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读到一部近人编的《宋词选》，其中选了舒直一首《蝶恋花》：

芙蓉落尽天涵水，

日暮沧波起。

背飞双燕贴云寒，

抛向小楼东畔倚栏看。

浮生只合尊前老，

雪满长安道。

故人早晚上高台，

寄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这首词，写出一点怀旧的感情，好，说不上；坏，也说不上。如果不是因为舒亶的名字，也许不会有人用正眼瞧的。但这位懒堂先生，却是一个坏蛋，因为他作为“乌台诗案”主控官，与另一坏蛋李定一起，受王安石驱使，一心想把苏轼弄死。由于这样一个背景，后人记住了他，他很一般的作品，也就没有被湮没在历史的故纸堆里。

这倒吻合晋人桓温所言“既不能流芳百世，复遗臭万载邪！”若是不管用什么方法，能把自己的名字附着在历史上的话，整名人出名，倒不失为一种求得“不朽”的诀窍。

舒亶有《舒学士词》一卷，赵万里辑。不过，不传而已。《全宋词》存其词五十首，几乎全为令词。评者认为他“雅语深情，得花间派真传”，显然，他的文风，属趋时一派。凡没有真功夫，而进入文学这一领域者，通常都搞新潮，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文学定律。宋代，从皇帝到官员，文学素养要较别朝为高，几乎每人都写得几首浓词艳赋。因为那时的应酬，官伎侑酒，猜枚行令，歌女展喉，按谱度曲，因此，倚声填词是一种席间的风雅。舒亶任职御史台，上有靠山，下有爪牙，巴结的人很多，畏惧的人则更多，少不了吃请。饭局上，自然有漂亮小姐缠着他，写两首小令唱唱。

后来，“元祐更化”，旧派上台，哲宗罢新政，新党人物纷纷落马。御史台把臭名昭著的舒亶，赶了出去。新政的铁杆党羽中，他算是比较早的落寞者。这首词中可以读出他的心态，既有落寞的凄凉，更有重登政治舞台的期盼。

“故人早晚上高台”，这是最堪玩味的一句。故人是谁？不言自明，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安石，他的恩公。

在中国封建王朝中，有两个神宗，一为宋神宗赵顼，一为明神宗朱翊钧，之所以著名，都搞过成功或不成功的改革。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宋史·本纪第十七》）这个半截子改革，不但未能奏效一时，而且导致党争分裂，互讦不止，北宋从此益发衰弱，最后只好南渡。明神宗支持张居正新政，倒是一直坚持到这位首辅寿终正寝。但张师傅一死，皇帝翻脸，满门抄斩，鸡犬不留，也还是一个半截子改革。“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史·本纪第二十一》），张的新政也救不了颓败的大明王朝，从此一蹶不振，直到崇祯吊死煤山。

中国历史上的维新、变法、改良、改革，从王莽、桑弘羊起，到康、梁、谭嗣同止，未获成功的原因，非常复杂，但重要一条就是这些领袖人物，往往缺乏真正的治国才能，和足够的人格魅力。坐而论道者多，浮躁偏激者多，而且这些人中，多多少少具有精神上的缺陷。精于谋划的张居正如此，乱来一气的王安石尤如此，所以，王比张的政治寿命更短；几年之内，把宋朝搞得一团糟以后，回南京赋闲去了。

舒亶当然希望王荆公东山再起，好回到想收拾谁就收拾谁的御史台。一般来讲，在官场厮混久了，得到的，怕失去，失去的，希望再得到。春风得意过的人，就怕秋风萧瑟，那落寞，那冷落，颇忍受不了。如今，长安道上的雪，已经在为别人沸沸扬扬地落下来，赏雪没他的份，寻梅没他的戏，好凄清，好孤冷，好伤心，只好端起酒杯，对着已是别人的世界，凭栏独眺，黯然神伤了！

罢相后的王安石，回到金陵去了，滋味和他的这位部下，大略相似，也写过一首同样意境的词《桂枝春》。当然不是与舒亶唱和，主子和奴才之间，利用归利用，瞧不起归瞧不起，没有多少共同语言的，我估计王甚至不屑搭理舒。

到底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果然出手不凡：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正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征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

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王安石对金陵太熟悉，当初就是在这座城市里大造声势而发迹的。那时，中国还未有“作秀”一词，他已深懂“作秀”之道。一心想改变积弱国势的宋神宗，求才若渴，好像有了王安石，大宋王朝就有救了，一天连发几道急令，沿途驿卒将坐骑鞭策出累累血痕，从开封赶往南京，请他去上任。那时的王安石，如日中天，红得发紫，气势如虹，众望所归。现在，完了，过气政客，下台官员，失意明星，落魄文人，都是“挑水的回头，过井（景）之人”。一句“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越琢磨，越体味出王安石满肚子的不是滋味。

这是他不想道出，可又不能不道出的真心情，难怪苏轼读了这首词后，不由发出“此老乃野狐精也”的感叹。苏是大家，王也是大家，大家之间，总有惺惺相惜之处。尽管这两个人，同是文友，更是政敌；偶有过从，很少来往。但王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是文学家，倒霉也倒不太大；苏相反，第一是文学家，第二才是政治家，一跟头栽下就起不来。所以，常失败的苏对王能看得透，坦然而自信，虽空间有限，时间无穷，政治败而文学不输；占优势的王对苏则甚计较，拘谨而戚戚，虽将其扳倒而并无赢的感觉，不免空虚。到了写这首《金陵怀古》词时，王对苏似心结尚在，苏对王则豁然开朗。这大概就是两位文人高低上下的差异所在了。

王安石变法，在神宗支持下出台，舆论大哗，遭到保守派的抵制，可想而知，他要反击，也属自然。当时，朝廷内外，反对者甚众，有一位叫范缜的大臣，上书反对他，“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颤”，但他犯了一个策略性的错误，判断苏轼为保守派的首领，先要把他干掉。决策错了。其实，苏轼并非全部否定变法，只是新法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过于峻急伤民，与民争利，而持有异议而已。

据宋人王栐《燕翼诒谋录》，可见实施新法中的“青苗法”其弊何在，“上散青苗钱于设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顾也，则命娼女坐肆作乐而蛊惑之”。本来，春季借给农户的小额低息贷款，秋后还款付息，农民国家均得利的“青苗法”，本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变成诓骗农民的一个局。

王安石此人绝对听不得任何反对意见，这样，把一个可能争取的同盟者，推向对立面，我想，“拗相公”的“拗”，显然是从他精神上的缺陷，思维易走极端而来。我始终相信，想将苏东坡送上断头台的最致命的原因，不完全是因为他的《上神宗皇帝书》，不完全因为他是保守派的核心人物，而是文人相轻，到文人相嫉，到文人要把文人干掉的恶心理。王安石也逃不脱。

因为苏东坡的诗词歌赋，甚至为皇帝拟的诏书文告、道德文章，都要胜王安石一筹。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里说：“王荆公诗无一句自在，故其为人拗强乖张。”就冲王之矫揉造作，苏之坦荡率真，两种性格上的差异，也能理解人品的高下之分，文品上的高低之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王安石忍受不了他实际上属二流作家的事实，尤其不能忍受苏东坡根本不把他当回事的调侃。

倘非王安石作了暗示，就是他安插在御史台的那几个狗腿子，承其意志，视其脸色，拍其马屁，大打出手，于是，深文周纳，捕风扑影，苏轼成了王安石实施新政后的第一个倒霉的大文人。

擒贼先擒王嘛！王安石会“嘿嘿”一笑的。

虽然，王安石的变法，为史家肯定，虽然，他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为后来的离经叛道者，视作精神指南。但是，他相当小人，而且，很伪君子。

到了南宋，就出现一篇丑化他的平话《拗相公》，存于《京本通俗小说》，后被冯梦龙收进《警世通言》。出于政敌反宣传的精彩段子，自是不可全信。但是，读他未发迹时，《上欧阳永叔书》之二中“某以不肖，愿趋走于先生长者之门久矣，初以疵贱，不能自通”这几句话，颇有“文革”中写效忠信的那股卑微口气，就不以为然了。接着读《宋史》，知道曾巩曾经将王安石介绍给欧阳修，欧“为之延誉”，王才渐渐得志的。可他很快把最早的牵线人抛到一边。再后，青云直上的他，连曾经鼓吹他的欧阳修，也要排挤出政坛，断情绝义，令人不齿。这期间有人建议应该留下这位有经验的政治家，“安石曰：‘欧阳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欧阳老被逐出开封，回安徽滁州去筑醉翁亭了。

这些见诸正史翻脸不认人的事例，实在让我对王产生新认识。姑且认为王安石出于“革命”大义，并非小人行径。但冲他起劲反对的那些政敌，如司马光，如欧阳修，如苏轼，都是在文学上有建树的大手笔，我又不禁怀疑大义之外的小人心胸。因为文人，通常不能宽容比他稍好一些的同行，王安石是毫无疑义的大家，但同是大家，也还是存在某些质素上的差别，因此，借助于非文学的手段，将同行置之死地，便是可以理解为下作了。

这种下作，从来也不会绝迹的。而王安石豢养的狗腿子，则是等而下之的小文人，就更是赤裸裸的嗜血之徒了。宋人仓皇南渡，是在金兵压境，迫近开封的情况下，一次毫无准备的大撤退，所以，政府的文书档案，散落开封街头，无人过问。到了南宋，朋九万从民间搜集到当年监押苏轼时的审讯记录，将其出版，书名《乌台诗案》。乌台是宋代开封御史衙门所在地，由于那里有几棵大树，乌鸦营巢于上而得名。这本书收集了元丰二年（1097）审讯苏轼的全部材料。

于是，我们看到了舒亶的“生花妙笔”，他参奏道：“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谤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论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它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这种文字狱的惯技，玩的人，和被玩的人，都太了如指掌了。

李定更不是东西了，一般来讲，小人是东西者也少，他尤甚。封建社会，提倡孝道，父母丧必报丁忧，三年内不做官，不婚娶，不赴宴，不应考。李定迷恋官位，竟然瞒丧，为世人所不齿。他跳出来配合舒亶，参苏轼四大该废的理由，就更恶毒了。“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此一可废也。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鼓动流俗，言伪而辨，当官侮慢，行伪而坚，此三可废也。陛下修明政事，轼怨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

他所说的“废”，就是舒亶说的“重典”，“按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伏望陛下用治世的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贼咬一口，入骨三分；要是小人咬住你，你就只有等死了。

中使皇甫遵到了湖州，捉拿苏轼，那情势就十分可怕了。苏轼在给文潞公的一封信里，写得很凄惨：“某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馀守舍皆妇女幼稚。到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舟搜取，长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他在给陈师仲书中，很痛苦地回忆这件往事：“悉取焚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受他这次案件牵连的人不少，王安石想把所有变法反对派一网打尽。驸马王诜因来往甚密，被削除一切官职，司马光、范缜等被罚铜二十斤。还有一位王巩，一向生活奢侈，连外出旅游，也要让仆人带着自家的佳酿，决不肯在村店野肆喝酒的贵公子，也因与他来往，被发配到荒僻的地方。苏轼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道：“饥寒穷困，本书生常分，仆处不戚戚固宜，独怪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此孔子所谓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

幸亏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占多数，“予得罪于吴兴，亲戚故人皆惊散，独两王子（立、敏）不去，送予出郊，曰死生祸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苏轼自湖州赴狱，亲朋皆绝交。道扬，太守鲜于冼往见，台吏不许通。或曰：‘公与轼相知久，其所往来诗文，宜焚之勿留，不然，且获罪。’冼曰：‘欺君负友，吾不忍为。以忠义分谴，则所愿也。’”

但是，这个不沉的友情之湖，对小人而言，是永远也不会出现的。小人之间，只有利害，毫无情谊，只有勾结，不讲信义，他们一旦失去咬人的可能，便觉得全世界都有可能咬他，这种日子，就很难过得坦然自若了。

拗相公，拗了一辈子，最后死于惊恐之中，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二

王安石（1021—1080），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他的变法，在历史上的影响，要较他的文学成就更大些。然而，他也是个怪人。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王荆公性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时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更出新衣，为荆公番号拆洗。介甫云出浴见新辄服之，亦不问所从来也。”

“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宋史·王安石传》里说：“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世风好谀，大人物的一举一动，那怕放个屁，追随者也会顶礼膜拜的，所以，才有“马屁精”这一美称。不过，一年到头不沐浴，一件衣服穿旧穿脏也不洗涤，怎么能和“贤”联系上，我真佩服古代马屁精的想象力。也许他们心目中的贤人，都是从内到外，不那么干净吧？

宋人彭乘《墨客挥犀》里，还记载了另外一个小故事，也可见此公的性格：“王荆公为大学士时，尝访君谟。君谟闻公至，喜甚，自取绝品茶，亲涤器烹点，以待公，冀公称赏。公于夹袋中取消风散一撮，投茶瓯中并食之，君谟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谟大笑，且叹公之真率也。”这个烹绝品茶，希望得到王安石称赏的人，大概也属“马”派，有什么真率可叹？说得好听些，一个不通晓，或者假装不通晓人情世事的怪人罢了。

不过，从古到今，文人中间，怪者也多，倒也不足为奇。

王安石是一个搞政治的文学家，在野二十多年，冷板凳坐得太久，要不作一些怪的话，也是怕人把他忘记的。所以，凡是在文坛跟头把式，出点洋相，制造新闻，兴风作浪，不那么老老实实坐在那儿写作者，十之九，都有其广义上的政治企图。因为搞真正的文学，是要费点力气的，而作怪的话，兴之所至，率意而为，那就容易多了。

例如作《登楼赋》的王粲，喜欢作驴叫，实在怪得可以。他死后，安葬毕，来送丧的曹丕对一些参加追悼会的文人提议，仲宣生前爱作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于是，每人皆引吭高声效驴之吼鸣，墓前的那个交响场面，肯定令人亢奋，但也确实是荒诞不经的。同时期，还有一位阮籍，喜欢作长啸，声闻数百步。他既不是戏曲演员，需要吊嗓子，也不是美声唱法，要练发声，长啸不已的话，也会让人不得其解的。所以，由文人组成的文坛，忽而传来一声驴鸣，一声虎啸，大可不必太在意的。因为，他不这样怪一下，怎么能让大家侧目而视呢？

至于王安石的怪，到底属于哪一类的怪，千古论者，看法不一。甚至当时的皇帝，那位宋仁宗，也弄不清他是真怪，假怪，还是装怪，何况我们后人乎？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载，仁宗有一次赐宴，自然也算是盛典了。但他请臣下的客，倒具有一点西洋情调，与会者得自己在池塘里，钓上鱼来，然后或红烧，或清蒸，与大家共享同乐。

王安石不喜欢钓鱼，也不善钓鱼，坐在那里，便把一碟子用面粉做成的鱼饵，一粒一粒地扔进嘴里，吃了个精光。第二天，宋仁宗对当朝宰相讲，可能是韩琦吧，所以，王安石记他一辈的仇。仁宗问韩，这个王安石是怎么回事呢？他是极虚伪，还是极呆傻呢？一个人保不齐误吃一粒两粒鱼饵，但总不能把那么一大盘子的小面球，统统吃下去的。所以，宋仁宗不怎么赏识他，也不曾重用他。因此，他的怪，就是苏东坡的老爹苏洵所说，大奸加上大愚的混合物了。

但他对宋神宗，又好像并不怪。宋人曾舒《南游说旧》记载：“王介甫以次女适蔡卞，吴国夫人爱此女，乃以天下乐锦为帐，未成礼而华侈之声闻于外。神宗一日问介甫云：‘卿大儒之家，用锦帐嫁女？’甫愕然无以对，归问之，果然，乃舍之开宝寺福胜阁下为佛帐，明日再对，惶惧谢罪而已。”由此看，他有时要装装怪，有时也不敢怪的。

文人的怪，恐怕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有时，表象和本质会很不一致，怪诞的背后，没准更加世俗，说到底，怪的行为举止，无非是文人一种引人注目的表演手段而已。

有一年元宵节，王安石陪着神宗皇帝，君臣二人，边谈边行，乘马进宣德门。没想到执勤卫士，持枪把他拦住了，拉住了他的马，不许他进去。那时，他已经是参知政事，相当于副首相，宰相肚里好撑船，本不必发那么大的脾气。但他居然上奏章，要逮捕法办。御史蔡确不同意：“宿卫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所，应诃止。”王安石“拗”起来，连神宗也拿他没办法，只好为他“杖卫士，斥内侍”，而“安石犹不平”。

但是，他要把他的儿子王雱推荐给神宗皇帝时，按他的怪和拗，直接提出来，也未为不可的。可他却绕了个大弯子，先把他儿子写的策论和《道德经》注疏，刻了板，再印成书，再拿在市场上卖，再从读者的呼声中，上达天听使皇帝闻知，采取了这种迂回战略，此公究竟是真拗呢，还是假拗，真是要打个问号的。

在中国历史上，唐宋两朝，是文人做官最多的年代，唐宋八大家，最起码的也做到地委一级。此前的汉魏时期，皇帝是不怎么把文人当回事的，司马迁自己都认为史官不过倡隶优卒之流的小人物，司马相如、枚乘也不过文学侍从罢了。祢衡被曹操罚作鼓吏，杨修只是随军参事，竹林七贤中有的官职不低，但无实权。此后的明清时期，文人做大官者，就更少了，进入中央决策机关，能参与政要、发号施令者，绝无仅有。虽然有些御用文人，随侍皇帝左右，写些应制文章，但只有吾王万岁万万岁的捧场权，干政是轻易不敢的。唯有唐宋两代，文人的价码要高一点，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在被黜被贬被流放的情况下，还能当上地方官。而王安石，改变了整个国家现行政策者，亘古以来，也只有他一人而已。

王安石为了实现他的出人头地的远大目标，以不做官的手段求官，几乎等待了他的前半辈子，能下这么大本钱，连同时代的人，都认为他怪得可以，因为朝廷再三请他出仕，他硬是拒绝任命。有一次，给他一个修起居注的差使，“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如此这般地坚辞，可见他是懂得以怪制胜的，其实并不怪的人。

他庆历二年（1042）考中进士，时年二十一岁。一直到四十六岁，也就是熙宁元年（1068）得意，经历了仁宗、英宗两朝，一共二十五、六年之久，讲学金陵，不与奔竞，“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俾于美官，惟患其不就也”。由于他谢绝到朝廷里就任，恬退守职，声名日盛。越表示不做官，朝野上下越希望他出来做官，越做出怪的行止，也越是吸引观众。舆论造得如此之足，竟被视他为“一世之伟人”，朝拜者、敬礼者、请安者、侍奉者不绝于门，“以金陵（指王安石）不作执政为屈”。如此极尽鼓蛊煽动之能事的效果，试想这是傻不唧唧吃了一盘子鱼饵的人，制造得出来的吗？

治平四年（1067）正月，神宗即位，立即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九月，又擢升翰林学士兼侍讲，这比坐直升飞机还要快，因为他决心要把这位隔墙吹喇叭，名声在外的奇才，从外任调入京师予以重任。因为当太子时，他的太子司文书事韩维（后来王安石把他一脚踢了），经常对政局发表看法。每逢这位王储赞同时，韩就表示，此非臣之意见，乃王安石之见解耳。所以，神宗耳朵里早被王安石的名声灌满了，王安石和韩维密信往还，很了解这位新皇帝对他的态度。看来，此公身在金陵，心在汴京，并不是无抱负的傻吃鱼饵的呆子，更不是厌倦仕途的尘外之人，只不过要看时机和什么样的皇帝罢了。

所以说，怪也好，不怪也好，装怪也好，都有其现实的考虑。王安石不是不想出仕的，嘉祐三年（1058），仁宗把他从江东刑狱调到中央来任度支判官，他也曾对仁宗皇帝抱有幻想，上过万言书的。结果，碰了个钉子，未被采纳，他怀才不遇，适逢丁忧，只好退隐金陵，待机而动了。英宗一朝，他因为反对过这位皇帝继承大位，知道不会有好果子吃，所以给他官做，他也不做。等到神宗登基，他认为是时候了，圣旨一到，他不再拒绝做官，马上接受了任命。

不过，他也许觉得一反常态地热衷仕途，和他多年营造的恬淡拒任的形象，不那么吻合，到底还是称病，拖延了七个月才进京。弄得神宗也疑惑起来，是真有病呢？还是冀图高位？

他二十多年，韬光养晦，拒不出山，制造空气，声誉鹊起，也有其策略上的盘算，因仁宗、英宗两朝任职的范仲淹、晏殊、文彦博、欧阳修、司马光，这些文学上的对手，要想超越的话，还得凭借政治上的优势才行。而在封建社会里，最大的政治上的靠山，就是皇帝。他深知仁宗、英宗不可能对他另眼相待，所以，只有踞守金陵，等待时机了。

神宗上台，宋王朝积弱的国势，至此愈益衰敝。仁宗时，国库就“所出无馀”，英宗时收不抵支，出现赤字。范仲淹在仁宗庆历年间，也搞过新政的，碰了个大钉子，只能守成求稳了。新皇帝对这些无计可施的老臣，当然不满意，而每年必须要“赐”给西夏的五万两银、十三万匹绢、两万斤茶，以求和平的费用，还不包括节日期间要“赠”番邦的银、茶、绢、帛、衣着的沉重负担。王安石给仁宗上的万言书，石沉大海，因为那时国家的日子好过些。但现在，处于内忧外患局面下的神宗，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王安石的变法上。他一展雄图的时机到了。

但是，任何一次政治变革，即使很细小的改革，都别指望会顺利付诸实施的，势必要触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假如这部分人的力量足够强大的话，那么，变革行动不出母腹，就会被扼杀了。宋仁宗的庆历新政，清德宗的康梁变法，就是这样失败的。假如保守派的力量虽然强大，但进行政治变革的力量，与之旗鼓相当的话，那么，若是能坚定地排除变革过程中的障碍，若是变革者的营垒始终保持精诚团结，若是能够证明这场变革确实给老百姓带来福祉的话，也许，有取得成功的可能。

王安石尽管把所有反对变法的人，都放逐了。作家是最不堪一击的，欧阳修回家养老去了，司马光靠边站了，苏东坡修西湖去了。但王安石无法制止由于权力再分配，而造成自己阵营中的分崩离析的现象。他最得力的推行新政的副手吕惠卿，也是把他出卖、导致他最终失败的主力。这个福建人，曾是王安石最赏识的，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载：“荆公尝言：‘当今可望者，惟吕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极高，但为流俗所毁耳。’……量足以容君子，识足以辨小人。”王安石欣赏的这两位，都是不可救药的败类。

民谚“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表现出老百姓的智慧。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小人和小人勾肩搭背，君子和君子清茶一杯，所以，司马光在他愤而辞去一切职务时，给神宗上书论事，指斥王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王安石下台以后，在南京，天天要写“福建子”三字，以泄他对吕惠卿的怨恨。凡是执迷地、强直地、无限反复地做同一件事而不停歇者，在医学上会被视作精神病的症状之一，王安石如果不是小人，不是伪君子，不是怪人的话，那么，可以断言，他在精神状态上，是个很不健康的人，当无疑问。

但变法失败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青苗、保甲、免役、手实诸法，有利民的一面，也有扰民的一面；而贯彻执行新法，依靠的仍是旧的官僚行政机构，结果本来有利于民的政策，也会变质而给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拗相公》是宋人话本，其中所描写老百姓对于变法的深恶痛绝之情，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真实性。

当然，还有并非不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进行政治变革的领袖。若不是一位具有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人物，而是一个怪人，一个拗相公，必然失去最起码的群众基础。作为文学家，这种性格色彩，足以魅人；作为政治家，怪诞乖戾，险谲诡异，躁迫强直，刚愎自用，“逆意者虽贤为不肖，附己者虽不肖为贤”，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变法失败的命运。

苏洵为此写了一篇《辨奸论》，也有人认为是假托的，无论如何，反应了一种民意。“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其祸岂可胜言哉？”这个人，就是王安石了。接着，就谈到了他的怪。“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最后，他的结论是：“凡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因此，碰上这类以怪待价而沽，以怪欺世盗名，以怪招摇过市，以怪不可一世的文人，还真得想想苏老泉的这番话。

王安石罢相以后，回到金陵去了。他的住宅附近，有一个地名叫“谢安墩”，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又名谢安石，曾在此地落脚过。东晋至宋，也是好几百年的事了，王安石这个怪人，也怪得太无边无际起来，为这个“谢公墩”姓谢而不姓王，写了一首绝句。“我公名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

文人之怪，怪到如此地步，也算是登峰造极了。

王安石最后还是失败了，倒不是正人君子把他挤出了朝廷，善与恶较量，善是绝对不会操胜算的。相反，恶与恶斗，倒必有一场全武行的好戏。王安石实际是败在了他一手提拔的吕惠卿手里。苏轼在南京见到下野的拗相公时，还曾好心地关注他过去一些政治上的举措得失。他连连摆手说：“别问我，别问我，现在已是吕惠卿主政了。”而且还神秘兮兮地对苏轼交待，“此话出于我口，入于你耳，万万不可使他人所知”。

他这样紧张其事，不是没有来由的。由于王安石当年给吕惠卿写过一封私下的信，上面特地注上一笔：“勿使上知。”也就是不要让皇帝知道他们之间的秘密。结果，这个可以说是更坏的小人，彻底的两面派，随时准备反戈一击的叛卖者，把这封“勿使上知”的信件，交给了皇帝，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从此，他就固定在这个无法令人尊敬的形象上，他伤害了几乎一代好人，也就只有让后人永远保持对他的歧义了。

被整得一败涂地的苏东坡，倒有机会在金陵与这位不可一世的王安石，有一面之缘。“东坡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在方丈饮茶次，公指案上大砚曰：‘可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东坡应声曰：‘轼请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斫山骨。’荆公沉思良久，无以续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穷览蒋山之胜，此非所急也。’田画承君，是日与一二客从后观之，承君曰：‘荆公寻常好以此困人，而门下士多辞以不能，不料东坡不可以此慑伏也。’”由这样一个小场面，便活画出东坡的率真和王安石的矫情，也写出东坡之屡败和王安石所以能得意一时的原因了。

小人，像大肠杆菌一样，植根在社会的肌体之中，一遇机会，就要爆发出来。不过，君子当道，正常细胞能够抑制得住病菌的繁殖，小人被抑制，即使闹，也不敢太张狂。但有的时候，邪恶占了上风，正直受到排斥，于是，病毒泛滥，不可控制，小人便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苏轼这样正派的文人，就要吃苦头了。但是，整人的那些小人，无论怎样猖狂一时，结果，只能是得到万世骂名。历史的价值，也就体现在这种公平上了，否则，小人岂不更得志了吗！

甚至，连列入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在今人眼里，也不过尔尔！有谁还会在书本之外提及他咧！可苏东坡呢？凡他平生足迹所至的地方，无不给后人留下一片好风景，留下几首好诗文，留下在挫折中不屈不挠的身影，留下做一个光明磊落文人的风范。

在文学史上如苏轼者又有几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经得起挫折。我还发现，就在我们周围那些标榜清高、甘于寂寞的同行，十个有九个半，不过嘴上说说而已。会为得不到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位，沮丧痛苦，难过万分。会为得不到一个狗屁不顶的虚衔，哭天号地，哀哀欲绝。还有一些人，就更下作了，一天到晚，怀蠢蠢欲动之心，存绝不退却之念，用东张西望之眼，作掂斤簸两之算。哪怕大幕已经落下，也还是不肯脱下戏装头面，擦去铅华脂粉，还自己一个本色的人。

王安石始终也未做成本色之人，临死的前一天，在野外骑驴独行，他看见一位农妇向他递交诉状，然后就消失不见了。回到家后，一摸衣袋，那份诉状也无影无踪了，他千真万确记得，当时很认真地接过来，放得好好的。这样，越想越怕，越怕越想，于是，第二天，他在恍惚和惊吓中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