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对北宋初期的宰相吕蒙正，评价很高，因为他是中国科举制度从民间选拔英才、由一个百姓子弟得以位列宰辅的成功例子。

吕蒙正（944—1011）字圣功，河南洛阳人。幼年贫寒，随母被逐出家门，居无住处，生活无着，幸得龙门寺住持收留，得以在庙旁的破窑洞里栖身。那个老和尚倒也不是独具慧眼，只是看他好学不倦，谅非偃蹇之材，遂赒济他一个暂且栖身的地方，也是照顾他无需花钱，赶斋蹭饭，不致饿肚。穷人最怕这个饿字，只有厚了脸皮，才能饱了肚皮。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实现初步商业社会的朝代，和当下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状况，颇有点相似。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眼里除了钱再无其他，而富不起来的那部分人，除了钱外也不关心别的。于是，没钱的吕蒙正，在大家一律向钱看的日子里，相当难熬。有钱的人，不帮他，没钱的人，帮不了他。而中国人最擅长的一手，莫过于欺侮同类的弱者了，吕蒙正中举后第一件事，就是建“□瓜亭”反躬自勉，那是他寄托三十岁前不得时运的生活回忆。

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最要紧的一点，是不要忘记自己的过去，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洛阳属大陆性气候，夏天很热。身无分文的他，看别人吃西瓜解渴避暑，他很馋，馋是人的一种本性，没办法，他只捡瓜摊扔掉的“娄瓜”来吃，这当然很丢人，很没出息，很让人看不起，他在《劝世文》中写过“蛟龙未遇，潜身鱼虾之间；君子失时，拱手于小人之下”，怕是那时没落的写照了。卖瓜人轰他走，连“娄瓜”也不让他捡，说，给你吃，还不如喂猪。所以，他飞黄腾达以后，首先就在捡“娄瓜”吃的伊水河边盖了一个供行人歇脚休憩的亭子，以志此事。亭名起得古怪，曰“□瓜”。路人经过这里，都驻足打量，第一此字难识，第二此字费解，何谓“□”？乃腐败变质之食物也。看来吕蒙正立亭之意，倒是为了提醒自己、告诫自己，第一，有了钱，千万不能忘了昨日的贫穷；第二，吃饱了，千万不能忘了曾经的饥饿。

三十岁前的吕蒙正，真是很不走运，元人王实甫《风雪寒窑记》，就以他为主角，颇写他那时不走运的狼狈相。就以蹭顿斋饭为例，得受庙祝多少白眼？那时节，除了这位老衲，几乎无人看好他。贫穷得难以度日的他，不得不乞讨谋生，也许由于这多年困顿颠仆、饱受欺凌的缘故，吕蒙正多少了解一点民间疾苦，多少体会一点百姓艰辛，所以他立志，有朝一日为官，得多少想着劳苦大众一些。因此，他刻苦努力，读书不辍，发奋用功，钻研学问。太平兴国二年（977）高榜得中，举进士第一，也就是中了状元。从此发达，走出寒窑。

太宗雍熙间，首次为相，任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平章事；淳化间，二度入相；真宗即位，进左仆射，至是三度入相。北宋初期，只有他和赵普获得过如此重用。《宋史》称他：“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因为他这段贫穷岁月的历练，明白了一个人活在世上，如何光明磊落为人，如何兢兢业业做事的大道理。所以他为官一生，始终如一地秉持着公道宽容、勇于担当、坚持真理、遇事敢言的精神，最为朝野钦服。

为官者能做到清廉，不易；能做到正直，更不易；而做到清廉和正直的同时，还能做到体恤百姓，那就尤为不易。吕蒙正最令人赞叹的，不但做到了清廉、正直、体恤百姓，而且还是一个敢于跟皇帝说真话的诤臣。有一年灯节，宋太宗赵光义设宴，欢庆元宵，满城灯火通明，万民歌舞同乐，看到四海升平、国泰民安的局面，赵光义不觉喜上眉梢，对陪同侍宴的吕蒙正说：“五代之际，生灵凋丧，周太祖自邺南归，士庶皆罹剽掠，当时谓无复太平之日矣。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赵光义不是一个贤明之君，这种小富即安的满足，正是他小人嘴脸的表现。吕蒙正站出来对这位帝王说：“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

听了这番令其扫兴的话以后，“上变色不言，蒙正侃然复位，同列多其直谅”。

宰相，国之当家者，能对最高统治者直陈己见，哪怕犯颜，也敢哪壶不开提哪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实在是很罕见的。而他能把“饥寒而死”的老百姓，装在心里，那就更值得称道。他在为太子太傅，也就是宋真宗老师时写的《寒窑赋》，后世多称《劝世文》，就直陈自己的孤寒出身，贫穷家境。“昔时也，余在洛阳，朝求僧餐，暮宿破窑，布衣不能遮其体，淡粥不能充其饥。上人憎，下人厌，皆言余之贱也。余曰：非吾贱也，乃时了运也命也。余及第登科，官至极品，位列三公，有挞百僚之杖，有斩鄙吝之剑，出则壮士执鞭，入则佳人捧觞，思衣则绫罗锦缎，思食则山珍海味，上人宠，下人拥，人皆仰慕，言余之贵也。余曰：非吾贵也，乃时也运也命也。盖人生在世，富贵不可捧，贫贱不可欺，此乃天地循环，终而复始者也。”虽然他“官至极品”，可他不忘“上人憎，下人厌”的贫贱之时，不像有些浅薄之徒、无能之辈、粗俗之人、侥幸之流，一阔脸就变，官升脾气长。连我认识的几位同行，得意文坛之后，全忘了当年奔走各编辑部，一副蝇营狗苟的小八腊子相。如今，见了面不尊称为“某局”、“某处”、“某长”，眼皮也不抬的，更休想搭理你了。

不知是吕蒙正当年饿怕了的条件反射，还是做了宰相后习惯于精致生活，“上人宠，下人拥”、“食则山珍海味”的结果，惯得这位当年吃“□瓜”而不得的当朝一品，成为开封城内独一无二的老饕，尤以喜喝一碗鸡舌汤闻名。鸡倒不是什么稀罕之物，但厨师要做出这碗汤来，则非三四十只鸡不可。试想，上顿下顿，食之不厌，得杀掉多少活鸡，得扯下多少鸡毛，日积月累，宰相府的后院里，出现一座鸡毛山，也就是不足为奇的事情了。

据《坚瓠集》载：

吕文穆微时极贫，比贵盛，喜食鸡舌汤，每朝必用。一夕游花园，遥见墙角一高享，以为山也。

问左右曰：“谁为之？”

时曰：“此（为）相公（喜食之鸡舌汤）所杀鸡毛耳。”

吕讶曰：“吾食鸡几何？乃有此？”

对曰：“鸡一舌耳，相公一汤用几许舌？食汤几许时？”

吕默然省悔，遂不复用。

吃鸡舌头，居然吃出一座鸡毛山来，真是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由此，也足以了解中国人之吃，其刁钻古怪，其别出心裁，其异想天开，其花样翻新，才吃出来享誉世界的中国饮食文化。但值得注意的一点，吕蒙正对于鸡舌汤，吃得如此情有独钟、喝得如此津津有味，有两条却是当下那些在豪华饭店、在高级酒楼、在顶尖会所、在阔绰沙龙里进行高消费的这个官或那个长、这个老总或那个高干，所望尘莫及的。

第一，吕蒙正是在自己的府邸里，享受他的美食。既然自家厨房、自家厨师，显然是无法开出发票，也就不能拿到宰相衙门的财务科报销。宋朝的开封有没有卖假发票的，不得而知，但鸡毛都堆成了山，大概也很难弄到那么多假发票。所以，可以百分百地肯定，吕蒙正花的是私款，吃的是俸禄，绝对不是公帑，绝对不侵吞国有资产。这一点，他比时下醉生梦死在饭局里吃喝的老爷们气粗得多，腰硬得多。

第二，吕蒙正虽然有这点口腹嗜好，但他家后院的鸡毛山，使他想起伊水边的“□瓜亭”，一山一亭，今昔对比，穷吃富吃，判若隔世，遂使这位宰相大人不得不“默然省悔”，不得不翻然改正，当机立断，下令全家不再在餐桌上出现这碗鸡舌汤。其觉悟之快、决心之大、行动之速、忏悔之透，绝对要比当今那些有错不纠，有过不改；支票乱开，不予兑现；大话连篇，不落实处；面子工程，弄虚作假等等等等的官员、干部、首长、领导之流，高明得多，实干得多。

所以，《宋史》给这位贤相的高评价，显然是其来有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