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生产队的打谷场在河东。过了河东，就没有住户了。然而，顾先生的家就安置在那里。把顾先生的小茅棚说成“家”，显然是一个过于堂皇的说法了。顾先生没有家，就他一个人。说起来顾先生还是一九五八年来到王家庄的，都十八年了。刚来的时候还是一个小伙子呢。居然是右派。“右派”是什么样的一个科技手段呢，王家庄的人弄不清楚了。还是年轻的顾后，也就是后来的顾先生了，他自己解释清楚的。顾后站在棉花地里，伸出了他的巴掌，十分耐心地把他的五个手指头一根一根地合成了拳头：“地、富、反、坏、右。”而后，又十分耐心地把他的拳头一根一根地扳回到巴掌：“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呢，就是我，右派。”噢——王家庄的人明白了，原来是个坏东西。还细皮嫩肉的呢。

王家庄的人对顾后最深的印象当然不是细皮嫩肉，而是他的字。自从顾后来到王家庄之后，王家庄到处都是字。是标语。在积极劳动之余，顾后定期要到大队部去，提着一个石灰水的水桶，翻一翻《人民日报》，从《人民日报》上挑出七八句话来，看见墙就刷。天地良心，庄稼人是不怎么关心国家大事的，北京发生了什么，庄稼人不知道。其实也不想知道。但是，自从有了顾后，好了。“国家”一有了运动，围墙上的标语就体现出来了。顾后这个人使王家庄和北京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别的就不说吧，就说今年的春天，“反击右倾翻案风”，那几个字就是顾后写的。顾后写的是魏碑，那个“反”字写得尤其漂亮。“反”这个字有一个特点，基本上都是由“撇”和“捺”这两个笔画构成的，天生就有一股子杀气，静悄悄地就呼呼生风了。再加上魏碑霹雳的棱角，像大刀一样，像利剑一样，是烧光杀光、片甲不留的气概。顾后的字写得实在是好哎。

为什么要把顾后叫成“顾先生”呢？有原因的。一九六五年，也就是顾后来到王家庄的第七个年头家庄小学的一位女教师回家生孩子去了。经王家庄小学申报，王家庄支书批准，决定了，女教师的课由顾后来代。顾后一得到这个消息就泪流满面。这不是代课，是新生。一、党愿意把教书育人这样光芒四射的任务放在了顾先生的肩膀上，是天降的大任。可见党对知识分子是并没有赶尽杀绝，还是爱护的。二、顾先生的改造是自觉的、努力的、刻苦的，顾后自己也渴望能得到一个评判的标准，就是苦于找不到。现在好了，顾后走上了讲台，答案有了，看起来党对顾后的改造是肯定的。等于是给顾后发放了一张合格证。顾先生失眠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念党。顾先生擦干了眼角的泪，肩膀上的担子沉重了。

这么多年来顾先生一直在低头劳动，心无旁骛。他一点都不知道自己对教育事业是多么地热爱，现在，知道了。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执着，死心眼，疯狂。一做上教师之后顾先生就有了使不完的力气，比罱泥、挖墒、挑粪、耕田还要勤力，神经质了，怎么使也使不完。顾先生平时是不说话的，是一个尚葫芦。只要能不说，他决不多说一句话，决不多说一个字。现在，换了一个人，换了人间。他是一头驴，拉起自己的两片嘴唇就跑，从不松套。他的嘴唇现在就是两扇磨盘，什么东西都能磨碎了。他恨不能拿起一只漏斗，对着孩子们的耳朵，把磨碎了的东西一股脑儿灌到孩子们的耳朵里去。顾先生教的是复式班。所谓复式班，就是一个班里有好几个年级。顾先生先用十五分钟教一年级的加法，再用十五分钟教五年级的语文。临了，再拿出十五分钟来做机动，把话题扯到课本的外面去，做科普，说理想，谈未来，批判并诅咒美国和苏联。顾先生还把学生拉到课堂的外面去，借助于阳光的影子，运用“勾股定理”来测量梧桐树和苦楝树的高度。由于顾先生不懈的努力，王家庄的每一棵树都得出了科学的、准确的身高。当然，顾先生最关心的还是孩子们的思想。这才是重中之重。他要给他们灌输马克思主义：但对于社会主义的人，这全部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类经过人的劳动创造了人类，作为自然底向人的生成，所以他关于他经过自己本身的诞生、关于他的发生过程有着直观的无可反驳的证明。因为人类和自然底实在性，因为人类对人类作为自然底定在和自然对人类作为人类底定在已经实践地、感性地、直观地生成了，所以对一个异样的存在的疑问，对那在自然和人类之上的存在的一个疑问——这个疑问包含着自然和人类底不存在——已经在实践中成为不可能了。无神论作为这种不存在并且通过这个否定来设定人类底定在；但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再也不需要这样一个媒介了；它从人类底理论地实践地感性的意识和从自然作为本质开始。它是人类底积极的不再经过宗教底扬弃来媒介的自己意识，如同那现实的生活是积极的，不再经过私有制扬弃即共产主义来媒介的人类的现实性一样。共产主义是肯定作为否定底否定，所以是人的解放和复元底现实的、对于后继的历史发展必要的基因。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底必然的形象和强劲的原理，但共产主义照这样现在还不是人的发展底目标——人类社会的形象。一讲到马克思主义，顾先生成了传道士。他在布道。婆婆妈妈地竭尽了全力。可孩子们不懂。真的不懂。不懂那就重复，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十遍，十遍不行七十遍。“真理是不怕重复的”，顾先生对流着鼻涕的孩子们说：“真理就是在重复当中显现并确认其本质的。”这一来课堂上的纪律就成了问题。顾先生管不住。流汗了。管不住顾先生就做家访，找家长去。“我要告诉你爸爸！”顾先生说，“我要告诉你妈妈！”当着孩子的面，他在家长的面前哭了。顾先生的泪水惊心动魄，具有心惊肉跳的效果。孩子们觉得他可怜，乖巧了。可孩子们还是不懂。“这样吧，”顾先生说，“你们先背，先把它存放在脑子里，等你们长大了，它就是你们身上的血。它会在你们的血管里熊熊燃烧，变成火把和灯塔。你的一生将永远也不会迷失。”经过漫长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好了，终于有人背诵出来了。让顾先生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能够背诵出来的反而是低年级的孩子，那些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同学。这是反常识、反逻辑的。然而，是事实。顾先生把这些孩子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小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小分队”。顾先生把孩子们带到了田头、路边、打谷场的周围。他迫不及待。他要让他的孩子们“表演马克思主义”。孩子们的声音很小，主要是害羞，背得又太快，声音就含糊了。可再含糊也不要紧，要紧的是，孩子们的声音是最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它原汁原味，来自遥远的德意志，来自隆隆的十月炮声和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它使不可企及变成了生活里的一个场景，就在孩子们的嘴里，带有吟咏和讴歌的况味，带有洗礼和效忠的性质。家长们震惊了。他们站在一边，把丰盛的鱼尾纹眯在了眼角，张开了缺牙的嘴巴。固定住了。那是喜上心头的表情，是望子成龙的最终成就，愚昧，但满足。孩子们在他们的眼里欣欣向荣。要知道，那可是马克思主义哦，就连公社书记、县委书记也不一定背得出。不一定的。而他们的孩子们却早已是滚瓜烂熟。这是铁的现实。惊天地，泣鬼神。家长们来到了学校，对校长说：“不管女教师什么时候回来，这个右派不能走。”

顾先生作为“先生”的生涯其实并不长，终止于一九六七年的冬天。为什么呢？清理阶级队伍了。顾先生不知道，他其实还是赚了，在学校里多待了一些日子。早在一九六六年之前，***就非常沉痛地告诫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从***说话的口气就应该听得出来，他老人家苦口婆心了。他老人家早已是仁至义尽，迟早要动手。听得出来的。不知道他老人家有没有拍桌子。到了一九六七年的夏天，***撸起了袖口。可为什么顾先生还能在王家庄小学一直待到冬天呢？这就是你们不了解***了。毛主席不光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他还是一等一的庄稼人。夏天庄稼还青在地里，***怎么也不会让庄稼人的两只手闲下来的。等大米进了仓，棉花进了库，他老人家的心也就踏实了。这个时候再抓革命，一抓就灵。

顾先生被清理了。所谓清理，说白了也就是批斗。起码，在王家庄是这样。批斗会是在王家庄小学的操场上召开的，一开始气氛就相当地好，像热闹的、庆功的酒宴，喝酒大家都喝过的，一开始总是谦让着，客客气气的。其实呢，每个人都做好了后发制人的积极准备。到了关键的时刻，再端起酒杯，给予最后的一击。等每个人都喝得差不多了，这时候有意思了，人人都觉得别人醉了，只有自己一个人清醒，少说还有半斤酒的酒量。这个时候的人最爱动感情，好的感情和坏的感情都来得快。一会儿是报答不完的恩情，一句话不对，又成了彻骨的仇恨，顺着酒的力量气吞山河。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都是凭空而来的，影子都没有。但酒让虚妄变得真实。是真的，到了催人泪下和遏止不住的地步，不说出来就闹心，一辈子都对不起自己。要说。要大声地说。要抢着说。要抡着说。要流着眼泪呼天抢地地说。要拍桌子、打板凳地说。***说过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句话说得不好。在王家庄的人看来，革命和喝酒其实是差不多的。一回事。

批斗会开得好极了。就是没有人注意到佩全。其实小东西已经走到台子上来了。顾先生跪在地上，低着头，胸前挂着一块小黑板，肩膀上还摁着两根擀面杖。佩全来了，他从孔素贞、王世国、王大仁、于国香、杨广兰的面前从容地走过去，最终，在顾先生的面前停住了。什么都没有说，直接从怀里抽出菜刀，对着顾先生的脑袋就是一下。操场上立时安静下来了。人们看着顾先生的血高高地喷了出去，像一道单色的彩虹。顾先生没有立即倒下去，他抬起了头来，睁着眼睛，红艳艳地望着佩全。眨巴着，望着他，就好像刚才一直在做梦，这一刻，醒过来了。好像一点也不晓得疼。顾先生的嘴巴动了一下，看起来是想对佩全交代些什么，到底也没说成，栽下去了。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想起来把佩全摁住。可小东西是泥鳅，哪里摁得住。佩全一边挣扎一边尖叫：“我背不出！我不背！我就是背不出！！我就是不背！！”

顾先生没有死。却死活不肯回到学校，放鸭子去了。虽说不再做老师了，有一样，顾先生对自己的要求一点也没变，还是和以往一样地严。说苛刻都不为过。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放鸭子当然是和鸭蛋联系在一起的，说起来也许都没人相信，顾先生从来没有吃过集体的一只鸭蛋。从来没有。顾先生馋不馋？馋。可每当顾先生嘴馋的时候，他就要举起一只鸭蛋，对着阳光提醒自己：这不是一只普通的鸭蛋，它是集体的，是公有制一个椭圆的形式，它所体现出来的是公有制伟大和开阔的精神。一吃，它的“性质”就变了，成了私有的、可耻的个人财产，变成了糜烂的感观享受。所以不能吃。馋是敌人，身体也是敌人。改造就是和敌人——也就是自己，做坚持不懈的斗争。

关于鸭蛋，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顾先生刚刚放鸭不久，一个人突然出现在了顾先生的面前。姜好花，女，一个寡妇。说起来姜好花和顾先生的事情真的不一般，浪漫。先看看开头吧。那一天顾先生正在小舢板上放鸭，河的对岸突然出现了一个人，手里拿着一面水红色的方巾，对着顾先生摇晃。故事的开头先声夺人了。顾先生知道，是有人要过河了。放鸭的替路人摆个渡，原也是极其平常的事。顾先生把小舢板划过去，看清楚了，原来是姜好花。顾先生和姜好花并不熟，从来没有说过话。可毕竟是王家庄的人，好歹还是认识的。那就帮一帮人家吧。整个摆渡的过程都波澜不惊。小舢板靠边了，姜好花站直了身子，打算上岸。戏剧性的场面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姜好花突然扬起了拳头，对准顾先生的后背就是一下。“咚”的一声，相当重，跟复仇似的。顾先生吃了一惊，回过头，姜好花的胳膊还扬在那儿，笑着，拳头捏得紧紧的，下嘴唇同样咬得紧紧的，做虚张声势的威胁，却没有再打。这个举动特别了，款款的，别致起来了。是那种急促的、同时又悠扬的调子。顾先生从来没有领略过。顾先生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地领会，姜好花纵身一跃，上岸了。走了。小舢板在左晃右动，顾先生也在左晃右动。红杏枝头春意闹。王国维说得没错，这一“闹”字，意境全出矣！最有意思的是，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一个字。还是王国维说得好：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顾先生“闹”了。相当“闹”。接下来的日子却再也没有了姜好花的踪影。这就更“闹”了。顾先生的心里起码放了九百只鸭子。“闹”了好几天，顾先生也就在水面上照着自己的影子，苦笑笑，不“闹”了。五天之后，姜好花却以一种更加迷人的方式出现了，几乎是乡村传说中小狐仙才有的方式。这个传说是这样的，说，一个光棍，讨不到老婆，却从猎人的手中救了一只火红色的小狐仙。等他回到家，却发现火红色的小狐仙早已待在他家的灶膛里了，一滚，米饭有了，再一滚，菠菜豆腐汤又有了。从此，光棍汉和这个火红色的小狐仙一起过上了幸福的日子，幸福的日子万（呀）万年长。五天之后，没想到顾先生也遇到这样一只火红色的小狐仙了，刚进了小茅棚，顾先生打开锅盖，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米饭已经煮好了。热烫烫的米饭伴随着锅盖的打开，发出了轻微的“啊”的一声。像深情的叹息。而菠菜豆腐汤也是现成的。顾先生放下锅盖，四处看，连灶膛里都看了，没人。顾先生再不解风情，这里的奥妙他也能猜出几分。顾先生感动了，关键是，姜好花不是一般的女人，是一个寡妇。这就更加地不同寻常了，带上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温暖和凄凉。顾先生不“闹”了，心口里是踏踏实实的幸福，还有感伤。饭是咽进去了，泪水却淌了出来。

当天晚上顾先生就用肥皂洗了澡，静静地守候着姜好花的到来。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姜好花，她没有来。八天之后，顾先生早已是心灰意冷，峰回路转，姜好花却“轰”的一声出场了。她是在深夜时分摸到顾先生的小茅棚的。为伊消得人憔悴，踏破铁鞋无觅处，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顾先生点上灯，注意到姜好花的头发梳过了，通身洋溢着用力清洗和精心拾掇的痕迹。这一来她的身上就带上了一种无畏和坚毅的气质，容易使人联想起电影上那些正面的、地下的、不屈不挠的巾帼英豪。姜好花看了顾先生一眼，到底是个利落的人，上来一步，“呼”的一下，灯灭了。黑夜的颜色一下子膨胀开来。

“书呆子，说实话，想不想？”

“想。”

“想什么？”

“想你。”

“想我什么？”

顾先生不敢说了。

“看来你是不想。”

“我想！”

“想什么？”

“想你的身子。”

“想它做什么？”

顾先生又不敢说了。

“想它做什么？”

“想睡。”

“真想假想？”

“真想。”

“敢不敢？”

“敢。”

“真敢假敢？”

“真敢。”

姜好花不吱声了，站在顾先生的面前，静静地等。等了半天，顾先生还是没有动静。姜好花说：“顾先生，我看你真是个放鸭的，光剩下嘴硬。”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水到渠成了。顾先生在黑暗之中把姜好花搂过来了。一搂过来顾先生就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姜好花光溜溜的，两只茄子对称地挂在那儿，一个比刀山还要高，一个比火海还要烫。别看姜好花长得不怎么样，一对奶子却有无限好的风光，拥有不可思议的震撼力。顾先生的手指捏着姜好花的奶头，刚刚鼓起来的勇气却又怯了，手指头不停地哆嗦。姜好花说：“顾先生，你这是发电报哪？”顾先生被姜好花的这句话逗得开心了，顿时放松了。别看这个女人没文化，却懂得幽默，说明人家脑子灵光。顾先生一把抱起姜好花，平放在了床上，急吼吼的，恨不得立即就遂了心愿。姜好花却把大腿收了起来，死活不依。这一下顾先生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这里头没有逻辑，同样没有科学和思想，顾先生不知道怎么办了。姜好花已经看出来了，别看这个书呆子一肚子的学问，床上可是个外行，可以说是一个白痴。姜好花只好再一次张开了她的大腿。顾先生就趴上去了。可姜好花立即又夹紧了。姜好花说：“顾先生，你先答应给我一件事。”这是顾先生意料之中的，他知道姜好花想说的是什么。顾先生的裆部硬邦邦的，心却已经软了，背诵课文一样说：

“我都答应你。我都调查好了，你三代贫农，不识字，五年前死了男将。我不嫌你是寡妇，我对你七岁的儿子好，我对你五岁的女儿好，我娶你。我保证娶你。”

姜好花躺着，却把一只手搭在了顾先生的肩膀上。姜好花说：

“我不要你娶我。”

“那也行。你要什么？”

“我要鸭蛋。”

顾先生说：“你说什么？”

姜好花说：“你给我鸭蛋。”

这一回顾先生听清楚了。不说话。一直不说话。顾先生突然一拍床板，大义凛然了。顾先生说：

“我宁可不日！”

这是姜好花万万没有想到的。谁能想到呢？黑暗里的气氛尴尬了。有点无法收场的意思。姜好花多少有些惭愧，慢慢地，抬起了她的屁股，在往上顶。一下又一下的，在往上顶。而每一下都能碰到顾先生最致命的地方。这样的滋味顾先生从来没有尝过，眉梢都吊起来了，毛发都竖起来了，嘴里头直哈。想下床，又舍不得。伴随着姜好花的颠簸，顾先生的眼睛一点点地直了，最后，张大了嘴巴。说时迟，那时快，顶不住了，一股脑儿就射了出去。伸出手去一摸，姜好花的肚子上汪了热热的一大摊。顾先生傻了。出大事了。顾先生懊丧已极，说不的！说不的！！说不的！！！

泄了精也就泄了气。顾先生再也没有了刚才的豪迈，恍惚了。他小心翼翼而又结结巴巴地问姜好花：“你，不会，怀上吧？”这句话气人了。好笑了，好玩了。真是个书呆子，二百五！姜好花正是难忍的时候，又气又恼，没好气地说：“不知道。你做的事，怎么问我。”这么一听顾先生没底了，一身的汗。仿佛不是他把精液射了出去，而是相反，是精液依靠疯狂的后坐力把他给扔了出去，像一颗炮弹，飞了出去。顾先生一屁股瘫在了床上。姜好花没有擦，从床上爬起来，点上灯，直接拿鸭蛋去了。顾先生发现姜好花不是在拿，而是在拔。是连根拔起的印象。

顾先生坐在床上，心情极其地沉痛，当即总结出两条：第一，心应该硬，不能软。第二，鸡巴应该软，不能硬。这是两个基本的经验，任何时候都不能忘。

顾先生为他的这一次体外射精付出了九个月的精神负担。就在这九个月的前五个月当中，姜好花隔三岔五地来拿鸭蛋。还好，并不多，每次也就是四五个。顾先生没有阻拦。他不敢。他在这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女人面前畏惧和卑微得像一条蚯蚓。可耻啊，可耻。悲惨哪，悲惨。他妥协了，投降了，背叛了。他是叛徒。他不仅仅在个人的生活作风上陷入了泥淖，他还背叛了集体、信任与公有制。可耻啊，可耻。五个月之后，姜好花不来了。但是，损失是惨重的，代价是巨大的。总共是一百四十六个鸭蛋。这就是说，顾先生投降了一百四十六次，背叛了一百四十六次，而堕落，却是一百四十七次。死有余辜，死有余辜！顾先生想到过死，可是，对顾先生来说，这个时候的死亡是可耻的。如果现在死了，谁来赎罪？洗刷灵魂的工作将交付给谁？他在堕落。这堕落是清醒的，因而是双重的堕落。如果用死亡去逃避这种清醒的堕落，则是三重的堕落！洗刷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阅读，阅读马、恩、列、斯、毛。光阅读是不够的，要背诵。

端方和三丫刚刚开了一个头，还睡了，可总共也就是两天。

两天之后，三丫不见了。三丫像秋后的蚂蚱一样，在王家庄的大地上彻底地消失了。你就是变成蜘蛛，趴在地上，也找不到她的踪影。“我喜欢三丫吗？”端方这样问过自己，端方不知道。端方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太伤脑筋。但端方的身子要她。他要睡她。想来这就是喜欢了。然而，又睡不到。这一来急人了，端方宛如一只无头的苍蝇，到处飞，却再也找不到那只有缝的鸡蛋。

端方就想找一个人聊聊，好好聊聊。鬼使神差，端方来到了河东。他来到了小茅棚的前面。顾先生却还没有回来。还好，顾先生小茅棚上的锁已经坏了，只是一个假象，端方一拽就拽下来了。那就坐下来，慢慢地等着吧。茅棚相当矮小，没有窗户，所以暗得很，闷热得很，却格外地整洁。每一样东西都有它固定的位置，既有为上一次家务做总结的痕迹，又有为下一次家务做等待和做预备的迹象。让端方感到惊奇的还是那些鸭蛋，它们被顾先生码得十分地规整，大头向下，小头向上，横平竖直，仿佛照片上我人民解放军的仪仗队，有了肃穆和森严的气象。仅仅从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看出来，顾先生对集体的鸭蛋怀有多么深厚的感情。当然，最显眼的还是顾先生的书，都是革命领袖的著作。端方拿起来，翻了几页，又放下了。

顾先生再也没有想到端方会在家里等他。家里来客人了。虽然都在王家庄，对顾先生来说，差不多是天外来客，是越过了千山万水的艰难跋涉才过来的。顾先生很高兴。但同时又有些疑虑。好好的，端方为什么要到我这儿来呢？逻辑上缺少最起码的依据。他来干什么呢？顾先生小心了。当然了，高兴还是主要的，顾先生就笑。不过顾先生的笑容有些特别，来得快，去得也快，来去匆匆的，呈现出愚鲁、荒蛮和控制不住的迹象。想来还是孤独得太久了，心情和表情一时半会儿还对不上号。顾先生就这么一抽一抽地笑着，心里面却透亮，什么也不说。

端方突然觉得自己今天真的冒失了，有点病急乱投医的意思。怎么想起来来找顾先生的呢？顾先生高兴归高兴，就是不说话。即使说了，也就是几个字。连不成句子。端方一门心思都在三丫身上，就想和顾先生聊聊三丫，怎样开口呢？难了。他不说话，自己也不好说什么了。两个人就这么坐着，憋着。憋了半天，端方冷不丁说：“顾先生，你谈过恋爱吧？”顾先生愣了一下，突然就有了风云突变的警觉。他盯着端方，两只眼睛里是那种和他的神情不相配套的机警。他开始担心端方是姜好花派过来的了。好半天，顾先生嗫嗫嚅嚅地说：“一百四十六。”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了。

“什么一百四十六？”

顾先生再一次不吭声了。这一次的时间特别地长。最终，顾先生站了起来，抬起头，扬起了眉毛，说：在这里外在性不应当作为自己表现着的并且对光明、对感性的人类洞开了的感性世界来了解，这个外在性在这里应当采取其拋出或脱让的意思，即不应当存在的一个错误、一个缺陷的意思。因为真实者永远仍是这理念。自然只不过是理念的另样存在的形式。并且因为抽象的思维是本质，所以，凡对思维是外在的，那么，按它的本质来说，是一个仅仅外在的东西。同时这位抽象的思维者承认可感性是自然的本质，和在自己里面纺织着的思维相对立的外在性。但同时他把这个对立说成这样，就是说，自然底外在性是自然和思维的对立，是自然的缺陷，就是说，只要自然自己和抽象区别着，它就是一个有缺陷的事物。一个不仅对我、在我的眼睛里有缺陷的、一个自己本身有缺陷的事物，在自己外面有着它所缺乏的东西。这就是说，它的本质是一个和它本身不同的东西。所以自然对抽象的思维者必须因此扬弃它自己本身，因为自然已经被思维设定为一个按潜能说来是被扬弃的事物。

精神对我们有自然做它的前提，而精神是这个前提底真实性，因而是这个前提底绝对的第一性的东西。在这个真实性中自然消失了，并且精神把自己作为那个达到了自己的向已存在的理念来表达了，这个理念底客体和主体都一样是概念。这个同一性是绝对的否定性，因为在自然里面概念有着它的完全外在的客观性，但把它的这个外在性扬弃了，并且这个概念在这个外在性里面成了自己和自己同一，所以概念只有作为从自然中复归才是这个同一性。端方被顾先生的这一大段话弄得云里雾里。端方轻声地问：“顾先生，你在说什么？”

顾先生转过身去，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书，递到了端方的手上。是马克思的著作，《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九六三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0.42元。封面上有马克思的侧面像。他卷曲的头发。他浓密的胡须。他紧蹙的眉头。他忧虑的目光。他饱满的天庭。他明净的额。

顾先生说：“一百六十四。我说的就是这本书的第一百六十四页。”

这一个大段落的背诵挽救了顾先生，端方还没有来得及说话，顾先生一下子活络了，他的热情从天而降，如黄河之水天上来。既然黄河之水天上来，那就必然是奔流到海不复回。顾先生的口齿利落了。他对恋爱不感兴趣。他对女人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人类、国家、社会、政党和阶级，也许还包括军队。他的谈话一下子带上了政治报告的色彩，带上了普及与提高的严肃性与迫切性。端方就弄不明白顾先生的记性怎么那么好，他的谈话一直伴随着这样的插入语：马克思说、普列汉诺夫说、卢森堡说、斯大林说、***说，甚至，胡志明说、金**说。这就是引用了。因为大量的引用，端方相信，顾先生虽然在说，其实什么也没有说，他只是在背诵。但领袖的声音是迷人的，充满了耐力，充满了爆发力，有硝烟的气味，有tnt的剧烈火光。顾先生壮怀激烈。顾先生还特地提到了未来。顾先生说：“马克思说：‘我们得到的将不是自私而可怜的幸福，我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顾先生激情澎湃的讲话大约有四十五分钟。四十五分钟之后，他停下来了，坐下来了。脸上的表情却意犹未尽。笑眯眯的。沉醉了，嘴角在含英咀华。顾先生最后说：“我要感谢党把我送到王家庄来。我相信，再给我在王家庄待上十年，我将成为一个百分之百的、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端方离开之后顾先生并没有立即就睡，他要做一项工作。虽然顾先生平日里几乎不说话，可顾先生还是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不管和谁交流过了，对谁说了什么，事后都要回忆一番，检讨一番。想一想，有没有哪句话有问题。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只要是自己说过的，哪怕是一个喷嚏，他都能够回忆得起来。用马克思——也许是黑格尔——的话说，这就叫“自我观照”，用曾子的话说，这就叫“三省吾身”，用孔夫子的话说，这就叫“慎独”。顾先生呢，给自己的秘密行为取了一个相当军事化的名字，叫做“给思想排地雷”。

顾先生的“排地雷”是仔细的、严格的。像一个受命的军人，完全符合一个被改造的人应有的姿态。顾先生把自己和端方的话重新回顾了一遍，放心了，没有任何问题，没有一颗地雷。顾先生睡着了，这个十年之后百分之百的、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十分放心地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