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诱引“老帅”出阁
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他对中国革命事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他一生忘我地工作。当问及他的贴身卫士，毛泽东每天投入的工作时间是多少？他们都摇摇头说：“无法核算。”
“毛泽东的一天，与我们普通人过的一天不一样，他的一天是四十八小时。”卫士长李银桥作了这样一个权威性的、常人又难以理解的结论。
李银桥这样解释：计算毛泽东的一天，不能单从早晨起床、中午吃饭、下午上班这样来看。因为毛泽东平时的工作时间一般是从下午开始，并且一直要到第二天清晨，这时他才开始睡上四五个小时，然后再继续工作，到第四天的清晨，或者更晚些。如果不是有重要活动，毛泽东的工作时间就是这样反复循环。因此说他的“一天”实际上是四十八小时，这四十八小时中除了吃两三顿饭外，便是四五小时的睡眠时间，其余的时间基本上是埋头在案头、床头，甚至是在厕所里批阅文件、看书、找人谈话等。
李银桥回忆说：“解放战争初期，我在给周恩来当卫士时，就知道中央几位领导的精力都是惊人的充沛，常常一天工作一二十个小时，有时甚至几天不睡觉，后来我到毛泽东那儿当卫士，才算真正发现毛泽东的精力是最充沛的。当时中央的五大书记，除毛泽东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由于毛泽东的工作时间是以四十八小时为‘一天’来安排的，刘、周、朱、任等领导同志因有重大事情总是要同毛泽东一起开会商量，所以他们也经常要跟着毛泽东连轴转。这几个人中朱老总年岁最大，也就最先熬不过。五大书记开会时，我们卫士要在现场搞些警卫、服务工作，所以有时我也要到会场，领袖们一开会就是通宵，常常会议开着开着，毛泽东的精神、思维越来越活跃，而朱老总则要打起瞌睡来。除非是就重大决策进行表决时叫醒他外，一般情况下毛泽东和周恩来总是笑笑，摆手说：‘别叫醒他，让老总多休息一会儿。’连续几十个小时工作，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般没什么问题，任弼时同志可就够呛了。他有高血压病，过度紧张就容易头晕。一到不舒服时，我就看他头向后一仰，靠在沙发上合眼眯盹一会儿。这个时候，其他几位书记忙劝他早些去休息。这时任弼时便赶忙敲敲他的大烟斗，说：‘我比你们都年轻，你们能坚持工作，我倒回去先休息，那怎么行呢！我应当比你们多做些事才对呀！’他话是这么说，工作中也是这么做的，可后来还是他最先累垮了。建国后不久，敬爱的任弼时同志就病倒了，惟独毛泽东，好像什么事都没有，他工作一个通宵，就像我们干了一个上午似的。我们卫士组正常情况下是三四个人轮流值班，我们都有这种感受，几个小伙子也顶不上毛泽东一个人。”
“从人的生活规律而言，毛泽东的这种工作时间似乎对身体并不十分有利，他自己有没有或者别人是否劝过他改改这种习惯？”我们进而问李银桥。
“有过，但很难奏效。”卫士长说，“记得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的一位老乡、老同学，当时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叫周世钊先生，他到北京来看望毛泽东，了解到毛泽东的这种按月亮办事的工作习惯，过后曾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劝他改改这一习惯。毛泽东在周先生这一年生日这天给他回信说：‘晏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多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总之如你所说，将这看作大事，不看作小事，就有希望改正了。’可是毛泽东始终没有能改过来，据我了解，这种习惯毛泽东一直到他患重病不能动时才得以改正。
“记得1957年5月，当时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来京访问，在离开北京时，毛泽东到他下榻处送行。伏罗希洛夫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动情地说：‘我最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听说你每天不分昼夜地工作，又天天熬夜，我真心痛啊！记住，为了您的中国人民和您亲爱的苏联人民，请您无论如何也别再熬夜了。过去我也通宵工作，结果身体垮了。希望您这样做，太阳一出来您就向它问好，太阳一落你就向它告别，去休息。’伏罗希洛夫见我也在场，便说：‘哎，亲爱的卫士长同志，我说得对吗？您得督促您的主席这样做！’当时我非常感谢苏联同志说的这些话。说心里话，我和卫士们不知多少次劝毛泽东平时注意休息，少熬夜，可毛泽东根本不听，后来，我们渐渐发现这四十八小时的‘一天’，毛泽东的特殊规律，旁人根本无法改变他这种工作与生活习惯。”
“人，毕竟不是机器，年复一年，长期这样下去，会影响毛泽东的身体呀！”我们感慨道。“可不是嘛。”卫士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大国的领袖，他的一言一行，以至一冷一热，都影响极大。为了既不打乱他的特殊生活规律，又保证他的身体健康，我们这些兼管他衣食住行的卫士，为此没少花心思。从某种意义上讲，保证好毛主席的睡眠，让他适度的休息，这是我们卫士们所担负的两大最艰巨的任务。关于保证毛主席睡眠的事，前面已经讲了。这里再讲讲有关我们调剂毛主席劳逸结合，适度休息方面的事。”
下面是卫士长讲给我们的故事——
见缝插针
如果要等着毛泽东什么时候没事了，空出些时间来休息休息，那将永远是失败的，卫士们对这一点已经太熟知了。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多少事等着毛泽东去处理，偏偏毛泽东这个人又爱看书学习。因此，要从他的一天中找出一点点空闲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这一天，轮到卫士李连成值班了。卫士长告诉他，封耀松的上一班时，毛泽东就没有离开过案头，得想法让“老头儿”歇一会儿，李连成接受了这个最平常也最艰难的任务。他深知，要想让毛泽东歇一会儿，有时比自己去战场冲锋陷阵还要难。毛泽东在工作和看书时，如果冒冒失失地走进去说：“主席，请您歇一会儿。”或者拉着毛泽东的袖子说：“主席，到外面散散步吧！”这样是不行的，因为毛泽东最讨厌别人突然打断他的思路。总之，冒失——在毛泽东面前是绝对不可取的，李连成和所有的卫士都很明白这一点。
四五个小时过去了，李连成除了进屋给毛泽东上烟换茶外，他已经十来次悄悄地从门口朝里探头，看看有没有劝毛泽东休息的“战机”，可总是失望地缩回头来。
又是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卫士长交代给自己的任务还没有任何进展，李连成心急火燎，直在门口搓手。
小伙子终于沉不住气了，提着暖瓶又一次进去了，他是想借倒茶之机劝毛泽东休息休息，可他发现毛泽东水杯里的水依然满着，是呀！才几分钟呢！李连成一看表就知道自己心急的程度了，他心里有些紧张，怕自己太多的走动会影响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工作，他匆忙抽腿往后退，可又停住了，要是退出去再进来就更会打扰毛泽东了，怎么办？说吧！不说，看样子毛泽东是要再干上十几个小时。“不能照顾好毛泽东，不能让他劳逸结合，就是我们卫士的失职。”李连成想到卫士长的话。
小伙子没了退路。
“主席，您该歇一歇了。”他小心移着步，细声细气地说，连眼都不敢直视毛泽东。
没有回音，半晌，李连成才瞥了一眼毛泽东。对方毫无反应，大概没有听到吧！于是，李连成决定提高嗓门。
“主席，您该歇一歇了！”
“嗯？！”毛泽东突然一惊地抬起头，惊疑地问卫士，“什么事？”看，他精神太集中了，以致根本没听清卫士在说什么，还以为发生了什么重要事情。
李连成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他恨自己没有把握好嗓音。“没，没有什么事，主席。”
“噢，那就别大惊小怪的！”毛泽东说完，又埋头钻到他的文件堆里。
李连成大气不敢出，直挺挺地站在原地。他想走，可“任务”没完成又不敢拔腿。再劝毛泽东吧，又怕再度干扰会引起他发怒。真是进退两难。
突然，他感到自己后腰被人轻轻地捅了一下。哟，是卫士长来了！天，救星来了！
“怎么样，老头儿没歇？”卫士长用眼神问李连成。
“可不，我连针都插不进去！”李连成也用眼神答道。
卫士长皱了一下眉头，也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做起扩胸动作。
卫士长和李连成好不高兴：毛泽东要歇一歇了！可是，他们马上就意识到不是那么回事，毛泽东又随手拿起一本书看了起来，丝毫没有想歇一歇的意思。
卫士长也着急了。他负有的责任比任何一个卫士都重。于是，他不得不采取“行动”。经验丰富的卫士长准确地把握着嗓音的“频率”，说话了：“主席，您该休息休息了。”
“嗯？”这下，毛泽东没有受惊，也没有愠色，只是奇怪地问：“你们什么时候进屋的？”
卫士长笑笑：“我刚进来，小李站在这儿大概有二十分钟了。”
“什么事？”毛泽东疑惑地问。
“该歇一歇了，您从昨天下午一直到现在还没歇，也没吃什么，时间太长了，会把身体搞垮的。快歇一歇吧。”卫士长好心地劝道。
“银桥，你们怎么知道我没休息？”毛泽东微笑着问。
卫士长理直气壮了：“这还用怀疑，从小封的班到小李这一班，我们没见您从桌边挪动过呀？”
“主观，片面。”毛泽东举起那只拿着书的手，笑着说，“我至少已经休息两三次了。”
卫士长和李连成面面相觑，不知毛泽东又有什么“高超理论”了。
果然，只听毛泽东说道：“休息有各种各样。我的休息方法便是：看文件、批阅材料，或者开会、讲话时间太长了，脑子累了，我就拿一本书看看，这样不就可以像你们说的换换脑子休息休息么？”
“这……”卫士长和小李不知说什么好，似乎觉得毛泽东的话并不全面，又一下想不出更有力的理论驳倒他。
“好吧，你们下去吧，我还有些急的文件要批阅。”毛泽东说罢，便又钻进了他的文件堆中。
此时便不好说什么了。卫士长和小李像泄了气的皮球退了出来。“对付”毛泽东，可真难啊！
“银桥啊！主席休息了没有呀？”这时，周恩来进了值班室，见他便问。
“总理，主席有二十来个小时没有休息了。他不睡也不出来歇一会儿，我正着急想办法呢！”卫士长赶忙报告道。
周恩来亦感为难地拍了拍脑门：“这段时间有许多重要文献得请主席审定，他一定很紧张也会睡不好觉的。不过，无论如何你们要让他劳逸结合，千方百计地让他多休息休息。”因为有事，周恩来给卫士们留下任务便走了。
“这可怎么办？”李连成又急又想不出法子，冲着卫士长直嚷嚷。
“沉住气。”卫士长示意他安静，自己则在值班室小屋里踱起步来，忽然，他问李连成：“喂，锅炉房可以用了吗？”
“锅炉房？”李连成不明白卫士长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便说：“能用了，刚才我倒的开水就是从新锅炉房里打来的。”
“好，有了！”只见卫士长高兴地拍了拍大腿，“走，跟我来。”
李连成不知卫士长又有了什么新花招。平日里，要说“治”毛泽东，卫士长的点子是最多的，也许因为这毛泽东特别信任他。可今天，李连成有点摸不着头脑，在快到毛泽东办公室门口时，他扯扯卫士长的衣袖：“怎么回事，卫士长？”
“你呀，就不知道动动脑子。”卫士长笑着轻轻地告诉他，“锅炉房能烧水了，主席洗手、洗澡可以不像以前得靠我们一盆一盆地把水端进端出，对这个新变化主席一定会像上次发现卫生间那样感到高兴，这一高兴，我们不就可以把他从文件堆中拉出来了吗？”
李连成听后拍着脑瓜子笑了，他联想到卫生间的事，以前，毛泽东办公和住处的菊香书屋院子里是没有厕所的。上厕所难不仅给这里的工人带来麻烦，也使来开会或拜访的客人感到不便。每逢毛泽东上厕所，都要走到后院里去，这段路程，并不比住在北京四合院里的普通老百姓去公厕的路近多少。怎么来解决这个难题呢？这可把有心计的卫士长苦苦折腾了一番。后来，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在紧靠毛泽东办公室后窗子的地方，按卫生间的要求盖一间平房，然后把办公室的墙开一个门，与卫生间连通起来，这样可使毛泽东的寝室、办公室和卫生间成为一个完整的套间。卫士们都说这个办法好，于是，他们就和中南海修缮队的师傅一起商定了方案，并趁毛泽东睡觉时一起把活儿干完了。毛泽东起床后发现办公室有了新变化，才知是上厕所不用再多走路了。
“哎，你们谁想出的这个办法呀？”毛泽东喜形于色地问道。
卫士长忙解释：“是我们和修缮队的师傅一起研究定的。”
“好好，这样方便多了，谢谢你们啦！”毛泽东连声道谢，并来回地在几个房间里走了几趟细细察看了一番，显得特别高兴，盖卫生间算是给毛泽东办了件好事，也给当时连续几天几夜没好好休息的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松弛下来的机会，对此，卫士们连连称道。
上厕所问题解决了，取暖仍是个难题，北方冬天如果屋内没有良好的供暖设施，那几个月的日子就特难过，以前菊香书屋的房子取暖是靠烧地炉子，因年久失修，火道都不通了，卫士们提出要装锅炉和暖气片。卫士长和卫士们着实苦心地研究了一番，最后他们选定在紧靠毛泽东办公室的一块空地盖一间小锅炉房。这样不仅可以解决菊香书屋的取暖，还可以为毛泽东的洗漱提供热水。利用业余时间，卫士们和修缮队的师傅又很快将小锅炉房盖了起来，卫士们还特意挑选心细的卫士负责烧锅炉。
眼下，听说锅炉已可启用，卫士长当然很高兴，因为他又有“机会”了。李连成也恍然大悟，于是两人便乐滋滋地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毛泽东还在埋头干他的工作，卫士长便轻轻上前用最恰当的声调提醒毛泽东道：“主席，您再这样下去，可就有点官僚了。”
“什么，银桥，你说什么？”毛泽东感到卫士长的话问得突然，他不由放下手中的文件，认真起来了。
“老头儿”上钩了！李连成差一点笑出声，他对卫士长的“高招”佩服得五体投地。
“是的，主席，我说您只管自己埋头工作的话，就要犯官僚主义了。”卫士长一本正经的样子。这种话，除了他以外，大概谁都不敢在毛泽东面前这样说。
“噢，那你倒说说，我哪个地方有官僚主义呀？”毛泽东对卫士长的话一向是认真听取，这次也不例外。
见毛泽东认真，卫士长倒自个儿先笑了起来。“主席，我是说您只管埋头工作，而对周围发生的事极少注意。不信，您看看这个办公室又有什么新变化？”
毛泽东举目环视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便说：“不会是又给我盖了个卫生间吧？”
卫士长见毛泽东已经进入角色，便放开了胆子，上前一把扶起他老人家，说：“来，您到这儿来看看。”这时，李连成也上来，两人一起扶着毛泽东，走到洗手间，并打开了水龙头。
“主席，您试试。”
毛泽东不解何意，便把手伸到了水龙头下。“嗯？水是热的！”毛泽东一脸惊喜。
“主席，我们在您办公室后面盖了一个小锅炉房。这样冬天的取暖问题总算解决了，而且也不用到处倒开水了。”卫士长兴奋地诉说起来，“最最关键的部分，主席您还没有发现呢！”
“又有什么新花招？”毛泽东笑颜相问。
李连成眼疾手快地走到洗澡盆旁，拧开了水龙头，顿时，热气腾腾的水“哗哗”地流入澡盆内。
“好么，洗澡也有自动化了！”毛泽东好不高兴。卫士长见此时火候已到，便上前为毛泽东解起衣扣。
“主席，这第一个自动化的热水澡您再不洗可会后悔一辈子的！”
“好好，洗，洗个热水澡！”毛泽东很乐意地接受了卫士长的建议。
两人兴奋得像喝了几杯美酒，劲头十足地为毛泽东又是擦背又是按摩，足足折腾了个把小时。毛泽东呢，在热水里时而闭目养神，时而戏水弄波，难得的自在高兴。
“舒服，十分的舒服，你们又为我干了一件好事，谢谢你们了！”出澡盆后，毛泽东高兴地说道，并吩咐卫士长和李连成说：“我要睡一觉了。”
“哎！”卫士长和李连成相视一笑，把毛泽东扶送到卧室。
这一觉，毛泽东睡了整整八个小时。卫士们在值班室几番欢呼万岁。
能这样让毛泽东好好地休息一下的机会是不会太多的，因为不可能总盖厕所、装锅炉吧。所以，要真正使毛泽东做到劳逸结合，更多的是需要卫士们见缝插针，巧妙引诱。机会还是有的，关键要看卫士们能否掌握好 “火候”。
又是一连几天让卫士们为毛泽东的休息感到焦虑左右为难的日子，忽然那天午饭过后，毛泽东从书房里走出，在台阶上住了脚步。只见他仰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清了清嗓门，唱起了卫士们熟悉的《空城计》。
卫士们顿时笑逐颜开。每逢毛泽东唱《空城计》，必会有好事。此时毛泽东的心情一般总是很好，卫士和家人们提出什么事他都会答应的。
机会又来了！正在江青屋里陪李讷、江青一起玩的卫士迅速用目光向李讷暗示一下，聪明的李讷见叔叔们向她发出了“进攻的讯号”，便连蹦带跳地出了屋。江青也赶忙跟了出去。
院子中的走廊里，卫士、江青、李讷一起站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毛泽东背着手，哼着戏，独自在那七棵翠柏间绕圈。
毛泽东忽然抬头看到了走廊侍立着的人，马上醒悟了什么似的：“噢，都来玩一下，玩一下么！”
卫士们高兴得直要拍手鼓掌，因为他们又得胜了——制造了一种特殊的气氛，让毛泽东感觉到应该“玩一玩”了。今天的“作战方案”是让爱女和平常在一起不易说得拢的江青出现在兴头上的毛泽东面前。此法果然奏效。
多少次在背地里骂毛泽东不理人的江青，此时也显得有些激动。听毛泽东这么一说，江青即刻用试探的口气响应道：“玩玩麻将好吗？”
卫士们的心一下提到了喉咙：这江青怎么搞的，毛泽东是最不愿玩麻将的呀！好在他们马上有了“救星”——李讷说话了：“爸爸，玩麻将么，就玩麻将么！”
毛泽东从不怕江青的种种刻薄和无理取闹，却经不起爱女的几句撒娇式纠缠，应道：“好好，就玩麻将！”
卫士们仿佛像听到冲锋的号角，“哗”地转身奔进屋里，搬桌的搬桌，摆牌的摆牌，欢声带着笑语，如同办喜事一般。
“我来这么久，还没见主席跟家人一起打过麻将呢！”一个小卫士刚刚发出感慨，就被老卫士封耀松“剋”了一通：“新兵蛋子才来了几天！我跟老头儿十来年，也还是头一回见他这么痛快地玩呢！”
上桌就是“一转圈”，完后，卫士们趁热打铁，凑到毛泽东身边，轻声建议道：“主席，吃饭是否一起吃？”卫士的意思是让毛泽东与家里人一起进餐——要知道这样的机会也是很少的，尤其是同自己的子女一起吃饭。平日，毛泽东一贯坚持让子女到大食堂就餐。今天，卫士们又一次掌握了“火候”。
“好么。”毛泽东点头答道，一家人难得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能将毛泽东从他的办公室拉出来一次散散心，就是卫士们一次皆大欢喜的事。为此，卫士们费的心思可不算少。
平常，毛泽东除了工作、看书外，他的休息方式是比较呆板的，无非是散散步，玩麻将之类实在是千载难逢的事。这就给卫士们“使招”带来一定的难度。好在卫士们，特别是卫士长对毛泽东的性格、脾气、习惯都非常熟悉，因而也就能基本做到知己知彼，百战而能差不离七八十胜。
还有一次，卫士长随毛泽东到南方巡视工作。一路上，毛泽东白天不是找人谈话，就是出席各种会议，参观工厂、农村，晚上在灯下一坐下便是一个通宵。日程安排得难有插针之缝隙。
卫士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光劝几句，毛泽东根本听不进去，有时实在缠不过，便双手一摊道：“我出来一次不容易，既然出来了，就想多看看，多了解些情况。要在北京，你们又不让我走动，这回有了机会能放掉吗？”
这一点卫士长当然能理解，但想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他便会产生一种一刻也不可放松的使命感。
上海市委安排的是一家大饭店。聪明过人的卫士长在毛泽东办公室的门外徘徊了几次，想进去劝说让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歇一会儿，可怎么也想不出点子来。
“乒！乓！乒！乓！”什么声音？卫士长听到走廊的一端有人在活动，便上前推开一扇门。噢，原来服务员们在打乒乓球。
“卫士长，来玩玩吧！”
“哎，噢，不不！”卫士长抱歉地笑着退出了门。就在这一瞬间，他想起了“一计”。于是，便径直进了毛泽东的房间。
毛泽东依然埋头疾书着，烟雾在房间里缭绕。卫士长忙把一扇窗户轻轻打开一些，好让烟散出去。随后，他轻步来到毛泽东桌前。
“主席，饭店的服务员们听说您的乒乓球打得不错，都想请您去打打呢！”卫士长开始“用计”了。
“我那点水平还值得献丑？”毛泽东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
卫士长抿了抿嘴唇，有意把嗓门提高了半个“挡”：“要我说也是，您的乒乓球水平现在可以算得了‘阿木铃’了。”
“什么‘阿木铃’？”毛泽东知道上海话“阿木铃”的意思，于是断然放下笔，起身挥手道：“走，看看我真是‘阿木铃’吗？”
卫士长心里乐开了花：老头儿中计了。可他脸上却依然一本正经，并装作不愿去似的：“是哪，主席，我看还是别去了吧！到时您真的‘阿木铃’了，可太影响您的形象了！”
毛泽东一听这话，更不肯罢休，大手一挥道：“走走，什么形象不形象。”
妙哉！卫士长跟在毛泽东身后，高兴得一个人手舞足蹈起来——他又要胜利了！这一招叫激将法。他知道，毛泽东的个性就是爱挑战。无论是对自然界，还是政治、军事，挑战越大，毛泽东在其中所显示的勇气、毅力、才思、智慧将越刚强、越坚忍、越敏捷、越超人！
今天，打个乒乓球，比个输赢，算不得什么，但毕竟将毛泽东从工作中“激”了出来，这便是最大的收获。卫士长能不高兴？
毛泽东的出现，使正在打乒乓球的服务员们一个个惊喜万分。他们又是拥簇又是欢呼。好一会儿，毛泽东才上了球台。
“来，谁是对手，请上么！”毛泽东手持乒乓板，做出一副应战的架势。
场内却一下子凝固了：谁都想上去，谁又都不敢上去，没人上去，冷落了毛泽东可不好！卫士长赶忙从一个服务员手中夺过乒乓球拍，跟毛泽东对打起来。
这可是真打。卫士长左右开弓，毫不留情。
毛泽东连连失球，精神一下子全力以赴。
左——右，来——回。卫士长看到毛泽东已经进入“角色”，便主动让身旁的服务员上场。
于是，站在一旁的服务员们一个个抢着上场与毛泽东对峙几下。这哪是比打球，分明是能同伟大领袖打一次便可以三生有幸的难得的好机会。
于是，球艺再高的服务员也纷纷“败”下阵来，毛泽东连连得胜，越战越强，最后竟然连扣五下，每下准确无误，直逼得对方一个“狗吃屎”。
于是，欢笑声响彻饭店的廊里廊外。
毛泽东笑出了眼泪。然而，整个场内最高兴的却是卫士长，因为他又一次让毛泽东得到了最好的休息。
投其所好
“毛泽东这个人是很有感情色彩的人，平时说话幽默，办事也讲究艺术性。这样对我们卫士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因此，我们在为他老人家做什么事时，也多少得讲点艺术性。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多年的体会，也是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夸我工作做得好的原因之一。”卫士长李银桥今天这样对我们说。
当我们听完他讲的故事后，也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
1955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重要的年份。毛泽东对这一年曾作过如此描绘：“1955年，在中国，正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决胜负的一年。这一决战，是首先经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召集的3月、7月和10月三次会议表现出来的。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
这一年年底，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全力以赴投入了上、中、下三册、达九十多万字的光辉著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编辑工作，并亲自写下了一百零四条按语。
因为要赶在1956年1月份出版此书，卫士们亲眼看到毛泽东为了编辑这本书，又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工作。全书文稿一百几十篇，厚厚的一沓。由于原稿文字较差，标题也大多是些新闻式的题目，有的一个标题长达几十个字。毛泽东就像老师给小学生改作文似的，一篇一篇、逐句逐段地进行删改。秘书们知道他有夜间工作的习惯，便总在第二天的一早到他办公室来取毛泽东修改好的文稿，连同写好的按语一起拿去誊写。有几天，毛泽东在晚饭后也叫卫士把材料送到秘书处，秘书们感到很奇怪：“白天主席不是在睡觉吗？怎么又有一批修改好的文稿呢？”
“他已经有几个白天没睡了。”卫士说。
“哎哟，那他怎么能顶得住呀！”秘书们担心起来了，于是，便在再次上毛泽东那儿取材料时劝毛泽东注意休息，别太累了，这时，毛泽东总是笑笑说：“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如此高涨，步伐如此之迅速，我睡不着觉呀！”
毛泽东确实讲出了他的心里话。那时，不仅毛泽东被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高涨热情所感染、激动，中南海几乎所有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是这种情绪。“群众都行动起来了，我们还能闲得下来？”一种高昂的热乎乎的革命情绪，自上而下地在当时的中国到处可以看得见、听得到。
怎样使毛泽东在这情绪高度兴奋过程中能够得到适当的休息，这又成了卫士们伤脑筋的事。
一两个月来，虽然毛泽东吃得不错，只要能睡下去也不用吃几次安眠药了，但毕竟他睡的时间太少，工作起来又太专注。这一方面是他被从材料上看到的各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运动所激动、兴奋的，另一方面确实因出书的工作量太大、时间太紧张所致。除了吃饭、上厕所外，毛泽东连办公桌都不离开。一坐下来便是几小时，十几小时，有时甚至更长。
初冬的夜晚，北风带着寒气卷进了北京城，卷进了中南海。菊香书屋的灯光依然彻夜长明着。
屋外的窗下，披着大衣的卫士轻手轻脚地在守卫着自己的伟大领袖，从他们匆匆替换的行动，可以看出其内心的不平静。
“卫士长，怎么办呢？老人家已经两天两夜没有离开办公桌了！”卫士小田不安地问前来检查岗位的卫士长。
“脑子都动到了？”卫士长问。
“啥法子都用了，可就是拉不动。下午，周总理、江青都来这儿劝过，还是不见效。”
卫士长轻轻地推开毛泽东办公室的门，从一条缝中往里看了一眼，又把门掩上了。“唉，老头儿情绪兴奋时一干便没个完。”
“卫士长，你没穿棉衣，快回家休息吧，”小田突然感到自己的脸上沾了几滴水珠儿，便朝院子的上空一看，说，“看，天多冷，下起雪了。”
“真的？”卫士长一听，兴奋地跑到院子中央站了一会儿，然后高兴地拍拍小田的肩膀，“我有办法了，你先回去休息，我替你值班。”
“那怎么行！”
“怎么不行？你有办法让毛主席休息？”卫士长将了小田一军，小田只好乖乖地脱下大衣给卫士长穿上，自己回宿舍休息了。
雪，在静悄悄中越来越大，使整个大地披上了一层银装。卫士长看着雪花一层又一层地掩没了菊香书屋院子外的瓦顶、草地……下吧，快快下吧，他一动不动地站在走廊上，凝视着下雪的夜空，心头异常兴奋，因为他想到了毛泽东性格中的一个秘密：恋雪。
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
万里雪飘。
望长城内外，
惟余莽莽，
大河上下，
顿失滔滔。
山舞银蛇，
原驰蜡象，
欲与天公试比高。
……
卫士长情不自禁地轻轻吟起毛泽东这首气势磅礴、诗意无比的伟大诗篇。这首《沁园春·雪》是卫士长最喜欢的一首诗词，这不仅因为诗词本身写得好，而且因为他知道毛泽东和他一样的爱雪。记得那是1951年冬的事。
这年北京下第一场雪时，正值“三反”、“五反”高潮时。毛泽东工作了一夜后，天亮时便放下笔，伸了个懒腰后，便往门外走。他刚刚跨出门槛，猛地停住了脚。
原来，门外正纷纷扬扬地下着大雪，毛泽东像孩子似的睁着惊喜的双眼，动情地凝视着这银色世界。他被雪激动了，陶醉了。
毛泽东一生有四大最显著的爱好：抽烟、吃辣、游泳、恋雪。前两者当为饮食爱好，后两者属于人与自然之间所产生的属性。毛泽东对游泳的爱好，显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远大志向和气魄，而他对雪的恋情，则完全是诗人的气质。
一次，他问卫士长喜欢不喜欢雪。当听卫士长说喜欢时，他高兴得像找到知音似的：“银桥，不知是不是我们俩都有一个慈善和信佛的母亲的缘故，在许多方面我们俩的趣味很相像。我爱雪，十分的爱。刚到延安的那一年冬天下雪时，我一听说下雪了，便从炕上跳下来跑到窑洞外面，后来发现自己的脚上竟连鞋都没穿……”“哈哈哈……”卫士长差点没笑断了腰。这事他曾听老警卫人员说过，如今听毛泽东亲口说后，更觉得有趣。
北国的雪不下则已，一下便如鹅毛盖地。毛泽东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迷住了。
这时，一位卫兵进院，见毛泽东站在雪地旁停住了脚步，以为雪挡了他的道，便赶忙找来一把扫帚匆匆去扫路。
毛泽东突然像被人戳痛似的惊叫起来：“不要扫！我不要你扫！”说着，他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又四周看了看，发现院子里的铺砖路上的雪只有薄薄一层，便大声问卫兵：“这路是你扫的吗？”
卫兵以为毛泽东批评他没尽到责任把雪扫干净，便忙解释道：“黎明前我已扫过两次，可雪一直下着，所以……”
“你，你一次也别扫了！听见了吗？”
卫士被毛泽东的话弄得怔怔地呆看着被扫过的雪地，不知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没有再去理会卫兵，独自走出廊檐，走下台阶。步子迈得小且又移步小心翼翼，仿佛怕惊醒一个甜美的梦。刚走出两步，他又停了下来。转身看看自己刚刚留在雪地上的脚印，双目闪耀着新奇的惊奇。他不再抬腿了，怕洁白无瑕的雪地被“无情”的脚踩坏了。
“哦，空气多新鲜么！”他贪婪地吸着，透着那雪花儿带来的舒心气息。
“主席，走一走吧，这样站久了会感冒的。”卫兵远远地提醒道。
毛泽东没有理会，而是抽身走进没有雪的廊檐下，然后推开后门，朝中南海走去。
卫士长看到了，赶忙追随而去。他发现，毛泽东爱雪爱得“自私”：自己院子里的雪连扫都不让扫，而到了“他人”之地的雪地，竟双脚放肆地在雪地里打转转。
“好么，雪多么！”毛泽东独自踩着雪，嘴里不停地喃喃着。
从那以后，卫士们都知道毛泽东爱雪，爱得无限柔情。于是，每逢下雪，卫士长就交代卫士们，不要打扫丰泽园里外的雪地，留下来，供毛泽东观赏。
关于毛泽东恋雪这一点，除了有诗人气质的陈毅同志非常了解外，许多中央首长并不知道此事。于是，雪天如有领导到毛泽东办公处时，见院内院外都是雪，免不了一边皱着眉头跺去沾在脚上的雪，一边大声责怪卫士：“你们这些小鬼，怎么这么懒呀？也不把院子的雪给扫一扫？”
卫士们听了，也满不在乎地笑笑便是。
想起昨天，看看眼前，卫士长仿佛轻松了许多。因为他知道，只要有雪，毛泽东便能将手头再重要的事都可以毫不顾虑地甩在一边，然后出去到雪地里走走。
“真是天助我也。”天已亮，下雪后的早晨显得异常的美，卫士长充满信心地走进了毛泽东的办公室。
他什么话都没说，拉起毛泽东便走。
“哎，银桥，你要干什么？”毛泽东被卫士长的突然行动，弄得有些恼怒，但这最多也就一两秒的时间，当他被扶出门口时，毛泽东的神色一下由愠色变成了惊喜之态。
“啊，下雪了！下雪了！我怎么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呀！”毛泽东伸出手，接住几片雪花，然后放到嘴边，用舌尖一触，咂咂嘴，舒心地笑了起来。
“银桥，走，咱们从后门出去，到雪地里走走。”
看，毛泽东就是在如此兴头上也不忘恋雪的“自私”：他不踩自己门前的，却愿去踩“他人”的雪。
“银桥，看看表，十分钟。”毛泽东一边吩咐卫士长，一边只管迈开大步在雪地里东踩西踩，那脚步比平时热烈许多。本来，他的走路姿势就显得摆动很大，此刻，那肩膀和腰，随着不安宁的手脚更是左右摇晃着，真有那么点手舞足蹈样儿。
卫士长笑了，笑得像喝了蜜一样的甜。
“几分钟了？”毛泽东突然问。他的生物钟极其准确，平时他说休息十分钟，准超不了十一分钟。
是的，又是十分钟了，可今天，卫士长却故意一本正经地回答道：“六分钟了！”
毛泽东似乎真相信了，于是继续他的“手舞足蹈”。
卫士长看着表，已经快到二十分钟了，再不能犯“欺君之罪”了，他不忍心地喃喃道：“主席，现在十分钟了。”
毛泽东很不忍心地收住脚步，口喘粗气，做了个扩胸动作后，便返回了办公室。
“今天你的表好像出了点问题。”坐下后，毛泽东便说。
卫士长不敢撒谎，支吾道：“可能我的表……慢了。”
“哦——，我觉得是快了么！”
“还快呀？”卫士长叫了起来，“我已经多给你十分钟了呀！”
“是吗？”毛泽东装作惊讶地望着卫士长，继而哈哈大笑起来。
卫士长明白了，跟着大笑。他笑毛泽东的幽默，更笑自己终于又一次顺利地让老人家整整休息了二十分钟！多不容易，可又多么开心呀！
巧设妙计
一位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在同毛泽东的仅仅一次接触后，便这样著文道：“世界上很少有一位聪明绝顶的智者可以同毛泽东相比。也许你同他仅仅是几十分钟的接触，但就是在这短短的几十分钟里，你会发现自己留下的印象将是一生的。他的思维，他的机智，使再伟大的哲人在他面前也会显得多少有些笨拙……”
这是毫不夸张的评语。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超人的智慧巨人。然而，他的卫士们为了能让其做到劳逸结合，则设下道道的妙计，让毛泽东这位智慧巨人“上钩”。我们听后觉得蛮有情趣。
用计之一：派“小将诱老帅”
这事发生在西柏坡。自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从陕北来到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等领导组成的中央工委会合后，这里便成了中国革命的心脏。
当时全国战场上的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我人民解放军已开始组织大规模力量，在全国战场围歼国民党反动军队。五大书记的会合，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新的转折，中央机关上上下下充满了欣喜的革命情绪。毛泽东等一到这里，机关的工作人员就提出要组织一个晚会，目的是想借机见一见首长们，和首长一起娱乐娱乐。后来经有关领导同意，决定搞一次舞会。
搞舞会是延安时期的传统，那时每星期都有，毛泽东等领导也经常参加，他的舞就是在那儿学会的。当时在延安采访的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还有江青都是毛泽东的业余教员和舞伴。现在到了西柏坡，全国的革命形势又越来越好，机关的小青年们自然对舞会的兴趣更浓了，但大伙更多的还是出于对领袖们的敬意和关心，除了要见见首长外，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此时正在运筹伟大的辽沈、淮海、平津战役，每天没日没夜地工作，希望通过舞会把大帅们从办公桌上拉出来松弛松弛。
组织者怕届时请不到毛泽东，便干脆把舞场设在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的住房门前。那里正好有一块老乡们的打谷场，比较宽敞，也比较安全。
“主席，今天晚上有舞会，大家都希望您参加。”那时还是卫士组长的李银桥进来对毛泽东说。
毛泽东“嗯”了一声，没有明确回答。下午，他出门散步，看了看同志们正在布置的舞场，很高兴地转了转，没说什么话又回到了屋里。
晚饭后，舞场上灯火辉煌，附近的中央机关的男女干部们，有的还带着小孩，有说有笑地都来参加了。村上的老乡也有不少人来看热闹。
朱总司令第一个到，他是有名的“舞迷”，有舞会必到，同志们给了他热烈的掌声。这时，刘少奇同志也来了，于是打谷场上又是一阵热烈的鼓掌、欢笑声。该到时间了，可毛泽东和周恩来还没有来。
叶子龙问李银桥：“主席怎么没来呀？”
李银桥回答说：“请不动，一吃过晚饭，他就像钉在办公桌前似的再也抬不起身。”
“不行，不行，一定请主席来。我们都等着见他呢！”舞场上的小青年们你一句、我一言地嚷嚷道。
李银桥灵机一动，对叶子龙说：“哎，动用一下你的‘看家武器’吧！”
叶子龙会意地一笑，便跑到孩子群里，把毛泽东的孩子李讷和他自己的千金燕燕与二娃叫了出来：“李讷、燕燕、二娃，现在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你们到毛主席办公室，把他拉出来，叫他到这儿来玩玩。”
李讷撅着小嘴问：“要是我爸爸不肯来呢？”
“那你们就耍赖。”
“啊，叶叔叔坏，叶叔叔坏。”李讷蹬着一双小腿叫起来，逗得在场的人都哈哈笑。
“快去吧，李讷。告诉你爸爸，说外边可热闹啦，大家都在跳舞，叫他出来休息休息，他要是不来，你和燕燕、二娃就硬拉他出来。”李银桥给孩子们出点子。
“哎！”李讷这才高高兴兴地带着燕燕、二娃跑进了毛泽东的屋里。
怕小将们有误，叶子龙和李银桥片刻后也走了进去，他们还未到门口，便见三个小将前拉后推地把毛泽东请了出来。
“主席，休息休息吧，机关的同志都想看看你呢！”叶子龙、李银桥迎上去说道。
毛泽东说：“我有什么好看的呀！”
“好看好看，叔叔阿姨们都要看你呢！”李讷、燕燕、二娃摇晃着毛泽东的胳膊，撒娇地嚷着。
“好好，我服从小将们，我服从。”这样，毛泽东便随着孩子们的摆布来到了舞场。
顿时，舞场上高潮迭起。这一晚，毛泽东与大家整整跳了两个来小时，得到了难得的活动和休息。
卫士们都知道，毛泽东的性格里刚毅占据了大半，他要认定的事别人是很难劝说得动的。在工作与休息这一问题上也同样。但只要是孩子们一出动，毛泽东便总是“投降”。
进北京后，中南海也经常有舞会，毛泽东忙，所以平时一般很少见到他参加。卫士们犯愁时，便又动用“看家武器”。当然，用时也要巧妙，否则会引起毛泽东的反感。
又是一个周末舞会的时候了。毛泽东对卫士们劝他休息休息的话已不再见效，这下又不得不再一次动用“看家武器”了。
李讷是每天都由李银桥等卫士接送上学的。晚饭过后，李银桥、叶子龙等找来李讷、燕燕，又一次“密授”机宜：“主席已经有好几天没休息了，今天晚上你们无论如何得拉他出来跳舞去。”
“还让我们去哪！”小李讷的倔劲又来了，说：“叶叔叔、李叔叔，再让我们去，我爸爸就不会再信我们啦。”
“不会的，李讷，我问你，你爸爸最喜欢谁？”李银桥有意问。
“当然是我啦！”李讷得意地挺起胸膛。
“这就对了，你爸爸最喜欢听他最喜欢的人的话。”叶子龙接过话。
“因此，我就最最最最应该去！”调皮的小李讷冲着叶子龙做鬼脸，逗得卫士们哈哈大笑。
叶子龙把李讷和自己的小女儿燕燕拉到一块儿，说：“你们进去后，如果主席不跟你们走，你们就说：‘你再不活动活动，肚皮就会很大很大，我们就不喜欢你了！’怎么样？”
“哎！”两个小将又高兴地领着任务进了毛泽东的书房。
没两分钟，毛泽东在门口出现了。见卫士们都站在门口，便说：“这两个小家伙，非得拉我出来跳舞。说我再不活动活动，就不喜欢我了。说我肚皮会越来越大，大得没人喜欢了。”毛泽东说着，用手拍拍他那微微隆起的肚子，幽默道：“你们看，这个地方还真越来越大了。好，为了不让大家抛弃我，走，跳舞去！”
卫士们顿时欢欣鼓舞。
“小将诱老帅”，战果真可谓辉煌。
卫士长除了采用上述“战术”劝毛泽东休息外，还有特殊“招数”。他的家住在菊香书屋的侧院，与毛泽东的住处仅仅一墙之隔，中间有一小门相通。每逢看到毛泽东几天得不到休息，着急得无计可施时，他便来次“走后门”：有意放行自己年幼的儿子和女儿进入毛泽东的办公处——在平时，他是绝不让自己的儿女随便进菊香书屋的院子，怕干扰毛泽东的工作。现在情况特殊，他也采取了“特殊战术”。
孩子年幼不懂事，于是手里玩个皮球、乒乓球什么的，东玩玩，西玩玩，一会儿就溜进了毛泽东的屋子里。
这个“战术”，卫士长心里是吊着胆子的，于是，不敢怠慢地悄悄紧随在孩子的后面“侦察”。孩子进屋，里面没有大声嚷嚷的声音，卫士长在门外静静地等候，过了一会儿，他不安地轻轻探头进去一看：哈哈，毛泽东正蹲着身子，跟孩子们玩儿上了！
卫士长站在门外，掩着嘴哧哧地笑开了。
二十来分钟了，估计毛泽东休息得差不多了，卫士长便习惯地整整衣服，装出一副严父的架势，走进屋里便朝孩子又是瞪眼又是嚷嚷：“喂！谁让你们到这儿来影响主席工作的？还不走！”
孩子胆怯地站起来看着自己爸爸的样子，十分可怜。
毛泽东见状不干了：“你别把娃儿吓坏了，是我让他们在这儿玩的！”老人家转身抚摸着两个孩子的头，慈祥地说：“娃儿别怕，下次我们再玩，啊，今天就到这里。”
卫士长顺水推舟，带着孩子出了毛泽东的屋子，回到家，他忍不住蹲下身，重重地在两个孩子的脸蛋上亲了两口：“好儿子，好闺女，你们立了一个大功！”
用计之二：“敲竹杠”
在毛泽东面前敲竹杠，大概谁都没有听说过吧？
卫士们告诉我们，他们确实敲过毛泽东的“竹杠”。后来在采访卫士长时，他本人证实了这一点。
“你们不要以为跟毛泽东在一起，一天到晚都必须板着脸，其实相反，只要不是工作时间，毛泽东极爱跟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说笑笑。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呢，这个时候也可以放开胆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用不着顾忌。”卫士长对我们说。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是一贯反对别人给他过生日的。记得在延安毛泽东五十岁生日时，有关领导人提出要给他做寿，当时赞成的人不少，可是毛泽东坚决反对。全国解放后，在他的生日时，也有人曾提出过类似建议，均被毛泽东断然否定，所以后来再也没人提此类事了。每逢他生日时，友好国家的领袖们经常不忘给毛泽东发来贺电或送来礼物为其做寿，像金日成、胡志明、铁托，还有戴高乐等。场面上的兴师动众去掉了，但在小范围，我们这些工作、生活在毛泽东身边的人，依然不忍心忘掉这件事，所以一到12月26日这一天，虽然是就那么几个简单的家常菜，总爱跟毛泽东凑凑热闹，目的无非让他老人家高兴高兴。即便是这样，毛泽东还是反对，他曾说过：“你们给我一炒几个菜，说上几句祝福的，反倒提醒了我：噢，老天爷又年长了我一岁呀！不过生日么，倒也稀里糊涂活了一年又一年。我看，以后还是不过的好。”
为了告诫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正式提出了禁止给党的领导人做寿。
1953年，是毛泽东的六十大寿。8月间，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向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指出“六不准”。其中第一条就是“不做寿”。自然，他的六十大寿又像五十寿辰时没有搞什么活动。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七十大寿，当时也有人借国家困难期已过去，提出要为他做一次寿，好给人民和国家带来福兆。毛泽东还是谢绝了。
他的八十寿辰是1973年。当时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马列主义政党及其领袖人物纷纷向毛泽东发来贺电、贺信，金日成还派专人送来了寿礼。可在国内，由于毛泽东反对，新闻界连上述消息都没公开宣传和报道过。
由于毛泽东自己不主张，而且有那么几次他在外地巡视期间，正逢12月26日，有人曾做过为他老人家做寿的准备，结果被狠狠地批评过。所以，他的生日大多数是在不知不觉中度过的。
这一年，毛泽东到南方巡视，他吃住在专列上，值班卫士告诉卫士长，毛泽东这几天又是没日没夜地写啊写的，急得大家不知如何是好。
“老头儿这样下去身体非垮不可。要是在中南海，他还能出去散散步，这下好了，干脆一天到晚坐在椅子上不动弹了。”
卫士长觉得事情有些为难，身边又没了“看家武器”——他和叶子龙的小儿小女们以及李讷。走道上，他边踱步边思索着，无意间目光碰上了一张日历表。
“喂，今天是12月26日吧？”卫士长问大家。
“是啊，再过四天又是新年了！”
“有办法了！”卫士长拍拍大家的肩膀，轻轻一挥手，“你们跟我来，还有小姚，你也去。”小姚是女列车员，跟毛泽东很熟。
他们不知道卫士长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便跟着他进了毛泽东的那个大包厢。
见毛泽东在埋头批阅文件，卫士长便上前给老人家倒了一杯茶水，然后问：“主席，今天是几号？”
“嗯？”毛泽东抬起头，见卫士们都在他面前站着，还有女列车员。便说：“是几号你们还不知道？”
卫士长笑了：“今天是12月26日，我们当然知道，就怕主席您有意在这一天不提醒我们一下。”
毛泽东眨了眨眼睛，不解地问：“提醒什么，我干吗要提醒？”
卫士长更乐了：“主席，今天是您的生日。这不明摆着，您是有意不想请客。您看，我们几个在您身边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您老人家总得有所表示呀！”
“对，主席，您得表示表示！”卫士们和小姚等一伙年轻人跟着起哄。
毛泽东一看这阵势，便明白了。于是，把手中的文件往桌子上一放，宽厚地一笑：“原来你们是变着法子敲我的竹杠啊！”
“哈哈哈……”西洋镜戳穿，这帮年轻人笑得前仰后合。这个时候，他们尽可“放肆”。
“好吧，今晚又是吃大户。”毛泽东大手一挥，道：“你们快去准备！”
“哎！”卫士们一听，便嘻嘻哈哈地退了出来，有的忙着到厨房吩咐师傅做寿桃、下寿面，有的忙着找酒，吵吵嚷嚷，不亦乐乎。
开饭时间到了，卫士们和小姚姑娘，还有秘书，便在毛泽东的包厢里摆上一张餐桌，端上寿桃、寿面和饭菜，还有几瓶酒。
小姚姑娘给毛泽东和卫士、秘书一一倒满酒。平时包括毛泽东在内，这些人是不喝酒的，而且酒量都极小，今天高兴，大伙儿都端起了酒杯。
卫士长首先提议：“今天是主席生日，我代表同志们祝主席生日愉快，健康长寿！”
卫士们“刷”的一声自动起立：“祝主席生日愉快，健康长寿！”
面对一片酒杯，毛泽东也举起了手中杯，他微笑地说：“又是一年了，同志们工作辛苦，我祝同志们身体健康！”
“丁当！——”领袖和卫士们的酒杯亲切地碰在了一起，发出阵阵清脆悦耳的响声。
“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卫士长很少有今晚这样的高兴，不知是为毛泽东祝福还是为自己和卫士们又一次让“老头儿”能轻轻松松地休息一大会儿而如此兴奋。本不怎么喝酒的他，此刻豪迈地唱起《洪湖赤卫队》里的一首歌，将满杯的白酒“咕嘟”一下倒进了口里。
“干！会喝的不会喝的，这一杯统统都得干！”卫士长脸红脖子粗地看着空杯示意他手下的卫士们。
“干，是好汉的不留杯中酒！”年轻的卫士们在这种场合谁都不认输，于是，会喝的不会喝的，全都干了杯中酒，连女列车员小姚也受感染地喝下了杯中的葡萄酒。
毛泽东不能喝酒，一喝便红脸。正当小伙子们比高低时，他仅仅将装着红葡萄酒的杯子往嘴唇上沾了一沾。
“不行主席，今天您这一杯应该干掉。”小姚是姑娘，跟毛泽东较起“真儿”来。
“对，主席喝，一定要喝！”卫士们跟着起哄了。
毛泽东带着歉意的微笑，说：“这样吧，咱们定个协议。你们知道我不能喝酒，但我能吃辣椒。我们比吃辣椒和喝酒。辣椒可并不比白酒劲小多少，谁要是不服，那就请吃辣椒！怎么样？”
“哈哈哈，主席耍赖！”卫士们开心地笑了。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小伙子们和小姚姑娘也就没有话说了，事实上他们也并不想怎样毛泽东，只是想逗逗乐。
毛泽东倒是挺认真的。他看着卫士们一杯杯地畅饮，自己便一把一把地将干煮的辣椒往嘴里塞。
这一晚，卫士们的酒没少喝，毛泽东的辣椒也没少吃。
“今天没事，大家可以多喝，误了事也不怪罪。”有毛泽东这样发话，小伙子们更来劲了。这一喝不要紧，卫士长第一个喝醉了。平时这位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办事认认真真的卫士长，这一喝醉的样子实在让人感到滑稽好笑。
毛泽东呢，看着自己的卫士长又笑又舞的滑稽相，又惊叹又高兴地说：“没想到银桥还是个能歌善舞的多面手哪，平时真让他屈才了！”
卫士们听了，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这一夜，卫士们与毛泽东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这一夜，毛泽东的睡眠比平时长了一倍。
用计之三：假戏真唱
毛泽东的卫士个个英俊潇洒，聪明能干，谁见了都会称道。他们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和关照好毛泽东的生活，可真是全心全意，一丝不苟，而且充分显示了年轻人的可爱劲。
“这几个小鬼，鬼得很哪！”陈毅元帅不止一次地这样夸奖他们。“能让主席工作好，休息好，你们鬼一点好！”
说起这帮小伙子们，有时还真够鬼的。
“那都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当谈论起昨天那难忘的岁月时，今天的卫士长李银桥这样对我们说，“毛泽东一生无私地把自己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他的时间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因此，为了保证他老人家能永葆旺盛的精力，有时我们不得不学得鬼些，以便让毛泽东能得到哪怕是几分钟的休息和松弛。目的能够达到，这是我们卫士们最高兴的事。”
卫士们说：平日里，毛泽东最忙的时候，卫士们便是最闲的时候，而这一闲又成了他们最紧张的阶段。因为一旦毛泽东因工作连续几天不得好好休息，卫士们便得千方百计想法子保证让他老人家有适当的劳逸调剂。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一二个年头间，人民共和国一个接一个的重大决策，都在等待毛泽东和他的助手们亲自去酝酿、思考、判定、决断。而每逢此时，毛泽东总是忘我忘时地工作，这无疑给卫士们增添了工作的难度。
“再难也得想办法。”党和人民要求卫士们同样得全心全意去照顾自己的领袖。
“有时我们确实感到束手无策。但毕竟我们想出了许多法子，让毛泽东赢得了一点休息。”卫士长说，“我再给你们讲个故事。”
那是一段举国上下欢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到来的时光。首都文艺界为中央领导同志安排了很多文艺晚会，出场的是侯宝林、梅兰芳等名家。毛泽东到位于西长安街的长安大戏院看过几场，他老人家特别欣赏侯宝林的相声，夸侯宝林是个“语言大师”。
这天晚上，梅兰芳要出场，毛泽东自然要去的。可是，从前一天下午开始工作到第二天的下午时分，毛泽东忙于开会，批阅文件长达十七八个小时了，我们卫士怕毛泽东身体太累，到时去不了戏场，于是便商议想法让他歇歇。
我正愁着没法子时，只听值班室里的几个卫士在争论着今晚梅兰芳的戏。那时我们这些扛枪杆钻山沟的土包子，过去虽听过梅兰芳唱的戏，但都以为梅兰芳是个女的呢！只听小伙子们这样说：“我看梅兰芳一定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我不信！她肯定是个老太婆了！”现在你们听了一定觉得是个可笑的话题，可当时，我们那些卫士兄弟们真不知道梅兰芳是个男的。因为在延安时，我曾听人议论梅兰芳的事，所以我知道梅兰芳是个怎样的人。当时听了同志们的议论，我忍不住想告诉大家，忽然灵机一动，我想到了一个“假戏真唱”的计谋，以便能让毛泽东在这一天有段换换脑子的时间，于是，我便进屋对大家说：“梅兰芳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们去请教主席，怎么样？”
“对，主席是万事通，他准知道。”同志们举手赞同。
“主席正在忙，会不会影响他老人家？”一位新来的卫士担心道。
我说：“没事。”因为我了解：毛泽东最赞赏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爱学习。逢到这类学习上的事去请教、打扰他，他老人家总是十分耐心地给你说个明白。我想今天这个关于“梅兰芳是个什么人”的课题，毛泽东是会非常感兴趣的。
假戏是要真唱的，不然毛泽东会因影响他工作而恼怒的。
“主席，我们有几个问题不清楚，想请您讲讲。”进屋后，我轻声对毛泽东说。
他抬起头，见卫士们都来了，以为有什么重要事呢，便放下手中的文件，问：“什么事呀？”
卫士们一放松，笑了。
“我们都不知道梅兰芳是男的还是女的，想请您说说。”
“噢！”果真，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我一看，心里乐了：他又上当了！
“那——你们说呢？”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倒是反问卫士们。
意见还是两种：有的说肯定是女的，有的说是男的。
“我先问问：你们说梅兰芳是男的，有什么根据？”毛泽东问。
一个说“男的”的卫士摸着脑瓜，喃喃地回答：“是听人说的。”
“噢，那就难断正确与否了！没有调查么！”
毛泽东这么一说，几个说是“女的”的卫士以为自己得胜了，便欢呼起来。
“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毛泽东摆摆手，又示意大家坐下，然后他缓缓地说道：“你们都犯了个错误，那就是缺乏对事物的深入研究调查，因此所答的结论或是错误或是片面的。”
其实，梅兰芳是个男的。可为什么有人认为他是女的呢？那是因为听他的唱腔而得出的判断，这错就错在因果关系间没搞对头了。一般情况下，能唱出女腔的应该是女的，可偏偏在中国京剧的戏曲里，唱女腔的却都是些男演员，这又是什么原因？难道过去中国就没有女演员了？不是的，那是因为封建社会的缘故，旧社会男女在一起别说拉拉扯扯不行，就是多看几眼多说几句都被视为不道，所以，京剧初创时期，唱花旦的演员便由男演员来代替了，久而久之，这个传统传了下来。梅兰芳是中国一代名旦，他虽为五尺汉子，却唱得一腔女调，堪称中国一绝。
“对任何事物，我们都不能只看表面的现象。看表面现象往往会被迷惑；而不经深入调查了解，仅从道听途说得来的材料也是不能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的。所以，现在你们总该明白梅兰芳为什么是男的而不是女的，为什么他身为汉子而不唱男腔唱女腔了！”
“没想到，我一手导演的这出‘假戏’，经毛泽东如此这般充满辩证哲理的话，真的变成了一场真戏。”卫士长感慨而道，“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常常把深奥的哲学问题融化在最普通的事情当中，又常常从最简单的问题中，诱发出最深刻而又普遍的真理来。”
这一出“戏”，前前后后半个多小时，卫士们出来时充满了欢快的充实感，一则他们为毛泽东争取了一段轻松而又有意义的“换脑子”，二则他们从毛泽东这里又上了一堂难忘的课。
毛泽东和卫士之间，就是这般太阳与禾苗的关系：太阳给禾苗以成长的阳光和雨露，而禾苗又给太阳以绿色和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