸业处于始创阶段，极金贵，祢衡怀里揣着的这“刺”，其实就是一块刻有自己姓名、籍贯、学业、履历的竹简。但是，有得狂的狂，或许还会为人所重，无得狂的狂，便不会有人买账了。他到处送“刺”，可没有人接受。这块竹简，老是派不上用场，也就休想当时许都的政府机关，文教团体，给他安排一个位置了。可“刺”老是在口袋里磨来磨去，刻上去的字迹，都快光秃到辨别不出来了。这位年青人即很失落，很郁闷，长时间的失落和郁闷，就憋出一肚子火气。

有火，就要发作，而且是大发作，击鼓骂曹，这是中国文人史的惟一。只此一例，再无第二。

如果在唐朝，还是这个祢衡的话，顶多对圣明的天子，发出“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怨而不怒”的呻吟，打死他也不敢击鼓。

如果在清朝，如果仍旧是这个祢衡，只能“臣罪当诛兮”地诚惶诚恐跪在丹墀之下，磕头如捣蒜口号“吾皇万岁万万岁”，别说击鼓，连想都不敢想的。

呜呼，五千年来，中国文人的性格，在孔夫子的“四勿”调教下，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基本上都成为循规蹈矩的方西瓜矣！这也只能说是历史的进步，文人的进化了。

祢衡若在今天，很可能在省市作协有份固定收入，外加出书版税，日子应该过得去，不算殷实，但绝不致有冻馁之虞。可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民生凋零，他的家乡遍地饿殍，哪里养得起一个作家，便来到天子脚下，谋份差使，混个公职，有朝廷俸禄可吃。虽然要求也并不高，但当时曹操政权，刚刚创建，百废待兴，虽然也在网罗文人雅士，可他属于无名小辈，谁知道他是老几啊，有关部门不一定好好安排接待，到处碰壁，这火也就越憋越大。

鲁迅在文章里说过：“曹操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到外面给他捣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然而，百密一疏，曹操竟把这一个有点儿刺儿头的祢衡给疏忽了，于是惹出一场麻烦。当时，有人向祢衡建议，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首都文艺界会列队出来欢迎你吗？你既然得不到曹公的罗致，那你就去投奔陈群、司马朗这样的大人物，庶几能在许都政界，谋一份立足之地。

他眼睛一翻，陈群是谁，司马朗是谁，我在许都能看得上的人，只有两个，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口气之大，出言之壮，让人咋舌，这就是曹操那个时代不以为奇的狂而且妄的现象了。年青文人通常缺乏自控能力，轻则失衡，重则颠错。于是，给人留下来的印象，就剩下一个字——狂。这也是稍稍有点子本钱的文人，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而且不仅仅局限于年青朋友，什么年龄段的人都可能头脑发热，都可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地跳将出来的。那些上了点儿岁数的老者，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那些有把子年纪的前辈，认为自己怪不错怪有能耐的，也难以幸免“老夫聊发少年狂”地表演一番。在文坛上，这班老少两类狂徒，可谓屡见不鲜，层出不穷。老的，以老大自居，口含天宪，作领袖状，少的，以才子身份，口发狂言，作霸主状。主席台，雄踞其上，麦克风，抢在手中，发言时，口吐飞沫，走路时，目中无人。当然，文坛没有他们不热闹，有了他们，那热闹也真教人受不了的。

于是，祢衡与孔融一拍即合。鲁迅说：“七子之中，特别是孔融，他专喜欢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讽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世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祢衡的文学水准较高，这是他狂的资本，政治水平极低，遂酿成他掉脑袋的悲剧。他根本不了解曹操之整肃孔融，孔融之抗衡曹操，是皇族、贵族、士族、名士，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丞相所代表的寒族，草根，平民，市井之辈的复辟与反复辟的决战。近代学者陈寅恪先生所说：“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统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儒家思想。”所以，他杀崔琰，杀孔融，杀杨修，杀祢衡，处置董承衣带诏案，吉平下毒案，都是着眼于“摧破其劲敌”，也就是以儒家思想为精神基础的士大夫阶级这个大目标，是半点也不温柔的。

正好出现祢衡这个愤青，就煽动他跳出来与曹操作对。如果没有孔融这位大名士，将他吹捧，给他撑胆，他也未必会跳出来击鼓骂曹。第一，他愣头青，一拱火，就敢上；第二，他不经捧，一叫好，就来劲；第三，他正气不打一处来，那根磨成光板的“刺”，记录着他这些天在许都饱尝到的冷落，耻笑，侮辱和闭门羹，于是，不知所以，傻狂起来。于是，就有了出曹操丑的击鼓骂曹。这一举，他出了名，也送了命。

这就是年青人少不经事，被人利用的毛病了。

他也真够狂的，脱光衣裳，光着膀子，抡起鼓槌，将曹操骂了个狗血喷头。这一次，大家十分奇怪，曹操居然没有发火，既没有下令杀他，也没有下令关他，而是派了两个人，牵来三匹马，把他架在马上，两位公安人员客客气气地夹扶住这位才子，礼送出境。临行这一刻，曹操搞了一次欢送会，在许都东门为他饯行，让当时的文人俊士，都来和他辞别。这个很隆重，也很莫明其妙的场面，颇有点儿黑色幽默。祢衡当然不想走，可被人夹得紧紧的，哪怕申请下马去卫生间一趟也不准。再回头看那位老文人孔融，小文人杨修，都戴着玳瑁边的墨镜，像黑道老大似的，站在路边，保持着难堪的沉默。不是这两位不救他一把，第一，他们说话根本不管用，何况从来也不曾管用过；第二，这小青年才气是有的，勇气是可嘉的，然而这种二百五的狂，用过一次也就废了，无再利用的价值。于是，跟他挥手，拜拜再见。

这时明白也晚了，给人家当枪使，替孔融等保皇派骂了曹操，自己却被押解出境了。

到了荆州，刘表不傻，也不愿担杀知识分子的罪名，又把祢衡恭恭敬敬地送到江夏黄祖处。结果，这位青年作家还是因那张骂人的嘴，掉了脑袋。如果，他不击鼓骂曹，也不在告别许都的那场送别会上，意气风发地粪土了在场全部名流，如果，他不傻狂，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话，也不至于死在江夏，埋葬在鹦鹉洲。“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估计这位狂得可以的文人，到底也不懂得他为什么送了命的。

击鼓骂曹，固然痛快淋漓，但孤注一掷的战斗，从此成为绝唱，这就是书生意气的知识分子，既勇敢又脆弱，有胆量无谋略的弊病了。后世人把这笔账，仍旧算在曹操头上，这当然也不怎么冤枉借刀杀人的曹操。

24岁的祢衡，前程远大，好好写你的文章得了，何必贪图文章以外的声名呢？而孔融，杨修正抓住了他的自负，自以为了不起的弱点，蛊惑得他口出狂言。如果他不表现得那样躁狂的话，也许不至于如此下场。凡过分狂妄自负的人，无不错误地看轻对手，而把自己估价得过高，结果碰了个头破血流。但文学史只承认文学，却不买他击鼓骂曹的账，至今人们都记得住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诗句，可祢衡的《鹦鹉赋》，几乎很少有人读过的了。

傻狂，终究不过是傻狂而已。

孔融的狂，结果也并不比祢衡更好，不过，他一是孔子之后，士族精神的象征，二是现任建筑工程部长，前任地方诸侯，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他是文化人的领袖，汉末时期众多名士的一号人物，所以曹操尽量不去动他，不想动他，某种程度上还不敢动他这位大名士。名士，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被统治者用来当招牌的，一种是未当成招牌而与统治者别扭的，孔融属于后者。当时，名义上的皇帝是刘彻，这位汉献帝，说好了，是傀儡，说不好，就是高级俘虏，用镀金牢笼关起来的囚犯。在许都，曹操说了算，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拥有予取予夺的最高权力。孔融认为自己在给献帝做事，不买曹阿瞒的账，总是跟他不合作。

从曹操下定决心讨伐袁绍起，孔融就与曹操意见相左，在大政方针上与曹操公开唱反调。与被监视的汉献帝过往甚密，动不动就上表，也很遭曹操的忌。有一回曹操禁酒，他反对曹操的极端做法，说：“尧正因为喝酒，才成为圣贤，桀纣虽然以色亡国，但也不能为了防范，不许此后的男女婚姻呀！”让他很下不了台。袁绍失败以后，他给曹操写了封信，说：“武王伐纣，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曹操犯了一次傻，问他，“典从何出？”他回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因为曹操打下冀州时，把袁绍那位漂亮的儿媳妇甄氏，给了自己儿子曹丕。于是，可想而知，曹操对他多么恼火了。

孔融此人，学问很大，政治上并不十分成熟，勇气不小，斗争经验相当缺乏。过于自信，对时局估计错误，小看曹操，进行无谓的挑衅，书生意气，闹得有点过头，组织自由论坛，作为抗衡力量。他哪里知道，当政权安危受到威胁时，文学家曹操的浪漫感情，是要让位于政治家曹操的。而且，祢衡骂了一通，曹操竟然没有操刀，也在鼓励着他。结果，便不自量力地，向曹操发动正面进攻。其实，曹操的容忍，自然是有限度的，只是当时，军事上的强敌袁绍未灭，江山不稳，才不敢对孔融下手罢了。一个统治者，可以不理会与当局不合作的知识分子，但对不合作而且狂得出格的知识分子，就不会轻轻放过的了，不过时间早晚罢了。

《后汉书》载：有一次，孔融把国舅何进得罪了，何进手下的人“私遣剑客欲追杀融。有客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皆引领而去矣。莫如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由此，可见孔融具有显赫的地位和人望了。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有了一点资本之后，自我感觉马上就特别地好起来，好得不知好歹，好到不知冷热，好到晕晕乎乎，不知天高地厚。《后汉书》载他和弥衡的一段对话：“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一个成了孔子，一个成了颜回，可以看到他们互相吹捧的热烈程度。正如今日文坛上，某些评家吹作家作品不朽，作家吹评家文章盖世的现象一样，那臭脚捧得相当肉麻而有趣的。

这位大名士，不由得不狂。无论其门阀地位，士族资历，官僚职务，声名学问，在汉末，都称得上众望所归，举足轻重。有资格看不起曹操：“你算老几？”于是，这位自以为士族豪门的代表，自认为知识分子的领袖，就在曹操的眼皮子底下，公然将他的府邸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中原已定，袁绍覆灭，他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队伍中的这种败类，还不俯拾即是，写了封密告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宕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据说，他的两个儿子，也知道他早晚要倒霉，所以，军吏来逮捕孔融时，这两兄弟正在下棋，别人劝他们赶快躲一躲，他们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连小孩子都知道处境危殆，孔融还要当反曹的领袖，这就是狂得他实在不知道天高地厚，东南西北了。

按说，孔融的言论，严重程度也未超过祢衡，但曹操不杀祢衡的头，为什么对孔融却不肯轻饶呢？如果说孔融是大文人，曹操同样是大文人，由于文人相轻，嫉妒才华，才要置孔融于死地的话，那么陈琳在文章里，指着鼻子骂曹操，也不曾掉脑袋。那为什么要将孔融弃市呢？

在曹操赐死崔琰令中，有一句话，值得深思。“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由此可以了解曹操最忌畏的，是反对派结成一股政治势力。他之不杀祢衡，因他不过是一个幼稚的文学青年罢了，势单力孤，一条小泥鳅，翻不出大浪。不杀陈琳，因他不过是一个写作工具，而且已经认输降服，不可能有多大蹦头。而孔融则非如此，“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家中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成为当时许都城里一股离心力量的领袖人物，这是曹操最深恶痛绝的，无法容忍的，所以，狂妄到了头，只有伏刑一道。

伏了刑，曹操还不罢休。在露布全国的文告中，说这个孔融不孝无道，竟在大庭广众中宣传，说一个人，与他父母不应承担什么责任，母亲嘛，不过是个瓶罐，你曾经寄养在那里面而已。而父亲，如果遇上灾年，大家饿肚子，你有一口饭，假使他不怎么样的话，你也不必一定给他吃，宁可去养活别人。这样一来，曹操不仅把孔融打倒，还把他彻底搞臭了。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儿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

千古以来，这位大人物在迫害文化人方面的名声，是不算甚好的。但是也要看到孔融，杨修，祢衡，崔琰这些文人，对自己的成就、实力的过高估计，对自己影响，名声的过大评价，对自己意志，勇气的过度膨胀，而作出不切实际的挑衅行为，都是由于这种有得狂也狂，无得狂也狂的文人性格，而招致以卵击石的悲剧。在那首《沁园春》的词中有一句“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说得极其透彻，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人与物，人与事，人与这个社会，人与这个自然，甚至人与自己的性格，都存在着一种契约的平衡关系，这才能得到一种相对的自由。然后，经过积累，经过量变到质变，才能实现新的平衡。所以，书生意气，掌握适度，挥斥方遒，自臻佳境，这自是最好的状态了。当然，偶尔一狂，也无大碍，反过来说，若无一点点狂，成了方形西瓜的文人，还能写出锦心绣口的绝妙文章吗？不过，狂过了头，必贻后患，狂大发了，难以收拾，这就需要及时的警醒。

因之，意气伴之以聪明，言行随之以睿智，眼界常放之长远，视野当尽量开阔，方能在为人为文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