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友岑参（715—770），同是盛唐的第一流诗人，小杜甫三岁。他遗留下来的作品不多，现存《岑嘉州集》只存三九二首，可见散佚了的作品必然不少。

天宝年间，杜甫在长安时和他过从很密，曾经同登过慈恩寺塔，同游过渼陂，杜甫均有诗纪其事。天宝十三年秋，久雨成灾，杜、岑二人虽同在长安，也长久不能相见，杜甫在《九日寄岑参》诗中有句云“思君令人瘦”，可见他们的交谊之深。

登慈恩寺塔是在天宝十一年的秋天。同登者除杜、岑二人外，还有高适、储光羲、薛据，都有诗，但薛据的诗已失传。现存四人诗中，说者以为杜诗最雄壮，“其气魄力量自足压倒群贤，雄视千古。”（《杜诗镜铨》评语）雄壮是没有问题的，但原诗的写法，我总觉得过分夸大了。用过分夸大的手法来写实，待人们知道了实际，便会生出反效果。慈恩寺塔通称大雁塔，在西安市南郊大慈恩寺内，是七级浮图，高六十四米。杜诗说它“高标跨苍穹”；向上看，则“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向下看，则“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仿佛是在万千公尺的高空中眺望了。岑诗说：“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高诗说：“宫阙皆户前，山河尽檐向。”储诗说：“宫室低逦迤，群山小参差。”他们是把山河宫殿看得清清楚楚的，比较起来，要平实得多。

但杜甫诗的过人处是他在登临时关心国家大事，所谓“登兹翻百忧”。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充分表现在诗的末尾八句。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

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虞舜”是指唐太宗李世民，因为他受内禅而坐天下。“苍梧”喻李世民的坟墓——昭陵。“瑶池饮”指唐玄宗李隆基与杨玉环的欢乐，“昆仑丘”喻华清宫所在的骊山。“黄鹄哀鸣”是说人民失所，“随阳雁”“稻粱谋”是说杨家兄弟姊妹们只顾私利而不惜祸国殃民。在天宝十一年早就透视到了四五年后的安史之乱，这和在同一年同一节季李白北游幽州，深感安禄山的跋扈，登黄金台而痛哭，有同声相应之实。

同游渼陂是在天宝十三年，杜甫的纪游诗《渼陂行》，是一首刻意之作。杜甫在这首诗里也竭尽了夸大的能事。我在这里想详细介绍一下，可以看出杜甫做诗的秘诀，也可以看出他的毛病之所在。

第一段：

岑参兄弟皆好奇，携我远来游渼陂。

天地黤惨忽异色，波涛万顷堆琉璃。

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兴极忧思集。

鼍作鲸吞不复知，恶风白浪何嗟及！

“岑参兄弟”有人说是岑况与岑参，恐未必然。岑参的亲兄弟有五人，即渭、况、参、秉、亚；还有从兄弟更不知道有多少人了。此于岑参之外没有点名的人，何以知其为兄，下文有所说明。

渼陂，在鄠县西五里，集终南山诸谷之水，合胡公泉而为陂（《长安志》）。陂上为紫阁峰，峰下陂水澄湛，环抱山麓，方广可数里，中有芙蕖凫雁之属（胡松《游记》）。元朝末年，游兵决水取鱼，陂涸为田（《陕西省通志》）。

人到渼陂，天候忽然变坏了，天昏地暗，波涛汹涌。“好奇”的岑参兄弟依然让船开出去了。杜甫虽然也很感兴趣，但也十分担心，怕覆舟落水，成为鱼鳖。陂中顶多只能有鱼鳖，诗中却以鲸鼍代之。鲸是海产动物，鼍是长江鳄鱼，断断乎不是渼陂所能有的。

第二段：

主人锦帆相为开，舟子喜甚无氛埃。

凫鹥散乱棹讴发，丝管啁啾空翠来。

船开出去，天候忽然晴明，船家十分高兴。满陂空翠，净无纤尘，鸥凫散乱，管弦齐奏，四处都在唱歌。但在这里一个重要的关键——天象转晴，却没有一点交代。这里必然有文字上的夺误，估计“主人锦帆”四字或许是“天人锦帆”。忽然间，天开云锦，人张明帆，故言“天人锦帆相为开”。要这样，天候转好才有着落。可能是前人不解“天人”之意，改易为了“主人”。

第三段：

沉竿续蔓深莫测，菱叶荷花净如拭。

宛在中流渤澥清，下归无极终南黑。

陂中既有荷花菱叶，水深可知。正因此，故可以涸陂为田。但诗人却说它“深莫测”，比之以渤海，简直没有底（“下归无极”），极尽了夸大的能事，但却造成了无法统一的矛盾。

第四段：

半陂以南纯浸山，动影袅窕冲融间。

船舷暝戛云际寺，水面月出蓝田关。

此时骊龙亦吐珠，冯夷击鼓群龙趋。

湘妃汉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无。

“云际寺”是云际山上的太安寺，在鄠县东南六十里（《长安志》），“蓝田关”，在蓝田县东南六十八里，即秦代的峣关（同上）。

“骊龙吐珠”当是游船上的灯火，“冯夷击鼓”也是游船上的鼓乐。船上有游女歌舞，故拟之以“湘妃”“汉女”；又有旌旄繁饰，故比之以“金支”“翠旗”（《汉房中歌》：“金支秀华，庶旄翠旌”）。“群龙趋”是形容游船辐凑。手法是不用直喻，而用隐喻，有意酝酿出一个神奇诡异的境界。

末段：

咫尺但愁雷雨至，苍茫不晓神灵意。

少壮几时奈老何？向来哀乐何其多！

诗尾四句又愁到天候会突然变化，与诗首的实际变化相照应。诗人是忧心忡忡的，看来是在以天象的变化影射时局的变化。诗作于天宝十三年，越年的季冬安禄山就叛变了。对于时局的突变，和《登慈恩寺塔》有同样的预感。但杜甫把这治乱的契机，归之于“神灵”，这是时代限制了他，也是阶级立场限制了他。就诗来说，特点是在尽力夸大，而毛病也就在过分夸大。

《岑嘉州集》中也有两首游渼陂的诗，一首是《与鄠县群官泛渼陂》，另一首是《与鄠县源少府泛渼陂》。诗都是五律，都是和地方官吏的应景之作。第二首十分平常，杜甫同游，也有五律一首，同样平常。第一首略用了夸大的手法，不妨把它引在下边：

万顷浸天色，千寻穷地根。舟移城入树，岸阔水浮村。

闲鹭惊箫管，潜虯傍酒樽。暝来呼小吏，列火俨归轩。

用了“万顷”“千寻”“地根”“潜虯”等字样，和《渼陂行》的手法有近似的地方。但《渼陂行》是刻意求工，《泛渼陂》是逢场应付，两者不能相比。特别是岑诗的最后两句，未免太官气十足了。岑是常游渼陂的，对于景色已经麻痹，难怪他写不出好诗来。

肃宗至德二年（757），杜甫被任为左拾遗，曾与裴休等人推荐岑参，被任为右补阙。他们同做着谏官，同是天子“近臣”，在这时同做过一些宫廷唱和之作。在封建时代，这样的诗是被人重视的；在今天看来，是毫无一顾的价值了。然而出乎意外的是几年前的研究家们却有人就这些诗来评比杜、岑的优劣。因此，我也想顺便接触到这个问题。

杜甫有五律《春宿左省》一诗，末二句云：“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又有五律《晚出左掖》一诗，末二句云：“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

有人说，“我们只能从‘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避人焚谏草’这样的诗句中想象杜甫不过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官吏。”（冯至《杜甫传》78页）又有人说，杜甫“这两首诗的结语，也不过是分用了傅玄‘每有奏劾，竦踊不寐，坐而待旦’和羊祜‘嘉谋谠议，皆焚其草，故世莫闻’的故事，仅是官样文章，只好给拾遗的官衔做一个应景的点缀罢了。”（傅庚生《杜甫诗论》14页）这些说法是比较客观的，虽然他们忘记了杜甫也有“懒朝”的诗句。但另一研究家表示不同意，认为前说“有点歪曲了杜甫”，后说“更是表面的看法”。于是他把岑参的《寄左省杜拾遗》的结语和杜甫的两首结语作了对照，下出断案。

我们只要拿岑参赠杜甫的“圣朝无缺事，自觉谏书稀”的诗句来作一对照，就不难知道谁是“小心谨慎”谁不是小心谨慎，哪是“官样文章”哪不是官样文章了。

——萧涤非《杜甫研究》29—30页

在这些地方斤斤计较，正是标准的封建意识的复活。作者也揭露了他自己的底。他举出《唐宋诗本》卷六十一所引的《杜甫补遗》中的一段话：

肃宗至德初，子美为拾遗，岑参为补阙。或问：“二人孰贤？”余曰：“子美贤。”或曰：“何以知之？”曰：“以其诗知之。子美之诗曰‘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又曰‘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参之诗曰‘圣朝无缺事，自觉谏书稀’。至德初，安史之乱方剧，朝野骚然，果无缺事耶？”

引用者以为“这批评是公平的”。其实何尝“公平”！对于岑参的应景之作虽然有所指责，但对于杜甫则只表示了真正的“片面的看法”。作为封建时代的诗人，岑参倒要本色一些；杜甫则是在过分粉饰自己。既已“避人焚谏草”了，何以又写进诗里，自我表扬？“数问夜如何？”是采自《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夜如何其？夜未艾。……夜如何其？夜向晨。……”毛诗序以为“美宣王也”，虽未必尽然，但杜甫用到自己身上来，则确实是在美自己了。《小雅》的诗意很可能是旧时臣下待漏的心理，寝席不安，怕误了早朝的时刻。杜甫的诗句正是这样的用意。别人说他“小心谨慎”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但自己说自己“小心谨慎”同样也在美化自己。

岑参只是在美化朝廷，杜甫则美化了自己，又美化了朝廷。朝廷有了杜甫那样好的谏官，正足证朝廷有知人之明和用贤之美。这样的朝政还不休明吗？但实际是怎样呢？因此，把杜甫的诗说成“官样文章”，倒是在替杜甫开脱；一定要说不是“官样文章”，那又是什么货色呢？是忠心耿耿的自我标榜吗？岂不是帮了杜甫的倒忙！

要评比杜岑的优劣，适当的材料并不缺乏，何苦要在他们的宫廷诗里面去讨生活？从糟粕中能吸取出一定的精华吗？杜岑两人先后曾寄居在成都，成都的古迹往往得到他们的同样的歌咏。对于神话传说的看法，杜甫的见识有时要比岑参高出一头地。例如李冰所作的石犀，便是很好的例子。

石犀原在成都府南三十五里。《华阳国志》载“李冰昔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渠于江南，命之曰犀牛里。后转二头在府中，一头在府市市桥门，二头沉之于渊。”郦道元《水经·江水注》亦云然。

《岑嘉州集》中有《石犀》一首，五言六句，很素朴地相信着传说，歌颂了石犀，歌颂了李冰，认为李冰之功超过了夏禹。

江水初荡潏，蜀人几为鱼。向无尔石犀，安得有邑居？

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

杜甫有《石犀行》则怀疑了传说，诅骂了神祇，突出了“众力”和“人谋”，认为像石犀这样的“诡怪”应该让它们随江水飘去。两人的见识、态度和诗的风格完全不同。把诗并列起来，便立地可以看出有上下床之别。

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

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

今日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

修筑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

先王作法皆正道，诡怪何得参人谋？

嗟尔三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

但见元气常调和，自免洪涛恣凋瘵。

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

杜甫的诗极力破除迷信、伸张理智，在封建时代能够有这样的作品是很少见的。当然，如果把“先王”二字改为“庶民”，“蜀人”二字改为“蜀儒”，那就更合乎实际，也更合乎我们近代人的口胃了。

又成都西门外旧有石笋二，一南一北对立。南笋长一丈三尺，围一丈二尺；北笋长一丈六尺，围九尺五寸；相传是“西海之眼”。大概是新石器时代“巨石文化”的孑遗，西方人谓之“门希尔”（menhir）。杜甫有《石笋行》一首，和《石犀行》是同时所作的姊妹篇。一起一结都是同一格调。一起是“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鲜蚀尽波涛痕”；一结是“嗟尔石笋擅虚名，后来未识犹骏奔；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同样在极力破除迷信，在这一点上是可取的。《石笋行》还讽刺了朝政，但他却不敢直斥“至尊”，而只责备“小臣”。这又是“贵人岂不仁？”的那一套，又一次暴露了杜甫的痼疾，受着时代和阶级的限制。这一限制不仅使杜甫在诗歌的成就上受到影响，而且使他在破除迷信的努力上也极不彻底。例如，他有《杜鹃》一诗，中四句云：“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他认真相信杜鹃鸟是古代蜀王杜宇的魂所转化，故闻其声而再拜。这迷信神话传说的程度却又远远超过岑参了。

在这里想讨论一下杜甫诗集中那首《狂歌行赠四兄》的作者问题。先把诗的全文抄在下面：

与兄行年校一岁，贤者是兄愚是弟。

兄将富贵等浮云，弟窃功名好权势。

长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马听晨鸡。

公卿朱门未开锁，我曹已到肩相齐。

吾兄睡稳方舒膝，不袜不巾踏晓日。

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须缯腹中实。

今年思我来嘉州，嘉州酒香花满楼。

楼头吃酒楼下卧，长歌短咏迭相酬。

四时八节还拘礼，女拜弟妻男拜弟。

幅巾鞶带不挂身，头脂足垢何曾洗？

吾兄吾兄巢许伦，一生喜怒常任真。

日斜枕肘寝已熟，啾啾唧唧为何人？

这首是集外诗，见陈浩然本，又见《文苑英华》，向来的注家似乎还没有人怀疑过。其实这诗断然不是杜甫的诗！

我们知道杜甫不曾久居嘉州（今四川乐山县），他只在永泰元年（765）五月，由水路离开成都时路过过一次，是很短暂的一次。有《宿青溪驿》一诗是在嘉州境内做的。除此而外，很难找出第二首。看来他匆匆路过，似乎并不曾登岸。他经过了嘉州、戎州（宜宾）、泸州、渝州（重庆），九月到了云安，在此养病。第二年的春间到了夔州（奉节），作了较长时期的寓居。

嘉州既只是匆匆路过，和《狂歌行》中所述的情况完全不符！《狂歌行》是在嘉州久住的人做的，而且是有“权势”的人。诗中说作者的“四兄”“今年思我来嘉州”，可见作者在嘉州住了不止一年。又说“四时八节还拘礼”，古人以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为八节，可知“四兄”到嘉州也住了至少半年或一年。这和杜甫的情况可有丝毫相合的地方吗？杜甫之于嘉州，恐怕连“楼头吃酒楼下卧，长歌短咏迭相酬”的时间都不曾有过。故可以断言：《狂歌行赠四兄》决不是杜甫的诗。

那么，是什么人做的呢？我想，应该就是岑参的诗。岑参做过嘉州刺史，到任的时候杜甫养病在云安，是在永泰元年与大历元年之间。杜甫在云安曾有《寄岑嘉州》一诗：

不见故人十年余，不道故人无素书。

愿逢颜色关塞远，岂意出守江城居？

外江三峡且相接，斗酒新诗终自疏。

谢脁每篇堪讽诵，冯唐已老听吹嘘。

泊船秋夜经春草，伏枕青枫限玉除。

眼前所寄选何物？赠子云安双鲤鱼。

事情也很凑巧，岑参之父岑植是做过云安县丞的。云安鲤鱼，对于岑参可能会有双重的情谊了。诗当作于大历元年（766）的春天。“不见故人十年余”，稍微算长了一点。杜岑两人同做谏官时是在至德二年（757），到大历元年只有十个年头。可能是杜甫没有记准确，也可能是“十年许”的笔误或者刊误。在这十个年头里，岑参的生活主要是在西北边塞上度过的，他和杜甫彼此没有通音问。岑参到嘉州得到了杜甫的寄诗之后，毫无疑问又恢复了他们之间的诗札往还。岑参定有答诗，或者不时把自己的新作寄给不久便寓居在夔州的杜甫。《狂歌行赠四兄》便是其中之一，故被后人误收为杜甫的作品。

断定《狂歌行赠四兄》为岑参所作，有没有什么障碍呢？丝毫也没有！岑参以永泰元年与大历元年之间就任嘉州刺史，在任两年半。《岑嘉州集》中有《阻戎、泸间群盗》一诗，题下注云：“戊申岁，余罢官东归，属断江路，时淹泊戎州作。”“戊申”是大历三年。他是七月去官的，《东归发犍为至泥溪舟中作》一诗云：“前日解侯印，泛舟归山东。平旦发犍为，逍遥信回风。七月江水大，沧波涨秋空。”杜甫以同年正月中旬出峡，故他们两人在四川境内没有得到会面的机会。

岑参既在嘉州住了两年半，和《狂歌行》中所述的情况便相合无间。诗中有“长安秋雨十日泥”，所说正是天宝十三年秋长安久雨成灾时事。当时岑参和杜甫都在长安，岑参也有“兄”在长安，杜甫《渼陂行》中的“岑参兄弟皆好奇”的那个“兄”，看来就是这位“四兄”了。到此才可以了解：杜甫在诗中为什么不把兄来领头，而用岑参来领头？原来那位兄是一位超级大名士，不管事的。“四兄”只长岑参“一岁”，说为岑况未尝不可，但岑况是做过单父令的人，他是刘长卿的朋友，长卿有诗赠之，一称岑况，一称岑单父。《岑嘉州集》中有《梁园歌送河南王说判官》诗一首，末四句云：“单父古来称宓生（宓子贱），只今为政有吾兄（自注：“家兄时宰单父”）；轩若过梁园道，应傍琴台闻政声。”这位岑况是一位良吏，和“四兄”的性格不同。“四兄”可能是岑参的从兄。

李白有《送岑征君还鸣皋》诗，岑征君是岑参的兄弟行，也不知其名，但其性格却与“四兄”相符。先请看李白的诗吧。

岑公相门子，雅望归安石。奕世皆夔龙，中台竟三坼。

至人达机兆，高揖九州伯。奈何天地间，而作隐沦客？

贵道皆全真，潜辉卧幽鳞。探玄入窅默，观化游无垠。

光武有天下，严陵为故人。虽登洛阳殿，不屈巢由身。

余亦谢明主，今称偃蹇臣。登高览万古，思与广成邻。

蹈海宁受赏？还山非问津。西来一摇扇，共拂元规尘。

所述岑征君的家世有三代人做过宰相，和岑参《感旧赋序》所述完全相同：“国家六叶，吾门三相矣。江陵公（岑文本）为中书令，辅太宗。邓国公（文本从子岑长倩）为文昌右相，辅高宗。汝南公（文本之孙岑羲）为侍中，辅睿宗。”这就是所谓“奕世皆夔龙，中台竟三坼”。岑征君以相门之子，隐沦遁世，不求闻达，李白称之为巢父、许由，与《狂歌行》中称四兄为“吾兄吾兄巢许伦”亦完全相符。岑参本有别业在陆浑，《岑嘉州集》中有《巴南舟中思陆浑别业》诗。《唐书·地理志》：河南府陆浑县有鸣皋山。然则岑征君归鸣皋山是回陆浑别业了。看来李白诗中的岑征君即《狂歌行》中之“四兄”无疑。“四兄”只长岑参“一岁”，则当小李白十三岁，也可以说是忘年之交了。（颇疑“一岁”是“一纪”之误，岁星十二年一周天为一纪，因连类而致误。如此，则小李白仅一岁。）有趣的是李白友其兄而杜甫友其弟，正好表示了各人的性格。

嘉州是峨眉山所在的地方，郡城附郭也有些名胜地点，外地的人多加以赞赏。王渔洋在他的《蜀道驿程记》中说：“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照他说来，乐山的山水是天下第一了。我自己是乐山人，却没有那样的感觉，大概是习惯了的原故。李白和杜甫都曾经到过嘉州，但于嘉州山水都谈得很少。在这里担任过嘉州刺史的岑参多少补充了一些缺陷。举出两首如下，虽然并不怎么杰出，但可以表现出嘉州的风物和当时的时代潮流。

《上嘉州青衣山中峰》：

青衣之山，在大江之中。屹然迥绝，崖壁苍峭。周广七里，长波四匝。有惠净上人庐于其颠，唯绳床竹杖而已。恒持《莲华经》，十年不下山。予自公浮舟，聊一登眺。友人夏官弘农杨侯，清谈之士也。素工为文，独立于世。与余有方外之约，每多独往之意。今者幽躅胜概，叹不得与此公俱。爰命小吏刮磨石壁，以识其事，乃诗以达杨友尔。

青衣谁开凿？独在水中央。浮舟一跻攀，侧径沿穹苍。

绝顶访老僧，豁然登上方。诸岭一何小，三江奔茫茫。

兰若向西开，峨眉正相当。猿鸟乐钟磬，松萝泛天香。

江云入袈裟，山月吐绳床。早知清净理，久乃机心忘。

尚以名宦拘，聿来夷獠乡。吾友不可见，郁为尚书郎。

早岁爱丹经，留心向青囊。渺渺云智远，幽幽海怀长。

胜赏欲与俱，引领遥相望。为政愧无术，分忧幸时康。

君子满天朝，老夫忆沧浪。况值庐山远，抽簪归法王。

《登嘉州凌云寺》：

寺出飞鸟外，青峰戴朱楼。搏壁跻半空，喜得登上头。

殆知宇宙阔，下看三江流。天晴见峨眉，如向波上浮。

迥旷烟景豁，阴森棕柟稠。愿割区中缘，永从尘外游。

回风吹虎穴，片雨当龙湫。僧房云蒙蒙，夏月寒飕飕。

回合俯近郭，寥落见远舟。胜概无端倪，天宫可淹留。

一官讵足道？欲去令人愁。

青衣山，今名乌尤山。民间本称为“乌牛”，以山木葱笼，色近乌黑；孤岛耸立，形如水牛。“雅人”们以为不雅，改称为“乌尤”。山在凌云山之东、青衣江的北岸。

岑参的诗，一开首就问：“青衣谁开凿？”可见作者也看出乌尤山和凌云山旧本一体，是被人凿开的，但他不知道开凿者为谁。开凿者是秦时蜀郡太守李冰，《汉书·沟洫志》载其事，志云：“蜀守李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离堆即是乌尤山。《水经注》沫水下也叙述到李冰凿崖、斗败水神的故事。沫水即大渡河，俗名铜河，水势湍急，在与泯江合流处，曾几次改道。估计古时河口必正对乌尤与凌云相接之处，故凿通之以杀水势。夏季洪水期，乌尤四面环水，故云“独在水中央”，但到冬季，则北面水涸而成旱田。

现存的大渡河故道，更靠西，河口与凌云山的大佛崖正对。凌云山的大佛是在开元初年由海通和尚创议开凿，直到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韦皋镇蜀时始凿成，其用意也在减杀大渡河的水患。石佛因岩而成，把岩壁凹凿进去，靠壁凿成一尊弥勒大佛的坐像，水势免去与岩壁冲击，祸患因而减杀。岑参诗中未提大佛，盖因大佛尚未完功，或中途停顿了，有杀风景。

所谓“三江”，即大渡河、岷江与青衣江。岷江，俗名“府河”，古称“外江”，由成都南下，在乐山县城东北隅与大渡河合流东下而成青衣江。乐山县城，隔江与凌云山、乌尤山遥遥相对。乌尤山之东，在青衣江北岸尚有马鞍山，形如旧式马鞍。山浅，无林木寺宇。峨眉山则在乐山县城之西南，天晴时可以远远望见。诗称嘉州为“夷獠乡”，可见当时尚未十分开化。

所谓“虎穴”、“龙湫”，在凌云山上确有其地。有一处摩岩草书一大“虎”字，殆即所谓“虎穴”。又有一处摩岩草书一大“龙”字，其下有泉，殆即所谓“龙湫”。就其字迹观之，殆唐初人所为；或许是后人傅会岑诗而刊刻的。

值得注意的是：以写边塞生活著名的岑参，在这两首诗中却表示着深厚的佛教影响，与李白、杜甫的倾向相同。这只不过举了两例而已，此外还举不胜举。所有的盛唐诗人，都是在时代思潮中淘荡，正如韩愈在《原道》中所说的“不入于老，则入于佛”。事实上老与佛，在居士们看来，也没有多么大的区别。后人概括为两句话：“有酒学仙，无酒学佛”，正凿穿了这个浑沌。

岑参是江陵人，在他卸下了嘉州刺史的官职之后，本拟乘舟东下，直出夔门；但他在路上受了阻碍，不得不改道北上，到了成都。不久便在成都去世了。关于他去世的年月，学者之间小有争论。一边是赖义辉的《岑参年谱》（《岭南学报》一卷二期）断定他死于大历四年（769）。他的根据是杜甫《追酬故高蜀州（适）人日见寄》诗的序文：“今海内忘形故人，独汉中王（李）瑀与昭州敬使君超先在”，不提岑参，可见岑参已殁。诗序署明作于“大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可见岑参必死于这个日期之前，故赖氏《年谱》作出了死于大历四年的推定。

闻一多别有所见，他发现了《岑嘉州集》中有《故仆射裴公挽歌三首》，是挽左仆射冀国公裴冕的。裴冕死于大历四年十二月戊戌，可见在这个日期之前，岑参还在世。闻一多于他所做的《岑嘉州系年考证》（《闻一多全集》卷三）中便改订为“大历五年庚戌（770）五十六岁，正月卒于成都旅舍”。

这个问题看来好像解决了，其实还是悬挂着的。闻一多的考虑还欠周到。大历四年十二月月大，朔日是乙未，“戊戌”是初四日，到年底除夕还有二十七天。裴冕是宰相，他的死耗当然会用飞马快报，不要十天就可以由长安传到成都。岑参的挽诗作于十二月中旬，作诗时或许已在病中。不能断然否定：他在作诗之后即死于十二月的下旬。

上述杜甫诗序作于大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杜甫时在长沙。岑参的死耗从成都传到长沙，需要相当的时日。既不能用飞马快报，又因冬令水枯，由成都至重庆一段，一般采取旱路，需要十天。再由重庆舟行出峡，这时已不是“千里江陵一日还”了，一般需要三天。由湖北境内转入长沙是上水，更需要时日。岑参假定死于正月元旦，旧习元旦之后至少有五日至十日百业休息，杜甫在二十一日以前便能在长沙得到岑参的死耗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认为岑参当死于大历四年十二月下旬，但依阳历则已进入公元七七〇年了。