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曾经有过一个北方的民族，也就是诺曼人。这是一个因其随时准备烧杀抢掠其他民族且毫无节制，从而闻名于世的民族，他们习惯于沿着塞夫尔河，沿路杀死所有他们能遇到的人，并抢走他们的一切财产。人们在歌曲里唱道，很大一部分农奴就是死在诺曼人的剑下，而非在别人手里遭受了惨烈的屠杀。”皮埃尔修士在其于1067—1072年（或1073年）间撰写的关于修建处于普瓦图沼泽地区的迈勒泽修道院的文章里，描述了要建立修道院的岛上的风貌。此处是一片荒野，树木繁密，四周被沼泽包围着，只有一些惯常被农奴们捕捞的鱼类生活在这里。这些农奴脾气暴躁，不讲人情，残酷野蛮，更无宗教信仰可言，可以说，他们几乎毫无人性。该文章还讲述了来此地狩猎的阿基坦公爵“铁臂”威廉（963—995年）在岛上建造防御工事的事迹，因为“他不能无视诺曼人的疯狂”，于是他借此来“遏制他们的凶残行径”。不久之后，一个名叫戈斯塞尔姆的骑士前去追赶一头体形庞大、无人能将其抓住的野猪。后来他在一个教堂的废墟中发现了它的巢穴。面对野猪的时候，由于害怕，他向野猪扔了一块祭坛石。于是神因其亵渎行为而施以惩戒，他当场便双目失明，身体瘫痪了。于是，公爵的妻子——布卢瓦的艾玛劝戈斯塞尔姆弥补其罪过，并且与她的丈夫一致决定在该处修建一座修道院。

我们将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些与该修道院修建相关的传奇意象，但令人奇怪的是，关于该修道院修建的故事（在一片荒野上，人们通过一只野兽而发现了一座废弃的教堂）会让人联想到那些被修复的诺曼人的修道院的故事【1】。尽管我们不知道当时的真实情况以及发生在“农奴”与“诺曼人”之间的对抗时间，但9世纪，再到10世纪中期或者11世纪前期的维京人对该地区的威胁绝不能被排除在外。在阅读皮埃尔修士的书籍时，我们了解到“农奴”与“诺曼人”之间的对抗一直是民间传说故事的主题，即使到了笔者写作之时，这一主题仍然十分活跃。但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皮埃尔修士对“农奴”的描述——“农奴”指的是那些处于被奴役状态的人，他们被贬低为一种与北欧袭击者没有区别的亚人类。然而，我们不应对此感到过于惊讶。那些处于恶劣状况中的人举起武器反抗维京人，这一点在其他资料中也在被强调：“因此，859年，生活在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平民们组成联盟，勇敢地抵抗‘丹麦人’。”但这些联盟构不成威胁。平民们的失败反而更好地突出了公爵的行动，公爵在接下来的行动中确保了对当地的保护，人们一直认为，在国家安全防卫和管理控制方面，相比农奴而言，公爵的行动更有效率。据推测，北方人（此处指“丹麦人”）可能被强权者们雇用，来管理一个显然尚无人控制的人群，但这可能会超出皮埃尔修士所说的范围。

让我们回到诺曼人这个话题。皮埃尔修士在其文中总结了维京人的一些行动特点和道德特征，如抢劫、纵火、掠夺、谋杀、疯狂、凶猛；而这些特征是经过对那些与“维京人入侵”处于同一时期的中世纪资料及之后各种资料的不懈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这些研究也有助于概括维京人在现代史学中的特点。我们之后还会继续回到现代对维京人的研究情况，但此处需要注意的是，现在这些关于维京人的描述主要来源于西欧的资料，而且主要是由那些遭受过维京人攻击的受害者或者那些害怕维京人的人所记载的。此外，这些资料的作者通常都是神职人员，而他们都居住在那些曾被维京人当作重点攻击目标的地方。尽管他们并不全是这些事件的直接见证人，但他们讲述了一些有关维京人攻击者的传言并将其广泛传播，因此，他们的文字充分证明了袭击对人民的影响以及对袭击本身的影响。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维京人的负面形象。维京人被刻画为一种“野蛮人”的形象，是异教徒、海盗，是残忍、贪婪、嗜血和凶猛的人。他们带来毁灭和不幸，以狡猾和欺骗的手段行事。他们掠夺、焚烧、毁灭、屠杀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侮辱那些受害者，亵渎教堂，并攻击神职人员。有一些作者毫不吝惜将他们妖魔化，例如，9世纪末，圣日耳曼的阿邦使用了诸如“魔鬼之子”或“来自撒旦的种族”之类的表述来形容维京人。而这种凶猛且具有毁灭性的维京人形象在法兰克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原始资料中也都随处可见。但我们必须提防将这种表述推向极端。此外，维京人的形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不同作者以及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的，如在9世纪下半叶或10世纪末期的英格兰，维京人的负面特质随着他们袭击的加强而加强。后来的叙述资料也夸大了维京人的暴行以及与北欧人有关的一些定型观念。北欧人还可能被当成一些玩笑言论的主题，而这些玩笑言论有时也是吸引那些与维京人为伍的基督徒的注意力的一种方式。尽管北欧人的形象没有那么常见，对他们的描绘通常用词也没有那么谨慎节制，但仍然有一些文章是以不那么消极的笔触来描述维京人的，如黑皮肤的艾尔莫杜斯【2】在他的《虔诚者路易之诗》中，对丹麦人这一民族的形象描述为相貌漂亮、脸蛋和身材匀称、行动敏捷灵巧，他们精于使用武器的名声也广为流传。其他资料也佐证了维京人的武器运用能力和胆识。在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资料中，维京人既具有无可辩驳的野蛮特征，又由于其成功而具有无可否认的威望，这表现出了维京人既被排斥又被迷恋的矛盾吸引力。

但如果我们仅仅将这些西方写作者的文字形容为一种“夸张的诉苦”就有失妥当了。尽管他们对事实进行了夸张或扭曲，但他们的灵感毕竟是源自真实事迹—尽管他们放大了维京人引发的恐惧，但毕竟其恐惧也是十分真切的。资料中维京人这种形象的形成也必须重新考虑作者们的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因为这一形象是那些阅读过《圣经》及受到过教父们冥想训练的教士的产物，而教士们是用一种基督教徒的世界历史观来解读其所处时代的历史，于是他们选择使用与《圣经》的写作者们相同的措辞来描述他们的不幸。他们还借助古代世俗世界的拉丁语文学来塑造自己的作品，以讲述当时的故事情景。根据吕西安·缪塞的说法，教士们并不那么在乎极其准确地描述真相，而是更热衷于将“书本上所有野蛮人的特征都施加在维京人身上”。

然而，这种解释不仅来源于那些受过良好文化熏陶的作者，也来源于那些与基督教历史观相融合的阐述模式。人们所遭受的厄运被解释为上帝所施的惩罚，所以人们必须耐心地承受这一切才能使神的愤怒得以平息。阿尔伯特·德海宁斯将此视为宿命论或是一种逆来顺受，但这种观点必须细化一点：事实上，当时的记述并不能反映教士们的消极态度，相反，他们呼吁他们的教友们忏悔赎罪，并试图唤醒他们的信仰和奉献精神。此外，教士们一方面认为上帝的惩罚使基督徒受苦，另一方面认为采取防御措施保护自己以免受攻击者的侵害是十分必要的，这二者之间并无矛盾。维京人不仅是人们要与之战斗的敌人，教士们还必须设法拯救他们中某些人的灵魂，并且要尝试通过转变他们的宗教信仰使其融入基督教社会。

在书面资料中，由于作者和语言的差异性，人们会用不同的名词来指代维京人（我们之后会重新讨论关于“维京人”这个词的问题），而这些名词则可以反映出维京人的起源、活动、宗教、文化或道德特征。如在拉丁语资料中，“维京人”常常被写作诺曼人，或者丹麦人（dani，danois），抑或海盗（pyratae，pirates）、异教徒（pagani，païens）；而在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资料中，它被写作挪威人（norðmenn）、丹麦人（dene）或者异教徒（hæðene）。但在“诺曼人”（normands）、“丹麦人”这几个词中，我们不要去管其中带有民族性的修饰含义。“诺曼人”（normanni，normands）这个词语中还具有“北欧人”的含义，而在后来的一些著作中，它甚至能够更具体地指代挪威人。因为在“北欧人”之中，法兰克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最常与丹麦人打交道，所以许多文章中都将“北欧人”等同于“丹麦人”。另外，在爱尔兰语的资料中，有时会使用“诺曼人”（nordmanni）一词（尤其是在以都柏林为背景的情况下）来把外来移民（一直持续到820年）形容成“外国人”（gentils）（拉丁语：gentiles，古爱尔兰语：gentil），而该词在希伯来语中意为“异教徒”。从9世纪20年代末开始，随着维京人袭击的加剧，出现了“洋人”（gaill）一词，该词在9世纪、10世纪直至12世纪中叶都是至关重要的，在此期间人们偶尔还会对颇受争议的“黑发洋人”（dubgaill）和“白发洋人”（finngaill）以及“盖尔洋人”（gall-goídil）三个词汇有所区分。

有时，人们还会纯粹根据作战的武装力量来称呼维京人，例如《盎格鲁-撒克逊纪事》中的“异教徒大军”（grande armée，ml here）或者于865年起开始在英国作战的“异教徒大舰队”（magna paganorum classis），或者“舰队成员”（flotan，其衍生词为scipflotan，意为海上舰队成员），或者简单地称其为“军队”（here）。从9世纪30年代开始，维京人舰队或维京人团队的首领的名字先是在爱尔兰，然后很快在不列颠群岛的其他地区和欧洲大陆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种摆脱匿名的现象既反映了维京人活动的扩张，又反映了他们对对方领土和人民内部事务更大限度的介入。该现象也突出表明了这些维京人团队都是围绕其首领组成的，而这些首领能够凝聚各种力量以实现共同目标——最初目标是发家致富，还能保持加入他们的成员的凝聚力（如果他们能取得作战成功的话）。

人们很少在资料中使用“viking”（维京人）一词，因为该词的起源是有争议的。它的常用词源是wik（anse，baie，意为海湾），所以“viking”也有海湾的男人的含义。此外，该词还可能是“wic”（与拉丁语词“vicus”属于同一词源，意为街道、道路）的衍生词，可以用来表示商业区的意思，因此毗邻北欧海洋的几个港口地点因此而得名，如高卢北部的昆图科维奇港以及英格兰的汉维港或桑威奇。有时，“viking”还与“vík”（如今写作“viken”）一词联系在一起，而后者指的是奥斯陆峡湾地区；有时，它又与动词“víkja”相关联，而该动词指的是一种航海技术。关于这一点我们并不能得到确定的答案，而且（假定的）词源也不能解决可能与“viking”一词关联含义带来的问题。我们最早能找到的其相关词源“uuicingsceadan”“uuicingsceadae”“wicingscaeðan”是从7世纪开始在盎格鲁-撒克逊语的词典中发现的，此外，如果研究维京人活动的传统时间顺序，我们会发现，在维京人活动之前，这个词就已经与海上劫掠或海盗状态相关联了，用拉丁语来翻译则为“piraticam”或“piratici”，表示犯罪活动（scaeða，意为犯罪）的意思。然后，人们在盎格鲁-撒克逊语资料中使用了“wicing”一词，尽管很少被使用【3】，“wicing”保留了海盗的含义（在恩舍姆的奥弗里克的作品中），但比起用来表示维京军队的主力（如在《盎格鲁-撒克逊纪事》一书中），它更多的用来指代一些特定的群体，也具有更普遍的含义，用以指代北欧攻击者（如在《马尔登战役》一诗中）。当时的北欧资料（如用如尼铭文、吟唱诗歌）对古诺斯语中的阳性词“víkingr”（复数形式为“víkingar”，意为维京人）和阴性词“víking”做了区分。第一个词“víkingr”用来指代人物，也可以被当成专有名词，表示阳性含义，但更多的时候（尤其是在吟唱诗歌中），它是作为普通名词来表示“敌人”“敌对者”，或者是指那些无论如何都要小心提防的人。在使用该词的上下文中表明，维京人（víkingar，该名词通常以复数形式使用）在参与海盗行动或至少与海上行动有关的军事行为时都是团队作战。阴性词“víking”指的是这样性质的活动：当我们说“partirí víkingu”，通常是指出于贸易以及（或者）掠夺目的而进行的海上探险。尽管阳性词“víkingr”具有贬义的含义，但那些被定义为“víkingr”的人所从事的活动却被社会所接受。在维京时期之后的北欧文学中，尤其是从12世纪末期开始撰写的北欧传说中，阳性词“víkingr”和阴性词“víking”具有了一个更广泛的含义，但其含义也可能会因地理或文学背景而有所区别。在所有北欧资料当中，尽管“víkingr”一词常常与斯堪的纳维亚人联系在一起，但其实它并不是指代某一种特定的种族身份。前往东方道路上冒险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通常被称为“罗斯人”（古俄语写作rous或rus’）或“瓦良格人”。第一个名词（希腊语写作rhôs）最早于839年出现在西方的一本书籍《圣伯丁年鉴》当中，并且从9世纪中叶开始在阿拉伯或拜占庭的资料中得以证实。“rous”最初是指代沿着东欧的贸易路线建立的团体，尤其指那些贵族精英及其随从，后来从10世纪起，则是用来指代居住在欧洲俄罗斯的居民（不论其血统来源如何）和这个国家本身。这个名词还可能表示一种出行方式，即划桨航行，后来用以指代那些在波罗的海水域航行并且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此外，这个词借用了芬兰人的用语，因为芬兰人很早就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取得了联系。现代历史学家经常使用“varègues”（瓦良格人）一词，而这一词语在不同语言的资料中都能得以证实，如在俄语中是“varjagi”，在希腊语中是“varangoi”，在阿拉伯语中是“warank”，在挪威语中则是“væringjar”。人们通过使用“varègues”一词以便能更好地区分那些在欧洲大陆西部活动的维京人。该名词后来在10世纪被用来指代那些为俄罗斯王公贵族或拜占庭王室服务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这也许是为了能更好地将这些人与那些已经斯拉夫化的罗斯人移民加以区分（如外国雇佣兵或商人）。另外，在使用带有民族标签的术语时，保持谨慎小心的态度比较好。

基于自19世纪以来“viking”一词的语义发展和使用状况，上文最后一句话显得尤为重要，关于该词的语义发展和使用，我们将在下一章中重新探讨。事实上，使用“viking”一词来指代维京时期与斯堪的纳维亚有关的人口、领土、活动或文明特征，这在当时是十分普遍的情况。这种等同性通常与名词“viking”（带大写字母）的大写字母相关联，但现在却越来越有争议，特别是当这种等同性使群体或人群具有了种族含义的情况下，然而这些群体的凝聚力却并不是基于其种族特性。因此，“viking”一词的当今含义中，包括了人们赋予该词的一种“文化标签”，一种跨国特征，甚至还有一种“迁徙者”的特征——用来更贴切地表达那些为了发财致富而进行海上运输活动的维京人的含义，但这些含义并不矛盾。关于前文提到的这一争议并不是传闻逸事，因为它源于一种愿望，即不使维京人本质化，甚至希望在“viking”一词的拼写过程中，都能使其嵌入一些为绝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认可的真理，并且这些真理有时只包含积极方面的含义，即斯堪的纳维亚人并不全是维京人，维京人也并不全是斯堪的纳维亚人，世界上并不存在“维京人民族”。我们选择对本书的“viking”一词使用小写字母“v”，就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解答。但这种拼写方式并不符合将维京人简单地带回到他们对“í víkingu”活动的选择，因为维京人也是诞生于维京时期并在随后得以发展的文化记忆中的一部分，然而，在近期的史学辩论中，如在围绕着“维京人聚居区”这一主题讨论时，人们强调突出“维京人”的文化含义，但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人们讨论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维京人的生活方式或活动。

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主题的主导取向已从对“诺曼人的入侵”转变到“散居各地的维京人”，并且从2000年开始发展至今，维京人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研究对象，本章对此已经阐释得十分清楚。而本书的写作目的是对融合了多个发展方向的维京人研究做出一种解读研究，本研究将包括五个部分。

维京人是欧洲文化记忆的一部分。今天，受到维京人的历史及其象征的吸引力影响的远不只欧洲大陆，那些从未因其扩张而受到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国家）文化也深受其吸引。因此，我们要了解维京人的形象在近代和现代社会是如何构建的，这一点十分重要。这有助于我们了解维京人的历史知识是如何形成的，尤其是了解民族传统和史学流派的重要性，以便确定它是如何影响我们对维京人的认知。这种知识的构建还取决于能否找到可用的资料，与维京人有关的这些资料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会有所差别，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呈现来补充这种史学观，而对维京人知识建构的呈现要先于对维京人时期进行的概要介绍，后者将作为后续各章研究因素的框架。

我们可以反驳基于种族的本质主义形式，并且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一个千纪，进入北欧地区的方法不会受到现代国家边界的困扰，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一个没有过渡空间和界限、同质的文化空间。事实上，在了解维京人现象时，需要将其代入在第一个千纪长期发展演变的北欧社会，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考虑到远早于8世纪末期就已经开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关系，人们对8世纪末期西欧资料中突然涌现的维京人形象的印象也会减弱。在丹麦的霍比曾经出土了一套前所未有的、数量众多的公元元年后初期的罗马酒具。这一罗马历史的见证物也使我们能够将北欧社会发展置于一个历史长时段当中。也正是通过了解当初人们迁徙运动的发展，我们才得以了解维京人现象的早期情况。此外，通过了解北欧社会的运作形式，我们才可以思考和解释维京人活动的某些特征。

追踪人们的迁徙运动推动了本书第三部分的进展，并激发了一些最近已经有了新发展的问题的讨论。第三部分将分为两个主轴，这两个主轴在某些方面存在交叉重叠，并将主导章节的发展。其中一个主轴将集中于交通、路线、“道路”、网络和贸易中心。而另一个主轴将以男人和女人为问题中心，并强调维京时期同时也是一个迁徙和殖民化的时期，包括在那些人迹从未抵达、未曾被开发的土地上。近些年来，探讨维京时期还将涉及一些与“维京人散居”相关的事实以及一些需要放在上下文中阐述清楚、细致表达的术语和表述。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考虑另外两个看似矛盾的方面，一个是暴力问题，另一个是同化问题，它们将分别构成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的开篇。在当代社会看来，维京人时代是一个充满暴力的时代。此外，维京人的暴力与贸易机制相融合，并且作为其中一种贸易方式出现。但谈论战争、暴力、掠夺以及和平，并不会导致人们回到“破坏性的维京人”这一刻板印象中，反过来，也并不会否认战争事件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问题是，我们要思考这种暴力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人们会觉得这是暴力，从而导致对衡量这种暴力的准则（而不论这些准则是否被认可）及其形式、局限性和结束方法的思考。

同化、文化迁移和融入将构成第五部分的主线内容。这些概念将指导我们去探索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自10世纪下半叶起在基督教化和基督教君主制建立的影响下发生的转变，并且思考经历了该过程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现在明白，在这一过程中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比我们一直以来所以为的都要更活跃，更富有创造力。此外，这些概念还将被用于研究维京人的各种经历。我们还将通过五个案例来研究维京人，尽管这些案例并非详尽无遗，但通过群体同居和身份形成的问题，我们将能重现每种情况的独特之处，而这有助于我们对维京世界的了解更加丰富多元。

【1】如瑞米耶日修道院和丰泰内尔修道院（即圣·旺德里耶修道院）和费康修道院。

【2】艾尔莫杜斯，即厄莫杜斯·尼格卢斯，僧侣，阿基坦公国国王丕平一世资助的朝廷诗人。他曾因鼓动丕平一世对抗其父亲而被其父亲“虔诚者”路易流放，诗人试图通过写赞美路易的诗歌来挽回局面。

【3】例如《盎格鲁-撒克逊纪事》中对879年、885年、917年、982年的记载以及10世纪末期的诗集《马尔登战役》中都使用过该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