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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子龙散文 童年就是天堂

天堂往往被神话故事描绘得云遮雾绕、虚无缥缈,没有绿色和人间烟火。我所经历过的天堂恰恰相反,那里是一片绿色,而且是一种生机勃发的翠绿,富有神奇的诱惑力和征服性……差不多人人都有过这样的天堂,童年——那就是。

童年的色彩就是天堂的颜色,它为人的一生打上底色,培育了命运的根基。因此随着年纪的增大,会更加想往能再次躲进童年的天堂。

我儿时的冬季是真正的冰天雪地,没有被冰雪覆盖的土地被冻得裂开一道道很深的大口子。即使如此,农村的小子除去睡觉也很少待在屋里,整天在雪地里摸爬滚打。因此,棉靴头和袜子永远是湿漉漉的,手脚年年都冻得像胡萝卜,却仍然喜欢一边啃着冻得梆硬的胡萝卜一边在外面玩耍:撞拐、弹球、对汰……

母亲为防备我直接用棉袄袖子抹鼻涕,却又不肯浪费布做两只套袖,就把旧线袜子筒缝在我的袄袖上,像两只毛烘烘的螃蟹爪,太难看了。这样一来,我抹鼻涕就成“官”的了,不必嘀嘀咕咕、偷偷摸摸,可以大大方方地随有随抹、左右开弓。半个冬天下来,我的两只袄袖便锃明瓦亮,像包着铁板一样光滑钢硬。一直要到过年的时候老娘才会给我摘掉两块铁板,终于能看见并享受到真实而柔软的两只棉袄袖子。

春节过后,待到地上的大雪渐渐消融,最先感知到春天讯息的反倒是地下的虫子。在场院的边边角角比较松软的土面上,出现了一些绿豆般大小的孔眼,我到阳坡挖一根细嫩的草根伸到孔眼里,就能钓出一条条白色的麦芽虫,然后再用麦芽虫去捉鸟或破冰钓鱼。鸟和鱼并不是那么容易捉到,作为一种游戏却很刺激,极富诱惑力,年年玩儿,年年玩儿不够。

二月二“龙抬头”之后,大地开始泛绿,农村就活起来了。我最盼望的是榆树开花,枝头挂满一串串青白色的榆钱儿,清香、微甜,可生吃,可熬粥,可掺到粮食面子里贴饽饽,无论怎么吃都是美味。农村的饭食天天老一套,能换个花样就是过节。这个时候又正是农村最难过的时候,俗称“青黄不接”——黄的(粮食)已经吃光,新粮食尚未下来。而农民却不能不下地干活了,正需要肚子里有食,好转换成力气……

一提到童年的天堂,就先说了这么多关于玩儿和吃,难道天堂就是吃和玩儿?这标准未免太低,也忒没出息了,让现在的孩子无法理解。现代商品社会物质过剩,食品极大地丰富,孩子们吃饭成了家长们的一大难题,家家的“小皇帝”们常常需哄着吓着才肯吃一点。在我小的时候,感觉肚子老是空的,早晨喝上三大碗红薯粥,小肚子鼓鼓的,走上五里路一进学校,就又感到肚子瘪了。可能是那个时候农村的孩子活动量大,平时的饭食又少荤腥多粗粮,消化得快,肚子就容易饿。容易饿的人,吃什么都是享受,便觉得天堂不在天上,生活就是天堂。而脑满肠肥经常没有饥饿感的人,饥饿也可能成为他们的天堂,或是通向天堂的阶梯。我记得童年时候每次从外面一回到家里,无论是放学回来,还是干活或玩耍回来,第一个动作就是踅摸吃的,好像进家就是为了吃。俗云:“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会过日子的人家都是将放干粮的篮子高高悬于房顶,一是防儿,二是防狗。这也没关系,在家里找不到吃的,就到外面去打野食,农村小子总会想出办法犒赏自己的肚子——这就是按着季节吃,与时俱进。

春小麦一灌浆就可以在地里烧着吃,那种香、那种美、那种富有野趣的欢乐,是现在的孩子吃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进入夏、秋两季,地里的庄稼开始陆续成熟,场院里的瓜果梨桃逐渐饱满,农村小子天天都可以大饱口福。青豆、玉米在地里现掰现烧,就比拿回家再放到灶坑里烧出来的香。这时候我放学回到家不再直奔放饽饽的篮子,而是将书包一丢就往园子里跑,我们家的麦场和菜园子连在一起,被一条小河围绕,四周长满果树,或者上树摘一口袋红枣,或者找一棵已经熟了的转莲(向日葵),掰一口袋转莲子,然后才去找同伴玩儿,或按大人的指派去干活,无论是玩儿或干活,嘴是不会闲着的。

甚至在闹灾的时候,农村小子也不会忘记大吃。比如闹蝗灾,蝗虫像飓风搅动着飞沙走石,铺天盖地,自天而降。没有人能明白它们是从哪里来,怎么会有那么多,为什么没有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一露面个个都是凶猛的大蚂蚱,就仿佛是乌云所变,随风而来,无数张黄豆般大的圆嘴织成一张摧枯拉朽的绝户网,大网过后庄稼只剩下了光杆儿,一望无际的绿色变成一片白秃秃。大人们像疯了一样,明知无济于事,仍然不吃不喝没日没夜地扑打和烟熏火燎……而孩子们对蝗虫的愤怒,则表现在大吃烧蚂蚱上,用铁锨把蚂蚱铲到火堆上,专吃被烧熟的大蚂蚱那一肚子黄籽,好香!一个个都吃得小嘴漆黑。

当然,农村的孩子不能光是会吃,还要帮着家里干活。农村的孩子恐怕没有不干活的,可能从会走路开始就得帮着家里干活,比如晒粮食的时候负责轰鸡赶鸟、大人干活时在地头守着水罐等等。农村的活儿太多太杂了,给什么人都能派上用场,孩子们不知不觉就能顶事了,能顶事就是长大了。但,男孩子第一次下地,还是有一种荣誉感,类似西方有些民族的“成人节”。我第一次被正式通知要像个大人一样下地干活,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我记得还没有上学嘛,提一个小板凳跟母亲到胡萝卜地间苗。母亲则挎一个竹篮,篮里放一罐清水,另一只手里提着马扎。我们家的胡萝卜种在一片玉米地的中间,方方正正有五亩地,绿茵茵、齐刷刷,长得像蓑草一样密实。我们间苗从地边上开始,母亲坐在马扎上一边给我做样子,一边讲解,先问我胡萝卜最大的有多粗,我举起自己的胳膊,说最粗的像我的拳头。母亲就说两棵苗之间至少要留出一个拳头的空当,空当要留得均匀,但不能太死板,间苗要拔小的留大的……

许多年以后我参军当了海军制图员,用针头在图板上点沙滩的时候,经常会想起母亲给我讲的间苗课,点沙滩就跟给胡萝卜间苗差不多,要像筛子眼儿一样点出规则的菱形。当时我最大的问题是坐不住屁股,新鲜劲一过就没有耐性了,一会儿蹲着,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喝水,喝得肚子圆鼓鼓的又不停地撒尿……母亲后来降低条件,我可以不干活但不能乱跑,以免踏坏胡萝卜苗。于是就不停地给我讲故事,以吸引我坐在她身边,从天上的星星直讲到地上的狗熊……那真是个幸福的下午。自从我能下地野跑了,就很少跟母亲这样亲近了。

小时候我干得最多的活是打草,我们家有一挂大车,驾辕的是牛或者骡子,还有一头黑驴,每到夏、秋两季这些大家伙们要吃的青草大部分得由我供应。那时候的学校也很有意思,每到天热,地里家里活儿最忙的时候,也是我最愿意上学的时候,学校偏偏放假,想不干活都不行。夏天青草茂盛,打草并不难,难的是到秋天……

秋后遍地金黄,金黄的后面是干枯的白色,这时候的绿色就变得格外珍贵了。我背着筐,提着镰刀,满洼里寻找绿色——在长得非常好的豆子地里兴许还保留着一些绿色。因为豆子长高以后就不能再锄草了,好的黑豆能长到一人高,枝叶繁茂,如棚如盖。豆子变黄了,在它遮盖下的草却还是绿的,鲜嫩而干净。秋后的嫩草,又正是牲口最爱吃的。在豆子地里打草最苦最累,要在豆秧下面半蹲半爬地寻找,找到后跪着割掉或拔下。嫩草塞满了把,再爬到地外边放进筐里,然后又一头钻进汪洋大海般的豆子地。

我只要找到好草,就会不顾命地割满自己的筐。当我弯着腰,背着像草垛般的一筐嫩草,迎着辉煌的落日进村时,心里满足而又骄傲。乡亲们惊奇、羡慕,纷纷问我嫩草是从哪儿打来的?还有的会夸我“干活欺”(沧州话就是不要命的意思)!我不怎么搭腔,像个凯旋的英雄一样走进家门,通常都能得到母亲的奖励。这奖励一般分两种,其中一种是允许我拿个玉米饼子用菜刀切开,抹上香油,再撒上细盐末。如果她老人家更高兴,还会给我二分钱,带上一个焦黄的大饼子到街里去喝豆腐脑。你看,又是吃……但现在想起那玉米饼子泡热豆腐脑,还香得不行。

我最怵头的活儿是拔麦子、打高粱叶子和掰棒子。每当我钻进庄稼地,都会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弱小和孤单。地垄很长,好像比赤道还长,老也看不到头。我不断地鼓励自己,再直一次腰就到头了。但,腰直过十次了,还没有到头。庄稼叶子在身上脸上划出许多印子,汗水黏住了飞虫,又搅和着蜘蛛网,弄得浑身黏糊糊、紧绷绷。就盼着快点干完活,跳进大水坑里洗个痛快……令我真正感到自己长大了,家里人也开始把我当大人用,是在一次闹大水的时候。眼看庄稼就要熟了,突然大雨不停,大道成了河,地里的水也有半人深,倘若河堤再出毛病,一年的收获将顷刻间就化为乌有。家里决定冒雨下地,往家里抢粮食,男女一齐出动,头上顶着大雨,脚下踩着齐腰深的水,把半熟的或已经成熟的玉米棒、高粱头和谷子穗等所有能抢到手的粮食,掰下来放进直径近两米的大笸箩。我在每个笸箩上都拴根绳子,将绳子的另一端系在自己腰上,浮着水一趟趟把粮食运回家。后来全身被水泡得像白萝卜,夜里我睡得像死人一样,母亲用细盐在我身上轻轻地搓……

至今我还喜欢游泳,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练的。在我十四岁的时候,母亲去世,随后我便考到城里上中学,于是童年结束,从天堂走进人间……但童年的经历却营养了我的整个生命,深刻地影响了我一生的生活。我不知别人是不是也这样,我从离开老家的那一天就经常会想家,怀念童年的生活……

1984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