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一九七二年的五月，我清清楚楚记得那个日子。那一次中学里举办红五月征文比赛。

我投了稿，作文题目叫《补考》，有五千来字吧，是篇很长的作文。我的语文老师同时也是班主任，他总是给我的作文打高分。

一天上午在操场劳动，有人奔过来告诉我：“征文在报栏里贴出来了，有你的，上面打满了双圈。”我很兴奋，即刻就想去看看，却又矜持，不愿在同学面前显出我的迫不及待。挨到中午，校园里寂静无人时，我像做贼一样地溜过去，独自站在报栏前，欣赏我的打满红双圈的作文。我带着心跳，从头到尾一个个数下来，一共是九十八个红双圈。这是我的语文老师给我的评价。

九十八个！多么吉利的数字。冥冥之中，这仿佛是对我的命运的一种昭示，一种生命密码的解读，一种诱导我、指引我的宇宙气息。

带红双圈的作文在报栏里贴了很久。一天，县文化馆的同志路过这里，偶然看见了，就揭下来带走了，不久发表在县办刊物上。县办刊物送到扬州地区，被地区刊物选中，第二次发表。几经周转，次年，《补考》竟赫然刊登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正式刊物上。

其时，我已经下乡插队。父亲鼓励我说：既有一，何不能有二？我想想也是，就接着往下折腾，就发表了很多小说，就成了作家。

没有当年作文上的九十八个红双圈，会有我今天的一切吗？人生的路上有无数条轨道可走，之所以选择了其中的一条，是必然，也是偶然。

永远感谢我的老师，感谢母校的报栏，感谢挂在我生命之树上的红双圈。

父亲是我文学道路上的第一个老师。当初跌跌爬爬走上这条路时，父亲是我身边最有力的扶持者。我写第一篇小说时，根本不懂什么叫“构思”，弄不清小说和作文的区别。父亲亲自帮我列提纲，必要时动手修改。父亲年轻时也曾是文学爱好者，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圆了他的文学梦，所以他把一腔热忱浇铸在我的身上。

父亲指导我如何投稿，怎样选择适合我文章特点的报纸和刊物，怎样收集和剪贴自己的作品。我十七八岁出门参加笔会，父亲替我买票，把我送上汽车、轮船。父亲保存着我的每一篇作品，比我自己收集得还要详尽。他对亲朋旧友说起我的创作成绩，笑得满面生花。

俗话说，栽什么树结什么果。父亲当年栽下我这颗文学幼苗时，心里是寄予了很多厚望的，他收获了他应该获得的果实。每一想到此，我心里有一种对得起父亲的欣慰。

高中毕业之后，有几个月时间我在县城的小学里代课。我的学校里有一个拄双拐的残废学生，上三年级。每天有几个同学把他背进校，又背回家。每天我上下班从他家门口过，他总是一声不响地坐在门口台阶上，双拐放在身边，无言注视着过往的行人。我几乎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但我永远记得他的眼睛―很大，很亮，一言不发地望着你，好像他什么都懂，什么都藏在心里。那真不像是个孩子的眼睛。他家门口就是一条弯弯的小河，春天河岸长满了青青的芦苇，秋天芦苇开花，白絮在他身前身后飘荡。不知怎么，每每想起这个孩子，我心里就有一种酸酸的哽咽的感觉，有一种要为他做点什么的欲望。后来，我写了篇儿童小说《小船，小船》。小说在当时受到很多孩子的喜爱，那段时间我收到无数小读者的来信。我记得有个农村中学生，他在信上说，他也是个拄双拐的残废孩子，他从我的小说里看到了他周围老师同学的影子，他感谢我替他写出了心里想说的话。

这篇儿童小说得过奖，也改编过电视剧，改成的电视剧还获得了国际电视大奖。

任何时候，任何国家的人，总是渴望生活中的美好、真诚和善良。

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有两年曾经发疯一样地喜欢写儿童文学。其动力原因来自当时《少年文艺》的编辑顾宪谟老师。

我给他投去的第一篇小说稿题名《星空下》，此前我们殊不相识。小说很快发表了，顾老师跟着来了极为热情的信，鼓励我再写。我于是又寄去第二篇，他很快又采用了。这样，我成了《少年文艺》的忠实撰稿人。

顾老师给我的信，平均十天一封。信中他从不吝惜溢美之词、对我的作品总是无保留的夸赞。年轻的我受不了这番盛情，写作热情就倍加高涨。他一封信一封信地写来，我一篇稿子一篇稿子地寄出去，我从不敢让他失望，也不忍让他失望。这是一种前辈对后辈的沉甸甸的信任，我不能辜负了他。

我写得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忘记了上课和考试，忘记了寒假和暑假。有时候刊物一期能发我两篇稿子，我不得不用一个真名，一个化名。

至今我常常碰到一些三十来岁、已经为人父、人母的当年《少年文艺》的读者，他们见到我时总是感慨万端地说：“小时候我是读你的儿童小说长大的呀！”这时我心里忍不住有一种震颇，是发自心底的感动。世界这么大，人和人之间的相知相识都是缘分。《少年文艺》当了一回纽带，它把我和读者们亲密地系到了一起，使我的收获远胜于耕耘。寂寞人生路上，每当想到有人在读着我的作品，在喜爱着我的作品，心里的那份感谢实在无以言说。

好编辑对作者的成长至关重要，如若没有顾宪谟老师当年那一封封热情鼓励的信，我不会写下几十万字的儿童文学作品，也不会有这么一大群读我的小说长大的读者们。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儿童文学仿佛已经离我十分遥远了。想起从前在大学宿舍里挥汗如雨为《少年文艺》赶稿的日子，总有点恍然若梦的错觉。

人的生命之路是有很多条的，一旦从甲路岔进乙路，往往就很难再走回来。多年不写儿童文学使我有一种负罪感，尤其在碰到从前热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之后，我总觉得对不起他们现在的孩子。有时候我也下决心要为孩子们写点什么，可是感觉很难找，再没有了从前的冲动。

我的女儿正是读《少年文艺》的年龄，她尤其喜欢读我从前写过的农村题材儿童小说，我出的几本儿童小说集，已经被她翻烂。我想这是都市少年对无拘无束的大自然生活的一种向往，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无法得到的东西，他们渴望着从书本中看到，触摸到，体验到。我很怜悯我的女儿，也希望儿童文学中多一些描写农村生活情趣的作品。

有朝一日，但愿我能够重归儿童文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