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绅士们！人生苦短……如果我们活着，我们活着就是要把君王的脑袋踩在脚下。”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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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个消极的生灵，他唯一的能耐就是消除存在”，他与时间一样。人对自身本性的占有也是他对宇宙展开的把握。“历史本身就是自然史的一个真实部分，是自然变成人的一个部分”（马克思）。反过来，这个“自然史”只有通过人类历史的过程才能有其实际的存在，即通过能寻回历史整体的唯一部分而存在，就像一架现代天文望远镜，其探测力可以在时间中捕获星云朝向宇宙外围的逃逸。历史总是存在着，但不都是以其历史形式而存在。人类的时间化，正如它通过社会中介所进行的那样，与时间的人类化相等。时间的无意识运动在历史意识中表现出来，并且变成真实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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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历史运动，尽管它还隐藏着，起始于“人类真正的自然界”那漫长而不知不觉的形成中，这个本性亦即“诞生于人类历史中的自然界——它就诞生在人类社会的孕育行为中——”但当时掌握某种技术和语言的社会，如果它已经是其自身历史的产物，就只能意识到一个永久的现时。任何局限于古人记忆的知识，它总是由活人承载于记忆里。死亡和繁衍都不能理解为时间的法则。时间恒定不变，就像一个封闭的空间。当某个更为复杂的社会成功地意识到时间时，它的工作更像是否定这个时间，因为它在时间中看到的不是一掠而过的事物，而是重新回来的事物。静态的社会（société statique）根据其自然的即时经验去组织时间，参照的是循环时间（temps cyclique）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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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时间在游牧部族的经验中就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在其迁徙的任何时刻，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都是同样的状况：黑格尔说“游牧部族的迁徙仅仅是形式上的，因为它局限于同样的空间”。社会在定居于某地时，会通过个性化地点的安置而赋予这个空间某种内容，由此而被封闭在这个定位之内。向这些地点的时间回归，现在成了时间向同一地点的纯粹回归，即同一系列动作的重复而已。从放牧的游牧生活到定居式农业的过渡，这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自由的终结，也是辛勤劳作的开始。通常的农业生产方式，由四季的节奏主导着，它是构造完整的循环时间的基础。永久是它内在的本质：人世间都是相同物的回归。神话就是保障整个太空秩序的思想的统一建筑，而秩序的中心则是这个社会已经在其边界内真正实现的那个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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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时间的占有，通过人类劳动而进行的人类生产，是在一个分化为阶级的社会中发展的。在循环时间的社会匮乏之上构成的权力，组织社会生产并且占有有限剩余价值的阶级，同样占有了其社会时间组织的时间剩余价值（plus-value temporelle）：只有这个阶级拥有着生者不可逆转的时间。唯一可以存在的财富被集中于权力部门，以便在物质上供奢侈节日开支，在节日中支出的还有对社会表面历史时间的挥霍。历史剩余价值的所有者掌握着所经历事件的知识和享受。这个时间，与时间的集体组织相分离的时间，以社会生活基础的重复生产进行主导的时间，在其自身的静态群体之上流逝。这便是冒险与战争的时间，其间循环社会的主人游历自己的个人历史；这也是在与外族群体发生冲突中出现的时间，在社会稳定秩序遭受扰乱时出现的时间。因此，历史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就像一个局外因素，就像他们不想要的东西，而且他们以为躲过了历史的干扰。然而通过这个迂回，又出现了人类的消极担忧，这种担忧曾经是已经休眠的整个发展的真正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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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时间在其自身中是个没有冲突的时间。但是在时间的童年，冲突就已经就位：历史首先要为成为主人实践活动中的历史而斗争。这个历史在表面上创造了不可逆性；其运动构成了它所竭尽的时间本身，就在循环社会那永不枯竭的时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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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的社会”是指那些将其历史部分放到极慢程度的社会；它们将其针对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对抗，还有它们自身之间的对抗，都维持在永久的平衡中。如果说为此目标建立的形形色色的机构见证了人类本性自行创造的可塑性，这种见证的出现明显只针对外部观察者，针对从历史时间中回归的人种学家。在每个这样的社会中，都有一种最终的组织结构在排斥着变化。现有社会实践的绝对因循守旧，还有与之永远等同的所有人类可能性，除去害怕落入无形的兽性之外，已经不再有其他的外部边界。在这里，为了保住人性，人类必须保持同样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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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力的诞生，它似乎与技术的最近几次伟大革命相联系，如铸铁技术就处在一个时代的初期，这个时代直到工业的出现，才不再经历深层的动荡。政权的诞生也是开始分解血缘关系的时刻，从那里起，代代相传的连续走出了纯粹自然循环的领域（sphère du pur cyclique naturel），成为一种被引导的事件，即权力的继承。不可逆的时间是现在统治世界的时间，而改朝换代只是其第一个尺度。文字则是它的武器。在文字中，语言达到其意识中介的完全独立现实。但是这种独立又与被分离权力的普遍独立性相同，充当组成社会的中介。随着文字的发明，出现了一种不再依赖生者的直接关系去承载和传播的意识：一种非人称的记忆（mémoire impersonnelle），这便是社会管理的记忆。“文稿是国家的思想；档案是国家的记忆”（诺瓦利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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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年史是政权的不可逆时间（temps irréversible）的表达，也是维持这个时间从其前期轨迹出发向着唯意志进展的工具，因为这种对时间的引导，都会与每个特殊权力的力量一起崩溃；它会落入农民大众所经历的唯一循环时间的漠然遗忘，而农民大众在帝国及其年表的崩塌中却岿然不动。历史的持有者给时间设置了一个方向：一个方向同样也是一个意义。但是这个历史却在一旁展开和消亡；它让深层的社会永恒不变，因为它恰恰就是从共同现实中分离出来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东方帝国史对我们来说等同于宗教史：这些沦为废墟的年表不过留下段历史，它表面上独立于包装年表的幻想。那些掌握历史私有制的主人，在神话的保护下，首先以幻想的方式去掌握私有制：在中国和在埃及一样，他们长期以来垄断着灵魂的不朽；正如他们得到承认的早期王朝，是对过去时间的想象式改造。但是主人的这种幻想式拥有，在这个时刻，也是对共同历史和他们自身历史的可能的全部拥有。他们实际历史权力的扩大与幻想神话式拥有的普及齐头并进。这一切都来自这个简单的事实，即主人只有在这种尺度下才能挑起重担，以神话方式去保障循环时间的永久性，正如在中国皇帝的季节性祭祀仪式中所展示的那样，他们自己可以从循环时间中得到相对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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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神化的权力那干涩无味而又不做解释的年表向其奴仆说话时，它只想按神话中在人间执行神灵命令的方式被人理解，要克服这种年表的缺陷，使之成为有意识的历史，就必须让对历史的真正参与为扩大的团体所经历。那些已经被认可为某个特殊现时的掌握者，那些已经证明了其活动事件的品质财富和他们生活的地点——他们的时代——的人，从他们的实践交际中诞生出历史交际的普通语言。对有些人来说，不可逆的时间曾经存在过，他们从中同时发现了值得纪念之物和遗忘的威胁：“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2】在此介绍了他的调查结果，以便让时间不至于废除人类的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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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的论证与关于权力的论证不能分开。古希腊就是这个时刻，那时的权力和变化可以进行讨论，也得到人们的理解，那是社会的主人民主（□）。那里是专制国家所经历状况的反面，专制的权力从来就只跟自己算账，处于其最集中点的不可企及的黑暗中：通过宫廷革命，而成功或是失败同样都不容讨论。不过，希腊共同体分享的权力也只是在对社会生活的耗费中才能存在，而社会生活的生产在奴隶阶级中却是分离的和静态的。只有不劳动的人们在生活着。在希腊共同体的分裂中，还有在经营外国城邦的斗争中，在国内建立每个城邦的分离原则得到外化。希腊曾经梦想过统一的历史，但在外来入侵时却不能团结一致，甚至不能统一它各个独立城邦的历法。在希腊，历史的时间变成了有意识的历史，但还没有意识到时间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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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共同体所经历的地区性有利条件消失之后，西方历史思想的后退并没有伴随着一种古老神话组织的重构。在地中海各民族的冲突中，在古罗马国家的形成和消亡中，出现了一些半历史的宗教，它们成为时间新意识的基本因素，也是分离权力的新型铠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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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一神教是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妥协，是仍然主导着生产的循环时间和不可逆时间之间的妥协，而众多民族还在不可逆时间中相互冲突和相互组合。从犹太教中派生出来的宗教，就是对不可逆时间的普遍抽象的认识，这个不可逆时间被民主化，向大众开放，但还是处在虚幻中。时间被整个地导向唯一的终结事件：“上帝的王国为期不远。”这些宗教诞生于历史的土壤，并且在那里扎根。但它们再次与历史维持着绝对对立的关系。半历史的宗教在时间中建立了一个品质出发点，如基督的诞生、穆罕默德的逃亡（fuite）等，但它的不可逆时间——引导一种实际的积累，在伊斯兰教中可以充当一次征战的形象，或在改革后的基督教中代表资本增长的形象——事实上在宗教思想中已经反转，就像一种倒计时：在不断减少的时间中，期待到达另一个真正的世界，期待最后的审判。永恒出自循环的时间。永恒是时间的彼世。永恒是降低时间不可逆性的要素，在历史本身中消除历史，像一个纯粹准时的要素，在时间已经回归和自行消除的地方，将自己摆放到不可逆时间的另一面。博须埃【3】还会这样说：“通过正在流逝的时间，我们将进入不再流逝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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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这个没有完成的神秘世界，曾经有过超越自身的完美，它是这么一个时刻，这里的循环时间，即还在调节着生产的主要部分的时间，真正受到历史的蚕食。某种不可逆的时间性从个人认可走向众人认可，就在生命年代的连续中，在被看作旅行的生命中，成为一种永不回头的过渡，走向一个其意义落在他处的世界：朝圣者是那个走出循环时间的人，以便成为那个真正的旅行者，而每个人都像是他的符号。个人的历史生命，在权力的领域内，在参与权力引导的斗争中，在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中，总能找到自身的实现；然而权力的不可逆时间却被无穷无尽地分享，在基督教纪元的引导时间的普遍统一下，在一个被强化的信任的世界中，主人的游戏围绕着忠诚和对应有忠诚的质疑而展开。这个封建社会，它诞生于两者的相遇，一是“征战军队的组织结构，正如它在征战中所发展的那样”，二是“在被征服国家得到的生产力”（《德意志意识形态》）——还必须算上这些生产力组织中人们的宗教语言——这个封建社会将社会统治分割于教会与国家权力之间，而国家权力又细分在隶属于领地和城镇的复杂君臣关系中。在这种可能的历史生活的多样性中，那个无意识地带走深层社会的不可逆时间，那个资产阶级在商品生产中、在都市的建立和扩展中、在全球商业的发现——永远毁灭任何宇宙神秘组织的实践试验——中，慢慢显示为时代的未知劳动，而这个世界的正式的伟大历史事业，随着十字军东征的失败而化为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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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世纪衰落之时，蔓延社会的不可逆时间，通过与旧秩序相连的意识，以死亡萦绕的形式为人们所感知。这就是对某个世界解体的忧郁，在这个最后的世界中，神话的安全感还能够平衡历史，而对于这种忧郁而言，尘世的任何事物只是走向它的衰败。欧洲农民的伟大起义也成为他们回应历史的尝试，将他们从封建监护所保障的家族沉睡中唤醒。这是天堂在尘世实现的千年梦想，这里来到前台的便是半历史宗教起源的东西。正如犹太救世主信仰，即针对当时动乱和灾难的回应，当来自这一信仰的基督教群体期待上帝天国即刻实现时，便给古代社会添加了一份担忧和颠覆的因素。基督教的到来就是为了分割帝国中的权力，恰似一种简单的迷信，及时地否定了这个希望所剩余的念想：这便是奥古斯丁【4】教所肯定的意义，也是现代意识形态所有奖状的原型，而根据这种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教会很久以来就已经是这个人们所说的王国。至福千年说的农民阶级的社会反抗，自然会首先定义为摧毁教会的一种意志。但是至福千年说是在历史世界中展开的，而不是在神话的土地上。情况不像诺曼·科恩【5】在《追寻至福千年》中想展示的那样，是一些现代的革命希望，是至福千年说宗教狂热的非理性残余。相反，倒是至福千年说，即最后一次说着宗教语言的革命阶级的斗争，它才是一种现代的革命倾向，不过还缺乏一种仅仅作为历史的意识。至福千年说的信徒们大概都会失败，因为他们不能将革命认可为他们自己的行动。他们要等待上帝决定的外部信号方能行动的事实，就解译了思想中的一种实践，这种实践中的起义农民追随的是他们之外的首领。农民阶级不能准确意识到社会的运转，也不能意识到它进行斗争的方法：正是因为在它的行动中，在它表达其计划的意识中，还缺乏统一性的这些条件，所以它进行战争所依据的是人间天堂的图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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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生活的新的拥有，在古代中找到过去和权利的文艺复兴，其中就承载着与永久性的快乐决裂。它那不可逆的时间就是知识无穷积累的时间，而出自民主共同体经验并且毁灭它们的力量的历史意识，根据马基雅维里【6】的观点，会重新采纳关于去神圣化权力的论证，即说出国家的不可说物。在意大利城邦的丰富生活中，在节庆的艺术中，生活被体验为对时间流逝的一种享受。但是这种对时间流逝的享受本身也该是过眼云烟。洛伦佐·德·美第奇【7】的歌，被伯克哈特【8】看作“文艺复兴的真正精神”的写照，是这个历史的脆弱节日给自己唱出的颂歌：“它真美啊，青春——流逝得这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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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君主制国家对历史生活的垄断的持久运动，是通向资产阶级完全统治的过渡形式，它让资产阶级的新型不可逆时间在真相中显示它究竟是什么。与资产阶级相连的正是这个劳动的时间（temps du travail），即首次脱离了循环的时间。随着资产阶级的出现，劳动变成了改造历史条件的劳动。资产阶级是第一个认为劳动是一种价值的统治阶级。况且资产阶级取消了任何特权，不承认任何不是出自对劳动进行剥削的价值，它恰好将自己作为统治阶级的特有价值认定为劳动，将劳动的进步变成它自身的进步。积累商品和资本的阶级，通过改变劳动本身，通过释放其生产率，持续改变着大自然。整个社会生活已经集中于皇宫的装饰贫乏中，是突出于“国王职业”中的冷酷的国家管理饰物，而任何特殊的历史自由都该认可它的失败。封建主那不可逆时间游戏的自由渐渐消耗在他们最后的失败战争中，如投石党运动【9】的战争或苏格兰支持查理·爱德华【10】的起义。世界已经彻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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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的胜利是深度历史时间（temps profondément historique）的胜利，因为它是持久和彻底地改造社会的经济生产的时间。农业生产作为主要劳动能持续多久，驻留在社会深处的循环时间就将对传统联合力量供养多久，而这些力量将阻止运动的发展。但是资产阶级经济的不可逆时间将在世界的所有广度上清除这些残余。到目前为止显示的历史，作为统治阶级个人唯一运动的历史，因此也是被写成事件的历史，它现在已经被理解成普遍的运动，而在这个严酷的运动中，所有个人都做出了牺牲。在政治经济学中发现其基础的历史，它现在知道曾经存在过的无意识是什么，不过，这个历史还是一个无意识，还不能使它大白于天下。正是这个盲目的史前史（préhistoire aveugle），这个无人驾驭的新宿命，商品经济将它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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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社会深层中存在的历史，渐渐倾向于消失在表面。不可逆时间的胜利也是它走向事物时间（temps des choses）的变形，因为它胜利的武器恰恰就是物品的系列生产（production en série des objets），依照的是商品的法则。因此经济发展使之从奢侈稀有品走向日常消费的主要产品就是历史，但它仅仅是作为事物抽象运动（mouvement abstrait）的历史，而这一抽象运动则主宰着对生活的任何数量使用。从前的循环时间曾经支撑着个人和团体所经历的历史时间的不断增长部分，而对生产的不可逆时间的统治将倾向于从社会角度消除这个经历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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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资产阶级让社会经历并且强加给它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时间，但是又拒绝让它使用这个时间。“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因为经济的拥有者阶级不能与经济史相决裂，必须压制任何其他对时间的不可逆使用，把它当作一种即时的危险。统治阶级，它由拥有物品的专家即他们自己组成，鉴于此，对物品的拥有必须将其命运与对这个物化历史（histoire réifiée）的维护联系起来，与历史中新的静止的持久性联系起来。作为社会基础的劳动者，他在物质上第一次不再是历史的陌生客，因为正是现在，社会通过其基础以不可逆的方式运动起来。在经历它所创造的历史时间的要求中，无产阶级找到了其革命规划的简单而又难忘的中心；直到现在，这个规划的实现尝试屡遭失败，但每次尝试都标志着新历史生活的可能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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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权力主人的资产阶级的不可逆时间，首先以其自己的名字呈现出来，作为一个绝对的起源，如共和元年【11】。但是，普遍自由的革命意识形态，即曾经打倒价值神话组织的最后残余的意识形态，还有管理社会的任何传统规定，已经让人们看到一种真正的意志，一种披着古罗马特色外衣的意志：普及化的贸易自由。商品社会发现自己应该重建一种被动性，它必须从根本上动摇这个被动性，以便建立自己纯粹的统治，它“在基督教中，在对抽象的人的崇拜中，找到……最合适的宗教补充”（《资本论》）。于是，资产阶级便与这个宗教达成了一种妥协，这种妥协也表现在时间的表达中：放弃它自己的历法，其不可逆时间又重新回来，浇铸到它延续的基督教纪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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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逆时间得到世界性的统一。世界的历史已经变成一个现实，因为全世界都集合在这个时间的进展中。但是这个处处相同的历史，仍然还是历史的历史内拒绝（refus intra-historique）。这是经济生产的时间，是切割成等份的抽象碎片时间，它表现在整个地球上，就像是同一天。统一的不可逆时间就是全球市场的时间，当然也是世界景观（spectacle mondial）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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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不可逆时间首先就是商品的尺度。因此，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正式确定的社会普通时间，因为它只是意味着组成该时间的特定利益，所以它也只能是个特殊的时间。

【1】诺瓦利斯（novalis, 原名frederich leopold，1772—1801），德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品有诗歌《夜之赞歌》《圣歌》和长篇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等。

【2】希罗多德（hérodote d'halicarnasse，约前484—约前420），史称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古希腊历史学家、西方“史学之父”。其著作《历史》记录旅行见闻和第一波斯帝国的历史，为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流传下来的史学散文作品。

【3】博须埃（jacques-bénigne bossuet, 1627—1704），法国作家、莫城主教和神学家，著有《哲学入门》《世界史叙说》等。

【4】奥古斯丁（augustin d'hippone, 拉丁语为 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也称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古罗马哲学家、基督教神学家，著有《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忏悔录》等。

【5】诺曼·科恩（norman cohn, 1915—2007），英国史学家，著有《追寻至福千年》（la poursuite du millénium）等。

【6】马基雅维里（nicolas machiavel, 1469—1527），意大利哲学家、政治理论家，著有《君主论》《战争艺术》等。

【7】洛伦佐·德·美第奇（laurent de medicis, 意大利语为lorenzo di piero de' medici, 1449—1492），意大利佛罗伦萨政治家，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实际统治者。

【8】伯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瑞士史学家、艺术史学家，著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文明》等。

【9】投石党运动（la fronde, 1648—1653），西法战争（1635—1659）期间发生在法国的反对专制王权的政治运动。

【10】查理·爱德华（charles edouard, 1720—1788），英国斯图亚特王子。其祖父于1688年失去王位，爱德华于1743年被立为摄政王储，曾经组织过苏格兰起义，试图恢复斯图亚特家族的王位。

【11】共和元年（l'an i de la république），法国共和历的纪年，相当于公元1792年9月22日—1993年9月21日。法国大革命后颁布了新的历法，以公元1792年9月22日起为共和元年元月元日，1806年拿破仑废止共和历，恢复格列高利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