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对于财富和享受的平等权利，对任何权威的破除，对任何精神制动的否定，倘若我们下到事物的深处，就是3月18日起义存在的道理，也是可怕的联盟宪章产生的理由，这个联盟给起义提供了一支军队。”
（《关于3月18日起义的议会调查》【1】）
73
真正的运动，即取消现有条件的运动，从资产阶级在经济中的胜利出发去管理社会，而且显然是从这一胜利的政治解译开始。生产力的发展使古老的生产关系分崩离析，而任何的静态秩序都将变成粉尘。所有绝对的东西都变成历史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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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有被置于历史中，只有在参与构成历史的劳动与斗争中，才能被迫以醒悟的方式考虑他们之间的关系。尽管历史时代最新的无意识的形而上视觉能够看到生产的渐进过程，而且通过这个生产过程，历史将展现为历史的客体本身，但这种历史没有它所要自我实现的清晰客体。历史的主体也只能是自行生产自身的生者，成为其世界即历史的主人和拥有者，以其游戏意识（conscience de son jeu）的方式存在着。
75
就像同一股潮流，同时发展着由资产阶级开启的漫长革命时代的阶级斗争，还有历史的思想，即辩证法。这思想不再停留于寻找存在者的意义，而是提高到一切存在被解体的认识高度；而在运动中，任何分离都在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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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不用再阐释世界，而只须阐释对世界的改造。通过仅仅阐释改造，黑格尔仅仅是哲学的哲学式完成。他想要理解一个自己创造自己的世界。这种历史的思想还仅仅是一种意识，一种常常来得太迟的意识，它发布的是一种事后（post festum）的证明。于是它对分离的超越也只能是在思想中。有一种反论，它旨在将任何现实的意义空悬于其历史完成之上，同时又通过将自身构建成历史的完成来揭示这个意义。这种反论来自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17和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家在其哲学中只寻找与其结果的调和。“即使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它也并不表达这场革命的整个过程，而仅仅是革命的最后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不是革命的哲学，而是复辟的哲学”（卡尔·柯尔施【2】《关于黑格尔和革命》）。黑格尔曾经最后一次做了哲学家的工作，即“对存在物的颂扬”，然而当时对他来说，存在的东西也只能是历史运动的总体。确实，由于思想的外部立场得到维持，它只能通过一种对精神的预先计划的认同来掩盖，这一精神即绝对的主人公，他做了他想做的事，想了他做过的事，而事情的完成与现时正好吻合。这样，正在思想中死去的哲学，也只能通过拒绝它的世界而颂扬这个世界，因为如果想要说话，它就必须已经做出假设，即它将一切归咎其中的这个总体历史已经结束，可能会做出真相判决的唯一法庭也已经休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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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通过其行为的固有存在表明，这种历史的思想并未被人们忘记，这时，对结论的否定就是对方法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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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思想只有在变成实践思想时才能得到拯救，而作为革命阶级的无产阶级实践，也不能逊色于操作其世界总体（totalité de son monde）的历史意识。革命工人运动的所有理论思潮都来自与黑格尔思想的关键冲突，在马克思身上是这样，在施蒂纳【3】和巴枯宁【4】身上也是这样。
79
马克思理论和黑格尔方法的不可分离的特点，本身就与这种理论的革命特点即它的真理不可分离。正因如此，这个初始关系通常被人忽视或误解，或者还被斥责为一种缺点，即虚假地变成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实践的社会民主》一书中，伯恩斯坦【5】完美地揭示了辩证方法与历史立场之间的联系，哀叹1847年《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在德国即将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缺乏科学依据：“这种历史的自我推测相当错误，以至第一位来到的政治空想家，他似乎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东西，这种事发生在马克思身上似乎难以理解，因为他在这个时期已经认真研究过经济学。人们真不愿意从中看到一种黑格尔反命题辩证的残余的产物，其实马克思，甚至***，从来就没能彻底摆脱掉这个反命题辩证。在那些普遍动荡的年代，这对马克思来说是尤其致命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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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所进行的颠倒，以便“通过转移而拯救”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并不是平庸地去替代，即以生产力的唯物主义发展去替代黑格尔精神在当时与其思想相遇的历程，因为他的客观化（objectivation）与其异化等同，而其历史伤口也没有留下伤疤。变得真实的历史不再有终结。马克思摧毁了黑格尔面对所发生事物的被分离立场，也摧毁了一个外部最高主使的凝视，不管他是怎样的主使。理论只须知道它所做的事情。相反，对经济运动的凝视，在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中，才是某种循环体系的黑格尔意向中非辩证（non-dialectique）方面非颠倒（non renversé）的遗产：这是一种丢失了观念维度的赞同，它不再需要黑格尔主义给自身证明，因为这里所赞扬的运动不过是无思想世界的一个区域，其机械的发展确实统治着一切。马克思的规划是有意识的历史规划。简单经济生产力的盲目发展中出现的数量，必须转换成对质量的历史占有。《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这个史前史终结的第一幕：“在所有的生产工具中，最伟大的生产力就是革命的阶级本身。”
81
将马克思理论与科学思想紧密联系起来的东西，便是对社会中真正实施的各种力量的理性理解。然而这个理论从根本上说是科学思想的一个彼处，科学思想只有在那里被超越后才能保存下来：这就是对斗争的理解，而不是对法则的理解。“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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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时代，它想要科学地建立历史，却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个可支配的科学，它自身更应该是与经济学一起历史地建立的科学。反过来，只有当这种历史仍然是经济史时，历史才会绝对依赖于这种认识。曾经有多少历史的部分，就在经济本身中——改变其基础科学资料的总体过程中——况且已经被科学观察的观点所忽略，这便是社会主义者的算计所展示的空洞无物，他们以为已经建立起一种危机的精确周期性；自从国家的持续干预成功地补偿了趋向危机的效应，同类的说理在这种平衡中看到了一种最终的经济和谐。克服经济问题的计划，着手掌握历史的计划，如果它必须认识——而且为自己找回——社会的科学，那它自己就不具有科学性。在最后这个运动中，在自以为通过科学知识主宰当今历史的运动中，革命的观点还停留在资产阶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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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空想思潮，尽管它们自身历史地建立在对现存社会组织的批评中，但恰恰可以被称为空想的思潮，原因是它们拒绝历史——正在进行的真实斗争，还有时间的运动，这个时间超越了它们对幸福社会空想形象的永久完善——而不是因为它们拒绝科学。相反，空想主义思想家们完全被科学思想所统治，正如科学思想在前数个世纪中逐步立足（s'imposer）那样。这些思想家寻找着这个普遍理性体系的圆满完成：他们丝毫不把自己看作手无寸铁的预言家，因为他们相信科学展示的社会权力，而圣西门主义【6】则甚至相信能通过科学去夺取权力。正如桑巴特【7】所说：“他们怎么能通过斗争来夺取必须被证明的东西？”然而，空想主义者们的科学观念并不扩展到这一认识，即不同社会团体在现存境况中都拥有利益，它们有保持这种境况的力量，而且也具有对应于这般立场的虚假意识的形式。因此，科学观念就在科学本身发展的历史现实之内，而这个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需求的引导，而产生于这般因素的社会需求，它所选择的不仅仅是可以被接受之物，也包括能够被找回的东西。空想社会主义者被科学真理的展示方式所禁锢，根据其抽象的纯粹形象去设想这个真理，这个形象正如社会的先前阶段所看到的那样，是个逐步立足的抽象形象。正如索雷尔【8】所指出的那样，正是基于天文学模式，空想主义者想象会发现和展示社会的法则。他们所瞄准的协调，与历史相对抗的协调，来自一种应用的尝试，应用于最不依赖于历史科学的社会。它试图让人们认可它，抱着与牛顿主义【9】同样的实验性清白，而持续预设的幸福命运，“在其社会科学中，扮演着与在理性力学中成功发现惯性的那个人同样的角色”（《无产阶级理论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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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思想中的科学决定论（déterministe-scientifique）方面恰恰是一个缺口，“意识形态化”过程就通过这个缺口乘虚而入，在他活着时是这样，在他留给工人运动的理论遗产中更是这样。历史主体的到来被推延到更迟的时候，而只有最杰出的历史科学，即经济学，才能越来越全面地保障一种需求，对自身未来否定的需求。然而由于这种做法，革命的实践则被推到理论视觉的场域之外，而革命的实践才是这个否定的唯一真理。因此就有必要耐心地研究一下经济发展，还要以黑格尔式的安静情绪去接受它的痛苦，这一点在其结果中还是“良好意向的公墓”。根据革命的科学，人们发现在当今，意识总是到来得太早，而且意识必须传授于人。“历史曾经指责我们，针对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后来在1895年这样说过。马克思一生都保持着其理论的统一观点，不过其理论的表述却处在一种主导思想的土地上，即精确表现为针对特殊学科的批评形式，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批评。正是这种肢解，后来又被人们接受的最终肢解，造就了“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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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理论的缺陷自然也是他那个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缺陷。在1848年的德国，工人阶级并没有发布持久革命的命令；巴黎公社在孤立无援中战败。因此，革命理论还没能达到其自身的全面存在。被限制在大英图书馆里捍卫革命理论，在学者研究的分离中提炼革命理论，这就会导致理论本身中的损失。恰恰是这些关于工人阶级发展前途的科学证明，还有与这些证明相结合的组织实践，到了某个更为先进的阶段，将成为无产阶级觉悟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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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地捍卫无产阶级理论的斗争中，任何理论的不足，无论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都有可能导致一种认同，即从革命夺取政权的角度看，无产阶级等同于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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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过去重复的实验去建立一种展示的倾向，即证明无产阶级政权的科学合法性，这从《共产党宣言》时起就让马克思的历史思想变得昏暗，让其支持一种生产方式发展的线性形象，这种发展是由阶级斗争带动的，而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每次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但是在历史的可观察现实中，还有“亚洲的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在别处所见证的那样，尽管有各种阶级冲突，却保留了其稳定状态，同样，农奴的起义从来没有战胜过男爵贵族，古代的奴隶反抗也不能战胜自由人。线性的图式首先就看不到一个事实，资产阶级是曾经得胜的唯一革命阶级；它同样也是这样一个唯一阶级，即经济的发展对它来说，既是控制社会的原因，也是控制社会的结果。同样简单的思考导致马克思忽略了国家在阶级社会管理中的经济角色。如果说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似乎解放了国家经济，那仅仅是因为古老的国家在一种静态经济中与阶级压迫的工具混为一体。资产阶级在中世纪国家的虚弱时代，在平衡的权力被封建分裂的时刻，发展了它独立的经济威力。而近代国家通过重商主义，开始支持资产阶级的发展，在“放任自流、货物通畅”的时代，最终成为资产阶级自己的国家，后来它又在经济过程的精明管理中显示出一种核心威力。然而马克思也曾经从波拿巴主义【10】角度，描述了近代国家官僚制度的雏形，即资本与国家的融合，构成一种“资本凌驾于劳动之上的国家权力，一种旨在奴役社会的有组织的公共力量”。在这样的国家中，资产阶级将放弃除事物经济历史之外的任何历史生活，它情愿“与其他阶级一样被迫成为政治的虚无”。这里就已经展现出近代景观的社会政治基础，近代景观将从负面定义无产阶级，将其定义为历史生活的唯一追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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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唯一的阶级，真正与马克思理论对应的两个纯粹的阶级，即《资本论》中全面分析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是历史上仅有的两个革命的阶级，然而其状况则大相径庭：资产阶级革命业已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还只是一个规划，它是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诞生的规划，而且在性质上与前者完全不同。忽略资产阶级历史作用的特色，那就掩盖了这个无产阶级规划的具体特色，这个规划就不能实现，充其量只能穿着其自身的色彩，而且会遇到“其任务的艰巨性”。资产阶级能够登上权力舞台，因为它是发展中的经济的阶级，而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成为觉悟的阶级才能让自己成为权力。生产力的成熟并不能保障这样一种权力，即使通过权力带来的不断剥夺的迂回方法亦然。雅各宾派【11】夺取国家权力的方法不能成为它的工具。没有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帮助它将部分目的装扮成普遍目的，因为无产阶级不能够保留真正属于自己的任何部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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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马克思在其参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特定时期，曾经过分地期待于科学预见，以至创立了其经济主义幻想的知识基础，那么众所周知，他个人并没有屈从于幻想。在1867年12月7日那封著名的信件中，附着一篇他自己批判《资本论》的文章，***将这篇文章发表在刊物上，仿佛这篇文章出自一位政敌之手，马克思在文中清楚地展示了他自己科学的局限性：“……作者的主观倾向（也许是他的政治立场或他的过去强加于他的），也就是说他表现自己的方式，还有他向别人表现当今运动最终结果和当今社会进程的方式，与其真正的分析没有任何关系。”就这样，马克思在自己揭露其客观分析的“倾向性结论”之时，通过讽刺，即与强加于他的科学外（extra-scientifique）选择相关的“可能”的讽刺，同时指明了两个方面融合的方法论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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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历史斗争的本身中，才必须实现认识与行动的融合，让每个词语将真理的保障放置到另一个词语中。让无产阶级构成为主体，就是对革命斗争的组织，就是在革命时刻对社会的组织：正是在这里应该存在着觉悟的实践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实践的理论在变成实践理论的过程中得到证明。不过，这个组织的中心问题，在工人运动刚刚兴起的时代，是革命理论最少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时这个理论还拥有从历史思想继承下来的统一特点（而该理论自我赋予的任务恰恰是发展一种实践，直至一种统一的历史实践）。相反，对这个理论来说，这里是个不结果之地，因为它允许采用那些从资产阶级革命中借来的国家和等级的应用方法。工人运动的组织形式，建立在抛弃该理论的基础之上，反过来又倾向于禁止人们维持统一的理论，将其分解为特殊的和碎片式的不同知识。理论的这种意识形态异化，在自发的工人斗争中出现一种检验时，便不再认可对它自己所背离的统一历史思想进行的实践检验；它只能协助去压制对工人斗争的表现与记忆。然而，斗争中出现的这些历史形式，它们恰恰构成了理论所缺少的实践环境，以便让这个理论成为真正的理论。这些形式是理论的要求，但还没有在理论上进行表述。苏维埃并不是一个理论的发现。况且，国际劳动者协会的最高理论真理便是其实践中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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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斗争的初期成功，引导第一国际从主导的意识形态的混乱影响中解放出来，这种影响一直残留在国际里。然而它不久后遭遇的失败和镇压，将无产阶级革命的两种观念的冲突推向了前台，这两种观念都包括了某种独裁的维度，由于这个独裁维度，无产阶级的有意识自我解放便被放弃。确实，马克思主义者和巴枯宁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变得不可调和，而且是双重的争论。该争论既涉及革命社会中的权力问题，又涉及运动的当今组织问题，从这个方面到那个方面，对手们的立场都背道而驰。巴枯宁抨击那种通过专断使用国家权力而消灭阶级的空想，预想一种官僚统治阶级的重建和渊博专家的专政，或那些名人的专政。马克思曾经认为，经济的矛盾和工人的民主教育之间不可分离的成熟，会将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缩减到简单的法律认可阶段，使得客观确立的新型社会关系合法化，于是他便揭露巴枯宁及其支持者身上的阴谋精英的独裁主义，这些阴谋精英毫不犹豫地凌驾于共产国际之上，形成一种险恶用心，试图将貎似革命而又不负责任的专政强加于社会，或者强加那些自封的革命者的专政。巴枯宁也确实招募了一批支持者，依据的是这样一种视角：“作为大众风暴中心的隐身领航员，我们应该引导这场风暴，不是借助明显的权力，而是通过所有联盟者的集体专政。这个专政没有绶带，没有头衔，没有正式权利，而正因为它没有任何权力的外表而变得更加强大。”这样就形成了关于工人革命的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而每种意识形态中都包括了部分的真实批判，但是却失去了历史思想的统一性，把自己建立为意识形态权威。那些强大的组织，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12】，它们曾经忠实地服务于这些意识形态中的这个或那个，但在所有地方，其结果都大相径庭，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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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看作即时地在场（immédiatement présent），这一事实同时构成无政府主义真正斗争的伟大和渺小（因为在其个性的变种中，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显得微不足道）。从现代阶级斗争的历史思想中，集体无政府主义仅仅保留了结论，而它对这个结论的绝对要求，也同样表达在其对方法的果断蔑视中。因此它对政治斗争的批判停留在抽象层面上，而对经济斗争的选择也只能根据最终解决的空想来确定，这个最终解决是在这个场地上一下子获得的，就在全面罢工或起义的那一天。无政府主义者需要实现一个理想。无政府主义是对国家和阶级的意识形态式否定，即对被分离的意识形态的社会条件本身进行否定。正是纯粹自由的意识形态使一切变得平等，排除关于历史邪恶的任何想法。这种关于融合所有部分要求的观点，给无政府主义提供了表现拒绝现存条件的功绩，它针对的是生活的整体，而不是围绕某种特有的批评专业化。但是由于这种融合是以绝对方式考虑的，依据的是个体的任性，而且是在融合真正实现之前，因此也会将无政府主义指责为一种很容易见证的不协调。无政府主义只须重新表述，在每次斗争中重新启动其简单的总体结论，因为那个早先的结论从一开始便被等同于运动的完整成就。因此，巴枯宁在1873年离开汝拉山同盟【13】时可以这样写道：“近九年来，人们为了拯救世界，在共产国际中发展了比实际需要更多的思想，如果仅仅靠思想就能拯救世界，那么我将向发明新思想的任何人发出挑战。如今的时代已经不属于思想，而是属于事实和行动。”这个观念可能从无产阶级历史思想中保留了这样一种肯定，即思想应该变成实践，然而这种肯定又离开了历史的场地，它假设从思想过渡到实践的相应形式已经找到，而且不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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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以其意识形态的信念，明显区别于工人运动的整体，他们会在自己和工人之间重新制造这种能力的分离，向尚未成形的统治提供一块有利的土地，这是那些自己意识形态的宣传者和保卫者的统治，遍布任何无政府主义的组织，他们一般来说都是很可笑的专家，因为他们的智力活动主要是对若干最终真理的不断重复。在决定中对意见一致的意识形态的尊重，在组织中就更有利于自由专家们那无法控制的权威；而革命的无政府主义从被解放的人民那里所期待的也是同一类型的意见一致，并且通过同样的方法去获得。此外，拒绝考虑条件的对立，即现有斗争与自由个人社会之间的对立，在共同做决定的时刻，滋养了一种持久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分离，正如西班牙层出不穷的无政府主义者起义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在地区层面上一次次被限制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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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正的无政府主义中或多或少明显保持的幻想，就是一场革命的持续迫近，通过它的瞬间完成这场革命必须赋予意识形态理由，赋予从意识形态中衍生的组织实践的模式理由。无政府主义在1936年确实导致了一场社会革命，形成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在这种情况下还必须指出，一方面，全面起义的信号是军队强加的军事政变（pronunciamiento），另一方面，这场革命在最初的日子里并没有完成，原因是佛朗哥【14】政权在半个国家中依然存在，还得到国外的强大支持，而且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其他起义已经被打败，还因为资产阶级的残余力量相对强大，而共和国阵营中还有其他一批国家式工人政党。因此，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显得无法将革命的半途胜利进行到底，甚至连捍卫这些半途胜利也做不到。那些公认的革命领袖都成了部长，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人质，而资产阶级国家摧毁革命，为的是国内战争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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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的意识形态（idéologie scientifique），它将其整个真理等同于经济中的客观过程，等同于受过组织教育的工人阶级对这种必要性进行认同的进步。这种意识形态在教学演示中重新找回了信心，虽然这种教学曾经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但在历史进程中已经搭配上凝视的参照：然而，这样一种态度既丢失了黑格尔总体历史的维度，又丢失了空想主义批判（最大程度的批判是傅立叶【15】）的现存总体性的静止形象。正是基于这种科学态度，即以对称方式推动伦理选择的强硬态度，希法亭【16】的废话才这般证明，他当时说，承认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并不提供“有关应该采取的态度的指示。因为承认一种必要性是一回事，而着手为这个必要性服务则是另一回事”（《金融资本》）。有些人不了解这一点，即历史的统一思想，对于马克思和革命的无产阶级来说，与需要采取的实践态度毫无区别，这些人通常应该是他们所同时采纳的实践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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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组织的意识形态将意识形态交给了教授们，让他们去教育工人阶级，而所采取的组织形式则是与这种被动学习相适应的形式。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对政治经济斗争的参与当然是具体的，但在深层却是非批判性的。它以革命幻想的名义进行着，依据的显然是一种改良性实践。这样，革命的意识形态可能会被坚持这种意识形态的人们的成功所打碎。运动中议员和记者们的分离，将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招募的那些人带向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工会官僚已经成为劳动力的经纪人，将劳动力当作物有所值的商品去出售，即使是那些从产业工人斗争中招募的人，或是从他们中选拔出来的人，情况也是如此。为使他们所有人的活动保持某种革命性，就必须让资本主义幸运地处于无能境地，即在政治上可以容忍合法动荡中的改良主义，而在经济上却无法支持它。产业工人的科学所保障的就是这样一种不兼容性，而历史则时时刻刻都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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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矛盾，伯恩斯坦很正派地想展示其现实，因为他是最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民主分子，也是最直率地与资产阶级科学方法论相结盟的人，而这个现实——而英国工人的改良运动，在放弃革命意识形态之时，也表现出这种情况——在被展现时若不受质疑，就只能通过历史的发展本身。此外，尽管伯恩斯坦充满幻想，却否定了这一点，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危机将奇迹般地迫使社会主义者就范，而社会主义者只想通过某种合法的祭奠从革命中继承遗产。社会深度动乱的时刻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到来，而且在觉悟方面也是富饶的时刻，它曾经两次表明，社会民主的等级并没有在革命层面上进行教育，丝毫没有让德国工人变成理论家：首先是该党的大多数成员支持帝国主义战争，然后是在战败后，他们参与镇压了斯巴达克团【17】革命者。工人出身的艾伯特【18】还相信原罪，因为他承认自己“像对待原罪那样”痛恨革命。这位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代表制的最佳先驱，然而不久后又以绝对敌人的身份反对俄国和其他地方的无产阶级，他制定出这种新型异化的准确纲领：“社会主义意味着努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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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列宁不过是位忠实一贯的考茨基【19】主义者，在俄国条件下应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俄国的条件不允许第二国际进行相应的改良主义实践。无产阶级的外部领导，通过纪律严密的地下党来实现，这个党又服从于已经成为“职业革命家”的知识分子，这种领导在此构成一种职业，而且不愿意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领导职业妥协（此外，沙皇政治制度也无法提供这样的开口，其基础将构成资产阶级政权的先进阶段）。它因此成为社会的绝对领导的职业。
99
布尔什维克的独裁意识形态的激进主义，随着战争的来临及国际社会民主党面临战争时的垮台，得以扩展到全世界范围内。工人运动民主幻想的血腥结局曾经将全世界变成了俄国，而布尔什维克主义，它统治着由危机时期导致的第一次革命决裂，向所有国家的无产阶级奉献出它的等级模式和思想模式，以便对统治阶级“用俄语说话”。列宁并没有指责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是责备它不再是革命的意识形态。
100
就在同一历史时刻，即布尔什维克为了自身在俄国取得胜利之时，还有社会民主党为了旧世界而胜利地战斗时，这个时刻标记了一种事物秩序的完全诞生，而这个秩序则位于现代景观的统治中心：工人的代表与工人阶级彻底对立。
101
罗莎·卢森堡【20】在1918年12月21日的《红旗》【21】中写道：“在所有先前的革命中，战斗者都亮出面孔进行厮杀：阶级对抗阶级，纲领对抗纲领。而在当今的革命中，旧秩序的保卫部队并不打着领导阶级的招牌前来干预，而是打着‘社会民主党’的旗号。如果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公开和坦诚地提出来的，如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如今在无产阶级广大群众中就不可能有任何疑问、任何迟疑。”因此就在德国无产阶级激进思潮毁灭的前几天，它发现了整个先前过程（工人代表曾经对此做过重大贡献）曾经创造的新条件的秘密：保卫现有秩序的景观组织，也是外表的社会统治，其中的任何“中心问题”都不再能“公开和坦诚地”提出。这个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代表，既成为社会普遍做假的主要因素，也是这种做假的中心结果。
102
效仿布尔什维克模式而建立的无产阶级组织，它诞生于俄国的落后状况，还有先进国家工人运动对革命斗争的放弃，然而它却在俄国的落后中巧遇到所有的条件，推动这种组织形式朝着反革命颠覆的方向发展，这种颠覆已经不知不觉地包含在它初始的萌芽中；而欧洲工人运动的大众在面对1918—1920年间的“这里就是罗得岛，你跳吧！”【22】的重复放弃，包括暴力毁灭激进少数派的放弃，都有利于过程的完整发展，让其骗人的结果在人们面前得到肯定，被当作无产阶级的唯一解决办法。诉诸代表制的国家垄断，诉诸工人权力的捍卫，这就足以证明布尔什维克党的行为，使它成为它该是的那样：无产阶级所有者的政党，它主要消除的是从前的所有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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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20年来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不同倾向——资产阶级的弱点，农民占大多数的分量，无产阶级集中而具有战斗性的决定作用，但在全国又处于极其少数的地位——的总是不太令人满意的理论争论中，所有考虑到的对沙皇独裁的清算条件最终在实践中揭示了它们的解决办法，依据的却是在假设中并不在场的资料：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官僚，在夺取国家权力之时，也给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工农民主专政”是毫无意义的空话；苏维埃无产阶级政权不能同时坚守阵地，既反对农民地主阶级，又对抗国内、国际的白色反动派，又反对自身那外化和异化成工人政党的代表，这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的、言论的、不久还有思想的绝对主人的政党。托洛茨基【23】的持久革命的理论和帕尔乌斯【24】，即列宁在1917年4月实际结盟的理论，对落后的国家来说是唯一变得真实的理论，这是从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眼光来看，而且仅仅是在官僚阶级政权这个未知因素被引入之后。在意识形态最高代表手中的专政集中，是列宁在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多次冲突中最一贯捍卫的集中。列宁每次反对其政敌时都很有道理，其原因在于他支持由少数派绝对权力的前期选择所带来的解决办法：在国家层面上拒绝给予农民的民主，也必须拒绝给予工人。这就使得人们拒绝将民主给予各同盟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全党中如此，最终直到政党的最高等级。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即喀琅施塔得【25】苏维埃被军队镇压而且淹没在诽谤中时，列宁就发表了这个结论去驳斥组织成“工人反对派”的左翼官僚主义者，而斯大林则将这个结论的逻辑扩展到某个世界的完美分裂中：“这里或那里，我们要的是枪杆子，而不要反对派……我们讨厌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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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度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唯一所有者，在喀琅施塔得事件之后，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期间，通过与农民阶级的暂时结盟，它首先在内部保证了自己的政权。它也从外部保卫了这个政权，通过使用第三国际官僚政党的工人士兵，让其充当俄国外交的补充力量，以便破坏任何的革命运动，还支持一些资产阶级政府，想在国际政治中（1925－1927年中国的国民党、西班牙和法国的人民阵线等）得到某种支持。但是官僚社会必须通过对农民阶级实施的恐怖去继续它自身的完成，以实现历史上最为粗暴的原始资本主义积累。斯大林时期的这种工业化揭露了官僚制度的最近现实：它是经济权力的继续，是对保持劳动商品的商品社会本性的拯救。这是统治着社会的独立经济的证据，以至为其自身目的重新创造了它所需要的阶级统治：这就是说资产阶级创造了一种自主的威力，只要这种自主性还存在，这种威力就可以到达取消资产阶级的地步。在布鲁诺·里兹【26】的理解中，极权官僚阶级不是“历史上最后的所有制阶级”，它仅仅是一个商品经济的替代性统治阶级。没落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被一个简化的亚产品（sous-produit）所替代，它不太多样，而且集中于官僚阶级的集体所有制中。这种统治阶级的不发达形式也是经济不发达的表达方式，而其前景仅仅是追赶世界某些地区的发展迟缓。正是工人政党，按分离的资产阶级模式组织的政党，向额外的新版统治阶级提供了国家等级的环境。安东·西利加【27】在斯大林的监狱里做了这样的记录：“组织的技术问题曾经显示为社会问题”（《列宁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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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意识形态，被分离物的协调，即列宁主义构成其最大意志主义努力的协调，决定着对推动自身的现实的管理，经过斯大林主义的改造，这种协调成了不协调中的真理。这个时候，意识形态不再是一种武器，而是一个目标。不再被人否定的谎言将变成疯狂。现实与目的一样，被分解在极权的意识形态宣告中：它所说的一切就是存在的一切。这是景观的地方原始主义，然而其作用在世界景观的发展中举足轻重。这里正在物质化的意识形态，它不像到达物质富足阶段的资本主义，并没有从经济上改造世界；它只是从治安角度改造感知（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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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的极权意识形态阶级是一个颠倒的世界的政权：它越是强大，就越是断定自己不存在，而它的力量首先用来断定它的非存在（inexistence）。它就在这一点上比较谦虚，因为它正式的非存在也应该对应于历史发展的顶峰（nec plus ultra），同时，这些都应该归功于其坚不可摧的指挥。到处都是官僚制度，对意识来说它该是个隐身的阶级，以至整个社会生活都变成了一种疯狂。绝对谎言的社会组织就来自这种根本的矛盾。
107
斯大林主义是官僚制度本身中的恐怖统治。建立该阶级政权的恐怖主义也一定会打击本阶级，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法律保障，没有任何存在被认可为有产阶级，也不能将这个存在扩展到它的每个成员。真正的所有制被掩盖了起来，只有通过虚假意识的道路方能成为所有者。虚假意识只有通过绝对的恐怖才能维持其绝对的权力，在绝对恐怖中，任何的真实动机都将以失败告终。执政的官僚阶级的成员们，对社会只有集体地拥有的权利，只能充当基本谎言的参与者：他们必须扮演领导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角色，即使必须是意识形态非忠实性的文本的忠实执行者。但是对这个说谎存在者的实际参与，本身也应该被认可为一种真实的参与。任何官僚者都不能个体地支持其面对政权的权利，因为要证明他是一位社会主义无产者，这就表明他是官僚者的反面；而要证明他是一位官僚者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官僚制度的官方真理就是不要存在。这样，每位官僚者就处在绝对依赖的状况，依赖于一种意识形态的中心保障，它承认一种对“社会主义政权”的集体参与，这一政权是意识形态不能消灭的所有官僚者的政权。如果说形成整体的官僚者能决定一切，那么他们自身阶级的一致就只能通过集中于一人身上的恐怖主义权力的集中来保证。在这个人身上，常驻着政权中唯一谎言的实践真理：其不容讨论的边界定位总是得到校正。斯大林不需裁决就可最终确定谁是拥有权力的官僚者，也就是说能确定谁应该被称为“执政的无产者”或“日本天皇和华尔街雇佣的叛徒”。官僚制度的原子只能在斯大林个人身上寻得其权利的共同本质。斯大林就是这个世界的君主，他以这种方法自命为绝对的人，在这个人的意识中，就不存在其他更高的精神。“世界的君主拥有对世界是什么的真实意识——有效性的普遍威力——就在它施行的毁灭暴力中，以对抗与它形成对比主体的自我。”他既是确定统治场地的强权，也是“破坏这个场地的强权”。
108
当意识形态通过对绝对权力的拥有而成为绝对的意识形态时，当它从一种碎片的知识变成极权的谎言时，历史的思想就被完美地消灭，以至在更为经验的认识层面上，历史本身不能够再存在。极权的官僚社会生存于一种永久的现时中，那里所到来的一切仅仅是为该社会而存在，就像一个可以到达其治安的空间（espace accessible à sa pol）。拿破仑所拟定的规划，即“以君主方式引导记忆的能量”，在对过去的持续操纵中找到了它的全面具体化，不仅在意义中，而且还在事实中。但是这种对任何历史现实的解放，其代价却是理性参照的丢失，而这个理性参照对资本主义的历史社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大家知道，变得疯狂的意识形态的科学应用使俄国经济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李森科【28】的骗局就足以证明。管理工业化社会的极权官僚的这种矛盾，夹在理性需求和理性拒绝之间的矛盾，从正常资本主义发展的眼光来看，也构成一种主要的缺陷。官僚制度像资本主义发展一样，不能解决农业的问题，在工业生产中最终也逊色于资本主义发展，因为工业生产是专制计划的生产，它建立在非现实主义和全面谎言的基础之上。
109
革命的工人运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斯大林的官僚制度和法西斯极权主义的协同行动所绞杀，而法西斯主义曾经向俄国经验丰富的极权政党借鉴了其组织形式。法西斯主义是对资产阶级经济的极端主义保卫，而这个经济受到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颠覆的威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戒严，即借助它而使社会得到拯救的戒严，赋予自身一种紧急状态的第一理性，让国家大量地干涉国家管理。然而这样一种理性本身就充满了其手段的大量非理性。如果说法西斯主义挺身去保卫已经有点保守（家庭、财产、道德秩序、祖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观点，去团结小资产阶级和被危机逼疯的失业者，或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无能产生失望的人们，从根本上说这并不是它的意识形态所致。它以自己存在的方式展示自己：这是一种神话的暴力起义，它要求一个确定的群体去参与，使用的是古老的伪价值（pseudo-valeur）：种族、血统、首领。法西斯主义是技术上装备精良的仿古主义。其神话中被分解的代用品（ersatz）在景观语境中被借鉴使用，而这个语境则由更为现代的影响手段和幻想手段构成。因此，法西斯主义是现代景观形成中的一个因素，同样，它在古老工人运动毁灭中的份额，使它成为现代社会的建立性强权之一；但是由于法西斯主义也是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最昂贵的形式，它在正常情况下必须远离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大角色所占据的前台，这个前台已经被这一秩序的更为理性、更为强大的形式所消灭。
110
当俄国的官僚制度最终成功地摆脱了阻碍其对经济进行统治的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痕迹时，当它成功地发展了经济以便为己所用时，当它在国外被认可为超级大国时，它便想默默地享用自己的世界，消除这个施加在自己身上的任意部分：它开始从根本上谴责斯大林主义。然而这种谴责还是斯大林式的，任意的，不经解释的，而且不断校正的，因为其根本上的意识形态谎言永远也不会被揭露。因此，官僚制度既不能够从文化上也不能够从政治上变成自由化，因为它作为阶级的存在依赖于它的意识形态垄断，而这种垄断以其沉重的负担，成为它唯一的所有制名称。当然，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其积极肯定的热情，但是从中残存下来的漠然粗俗还具有这种镇压功能，以禁止任何的竞争，俘获思想的总体性。于是，官僚制度与一种再也没有人相信的意识形态相联系。恐怖主义的东西变成了不起眼的东西，然而这种不起眼本身只能通过将它想摆脱的恐怖主义存放于后台才能保持下去。这样，就在官僚制度试图展示其在资本主义场地上的优越性时，却承认自己是资本主义的穷困亲戚。正如其真正的历史与其权利相互矛盾那样，正如其粗俗地保持的与其科学抱负相矛盾的无知那样，它试图与资产阶级在富足的商品生产中进行竞赛的规划就受到下述事实的阻碍，即这样一种富足自身就带有其隐性的意识形态（idéologie implicite），通常会配备一种对景观进行虚假选择的无限扩展的自由，一种与官僚意识形态不可调和的伪自由（pseudo-liberté）。
111
在发展的这个时刻，官僚制度的意识形态所有制的名称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崩塌。在国内建立的政权，作为根本上的国际主义模式，必须接受这一点，即这个模式不再能指望在每条国界之外还能维护其谎言的一致性。各国官僚制度所经历的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具有不同的竞争利益，它们已经成功地在单一国家之外拥有了它们的“社会主义”，这种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却导致了俄国谎言和中国谎言的公开和完全的冲突。从这一点出发，每个执政的官僚制度，或每个候选执政的极权政党，即斯大林时期在某些国家工人阶级中遗留下来的政党，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那些内部否定表现，随着工人反抗的兴起已经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如东柏林工人以其“冶金者政府”的要求对抗官僚者，并且一度危及匈牙利工人委员会政权，作为对这些否定表现的补充，最终分析表明，对官僚欺骗联盟的世界性解体，是资本主义社会当前发展的最为不利的因素。资产阶级在虚幻地统一对现存秩序的任何否定之时，正在失去客观上支持它的敌手。这样一种景观工作的分工，当轮到其伪革命（pseudo-révolutionnaire）角色也被分裂时，将看到它自身的终结。工人运动分解的景观要素本身也将被分解。
112
列宁主义的幻想不再有其他当前的基础，除了在托洛茨基主义的不同倾向之中，其中无产阶级规划与意识形态等级组织的等同，将从所有结果的经验中毫不动摇地存活下来。分离托洛茨基主义与对当前社会革命批判的距离，也同样会产生一个它在立场方面观察到的可敬距离，这些立场在真正的战斗中消耗殆尽时，就已经成为虚假的立场。直到1927年，托洛茨基也基本上与高层官僚保持一致，同时试图抓住这个官僚制度，让其在国外重新采取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人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为了帮助隐瞒那个“著名的列宁遗嘱”，他甚至用诽谤方式去否认其支持者马克斯·伊斯曼【29】，遗嘱的公开者）。托洛茨基被他自己的基本观点判了死刑，因为在那个时候，当官僚制度在自己的结果中得知，作为国内的反革命阶级，它就该以革命的名义，在国外也要选择真正地充当反革命，就像在国内那样。托洛茨基为建立第四国际所进行的后续斗争包含了同样的自相矛盾。他终生拒绝承认在官僚制度中有一个被分离阶级的政权，因为在俄国第二次革命期间，他已经成为布尔什维克组织形式的无条件支持者。卢卡奇在1923年指出了在这个形式中最终找到的中介，即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这时的无产者不再是其组织中所发生事件的“观众”，而是有意识地进行了选择并且经历这些事件。卢卡奇将布尔什维克党所不是的一切描写成布尔什维克党的真正功绩。虽然卢卡奇从事的是深刻的理论工作，但他还是一个意识形态学家，他以粗糙地外在于无产阶级运动的那个政权的名义说话，相信并且说服人们相信，他自己和他的全部人格都处于这个政权中，就像是处于他自己的政权中。而后来的事情则表明，这个政权将以何种方式否认并且取消它的仆人，卢卡奇本人也不断否认自己，让人们较为清晰地看到他将自己认同于什么：他自己的反面，以及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支持的观点的反面。卢卡奇精心核查了评判该世纪所有知识分子的基本规则：他们所尊重的东西正好测出他们自己那可蔑视的现实。然而列宁在他的活动中却丝毫没有恭维这种幻想，他认为“一个政党不能通过检查其成员来证明在成员的哲学与党的纲领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卢卡奇不合时宜地介绍了梦想形象的真正政党，它只有在面对某件精确而局限的任务时方能一致：夺取国家政权。
113
当前托洛茨基主义的新列宁主义幻想，时时刻刻受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否定，这个社会既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又是官僚制度，因此这种幻想在形式上独立的不发达国家自然会找到一个特殊的应用领域，在这些国家，国家与官僚社会主义的某个变种的幻想，被地方领导阶级有意识地操纵为经济发展的简单意识形态。这些阶级的混杂组成或多或少与官僚资产阶级幽灵的上升清晰地相连。它们在现存资本主义政权两极之间的世界范围内的游戏，还有它们的意识形态妥协——尤其是与伊斯兰教——表现了其社会基础的混杂现实，成功地从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副产品中去除了任何的严肃成分，而只剩下了治安。某种官僚制度得以形成，为全国斗争和农民的农村起义服务：正如中国那样，这种官僚制度倾向于在一个比1917年俄国还要落后的社会中应用斯大林式的工业化模式。一个能够将国家工业化的官僚制度，可以从夺取政权的军事干部的小资产阶级出发而形成，正如埃及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在某些事情上，如阿尔及利亚在独立战争之后，在斗争中组合成准国家领导的官僚制度，也在寻找某种妥协的平衡点，以便与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最后，在黑非洲的前殖民地中，即在公开与西方、美国和欧洲的资产阶级藕断丝连的国家中，正在形成一种资产阶级——更为常见的是部落传统首领的强权——通过对国家的拥有而形成：在这些外国帝国主义还是真正的经济主人的国家，到来的是这样的阶段，买办们在出卖本土产品时，会得到本土国家的所有权作为补偿，这个国家在地方群众面前是独立的，而在帝国主义面前并不独立。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人为的不能积累的资产阶级，一个只会花钱的资产阶级，在它获得地方劳动的剩余价值的份额上是这样，在收受其保护国或财团的援助上也是这样。这样的资产阶级无法胜任资产阶级的正常职能，这是显而易见的事，而且在这些阶级面前树立起一种颠覆的模式，即或多或少适合于地方特色的官僚模式，这种模式试图抓住其遗产。但是，一个官僚制度在其基本工业化规划中的成功本身，必然包含其历史性失败的前景：在积累资本的同时，它也在积累无产阶级，在一个无产阶级还不存在的国家，它创造着自己的否定面。
114
在这种复杂而又可怕的发展中，这种将阶级斗争时代带向崭新环境的发展中，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完全失去了对其独立前景的肯定，归根结底是失去了他们的幻想，而非他们的存在。无产阶级并没有被取消。它还顽强地存在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经过强化的异化中：它是劳动者的绝大多数，而劳动者失去了其生命使用的任何权力，而他们一旦知道了这一点，就会把自己重新确定为无产阶级，即这个社会中事业的消极面。这个无产阶级在客观上将随着农民阶级的消失运动而得到加强，正像工厂中劳动逻辑的扩展那样，应用于大部分的“服务行业”和脑力劳动职业。主观上说，这个无产阶级距离其阶级的实践觉悟还相去甚远，不仅在职员们身上是这样，而且在工人们身上也是这样，工人们看到的仍然是古老政策的无能和欺骗。然而，无产阶级发现自身外化的力量正在协助资本主义社会的持续加强，而且不仅以其劳动的形式，还以工会、政党或国家强权的形式在加强，况且它组建这些机构是为了解放自己，此时，通过具体的历史经验，它也发现自己完全是任何固定外化和任何专业化政权的敌对阶级。它坚持的是不能给革命之外留下任何东西的革命，只有现时对过去的持续支配的要求，还有对分离的全面批判。正是在这一点上，无产阶级必须找到其行动中的适合形式。任何对其贫困的数量改善，任何等级融合的幻想，都不能成为医治其不满足的持久良药，因为无产阶级既不能在它所经历的某种特殊不公正中，因此也不能在对某个特殊不公正的纠正中，不能在大多数的这些不公正中而真正认识自己，而只能在被抛弃于生活边缘的绝对不公正中真正认识自己。
115
新的否定符号并未被人们所理解，而且经过了景观整治的篡改，在经济上最为发达的国家中层出不穷。从这些符号中，人们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启：在工人颠覆的第一次尝试之后，现在遭遇失败的却是资本主义的富足。当西方工人的反工会斗争首先遭到工会的镇压时，当青年人的反抗潮流发起第一次不成形的抗议，而且在抗议中对从前的专业化政策、艺术和日常生活的拒绝被立刻引导出来时，这便是新型斗争的两副面孔，而这种自发的斗争会以犯罪的面貌出现。这是无产阶级反抗阶级社会的第二次进攻的预兆符号。当这支还处于静止状态的军队的敢死队（entants perdus）重新出现在这个战场上时，这既是另一个战场又是同一个战场，他们将追随一位新的“卢德将军”【30】，这一次，将军把他们投入摧毁放任消费的机器的战斗。
116
“人们最终发现了一种政治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劳动的经济解放可以得到实现”，在本世纪的革命工人委员会中，它采用了一副清晰的面孔，在委员会中集中了所有的决定和执行功能，并且通过代表的方法互相联合，代表们对基础民众负责，而且可以随时罢免。这些委员会的实际存在还仅仅是一个简短的开端，并且立即遭到反抗，被不同的阶级社会的防卫力量所打败。而在这些力量中，常常必须算上它们自己的虚假觉悟。潘涅柯克【31】正好强调了这个事实，即工人委员会对某个政权的选择，不能带来解决方案，反而“提出许多问题”。但是这个政权恰恰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问题可以找到其真正解决方案的场所。在这个场所，历史意识的客观条件全部具备。这就实现了活跃的直接交际，在这种交际中，专业化、等级化和分离都将结束，而现有的条件被改造成“联合的条件”。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主体可以从反抗凝视的斗争中脱颖而出：它的觉悟已经达到觉悟所给的实践组织水平，因为这个觉悟本身就与历史中的一致干预不可分离。
117
工人委员会的权力应该替代国际范围内任何其他的权力，而在这个权力中，无产阶级的运动便是它自身的产物，这个产物就是生产者自己。生产者对自己来说就是自身的目的。只有这样，对生活的景观否定才会轮到自己被否定。
118
工人委员会的出现，是无产阶级运动在20世纪前四分之一时期最卓著的现实，然而这个现实却未引人注目或乔装得掩人耳目，因为它和运动的其他成分一道消失了，被当时的历史经验所否定和消灭。在无产阶级批判的新时刻，这个结果成为被打败的运动中唯一还没有被打败的一点。历史的意识知道它在委员会中有一席之地，现在可以承认它，不是在倒流物的外围，而是在上升运动的中心。
119
一个革命组织，存在于工人委员会权力之前的组织——它必须在斗争中找到它自己的形式——出于所有这些历史的道理，它已经知道自己不代表等级。它只须自我认可为一种相对于分离的世界的根本分离。
120
革命的组织是实践理论的一致表达，实践已经进入与实践斗争进行交际的非单向交际，又从实践斗争走向实践理论。革命组织的实践就是推广这些斗争中的交际和一致性。在社会分离处于解体的革命时刻，这个组织作为被分离的组织，必须承认自身的解体。
121
革命的组织只能是对社会的统一批判，也就是说是不向任何形式的被分离政权妥协的批判，在世界任何问题点上都不让步，它是一种全面宣布的批判，以对抗被异化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革命组织反抗阶级社会的斗争中，所用的武器无非就是这些战斗员自身的本质：革命组织不会在自己身上复制分裂和分等的条件，这些都是统治者社会的条件。它必须时时与占统治地位的景观中的变形做斗争。参与革命组织全面民主的唯一局限，就是全体成员对批判一致性的认可和实际的自动占有，而这种一致性必须在真正的批判理论中得到证明，在批判理论和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中得到证明。
122
资本主义异化在各个层面的进一步实现，总是让劳动者越来越难以识别和命名他们的贫困，当把劳动者放到拒绝贫困的总体性或什么都不做的交替选择中时，革命的组织就该知道，它不再能够以被异化的形式去和异化战斗。
123
无产阶级革命整个被空悬于这种必要性上，即首次出现了这种情况，正是充当人类实践的智力的理论，才应该被广大群众所认可和经历。无产阶级革命要求工人们成为辩证论者，将他们的思想铭刻到实践中；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向没有资格的人们所要求的，远比资产阶级革命向有资格的人们所要求的要多得多，资产阶级会让有资格的人们去实现理论：因为由部分资产阶级所建立的局部的意识形态觉悟，其基础就是这个社会生活的中心部分，即经济，而在这个经济中，资产阶级已经在执政。阶级社会发展的本身，直到非生活（non-vie）的景观组织，它引导着革命规划，使之明显地成为它本质上已经是的东西。
124
革命的理论现在已经是任何革命意识形态的敌人，而且它也知道这一点。
【1】《关于3月18日起义的议会调查》（enquête parlementaire sur l'insurrection du 18 mars），法国历史家、法兰西学术院院士马扎德（charles de mazade, 1820—1893）就巴黎公社起义所写的调查报告。
【2】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 1886—1961）德国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为《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3】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 1806—1856），原名约翰·卡斯巴尔·施密特（johann kaspar schmidt），德国哲学家、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也被看作存在主义的先驱，代表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4】巴枯宁（mikha l bakounine, 1814—1876,俄语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俄国早期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著作有《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上帝与国家》《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等。
【5】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德国政治家、社会主义理论家，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主要作品有《理论的社会主义和实践的社会民主》《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的任务》等。
【6】
圣西门主义（saint-simonisme），法国哲学家圣西门创立的学说。圣西门（claude-henri saint-simon, 1760—1825），法国经济学家、哲学家，19世纪初叶杰出的思想家，马克思、***把他同傅立叶、欧文并列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作品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论实业制度》《新基督教》等。
【7】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63—1941），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著有《19世纪的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等。
【8】索雷尔（georges sorel, 1847—1922），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他以宣传革命的工团主义理论而著称，也是法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著作有《关于暴力的思考》《进步的幻想》《无产阶级理论的材料》等。
【9】牛顿主义（newtonisme），牛顿的哲学体系，即关于天体运动和万有引力的理论。
【10】波拿巴主义（bonapartisme），即参照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的历史功绩发展起来的治理国家的思想。狭义的波拿巴主义主张建立共和的帝国制度，并且由波拿巴家族的人担任***；广义的波拿巴主义指建立一个执法权强大和中央集权的全民国家，但本质上遵循共和思想，通过公民投票定期向人民咨询。这是建立在国家精英和普通民众的融合基础之上的一种制度。
【11】雅各宾派（les jacobins），法国大革命时期三大派别之一，后期首领为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 1758—1794），主张暴力革命，实行革命的大恐怖，最终导致“热月政变”和大革命的失败。
【12】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fédération anarchiste ibérique，西班牙语为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1927年在瓦伦西亚秘密成立的西班牙专门组织，主张以起义反抗资本主义统治，建立自由的共产主义（communisme libertaire）。
【13】汝拉山同盟（fédération jurassienne），活跃于19世纪70年代的瑞士无政府组织。受巴枯宁思想影响，瑞士的伯尔尼、巴塞尔、弗莱堡、日内瓦等都市于1872年联合成立了汝拉山同盟，成为国际反专制的先锋。1880年因政见分歧而自行解散。
【14】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1892—1975），西班牙政治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中，他率领民族主义军队打败了共和军，推翻了民主共和国，从1939至1975年担任***，实行独裁统治。
【15】傅立叶（charles fourier, 1772—1837），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与圣西门、欧文并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著有《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宇宙统一论》《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等。
【16】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 1877—1941），奥地利裔德国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著有《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判》《金融资本》等。
【17】斯巴达克团（ligue spartakiste），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领导人有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弗兰茨·梅林等。斯巴达克团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活动，组织领导工人斗争和反战运动。
【18】艾伯特（friedrich ebert, 1871—1925），德国政治家，社会民主党成员，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19】考茨基（karl kautski, 1854—1938），德国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作有《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社会主义纲领》《伯恩斯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土地问题》《社会革命》《基督教之基础》《取得政权的道路》《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等。
【20】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ourg, 1871—1919），德国思想家、革命理论家。她参与创立了斯巴达克团和德国共产党，1919年在斯巴达克团起义中被杀害。著作有《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资本积累论》《政治经济学导论》等。
【21】《红旗》（rote fahne），由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于1918年在柏林创办的德国共产党报纸，宣传斯巴达克团的革命思想，后成为德国共产党机关报。
【22】“这里就是罗得岛，你跳吧！”，原文为拉丁语“hic rhodus, hic salta”，意为“证明你的能力”。
【23】托洛茨基（léon trotsky, 1879—1940,俄语为лев троцки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的亲密战友，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左翼领袖。著作有《俄国革命史》《列宁以后的第三国际》《被背叛的革命》《文学与革命》等。
【24】帕尔乌斯（alexandre parvus, 1867—1924，俄语为александр парвус），俄国政治家、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
【25】喀琅施塔得（cronstadt），俄罗斯重要军港，位于芬兰湾东端科特林岛，东距圣彼得堡29公里。1921年，一群喀琅施塔得的水手、士兵和平民支持者发动反对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叛乱，史称“喀琅施塔得叛乱”。他们要求实行言论自由，改变苏联战争政策，停止共产党对苏维埃的控制并允许更多的私人财产。苏联红军总指挥托洛茨基派军队进入喀琅施塔得，及时地镇压了叛乱。
【26】布鲁诺·里兹（bruno rizzi, 1901—1977），意大利政治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代表作为《苏联：官僚集体主义——世界的官僚化》。
【27】安东·西利加（anton ciliga, 1898—1992），克罗地亚政治家和作家。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为《令人困惑的谎言之国的十年》。
【28】李森科（trofim lyssenko, 1898—1976，俄语为трофим денисович лысенко），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在斯大林的支持下，他使用政治迫害手段打击学术上的反对者，使他的伪学说成了苏联生物遗传学的主流，并获得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下台后，苏联生物界清除了李森科的学说，史称“李森科事件”，而“李森科主义”一词则成为被意识形态腐化的科学的代名词。
【29】马克斯·伊斯曼（max eastman, 1883—1969），美国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他早年支持社会主义，20世纪20年代在苏联生活了近两年，见证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夺权斗争。
【30】卢德将军（général ludd），有时称作卢德上尉，或卢德王，18世纪末19世纪初传说中的英国工人活动家。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生产逐渐排斥手工劳动，使大批手工业者破产，工人失业，工资下跌，于是工人们把机器视为贫困的根源。据说卢德王带领工人焚烧棉花仓库，捣毁织布机，以此作为反对企业主、争取改善劳动条件的手段，当时许多社会反抗运动都以卢德将军的名义发布公告或签名，史称“卢德运动”。
【31】潘涅柯克（anton pannekoek, 1873—1960），荷兰天文学家，马克思主义活动家。他主张建立工人委员会的共产主义，对抗列宁的革命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