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多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玄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古风》其一)
打开《全唐诗·李白卷》,第一首就是这首《大雅久不作》。清代编纂《唐诗别裁》的沈德潜认为:“太白诗纵横驰骤,独《古风》二卷,不矜才,不使气,原本阮公,风格俊上,伯玉《感遇诗》后,有嗣音矣!”照他这么一说,李白应该是一位俨然的正统派。
鄙意未必!
要是有可能求教诗人本人的话,恐怕他也不能首肯,更不会认同自己是诗坛上具有责任感、使命感的道德卫士。虽然在这首诗中,他忧心忡忡地呼吁“大雅”的出现,洋溢着拨乱反正的精神,但以他一生的文学实践衡量,几乎很少遵循这个创作准则。现在流传下来他所写的九百多首诗和几十篇文章,大都为“矜才使气,纵横驰骤”离正统甚远的作品。
所以,先要举出诗人这一首《古风》,是为了说明李白始终处于相当程度的自我矛盾之中。他有时候是自己,有时候就不是他自己,有时候他在做一个想象中应该是什么样的自己,有时候失去自己,走到不知伊于胡底的地步。李白从公元701年生,到公元762年死,可以说是一生矛盾,矛盾一生。
姑且相信有上帝这一说,不知为什么,祂把人造成如此充满矛盾的一个载体,而人之中的诗人,尤甚。设若矛盾在平常人身上,计数为一,那么,在诗人身上必然发酵为一百。同样一件事,你痛苦,他就痛苦欲绝;你快乐,他就快乐到极点,到狂。诗人与别人不同之处,无论痛苦,还是快乐,来得快,去得更快。于是,诗人像一只玻璃杯,总是处于矛盾的大膨胀和大收缩的状态下,很容易碎裂。
所以,真正的诗人,都很短命。有些诗人虽然后来还苟活着,实际上,他的诗情,早已掏空,他的五色笔,也被梦中的美丈夫收回去了,压根儿已不是诗人,只不过是原诗人或前诗人。写不出诗,并不妨碍他仍顶着诗人的桂冠,在街头摇晃,作行吟状,真恶心!
这首《古风》的写作年代,由于引用了孔夫子的话,“甚矣,吾衰也”,一个“衰”字,研究者认为是李白晚年的作品。其实,一个人到了真老的时候,往往讳言其老。两条腿都成天津麻花了,走路打晃,还说自己健步如飞,要继续拉车;嘴巴都不严丝合缝了,哈拉直流,还说自己心神俱佳,要再干一程。这些人不但自己讳言老字,也嫉恨别人总是提醒他这个事实。所以,李白能在诗中说“我老得不行了”,证明他未必真老。
再说,李白在逝世以前的那段日月,作为一个充军夜郎,遇赦折返的国事犯,羁旅江湖,家国难归,那心境怕快活不起来,他笔下只能写这种愁眉不展的诗:
窜逐勿复哀,惭君问寒灰。
浮云本无意,吹落章华台。
远别泪空尽,长愁心已摧。
三年吟泽畔,憔悴几时回?(《赠别郑判官》)
一个“心已摧”的诗人,不可能有兴致去研究当时诗坛的风潮、流派,以及诗人们的精神状态。
同样,《古风》这首诗,也不可能是他春风得意那一阵写出来的,太快乐比太痛苦更不容易激发诗的灵感。声色犬马,三陪女郎,酒足饭饱,桑拿浴房,这时候的诗人只有饱嗝可打,臭屁可放,诗是绝做不出的,更甭说去关注诗歌运动了。一千年前,李白在长安城里,过的是他挚友所写的那优哉游哉的日子: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
再说,作为供奉翰林,李白还得哄皇帝老爷子开心。从宋人王谠著的《唐语林》中的一则故事知道,诗人的马屁术,也挺有水平。“玄宗燕诸学士于便殿,顾谓李白曰:‘朕与天后任人如何?’白曰:‘天后任人,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唯取其肥大者;陛下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上大笑。”
当然,李白的作秀,或李白的佯狂,是他的一种舞台手段,他渴嗜权力,追逐功名,奔走高层,讨好豪门,是为了实现更远大的目标,宫廷侍奉,更是他必须全身心投入的得以接近最高当局的惟一机会。所以,他忙得很,至少那一程子,分身乏术,忙得脚打后脑勺,不可能写《古风》。
下面这首近似“吹牛皮”的诗,便可了解他那时的得意心情了——
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
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
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
忽蒙自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
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
王公大入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
当时结交何纷纷,片言道合惟有君。
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
英国的莎士比亚,一生中侍奉两位君王,一位是伊丽莎白,一位是詹姆士二世。前者,他只有在舞台边幕条里探头探脑的份;后者,他不过穿着骠骑兵的号衣,在宫殿里站过岗,远远地向那个跛子敬过礼。而我们的诗人李白,不仅与李隆基同乘一辆考斯特,由西安同去临潼,一路上还相谈甚密,十分投机。《唐语林》也证实:“李白名播海内,玄宗见其神气高明,轩然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与之如知友焉。”看来,诗人的得意之吹,固然有发酵的成份,但大致符合实际。他给杨山人写诗的时候,肯定采取海明威的站着写作的方式,因为他已经激动得坐不住了。
所以,依我看,那首《大雅久不作》,有可能是他天宝三年(744)第二次离开长安以后,已经有点失落,但未完全失落的期间写的。有点失落,怨而不怒,是写风雅颂的最佳状态,完全失落,一心舒愤懑,就有失温柔敦厚之意了。
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
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
觉来盼庭前,一鸟花间鸣。
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
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
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春日醉起言志》)
正因为他还有一份对长安的憧憬,才生出“浩歌待明月”的期冀,才有写一首《大雅久不作》的感怀诗的可能。无论如何,他终究是和皇帝在一辆考斯特车上坐过,很官方色彩过的。所以,他有一时兴来的正统情感,虽然自己倒未必坚持正统,犹如他习惯了写非主流的作品,兴之所至,偶尔主流一下,也未尝不可。大师出神入化的诗歌创作,在物我两忘的自由王国里任意翱翔,就不能以凡夫俗子的常法常理,来考量他了。
对李白这样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来讲,要他做到绝对的皈依正统,死心塌地的在体制内打拼,恐怕是一件最痛苦的事情,继续做笼中的金丝鸟,无异于精神的奴役。这也是他第二次终于走出长安的底因。如果我们理解李白在人格上,更多的是一个悖背正统的叛逆者,也许就不能苟同这首诗能够代表他全部的文艺观点了。
但是,也别指望他能大彻大悟,李白与文学史上所有大师一样,无不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建功当世,以邀圣宠,扬声播名,以求闻达,这种强烈的名欲,使他几乎不能自已;一方面,浪迹天涯,啸歌江湖,徜徉山水,看穿红尘,恨不能归隐山林;一方面,及时行乐,不受羁束,声色犬马,胡姬吴娃,离开女人简直活不下去;一方面,四出干谒,曲事权贵,奔走营逐,卖弄才华,沉迷名利场中而不拔。所以,公元733年,他第一次离开长安后,东下徂徕,竹溪友集,人在江湖,其实,还是心存魏阙的,这是诗人一辈子也休想摆脱的“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攀高心结。
这不仅仅是李白,世界上有几个甘于寂寞,当真去归隐的文人呢?唐代,有许多在长安捞不到官做的文人,假门假势地要去隐遁,可又不肯走得太远,就到离长安不远的终南山当隐士。隔三差五,假借回城打油买醋,背几箱方便面在山里吃的理由,屁颠屁颠地又溜进来青绮门,窥探都城动静。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一诗中的这两句名言,注定了诗人不能忍受的,就是不堪于默默中度过一生。公元742年,他的机会来了,由于他友人道士吴筠,应召入京,吴筠又向玄宗推荐了李白,唐玄宗来了好兴致,征召我们这位诗人到长安为供奉翰林。于是,他写下这首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歌。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最后两句,我们能够想象诗人当时那副乐不可支的模样,幸而他一向佯狂惯了,要是这幸运落在《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头上,怕到不了长安,就笑疯了。凡诗人,都有强烈的表现欲,哪怕他装孙子,作假收敛,作假谦谨,那眼角的馀光,所流露的贪念,是打埋不住的。所以,像李白这样不遮不掩,不盖不藏的真性情,真自在,真实的内心,真透明的灵魂,倒显得更加真率可爱。
李白倒不是浪得大名,“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下颇得闻矣”,“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深信自己具有“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能量,正是这一份超常智慧,卓异才华,使他既自信,更自负。
在《与韩荆州书》中的他,那豪放狂傲、不可一世的性格,和他干谒求售时急不可待的心情,两者如此巧妙地结合,不能不令人对其笔力所至、无不尽意折服:“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偏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皆王公大人许以义气,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把自己狠狠吹了一通以后,又把荆州刺史韩朝宗,足足捧了一顿:“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幸愿开张心颜,不以长揖见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纵之以清谈,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然后,进入主题,凡吹,凡拍,无不有明确的目标。“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
怎样吹自己,是一门学问,以上引文,不足百字,要吹的全吹了,要达到的目标全表达了,而且,文采斐然,豪气逼人。我绝无厚古薄今的意思,当今一些作家、诗人在包装促销、炒作高卖方面,可谓瞠乎其后。到底是大诗人,大手笔,连吹,也吹出这一篇难得再见的绝妙文章。直到今天,李白先生吹自己的杰作,还被莘莘学子捧读,还能读得十分动情。时下文坛上那些吹者和被吹者,三个月,不,一个月以后,还有人记得吗?
一个作家,写了些东西,想让人叫好,是很正常的情绪。在信息泛滥得无所适从的今天,给读者打个照会,不必不好意思,无非广而告之。适当吹吹,无伤大雅。如今铺天盖地的广告,有几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呢?因此,街头吆喝,巷尾叫卖,推销产品,便属必要。所以,别人不吹,自己来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拉点赞助,雇人鼓掌,也不必大惊小怪。
文人好吹,当然不是李白开的头,但不管怎么说,李白的诗和文章,却是第一流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有得吹的吹,并不是一件坏事;让人痛苦的,是没得吹的也吹,充其量,一只瘪皮臭虫,能有多少脓血,硬吹成不可一世的鲲鹏,吹者不感到难堪,别人就会觉得很痛苦了。
但是,假冒伪劣产品,由于质次价廉的缘故,碰上贪便宜的顾客,相对要卖得好些。货真价实的李白,一脑子绝妙好诗,一肚子治国方略,就是推销不出去,第一次到长安,他只有坐冷板凳的份。
愁坐金张馆,繁阴昼不开。
空烟迷雨色,萧飒望中来。
翳翳昏垫苦,沉沉忧恨催。
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
吟咏思管乐,此人已成灰。
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
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玉真公主别馆苦雨》)
好容易走了驸马爷张垍的门子,以为能一登龙门,便身价十倍,哪知权力场的斗争,可不是如诗人想象的那样简单。他两进长安,兴冲冲地来,灰溜溜地走,都栽在了官场倾轧,宫廷纷争之中。大概,一个真正的文学家,政治智商是高不到哪里去的;同样,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其文学才华,总是有限,这是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事。不错,英国的邱吉尔获得过195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与其说奖他的文学,不如说奖他坚定的反对共产主义的一生,来得更确切些。驸马将李白扔在了终南山里那位道姑的别墅里,再也不理不问。细雨蒙蒙之中,希望渺渺之时,能不发出感叹系之的悲鸣吗!
毛泽东曾用毛与皮的关系,比喻知识分子的依存问题。封建社会中所谓的“士”,也是要考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李白为了找这块可以附着的皮,第二次进了长安。这回可是皇帝叫他来的,从此能够施展抱负了,虽然,他那诗人的灵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不能完全适应这份新生活,只好以酒度日,长醉不醒。而李隆基分派下来的写诗任务,不过哄杨贵妃开心而已。无法参预朝政,得不到“尽节报明主”的机会,眼看着“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最后,他只好连这份吃香喝辣的差使,也不干了。终于打了辞职报告,卷起铺盖,告别长安。
本来他以为从此进入决策中枢,一显才智。可在帝王眼里,供奉翰林与华清池的小太监一样,一个搓背擦澡,一个即席赋诗,同是侍候人的差使。也许,他未必真心想走,说不定一步一回头,盼着宫中传旨让他打道回朝,与圣上热烈拥抱呢!我们这位大诗人,在兴庆宫外,左等不来,右等不到,只好撅着嘴,骑着驴,出春明门,东下洛阳,去看杜甫了。
这就是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出世与入世,在野与在朝,又想吃,又怕烫,要不吃,又心痒的重重矛盾之中的原因,也是历代统治者对文人不待见,不放心,断不了收拾,甚至杀头的原因。
第二次漫游,李白走遍了鲁、晋、豫、冀、湘、鄂、苏、浙,公元753年,在安徽宣城,又写了一首感到相当失落,但仍不甘失落的诗。
青春几何时,黄鸟鸣不歇。
天涯失乡路,江外老华发。
心飞秦塞云,影滞楚关月。
身世殊烂漫,田园久芜没。
岁晏何所从,长歌谢金阙。(《江南春怀》)
也许,一个人的性格可能决定了他的命运,同样,一个人的命运也可能支配着他的心路历程。十年过去,无论他兜了多么大的圈子,从那首“浩歌待明月”,到这首“长歌谢金阙”,轨迹不变,仍旧回到最初的精神起点上去。
真为我们的想不开的诗人痛苦。老先生啊,文学史记住的是你的诗,至于你的官衔,你的功名,那是一笔带过的东西,即使写在悼词里,光荣、伟大、正确、英明、雄伟、辽阔,一直到呜呼尚飨,全写了,又如何?念完以后也就完了,没有一个人会听进耳朵里去。但是,人们却能记住你的诗。所以,一看到我的许多同行,忙忙碌碌,甚至蝇营狗苟,谋这个职务,求那个差使,得着,欢天喜地,得不着,呼天抢地,我就想,有那精神和时间,写点东西该多好?不写东西,躺在草地上,四肢撑开,像一个“大”字,看天上的浮云游走,又该有多自在?
文人得了官场病!也就没治了!
我一直在思索,若是他死心塌地的去做他的行吟诗人、云游山人、业馀道人,或者大众情人,或者长醉之人,有什么不好?可他总是心绪如麻地往长安那个方向眺望不已,难道他还看不出来,那个不可救药的李隆基,已离完蛋不远了吗?就算朝中的清醒者,聘他回长安施展治国才能,坐在火药桶上的李唐王朝,引线已经点燃,开始倒计时,他能阻止这场帝国大爆炸吗?
但诗人不,撇开他的私念不论,那一份家国之念的执着,那一份功名之想的强烈,还是令人感动。尤其那一份“欲献济时心,此心谁见明”的急迫感,简直成了他的心狱。在登谢朓楼时,还念念不忘“何时腾风云,搏击申所能”。那个昏愦的唐玄宗,早把醉酒成篇的诗人,忘掉在九霄云外;时隔十年以后的李白,还自作多情地“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扰”,忧国忧民不已,读诗至此,不能不为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多馀的痴情,感到深深的悲哀。
他不爱你,你还爱他,这单相思岂不是白害了吗?
公元755年,李唐王朝的盛世光景,再也维持不下去,安史之乱终于爆发;从此,元气不复,走向衰弱。同样,这场动乱也将李白推到皇室斗争的政治漩涡之中,成了牺牲品。他还没有来得及弄清谁是谁非,急忙忙站错了队,便草草地于垢辱中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
他是个快活人,即使在逃亡避难,奔走依靠途中,不乏行吟歌啸,诗人兴会,酒女舞伎,游山逛水的快活,这是他几乎不可或缺的人生“功课”,该快活,能快活,还是要快活的。但是,诗人是个矛盾体,快活的同时,也有不快活,便是那场血洗中华的战乱,他不能不激动,不能不愤怒,不能不忧心忡忡。
马如一匹练,明日过吴门。
乃是要离客,西来欲报恩。
笑开燕匕首,拂拭竟无言。
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
爱子隔东鲁,空悲断肠猿。
林回弃白璧,千里阻同奔。
君为我致之,轻赉涉淮原。
精诚合天道,不愧远游魂。(《赠武十七谔》)
于是,他无时无刻不关注着两淮战事,河洛安危,“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河山灰烬,社稷倾圮,爱国之情,报国之心,还是使得这位快活的诗人,夜不能眠,起坐徘徊。
所以,为李白辩者,常从这个共赴国难的角度,为他应诏入永王幕表白。但那是说不通的,很难设想关心政治的李白,会胡涂到丝毫不知这个握兵重镇的李璘,正在反叛的事实。他所以走出这一步,是经过了慎思熟虑的。我认为玄武门之变的历史教训,对诗人的那根兴奋了的迷走神经来说,是一种强刺激。他心中有个算计,就是在决胜局尚未揭晓之前,既没有胜者,也没有败者,谁知这位皇子,会不会是第二个李世民,明天的唐太宗呢?
诗人是以一个赌徒的心理,押上这一宝的。他哪里想到,这一步铸成他的大错,这一错加速他的死亡。
当他被李璘邀去参观那一支王牌水师,走上楼船的甲板时,官员们呐喊欢呼,列队欢迎,水兵们持枪致敬,恭请检阅。穿上军衣,戴上军阶,挎上军刀,行着军礼的李白,总算体验到一次运筹帷幄之威风,指挥统率之光荣,顿时间,忘乎所以,啸歌江上,脑袋发热,赞歌飞扬,把身边的野心家,当成明日之星,大发诗兴,一下子泉涌般地写了十一首颂诗。
这实在有点破天荒。当年,李隆基点名请他赋诗,也不过才写了三首《清平调词》。而这次却显得很慷慨: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
自诩之后,又别有用心地暗示李璘——
龙蟠虎踞帝王州,帝子金陵访古丘。
春风试暖昭阳殿,明月还过鹊楼。(《永王东巡歌》其四)
最后,则认为天下已定,佐驾有功,就等着永记公司的老板给他分红了。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
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其十一)
一个本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诗人,现在,成为政治上的胡涂虫,这种文人见木不见林的短见,太实用,也太庸俗的功利主义,真使人不禁要为误入歧途的大诗人李白叹息。
至德元年(756)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十二月,一看没戏的永王李璘,公开打出反叛旗帜,割据金陵。公元757年正月,永王率水师东下,经浔阳,从庐山把诗人请了下来。政治家有时需要文学家,只不过起个招牌作用而已,李璘举事,民心不附,当然要这样一位名流作号召。诗人有其天真的一面,当真想象他就是东晋的“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谢安,胡子一撅一撅,下山辅佐王业去了。
其实,李璘集结军队,顺流而下,分兵袭击吴郡、广陵,已引起江南士民的抵抗,李白是清楚的。急于扩大地盘,另立中央的行径,几乎没有州县响应,更无名流支持,李白也是了解的。否则就没有犹豫再三,最后经不起敦劝和诱惑,才入幕为宾的过程。
他哪里想到,那个刚登上皇位的李亨,一见后院着火,大敌当前也顾不得了,回出手来便狠狠地收拾他的兄弟。二月份在镇江的一场激战,曾被诗人歌颂过的英武水师,被打得溃不成军,诗人至此,吃什么后悔药也来不及了。
最可笑的,那个主犯李璘,没有定罪,而从犯李白,李亨却不肯原谅。
先把诗人关在浔阳狱中,幸好,得到御史中丞宋若思的营救,取保释放。出于感激,赶紧写了一首题目很长的诗,《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献上去——
独坐清天下,专征出海隅。
九江皆渡虎,三郡尽还珠。
组练明秋浦,楼船入郢都。
风高初选将,月满欲平胡。
杀气横千里,军声动九区。
白猿惭剑术,黄石借兵符。
戎虏行当翦,鲸鲵立可诛。
自怜非剧孟,何以佐良图。
所以把这首泛泛的诗作,抄录出来,因为我实在怀疑,是不是原来打算献给永王的?如果那个野心家真的坐江山的话,这不是一首写他创业建功的现成的诗吗?
这世界上有的是小人,而皇帝有可能是最大的小人,李亨不保他,谁保也不行,诗人保外的日子很快结束,最后,给他定了“从璘”罪,流放夜郎。
《旧唐书》为史家著,对于李白之死,是这样写的:“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新唐书》为文人撰,对于同行多所回避,连醉也略而不谈了。
但李白醉酒落水而死,杜甫过食牛肉而亡的传说,却在民间一直流传至今。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是两个经常提及的例证。有一说,诗人醉酒泛舟江上,误以为水中月为天上月,俯身捉月,一去不回。有一说,诗人看到江上的月影,以为是九霄云外的天庭,派使者来接他上天,遂迎了过去,跃入江水之中,有去无归。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临路歌》)
这是他最后一首诗作,这个一辈子视自己为大鹏,恨不能振翅飞得更高的诗人,忘了万有引力这个规律,终于还是要重重地摔落在地上的。诗人最后选择了投入江水怀抱中的这个办法,也许他想到老子那句名言:“上善若水。”这个结局,说不定能给后人,多留下一点遐想的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