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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说三教九流 何晏始末

在中国文化史上,魏晋时期的何晏,是个很有名的人物。不过,他的名气,正如东晋时期的大军阀桓温所言:“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那样,属于评价比较负面,气味比较难闻的一类。(据《资治通鉴》)

因为第一,在中国,提起“清谈误国”,始作俑者就是他。

自东汉末,到魏,到晋,从豪门望族的达官贵人,到上层社会的文人雅士,可以用“好庄老,尚虚无,崇玄谈,喜颓废”十二字来概括其精神状态,这中间,既有逃避政治的一面,也有吃饱了撑的一面。这些老少爷们儿,经常聚在一起,手里摇着用鹿科动物麈尾做成的拭子,一边拂尘驱蝇,一边议论风生。上者,探讨学问,针砭时事,中者,品评人物,飞短流长,下者,闲侃无聊,言不及义。一个社会,都在那里耍嘴皮子,说而不干;一个民族,都在那里坐而论道,述而不作,绝不是件好事情。由何晏倡起,夏侯玄,王弼等人的助长,这种手执麈尾的清谈,成为中原社会的一种风雅,一种时尚。“迄乎永嘉,流及江左,犹末已也”,可谓流毒深远。(据《资治通鉴》胡三省注)

因为第二,在中国,名曰强身,其实自戕,服用寒食散的病态嗜好,起带头作用者也是他。

鲁迅就认为古人这种食散的恶习,类似清末的吸食鸦片,为祸国殃民之举。而在魏晋,食散,是有身份,有地位,有财富,有权势人士的一种标志。寒食散,又名五石散,是由石钟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五种药物配伍的方剂,因这些矿石类药,带有一定程度的毒性和强刺激性。食后奇热难忍,痛苦异常,两晋期间,士人竞相仿效这种纯系自虐的行径,以示时尚,以示潮流,同时,也以示自己的品位和所隶属之高贵阶层。因为服药者必须有钱,有势,有闲,才敢玩这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自己折腾自己的游戏,否则,轻则中毒,重则伤命。何晏吃开头的恶嗜,竟风靡至隋、唐,荼毒之广,为害之深,真是很难清算的了。

在鲁迅笔下,“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这个何晏,在历史的评价上,便没有什么好印象了。

何晏(190—240年),字平叔,南阳宛人。他的官职,三国正始年间的侍中尚书。他的身份,玄学家兼文学家,但他最令人侧目的,身为曹操的养子,曹魏政权的驸马爷,那可是再嫡系,再正宗不过的皇亲国戚。更何况他来头不小,出身于贵族世家,祖父何进(也有一说是何进之弟何苗),就是引西凉军阀董卓到洛阳除宦官不成,结果自己把命送掉的国舅大人。他依赖妹妹为汉灵帝皇后的裙带关系,而顿时满身朱紫起来。汉重门第,魏重流品,何进虽为大将军,但屠户出身,很被当时的名门望族所鄙视,而不大受人们尊敬。正如巴尔扎克所言,若不经过三代的教化,成不了真正的贵族。到了何晏这一代,果然就很出息了。这位何家的后裔,不但“少有异才,善读《易》、《老》”(据《魏氏春秋》),以才秀知名,而且还是一位在各类史书上都盛赞的美男子。看来,何家的遗传基因,到了这一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尤其,他皮肤白皙,俨若施粉,连魏明帝曹睿都测验过他。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绘声绘色地描写过的。“何平叔美容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敷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虽然吃下刚出锅的汤饼,满脸流汗,结果证明何晏面不敷粉自白,容不施洗自净。所以,曹操的小女儿金乡公主,看上了这位帅哥,嫁他为妻,从此成了最高统治者的养子兼乘龙快婿。

“太祖(曹操)为司空时,纳晏母并收养晏,见宠如公子。晏无所顾忌,服饰拟于太子,故文帝(曹丕)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尝谓之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及明帝(曹睿)立,颇为冗官”。(据《三国志》引《魏略》)

看来,曹操死后,后台没了,失去保护伞的他,自然先要受到曹操继承人曹丕的压制,后又受到曹丕继承人曹睿的排斥。于是,我们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才华人品,无不出众的何晏,直到239年齐王(曹芳)登极,曹爽亲政以前,近五十年间,始终处于抑郁不得志的状态之中,由于总不获重视,不被青睐,便形成的悖谬逆反的心理。加之他自以为卓识,有如椽之笔,有坟典之学;自以为高明,有治国之能,有王佐之才。然而,珠玉在前,而市人不识货,金声玉振,而大众不响应,因此,他的沉湎于清谈、醉心于食药,这种与中国文化正统,主流儒学,相忤相逆的思潮,都和他所处的压抑的环境,郁闷的心态,不得施展的遗憾,长期摒弃的孤独,不无关系。

一个人,且不论对其评价如何,若是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一些或好或坏,或深或浅的印记,任由后人加以评说的话,应该承认总是有他与众不同的才智,能力,禀赋和天性等等过人之处,倘是资质凡庸一般,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一生行状,无可述及,也就难以卓尔不群,在史册上留下一个名字了。因为中国历史,向来都是由皇上指定的那些正统的,主流的文人学士来撰写,所以,离经叛道的何晏,成为一个不被看好的人物,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命运了。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的“士”,与多一个立人旁的“仕”,只不过时序早晚的差别。仕,首先是士;而士,也必须以成为一个仕为目的。所以,“学而优则仕”,是士的必由之路。但“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嫌”,也不是没有可能。于是,耐不得寂寞者,倘不是化为自怨自艾的沉沦嗟叹,就是生出自暴自弃的莫名躁罔。何晏的表现,属于后者,便是张狂了。

但知识分子中的轻薄之徒,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高估自己。由于自我评估与实际价值的背离,便会感觉所获得的报偿远远不足。由于这种以为欠他太多的债权意识,不满情绪的愈益增加,轻则乖戾张狂,重则敌对抵抗。而事实是统治者才不在乎知识分子的作乱犯上,由你蹦,又能蹦得多高?只要老子高兴,不过像捏死一个臭虫那样,顷刻间便化为齑粉。因此,何晏的结果可想而知,不仅仅犯了以卵击石的错误,而且搬起石头硬是往自己的脚上砸。

公元239年,曹真之子曹爽,受命执政。曹爽和何晏,按北京话说,两人可谓“发小”,几乎是从小一起玩大的。因此,他立即起用何晏,主选举,也就是人事任命权。从此,他就抖了起来。说谁行,谁就行,说谁不行,行也不行。一时间,朝廷上下,洛阳内外,无不趋仰于他。《资治通鉴》载他得意那刻目空一切的神态:“何晏等方用事,自以为一时才杰,人莫能及。晏尝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才’,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诸己也。”他认为:夏侯玄深识远鉴,所以能精通天下的才志,司马师虑周谋全,所以能把握天下的大势。至于不用费力而飞快向前,不用行动就达到目的,能够出神入化者,我听说过这样的形容,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物。他之引用《易·大传》里这三句话,前两句比喻重量级的夏侯玄和司马师,后一句的用意非常清楚,就是突出他自己。看来,何晏已非一般的自负,而是头脑膨胀,不可一世。一个人狂到不知天高地厚,是注定要失败的了。

其实,他何晏算老几呢?在政治上,比不上夏侯玄的雄厚资本,在权势上,比不上司马师的坚强实力,何晏只有在文化领域里,倚仗其才智,施展其口辩,驰骋一时之雄了。可他,看不到自己一无兵马,二无地盘,三无本钱,四无信众,却“与夏侯玄、荀粲及山阳王弼之徒,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流,不可复制焉”。

时为尚书的他,有了位望,有了权柄,自然更是门庭若市,谈客盈座,成为当时朝野清谈的一位精神领袖。

“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更有一群声气相投的诸如邓飏,丁谧,毕轨,李胜之流,相鼓吹,共煽惑,满嘴空话,信口雌黄,虚无缥缈,大言不惭。这些人,视放荡为通达,以信守为顽固,能苟安为高尚,性刚正为欺世;脚踏实地为庸俗,荒诞浮夸为超脱,循规蹈矩为无能,淫佚腐朽为飘逸。然后,就在社会上产生出一批所谓的名士,或过度饮酒,终月不醒,或装痴作狂,全无心肝,或赤身裸体,满街横卧,或长啸狂歌,凡人不理……当时,做名士,是一种潮流,而名士,若无怪行异举,奇谈怪论,也名不起来,于是,在名士们竞相比赛的放浪形骸之下,社会风气也日益地随之败坏。

“是时,何晏以才辩显于贵戚之间,邓飏好交通,合徒党,鬻声名于闾阎”。尤其曹爽当政后,用他们的计谋,将司马懿削职虚权靠边站后,更加有恃无恐。何晏也由此飞黄腾达,被“用为中书,主选举,宿旧多得济拔”,于是,他在政治绞肉机里愈陷愈深,而不能自拔。“晏等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违忤者罢退,内外望风,莫敢忤旨”。“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晏等与廷尉卢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过,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绶,然后奏闻,其作威如此”。为非作歹,横行不法,以至于有人向曹爽的弟弟建议:“何平叔外静而内躁,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以上引文均见《资治通鉴》和《三国志》)

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事件,其实是司马懿发动的一次政变。本是一匹驽马的曹爽,加之围绕他身边的狡诈奸宄,不成气候的高层子弟如何晏,浮薄文人如丁谧,小人得志如邓飏,走狗跟包如毕轨、李胜之流,哪敌得住老谋深算的司马懿,结果一个个被收狱处死,严惩不贷,最高权力的争夺,总是伴随着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

司马懿真是厉害,在砍何晏头前,还有兴致地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居然让战战兢兢,大难临头的何晏,主持审理这桩大案要案。难道他会糊涂到看不出自己的下场吗?司马懿会给他好果子吃吗?但知识分子的习性,最容易患得患失,于是他机会主义地以为网开一面,便马前鞍后,屁颠屁颠地积极行动起来。为了立功赎罪,对他的昔日友好,旧时同僚,相契知己,挚亲至朋,加以刑讯逼供,穷追猛查不放,无所不用其极,以此来讨司马懿的好,幻想得到宽恕。到这个时候的何晏,风流倜傥全无,言辩文采不存,连悲剧意味也统统失去,而成了一个丑角。

古往今来的“士”,也就是知识分子,有多少人在与统治者的周旋中而败北呀!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是不一样的,政治家玩不好文学,可以不玩,而且哪怕玩得极不成样子,你文学家还不得鼓掌叫好?文学家玩不好政治,后果就十分严重了。何晏的悲剧就在于他近五十年坐冷板凳,倒获得相对的放浪形骸的自由。因此在这半个世纪的赋闲生活里,著述甚丰,失之桑榆,收之东隅,不也颇有斩获乎?何晏传世有《景福殿赋》一篇,与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齐名。另有《论语集解》十卷,是研究《论语》的重要著作。《道德论》二卷,应该是他积清谈大成的得意之作,现只存有部分佚文。据《世说新语》称:“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弼),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所以,冷落,寂寞,没有掌声和鲜花,对作家来说,未必是坏事。

其实,尽管何晏颓废荒唐,言行不轨,生性放荡,恃才狂傲,在公元239年以前,自儿时就憎恶他的曹丕,为帝王之尊时,也没有动他一根毫毛,任其自便。后来,曹睿继位,这位皇帝也十分讨厌他的浮华,对他“急于富贵,趋炎附势”表示嫌恶,但也不曾采取什么钳制措施,顶多就是“抑而不用”罢了。这说明知识分子表现欲的泛滥,有时候,正如孔雀那华丽的羽毛一样,虽然能成为致祸之由,但是,倘不对统治者构成什么威胁,不造成政权安全的危机,也许睁一眼,闭一眼;如果超过帝王所能承受的界限,恐怕就不会泱泱大度了。

当何晏追随曹爽,卷入朝中权力斗争后,与心毒手辣的司马懿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就完蛋了。初初,一朝得志,忘乎所以的他,竟以为自己是猫,对手为鼠,他哪里知道,高平陵事件发生之后,他成为司马懿那猫爪子紧紧攫住的小老鼠,才感觉到离他生命途程的尽头,已经倒数计时了。

案子审判告一段落,何晏将判决书呈上去,一方面请司马懿定夺,一方面冀图恩典。谁知司马懿翻阅了他所拟的大开杀戒的报告,然后,竖起大指和食指,作八状,示意给他看。

什么意思?何晏何等精明,分明司马懿是要将曹爽的八个追从者满门抄斩,这其中,他是八个中的一个。何晏装胡涂,一个一个地数,将丁谧,邓飏等七个要处决的案犯,数完以后,司马懿一个劲摇头,说还不够。

何晏看那张杀气腾腾的脸,知道装孙子也不行了。低声试探地问:“难道还包括我?”

司马懿颔首点头道:“这就对了!”

于是,当场逮捕何晏,一并斩首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