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来到最高统帅身边

军人出身的人都知道，给将军们当警卫员之类的工作可是件了不起的事，尤其是刚穿上军装的那些新兵，要是能被挑上当将军们的警卫员、勤务兵，那股傲劲，那种神秘感是非语言所能表达的。那么，你更想象不到在一个举世无双的大人物身边当卫士会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却一反常情地说：“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很平常。尤其是在战争年代，什么事都很突然，很平常。”他顿了顿，又说，“毛泽东这个人虽然是盖顶的大人物，而实际上也是个极平常的人。不过，他很有个性，有时还很任性，认准了的事别人很难改变他。我到他身边当卫士就挺有戏剧性。”

1947年3月18日。这是二十世纪中叶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场震撼世界的大决战的一个帷幕。拥有八百万大军和许多精良的美式装备的蒋介石，与约有一百多万小米加步枪的人民解放军的毛泽东，展开了全面的生死较量。

为了避免同蒋介石部署在西北战场的胡宗南进犯延安的主力敌军正面交战，贯彻“牵制敌军主力，在运动中歼敌”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领导同志撤离了中央所在地，率主力军转战陕北，以一比六的悬殊军事力量，与气焰嚣张、一心想置共产党于死地的蒋介石的得力亲信胡宗南部队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运动战。

经过四五个月的周旋，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指挥下，运用“蘑菇”战术，我军取得了青化砭、羊子河、蟠龙三大战役的胜利，打得胡宗南部队晕头转向，有力地挫败了蒋介石的延安“剿匪”计划。

这时的胡宗南像条气疯了的狂犬，令其干将刘戡率领七个旅的兵力紧紧追赶不舍，死死盯住只有九百多人的包括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内的中共中央直属支队，从绥德一直追到米脂县。8月18日这一天，中央直属支队被迫到了黄河边。

形势万分危急，前面是汹涌滔天的黄河，后面是刘戡七个旅的已经近在屁股的追兵。

眼前只有一条出路：抢渡黄河。

可是，明摆在面前的一条生路，大伙儿却谁都不敢说出口，就是身为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也一样。“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这是毛泽东在转战陕北初期说的话，毛泽东历来说话算数，尤其是在这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紧急关头说出的话。可眼下又是十万火急之际，敌军已将我中央机关九百多人的队伍逼到了黄河边。

老天下着瓢泼暴雨，队伍中没一个人的身上是干着的。已经在周恩来身边当了六个月卫士的李银桥，见自己的最高统帅不时用右手抹去淌在脸上的雨水。

“主席，这里是葭芦河。老百姓管它叫黄河岔。我们从这里渡过去，不能算是过黄河了吧？！”周恩来凑到久久凝视着黄河而一言不发的毛泽东身边，轻轻地说道。这话意思很明白，听起来是在介绍眼前的这个“黄河岔”，实际上是在征询最高统帅的意见。

毛泽东连吭也没吭一声，仿佛依然沉浸在凝视之中。

“别再磨蹭了，快行动吧！”任弼时是个急性子，听了周恩来的话，又见毛泽东没有说话，便急不可待地指挥起队伍开始渡河。他是这支九百人队伍的支队司令员，能不着急吗？此刻每耽误一分钟，也许就会酿成中国革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后果。这时，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在对面的山顶上架起了机枪，子弹“哗哗”地在头顶上飞啸，稍不留神就会击中你的身子骨。

抢时间，抢出路。任弼时拉过一队人马，从老百姓那儿借得几只羊皮筏子。谁知，那羊皮筏子一下水，就像小孩折的纸船一般，立即被狂暴的巨浪掀翻并被冲得无影无踪。

“当时，我虽然才二十来岁，可已经是入伍多年的老兵了，但我第一次从心头害怕起来，这不是断了生路了吗？”李银桥今天这样说。

“给我支烟！”这时，一直凝视着黄河没发一言的毛泽东突然伸出两根指头，做了个要抽烟的样子。声音不大，却把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全体同志给调动了起来。毛泽东一生烟瘾极大，尤其是在扭转乾坤之时，一连能抽掉好几包。

“烟！德胜同志要吸烟！”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用了李德胜这个意味深长的化名。

“谁有烟？快给德胜同志拿来！”

“快！”“有烟吗？”“……”

真是急煞人的事。偏偏因为毛泽东前段时间闹肺炎，他的卫士们谁也没有为他准备烟。再说，连续几天在雨中行军，抽烟的同志连身子骨都浸在水里，哪里还保得住烟卷呀！

“嗯，我要烟！”毛泽东似乎根本不了解这些，他有点不耐烦地扭过头来，这一下在他周围的人更是急得头上掉下的不仅仅是雨水了，肯定还有热乎乎的汗珠子。

“有，我这儿有！”队伍中有人高声喊了起来。原来是毛泽东的马夫老侯同志，真是大功之举。

周恩来赶忙命令卫士们打开背包，用一条薄棉被遮住风和雨。一个卫士钻进被子下，急忙划着火柴，不知是紧张，还是有风吹的缘故，几次点燃，又几次熄灭。毛泽东几次把嘴凑过去，又几次无可奈何地缩了回来，他直皱眉头。

这时，手脚灵巧的李银桥，从周恩来身后几步走上前来，然后钻进被子，接过那个卫士手中的火柴，“嚓”地一下将火柴划着，又迅速地用手遮住火苗，稳稳当当地给毛泽东点燃了烟。

烟着了。毛泽东似乎十分感激地瞥了一眼李银桥这个他并不熟悉的小战士。当时，李银桥对最高统帅的这一微妙神态也并没在意。

打十一岁跟着贺龙部队离开家乡，来到革命队伍后，这位“机灵小鬼”特别地受首长们喜欢，故十多年来，他一直在首长身边当特务员、警卫员什么的，眼快手勤是基本功。所以今天当他看到别的卫士不能准确及时地为毛泽东点上烟时，便自然而然地上去给最高统帅把烟点上。因为此时他的身份是周恩来的卫士，故做这件事也非常合情合理。打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后，周恩来一直跟在毛泽东身边，李银桥也就有机会对毛泽东有些生活方面的小事进行照料，特别是像今天这样事关大局的紧急关头，李银桥熟练地完成了一件别人没有完成的事，其意义真有点不一般。这是千军万马的西北战场上的一个小小镜头，却被在场专门负责中央领导警卫工作的叶子龙、汪东兴看在了眼里。叶、汪两人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又看了看回到周恩来身边的李银桥，然后会意地点了点头。

李银桥绝没有想到他因此而成了毛泽东一生中最信得过的卫士、卫士长，并且一跟就是十五年，如果不是因为阴谋家从中捣乱，也许他和毛泽东之间会有更多、更重要的关系。

就在毛泽东抽完这支李银桥点着的烟以后，毛泽东仿佛一扫脸上的愁云，断然决定：“不过黄河！放心跟我走，老子不怕邪！”说完，他大步沿黄河边的山路走去。中央纵队跟着他就在敌人的枪子儿底下开拔，居然使疯狗般咬人的刘戡部队傻呆呆地眼瞅着毛泽东的大队人马过去而未放一枪。后来，有人说，这是“真龙过海，谁人敢敌”。想起来还真有点那个味儿。

这一晚上，中央纵队在一个仅有七八十户人家的白龙庙小村宿营。

李银桥刚刚吃过晚饭，正忙着为周恩来搭铺打点，纵队参谋长叶子龙和副参谋长汪东兴，走进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小李，你先停一下，有话跟你说。”

“是！首长。”见两位专门负责中央领导工作的上司来了，李银桥知道定有什么大事，心想是不是同意我下部队？前几天，他在周恩来面前曾经表示过这个愿望。扛枪的战士在战争年代最渴望的就是能上前线。当了多年警卫员和卫士的李银桥眼瞅着一些当年一起从家乡出来闯天下的老乡、战友，如今不是战斗英雄，就是前线战斗部队的连长、营长，心里早憋着劲儿，希望杀向战场。可他知道，当中央统帅们的卫士，这是许多人做梦也难实现的事，在这个岗位上，去留问题绝非是自己想怎样就怎样的事。李银桥看着眼前的两位领导，心里不免有点紧张。

“李银桥同志，我们准备给你调动一下工作。”叶子龙非常郑重其事地说道。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李银桥便激动地抢先说道：“是不是批准我下部队了？”

叶、汪两人对视了一下，脸上露出一丝疑惑。叶子龙说：“不是下部队，而是让你到更重要的警卫工作岗位上去，调你到主席身边当卫士！”叶把后面的话说得很重，以示工作的非同一般。

李银桥一怔，嘴巴张得大大的，却没有说出话来。

大概是觉得这位小战士的情绪不对劲，汪东兴特意强调：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我们是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的！给最高统帅毛泽东当卫士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

李银桥低下了头，半晌没有吱声。

“怎么样，有什么想法还是有什么意见？”叶子龙的这句话完全是习惯性的问语，他在中央警卫局领导的位子上，这样的话不知对人说过多少次。可以这么说，只要他这句话说出口，让谁去当某某首长的警卫员、卫士，对方回答他的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是”。去给毛泽东主席当卫士，这是天大的光荣事，还有谁不愿意？说来也怪，偏偏这个“小李子”闹别扭。李银桥虽然当着这两位首长不敢把话说透，但他在心里说：毛泽东发起脾气来让人害怕，要是哪个警卫他用得不顺，一句话就会把你打发走。李银桥在周恩来身边几个月间，他亲眼见过毛泽东发脾气时把卫士打发走的事。他心里怕，一紧张，心里的话竟然跳出了嗓子眼。

“不行啊，首长，我怕干不好，况且我干这个工作太久了，当时，周副主席也曾答应我，干一段时间后允许我下部队去的。”虽然事后他常后悔，可又不情愿收回已经说出口的话。

叶子龙、汪东兴大出所料：嘿！你个小李银桥，给毛泽东主席当卫士你都不愿意去呀！

机灵的李银桥大概一看两位首长的脸色难看，急忙改口：“当然，组织上的决定我服从……”

“服从就好，我们相信你会干好。”叶、汪这才松了一口气。他们站起身来，临走时，汪东兴思忖了一下，说：“这几天你还跟周副主席，最后怎么办，等我们研究了以后再决定。”

“是！”李银桥也松了一口气。他为没有那么坚决、痛快地接受领导的分配，以及汪东兴最后留下的那一句话而抱有希望：也许他们见我不太情愿到主席那儿，说不定干脆打发我到部队去。不过，弄到这个地步，去与留都不是滋味。

李银桥心里七上八下的。

中央纵队在白龙庙住了一天，第二天就出发了。李银桥根据上级的指示，开始来到毛泽东身边。他觉得别扭死了。因为他发现毛泽东始终不与他说一句话，也不看他一眼。

李银桥惟一能做的是帮毛泽东挑那两只箱子。箱中都是毛泽东一生舍不得丢的《辞源》、《辞海》等书籍。李银桥想用这沉重的担子压住胸脯下的那颗忐忑不安的心。

“李银桥，快趴下！”低头走着的李银桥还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警卫排长阎长林已将他按倒在地。

“轰隆——”原来，一颗飞弹就在距离李银桥与毛泽东的不远处爆炸了。

李银桥急出了一身冷汗。“德胜同志怎么样了？德胜同志怎么样了？”当他看到毛泽东在警卫战士的掩护下安然无恙时才想起抹一把额上的汗珠子。好危险哪。李银桥觉得自己不该走神。

又是一天急行军。这一站是杨家园子。淋了一天的雨，毛泽东的警卫排战士与几个卫士脱下湿军衣，在炕火边烤着。

毛泽东则独自在里屋的炕上，盘着双腿，一只手端着油灯查看军事地图。不长时间，只听毛泽东在大声咳嗽。柴草太湿了，窑洞内烟雾腾腾。

“小李，小李，快扶德胜同志出去透透气，快！”排长阎长林一边抹着呛出眼眶的泪水，一边在大声吆喝着。

李银桥迅速上炕去扶毛泽东：“德胜同志，快出去透透气吧，等烟散了再工作吧！啊，这样会闷坏胸肺的！”这是李银桥第一次正面与毛泽东说话。如果不是“借烟行事”，恐怕他还没有这种机会。因此，他格外卖力地扶着毛泽东走出屋。

谁知，毛泽东像个与他赌气的孩子，用力把手一甩，挡开李银桥扶上来的双手，连半句话也没说，自个儿下炕走出了窑洞。

李银桥好一阵惊骇，机灵的他马上明白，毛泽东肯定知道了自己不想来当卫士的事了。他在生气呢！

李银桥不知所措地闷着头跟着毛泽东在院子里转。一个是指挥几百万大军的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最高统帅，一个是个头稍比步枪高一点的小战士。谁也无法想象，此时此刻，显然这两个人的心头都闷着一股劲在赌气。

“千真万确。”六十四岁的李银桥今天依然十分开心地这样证实当时的这件轶事。“毛泽东是非常有趣的人，有时像孩子一样逗人。”

雨已停。毛泽东做了个深呼吸后，清清嗓子，然后在院子里散起步来，散步是毛泽东一生最喜欢的运动之一，也是他最好的休息方式，同时又是他最佳的工作时间——中国革命史上几次最伟大的战略决策就是在他散步时酝酿的结晶。

此刻，毛泽东也许正在想如何彻底摆脱胡宗南部队的纠缠，以实现西北战场的战略大转折。他的步子慢得每分钟仅走上六七步，每一步都仿佛给地球烙上个深深的印子。

跟在身后的李银桥可苦了，他琢磨着毛泽东是否有意把他甩在屁股后面晾着他。一分钟走六七步，此刻，李银桥尽管踩着碎步，但依然觉得如同走钢丝一般艰难……终于，他那不安的脚步声惊动了毛泽东，并且从此消除了这位巨人与一个小人物之间的一段“怨气”，领袖与卫士之间永久的深厚情谊就这样开始了。

后来，李银桥在他所著的《跟随毛泽东十五年》一书中这样回忆他被毛泽东“接纳”的过程——

“你叫什么名字呀？”

主席终于同我说话了。我迅速立正回答：“报告主席，我叫李银桥。”

“李、银、桥。嗯，哪几个字啊？”毛泽东依然不紧不慢地问道。

“木子李，金银的银，过河的桥。”

“银——桥，为什么不叫金桥啊？”

“金子太贵重了，我叫不起。”

“哈哈，你很有自知之明嘛。”毛泽东的口气转热烈，望着我问，“你是哪里人呢？”

“河北安平县。”

“父母干什么呢？”

“我父亲种地拉脚，农闲时倒腾点粮食买卖；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也下地干活。”

“我们的家庭很相像么，你喜欢父亲还是喜欢母亲？”

“喜欢母亲。我父亲脑子好，多少账也算不糊涂。可是脾气大，爱喝酒。吃饭他单独吃，他吃馒头我们啃窝头，稍不称心就打人。我母亲心善，对人好，我喜欢母亲。”

“越说越一致了么。你母亲一定信佛。”

“主席怎么知道？”

“你说她心善么。出家人慈悲为怀啊。”

“您、您母亲也信佛吗？”我问。

“我也喜欢母亲。”毛泽东说，“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时候我还跟她一起去庙里烧过香呢。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穷人还是照样受苦。”

“磕头不如造反。”

“好，讲得好。”毛泽东点点头，继续散步，走过一圈，又停下脚问：“怎么样，愿意到我这里工作吗？”

我低下头。怎么回答呢？唉，与其说假话落个虚假，不如闭上眼睛说真话，做个老实人。

“不愿意。”我小声喃喃着。

一阵难熬的沉默。

毛泽东终于轻咳了一声，打破了沉默：“你能讲真话，这很好。我喜欢你讲真话。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意在我这里工作？”

“我干太久了。从三八年参军，我一直当特务员、通讯员。我想到部队去。”

“噢，三八式，当卫士，进步是慢了些。就这一个原因吗？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在周恩来那里当卫士就愿意，来我这里就……”毛泽东把声调拉得很长。

“没有，绝没有那个意思！”我叫起来，“我一直想到部队去。我在周副主席那里也说过这个意思。我在他那里干过一段，他了解我的情况，形势缓和后提出走的要求也容易。如果到主席这里来，怎么好刚来就提出走？”

“你怎么知道我会不放你走？”

“主席——恋旧。”

“什么？恋旧！你听谁说我恋旧？”

“反正我知道。”我说，“听人说你骑过的老马，有好马也不换，穿过的衣物，用过的笔砚茶缸，一用就有了感情，再有了多好的也不换。就比如你那根柳木棍，不过是孙振国背行李的木棍子，有了好拐棍儿你肯换吗？我们要是有了感情，主席还肯放我走吗？”

“哈哈哈，”毛泽东笑了，“小鬼，什么时候把我研究了一番？嗯，可是我喜欢你呢，想要你来呢，怎么办？总得有一个人妥协吧。”

“那就只好我妥协了。”

“不能太委屈你，我们双方都作一些妥协。”毛泽东认真地望着我说，“大道理不讲不行。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可是，光讲大道理也不行。三八式，当我的卫士，地位够高，职务太低。我给你安个长，做我卫士组的组长。”毛泽东略一沉吟，做了个手势，说：“半年，你帮我半年忙，算是借用，你看行不行？”

“行！”我用力点头。

“好吧，你去找叶子龙谈谈，他对我更了解。”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挥，我便轻松地退下。他独自回窑洞办公去了……

李银桥后来听说，毛泽东在与他谈话前，确实已经知道李银桥不愿来，但他还是对叶子龙和汪东兴说：“你们不要再考虑别人了，我就要他！”

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

在毛泽东身边当卫士，主要是负责毛泽东的起居生活和吃穿住行等日常事务，这是最贴近领袖的人了，用“形影不离”四个字来形容一点儿不夸张。解放以后，特别是毛泽东被奉为“神”的晚年的一二十年生活中，党的副主席、国家政府总理等领导同志要见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毛泽东的“联络员”、自己的亲侄子毛远新要见他，也必须经过几道关卡。卫士却不同，毛泽东吃饭时，是卫士端去饭菜，并陪在一旁静候他吃完；他办公时，卫士一般在门外值班，同时又不时地进去为毛泽东准备些烟、笔墨和倒茶之类的活儿；睡觉前，卫士要为毛泽东擦澡、按摩，起床后，得为毛泽东准备洗漱用具和水；外出活动与开会时，卫士更是寸步不离。

毛泽东的卫士不像人们在电影里看到的列宁的卫士瓦西里式的彪形大汉，他的卫士一般都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

“太大了，有些事情就不好意思再让他们干了。”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这样说。因为毛泽东在个人生活上是非常“保守”的。他每天要人擦澡、按摩，才能睡得着觉，又时常因为便秘要人灌肠。这些事用年龄大的人毛泽东就不那么自在了，而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基本上还是孩子一般，毛泽东爱用这些大孩子，用起来也自在得多。

“是这样，我刚到毛泽东身边时也就是这个年龄，傻乎乎的，什么都不懂，心里想的全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就是照顾和保护好毛泽东，毛泽东所要我做的一切都是崇高而神圣的战斗使命。”卫士长李银桥这样说。“不过，”他又说，“时间长了，我们这些当卫士的便发现毛泽东虽然是主席，是领袖，但又是一个极普通的人。每个人所有的吃喝拉撒，他也完全一样。譬如，不愿在外人面前暴露一些个人生活习惯上的小隐私，不愿生人在他身上东摸西瞅的。他身上也有痒痒肉，有时我们在擦澡时，不小心碰到了他的痒痒肉，毛泽东不是极其敏感地阻止你的进一步行动，就是像孩子一般地嚷着：‘哎哟，别动了，别动了，哈、哈、哈……’地逗笑起来。”

毛泽东的特殊性格，决定了他使用贴身卫士的特殊标准。

“你千万别认为毛泽东的标准高得不可攀。”打从1947年起，几乎参与了毛泽东所有卫士的选拔工作的李银桥说，“话得说回来，中央警卫部门在挑选毛泽东的警卫和卫士时，确实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啊，可到了毛泽东那里便只剩下了一条标准，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就是‘与我合得来’便行。”

毛泽东这个“合得来”仅为三个字，内容可是丰富无比。在毛泽东的一生中，真正被毛泽东确认与他“合得来”的人可是不多。他政治上最得力的助手、接班人，像刘少奇、林彪，还有曾经是“与我很合得来”的彭德怀，后来都被毛泽东认为是“合不来”的人。后夫人江青是毛泽东认为“最合不来”的人。虽然她是毛泽东的妻子，妻子是“最合不来”的人，注定了毛泽东一生在个人生活上的悲剧。江青这个“合不来”又是一个轻易无法甩掉的包袱，我们可以想象毛泽东自同江青结婚后的那几十年间，他在家庭与个人精神生活问题上是多么的痛苦。卫士是他日常生活中可依靠和可作些调整精神生活的人。自然，毛泽东十分注意要求能够与自己“合得来”。

怎样才算合得来，连长期专门负责毛泽东警卫、安全工作的罗瑞卿、汪东兴、叶子龙也是很难把握得准的。如此结果，便是毛泽东自己是挑选自己卫士的惟一，也是最后的裁决人。

因此，说同毛泽东“合得来”，这既是极为简单的内容，又是万分复杂的事情。汪东兴、叶子龙大概为此不知白了多少头发。但当我们问起那些曾当过毛泽东卫士的同志，他们却说：“非常简单。”

“毛泽东说的‘合得来’有时是政治感情上的一致，有时是性格秉性上的相同，有时是言行举止上的默契，有时是‘老头子’对机灵可爱的小伙子的一种特殊宠爱。一句话，完全凭毛泽东的感觉。”李银桥用这句话，概括了一位伟人所说的“合得来”的全部涵义。

后来，我们走访了毛泽东的其他几个卫士，他们畅谈自己被选为毛泽东卫士的过程，都证实了这一点。

封耀松，浙江人，他在当毛泽东卫士之前，是经过有关部门严格考察的。但无论谁打保票，最后拍板还得由毛泽东本人来决定。

这一天，封耀松被人领进毛泽东的卫士值班室，他被告知去毛泽东身边工作。这对一个穷人家的苦孩子，一个参加革命不久的小战士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过去，封耀松只是从书本上、画像上和领导的报告中，见到和听到毛泽东。如今，要真的见到毛泽东了，而且从今以后开始每天在这位全中国独一无二的大人物身边，封耀松自然激动得从前一天心律就加快了许多。此时，他趁卫士长到毛泽东那里去报告之时，已把放在胸口上的一份早已写好的决心书拿了出来。

卫士长回来了，小封便把决心书交给了他，并保证道：“卫士长，我一定按决心书上说的去做。”

“哈哈，瞧你，一句话错了两个字。”卫士长李银桥看了一眼，便大笑起来。他拿着小封写的决心书念叨：“我西生自己也要保护好主席”，然后，他像逗小弟弟似的拍拍小封的肩膀，说：“等一会儿我教你怎样写‘牺牲’两个字，现在跟我去见毛主席。”

毛泽东此时正在书房。封耀松随卫士长一起进了门，不知是错觉还是幻觉，小封只感觉在书山中坐着的毛泽东全身闪耀着一缕缕耀眼的光芒，使他的眼睛都睁不开。他赶忙用手揉了一下眼睛，发现自己的睫毛上早已被泪水浸湿了，那热流顺面颊淌在了胸襟上。

“主席，他来了。”卫士长轻声地报告道。

“噢，你叫什么名字啊？”毛泽东坐在藤椅里仍在看书，没抬头，“过来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封耀松哪经过这种场面，他今天不仅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而且听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声音，并且是亲自在与自己说话呢？他傻呆呆地站在原地，竟然连话都不会说了。

毛泽东连问两遍，见没有回音，便扭过头来。看了看小封那个样，然后缓缓站起身，走到封耀松跟前。那只挥师百万大军，消灭八百万国民党军队，推翻蒋家王朝的大手轻轻地落在了小封的头上。“嘿，我说么，还是个娃娃呢！”最高统帅慈祥地说。

封耀松这下总算是被大手的“电流”触醒了，赶快叫了一声：“毛主席！”

毛泽东答应了一声，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封耀松。”

“封——耀——松，是不是那个河南开封的封啊？”

“不是，是信封的封。”小封一本正经地“纠正”毛泽东的话。

“哈哈……”毛泽东开心地大笑起来，像慈父似的用那双大手帮小封整了整纽扣，说：“小鬼呀，不管你有几封信，不开封是看不见信的哟。知道吗？那是一个字，懂吗？”

封耀松瞥了一眼站在一旁也在笑着看着自己的卫士长，似懂非懂地向毛泽东点点头。

“今年多大了？”

“十六。”

“爸爸妈妈都是干什么的？”

“爸爸给人拉黄包车，妈妈在家做家务。”

“噢，标准的劳动人民呢！你呢？你以前都干过些什么呀？”毛泽东问道。

“当过点心铺的学徒。”小封回答道，“去年到省公安厅警卫处学习。再后来，就上毛主席待的地方北京了……”

毛泽东像是满意地点点头。接着便开始给卫士上了课：“以前，我对你的卫士长和其他几个人都说过，我呢，虽然是个主席，是大官，可我也是在为人民服务。每天要考虑和处理国家大事，自己的一些事情呢，就顾不过来了，就只好请你们帮忙了。你们干这一行呢，实际上也是在为人民服务，只是间接了点。我们之间是分工不同，你愿意不愿意这样分工呢？”

卦耀松认真地点头道：“愿意，主席。”

“那好，我们看看谁服务最好！”毛泽东像是要考察似的拉着封耀松的手，说道。

封耀松就这样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一“竞赛”。

初来乍到，小卫士封耀松满心是担忧，怕“服务”不好，而被“对手”毛泽东给赛输了。

轮到小封独立值班了。听老卫士们说，毛泽东的个人爱好和习惯很特别，谁要是在他工作时或处理他的生活琐事时不得当，他会大发脾气，而且发起脾气来让人心颤。小封听了自然更加胆怯和紧张了。

“见机行事，灵活掌握，处理得当。”卫士长对他说了这“十二字方针”。

小封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其实这是一间卧室、书房兼接待室。办公时的毛泽东很安静，也没有什么大的差使需要卫士们做的，就是倒个茶、换个烟什么的。这些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要服务好毛泽东就不仅仅是做这些明摆着的活儿了，还有许多需要卫士凭自己的眼力去处置。后者最主要，也最难做到。

毛泽东两眼不停地盯在一份又一份的文件上，并有时有节地喝着茶、抽着烟。

小封进屋时，茶杯里的水已没了，他正准备上前取杯为毛泽东加茶水，一个意外的惊人之举使封耀松呆住了：毛泽东的那只空闲着的左手抬了起来，然后将三个手指伸向茶杯之中，轻轻地搓了搓杯中的残茶叶根，随即稍稍用力地撮起一把残茶叶，慢慢地塞进了嘴里，那两腮一动一动地，如同老牛嚼草一般，津津有味。

“报告卫士长，主席吃起茶叶了，是不是嫌茶水不好？”小封不敢出半点差错，连忙跑到值班室将这一惊人的“发现”告诉了李银桥。谁知卫士长满不在乎地说：“他的老习惯。残茶叶能提神。”

封耀松还是第一次听说。他想，我的穷老爹喝茶水时还讲究不吃隔夜茶，毛泽东主席竟连残茶叶也舍不得浪费！真是不可思议！

天黑了，小封见毛泽东那双穿着圆口鞋的脚不停地拍着地。开始小封以为是毛泽东累了，在活动血脉，随着拍地的次数不断地增多，他猛地想起了什么，忙去看温度计。糟了，还不到13℃！北京的农历十二月，可已是严冬了呀！

小封将左手贴在鼻子底下，思忖着怎样让毛泽东别冻着了双脚。有了！他机灵地找来两只热水袋，灌满热水后，轻轻地走到毛泽东的桌前，蹲下身子，将两只热水袋捂在那一双大脚背上。拍地脚不再动了，室内只有“沙沙”的翻纸页声。又过了一会儿，小封取下热水袋，用双手轻柔地为毛泽东的两腿按摩了一遍。毕后，他正要撤身，却被抬眼所看到的情景惊呆了：毛泽东双眼溢着感激的泪花，像慈父一般地对他说：“这好！这好！多谢你了，小鬼！”

封耀松的眼圈顿时也红了，慌忙退到一边。

“小封，把我的鞋子给弄来，我马上要开会去了！”又是一天，毛泽东游完泳后，对封耀松吩咐说。一个是浓重的湖南口音，一个又偏偏是地方方言难改的浙江人。嘿，这一下热闹了。毛泽东要的是鞋子，封耀松不知怎么听成了“桃子”。

一听说毛泽东要吃“桃子”了，封耀松像接到了“十万火急”的命令，拔腿就往厨房跑。

“侯……侯师傅，快，快给我个桃子，主席要吃桃！”

“桃子？这时候哪来桃子呀……”侯师傅急得直拍大腿。最后还真让他给想出法子了：一个红盈盈的大水蜜桃放在了小封手中。

“主席，给！”小封像是完成一件神圣使命似的将桃子郑重其事地托到离毛泽东眼睛一两尺远的地方，嘴里还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毛泽东习惯地抬起那对看书的眼皮，半晌愣在那儿。

封耀松见毛泽东愣了，不由得也愣住了，他轻声细语道：“刚才您要的……我给拿来了！”

毛泽东突然一悟，终于忍不住地“扑哧”笑出了声，越笑越开心，最后竟笑得直揉眼睛：“我……我说让你拿鞋子，你怎么……怎么把这东西给拿来了？”毛泽东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指双脚，乐个不停。

“这……嘿嘿……”小封终于明白了，他也不好意思地跟着毛泽东笑了起来。

“小鬼，我们一个是湖南人，一个是浙江人，可都是中国地方方言的能手，我们俩在一起，可有热闹戏呀！”毛泽东把小封拉到自己的身边，像父亲关怀儿子一般地抚摸着小卫士的头发，十分逗趣地说道：“好，好，我喜欢这样的热闹戏，不过今后可得注意，可别把我的肚肠根给笑断了，啊？！”

封耀松腼腆而又真诚地点点头。

“我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大约就是靠这傻实在吧！”几十年后，封耀松回忆起那段难忘的经历时，笑着这样说。

卫士田云玉，一副机灵活泼相，是个谁见了都说“可爱”的小伙子。他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那么多年，大概是属于“老头子”对机灵可爱的小伙子的一种特殊“宠爱”吧。

确实，田云玉是一开始就被毛泽东喜欢的小卫士，而且他也是惟一在江青与毛泽东两人之间都“吃香”的卫士。

田云玉能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凭的也是他那股可爱劲。

1952年2月，才十五岁的田云玉，在老家黑龙江双城时，听说沈阳来了几个人到他家乡那里招一批人去为苏联专家当招待员，便自个儿跑到城里，夹在一大堆报名的人群中间。

招工的人见乱哄哄的报名队伍，就出来维持秩序，见了田云玉，就对同事说：“这个小鬼不错，要他，要他。”

田云玉在众目睽睽下，非常得意地获得了优先。

一个有七个孩子负担的家庭，自然迫不及待地希望能送出去几个孩子挣钱。田云玉招工“上榜”，家里人不亦乐乎。父亲给他提起一个小包袱，说：“走吧，玉儿，你娘还等你早点寄回点钱来呢！”

田云玉当招待员时间不长，就“青云直上”了。中央办公厅到东北选服务员，这位谁见谁爱的小伙子自然又中榜了。田云玉并不知道，他们这批服务员进中南海可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图挑的。毛泽东在去莫斯科期间，途经沈阳时，曾说东北的小伙子聪明、朴实。卫士长李银桥将毛泽东的话转告了叶子龙、汪东兴，于是，就有了中央办公厅到东北挑服务员这件事。

谁知经过一个月集训后，机灵鬼田云玉却在分配时被搁在了一边：没被配给首长当警卫员、卫士，却留在中南海招待所当招待员。田云玉气不打一处来，可又不敢发作。后来才听别人说，领导觉得他活泼有余，扎实不足，要这个毛孩子“锻炼锻炼”再说。

田云玉毕竟是个“机灵鬼”，从此后就开始向老同志学习，在人面前做出一副成熟老成的样子。可爱的小伙子整天在中央首长面前晃动，很快就被“老头子们”注意上了。第一位是彭德怀，随即又被眼尖的江青瞅见了。

江青是女人，又爱漂亮。这田云玉自然被她一眼瞅见后就别想跑掉了。1953年底，招待科科长告诉田云玉，让他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小田激动不已，愿望终于实现了。而且是最高的愿望——对一个从事服务工作的小鬼来说。

小鬼毕竟是小鬼：田云玉按照卫士长李银桥的分配，开始值副班。为毛泽东服务叫正班，在江青那儿叫副班。副班主要是协助正班工作，协调毛泽东夫妻与家庭之间的事情。

第一次上班，是早晨，田云玉在老卫士李家骥的带领下，来到江青卧室给她送早饭。

江青还躺在床上。李家骥为她摇起那张安有升降装置的床，然后将一张特制的木桌嵌在床上，并正好落在江青直起身的胸前：江青平常每天早上就在这张桌子上吃饭，很有点十八世纪英国贵族的味道。

这一次江青没有马上动筷，而是两眼带有明显的好玩似的神色盯着眼前这位新来的小卫士。她开始了特有的又细又尖的问话：“小鬼，叫什么名字呀？”像与三岁的孩子对话。

田云玉不知咋的，全身莫名其妙地战栗起来，半晌才回答：“我叫……田云玉。”

“多大了？”

“十六。”

进来的时候，李家骥让田云玉拿着装饭的碗盘。这时，田云玉想上前为江青摆好饭，可他两条腿怎么也不听使唤，不仅迈不出步子，而且抖得连身子都在摇晃。真没用。一边的李家骥直想骂他。

江青觉得很惬意和开心，说：“小鬼别紧张，我可不是吃人的狼啊！”说着瞪大她那双眼睛，装出唬人的样子，随即又“咯咯咯”地大笑起来。

田云玉瞥了一眼，还真像一只小绵羊见到大灰狼，那副窘样实在惹人爱。

很快，这个天真活泼的“小鬼”，便赢得了江青的喜欢。等到他被卫士长李银桥带到毛泽东身边时，田云玉竟毫无半点惧怕感。那一脸孩子气的笑颜，毛泽东一见便满心喜欢地把他叫到跟前。

“小鬼，叫什么名字？”

“报告主席，我叫田云玉。”

“会写吗？”

“会，主席。”田云玉便伸出右手指，在毛泽东面前的空间比划起来：“就是这个田地的田，云彩的云，玉石的玉！”

“嘿，你还不简单呀！”毛泽东笑呵呵地说，“有天有地，又有玉石，可正是上下齐全国中贵，那么，你家一定人不少喽？”

田云玉心想，毛泽东真神，他怎么知道我家的事呀？便回答道：“是的，上有我父母，还有爷爷，下有我们兄弟姐妹七个。”

“可不，被我猜准了吧！”毛泽东笑了。又问：“家在哪个地方？”

“黑龙江双城县。”

“双城县。”毛泽东琢磨了起来，“为什么要叫双城县呀？是不是还有个单城县呢？”

田云玉可没听说过，便摇头说：“没有单城县。”

“不对，会有。”毛泽东坚持道，“有双城必有单城，而且不会太远，说不定你爸爸、爷爷他们知道，或许不知道，你可以问问。”

这是田云玉第一次领教的毛泽东，他觉得这位大人物挺有自己的分析、判断、见解。果然，田云玉在后来确实证实了他的老家是有个单城，只是单城小，慢慢地被双城“吃”掉了，以后就不曾有了。毛泽东真神！田云玉打这以后对主席特别敬佩。

情况一熟，田云玉的那股孩子脾气便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了：爱说爱笑，爱哭爱闹，无拘无束。除了多一点工作责任感外，他在毛泽东和江青面前如同在自己的父母面前一样。也许由于自己的儿女长久不在身边，或许偶尔在身边时也对他们要求得太严的缘故，缺乏太多的父子间的那种情趣，田云玉正好使毛泽东在这方面得到补偿。毛泽东一见田云玉来值班，就总是乐呵呵的，手头的工作再忙，也要抽出时间同小卫士闲聊几句。

这天又是田云玉值班了。前几天为了调级调工资的事，田云玉因为看到别人都调了两级、三级的，自己只调了一级，便在中南海同有关部门吵了起来。为此，机关有人贴出大字报批评他，上面还写了两句怪“缺德”的话：“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田云玉哭哭啼啼要两级。”不光如此，这张大字报还偏偏让毛泽东看到了。

见卫士过来，毛泽东一副慈祥的目光落到了田云玉的脸上。

“小田，你过来，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你看行不行。”毛泽东完全是一副与小卫士平起平坐的姿态。“我先问你，你是不是家里兄弟姐妹多？”

“是，连我七个。”田云玉开始并不知道毛泽东为何又问这个。

“你现在的工资多少？”

一听说，田云玉脸上就发热了，他知道毛泽东肯定要为他吵着要调级的事批评他呢，他难堪地回答：“四十三块。”

“要说四十三块一个人花还是可以的，要照顾那么一大家子就显得困难了。”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道。思忖片刻，他把头凑近小卫士，说：“我每月给你六十元行不行？”

田云玉吓了一跳，连连摇头。

毛泽东误会了：“怎么，你还觉得少点？”

田云玉的头更如铃铛般地摇晃起来：“不不，主席，我——我不是这个意思。”突然，他“啪”地一个立正：“报告主席，我是国家干部，怎么能拿你私人的钱？那样的话，我不成了你私人的人了吗？”

伟大的毛泽东本是一片好意，可他绝没有想到小卫士会这样说。他那一向对什么都反应锐利敏捷的头脑还真愣了一下：是啊，这娃娃说得对啊！“不错，不错，我没想到这一层！”他拍拍田云玉的肩膀，“你说得有道理，有道理。”毛泽东一边在屋里兴奋地来回踱着步，一边不停地赞许道。

“小鬼，我喜欢你！我们俩合得来！合得来！”毛泽东走过来，将小田的头轻轻地搂在自己的胸前。

田云玉两眼模糊，激动的泪水哗哗直流：他感到了一缕阳光的温暖，感到了一个父亲的慈爱，也感到有点惭愧……

毛泽东一生所用的几十名卫士，几乎都是这样说简单又十分不易地来到这位最高统帅身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