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这三位诗人的一次长安郊游说起。
那是一个冬天，天空中飘着不大不小的雪花。按照如今西安的气候，度量唐朝开元年间的这座都城，也应该是天寒地冻，冷得伸不出手，人们尽量蛰居在屋里的季节。现在弄不明白究竟是诗人们事先商量好了，临时无法通知更改，不得不冒雪应约而去呢，还是一千多年前，关中地区的大气环境要温湿些，要煦暖些的缘故，不像现在这样的干冷干冷，诗人根本没把这点雪花，这点寒意当回事。倘若，这两个原因都不存在的话，那就是在太平岁月里活得太滋润，太舒服，太过温饱，太过丰裕的唐朝人，一种排遣时光的浪漫了。
当时，这三位诗人，都在风尘未遇之时，诗名是有的，功名却未必。因此，也没有私家车，可以自驾出游，也不好意思向哪家出版社，或哪家文学杂志社打秋风，借用他们的公家车。这样，诗人们在西市集合，出春明门，任由蹇驴驮着，在飞舞的雪花里，在透着格外清新的冷空气里，往郊野蹀躞而去。
也许一路走来，有些累了，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一定之规，只不过文人雅趣罢了。恰巧路边有座旗亭，便跳下驴来，自有人为你拴好牲口，进得店中。唐朝到了开元年间，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大富足的状态之下，以致像这类官道上的驿站，都免费向过往人等，提供食宿便利。
不过，终究是文人的缘故了，多少还有一点儿潇洒，还有一把风流。当然，他们属于进京待考的举子，非今天那些没着没落的北漂一族可比，是可以亮出身份，掏出官牒，享受这种优渥待遇。但怎么说，他们已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便格外付了点儿银子，讨了个雅座，要了一壶河东桑落酒，把杯弄盏，兴高采烈地谈天说地起来。文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别的话题呢？无非谁写得好，谁写得坏，无非谁写得不好，偏派红包要大家说他好，无非谁写得很坏，居然恬不知耻地捣弄到一个什么奖之类，属于言不及义的闲扯淡而已。
正当他们三位高谈阔论之际，忽然，几辆应该称之为轩的高盖马车，停在旗亭外边，立刻，人声笑语，喧然而来，诗人们望眼窗外，只见一行人，悉皆丽服盛妆，奢华妖冶，花枝招展，灿若桃李的妙龄靓女，加上若干她们的跟包听差之流，进到店堂之中。听她们的口风，毫无疑问，这班欢场人物，显然也抱着诗人同样的心思，步履出闹市，踏雪望终南，寻求一份野趣而来。
公元713年到公元741年的唐朝开元年间，说来不长，却也不短的二十八年间，大概算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最好年月了。惟其难得，所以杜甫有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总是忘怀不了。这之中，除了物质因素外，更憧憬的，或者更神往的，则是开元年间那种难得的浪漫精神。
惟富足，才有可能浪漫，惟太平，才有条件浪漫。而整个社会能够浪漫起来，有得浪漫，可以浪漫，是建筑在相当长时间的国泰民安上的。
若是兵荒马乱，疲于逃命，路有饿殍，民不聊生，大概很难有创作的强烈冲动。肚子都吃不饱，还有心思作诗吗？饿得前胸贴后胸，即使美人裸呈在你面前，想风流也是风流不动的。三年灾荒期间，作家几乎没有什么作品拿出来贡献给大家，就是一个雄辩的证明。应该说，文学也好，艺术也好，只要赶上一个相对平稳，相对温饱，而且，相对来说还是不怎么苛虐文人和艺术家的年代，总会有一个长足的进展，庶几乎无负于这个大时代的。
其实，这三位诗人，准备一捷春闱，拿得进士名头，攻读黉门，勾留长安，偶尔兴起，踏雪郊游的这个冬天，还只能算是“开元全盛日”的初始时期，好日月还在后边呢！
可文坛的盛唐气象已经显现出来了，像李白，贺知章，王维，孟浩然等名气更响的诗人，他们的作品，不仅为宫廷慕名，为帝王瞩目，甚至连日本、朝鲜，鸡林，西域各国，都不惜重金收购，视若瑰宝。那时的中国诗人，要比当下中国的小说家牛皮一些，不是他们巴结外国的汉学家，而是外国的汉学家跟他们猛套近乎。就看李白那首《哭晁卿衡》，他与那位日本人阿倍仲麻吕的交往，便知大概。
这时，旗亭里又走进四位绝姣好，绝艳丽的女子，毫无疑问，她们才是这次欢场聚会的主角。一时间里，竟十分热闹起来。这群吸引眼球的美女，鬟香鬓影，秀色可餐，令诗人目荡神移，遂不觉沉醉其中。可男欢女笑，打情骂俏，视觉上享受，听觉上痛苦，坐了一会儿，终于也打算离开了。
没想到，有人提议，藉此良辰美景，何不请这几位姐姐拿出看家本领，唱上几首从教坊里传出的曲子，令吾等一新耳目呢？唐朝的歌手，在宫廷的，属于教坊，均系大腕，在藩邸的，属于乐坊，也为名角，而在民间的，属于唱班歌社，便是大众娱乐的明星了。
这三位诗人，王昌龄居长，便在阁子里低声对高适、王之涣讲：此辈不知我们是谁，既然要歌，必歌时人之作，这倒不失为对吾辈之诗，一次难得的评断机会。到底要看看这些歌手，会唱出些什么来？
说话间，音乐声起，一位歌手引吭而歌：
风雨寒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
这是王昌龄的诗，他当然喜不自胜，竖起拇指，表示得中。接着，又一位歌手也款款地站起来唱道：
开箧泪沾臆，
见君今日书。
夜台何寂寞，
犹是子云居。
这是高适的诗，他也竖起一指，面露春色。随后，第三位歌手被众人推上前来，她一张口，使得王昌龄笑逐颜开，简直合不拢嘴了。
奉帚平明金殿开，
强将团扇两徘徊。
玉颜不及寒鸦色，
犹带昭阳日影来。
王昌龄竖起两指，表示他连捷二元。
王之涣自以为得名要较之他俩早一点，却没想到歌手们不唱他的作品，使他很没面子。遂一摆手：“此辈皆潦倒乐官，所歌皆下里巴人。俗物岂敢近哉？”他指着那四位歌手中未献唱的一位，也是最出色，最俊美的一位，说道：“待此子所唱，若非我诗，即终身不敢与君等抗衡矣！若是我诗，君等皆须列拜床下，奉我为师。”
大家笑着说，就依你，我们等着听她究竟会唱什么。
她姗姗地走到众人面前，樱唇初启，玉喉高啭，唱出来的果然是王之涣的成名作。
黄河直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也将指头竖起：“田舍郎，吾岂妄哉！”
“因大谐笑，诸伶不解其意，皆起身曰：‘不知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语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请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者从之，饮醉竟日。”（《说郛》卷二五载薛用弱《集异记》）
由此可知，唐诗之所以繁荣，因为唐诗是可歌的。
诗可歌，诗不可歌，是大有分别的。诗不可歌，干巴巴地停留在文字的审美意义上，诗的活力便先衰减了大半。后来的宋、元、明、清，也就休想超越中国诗歌史上的这座巅峰。再后来，民国了，“五四”了，诗变成白话，变成逐句拆开分行的散文，连顺口都说不上，何从歌起？这样，中国的诗也就走到了尽头。
正是因为诗之可歌，在唐朝，遂出现了歌手这一崭新的行当。
在中国，只有唐朝，这些职业歌手的名字，是正经八百地印在史籍上，写在文人的作品里。我很钦佩唐朝的歌手，他（她）们没有禁忌，没有教条，没有框框，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心理阻隔，也没有任何香花毒草的选择踌蹰，面对那些瞪着牛大的眼珠子，视他（们）为异端的正统派，敢把西域胡人的音乐引进中原，敢将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视为华夏正声，敢将本土诗人的词章，大歌而特歌之。
在印刷术还没有出现之前，是歌手的声音，将诗人的文字，覆盖在整个大唐王朝的全部版图之上。无妨如此说，实际上是唐朝的歌手，将唐朝的诗人，送上缪斯的神殿。
“武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播于弦管”。（《旧唐书·武元衡传》）
“李益每作一篇，教坊乐人，至以贿求取”。（《旧唐书·李益传》）
“军使高霞寓，欲聘诸娼伎，伎大夸曰：‘吾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白居易《与元九书》）
诗人成为香饽饽，诗篇成为抢手货，而那位李白，竟大马金刀地不买唐玄宗的账，“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盛况，既空前，更绝后，也就只有浪漫的唐朝才会出现。
盛唐诗歌之所以盛，很大程度上，是诗人和歌手珠联璧合的结果。诗到盛唐，蔚为大观，云蒸霞蔚，众星璀璨，歌手对他们作品的演绎，传播，推广，媒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同样，诗人的华彩词章，珠玑文字，为歌手们的演唱，拓展想像空间，深入情感境地，扩大美学视野，放眼广阔世界，在艺术的完美创造上，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这种相得益彰的精诚合作中，诗人和歌手，常常结下深厚的情谊。
我估计，当时的诗人，相当感念这些歌手，至今，在《全唐诗》中，我们还能读到留在诗人笔下的，如李氏兄弟，如米氏父子，如八郎李衮，如念奴等等歌手名字。因此，玄宗开元年间，既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唐诗的鼎盛时期，更是唐朝歌手这个行当的鼎盛时期。
说来也许要让今天那些当红的歌星嫉妒，别看她们在屏幕上连跳带蹦，连吼带叫，和她们一起疯狂的歌迷，基本都是她们的同辈人，更多的是中学生。而当唐朝的歌手出场献艺的时候，谁是她们的追星族，恐怕当今那些红歌星连做梦也不敢想的。
一国之主，九五之尊，人称风流李三郎的李隆基，居然带头为之鼓掌叫好，为之神魂颠倒。“宫伎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媚，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也”。
领衔文坛的诗人李白，翰林待诏大学士，也不嫌肉麻兮兮地来凑这份热闹，甘为女歌手的“粉丝”。“宁王宫有乐妓宠姐者，美姿色，善讴唱。每宴外客，其诸妓女尽在目前，惟宠姐客莫能见。饮至半酣，词客李白恃醉戏曰：‘顷闻王有宠姐善歌，今酒有醉饱，群公宴倦，王何吝此女于众？’王笑谓左右曰：‘设七宝花障。’召宠姐于障后歌之，白起谢曰：‘虽不许见面，闻其声亦幸矣！’”（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由于帝王的提倡，由于诗人的支持，唐朝的歌手也自然成为快活一族，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享受豪华奢侈的生活，府邸不亚贵族，车马拟于王侯。以开元时期最有名的李氏兄弟为例，据郑处诲的《明皇杂录》：“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洛阳）大起第宅，僭移之制，逾于公侯。家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这三弟兄在洛阳盖的连跨数坊的大宅门，恐怕当下那些红得发紫的歌星，未必有这份财力。若是在五环路外，买幢花园洋房，在远郊区县，盖栋郊区别墅，应该不算困难。而要她们投入上亿资金，去修一座恭王府式的建筑群，估计是力不胜任的。
所以，真浪漫，要有真本钱。开元年间这种自上而下的浪漫，就是建筑在这样一个雄厚的物质基础上的。说实在的，在玄宗开元之治前的唐朝，并非如一些历史学家所鼓吹的，是那样一个尽善尽美的大唐盛世。
据近人钱穆的观点，“（唐）贞观时代的社会情况，实未必胜于（隋）大业”，他认为，“隋室虽祚短运促，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为治史者所艳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隋朝的综合国力，远胜于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所经营的唐。“在其（隋炀帝）末年，天下储积，足供五六十年”。（《国史大纲》）
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从贞观开始，不过只是给中原百姓，创造了一个休生养息的安定环境罢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人口生丁的繁殖，是与社会大环境的安定丰足，有着莫大关系。唐也是直到玄宗朝的开元十四年，有户七百零六万；开元二十八年，有户八百四十一万，与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差可比拟。所以，钱穆认为，“一到唐玄宗时，社会富庶已与隋代相似”。
中国人的那种百折不回的顽强抗力，那种承受磨难的经久耐力，也真是令世人赞叹不已。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无论是旷日持久的折腾，还是疾风暴雨的摧残，只要能让老百姓喘口气，假以时日，很快，这块国土上又将春风和畅，焕发生机的。
同样，盛世文章，自然也是随之而来的一片繁荣景象。
在这二十八年间，“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岁入之物，租钱二百余万缗，粟千九百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匹，绵百八十余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新唐书·食货志》）
这二十八年，才真正称得上盛唐。要没有这点本钱，李隆基也不敢放开手脚浪漫。
可浪漫过了头，便是精神的堕落。据唐刘肃《大唐新语》：“开元中，天下无事，玄宗听政之后，从禽自娱。又于蓬莱宫侧立教坊，以习倡优萼衍之戏。”现在也很难分得清楚，耽安宴乐的这位风流李三郎，是他带领着歌手和诗人，沉迷于物欲的渊薮中，一劫不返呢，还是整个社会已经形成的腐朽败坏风气，簇拥着这位陛下，大家一起走向覆灭。
正如《旧唐书》对他的评论一样，“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性习之相远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这大概也是握有最高权力的中国皇帝，几乎不能逃脱的，必将走向自己反面的命运。公元756年（天宝十四年）冬，他的宠将，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叛变，南下攻入洛阳，次年占领长安，所过烧杀抢掠，生灵涂炭，中原化为丘墟。其部将史思明攻占河北十三郡地，更是燹毁夷灭，神州陆沉。史称“安史之乱”的这场浩劫，就是这位原来的有道之君，后来成为无道之君的李隆基一手造成的，从此，李唐王朝一蹶不振，走向衰亡。
那些曾经快乐过的诗人，那些曾经快活过的歌手，也无法再快乐和再快活了。
大约在公元770年（大历五年）左右，由于战乱的关系，流落到潭州（今湖南长沙）的诗人杜甫，恰巧遇上了同样流落到江南一带的李龟年，故人相见，一言难尽，彼此潦倒，惟有哽咽。诗人当时为了觅食谋生，到处投奔，无所傍依，而这位开元年间排行榜总在榜首位置的名歌手，混得似乎更惨。“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阙，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郑处诲《明皇杂录》）
到了沿街卖唱的地步，能让杜甫那颗诗人的心平静得下来吗，于是，就有了这首脍炙人口的诗：
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这位盛唐歌王，这位盛唐诗圣，随着盛唐的不再，也终于鞠躬谢幕，相继退出人生舞台。也许从这一天起，中国的诗便哑巴了。
其实，回顾整个中国文学史，一个大时代的开始，总是一次新文学运动的开始，同样，一个大时代的终结，也必然是这个文学进程的终结。唐朝的歌手也好，唐朝的诗人也好，兴也固然由于盛，这是不必说的了；其实，衰也不由此盛时种下的苦果所致吗？
因此，总结一下时代更迭，文学盛衰的历史教训，对后人而言，也许不无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