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中国房地产大热，将“土木不可擅动”的古训忘得干干净净，到处建房子，全民搞装修。城市普遍变高了、变大了，也变得彼此相像，大同小异。同时还多了另外一种景观：“烂尾楼”和“鬼楼”——空空荡荡，阴气森森，面目古怪，无人问津，如同城市裸露的伤口。

无论多么高档的住宅区，建成后只要被人说成风水不好，房子就很难再卖得出去了。人们对风水这玩意儿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倘若再被说成是“凶宅”，那就躲之唯恐不及。这是一种世俗心理，祛祸求福，趋吉避凶。有些不信邪的愣头青开发商，就因忽略了这种固有的文化心态，栽了跟头，赔了大钱。

风水学就是这样若明若暗地却是深刻地影响着建筑业。明在民间，暗在官场；明在心里，暗在嘴上；明在南方，暗在北方；明在农村，暗在城市。百姓们可以公开信风水，任何一个建筑单位，在施工前大都要请风水师堪舆一番，至少也要在开工的时候放几挂鞭炮，或烧几张纸钱。但官员们在桌面上则对风水之说噤若寒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官职大、地位高就不信风水，甚至恰恰相反，凡活得好的人都是活得在意的人，权势越大越怕出事，就更在乎风水的好坏，时时事事处处都渴望能逢凶化吉、福寿满堂。所以，有钱人比穷人更信风水，富裕地区比贫困地区更讲风水，南方比北方更注重风水，城市比农村更在意风水。

而建筑界公认的事实是：从世界建筑文化的大背景下来比较，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有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即各种建筑活动，无论都邑、村镇、聚落、宫宅、苑囿、寺观、陵墓，以至道路和桥梁等等，从选址、规划、设计到营造，无不受到风水理论的深刻影响。例如中国古代建筑对空间环境的整体处理，包括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有机结合，大规模建筑群的空间布局和组织，都有着极高的艺术造诣和实践成就。像有口皆碑的北京紫禁城，往细里看，一点一滴都无比精美。往大处瞧，整个建筑群的空间组合在体量、尺度、造型形式乃至质地肌理等方面的大小高卑、远近离合、主从虚实、阴阳动静的变化，其艺术效果臻于完美。而且非常符合人的生理和心理要求，在感受效果，特别是在视觉感受效果上，能引起强烈的精神震撼和审美愉悦，故为中外学者所折服。

中国人无论懂不懂风水，看到一处好地方，见到一片好房子，最容易发出口的一句感叹词就是：“这儿的风水真好！”那么到底怎样解释“风水”这两个字呢？

晋人郭璞著《葬经》谓：“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郭璞还简明扼要地概括出风水的选择标准：“来积止聚，冲阳和阴，土厚水深，郁草茂林”，“深浅得乘，风水自成”。

后人解释说，所谓风者，取其山势之藏纳，土色之坚厚，不冲冒四面之风。所谓水者，取其地势之高燥，无使水近夫亲肤而已。南京的明孝陵和中山陵，其建筑设计独具一格自不必说，环境设计就更为高妙，成就了优越的生态小气候和自然景观。以北障陵寝为底景的后龙能挡风，迎纳阳光；夏季则招来凉意，使天际远景有个悦目的收束。左右阜丘环护，“以其护卫区穴，不使风吹，环抱有情，不逼不压，不折不窜，故云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尚如《葬经翼》）而陵寝的南面，有峰峦成对景，“易野一望无际，有近案，则易野之气为之一收”。风水是义理之术，其生死观为：人是自然生态链上的一环，“万物不能越土而生，人亦万物中之一物”；“人由五土而生，气之用也，气息而死，必归葬五土，返本还原之道也”。所以风水极为重视“养生送死”、“慎修追远”和“视死如生”的传统观念，对陵墓的修筑是极为讲究的。如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北京的明十三陵，以及清东陵、西陵等，凡亲临其境者，无不为其奇佳的建筑环境所感染，抚膺叹绝。

这就是好风水的魅力！

《青乌先生葬经》对风水的解释则更简练易懂：“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所谓内气萌生，是指穴暖而生万物；外气成形，是指山川融结而成象。气之来，有水以导之；气之止，有水以界之；气之聚，无风以散之。无风则气聚，得水则气融，故要得水藏风。北京的四合院就是一个围合封闭空间，典型地采用了“藏风”理论，而且是多重封闭，加强了封闭的层次。

苏州城，是春秋时通过伍子胥“相土尝水”而决定的位置，城址千年不变，显示了风水相地的意义和优越性。处于“金城环抱”的四川阆中古城，现址乃唐宋时的格局：水随山而行，山界水而止，山主静，水主动，山为阳，水为阴，山水交会，动静相宜，阴阳合和，为情之所钟处。还有云南的丽江城，山包水，水包城，城包水，有山有水有城，得水聚气藏风，千多年兴盛不衰！

风水学认为，吉地不可无水，地理之道，山水而已。水就是生态环境所必需的“地气”、“生气”。能构成现代城市环境美的最突出的个性因素就是水，设若没有黄浦江，上海还能成其为上海吗？当年也是“九河七十二沽”造就了天津。相度风水须观山形，亦须观水势。有俗谚云：“未看山时先看水，有山无水休寻地”，“山管人丁水管财”。古人将水比为山之血脉，草木为山之皮毛，石为山之骨，土为山之肉。有水便如血脉贯通，气血调宁，骨肉强壮而精神发越。“水飞走则生气散，水融注则内气聚；水深处则民多富，浅处民多贫；聚处民多稠，散处民多离。”至今也还是如此，沿海地区发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富庶，相对来说缺水地区往往贫穷。

风水学甚至认为水“能移入形体情性”，即水与人的疾病夭寿有着种种密切的关联。风水学中“相土尝水”，以鉴别水土质量而断吉凶之说，竟从近几年国家对克山病、大骨节病等地方疾病的调查中得到证实。在同一地域却分成有病区、重病区和无病区，原因就在于地貌和水土质量不同。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的结果，恰与传统的风水学相合。可见风水学成为古代一门实用的学术，被长期倚重是有原因的。甚至在国家机关中，也有钦天监专设官员职守风水事宜。如《大清会典》载：“凡相度风水，遇大工营建，钦天监委官，相阴阳，定方向，诹吉兴工，典至重也。”

天津大学著名建筑学家王其亨教授，在《关于风水理论的探索与研究》一文中写道：“风水在科学上的价值，不仅涉及古代中国，而且惠及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有目共睹的要属指南针的发明和磁偏角的发现。已有的研究成果业已清晰揭示出，这一伟大的历史贡献，正是中国古代的风水家完成的。他们是在体国经野、辨方正位的长期职业活动中，即在建筑选址规划及经营时，为选择最佳方位以臻天时地利人和的完善统一，经过不懈地追求和探索而发明的。”原来指南针竟是古代风水大师的创造，它的迅速传播和广泛应用，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

马克思说：“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英国伟大的自然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说：“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的发明，将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况都改变了，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印刷术在文学；火药在战争；指南针在航海。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所以，素有“子不语怪力乱神”和“敬鬼神而远之”传统的中国古代士人，每每会涉入风水理论，欣赏并弘扬其所包含的哲学思想。自汉以来，如张衡、王景、郭璞、萧吉、李淳风、吕才、一行、王洙、朱熹、蔡元定、刘基，以及晚清的魏源、翁同龢等等大学者，都曾致力于风水学，促进了风水理论的发展。

由于风水的美学成分极其明显，也格外为文人所瞩目，古代留下了大量的“风水诗”。《诗经·小雅》：“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描述建筑面对青山，靠近涧水。谢灵运《山居赋》：“抗北顶以葺馆，瞰南峰以启轩。罗曾崖于户里，列镜澜于窗前。因丹霞以赤眉，附碧云以翠椽。视奔星之俯驰，顾飞埃之未牵。”杨万里《东园醉望暮山》：“我居北山下，南山横我前。北山似怀抱，南山如髻鬟。怀抱冬独暖，髻鬟春最先……”孟浩然《过故人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杜甫：“卷帘唯白水，隐几亦青山。”李渔：“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

毋庸讳言，在中国的传统风水学中不乏迷信内容，有渲染神秘和宿命的色彩，常常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因此古人才有“达者玩之，愚者信之”之说。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对风水这一指导中国建筑活动的基本观念和实践方法，在它发源的国度里却一直欲言还止，羞羞答答，成了“神圣或邪恶的禁地，或不能触犯，或不屑研究，或不敢探析，使风水经历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禁锢，或其迷信得不到有力的批判，或其科学内涵得不到合理发掘”。

倒是外国的科学家和学者，怀着浓厚的研究兴趣，深入探索，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果。如英国学者帕特里克·阿伯隆比说：“在乡村问题上，中国风水的处理，已较欧洲任何国家都前进甚多。在风水下所展开的中国风景，在曾经存在过的任何美妙风景中，可能是构造最为精美的。”美国城市规划权威开文·林奇在其代表作《都市一象》一书中写道：“风水理论是一门前途无量的学问，教授们应组织起来，予以研究推论……专家们正在向这方面谋求发展。”剑桥大学的科学史家李约瑟称：“中国风水理论实际是地理学、气象学、景观学、生态学、城市建筑学等等一种综合的自然科学。重新考虑它的本质思想和它研究具体问题的技术，对我们今天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真是没有想到，当下中国建筑业正在经受西方建筑文化的强烈冲击，而西方建筑学却转而向中国的传统风水理论汲取营养。这就是世界的多元性，个性和差异最珍贵。你不可能不吸纳世界，也不可能不被世界吸纳。风水之说本来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却长时间笼罩在迷信的阴影下，造成想和说、说和做不统一的“两层皮”现象。

现代社会的发达，足以让现代人傲慢张狂。但现代世界的种种困境，如“三p危机”——人口爆炸、环境污染、资源枯竭，又使现代人开始重视人与自然的有机关系，懂得尊重古人，而不是苛求古人，从而能真正认识和发掘风水的奥秘。

——这真应了一句老俗话：“风水轮流转。”

198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