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晏（190—249），三国曹魏正始年间的侍中尚书，玄学家，作家。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个很有名的人物。

第一，在中国，“清谈误国”，始作俑者就是他。这种盛行于魏晋间的好庄老，尚虚无，崇玄谈，喜颓废的文人风气，由他和夏侯玄、王弼等人倡起，“迄乎永嘉，流及江左，犹末已也”（胡三省语）。这是一种与中国文化中正统的、主流的儒学思潮长期存在着的相悖相逆的思想意识形态。

第二，始起于汉代、盛行于两晋、终止于隋唐的流行服用寒食散，成为有身份、有地位的知识分子的时尚标志。寒食散，又名五石散，是一种带有毒性的矿石类药物。食后痛苦异常，纯系自虐，两晋期间，士人竞相仿效，荼毒甚广。而领导此新潮流，开一时风气之先者，也是他。

所以，凡涉及清谈，涉及服散，就必然要讲到何晏。

一个人，且不论对其评价如何，若是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一些或好或坏，或深或浅的印记，任由后人加以评说的话，应该承认总是有他与众不同的才智、能力、禀赋和天性等等过人之处。倘是资质凡庸一般，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一生行状，无可述及，也就难以卓尔不群，在史册上留下一个名字了。因为中国历史，向来都是由皇上指定的那些正统的、主流的文人学士来撰写，所以，离经叛道的何晏，成为一个不被看好的人物，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命运了。

何晏，字平叔，南阳宛人。他的祖父何进（也有一说是何进之弟何苗），就是引西凉军阀董卓到洛阳除宦官不成，结果自己把命送掉的国舅大人，依赖妹妹为汉灵皇帝后的裙带关系，而顿时满身朱紫起来。汉重门第，魏重流品，一直到前不久的推崇红五类，“血统论”或“出身论”在中国有其久远的历史渊源，和需要时所产生的市场价值。所以，何进虽为大将军，但很被当时的名门望族所鄙视，因为何进屠户出身，要在十年“文革”期间，日子，可能好过一些，至少可以当个工宣队什么的，进驻某间大学，勾几个女学生玩玩。可在汉末，却因这身上的猪骚气，而不大受人们尊敬。

但时光渐渐磨平人为的隔阂，犹如改革开放后，一下子冒出那么多原来讳谈的海外关系一样，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到了何晏这一代，大家早忘了旧账，自然而然地认为他是名符其实的贵族后代。而且，他的母亲尹氏，不知怎么成了曹操的夫人，因此，他也随着改嫁的妈妈，成了拖油瓶，成为曹操的养子，大家也就把他当作大少爷那样抬举了。

也许，那时的道学不像后来那样假惺惺得可怕，也许，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吓人权势，使他允许自己浪漫。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中，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风流领袖，倒也不必奇怪。如果能把国家治理得像个样子，老百姓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点浪漫完全可以谅解。这样，何晏随从母亲被曹操收养，而且，还娶了曹操女儿金乡公主为妻，成了驸马爷。于是，何晏本来很高的贵族门第，已属非同小可。现在摇身一变为最高统治者的养子兼乘龙快婿，拿今天的话讲，就是货真价实的高干子弟，很可能是要进入中枢，成为领导干部的第二梯队了！

但是，侈汰富奢的生长环境，过于优越的外部条件，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对于人的成长发展，能否起到物竞天择，从而强化种群的有利作用，是大可怀疑的。翻开一部二十四史，后悔投生在帝王家者，绝不止一个。至于金枝玉叶，深宫紧锁，王孙公子，侯门似海，他们的命运有时也并不值得眼红。班固在《前汉书·景十三王传》里分析：“昔鲁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信哉斯言也。虽欲不危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何则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何晏一辈子自视甚高，目中无人，罔顾一切，独立特行，焉知不是从小在宫禁中被薰陶出来的狂妄呢？

何进出身微贱，我不知道他的形象，与吴敬梓笔下范进的丈人胡屠户，有无相同之处？但从他执政后，很快给东汉王朝画了终止符这一点看，其智商是很成问题的。然而，正如巴尔扎克所言，不经过三代人的教化，不能成为真正的贵族。到了何进孙子何晏这一代，果然就很有出息了，这位何家的后裔，不但“少有异才，善读《易》、《老》”（《魏氏春秋》），以才秀知名，而且还是一位在各类史书上都盛赞的美男子，看来，何家的遗传基因，到了这一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异。

且不谈他的政治背景、家族后台，仅就他的文化素养和他的外貌仪容这点资本，也足以使何晏睨视群伦，把谁都不看在眼下。想到时下文坛，刚有点本钱还不大的作家，只不过写了两篇瞎猫碰上死耗子、趋时邀好的作品，便像凸肚蛤蟆一样，在春草池塘里，蛙鼓阵阵地聒噪，实在令人生厌。那么，有如此家族背景，宫廷奥援，出众人材，学养不凡的何晏，骄他一傲还不理所当然吗？

魏晋间，很推崇男性美，曹操就为自己身材短小而颇有自卑感，至于掷果潘安，偷香韩寿，傅粉何郎，都是作为佳话流传的。何晏的面白如粉，想来并非虚词，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就绘声绘色地描写过。这部最具权威性的记载中说：“何平叔美容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男子傅粉，在两晋南北朝时代，很流行。《资治通鉴》称：“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源出《三国志》裴松之注。因为那时的上层社会，浮靡颓废，放荡淫佚，已成风气。颜之推在《家训》中描写过：“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薰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魏晋南北朝的性观念，要比宋以后开放得多，自由得多。但据潘光旦先生译注霭理士的《性心理学》中考证，男子将脸部敷上白白的脂粉，或穿上鲜艳的女装，是属于“性美的戾换现象”，一称“哀鸿现象”或“服饰的逆转现象”，意在吸引异性或同性，是一种“有时候和同性恋有些连带关系，却不能和同性恋混为一谈”的性心理。《晋书·五行志》称：“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内外也。’”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以上引证推论开来，他不但具有“性美的戾换现象”，而且有可能是个同性恋者，大概不算过甚之词。因为用“自喜”这个字眼加诸何晏，与《汉书》中班固形容哀帝的同性恋伴侣董贤“为人美丽自喜，悦其仪貌”中的“自喜”，两个词汇的意义相同。这个董贤“尝昼寝，偏籍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后来人用“断袖之癖”作为同性恋的隐语，典出于此。

因此，《三国志》裴注引《魏末传》称：“晏妇谓其母沛王太妃曰：‘晏为恶日甚，将何保身？’母笑曰：‘汝得无妒晏邪！’”他妻子所说的“恶”，谅不是恶行累累，恶迹昭彰，为非作恶，恶贯满盈的恶，因为“妒”对于女人来讲，只能理解为由于丈夫移情别恋的怨恨，那么，这个“恶”，自然是指其同性恋方面的表现了。

总之，何晏受到正人君子傅玄的斥责，说明他在当时，就是一位争议人物。

好像无论哪个时代，都会有这类以挽救世道人心为己任的神父。他指责何晏穿的是妖服时，可以想象是一张如何不受看的木乃伊面孔。但何晏好像并不买账，继续我行我素。第一，因为那是一个不实行性禁锢，而且经曹操提倡的唯才是举的社会。曹操说过，即使像汉代陈平那种跟嫂子发生不正当关系，道德败坏，但有本事的人，我也要重用的。所以，魏晋间名士放浪形骸的行为，根本不算一回事，很可能何晏以他服妇人服，招摇过世为荣呢！第二，他怕什么，就像鲁哀公所言，是个既不知忧，也不知惧的公子哥儿。有谁如他这样有宫廷后台，有帝室背景，有家族实力，还有同声共气的党羽，以及反正统主流的思潮，所以，他才有恃无恐地为所欲为。第三，他之所以明目张胆地动静“粉白不去手”，“行走顾影”，“服妇人之服”，既代表了一部分名士的逆反心理，也是对于高压统治的消极抵抗，甚至佯作张狂，无非藉以逃避政治迫害的一道防线罢了。

据《三国志》引《魏略》载：“太祖（曹操）为司空时，纳晏母并收养晏，见宠如公子。晏无所顾忌，服饰拟于太子，故文帝（曹丕）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尝谓之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及明帝（曹睿）立，颇为冗官。”于是，我们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才华人品、无不出众的何晏，直到239年齐王曹芳登极，曹爽亲政以前，近五十年间，始终处于抑郁不得志的状态之中，所形成的悖谬逆反心理。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的“士”，与多一个立人旁的“仕”，只不过时序早晚的差别。仕，首先是士；而士，也必须以成为一个仕为目的。所以，“学而优则仕”，是士的必由之路。但“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也不是没有可能。于是，耐不得寂寞者，倘不是化为自怨自艾的沉沦嗟叹，就是生出自暴自弃的莫名躁惘。何晏的表现，属于后者，便是张狂了。

但知识分子中的轻薄之徒，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高估自己。由于自我评价与实际值的背离，便会感觉所获得的报偿远远不足。由于这种以为欠他太多的债权意识，不满情绪愈益增加，轻则乖戾张狂，重则敌对抵抗。而统治者才不在乎知识分子的作乱犯上，让你蹦，又能蹦得多高？只要老子高兴，不过像捏死一个臭虫那样，顷刻间便化为齑粉。因此，何晏的结果可想而知，不是以卵击石，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事实，也正是如此。

《资治通鉴》载：“何晏等方用事，自以为一时才杰，人莫能及。晏尝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才’，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诸己也。”他认为：夏侯玄深识远鉴，所以能精通天下的才志，司马师虑周谋全，所以能把握天下的大势。至于不用费力而飞快向前，不用行动就达到目的，能够出神入化者，我听说过这样的形容，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物。他之引用《易·大传》里这三句话，前两句比喻重量级的夏侯玄和司马师，后一句的用意非常清楚，就是突出他自己。看来，何晏已非一般的自负，而是头脑膨胀，不可一世，是注定要失败的了。

在政治上比不上夏侯玄的雄厚资本，权势上比不上司马师坚强实力，何晏只有在文化领域里，倚仗其才智，施展其口辩，驰骋一时之雄了。于是，“与夏侯玄、荀粲及山阳王弼之徒，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流，不可复制焉”。到他做了尚书，有了位望，自然更是门庭若市，谈客盈坐，成为当时朝野清谈的一位精神领袖。“晏能清言，而当时权势，天下谈士，多宗尚之”。更有一群声气相投的诸如邓飏、丁谧、毕轨、李胜之流，相鼓吹，共煽惑，满嘴空话，信口雌黄，虚无飘渺，大言不惭。这些人，视放荡为通达，以信守为顽固，能苟安为高尚，性刚正为欺世；脚踏实地为庸俗，荒诞浮夸为超脱，循规蹈矩为无能，淫佚腐朽为飘逸。然后，就在社会上产生出一批所谓的名士，或过度饮酒，终月不醒，或装痴作狂，全无心肝，或赤身裸体，满街横卧，或长啸狂歌，凡人不理……当时，作名士，是一种潮流，而名士，若无怪行异举，奇谈怪论，也名不起来，于是，在名士们竞相比赛地放浪形骸之下，社会风气也日益地随之败坏。

最严重的，莫过于何晏所倡导的寒食散的流行，为患一时了。《世说新语》载：

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寒食散论》曰：“寒食散之方，虽出汉代，而用之者寡，靡有传焉。魏尚书何晏首获神效，由是大行于世，服者相寻也。”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也持此说法：“晋人多服寒食散，今《千金方》中有数方。苏轼曰：‘世有食钟乳，乌喙而纵酒色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以济其欲。凡服之者，疽背，呕血相踵也。’”由他带的这个头，以致造成声势，实在是害人不浅的。这多少有些类似“文革”末期，人们不知从何兴起了喝红茶菌，打公鸡血，站鹤翔桩，练特异功的一窝蜂式狂热，又与晚清的义和拳运动，坚信刀枪不入，而扶清灭洋的愚昧行为，同属人们陷于世纪末的迷茫中，寻求刺激的癖嗜。凡属上升的，健康的，理智的社会，这些不值一嗤的歪门邪道，根本无立足之地。

从《晋书·皇甫谧传》里，看到他服用寒食散的痛苦，就略知遗患之甚了。由于他“违错节度（想必是药剂过量或配伍失衡的错失），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瘟疟，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见出，妻息长诀。”这和如今那些上了“大气功师”招摇撞骗的当，而走火入魔者，纯属没病找病，活该倒霉，丝毫也不必去同情。所以，清人俞正燮说：“晋人之散，唐宋人之丹，其为鄙恶，直近时雅片烟之比。”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也讲过：“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绝对是一种残酷的自虐，近乎霭理士《性心理学》里所说的“施虐”与“受虐”的性变态。从这里，似可推断傅粉何晏的种种异端，恐怕与他不同于正常人的性心理有些什么关连。

尽管何晏颓废荒唐，言行不轨，生性放荡，恃才狂傲，在公元239年以前，自儿时就憎恶他的曹丕，为帝王之尊时，也没有动他一根毫毛，任其自便。后来，曹睿继位，这位皇帝也十分讨厌他的浮华，对他“急于富贵，趋时附势”表示嫌恶，但也不曾采取什么箝制措施，顶多就是“抑而不用”罢了。这说明知识分子表现欲的泛滥，有时候，正如孔雀那华丽的羽毛一样，虽然能成为致祸之由，但是，倘不对统治者构成什么威胁，不造成政权安全的危机，也许睁一眼，闭一眼，以示皇恩浩荡；如果超过帝王所能承受的界限，恐怕就不会泱泱大度了。

古往今来的“士”，也就是知识分子，有多少人在与统治者的这种考验耐力的游戏中，以玩火自焚而败北呀！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是不一样的，政治家玩不好文学，可以不玩，而且哪怕玩得极不成样子，你文学家还不得山呼万岁地叫好；但文学家玩不好政治，就得把脑袋押上。何晏的悲剧就在于他近五十年坐政治的冷板凳，一肚子不平，倒获得相对的放浪形骸的自由。一旦他卷入政治的漩涡中去，就不由自己，即使想退出赛场，重回看台，也由不得你了。

所以，冷落，寂寞，没有掌声和鲜花，未必是坏事。

一热，热到发烧三十八度，倒要坏事，何晏现在肯定忙得顾不上“服妇人服”在洛阳街头乘车遨游了。他现在太得意了，尤其那些轻浮圜薄之徒，沪语所谓“轻骨头”式的文人，得意之后必定忘形，而且也必定像《红楼梦》中所言，“得志便猖狂”的。

“是时，何晏以才辩显于贵戚之间，邓飏好交通，合徒党，鬻声名于闾阎。”尤其曹爽当政后，用他们的计谋，将司马懿削职虚权靠边站后，更加有恃无恐。何晏也由此飞黄腾达，“用为中书，主选举，宿旧多得济拔”。于是，他在政治绞肉机里愈陷愈深，而不能自拔。“晏等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违忤者罢退，内外望风，莫敢忤旨”。“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晏等与廷尉卢毓素有不平，因毓吏微过，深文致毓法，使主者先收毓印绶，然后奏闻，其作威如此”。为非作歹，横行不法，以至于有人向曹爽的弟弟建议：“何平叔外静而内躁，铦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以上引文均见《资治通鉴》和《三国志》）

忘乎所以到如此地步，何晏已经成了一个无聊无耻的政客，这样，离他生命途程的尽头，也不太远了。

公元249年的高平陵事件，其实是司马懿发动的一次政变。驽马恋栈豆的曹爽，加之围绕他身边的狡诈奸宄，不成气候的浮薄文人，那敌得住老谋深算的司马懿，结果被收狱处死，严惩不贷。最高权力的争夺，总是伴随着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大难临头的何晏，于战兢兢间，没想到在砍头前，司马懿还有兴致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居然教他主持审理这桩大案要案。难道他会胡涂到看不出他的下场吗？心毒手辣的司马懿会给他好果子吃吗？但知识分子的习性，最容易患得患失，于是他机会主义地以为网开一面，便马前鞍后，屁颠屁颠地积极行动起来。为了立功赎罪，对他昔日友好，旧时同僚，相契知己，挚亲至朋，加以刑讯逼供，穷追猛查不放，无所不用其极，以此来讨司马懿的好，幻想得到宽恕。到这个时候的何晏，风流倜傥全无，言辩文彩不存，连悲剧意味也统统失去，而成了一个丑角。

案子审判告一段落，何晏呈上去，一方面请司马懿定夺，一方面冀图恩典。谁知翻阅以后，司马懿竖起大指和食指，作八状，意思是要屠灭这个数字的家族，方才解恨。但何晏只报上去丁谧、邓飏等七个要处决的案犯，司马懿一个劲摇头，说还不够。何晏看那张脸，岂有不明白之理，连忙试探：“难道还包括我？”司马懿颔首点头道：“这就对了！”于是，当场逮捕何晏，一并斩首灭门。

何晏著述甚丰，但多散失。传世有《景福殿赋》一篇，与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齐名。另有《论语集解》十卷，是研究《论语》的重要著作。《道德论》二卷，应该是他积数十年清谈大成的得意之作，现只存有部分佚文。据《世说新语》称：“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弼），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假如何晏一生保持这种清醒和自知之明的话，也许不会弄到最后身首异处的下场。

或许，一时的清醒，一时的自知之明，大概不难。一个人，特别是文化人，要求得一辈子的清醒，一辈子的自知之明，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这个目标，难道不应该成为我们的期许或努力为之的么！

殷鉴不远，覆辙长存，能不令诸多舞文弄墨者，引以为戒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